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是《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

1、黄帝内经

是中国传统医学四大经典著作之一，是第一部冠以中华民族先祖“黄帝”之名的巨著，是中医现存成书最早的一部医学典籍。是研究人的生理学、病理学、诊断学、治疗原则和药物学的医学巨著。

2、难经

是中国古代医学著作《黄帝八十一难经》的简称，共三卷（亦有分五卷的）。原题秦越人撰。

3、伤寒杂病论

创造了很多剂型，记载了大量有效的方剂。其所确立的六经辨证的治疗原则，受到历代医学家的推崇。这是中国第一部从理论到实践、确立辨证论治法则的医学专著，是中国医学史上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

4、本经

中国汉族传统医学四大经典著作之一，作为现存最早的中药学著作约起源于神农氏，代代口耳相传，于东汉时期集结整理成书，成书非一时，作者亦非一人，秦汉时期众多医学家搜集、总结、整理当时药物学经验成果的专著，是对中国中医药的第一次系统总结。

其中规定的大部分中药学理论和配伍规则以及提出的“七情和合”原则在几千年的用药实践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是中医药药物学理论发展的源头。

扩展资料

中国古医书是古代医学的传承，极具医学研究价值和文物价值，中华医学源远流长，名医辈出，创造出了很多辉煌的医学成就，影响远播日本、欧洲，并且对世界医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古代医书原著跟现代翻印的古代医书内容有很多出入，由于年代久远，当代的翻印古医书缺失了很多内容，所以中国古医书原著可以说是价值连城。

　《四体书势》原文：

昔在黄帝，创制造物。有沮诵、仓颉者，始作书契以代结绳，盖睹鸟迹以兴思也。因而遂滋，则谓之字，有六义焉。一曰指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日月是也；三曰形声，江河是也； 四曰会意，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老考是也；六曰假借，令长是也。夫指事者，在上为上，在下为下。象形者，日满月亏，象其形也。形声者，以类为形，配以声也。会意者，以戈为武，人言为信是也。转注者，以老为寿考也。假借者，数言同字，其声虽异，文意一也。

自黄帝至于三代，其文不改。及秦用篆书，焚烧先典，而古文绝矣。汉武帝时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尚书》、《春秋》、《论语》、《孝经》，时人已不复知有古文，谓之科斗书。汉世秘藏，希有见者。魏初传古文者出于邯郸淳，恒祖敬侯写淳《尚书》，后以示淳而淳不别。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经，转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太康元年，汲县人盗发魏襄王冢，得策书十馀万言，按敬侯所书，犹有仿佛。古书亦有数种，其一卷论楚事者最为工妙，恒窃悦之，故竭愚思以赞其美，愧不足以厕前贤之作，冀以存古人之象焉。古无别名，谓之《字势》云。

黄帝之史，沮诵仓颉，眺彼鸟迹，始作书契。纪纲万事，垂法立制，帝典用宣，质文著世。 爰暨暴秦，滔天作戾，大道既泯，古文亦灭。魏文好古，世传丘坟，历代莫发，真伪靡分。 大晋开元，弘道敷训，天垂其象，地耀其文。其文乃耀，粲矣其章，因声会意，类物有方。日处君而盈其度，月执臣而亏其旁；云委蛇而上布，星离离以舒光。禾苯□以垂颖，山嵯峨而连冈；虫跂跂其若动，鸟飞飞而未扬。观其措笔缀墨，用心精专，势和体均，发止无间。或守正循检，矩折规旋；或方圆靡则，因事制权。其曲如弓，其直如弦。矫然突出，若龙腾于川；渺尔下颓，若雨坠于天。或引笔奋力，若鸿鹄高飞，邈邈翩翩；或纵肆婀娜，若流苏悬羽，靡靡绵绵。是故远而望之，若翔风厉水，清波漪涟；就而察之，有若自然。信黄唐之遗迹，为六艺之范先，籀篆盖其子孙，隶草乃其曾玄。睹物象以致思，非言辞之所宣。

昔周宣王时史籀始著大篆十五篇，或与古同，或与古异，世谓之籀书也。及平王东迁，诸侯立政，家殊国异，而文字乖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承相李斯乃损益之，奏罢不合秦文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政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或曰下杜人程邈为衙吏，得罪始皇，幽系云阳十年，从狱中改大篆，少者增益，多者损减，方者使圆，圆者使方。奏之始皇，始皇善之，出为御史，使定书。或曰邈定乃隶字也。

自秦坏古，文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王莽时，使司空甄酆校文字部，改定古文，复有六书：一曰古文，即孔子壁中书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也；三曰篆书，即秦篆书也；四曰佐书，即隶书也；五曰缪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鸟书，所以书幡信也。及汉祭酒许慎撰《说文》，用篆书为正，以为体例，最新，可得而论也。秦时李斯号为工篆，诸山及铜人铭皆斯书也。汉建初中，扶风曹喜善篆，少异于斯，而亦称善。邯郸淳师焉，略究其妙，韦诞师淳而不及。太和中，诞为武都太守，以能书留补侍中、中郎将，善篆，采斯、喜之法，为古今杂形，然精密闲理不如淳也。邕作《篆势》云：

字画之始，因于鸟迹。苍颉循圣，作则制文。体有六篆，要妙入神。或象龟文，或比龙鳞。纡体效尾，长翅短身。颓若黍稷之垂颖，蕴若虫蛇之棼緼。扬波振激，鹰跱鸟震。延颈协翼，势似凌云。或轻举内投，微本浓末；若绝若连，似露缘丝，凝垂下端。从者如悬，衡者如编。杳杪邪趣，不方不圆。若行若飞，蚑蚑□□。远而望之，若鸿鹄群游，络绎迁延。迫而视之，湍漈不可得见，指撝不可胜原。研桑不能数其诘屈，离娄不能睹其隙间。般倕揖让而辞巧，籀诵拱手而韬翰。处篇籍之首目，粲粲彬彬其可观。□华艳于纨素，为学艺之范闲。嘉文德之弘蕴，懿作者之莫刊。思字体之俯仰，举大略而论旃。

