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岁又称太岁星君，太岁就是天上的木星，因为木星每十二个月运行一次，所以古人称木星为岁星或太岁；太岁又称太岁星君，或者岁君，它既是星辰，也是民间奉祀的神只。

一般人的年庚，若与值年太岁相同，民间称为犯太岁，年庚对冲者，则叫冲太岁；诗约: 太岁当头坐无喜恐有祸。因此，无论是那一种，在那一年里必定百事不顺，事业多困厄，身体多病变，因此务必要拜奉太岁星君以保平安。

六十甲子各有岁神轮值，而当年轮值之岁神称为值年太岁，如想知道自己的值年太岁，只需找出自己在六十甲子所属的名称，便可找出自己的值年太岁。

甚麼叫做犯太岁，犯其实即是冲，「冲」亦分为「年冲」及「对冲」。

「年冲」即是指生肖之年，例如今年是蛇年，属蛇者即为年冲；

「对冲」即是指生肖之年再加上六年，「对冲」又叫「六冲」，即子午冲、丑未冲、寅申冲、卯酉冲、辰戌冲、巳亥冲；以辛巳蛇年为例，巳与亥为相冲，因此肖猪的人仕在辛巳蛇年，便是「对冲」，犯了太岁；凡是遇到「年冲」或「对冲」的生肖，都要到庙里拜太岁，才会诸事顺吉。

甚麼叫做刑太岁，刑太岁，又称「偏冲」，自己的出生年如与流年所属生肖相差三年，便是刑克，即与流年太岁「偏冲」。古语有云：太岁当头坐，无喜恐有祸。例如蛇年，肖蛇为太岁，肖猪为冲太岁，而肖猴和虎为「偏冲」太岁。

太岁，本为道教神明的尊称，是对应天上地下的神煞领导。后被引用为“神煞论”来推断人的运程。古书云：’’岁摄兵权，�

人生死。”又云：”逢太岁之年，无喜必有祸。”或云：”反吟伏吟，涕泣零零。”等等之论点。 流年太岁？

流年，是指一年一年不停地替换。

流年太岁，共有60位〈以十天干配十二地支，组合而成〉，每一位太岁都有衪的姓名，而顺序值年，周而复始，循环不息，故又称“值年使者”。

流年太岁，是司管人间一年之吉凶祸福的岁君。古书云：”太岁如君，为众神之首，众煞之主，有如君临天下，不可冒犯--。” 2002壬午马年有四个生肖犯太岁 马人—犯刑、鼠人—犯冲 兔人—犯破、牛人—犯害 “刑”：有刑律、刑伤之意；抵触相刑，亦称伏吟。 “�”：有�击、对抗之意；交战相�，亦称反吟。 “破”：有损坏、破裂之意。“害”：有不和、不合之意。

无论是犯刑、冲、破、害者，皆受到流年太岁的影响，会导致官非纠缠、仕途阻滞、投资失利、情绪波动、人事不和及感情离合、严重者有意外血光之灾等情况出现。

除此之外，壬午年之太岁姓路名明。若有人叫路明、姓路或名明；则须注意触犯太岁姓名的名讳。 化解太岁之凶力。可拜太岁作福，以求趋吉避凶。 亦可求取“化太岁灵符”，以保护身平安。

不过

“在太岁头上动土”是中国的一句老话，它表明一种文化忌讳。过去人们认为，不信这种忌讳、真的会招致灾祸。唐代《酉阳杂俎》一书记载：有个叫王丰的人，“于太岁头上掘坑，见一肉块，大如牛，蠕蠕而动，遂填，其肉随填而长。丰惧，弃之。经宿，长塞于庭。丰兄弟奴婢数日内悉暴卒，唯一女存焉。”

