改革开放以来宝鸡传承石鼓文化的记忆

快乐有趣

唐代贞观初年仲春，十面石鼓在渭河宝鸡南岸被一个放羊的老人发现，当时的石鼓就已历经千年风雨。这个石鼓，是最重要的金石学石刻遗物，它上面刻着的文字，人称当今汉字的“祖宗”。唐代韩愈曾专门为其上书请求妥善保存。当时的书法家虞世南、褚遂良、欧阳询等均十分推崇石鼓文书法。唐代诗人杜甫、古文大家韩愈、宋代文学家苏轼等，还专门为它做过诗。近代的康有为曾誉其为“中华第一古物”。石鼓，在中国的文字史、文学史、考古史、社会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非常重要。斗转星移，沧海桑田。对于当代宝鸡人来讲，与石鼓有关的一切文化符号，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历史的记录，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

建园筑阁 ，永久传承

现珍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石鼓馆的十面石鼓是国宝级文物，它们是从宝鸡出土的。之所以贵为“国宝”，是因为这些鼓面上刻的文字据考是周宣王时代的。唐代大诗人韩愈在《石鼓歌》颂扬了周宣王中兴王室及驰逐围猎、勒石铭功的宏大图景。据研究，周宣王刻在10面石鼓上的这些文字的形状是“苍硕之嗣，小篆之祖”，也是秦始皇统一文字时依据的母体，也可以说是今天汉字的“祖宗”。所以，数千年来，这十面石鼓的地位在考古界、文物界和学界备受尊崇，曾被康有为美誉为“中国第一文物”。 石鼓，最早被人发掘是在唐代，出土于宝鸡市，今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宝鸡出土的十个馒头状花岗岩石刻，因外形似鼓，被称为“石鼓”，上面的文字被称为“石鼓文”，这是一种由大篆向小篆过度的文字，后也被人称为“籀文”。这十面石鼓其形上小下大，直径约三尺，每个重一吨，鼓上皆刻有四言诗，内容多言渔猎之事，故石鼓文又称为猎碣文。本来十个石鼓皆有文字，不过由于历经波折坎坷，每逢战乱便失于保护，流落民间，未得到持续保护，甚至有一鼓曾被人当做磨刀石，上面的文字都被磨损殆尽。原有700多字的“石鼓”，现剩300余字。不过经过历代人的研究，并根据鼓身上的文字，将十面石鼓分别命名为：乍原、而师、马荐、吾水、吴人、吾车、汧沔、田车、銮车、霝雨。石鼓是国内出土最早的成篇石刻文物，世称“石刻之祖”，也被后人誉为“汉字的活化石”。石鼓出土后，鼓上陌生文字引起当时金石学家注意。查遍古籍，也没找到类似文字，这让文字大家认识到，这是之前文字研究中所缺失断裂的一段历史！所以，后世评价石鼓文是“集大篆之成，开小篆之先河，在文字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石鼓对历史研究、汉字演化研究都有着深刻意义。在文学上，石鼓上与《诗经》句式、风格相似的四言诗歌，从出土文物角度佐证了《诗经》传世的真实性。石鼓岀土是一件除了有历史意义、研究价值外的文物外，这更是一件艺术珍品，这上边的文字被后人奉为“书家第一法则”。石鼓上的文字是先在较为平整的鼓面上书写上去，在一笔一划精心刻之，这样更真实保留了书写本意。纵观石鼓，布局均匀有度，结构严谨，用笔舒展大方，笔力遒劲。被后世学篆书者奉为正宗，历代书家、名人赞誉和临摹者甚多。

      近年来，宝鸡市委、市政府以文化强市为战略决策，大力推动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把宣传弘扬石鼓文化作为切入点之一。从2006年开始，市上在中华石鼓的发现地——宝鸡石鼓山，投资35亿多元，建造了“中华石鼓园”，着力打造石鼓文化品牌。整个园区总占地500余亩，建筑总面积47万平方米，建有石鼓阁、石鼓书法艺术博物馆、研究院，全国最大的青铜器博物院、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周秦—金石历史文化和自然景观，融历史性、学术性、艺术性为一体，气势恢弘，堪称中国书法第一园。石鼓阁陈列有石鼓仿品10面，分别是《车工》、《千沔》、《田车》、《銮车》、《霝雨》、《乍原》、《吴人》、《而师》、《马荐》、《吾水》。石鼓阁，北临渭水，南依秦岭，高569米，阁顶距滨河路相对高度110米，建筑面积7200平方米，仿秦汉建筑风格，采用外五内九的层级设置，由白墙、红柱、灰瓦构建，气势雄伟，喻示着周秦文明在中华民族史上居九五之尊的崇高地位，堪称中华西北第一阁。石鼓阁是仿秦汉建筑，在阁楼的最顶端有一只金鸡，仿佛象征着宝鸡，是宝鸡市标志性建筑。园内建设的仿秦汉建筑风格的石鼓书法研究院，搭建“陈仓论书”的平台，供海内外书画家挥毫泼墨，展示书法艺术。同时，围绕中华石鼓园配套建设的石鼓文化城，投资12亿元，打造精品古玩街、文化艺术品市场和旅游文化产业园等，使其成为西北乃至全国闻名的新兴旅游胜地。中华石鼓园已成为传承弘扬中华文化的热土，成为宝鸡新的城市名片。目前，已接待游人19万多人（次），其中，登临石鼓阁的中外专家学者、有关方面领导和游客6万多人（次）。

石鼓本无声，蜚声四海文光远，雅阁诚有意，流韵千秋墨宝香。

2010年9月下旬,中国书法家协会与宝鸡市人民政府在宝鸡中华石鼓园举办“中国·宝鸡首届‘翰墨石鼓’全国书法名家邀请展”，就是因为宝鸡的石鼓山是名副其实的汉字之根系、书法之源头、书家之朝圣地。