卫恒《四体书势》原文与译文（2）

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佐书，曰隶字。汉因用之，独符玺、幡信、题署用篆。隶书者，篆之捷也。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至灵帝好书，时多能者，而师宜官为最，大则一字径丈，小则方寸千言，甚矜其能。或时不持钱诣酒家饮，因书其壁，顾观者以酬洒直，计钱足而灭之。每书辄削而焚其捬，梁鹄乃益为捬，而饮之酒，候其醉而窃其□。鹄卒以书至选部尚书。宜官后为袁术将，今巨鹿宋子有《耿球碑》，是术所立，其书甚工，云是宜官书也。梁鹄奔刘表，魏武帝破荆州，募求鹄。鹄之为选部也，魏武欲为洛阳令而以为北部尉，故惧而自缚诣门。署军假司马，在秘书书勤书自效，是以今者多有鹄手迹。魏武帝悬著帐中，及以钉壁玩之，以为胜宜官，今宫殿题署多是鹄书。鹄宜为大字，邯郸淳宜为小字，鹄谓淳得次仲法，然鹄之用笔，尽其势矣。鹄弟子毛弘教于秘书，今八分皆弘之法也。汉末有左子邑，小与淳、鹄不同，然亦有名。魏初，有钟、胡二家为行书法，俱学之于刘德升，而钟氏小异，然亦各有其巧，今盛行于世。作《隶势》云：

鸟迹之变，乃惟佐隶，蠲彼繁文，从此简易。厥用既弘，体象有度，焕若星陈，郁若云布。其大径寻，细不容发，随事从宜，靡有常制。或穹窿恢廓，或栉比针裂，或砥平绳直，或蜿蜒缪戾，或长邪角趣，或规旋矩折。修短相副，异体同势。奋笔轻举，离而不绝。纤波浓点，错落其间。若钟□设张，庭燎飞烟。崭岩嵯峨，高下属连，似崇台重宇，层云冠山。远而望之，若飞龙在天；近而察之，心乱目眩，奇姿谲诡，不可胜原。研桑所不能计，宰赐所不能言。何草篆之足算，而斯文之未宣？岂体大之难睹，将秘奥之不传？聊伫思而详观，举大较而论旃。

汉兴而有草书，不知作者名。至章帝时，齐相杜度，号称善作。后称善作。后有崔瑗、崔寔，亦皆称工。杜氏杀字安，而书体微瘦；崔氏甚得笔势，而结字小疏。弘农张伯英者，而转精其巧，凡家之衣帛，必先书而练之。临池学书，池水尽墨。下笔必为楷则，常曰：“匆匆不暇草书”。寸纸不见遗，至今世尤宝其书，韦仲将谓之“草圣”。伯英弟文舒者，次伯英；又有姜孟颖、梁孔达、田彦和及仲将之徒，皆伯英之弟子，有名于世，然殊不及文舒也。罗叔景、赵元嗣者，与伯英同时，见称于西州，而矜此自与，众颇惑之。故伯英自称：“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罗、赵有馀。”河间张超亦有名，然虽与崔氏同州，不如伯英之得其法也。崔瑗作《草势》云：

书契之兴，始自颉皇；写彼鸟迹，以定文章。爰暨末叶，典籍弥繁。时之多僻，政之多权。官事荒芜，□其墨翰；惟多佐隶，旧字是删。草书之法，盖又简略；应时谕指，用于卒迫。兼功并用，爱日省力；纯俭之变，岂必古式。观其法象，俯仰有仪；方不中矩，圆不副规。抑左扬右，望之若欹。兽跂鸟跱，志在飞移；狡兔暴骇，将奔未驰。或□□点□，状似连珠，绝而不离。畜怒怫郁，放逸生奇。或凌邃惴栗，若据高临危。旁点邪附，似螳螂而抱枝。绝笔收势，馀綖纠结。若山峰施毒，看隙缘巇；腾蛇赴穴，头没尾垂。是故远而望之，漼焉若注岸奔涯；就而察之，一画不可移。几微要妙，临事从宜。略举大较，仿佛若斯。卫恒《四体书势》原文与译文（3）

《四体书势》今译

［西晋］卫恒

卫恒字巨山，年轻时征召到司空齐王府，后陆续任太子舍人、尚书郎、秘书丞，太子庶子、黄门郎等职。卫恒很善于写草、隶，写了《四体书势》一文说：

以前黄帝时候，创立制度制作器物。有叫沮诵、仓颉的人，开始用刻写划符来代替结绳表示事情，大概是看到鸟飞过留下的痕迹引起了他们的这种想法。在这基础上不断发展，则把它叫做文字，有六种"义"。一是指事，如字"上"、"下"；二是象形，如字"日"、"月"；三是形声，如字"江"、"河"；四是会意，如字"武"、"信"；五是转注，如字"老"、"考"；六是假借，如字"令"、"长"。指事，就是在一横上点一下表示在上面(象"上"字)为"上"字，在一横下点一下表示在下面(象"下"字)为"下"字；象形，就是日圆月亏，象它的形状；形声，就是以相似的为形状，配以字声；会意，止戈为"武"字，人言为"信"字；转注，就是以"老" 有寿的意思转为"考"有寿的意思；假借，就是几个不同的字表示同一个意思，它的声虽然不一样，但字意是一样的。

从黄帝到三代，文字没有改。到秦使用篆字，由于把以前的书籍烧掉了，因而古文(古代的文字，指三代前的文字)没有流传下来。汉武帝时鲁恭王拆毁孔子的住宅，获《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当时的人已经不再知道有古文了，把它称为科斗字。汉代时人们把它们珍藏起来，很少有人见过。魏初传授古文的出自于邯郸淳，卫恒的祖敬侯写邯郸淳传授的《尚书》，后拿给邯郸淳看，但邯郸淳不能区别了(与古文一样了)。到正始年间，创立三字石经，已经流失了邯郸淳的写法，凭借科斗之名，因而模仿科斗的形状。太康元年，汲县人盗掘魏襄王墓，获得十多万字的简籍，对照敬侯写的，又有所想像。古籍也有多种，其中一卷论说楚国事情的最为精妙，卫恒暗自高兴，因此用尽我笨的心思来称赞它的美妙，惭愧不能侧身于前贤之作中，希望保存下古人的象(景象)啊。以前也没有别的篇名，叫它《字势》：