　　《广异记》中也说：晃良贞不怕鬼怪，每年者要在“太岁”头上挖土。有一次挖出肉块，用鞭子打了几百下，扔到大路上了。当夜有人看见有些神人骑马坐车来慰问那肉块，并问：“太岁兄，你为什么受他辱打而不报仇呢？”回答是：那人血气方刚，我也没办法。天明后“太岁”就不见了。

在中国民间，“太岁”向来被人们看作是一种神秘莫测的力量，一种能在冥冥之中支配和影响人们命运的力量。它无影无踪，而又无处不在。其实，“太岁”实际上是古代人假设的一种天体。作为一种具体的生物，“太岁”是真实存在的。

　　在《山海经》、《本草纲目》等古籍中均有详尽记载，称其为“肉芫”，“视肉”、“土肉”、“聚肉”、“封”等。在中国神话史书《山海经》中，就有对“肉芫”的记载：“聚肉有眼而无胃，与彼马勒颇相仿佛，奇在不尽，食人薄味。”晋代著名学者郭璞在注释《山海经》时，对“视肉”做的解释是：“聚肉形，如牛肝，有两目。食之无尽，寻复更生如故。”

唐代著名学者虞世南的《北堂书抄》中也有一条关于“土肉”的记载，他的史料转录于《临海异物志》，文中说：“土肉，正黑，大如小儿，臂长五寸，中有腹，无口目，有三十足，大如钗股，浚克食。”

到了明代，名医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把“肉芫”收入“菜”部“芫”类，称其为“本经上品”，并将芫分为五类，其中对“肉芫”是这样描述的：“肉芫状如肉，附于大石，头尾俱有，乃生物也。赤者如珊瑚，白者如截肪，黑者如泽漆，黄者如紫金。”同时，《本草纲目》“芫”类条目中还列举了几部以“芫”为主的药方，说明“芫”类对一些疑难病症有特殊疗效，其共同特点是：“久食，轻身不老，延年神仙。”

据吉林大学微生物专家解释，俗称的“太岁”是介于原生物与真菌之间的粘细菌，生活于土壤中，生命力极强，是自然界非常稀有的大型粘细菌复合体。吉林桦甸夹皮沟云峰村双合屯发现的这块“太岁”，被保存于纸盒箱中虽已半年有余，依然不腐烂、无虫蛀、不变质，“太岁”仍鲜活如初，无任何异味。对此，专家称，它其实是一个有生命的、低等菌类混合体，与《本草纲目》等古籍记载的“肉芫”不能简单划等号。 本报今天以《“太岁”驾临南部山区？》为题，对在西营镇中阁老村发现的一个不明生物进行了报道，引起了很多市民的兴趣，大家说法不一。记者就有关问题向山东大学生物专家卢浩泉教授求证。卢教授以前曾接触、研究过这类东西。卢教授告诉记者，被百姓说成“太岁”的东西，很可能是一个由粘菌、真菌、细菌等组成的菌类混合体，南方较多北方较少，但不管在哪，只要温度、湿度等环境条件适宜，就会出现。今年降雨量较大，南部山区山村出现这个东西并不稀奇。至于当地百姓说的“太岁”能发出像青蛙一样的叫声，卢教授说，有可能是菌落里面夹有空气，当人用脚踩时，气体受挤排出而发出的声音。另外，因为菌群也是一个生命体，要与周围的环境进行新陈代谢，出现代谢物是正常的；当环境条件发生变化、不适宜菌群生长时，它也会慢慢腐烂、解体。 卢教授还称，这类菌群没有多少实际价值，不能与《本草纲目》等古籍上的记载完全划等号。