著书立说，传之后世

  正如那些已经无法辨识的文字一样，石鼓背负的那些残断的历史，和它颠沛流离的命运，与中华民族所经历的苦难一直紧密关联。十面历史悠久的石鼓，以及笼罩它们在身上的未解谜团，让它们在跌宕的历史潮汐中更显独特，更显珍贵。我市学者对石鼓文的研究也没有停止过。先后也发表和出版过多篇（部）论文和著作。2010年11月5日,彭曦先生《中华瑰宝石鼓文》由三秦出版社出版。彭曦先生年近八旬,是宝鸡文理学院教授,享受国务院津贴的专家,是陕西省文史馆馆员,宝鸡炎帝研究会顾问、宝鸡周秦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在长城学、考古学、科技史、古文字学方面有很深的造诣;致力对宝鸡地域历史文化的贯通性思考和深入研究,对宝鸡姜炎文化、周秦文化研究、对石鼓阁建设等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中华瑰宝石鼓文——石鼓新韵共赏析》是彭曦先生沉潜学术、厚积薄发、服务宝鸡文化建设和开发的新作、力作。近年来，彭曦先生在担任宝鸡石鼓山公园建设文化顾问的同时，殚精竭虑，潜心钻研，终于撰成《中华瑰宝石鼓文》一书，让学界听到了宝鸡学人研究石鼓的声音。彭曦先生在《中华瑰宝石鼓文》一书里，就石鼓的初置地、发现地、作成的时间、石鼓文的内容、石鼓的价值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彭曦先生认为，石鼓诗作于春秋，鼓作于战国，石鼓的初置地和发现地均在宝鸡的石鼓山，石鼓具有文字、文学、书法、管理文化、自然科学和秦人精神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不愧为“中华第一古物”。彭曦先生在书中特别指出：石鼓并非一般的纪念、祭祀之物，“石鼓诗是以景抒情，以景抒志，是秦人秦国开拓奋进中那种走向强国的呐喊浩歌，是秦人秦国统一天下的一组交响序曲。”信哉斯言！《中华瑰宝石鼓文》的出版，其积极意义，不仅为近年来石鼓文研究所取得的一项重要成果，对石鼓文的进一步研究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而且，对我们宝鸡中华石鼓园的开发和建设提供了学术支撑，对提高我市知名度也将产生重要作用。

2010年《曹宇石鼓文图》问世。曹宇,1947年1月生于陕西岐山,早年就读于西安美术学院,毕业后从事群众文化工作。中国民主同盟盟员,宝鸡市政协第六、七、八届委员,群众文化副研究员,炎帝研究会理事,《石鼓》杂志主编。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版画家协会会员。西秦美术学院、西京大学教授,岐阳印社社长等。书画作品在全国美展、书展多次展出,出版著作多部。近年来,倡建宝鸡炎帝陵,开发大散关,筹建西普陀,研究石鼓文化。宝鸡市委、市政府授予“优秀文化工作者”称号。曹宇先生（号石鼓堂）在各级领导和朋友的支持下，多年来潜心研究石鼓，创办《石鼓》杂志，收集了大量资料，并对石鼓出土地长期实际考查，根据石鼓文译义，创作出了十首《译石鼓文诗》及十幅《石鼓文图》。《曹宇石鼓文图》以中国传统绘画形式，画于八尺宣纸，十幅《石鼓文图》经过作者数十年反复推敲、修改，在其六十花甲之年终于问世。十幅《石鼓文图》各件既是单幅作品，又有相互联系，洋洋巨著，连接在一起近乎四丈，文图再现了先秦政治、军事、民众生活、飞禽走兽和自然风光。对人们了解、研究先秦历史将会产生辅助作用。中国国学大师文怀沙先生，一直关心支持曹宇研究石鼓文化，并题辞“岐阳石鼓、碑刻之祖”；中国书协顾问、书法大师欧阳中石先生题辞“猎碣重光”；日本东丘印社社长川合东皋先生题辞“珠联璧合”；书法大家谭建丞题辞“金石寿书画缘”。有关专家对《曹宇石鼓文图》也给了他高度的评价。这也是曹宇先生近十年来一件力作，陕西省委省政府两厅授予曹宇先生“构建和谐陕西2007书画界新闻人物”。

    《曹宇石鼓文图》脱稿后，《华商报》、《陕西日报》、《西部建设报》、《宝鸡日报》等报刊作了长篇报道。各地发来贺诗短信，祝贺《曹宇石鼓文图》问世。户县政协王仲第吟诗：石刻之祖石鼓文，堪称瑰宝何须询，深奥难解其中意，以画释意唯曹君。书法家刘侃道：先秦猎碣出陈仓，识文唐人有韩张，文豪沫若研其意，吟诗作图石鼓堂。

      曹宇还创办了社刊《石鼓》杂志，在全国影响很大。得到了国家领导、书画大家楚图南、马文瑞以及沙孟海、吴作人、启功、文怀沙、欧阳中石、康殷、沈鹏、霍松林、黄养辉、冯亦吾、刘江、茹桂、石开、王冬龄、黄惇、王崇人、李延声、吴善璋等先生题辞与支持。出刊五期后因经费问题停刊。2009年，宝鸡市政协委员联名提案，要求恢复《石鼓》杂志，宝鸡市政府有关部门及时批复、同意复刊。现在《石鼓》杂志在宝鸡市新一届领导的关心和支持下，以新的面貌、丰富的内容、精美的印刷与全国人民见面。它将会成为书、画、诗、印爱好者的案头资料，宝鸡市的大名片，飞扬于祖国各地。

  目前，在传统文化传承的热潮中，我市学者李仲操、蒋五保、张亚炜等，热心石鼓文的研究，为揭示石鼓文化的内涵，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尽管目前在石鼓文研究中对一些问题还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和认识，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石鼓文化的探讨和研究。

岐阳石鼓文化学术研讨会在岐山召开

根在宝鸡，向外传承

改革开放以来，宝鸡石鼓文的研究和传承，呈现出市场化、多元化的路子，

  吉朝声创办石鼓印社。 石鼓印社社长吉朝声先生是于右任大师三原的同乡，虽不处同一时代，但有着文化的传承，他热爱书法篆刻艺术，刀功遒劲，刀法自如，执着追求，创新思维，集同行为友，身先优学，必成未来之大器。 公务员吉朝声退休后没有养花种草，而是精心筹备创办“石鼓印社”。然而，他的这个举动却引起了与湖南衡阳同名印社的争夺战。 2010年 10月，，石鼓印社先后投入了 165万元，完成了 45个类别的商标注册和网络品牌保护，让石鼓发现之地的宝鸡，合理合法地留住了“石鼓”二字。听说吉朝声创建了石鼓印社，并运用法律的手段保护了石鼓印社的知识产权，宝鸡书法篆刻界为之一振，也得到国内书画界关注。 2011年重阳节，石鼓印社将价值十万元的 100幅篆刻精品“百寿印”捐赠给宝鸡慈善总会，转赠予宝鸡的长寿老人。同时，石鼓印社联合宝鸡印社、岐阳印社，在 2012年元旦成功举办了《宝鸡首届篆刻艺术联展》，为宝鸡 58位篆刻艺术家搭建起交流学习的平台。 