黄帝的史官，沮诵、仓颉，观察那鸟飞过的痕迹，开始刻写文字划符。用来治理万事，建立法律制度，记载发布帝的文献、制度，核实或有文采的文章显著于世。到了残暴的秦时，造滔天罪过，大道已尽，古文也灭了。魏文爱好古，当时相传的《九丘》、《三坟》，历代都没有显露，真伪不分。太晋开始，弘扬大道发布规定，天施下它的景象，地显示出它的图形。其图形显示出来，篇章璨灿，借声会意，用方法类推事物。"日"就像君一样满到限度，"月"就像臣一样亏缺在旁边；"云"弯弯曲曲往上飘铺开，"星"一颗一颗闪着光芒；"禾"长得茁壮挂着谷穗，"山"岭高峻山冈连着山冈；"虫"就像脚趾欲动的样子，"鸟"就像刚刚展翅欲飞还未飞起。你看他行笔聚墨，专心致志，字势和谐形体均衡，起止不间断。有的保持不偏不斜遵循法度，有的不遵循规矩；有的或方或圆没有规则，根据事情制定权衡的度量。其弯像弓，其直像弦一样。矫然凸出，如龙在江河里翻滚；渺远的样子往下落，像雨从天上坠。有的游笔有力的样子，像鸿鹄高飞，在远处轻快飞舞；有的行笔弯曲缓缓，像在水里流动的紫苏草悬在空中的羽毛，连连绵绵。因此从远处看，像飞翔着的风刮过水面，泛起清波漪涟，从近处观察，有如自身的样子。黄帝、唐尧时的遗迹，是六艺(书艺是其一种，这里指书艺)的模范和先祖，籀书、篆书就像它的子孙，隶书、草书就像它的曾孙玄孙。看到物象让人思索，不是言辞所能述说的。

过去周宣王时史籀开始写大篆十五篇，有的与古同，有的与古不同，世人谓之籀书。到平王东迁，诸候自己的国政，家国不一样，文字形状也很不相同。秦始皇帝时刚刚合并天下，丞相李斯于是通过减少增加笔划，上奏停止与秦文字不相符合的。李斯制作《仓颉篇》，太史令胡毋敬制作《博学篇》，都选取史籀大篆，有稍微减少或变化，称为小篆。有的说是下杜人程邈当衙吏时，得罪过始皇，被囚禁在云阳十年，在狱中改制大篆，少的增加补充，多的减少削弱，有的把方的改成圆的，有的把圆的改成方。上奏到始皇，始皇认为很好，让他出来作御史，让他制定文字。也有的说程邈制定下来的是隶书。

从秦毁灭古文以来，文字有八种字体：一是大篆，二是小篆，三是刻符，四是虫书，五是摹印，六是署书，七是殳书，八是隶书。王莽时期，派司空甄丰校正文字并归类，修改确定古文，又有六书：一是"古文"，就是孔子宅壁中的字；二是奇字，就是"古文"但又有些不同；三是篆书，即是秦篆书；四是佐书，就是隶书；五是缪篆，用来摹写印章；六是鸟书，用来写幡信的。到汉祭酒许慎撰写《说文》，用篆书为正宗，用来作为体例，是最新的，可以拿来研论。秦时李斯被称为是擅长写篆书，各座山和铜人铭文都是李斯写的。汉建初年中，扶风人曹喜善于写篆书：稍和李斯不同，但也被人家说写得好。邯郸淳学他，大致探得他的妙处，韦诞学邯郸淳就不如啦。太和年中，韦诞任武都太守时，因为能写字留补侍中，魏氏的珍宝器物的铭文题字，都是韦诞写的。汉末又有任过侍中、中郎将的蔡邕，善于写篆书，采用李斯、曹喜的方法，混杂古今字形，但是精密娴熟不如邯郸淳。蔡邕写了《篆势》一文说：

写字划符的开始，是凭借鸟飞过的痕迹，苍颉遵循圣人定下规则，制定这种文字形体有六篆，巧妙如入神的状态。有的象龟的纹理针的裂纹，像梳子龙鳞那样紧密排列，舒展肢体放松尾巴，长长的翅膀短短的身体。要崩落的样子就象黍子榖子低垂的谷穗，郁结在一起就象虫蛇混杂在一起。扬波（的笔画）振撇（的笔画），如鹰跱鸟震，伸颈收翅，势象要凌云。有的轻笔内投，微本浓末，若断若连，像露水珠顺着丝，下端凝垂欲滴。竖的就象悬着的东西，横的就象编排的绳，杳杪(树梢，指笔锋)斜趋(奔)，不方不圆，跂跂而走，翾翾而飞。远望如鸿鹄群飞，迁延不断；近看不见边际，不能尽探究其意。善经商计数的计研、桑弘羊不能搜寻到它的弯曲（研：计研，一名计然，春秋时越国范蠡的老师，善经商；桑：桑弘羊，汉武帝时的御史大夫，长于理财）,眼睛明亮的离娄不能看到它的间隔，巧匠公输般、舜臣倕谦让而推辞技巧，籀、诵(指史籀、沮诵)恭让而不露毛笔。处在篇章书籍的第一个条目，鲜明可见，在素绢上展现华艳，是学艺(指书艺)的模范和先祖。嘉奖文章道德的大美，发泄写的人挥不去的怨恨，思索文字的俯仰体态，例举大致的来说它。

卫恒《四体书势》原文与译文（4）

秦用了篆，由于要上奏的事繁多，篆字又难写，就让隶人帮着写，就叫隶字。汉时沿用，只有符玺、幡信、题署使用篆。隶书，是篆的快写。上谷王次仲开始写楷的方法，到灵帝爱好书艺，当时能写的人很多，师宜官最会写，大的一个字径有一丈，小的方寸之地可以写上千言，大家很羡慕他的才能。有的时候没拿钱到酒家喝酒，于是在壁上写字，参观的人给他付酒钱，计算到钱够了把字除掉。每次写后总是削掉把柎烧掉，梁鹄为了获得很多的柎，给他酒喝，等他醉了把他的柎偷偷拿走。梁鹄最终因为字写得好被选到部任尚书。师宜官后来成了袁术的一个将，现在巨鹿宋子有《耿球碑》，是袁术立的，它的字写得很精，说是师宜官写的。梁鹄后来投奔刘表，魏武帝破荆州时，募求梁鹄。梁鹄是选部任过官的，魏武帝想当洛阳令时梁鹄却任曹操为北部尉，因此梁鹄害怕自缚到帐门，暂任军假司马，在秘书辛勤写字效劳，因此现在有很多梁鹄的手迹。魏武帝把它悬挂在帐中，并用钉子钉在墙壁上玩赏，把他当作师宜官，现在宫殿题署有很多是梁鹄写的。梁鹄适宜写大字，邯郸淳适宜写小字，梁鹄说邯郸淳学得王次仲的方法，而梁鹄的用笔，其势尽出。梁鹄的弟子毛弘在秘书任教，现在的八分都是毛弘的方法。汉末有叫左子邑的，稍微跟邯郸淳、梁鹄不一样，他也很有名。魏初，有锺、胡两家从事行书的方法，都学于刘德升，锺氏略有不同，但也各有其巧妙的地方，现在盛行于世。写《隶势》一文说道：