清藏书家、学者。

乾隆五十八年（1793）提出辞呈，次年举家南归。尤好金石学、经学，精考证，富于藏书，家有藏书楼“熟南书库”，阮元记其收藏“金石文字数千通，书5万卷”。从军每到一地，访求金石、古籍。好金石考古之学，曾收罗商周铜器及宋、辽、金石刻拓本1500余种，以50年之力，编为《金石萃编》160卷。将草堂（原经训堂）题名为“春融堂”。编印有《熟南书库目录》6卷。藏书印有“经训堂王氏之印”、“一字述庵别号兰泉”、“述庵”、“大理寺卿”、“近文章砥砺廉隅”；有一长印曰：“二万卷，书可贵。一千通，金石备，购且藏，剧劳勚。愿后人，勤讲肆。敷文章，明义理。习典故，兼游艺。时整齐，勿废坠。如不才，敢卖借。是非人，犬豕类，屏出族，加鞭箠”。工诗善文，作品甚多，早年与王鸣盛、吴泰来、钱大昕、赵升之、曹仁虎、王文莲并称“吴中七子”。参与纂修《大清一统志》，主修过《西湖志》、《太仓州志》，编撰有《天下书院总志》。著有《使楚从谭》、《征缅纪闻》、《春融堂诗文集》。辑有《明词综》、《国朝词综》、《湖海诗传》、《湖海文传》等书。

西湖最早称武林水。《汉书·地理志》：“钱唐，西部都尉治。武林山，武林水所出，东入海，行八百三十里。”后又有钱水、钱唐湖、明圣湖、金牛湖、石涵湖、上湖、潋滟湖、放生池、西子湖、高土湖、西陵湖、龙川、销金锅、美人湖、贤者湖、明月湖诸般名称，但是只有两个名称为历代普遍公认，并见诸于文献记载：一是因杭州古名钱塘，湖称钱塘湖；一是因湖在杭城之西，故名西湖。最早出现的“西湖”名称，是在白居易的《西湖晚归回望孤山寺赠诸客》和《杭州回舫》这两首诗中。北宋以后，名家诗文大都以西湖为名，钱塘湖之名逐渐鲜为人知。而苏轼的《乞开杭州西湖状》，则是官方文件中第一次使用“西湖”这个名称。

秦汉到唐代

2000多年前，西湖还是钱塘江的一部分，由于泥沙淤积，在西湖南北两山——吴山和宝石山山麓逐渐形成沙嘴，此后两沙嘴逐渐靠拢，最终毗连在一起成为沙洲，在沙洲西侧形成了一个内湖，即为西湖，此时大约为秦汉时期。张岱《西湖梦寻》记载：“大石佛寺，考旧史，秦始皇东游入海，缆舟于此石上。”此处所言大石佛寺，即位于西湖北侧的宝石山下，尚有“秦始皇缆舟石”之景。

自从隋朝大业六年（610年）开凿江南运河，与北运河相接，沟通南北五大水系，便捷的交通也促进了杭州的经济发展和旅游活动。唐代，西湖面积约有108平方公里，比近代湖面面积大近一倍，湖的西部、南部都深至西山脚下，东北面延伸到武林门一带。香客可泛舟至山脚下再步行上山拜佛。由于当时未修水利，西湖时而遭大雨而泛滥，时而因久旱而干涸。

建中二年九月（781年），李泌调任杭州刺史。为了解决饮用淡水的问题，他创造性地采用引水入城的方法。即在人口稠密的钱塘门、涌金门一带开凿六井，采用"开阴窦"（即埋设瓦管、竹筒）的方法，将西湖水引入城内。六井现大都湮没，仅相国井遗址在解放路井亭桥西。其余五井是：西井（原在相国井之西），方井（俗称四眼井），金牛井（原在西井西北），白龟井（原在龙翔桥西），小方井（俗称六眼井，原在钱塘门内，即今小车桥一带）。

长庆二年十月（822年），白居易任杭州刺史。在任期间，白氏兴修水利，拓建石涵，疏浚西湖，修筑堤坝水闸，增加湖水容量，解决了钱塘（杭州）至盐官（海宁）间农田的灌溉问题。其实白居易主持修筑的堤坝，在钱塘门外的石涵桥附近，称为白公堤，并非近代的白堤。白氏在钱塘门外修堤，建石涵闸，把湖水贮蓄起来，还书写《钱塘湖闸记》刻于石碑，写明堤坝的功用，以及蓄放水和保护堤坝的方法。如今白公堤遗址早已无存，但后人却借白堤（当时称“白沙堤”）以缅怀白公。白氏不仅留下了惠及后世的水利工程，还创作了大量有关西湖的诗词。最为著名的作品有《钱塘湖春行》、《春题湖上》和《忆江南》。