  成立石鼓研究会，开展研讨交流。2012年12月13日上午,宝鸡石鼓文化研究会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在万利酒店石鼓堂隆重召开,标志着宝鸡石鼓文化研究会正式成立。会上,市民政局党组成员、调研员叶涛宣读了市民政局《关于同意筹备成立宝鸡石鼓文化研究会的批复》,市社科联党组成员、副主席霍海利宣读了《关于宝鸡石鼓文化研究会领导班子的批复》。会议表决通过了《宝鸡石鼓文化研究会章程》,选举产生了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长:任周方，宝鸡市文物旅游局; 岐阳石鼓文化学术研讨会在岐山召开 。

命名石鼓镇，用地名传承石鼓文化

从史志记载看，石鼓山上确实有一座石鼓寺，由于历史劫难，早已不复存在。前后相隔，村民自发和政府主导各自修起一座“石鼓寺”，其历史背景与建设初衷也是迥然有异。1985年，李仲操先生等在石鼓山北麓立碑标注。文革结束，乡村民间信仰恢复萌芽，集全村之力，于2002年恢复庙宇，不知历史上石鼓寺属于佛教还是道教，但村民却依据自身的理解和信仰习惯，将之定为社庙道观，逢会敬神。2015年，中华石鼓园的开发建设已臻成熟，修建这座新石鼓寺

石鼓阁南侧新建一“石鼓寺”，气势恢弘，建筑全部采用大理石材堆砌，佛像亦为石质。这等规模和讲究在宝鸡地区很是罕有。寺内共有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钟鼓楼等，美轮美奂。从门口的石碑得知，石鼓寺建于唐代，清嘉庆年间曾经重修，现在的寺院则是2015年由政府及企业家捐资重建。扩建重修石鼓寺院重修石鼓寺记石鼓山留有石鼓寺遗址。1965年，石鼓寺遗址出土一块清嘉庆13年石碑，载《重修石鼓寺记》。近年，在石鼓山西南一隅、连霍高速公路北侧重修石鼓寺一座，面向渭水，背靠秦岭。。

《重修石鼓寺记》: 石鼓之迩（er），邑乘载之详矣。其由来迁徙，尔时见于他说，唐韩昌黎有石鼓歌，及今世所刻石鼓文。予少时读之，尝以未获亲见其物为恨，而此山即其旧置之所也。山去邑东南十余里，蜿蜒南来如蛇龙，然自鸡峰而下逼临渭水。其山之阳有寺颓废有年，荒烟蔓草，荆榛满目，遥望之，不啻（chi）寒郊一荒冢耳。父老尝曰：此古之大刹也，昔之石鼓实出于此。丁卯冬，居人谋重修焉。披荆棘，除荒秽，伐木斩板，磨礲砖石，为构佛殿三楹，越岁而工程告竣，遂求记于予。予曰：石鼓，名迹也，构佛殿毋乃有误乎？佥（qian）曰：自昔已然。今之父老犹有能言之者，且寺有常住，地若干亩，僧会司岁催其租。予曰：然则胡为而犹以石鼓名也？佥曰：仍其旧也。予闻之而疑，疑而终且信，曰：自古贤人君子卓立于世，其生卒里居以及转徙流寓，后之人未尝不爱之惜之，乐识不忘，虽历世而犹不忍没也，而况周宣王之蒐（sou）狩，太史籀（zhou）之记载作石鼓以志中兴之盛者，其地乃在是哉。虽为佛寺，仍以其名名之，宜也。至古人寄迹之所，往往有极为名胜，入其中而为释道家之神祠者，唐宋元明以来多有之矣。寺虽无于石鼓之意，而犹幸不没石鼓之名，则凡瞻谒佛像而洁诚拜礼者，顾兹寺之名，当思石鼓之所以作，而翻然悟，蹶然兴也。谨为之记。

嘉庆十三年岁次戊辰仲冬月榖旦

邑丁卯科副榜高奋翥熏沐撰文并书丹

    本堡会首    赵绶、马登科、程泰、秦川、吴盛、

曹天亨、祖涌、畅程万、林茂、马绪全、范中义

1965年6月12日，李仲操先生（时任宝鸡市人民委员会办公室综合科科长）和当时宝鸡市文化局干事张凤彩从石鼓山下的石鼓寺遗址下挖出该碑并拓文，惜现已不存。2004年12月，南粹生先生自费在村民所建“石鼓山”庙院中重刻立碑（目前仍在，见下图）。本次碑文根据新石鼓寺山门东侧石碑背阴碑文所整理，

举办书法大寒

注册石鼓企业。宝鸡市石鼓文化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东岭石鼓文化廊桥工程总投资145亿元，于2009年6月开工建设，由宝鸡市河道路管理委员会和东岭集团共同建设，其中东岭集团出资8000万元援建。廊桥东岭石鼓文化廊桥作为中华石鼓园的重要组成部分，坐落石鼓山下，横跨渭河，全长 6844米，桥宽65米。廊桥构造独特、新颖，廊桥桥面以上布置双坡长廊，间或布置六角亭，主要桥墩上布置双层重檐塔楼。廊、亭、塔楼为仿古建筑，与石鼓山公园的建筑遥相呼应，相映成趣。桥体上装饰有金石走廊、历史年表、诗词歌赋、人物浮雕、历史文化地雕，廊桥顶部选用了中国历代名画点缀，同时把宝鸡青铜器、石鼓融入其中，整体展示了中国辉宏的历史长卷，更凸显了宝鸡八千年的地域文化。“长廊记史上河图展前朝画，渭水扬波鸣凤曲吟盛世歌。

“石鼓文”亮相宝鸡街头。2013年12月，在宝鸡市区经二路道路南边的人行道上新出现了10面石鼓雕塑。石鼓高约2米，直径约15米。每个底座上，除了正面有名称外，两边分别是中英文介绍。据介绍，由宝鸡市文物旅游局和住建部门牵头，经二路综合整治改造提升指挥部协调，从今年8月开始在经二路上安装珍品仿制青铜器、石鼓仿制品及青铜器水景。这次展示的石鼓，其原型在初唐时期发现于宝鸡石鼓山，被称为“中华第一古物”。有描写千河美景的“千沔鼓”，记述秦公与随从等太远游猎盛况的“田车鼓”，另外还有“銮车鼓”“酃雨鼓”“作原鼓”“吴人鼓” “吾水鼓”“而师鼓”“马荐鼓”等。石鼓上的文字不仅是我国发现最早的石刻文字，也是难得一见的大篆体书法作品，而且是我国最早的石刻诗歌。