鸟迹的变化，在于帮着书写的隶人，免除了那繁杂和图纹，从此变得简单容易。隶书使用开来，体象有法度，明亮如星陈，浓盛象乌云满布。大有直径八尺的，细小有容不下发丝的，随着事物的情况顺应合适的，没有固定的常规。有的宽大高深，有的排列很密而分布均匀，有的很平很直，有的蜿蜒错乱，有的长而歪斜突出一个角，或者规矩有旋有折的变化。长短相称，不一样的体但有同一样的势，奋笔轻举，离而不断。细细的波浓浓的点，错落有致，象设置钟簴，大庭里燃着草木飞着烟雾；山高险峻，高低相连，象重重叠叠的楼台，层层的云盖着山峦。远看象龙在天上飞，近看让人心乱目眩，姿态奇异，不可尽究。研、桑不能记，宰、赐不能说，为什么草篆都可以计算出来，可这种文字却没有宣扬开来，难道是说形体大得难以看到，其奥秘所以没有流传？且伫立在那儿仔细思考观察，例举大致的来说它。

汉朝兴起后有了草书，但不知是谁创制的。到章帝时，齐相杜度，号称很善于写。后来有崔瑗、崔寔。也都称写得精。杜度写字很稳，字的体态有点瘐；崔氏写得很有笔势，但结字又小又稀。弘农张伯英学其精巧，凡是家中的衣帛，必定先写字后煮白。在池边学习书艺，池水都是墨水。下笔必写楷法，常常说："没有时间去写草书。"寸纸没有留下，至今世人把他的字看得很珍贵，韦仲将称他为"草圣"。张伯英的弟弟文舒次于张伯英，姜孟颖、梁孔达、田彦和以及韦仲将这些人，都是张伯英的弟子，有名于世，但比文舒差得远。罗叔景、赵元嗣与张伯英同时代，在西州被人称颂，但他们慎重赞许自己，大家都感到很迷惑。因此张伯英自称道：上与崔氏、杜度相比有不足，下与罗叔景、赵元嗣相比有多。河间张超也有名，虽然跟崔氏同一个州，但不如张伯英得到他的方法。崔瑗写《草势》一文说：

文字符划的兴起，开始于颉皇，写那如鸟飞过般的迹印，确定篇章。到后来，文书典籍更加繁杂，时间久了，政治上经过多次权变，政事荒废，抄写文章的多是佐隶，以前的文字因此不见了。草书的方法，因为简略，随时宣谕意图，用在时间紧迫的时候，精美实用同时兼有，节省时间又省力气，简约而美的变化，难道必定要古代的式样？看它的法则形象，俯仰有度，方的和圆的都不是矩和规画出来的。抑下左边扬起右边，高耸不平的样子，如兽行走如鸟跳跃，志在飞奔，象狡兔突然受惊，即将奔跑。墨的黑色样子，状似连珠，断了但没有分离，愁怒的牲畜，逐跑的样子出奇。或在深远的高处恐惧发抖的样子，象居高临危，旁边的点斜靠着，象蝉握着树枝。起笔收势，还在游离弯结，像杜伯采毒药，探看裂缝攀援险峻，走蛇进洞，头进去了尾巴垂在外面。远看，象崖岸崩塌般摧折，近看，一个笔划都不可移动，关键而微妙，因时适宜。例举大致的，好像就这些。卫恒《四体书势》原文与译文（5）

［简评］对文字的发展历史有重要意义。从书契开始，黄帝和夏商周三代是古文阶段。秦使用篆体。文字有基本的六种成字方式。在秦篆前，还有周时的籀体字。在秦篆后，是隶书、草书。到东周时，各诸候国的籀字大同小异，异彩纷呈。西周的籀字又称史籀大篆，秦的篆称小篆。秦时使用八种不同的字体，到王莽时是六种。秦时已出现隶书，汉时出现楷法隶书(即写得比较正楷的隶书)。晋时的八分是隶书的一种。魏初已出现行法隶书(即写得比较快的隶书)，写得比较草的隶书叫草隶。汉时出现了草书。写草书要花很多时间，所以说"匆匆不暇草书"，慢慢走出实用，就会走上纯艺术的道路。但这时还兼有实用。

古人们选用赋的形式来叙说(而不是论说)某一东西，使这一东西感性太多，难以形成系统性、综合性的知识。为了堆砌词藻，反而失去了对词的精确与推敲。

《西游记》、《山海经》、《封神演义》、《搜神记》、《博物志》等。

1、《西游记》

《西游记》是中国古代第一部浪漫主义章回体长篇神魔小说。现存明刊百回本《西游记》均无作者署名。清代学者吴玉搢等首先提出《西游记》作者是明代吴承恩。

这部小说以“唐僧取经”这一历史事件为蓝本，通过作者的艺术加工，深刻地描绘了当时的社会现实。

全书主要描写了孙悟空出世及大闹天宫后，遇见了唐僧、猪八戒和沙僧三人，西行取经，一路降妖伏魔，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终于到达西天见到如来佛祖，最终五圣成真的故事。

《西游记》自问世以来在民间广为流传，各式各样的版本层出不穷，明代刊本有六种，清代刊本、抄本也有七种，典籍所记已佚版本十三种。

鸦片战争以后，大量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被译为西文，《西游记》渐渐传入欧美，被译为英、法、德、意、西、手语、世（世界语）、斯（斯瓦西里语）、俄、捷、罗、波、日、朝、越等文种。中外学者发表了不少研究论文和专著，对这部小说作出了极高的评价。

《西游记》是中国神魔小说的经典之作，达到了古代长篇浪漫主义小说的巅峰，与《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并称为中国古典四大名著。