五代到宋代

历史上对西湖影响最大的，是杭州发展史上极其显赫

的吴越国和南宋时期。西湖的全面开发和基本定型正是在此两朝。

进入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907～960年）以杭州为都城，促进与沿海各地的交通，与日本、朝鲜等国通商贸易。同时，由于吴越国历代国王崇信佛教，在西湖周围兴建大量寺庙、宝塔、经幢和石窟，扩建灵隐寺，创建昭庆寺、净慈寺、理安寺、六通寺和韬光庵等，建造保俶塔、六和塔、雷峰塔和白塔，一时有佛国之称。灵隐寺、天竺等寺院和钱塘江观潮是当时的游览胜地。由于西湖的地质原因，淤泥堆积速度快，西湖疏浚成了日常维护工作，因此吴越国王钱镠于宝正二年（927年）置撩湖兵千人，芟草浚泉，确保了西湖水体的存在。

北宋后期，著名诗人苏轼对西湖治理做出了极大贡献。从五代至北宋后期，西湖长年不治，葑草湮塞占据了湖面的一半。元祐五年（1090年），苏轼上《乞开杭州西湖状》于宋哲宗，断言：“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盖不可废也。”同年四月，动员20万民工疏浚西湖，并用挖出来的葑草和淤泥，堆筑起自南至北横贯湖面28公里的长堤，在堤上建六座石拱桥，自此西湖水面分东西两部，而南北两山始以沟通。后人为纪念他，将这条长堤称为“苏堤”。相传杭州名菜“东坡肉”，就是苏东坡犒赏疏浚民工的美食。与白居易一样，大诗人苏轼也在杭州留下了众多诗篇，其中最有名的有《饮湖上初晴后雨》、《望湖楼醉书》。

1127年，南宋定都临安后，杭州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人口激增，经济繁荣，进入了发展的鼎盛时期。南宋吴自牧在《梦粱录》中写道：“临安风俗，四时奢侈，赏玩殆无虚日。西有湖光可爱，东有江潮堪观，皆绝景也。”杭州的旅游者，每年除香客外，又增加了各国的使臣、商贾、僧侣，赴京赶考的学子，国内来杭贸易的商人。西湖的风景名胜开始广为人知。当时，西湖泛舟游览极为兴盛，据古籍记载，“湖中大小船只不下数百舫”，“皆精巧创造，雕栏画拱，行如平地。”南宋诗人林升在诗《题临安邸》对当时的盛况做了生动的描绘。另外，诗人杨万里也曾作诗《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盛赞西湖美景。

元代到清代

元代，西湖依然是歌舞升平的“销金窟”。据《元史》卷23记，在至大二年（1309年），“江浙杭州驿，半岁之间，使人过者千二百余，有桑兀、宝合丁等进狮、豹、鸦、鹘，留二十有七日，人畜食肉千三百余斤。”西域和西欧各国的商人、旅行家，来杭州游览的增多。最为闻名的有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他在游记中称赞杭州是“世界上最美丽华贵”的“天城”。元代后期，继南宋“西湖十景”，又有“钱塘十景”，游览范围比宋代有所扩大。元世祖至元期间，曾一度疏浚西湖，作放生池，部分湖面又逐渐葑积成桑田。但到了元朝后期，西湖疏于治理，富豪贵族沿湖围田，使西湖日渐荒芜，湖面大部分被淤为茭田荷荡。