为了弘扬传承优秀周礼文化，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由岐山县文化广播电视局、岐山县周文化研究会召开的岐阳石鼓文化学术研讨会上，专家、学者各抒己见，用证据论证，以理服人，发表了很好的观点。岐山作为周文化的发祥地，研讨岐阳石鼓意义重大。大家对石鼓出土于岐山之阳，命名为“岐阳石鼓“，属周文化范畴，达成共识。

会后，部分专家学者还参观了岐山县正在建设中的“岐阳石鼓博物院“，这个作为岐山县今年招商引资的文化项目，建设进度之快，场馆面积之大将是对宣传、研究周秦文化提供很大的平台。该项目是由著名书画家、石鼓文化传承人曹宇先生退休之后为家乡所作的贡献。与会人员认为曹宇先生老当益壮，古稀之年还投资公益文化事业，造福乡梓，精神可贵，值得赞扬。

     圆明园是中国清朝时期所建的“皇家园林”，在近代被八国联军侵略烧毁，随后便成了留存在后世人们心中的一种美好意象。圆明园该不该重建？近几年里这一话题经常登上榜首，成为人们争论的焦点。甚至有人真的采取了行动，欲在其他地方重现圆明园的辉煌瑰丽。然而，如今“圆明园”已不再仅仅代表一处环境优美但惨遭破坏的后花园，更是一种糅合了多重意义的景观符号，它是中国上下两千年封建王朝的缩影，其建造过程是中华民族的工匠精神和高超技艺的表现；他是近代中国受压迫受侵略的直接体现，断壁残垣鞭挞着中国人民以史为鉴，艰苦奋斗，不断探索着在当今全球化发展视域下我国民族文化传播的方向和世界多元文化共鉴共生的发展道路。

     “重建”这一想法的产生直接来源于再现圆明园的华丽景象的初衷。但是究其本质，重建后能和原先面貌有多少相似之处？重建后新的场景符号又有什么样深层含义？重建或许可以再现皇家园林，但不能复制人们对于圆明园的特殊情思。

      圆明园是中国清代大型皇家园林，修建时间长达百年，在我国古典园历史中占据重要的地位，被称为万园之园。圆明园之所以有“皇家园林”的称号，原因之一是圆明园只为帝王和上层贵族服务，清帝每到盛夏就来此避暑、听政，而平民百姓没有资格进入，从出入规定上便体现出了封建王朝的中央高度集权和皇权至上的概念，是封建专制制度的一种缩影。圆明园的造景布局大量地体现了“鱼乐”思想和“洞天”思想，且帝王在其内部供奉道教神明以求国泰民安，就是清朝帝王以艺术形式表达政治理念的一种途径，是帝王政治美学的最佳载体。圆明园的修建耗费了大量的财力人力，后世人们从圆明园的规模之大，景色之秀丽中感受到康乾盛世的国力强大和经济空前繁荣。

      圆明园的陨落并非如巴黎圣母院的意外烧毁，而是一种有预谋、破坏性极强的侵略行为，是中国近代屈辱史留下的伤疤。透过如今千疮百孔的圆明园遗址，八国联军烧毁建筑，掠夺珍藏在内的文物古籍仿佛历历在目。目前，许多被抢走的文物仍未归国，倘若重建就会销毁这些中国曾被欺压的现实证据，而且即使重建，其中曾囊括的文物也难以全部重聚。重建的仅有外部躯壳，圆明园的内涵和灵魂都将是空虚的。

      圆明园作为中华文明的结晶，是一座集大成式的里程碑，它毁灭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中国长期以来闭关锁国安于现状使思想、工业化等都落后于世界，而清朝政府的软弱无能和一味妥协又直接导致了西方帝国更为肆虐地在中华大地上侮辱践踏。杜牧在《阿房宫赋》曾道：“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资本国家的侵略殖民固然让人感到愤恨，但从根本出发，从自身反省，之所以被侵略与整个中华民族在清朝时期的闭关和腐朽软弱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落后就要被历史进程所抛弃，必然受到历史的鞭打。

      前事不忘，方为后事之师，中华民族决不能让历史重演。圆明园之火对于中华民族是一种锻造，一种洗礼，它让当时更多的有志之士集中起来，在中华大地上不断迸发出救国救民之热潮，也让如今许多人一直孜孜不倦地探寻和感悟着近代所遭遇的民族之痛有多么沉重。历史不容忘记，当代的中华儿女应时刻谨记以圆明园烧毁为代表的近代屈辱史，保持清醒；脚步不能停止，实现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我们在此征途上需持续前行。

      圆明园被法国作家雨果称誉为“理想与艺术的典范”，而他又在1861年写道：“有一天，两个强盗闯进了圆明园，一个洗劫，另一个放火将受到历史制裁的这两个强盗，一个叫法兰西，另一个叫英吉利。”不管当时的清政府如何闭关锁国、妄自尊大、腐朽堕落，都不能成为外国的铁蹄践踏中国领土并肆意抢夺、焚毁圆明园的理由。对于英法联军对这颗东方文化明珠的肆意毁灭，对于人类文明成果的蔑视，全世界都秉持反对和唾弃的态度。在人类社会日益进步，世界各国的关系愈加紧密，世界文化遗产越来越被珍视的背景下，全世界都在呼吁和平，全球各民族的文明遗产都应该在世界范围内被尊重，因为它们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而那些敌对的、不友好的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必然会被抛弃，无法阻挡人类走向和谐、大同的历史趋势

      18世纪，在东西方文明激烈碰撞之时，中华民族沦为被欺压的对象，璀璨的文化成果也一夜之间变成残骸。如今，在认识和总结价值的基础之上，我们也在不断探索着在国际舞台上讲中国故事，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的方式。

      “跨文化传播”一词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由美国文化学者爱德华·霍尔第一次提出，指的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发生的信息传播与文化交往活动，它所预设的传播环境是一种平等的群体心理环境和社会环境。但就当今的实际情况来看，跨文件传播的状态并不是平等的，不同文化之间对话时经常会出现文化偏见，例如“电视剧鄙视链”的存在就是一种文化偏见现象。而这种偏见在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极有可能会导致文化侵略、文化殖民和文化帝国的结果。