2、《山海经》

《山海经》是中国一部记述古代志怪的古籍，大体是战国中后期到汉代初中期的楚国或巴蜀人所作。也是一部荒诞不经的奇书。

该书作者不详，古人认为该书是“战国好奇之士取《穆王传》，杂录《庄》、《列》 、《离骚》 、《周书》、《晋乘》以成者” 。现代学者也均认为成书并非一时，作者亦非一人。

《山海经》全书现存18篇，其余篇章内容早佚。原共22篇约32650字。共藏山经5篇、海外经4篇、海内经5篇、大荒经4篇。《汉书·艺文志》作13篇，未把晚出的大荒经和海内经计算在内。

山海经内容主要是民间传说中的地理知识，包括山川、道里、民族、物产、药物、祭祀、巫医等。保存了包括夸父逐日、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大禹治水等不少脍炙人口的远古神话传说和寓言故事。

3、《封神演义》

《封神演义》一般俗称《封神榜》，又名《商周列国全传》、《武王伐纣外史》、《封神传》，是明代许仲琳（存在争议）创作的长篇小说，约成书于隆庆、万历年间。

《封神演义》全书一百回，写武王伐纣的故事。前三十回着重写纣王的暴虐，姜子牙归隐，文王访贤，得姜子牙之辅佐，武王才完成讨伐纣王的大业。

后七十回主要写商、周两国的战争，并且掺杂有宗教的斗争，阐教帮助周，截教帮助商，各显道术，互有杀伤，结果截教失败，纣王凶而自焚，武王夺取天下，分封列国，姜子牙回国封神，使有功于国的人和鬼各有所归。

该小说，以历史观念、政治观念作为支撑全书的思想框架，掺杂了很多宏大的想象，表现了作者对于仁君贤主的拥护和赞颂以及对于无道昏君的不满和反抗。

4、《搜神记》

《搜神记》是一部记录古代民间传说中神奇怪异故事的小说集，作者是东晋的史学家干宝。原本已散，今本系后人缀辑增益而成，20卷，共有大小故事454个。

主角有鬼，也有妖怪和神仙，杂糅佛道，所记多为神灵怪异之事，也有一部分属于民间传说。大多篇幅短小，情节简单，设想奇幻，极富浪漫主义色彩，对后世影响深远。

其中《干将莫邪》、《李寄》、《韩凭夫妇》、《吴王小女》、《董永》等，暴露了统治阶级的残酷，歌颂了反抗者的斗争，常为后人称引。

其中的大部分故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代人民的思想感情。它是集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之大成的著作，搜集了古代的神异故事共四百一十多篇，开创了我国古代神话小说的先河。

5、《博物志》

《博物志》，中国古代神话志怪小说集。西晋张华（232~300）编撰，分类记载异境奇物 ﹑古代琐闻杂事及神仙方术等。

内容多取材於古籍，包罗很杂，有山川地理的知识，有历史人物的传说，也有奇异的草木鱼虫、飞禽走兽的描述。

还有怪诞不经的神仙方技的故事等等，其中还保存了不少古代神话材料。如所记八月有人浮槎至天河见织女的传闻﹐是有关牛郎织女神话故事的原始资料。

纪传体史书

《史记》

《史记》，原来的名字叫《太史公书》，既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又是我国第一部传记文学的总集。记载了上自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共三千余年的历史。

司马迁（约前145年—前90年），字子长，西汉夏阳（今陕西韩城）人，十岁左右开始接受教育，曾先后跟随大儒孔安国、董仲舒学习《古文尚书》和《公羊春秋》，他的思想既以儒家思想为主，又带有黄老之学的因素。其父司马谈，任太史令期间曾想撰写一部表彰“明主贤君，忠臣死义”的史书，但未成而终。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三十八岁那年，子承父业，继为太史令，为完成父亲的遗愿而撰写《史记》，至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才告完成。

《史记》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十表、八书、七十列传，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

“本纪”是全书的纲领，它以时间为纲，按年月记述帝王的言行政绩和各方面的重大事件。先秦的部分篇章按朝代成篇（如《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等），秦汉部分则按帝王人物成篇（如《秦始皇本纪》、《高祖本纪》等）。年份可考者则分年，年份不可考者则分代。

“表”由司马迁首创，以表格形式记载诸侯王的历代大事，简明排列世系、人物和事件。其中包括世表、月表（如《秦楚之际月表》）以及年表（如（《六国年表》），脉络清晰。

“书”指“八书”：礼、乐、兵、律历、天官、封禅、河渠、平准，记载了这些典章制度以及沿革。内容涉及历代礼乐、社会经济、天文律历、河渠地理等。司马迁认为这是经国大政，故列专题载述。

“世家”记载世袭王侯的史迹，兼及个别的着名人物（如《孔子世家》）。

“列传”以社会各阶层代表人物为主，兼及四夷诸国的风土、事迹。“传”包括专传（一人一传，如《伍子胥列传》、《孟尝君列传》）、合传（两人或几人一传，如《老（子）庄（子）申（不害）韩（非）列传》）、类传（一类人合传，如《儒林列传》）。专传、合传、类传又都列有附传，附传的作用相当于正传，表示列传人物的主次，它并非是可有可无的附属物。有的附传仅附其名，一般是载列子孙、亲友。

一、《史记》的特点

司马迁曾自言撰写《史记》是秉《春秋》之笔。不仅记载历史的事实，更希望编写一部贯通古今、内容广博、体例新颖的新史书，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

1得天独厚，准备充分，资料全面

司马迁成为名垂千古的史学家不是偶然的。在撰写《史记》之前，他就做了充分的准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嶷，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迁把壮游的动机说得十分明白，即不满足于“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的书本知识，有目的有计划地到现实社会中去作实地考察，接触国家大一统的壮丽河山和各地百姓的生活习俗，观察山川形势，了解和搜寻古代、近代、当代的历史传说及各种史料，探访故老、遗迹，采集历史传闻，非常审慎地考辨史实，并且在实地的社会调查当中，厘清了许多历史资料。他自己把这次壮游称为“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太史公自序》）。

《史记》的问世还取决于司马迁的家学渊源和私家藏书条件。周朝时期，司马氏的祖上就历代为史官，是渊源久长的书香门第之家，虽中间失其史职，但家学余风犹存。司马昌、司马无泽相继在秦汉之际作京师官，家中藏有古文禁书，在秦始皇焚书之前应该早有预防，所以司马谈才能够复兴家传绝学，使司马迁年十岁就能诵读古文。