直到明代宣德、正统年间（1426年～1449年），杭州开始恢复繁荣，地方官也才开始关注西湖。弘治十六年（一说：正德三年，即1508年），知州杨孟瑛冲破来自豪富们的巨大阻力，在巡按御史车粱支持下，奏请疏浚西湖，由工部拨款。据明《西湖游览志》卷一载：“是年二月兴工，……为佣一百五十二日，为夫六百七十万，为直银二万三千六百零七两，拆毁田荡三千四百八十一亩……，自是西湖始复唐宋之旧。”疏浚工程使苏堤以西至洪春桥、茅家埠一带尽为水面，疏浚挖出的葑泥，除加宽苏堤外，在里湖西部堆筑长堤，后人称杨公堤。

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钱塘县令聂心汤在湖中的小瀛州放生池外自南而西堆筑环形长堤，形成的独特景观。三十九年，杨万里继筑外埂，至四十八年而规制尽善。池外造小石塔三座，谓之三潭。

清代，因康熙、乾隆两皇帝多次南巡到杭州，促进西湖的整治和建设。康熙五次到杭州游览，并为南宋时形成的“西湖十景”题字，地方官为题字建亭立碑，使“双峰插云”、“平湖秋月”等未定点的景目，有了固定的观赏位置。雍正年间，还推出“西湖十八景”，使杭州的游览范围进一步拓展。乾隆六次到杭州游览，又为“西湖十景”题诗勒石；又题书“龙井八景”，使偏僻山区的龙井风景为游人注目。乾隆年间，杭州人翟灏、翟瀚兄弟合著《湖山便览》一书，记载西湖游览景点增加到1016处，为杭州最早的导游书籍。乾隆年间兴建的北京皇家园林颐和园的昆明湖东西两堤也是模仿西湖苏堤六桥而建的。

明清两代，西湖又经历了几次疏浚，挖出的湖泥堆起了湖中的湖心亭、小瀛洲两个岛屿。

雍正年间，西湖面积尚有754平方公里，但葑滩20多公顷，经过大规模的疏浚后，面积广及近代的西山路以西至洪春桥、茅家埠、乌龟潭、赤山埠一带。雍正五年（1727年），浙江巡抚李卫用银四万二千七百四十二两，开浚西湖湖道，在金沙港、赤山埠、丁家山、茅家埠筑石堰各一座，用以蓄泄沙水入湖。嘉庆五年（1800年），浙江巡抚颜检奏浚西湖兴修水利，后由浙江巡抚阮元主持，用疏浚挖出的泥土堆筑土墩（即阮公墩）。至此，现代西湖的轮廓已经形成。同治三年（1864年），创立西湖浚湖局，委钱塘丁丙主事。

简介　　丛书名。清乾隆时编纂。1772年开始，经十年编成。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官修书，也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丛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据文津阁藏本，该书共收录古籍三千五百零三（3503）种、七万九千三百三十七（79337）卷、装订成三万六千余册。保存了丰富的文献资料。“四库”之名，源于初唐，初唐官方藏书分为经史子集四个书库，号称“四部库书”，或“四库之书”。经史子集四分法是古代图书分类的主要方法，它基本上囊括了古代所有图书，故称“全书”。清代乾隆初年，学者周水年提出“儒藏说”，主张把儒家著作集中在一起，供人借阅。此说得到社会的广泛响应，这是编纂《四库全书》的社会基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又是一部重要的目录学著作。 四库全书的编纂历史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十一月，安徽学政朱筠提出《永乐大典》的辑佚问题，得到乾隆皇帝的认可，接着便诏令将所辑佚书与“各省所采及武英殿所有官刻诸书”，汇编在一起，名曰《四库全书》。这样，由《永乐大典》的辑佚便引出了编纂《四库全书》的浩大工程，成为编纂《四库全书》的直接原因。《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共分四步：第一步是征集图书。征书工作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开始，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结束，历时七年之久。为了表彰进书者，清廷还制定了奖书、题咏、记名等奖励办法：“奖书”即凡进书500种以上者，赐《古今图书集成》一部；进书100种以上者，赐《佩文韵府》一部。“题咏”，即凡进书百种以上者，择一精醇之本，由乾隆皇帝题咏简端，以示恩宠。“记名”即在提要中注明采进者或藏书家姓名。在地方政府的大力协助和藏书家的积极响应下，征书工作进展顺利，共征集图书12237种，其中江苏进书4808种，居各省之首；浙江进书4600种，排名第二。私人藏书家马裕、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等也进书不少。