      文化殖民是一种现代新型殖民方式，是指一国以文化方式对另一国进行侵蚀，达到从根本上消灭另一国文化自主性的目的，淡化民族意识。当今的中国国力逐渐强盛，中华民族独立自主，以圆明园烧毁为代表的近代西方帝国对中国直接的土地侵略与殖民不再会发生，但这种新的殖民方式在逐渐蔓延。譬如，以好莱坞为其代表的美国影视文化对当代中国年轻人就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曾经，因为美国**的影响掀起了一场中国年轻人对于洋快餐的大快朵颐；现在，由于美国**频繁强调“自由”，这种自由是满足个人利益，而与集体利益相对立，导致了我国年轻人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上的理解偏差。这种文化殖民是对人们观念上的潜移默化的植入，最终会导致本土文化的主体地位丧失。在跨文化传播的语境中，我们应该谨防别国的文化殖民，树立文化自信，传播中国声音，捍卫中华民族文化的主心骨地位，避免中华文化失语现象。同时，要以尊重别国文化为前提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谨记不做文化殖民的推动者。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经历千年风霜的文化，它之所以可以传承千年，原因之一便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包含着“和合”的思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包含着极为丰富的思想内涵，从文化哲学的视角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合”思想的延续，是“通而不同”的中国哲学精神的体现，更是多元文化共建共融思想逻辑的彰显。文化没有优劣之分，任何文化都应该受到全世界的尊敬。中国一直以尊重、包容和批判的眼光对待其他文化，而这也是在全球化视域下人类文明共同发展的正确态度，是在全世界大格局中形成“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盛丽景象的必行之路。

      圆明园的湮灭不仅代表清朝的颠覆，更是时代更迭的标志。它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也是时代交替和民族遭受屈辱的见证，我们不能仅仅为了恢复前者而舍弃更具历史意义的后者。从“圆明园遗址”这一景观符号中应该引起我们对现如今民族文化传播的思考，决不允许在文化传播层面上再现殖民主义，要克服文化偏见，消除文化傲慢，共同保护各民族文化遗产。并且，在当今国际舞台上中华文化要继续秉持自古以来平等和包容的胸怀，促进各民族和国家之间的文化共鉴共生，追求“美美与共”的文化发展，从文化层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必然的、光明的未来。

古代社会的人们传递信息，往往借助特定的肢体动作、有声语言及纹身、饰物、舞蹈等以身体为传播媒介或载体的广告传播形态来达到目的。身体或肢体是为最原始的广告媒介，其媒介功能在中国古代社会漫长的岁月里被不问断地保留并延续下来。古代社会常用的肢体语言大致分为以下几类：

1．拟态与手势语。在语言使用之前，拟态与手势语是把特定信息传递给受众的最实用、最有效的方式。如原始人在狩猎过程中，当一个人遇到野牛群时，就立即跑到同部落的人都能望见他的高地上，两手举起身上遮体的东西，伸到头顶，然后再慢慢放下，反复不已。这是动员全部落成员围猎的信号。原始人狩猎喜欢结伴合作，当猎手们发现兽迹时，需要隐蔽行进，就相互用手势语交换情况。那些手势往往都能表现动物最显著的特征。高举双手，食指伸直，表示所见野兽是有一对大角的大捻角羚；中指弯曲，其余四指伸展，大家明白这是发现了长颈鹿；发现鸵鸟则斜举手臂，象征其长颈。民族学研究证明，这种拟态与手势语在古代社会里是到处存在的，是原始人传递信息的重要载体。

2．身体彩绘和纹身。在身体上涂色彩或画图形的装饰叫做绘身，这种装饰起源极早。在数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后期遗址中，经常发现有可以作为颜料的赫石。直到近代，许多保持着古老习俗的民族仍喜欢在自己身上绘彩。我国旧俗端午节，不少地区的少数民族都习惯在头面、手腕等处涂雄黄或画符，将牙齿染黑色可以说是一种绘身装饰。古籍中记载我国东南方有一个“黑齿国”：“倭国东四千有裸国。裸国东南有黑齿国，船行一年可到。”我国云南的傣、基诺、布朗等族，平时喜欢咀嚼槟榔和石灰，久之也能使牙齿变黑。

在人体表面皮肤上刺花的装饰叫做纹身，这种习俗起源也很早。据古书记载，我国古代江南地方的吴人、越人、楚人崇拜龙图腾：“文身刻画其体，内墨其中，为蛟龙之状，以入水，蛟龙不能害也。”我国包括汉族在内的大多数民族在古代或近代都有纹身的习俗。黎族女子开始纹身的年龄是十二三岁至十六七岁。有了情人就要在手上刺特别的标记，这种标记往往是情人亲手给予黥刺的。我国云南基诺、布朗、独龙等族，台湾高山族同胞也有纹身的习俗。……（删节）由于纹身在原始社会氏族部落之间的交往及原始人的群体活动中具有较强的识别作用，在不同的群体交流、争斗及通婚过程中又传递着特定的信息，随着原始群体的迁徙与活动，又在更宽泛的据土范围内发挥作用，因而也可以视为一种能够传达生活及社会信息的原始广告媒介。

3．人体饰物。在人体上加装饰品，最早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后期。在我国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遗址里，就发现了丰富的装饰品。其中有空孔的兽牙、空孔的海蚶子壳、钻孔石珠、钻孔小砾石、钻孔的鱼骨和刻沟的骨管等。它们是用带子串起来套在身上的。人体饰物形形色色，名目繁多，大体上可以分为发饰、头饰、耳饰、鼻饰、唇饰、颈饰、脚饰等等。人体饰物的配带，跟不同时代人们的发型、发式密切关联。我国西南少数民族一般是将头发盘结成椎形，或结于额前，或结于背后，逢节日往往满插繁花。广西瑶族妇女发式因地而异，有头上插竹箭两根，约二尺长，分头发为两股，左右盘结，绕箭而上，又以纱巾覆盖，形关如蝶翼双立。有的则头戴竹箍，两端翘起，形状象牛角，再系以珠子丝绵扎紧。浙江东部一些地方的畲族妇女，头饰用竹筒制成，长三尺左右，外面包以红呢，嵌以银边，竹筒前后都钉有一个银牌，并挂上白色串珠。根据不同饰物，可以判断不同族群的生活习惯和特性，可以通过不同饰物的搭配、组合传递特定思想或文化信息。在这里，人体饰物不仅反映着原始人的喜怒哀乐，而且还把这种生活文化信息传播到族群每个成员当中，甚至传播到临近或敌对氏族群体之中，原始广告传播的功能也表现得较为强大，具有明显的广告“告知”功能。