另外，司马迁的家庭出身也为他的史记创作提供了先天的优势。司马迁八世祖司马错为战国时期的秦国名将。司马迁的先祖由晋入秦居少粱，处在秦晋、秦魏争雄的战场区，一直经受着战争暴风雨的洗礼，这使司马氏家族名将辈出。司马迁耳濡目染承传家学，所以记述战争有声有色。

汉武帝“建藏书之策，赶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汉书·艺文志》），为司马迁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这些资料包括经、史、赋、传、子、骚、诏令、记功表册等。再者，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做太史令时，就已经为编写史书在材料上做了相当大的准备工作。司马迁自己说，写《史记》是“父子相继篡其业”。

2五体结构，叙事灵活，史事真实

司马迁博采众古籍之长，创造性地在《史记》中利用五种体裁结构，营造出一部跨度三千年、包罗历史万象的伟大史书。以“本纪”记帝王，以“世家”记诸侯，以“列传”记臣民，以“十表”记大事的年月，以“八书”记述制度的沿革，这种完整的体例使得《史记》反映出社会各个阶层的活动及人类历史的真相。《史记》的五种体例，各具笔法，分开来看，各体自成一个独立的系统，首尾完备，在贯通历史发展线索方面，又各有不同的侧面和重心；五种体例结合起来看，又是组织严密互相交融的一个整体。正因为它体例完备，才能容纳丰富的历史素材，在有限的篇幅之内使政治、经济、文化、学术、民族、社会以及自然的星象、历法、地理等无所不包。正如清代史学家赵翼所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起凡例，创为全史。”“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二十二史札记》）

立例又破例（所谓“立例”、“破例”是相对而言），是司马迁在《史记》中创新精神的反映。无例，缺乏规范，必将使史实叙述流于杂乱无章。死守成例，则不能曲尽丰富的历史内容，势必陷入呆板。所以，对立例、破例的灵活运用，是历史的客观需要。

《史记》尽管是以本纪、世家、列传、书、表五种体例为其主要分类，但在具体运用中又根据史实的性质而随时“破例”，可谓灵活多变、自由掌控。这种破例常用的是联络五体的“互见法”。“互见法”是司马迁为适应纪传五体的需要而创造的叙事方法，具体是将一个人的事迹、一件史事分散在数篇之中参差互见，彼此相补。这种叙事方法在《史记》中得到了纯熟运用，既具有史学功能，又具有文学价值。宋人苏询最早论及互见法。他说：

迁之传廉颇也，议救阏与之失不载焉，见之赵奢传；传郦食其也，谋挠楚权之缪不载焉，见之留侯传。夫颇、食其皆功十而过一者也，苟列一以疵十，后之庸人必曰：“智如廉颇，辨如郦食其，而十功不能赎一过。”则将苦其难而怠矣。是故本传晦之，而他传发之，则其与善也，不亦隐而彰乎！

“本传晦之，而他传发之”既是对互见法的最简洁的概括，又是对其文学功能的充分揭示。李笠的《史记订补》、章学诚的《文史通义》、靳德俊的《史记释例》等书也都对这一点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他们基本上是从史学的角度揭示互见法的作用。从本质上来讲，互见法是司马迁在历史研究中运用历史比较法的反映。它是将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进行普遍的联系和对比，用最能体现人物、事件本质的东西来组织材料，突出重心，再将枝叶蔓延的材料互见于其他篇章。如本纪以五帝合为一纪，夏、商、周各一纪，项羽、汉高祖、吕后、孝文帝、孝景帝、孝武帝则一人一纪，这采取的是随时详近略远的原则。项羽、吕后都不是帝王，之所以被写入本纪，是因为二人对时局有重大影响，都曾经独尊一时，号令天下。世家也是同样的道理，本来是记载诸侯世系，但是陈涉、孔子都被写入了世家。曾有部分学者认为这是“为例不纯”，或者说“自乱其例”，实际上这正是司马迁的独特的“史识”的体现。

3创造了“太史公曰”的史论方式

《史记》中的“太史公曰”，也就是习惯上的序、赞、论，这是司马迁在史论方式上的独特创举。“太史公曰”的内容非常丰富，涉及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历史、天文、地理、伦理、世俗、军事、人事等等。“太史公曰”的风格独特，或议论，或考证，或揭示，笔势纵横，语辞精练，义旨深微，或褒贬人物，或纵论史事，或隐微讥刺，皆观点鲜明，直抒胸臆。所有这一切，构成了司马迁的系统的历史学理论。对于所引用的典籍以及他人言辞，如《诗》、《书》、《论语》、诸子等，司马迁全部变换成他自己的语言。另外，为使评论生动性和通俗化，他还大量引用诗、歌谣以及民间的俚语俗谚。“太史公曰”的形式整齐，但又不乏灵活。所谓整齐，是指“太史公曰”的完备体例，它分为序、赞、论三种形式——篇前序论，篇后赞论，以及夹叙夹议的论传。序论置于篇首，是大段的恢宏议论，主要集中在十表、八书及类传之中。因为十表、八书、类传都是贯通古今的，所以用序论作为贯通性的概括，这样就使文章上升到了系统性、理论性的高度。赞论都置于本纪、世家、列传的篇末。本纪、世家、列传是按序排列人物，赞论主要就用来褒贬评价人物。论传用来揭示义例，如《伯夷列传》、《日者列传》、《龟策列传》、《天官书赞》以及《太史公自序》，集中表明述作意旨，是全书的总纲。三种形式，整齐而集中，匠心独具。所谓灵活，是指整齐之中的变通，如八书中，《礼》、《乐》、《律》、《历》有序无赞，《河渠》、《平准》有赞无序，《封禅》有序有赞，《天官》夹叙夹议等。尽管如此，就《史记》的所有论赞来讲，内容并非全是评论，有的叙述游历，有的补充史事，有的抒愤寄托。灵活的变体即破例，是为了切合内容的需要而作的变通。前面已论及，破例为体是《史记》的一大特色，全书五体均有破例，立例又破例，正是司马迁卓越史识的表现，所以“太史公曰”呈现出的形式是丰富多彩的。