　　第二步是整理图书。乾隆皇帝为了存放《四库全书》效仿著名的藏书楼“天一阁”的建筑建造了南北七阁。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二月，第一部《四库全书》终于抄写完毕并装潢进呈。接着又用了将近三年的时间，抄完第二、三、四部，分贮文渊阁、文溯阁、文源阁、文津阁珍藏，这就是所谓“北四阁”。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七月到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又抄了三部，分贮江南文宗阁，文汇阁和文澜阁珍藏，这就是所谓“南三阁”。每部《四库全书》装订为36300册，6752函。七阁之书都钤有玺印，如文渊阁藏本册首钤“文渊阁宝”朱文方印，卷尾钤“乾隆御览之宝”朱文方印。 《四库全书》的底本的四个来源　　1内府藏书；

　　2清廷官修书；

　　3从各地征集的图书；

　　4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佚书。

　　四库馆臣对以上各书提出应抄、应刻、应存的具体意见。应抄之书是认为合格的著作，可以抄入《四库全书》。应刻之书是认为最好的著作，这些著作不仅抄入《四库全书》，而且还应另行刻印，以广流传。应存之书是认为不合格的著作，不能抄入《四库全书》，而在《四库全书总目》中仅存其名，列入存目，这类著作共有6793种、93551卷，比收入《四库全书》的著作多出将近一倍。对于应抄、应刻的著作，要比较同书异本的差异，选择较好的本子作为底本。一种图书一旦定为四库底本，还要进行一系列加工，飞签、眉批就是加工的产物。飞签也叫夹签，是分校官改正错字、书写初审意见的纸条。这种纸条往往贴于卷内，送呈纂修官复审。纂修官认可者，可用朱笔径改原文，否则不作改动。然后送呈总纂官三审，总纂官经过分析之后，可以不同意纂修官的复审意见，而采用分校官的初审意见。三审之后，送呈御览。第三步是抄写底本。抄写人员初由保举而来，后来，发现这种方法有行贿、受贿等弊病，又改为考查的办法，具体做法是：在需要增加抄写人员时，先出告示，应征者报名后，令当场写字数行，品其字迹端正与否，择优录取。考查法虽比保举法优越，但也有不便之处，因此最后又改为从乡试落第生徒中挑选，择其试卷字迹匀净者予以录用。这样，先后选拔了3826人担任抄写工作，保证了抄写《四库全书》的需要。为了保证进度，还规定了抄写定额：每人每天抄写1000字，每年抄写33万字，5年限抄180万字。五年期满，抄写200万字者，列为一等；抄写165万字者，列为二等。按照等级，分别授予州同、州判、县丞、主簿等四项官职。发现字体不工整者，记过一次，罚多写10000字。由于措施得力，赏罚分明，所以《四库全书》的抄写工作进展顺利，每天都有600人从事抄写工作，至少可抄60余万字。第四步是校订。这是最后一道关键性工序。为了保证校订工作的顺利进行，四库全书馆制定了《功过处分条例》，其中规定：所错之字如系原本讹误者，免其记过；如原本无讹，确系誊录致误者，每错一字记过一次；如能查出原本错误，签请改正者，每一处记功一次。各册之后，一律开列校订人员衔名，以明其责。一书经分校，复校两关之后，再经总裁抽阅，最后装潢进呈。分校、复校、总裁等各司其职，对于保证《四库全书》的质量确实起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