根据以上材料不难看出，在原始社会及文明早期漫长的岁月里，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地区的不同人群，传递信息的方式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都是靠肢体语言进行的，特别是一对众、群族对群族之间特定的、具有“告知”和“识别”功能信息的传递，都是以这种方式来完成的。肢体语言在这里成为最原始也是最重要的广告传播媒介。

二借代物——广告信息传递的特定标记

原始人传递信息除了使用肢体语言外，更多的则是依靠现实世界的自然物来实现广告信息的传递。这些自然物，一种是自然界自然生成或存在的，如树木、岩石等，另一种虽然是人类创造的，但尚没有被有意识地专门用来当作广告媒介来使用，而是在传递信息过程中被借用了，如图画、绳索等。这种借代物分为两种情形，一是特定借代物，二是生活借代物。

1．特定借代物

(1)结绳。结绳记事是一种常见的原始信息传递方法，我国古代社会结绳记事的做法在史书中多有描述，《周易》载：“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庄子》载：“昔者容成氏……祝融氏、伏羲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北史》也提到：“射猎为业，淳朴为俗，简易为化，不为文字，刻木结绳而已。”结绳法在我国古代历史上应用广泛且年代久远。台湾高山族人记录约会日期，就按天数打若干绳结，每过一夜即解开一结。西藏珞巴人则是每过一天用刀割一结，直割到最后一结就表示到期，绳结解完表示赴约之日。云南独龙人单独出远门，往往要在腰间系一麻绳，走一天打一结以记录走出天数。瑶族在二人发生纠纷时常在头人面前获得裁决，其方法是，争执者各执一绳，谁诉说一理由即打一绳结，直至说完为止，绳结多者胜诉。在阶级社会里，结绳的传统也被商人继承下来，并在形制和用途上加以变化。在店铺、酒店肆、茶楼及行商的摊位上，各种各样的幌子或招牌，往往饰以各种饰片，用绳串缀，下缀幌绸、五彩条状织物、各种料珠或排穗，也有许多造型独特的幌子，由粗麻绳打结编织而成。在这里，绳节成为传递广告信息的新型媒介。

(2)刻木。刻木为另一种符号语言。史书上也曾记载我国各地刻木记事的历史事实，如《后汉书》载，“大人有所召呼，则刻木以为信”，虽无文字，亦不敢违。《岭外代答》也载：“瑶人无文字，其要约以木契合二板而刻之，人执其一，守之甚信。”《云南腾越州志》也提到：“夷有风俗，一切借贷赊用、通财期约诸事，不知文字，唯以木刻为符，各执其半，如约酬偿，毫发无爽。”

刻木为记的习俗在商品生产和交换过程中，则演变为官工的铭刻或名人商品的标记，即在所售商品上打上官工的名字或名人的名字。如果往前追溯，刻木甚至可以视为商品商标和标记广告的源头。

(3)狼烟。我国春秋时期，就有用火光烽烟传递军事警报的记载。秦始皇以后，在万里长城上每隔十里即筑一烽火台，用干燥的狼粪做燃料，点燃之后，火光烟雾腾空，可把紧急警报传到很远的地方。古诗“平沙落日大漠西，陇上明星高复低；孤山几处看烽火，壮士连营候鼓鼙”之句，正是这种原始信息传递法应用的真实写照。这种传播媒介在古代社会商人们的经商活动中也被使用，如在不同时期，都有夜行的商队、马帮“举火为号”的记载。

(4)鼓。原始的信息传递法既有作用于视觉的，也有作用于听觉的。作用于听觉的信息传递主要借助于音响传播工具来进行，其中以信号鼓最为常见。我国基诺族的牛皮木鼓，也是把一段粗树木的两端凿空，再缚以带毛的黄牛皮，悬在树上用木槌敲击，每逢年节，一听鼓声即男女老幼云集，唱歌跳舞。

(5)竹号。我国怒族在丧礼时用竹号传播信息，通过吹奏不同数量的竹号来向全村报丧。竹号的数目按死者的身份而增减：未婚死者吹一个竹号，已婚者吹两个，老人和首领吹五六个。部落成员闻讯随即赶到死者家里，送来鸡蛋吊唁。进入阶级社会，随着行商坐贾的分化，行商走街穿巷，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吹、拉、弹唱等信息传播工具，如汉代商人就有吹箫卖贻糖的记载。

(6)音响器具。我国新石器时代庙底沟遗址出土的陶钟、陶埙，姜寨遗址的三孔陶埙都具有音乐发声作用。进入阶级社会以后，随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声响广告的形态日益丰富多彩，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器物都有可能成为声响广告的传播媒介，如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碗、盏、盆等，与娱乐相关的箫、琴、瑟、鼓、锣等，也成为了广告信息传递的工具。出于广告宣传的需要，许多商人还专门制作了表现行业特征的响器器物，比较典型的就有货郎的拨浪鼓，剃头理发者所用的镊叉，磨刀匠所使用的铜制拍板等。

特定借代物的广泛使用，说明广告传播的方法、途径有了很大的变化。随着传播活动的频繁和传播技术的进步，人们借用一切可以借用的工具或物件更有效、更富有针对性地传递广告信息。媒介形态的丰富，使人类的广告传播在更宽泛的地域内进行，并传递着更为丰富的思想、文化及商业信息。

2．生活借代物

(1)草标。也称之为草芥。本是自然生长之物，但当其插在所售或待售物品上时，便有了标识意义。在中国古代社会不同历史时期，小到日常生活用品，大到贫困人家因饥寒出卖儿女，均使用草芥。《水浒传》里曾多次提到草标，最为有名的是关于杨志卖刀的记载：“杨志当日将了宝刀，插了草标，上市去卖。”这里的草标便具备了广告媒介的功能。

(2)谷穗、笊篱、柳条。多出现在乡村郊野的食店门前，随意挂在门前或栏栅上，不仅能起到标识作用，还能显示出店家的朴素、好客，小小的笊篱和柳条能马上拉近店家和顾客、商家和路人的距离，也是一种制作成本低廉但传播效果极佳的广告媒介。

(3)瓶瓢、草帚。草帚也称为“草刷儿”和“草杆儿”、“帚杆”。宋代以后，打破市坊限制后，店铺不仅可以开设在居民区内，而且集市、乡野均可以开设店铺进行经营。草帚作为广告标识多出现于酒肆茶楼，宋代文献资料对这些事物的记载较多，宋人洪迈在《容斋续笔》中曾提及：“今都城与郡县酒务，及凡鬻酒之肆，皆揭大帘于外，以青白布数为丈之。微者，随其高插大小，村店或挂瓶瓢、标帚杆。”