4坚持“通古今之变”的原则和方法

司马迁对古今关系，坚持“变”以及“详今略古”、“详变略渐”（变革之时详细，升平之世简略）的原则，在这两个原则的指导下着重写变革的历史。《史记》的一百三十个篇章，贯穿了近三千年的历史。在五帝三代两千多年的古代史中，只写了五帝、夏、殷、周、秦五个本纪，三代、十二诸侯两个年表，伯夷、管晏、老子韩非、司马攘苴、孙子、伍子胥、仲尼弟子等七个人物列传，共十四篇。兼及古代史的篇目有书七篇，世家十二篇，以及五个民族史传。写古代史的篇目，共计为三十四篇，十万余字。可是，仅仅百余年的汉史却占了六十二个专篇，兼及汉史的还有十三篇，总计七十五篇，篇章超过了大半。《史记》对四个阶段的历史进行了详细的描写记录：1西周建国时期；2整个战国时期；3秦汉变革之际；4武帝建元、元封时期。这四个阶段的共同点都是历史变革时期。四个阶段加起来还不足三百年，而篇幅却超过了四分之三，也就是说，《史记》的近三千年历史，用了五十二万六千多字，而变革时期的仅仅三百年，却占去了近四十万字的篇幅。如《周本纪》，共一万七千余字，西周史二百年约占篇幅的三分之二，而五百多年的东周史仅占三分之一，西周部分又特别详写文王、武王及周公辅佐成王这一段建国史。突出“变”的优点在于：它使历史的叙述波澜起伏，言简意深，重点突出。详今略古和详变略渐指导下的“通古今之变”，目的是着眼于当代和未来，以古为鉴。司马迁对详今略古和以古为鉴进行了理论的描述：“野谚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有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这说明，司马迁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目的是为了现实的需要。“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三者互相结合，便于“察盛衰之理”，找到治理国家的规律，从而“审权势之宜”，采用恰切的治理方法，以达到国家的长治久安。

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理论主要集中在他的十表序中。如《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说：“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帝王者各殊礼而异务，要以成功为统纪，岂可绵乎？观所以得尊宠及所以废辱，亦当世得失之林也，何必旧闻？”既认识到要以古为镜，又强调古今不同，不可古今混同，这说明司马迁具有鲜明的通古今之变的辩证法思想。《六国年表序》说：“战国之权变亦有可颇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这是说要详今略古，取法后王。《秦楚之际月表序》说：“太史公读秦楚之际曰：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柞，成于汉家。五年之间，号令三擅，自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这是说剧烈动荡时期的历史经验应该很好总结。司马迁特别重视秦朝的历史经验，其目的是为了让当时的统治者引以为鉴。

司马迁还提出了一系列探寻古今社会的治乱规律的方法和理论，最主要的有两个原则：一是“原始察终，见盛观衰”，一是创造类传、合传，作古今纵横的对比。“原始察终”，指追究其原始，考察其始终，意思是通过历史演变的全过程来观察其原始、经过、发展和结果。“见盛观衰”，是说在兴旺的时候，就要看到它将来的衰变转化。司马迁用这八个字概括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纵观整个历史长河，人类社会其实是一个不断兴衰、变化、发展的连续过程，要掌握其发展规律，不仅要作整体的研究，还要划分阶段来考察。根据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前一阶段是后一阶段的原因，后一阶段是前一阶段的结果。《史记》的五体结构，正是按时间的先后顺序进行的阶段排列。司马迁根据“变”的规律、史实的详略来划分历史阶段，详变略渐，这就是“见盛观衰”的历史观点。需要着重指出的是，正是司马迁创造的“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方法，将贯通的历史划分断限，使古代的历史年代学建立了起来，把历史叙述引向了科学化的轨道。司马迁的这一理论与实践，是其时代朴素历史唯物史观的最高水平。至于类传、合传，则是司马迁创造的编纂方法和研究方法。

如果从研究的角度看类传、合传的价值与意义，就会发现，类传、合传及七十列传排列中的以类相从，目的就是对历史作纵横对比，如《仲尼弟子列传》、《老子韩非列传》、《孟子荀卿列传》、《儒林列传》等，这些列传对学术的变化发展作了条理化的论述，源流分合，线索分明。《孟子荀卿列传》，概括了战国时百家学说的轮廓，是一个类传，同时又用合传标目，这样就突出了孟荀两派是儒学的主流。《老子韩非列传》（或称《老庄申韩列传》），司马迁之所以把法家的韩非、申不害与道家的老子、庄子排在一起，目的是为了表明两家学术的渊源关系，如韩非的着作《解老》、《喻老》。《屈原贾生列传》，是司马迁认为贾生与屈原都因为壮志未酬，具有类似的遭遇，所以将两人合传，以警醒世人。

总之，司马迁为了“通古今之变”，创造了类传、合传的方法，目的就是在历史类比中强调以古为鉴。这种进步的历史观，在今天仍然具有其独特的价值与意义。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方法和理论，也是值得借鉴的。

5直笔精神

又称秉笔直书或实录，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历代的史家都十分尊崇《史记》的这一精神。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引刘向、扬雄赞扬《史记》说：“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文直事核

“其文直，其事核”，这是实录的最基本精神，也是历史着述最基本的要求。它强调史家作史要根据客观事实，全面而系统地直书史事，不做任何曲笔、夸饰、略漏。忠于实录的更高标准，不是记流水账，而是要善于捕捉典型的事件和人物，这也是衡量史家是否具有高远识见的一个标尺。这一精神的具体表现，便是司马迁为项羽、吕后作纪，为孔子、陈涉立世家。司马迁在《史记》中，全方位地展现了社会生活，他写了各色人物的传记，反映了历史的本质，这是实录精神的一种更高境界。实录精神的基本要求，是对具体史实的记述，不能随从流俗和习惯，要符合事实的本来面貌，对讹传的史事要作细致的调查和考证。司马迁在这些方面，做得都非常出色，他对所引据的史籍，在许多篇章都作出了交代说明，如《殷本纪》“自成汤以来，采于《书》、《诗》”，《五帝本纪》“予观《春秋》、《国语》”，《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余读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等。又如在五帝、夏、殷、周等篇的“太史公曰”中，司马迁对古史的考证都作出了说明，五帝的事迹，是综合各种材料“择其言尤雅者”；对于夏、殷两代的姓氏，禹王崩于会稽，殷人的习俗，周室何时迁居洛邑等，也都进行了认真的考证。对于苏秦，司马迁也不从流俗为其翻案，他在赞中交代说：“苏秦起闾阎，连六国从亲，此其智有过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时序，毋令独蒙恶声焉。”苏秦为人行事奇异诡谲，所以，在民间的街谈巷语中，“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诸多的附会传说，皆安在了苏秦的身上。由于苏秦过早的死亡，张仪“振暴其短以扶其说，成其衡道”。张仪为了抬高自己，故意夸大其词、捕风捉影地诋毁苏秦，使“天下共笑之”。所以，司马迁据事实录，对苏秦的事迹客观记述，让读者自己明辨是非。又如《李斯列传》记载秦国丞相李斯，他虽然有功于秦国，但最后却被五刑而死，引起世人的同情。司马迁用辩证的方法，条列了李斯辅佐秦始皇统一六国的功绩，同时又记叙了他与赵高合谋、贪重爵禄、助二世为虐的罪责，说明其死虽惨，但不足惜，无形中驳斥了李斯尽忠而死的俗议。