草帚作为广告标识，除了作为酿酒辅助工具的特殊性外，还有更深典故。主要取意为“扫愁帚”。宋人苏轼曾吟到：“要当立名字，未可问升斗。应呼钓诗钩，亦号扫愁帚。”

这里的“扫愁帚”显然成为酒的别称。意为“借酒消愁”、“一醉解千愁”。所以用草帚作为酒店的标识幌，既形象又生动，还具有象征意义，具有浓郁的民俗色彩。

在中国古代社会，生活标记为数众多，多依附于店铺和行商的活动存在，使用范围基本上没有超出商人活动区域和狭隘的“市场”范围，由于经常使用和消费者约定俗成，反映着普通民众的喜怒哀乐和审美情趣，同时，也反映出媒介使用者或商家的群体智慧。但这一类广告媒介的普遍使用，也反映出生产力水平较低阶段人们对广告媒介开发和利用的局限性。

三手工广告媒介——广告信息传递的行业标识

在古代社会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人类在适应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自我意识和自主意识不断增强。以我为主体创造性地传播精神文化信息，创造社会物质文化财富成为一种自觉的行动，对广告媒体的开发和运用反映了这一事实。古代劳动人民创造了种类繁多、风格各异的广告媒介，广告传播的影响力更大，进而成为社会发展和民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1．店铺广告媒介

店铺广告媒介是中国古代社会广告媒介的主要形态。包括饭店、酒肆茶楼、当铺、旅店门面及周边环境的广告形态，具体来说又分为数种最常见的情形。

(1)幌子。幌子是中国古代广告媒介中最成熟的媒介形态之一。幌子往往以生动、直观的形制，鲜艳的色彩和独具魅力的民俗性给人以视觉上强烈的冲击力。幌子从构成看，比较讲究的有幌杆、幌架、幌挑、幌盖、幌体、幌座和幌坠等部分组成；从形体上看，有圆形、方形、三角形、菱形及不规则形；从传播的内容看，凡是与商业经营或商品服务相关的信息均有可能以幌子的形式出现；从制作材料看，则有布、绸、缎、棉、铜、铁、木等各种材质，不少幌子则由多种材料复合制成；从表现形式看，则又分为实物幌、模型幌、象征幌与特定标记幌等。

(2)招牌。招牌传播媒介的出现，也是和店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招牌的位置多出现在门面或门前，多以悬挂、镶嵌、砌筑的方式来设置。招牌作为广告媒介所传递的信息，内容十分丰富，具体来说，一是书写店铺的名号、字号，如点心铺书写“老宝泰”、“晋阳豫”等；二是传达商家的经营思想和经营特色，如招牌上书写“公平交易”、“童叟无欺”等；三是反映行业牲和服务范围的词句，如“知味停车，闻香下马”等。招牌作为古代广告信息传播媒介，从其悬挂的位置来看，又分为不同的横额、竖招牌、挂板及店外冲天招牌等。

(3)垆。垆作为一种广告信息传播的媒体有其特殊性。垆原本是酒店门前温酒的土台子，为了照看所温之酒，垆旁边往往坐一个面容姣好的女子，一方面为了照应客人，另一方面也为了招徕顾客，妇人当垆在汉代已渐成风俗。《史记》曾载：“相如置一酒舍沽酒，而令文君当垆。”(《司马相如烈传》)因汉代初期官府允许民间卖酒和售酒，所以酒店门前多有酒垆。垆成为酒店的标识。

(4)彩楼、欢门。宋代开放市禁，民间宽阔门面的大店铺出现，就为彩楼、欢门的出现提供了可能。彩楼是指店铺的门面装璜，如《清明上河图》中孙羊正店的门首装饰，就属彩楼的一种。彩楼多根据店家的喜好专门设计，相对固定，独具风格。欢门广告则指店铺经营者和商家在节日或重要活动时临时搭建的门面装饰，常用彩色纸、帛装饰，因目的性较强，标识作用明显，也被视为古代的广告传播媒介之一。宋代在门首搭建彩楼、欢门渐成时尚，《东京梦华录》曾载：“凡京师酒店，门首皆缚彩楼、欢门。”(《酒楼》)

(5)灯笼。灯笼作为广告传播媒介，始于五代。耐德翁在《都城纪胜》里曾载：“酒家事物，门设红权子绯缘帘贴金红纱栀子灯之类，旧传因五代郭高祖游幸汴京潘楼，至今成俗。”(《酒楼》)

灯笼一般悬挂在酒肆茶楼门首显著位置，上书“酒”、“茶”、“客栈”等字，十分醒目，在寒冷的夜晚也显得十分温馨。灯笼的形状因行业特点不同也有较大差别。如酒楼灯笼如酒瓮，还有圆形、椭圆形、宫灯型等形状。药铺则与葫芦相似。

店铺广告媒介使用，是行商坐贾分化的必然结果，也是商业繁荣的重要标志，不同类型店铺广告媒介的使用，方便了商家与普通民众的信息交流，也使商业经营的行业特色更加突出；同时，广告媒介由于制作精良、外观漂亮，在美化人们生活方面也开始发挥巨大作用。

2．行商使用的广告媒介

行商坐贾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分化。坐贾守摊经营，行商则走街穿巷。行商所使用的广告媒介，也是中国古代广告媒介的主要表现形态之一。

(1)拨浪鼓。也称“货郎鼓”、“不郎鼓儿”。一般认为宋代开放市禁以后，货郎走街穿巷开始使用拨浪鼓。宋代李蒿在《货郎图》中就绘有拨浪鼓的形状。宋元明清时期，拨浪鼓是商人招徕顾客的主要广告传播媒介之一。和拨浪鼓属同类性质的广告传播媒介还有锣、鼓、钹、铃、梆、板、盆、镊叉、木鱼、钉拐等，为不同行业的商人所使用。如元代卖糕饼的就敲木鱼，修鞋的则在货架上悬挂钉拐互相碰击发出声响来招徕顾客。(2)箫。东汉时期，箫就成为广告传播的媒介。唐宋时期，这种风俗便流传下来，到宋元时期则较普遍，主要是卖饴糖的小商小贩使用箫来传播商品信息。宋代诗人曾吟到：“草色引开盘马地，箫声催暖卖饧天。”(《寒食假中作》)形象地描述了商人用箫作广告宣传的情形。在中国古代社会，此类性质的广告传播媒介为数众多，较为典型的还有笛、唢呐、喇叭、口琴、哨等。

中国古代社会行商所使用的广告媒介主要分为吹、打、弹、拉四大类。各行各业的行商均有自己独特的声响工具，在中国古代广告信息传播中发挥巨大作用，并成为民俗文化的组成部分。……（略）

这些独具特色的广告媒介的使用，使中国古代广告传播活动从商业中心城市向周边农村地区扩展，从沿海商业中心向内地广大区域扩展，广告传播也打破区域传播的局限，在更宽泛的领域内开始发挥作用，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商业进程和社会进步。

3．印刷广告媒介

伴随着印刷技术的发展，特别是雕板印刷技术的发展，印刷媒介在广告信息传递方面开始发挥巨大作用。作为唐宋以后出现的新型广告媒介，其表现形式和表现内容在商家的经营活动中也日益丰富多彩起来。

(1)铜板印刷媒介。雕板印刷术的成熟，使得一种新型的广告媒介——广告铜板在北宋时期开始出现。最为典型的实物就是现存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济南刘家针铺的广告铜板。这是一种商标和广告信息相结合的雕板印刷物。铜板宽125厘米，高13厘米，正面雕刻有“济南刘家针铺”的标识字样，画面中央雕刻“玉兔抱杵捣药”的图案。图案两旁有八字“认门前白兔儿为记”分列两旁。图案下方还有特别的广告宣传文字。刘家针铺的广告铜板，被视为是印刷广告中的典型代表。

(2)广告招贴画。广告画出现在南宋时期，采用纸质印刷。据史料记载，南宋时出现《眼药酸》杂剧印刷广告。画面内容是两个穿戏装之人位于画面中央，一人用手指眼，示意有眼病，另一人则手拿眼药水请他使用，广告表现类似今天的广告招贴，十分生动形象。

(3)书籍广告媒介。明清以后，雕板印刷术有了进一步发展，书坊刻书和印书渐成风气。为了宣传所印或所刻图书质量，书商开始在图书的前言或后记，甚至封面上做广告宣传，书籍本身除成为文化信息载体外，也成为新型的广告媒介。如明弘治年间的《奇妙全相西厢记》书尾就刊印了广告，广告词为：“本坊谨依经书重新绘图，参订编大字本，唱与图合，使寓于客邸，行于舟中，闲游坐客，得此一览，歌唱了然，爽人心意。”此类广告形态随着图书印刷事业的不断发展日益普及。

(4)木板年画。清代木板年画十分盛行，年画铺遍及全国各地，广告年画成为新型广告媒体。如苏州桃花坞出土的“四时名点”广告年画中，绘有《失街亭》的戏文和插图，而这种年画又充当“四时名点”的包装装璜，具有鲜明的广告宣传功效。

作为手工制作物的广告媒介，多是商人在长期经商过程中，通过观察、积累，结合行业特点所创造、加工，并不断改进的新型信息传递形式。因为这些媒介多是伴随着商人的经商活动而产生，并成为商人经营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具有明显的行为标识作用。

现代部分：

传播媒介的发展既是人类社会文化事业和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过程，又是人类思维不断符号化的进程。从媒介发展史考察，出现过口头、手抄、印刷、电子、网络等形态的媒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媒介反映出不同时期的社会特点，这就是媒介本身所传递出来的信息。当然，新的媒介的出现，并不意味着以前的媒介就必然被淘汰。正如高科技时代，民间传说、民歌等依然保留口头传播的方式，显示出不同地域、部落、民族的文化魅力，其间有个“文化滞留”的现象，即“经济现状、政府法规和政策、公共兴趣、文化习惯的影响等等，文化的技术或物质方面超越了整个社会控制和运用这种技术的能力。”[2]本文把以报刊为代表的印刷媒介，以广播、电视、**为代表的电子媒介和以数字化时代电脑网络为代表的第四媒体作为考察对象，分析其对文学观念、文本形式等方面的影响。事实上，这三者之间存在着历时和共时的关系，在分析过程中将有所侧重。

二

1�近代报刊的崛起，催生并哺育了新文学，报刊是新文学得以广泛传播的载体，并决定其之后的发展演变。回顾历史可以说正是近代报刊媒介在中国社会历史性登场，成为了古典文学的终结者，中国文学才开始转型进入新的阶段——现代文学时代。以前，读者只是士大夫、读书人，到晚清，由于社会变革，更多的落魄文人、新式学生、职员、商贩等大众化的受众群体出现，不同阶层的受众需求开始得到满足。

2以广播、电视、**为代表的电子媒介的出现使得文学的传播又发生了一场革命。电子媒介时代以视听感觉综合与延伸为特点，人们对文学的接受已由视听消遣方式代替了文本的阅读。它既不费力又不费时，便可以从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和曲折多变的故事情节中得到满足。20世纪20年代出现了广播，把静态无声的文字变成动态有声的语言来传播，给人以全新的刺激和震撼。广播的传播方式给受众很大的自由度，繁忙的现代人可在伴随状态下，也就是一边做其他事，一边收听广播。**、电视把小说的文字变成已想象好的画面，直接奉献在受众的眼前，尤其是电视，与人时时相伴，有画面，有声音，有字幕与解说。不仅如此，还有电视散文、电视诗画等节目，既保留了文学作品文字上的优美，又带有情景上的想象。

现代电子媒介对传统阅读的文学观念构成了挑战。首先，它们是以一种复制形式生产文学的，它复活了被复制的对象。以电子媒介为载体的文学式样只能在特定的环境下供人们一次性、不间断地欣赏。文本的本真性不存在，是复活者按照自己对文本的理解进行复制活动。文学作品与读者保持神秘的、韵味无穷的个体性接触，也被复制技术改变了，人们阅读时的独处、沉静，享受着淳厚的美感愉悦，被声色震撼、感官冲击所取代。

3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高科技的发展，崭新一代的媒介正扑面而来，这就是继报刊、广播、电视之后的“第四媒体”——网络。它可同时传递文字、声音、图像、数据等信息，囊括了传统媒介的一切表现形式，其特点为数字化、全球性、多媒体、实时性、交互式等

立足考据以重建学风的意思是让考试制度站稳脚跟才能让学习的风气重新建立。立足的意思是在某个领域站稳，考据指对古籍文字音义和古代的名物典章制度等进行考核辨证，重建是重新建立，学风是学习的风气。立足考据以重建学风是古人想让考试在学习过程中称为一个重要选举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