中国自古轻视妇女，但司马迁却没有这种偏见，在他的笔下，妇女形象都得到了客观公正的记述。如吕后进入了“本纪”，后妃进入了“世家”。司马迁据事实录，尽管如实地揭露了吕后的种种恶行，但并非是指责女性的祸国乱政，而是着眼于吕后性格的“刚毅戾深”，指出她与秦始皇属同类人物。不仅如此，司马迁还对吕后无为政治带来的社会安定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评价，这都是难能可贵的。《外戚世家》中，司马迁首先肯定了后妃的辅政作用，把妇女提到了影响国家兴亡的高度。一正一反的事例，也说明了社会的发展是离不开妇女的。

司马迁对妇女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发挥的作用进行了如实的记载，他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重视妇女的历史学家。他之所以具有如此非凡的识见和成就，正如史学家季镇怀所言：“道理很简单，只是贯彻了史家应该具有的实录精神。”

（2）不虚美，不隐恶

这是“文直事核”的更高一步要求，它强调史家不仅要善恶必书，而且要“明是非”，“采善贬恶”，意思是对史事人物要褒扬其善贬斥其恶，而且要恰如其分。司马迁反对主观臆断：“誉者或过其实，毁者或过其真。”司马迁对史事人物，既不全盘肯定又不全盘否定，而是把人物、事件的发展变化，客观地讲清楚，并且依据事实予以恰如其分的评价，做到“不虚美，不隐恶”。如司马迁尽管反对秦朝的暴政，但却肯定秦朝对国家的统一和制定的一系列制度；尽管颂扬汉家的一统，但又巧妙地揭露和讽刺了帝王的一些隐私和时政；尽管把项羽塑造成一个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肯定了他灭秦的功绩，但对他的残暴不仁也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司马迁形象生动地描写了李广的英勇善战和爱国主义精神，同情他的遭遇，并给予了高度评价，但并不饰过；司马迁尽管非常憎恨酷吏，但对廉洁不枉法的酷吏也予以了肯定。整个《史记》中，贯彻这种精神的例子比比皆是。只有反映客观实际，历史才能给后人提供真正有价值的借鉴，起到警戒的作用。

（3）“书法不隐”的批判精神

司马迁秉持“善恶并书”的意旨，大胆地“述汉非”，行文多寓褒贬。作为一个史学家，如果没有爱憎分明的立场，没有批判现实的勇气和直言不讳的精神，那么就丧失了史学家的价值与作用。司马迁的“述汉非”，既大胆地批判了汉朝最高统治者如汉高祖刘邦、汉武帝刘彻，又全面地揭露了汉武帝时代的整个社会矛盾。即使是文质彬彬而竞荣逐利的儒生，也都进行了深刻的“微文刺讥”。在司马迁的笔下，“受命而帝”的刘邦，作为自私、刻薄、猜忌、冷酷的形象，得到淋漓尽致的刻画。叔孙通、公孙弘、董仲舒是汉儒的代表，司马迁对这三个赫赫有名的人物，在肯定他们各自业绩的同时，对他们的个性弱点也予以了意味深长的讽刺。叔孙通草拟了汉仪法，但缺点是“谀”，公孙弘倡导儒学，其缺点是“诈”，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宣扬大一统，他的问题则是“迂”，三个人的形象都描绘得生动传神。司马迁对百年汉史的记述，重点是放在汉武帝一朝，对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的社会矛盾进行了深刻揭露。《酷吏列传》集中批判残酷黑暗的官僚政治；《平淮书》则批判横征暴敛的经济政策；《儒林列传》、《公孙弘传》通过揭露汉儒阿谀逢迎的丑态，批判了文化政策；《封禅书》讥讽汉武帝的痴妄迷信，劳民伤财。在所有这些篇章中，《平淮书》点明各篇章的内在联系，起照应的作用。司马迁首先从汉承秦，经过休养生息，实现民殷国富写起，接着写汉武帝大肆兴作由盛转衰，然后以“物盛而衰，固其变也”切入正题，详细地叙述汉武帝连年对外战争，对内兴作与聚敛所造成的民穷国贫，记事止于元封元年，结尾用“见盛观衰”示意，以秦喻汉，给统治者敲响了警钟。

二、《史记》的文学贡献和影响

《史记》尽管是一部史学名着，但司马迁笔下的每个历史人物都个性鲜明，呼之欲出，给读者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的文学享受。历史着作本身要求其作品应具有严肃的科学性，所写历史人物都要实有其人，实有其事，不允许虚构和夸张。文学作品则要求所塑造的人物具有想象性、形象性、典型性。司马迁的伟大就在于，他用文学之笔写出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把历史与文学结合得完美无瑕。《史记》叙事以散文为主，骈散交融，长短顿挫，抑扬开阖，浩瀚奔放，气势非凡。人物刻画方面，善于通过紧张斗争的场面、故事化的手法，把人物推到矛盾的风口浪尖，从而表现人物各自的优缺点和性格特征。语言方面，运用当时的、符合人物身份的俗语、口语，不仅使人物形象活灵活现，而且便于大众的理解。所以《史记》一问世就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并被后世公认为古典传记文学的优秀作品。

《史记》的文学成就，从历史过程来看，可分为四个方面：第一，魏晋以前认为《史记》的文学特点在于辞采华美，文章简洁；第二，唐人着重于《史记》的散文成就和艺术风格；第三，明清认为《史记》的文章结构波澜曲折，人物刻画具有小说形态；第四，现代的文学理论家则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史记》在塑造历史传记人物的典型形象上的所有的艺术手法。《史记》的文学成就和贡献是多方面的，传记文学、散文成就、人物形象、语言运用，无论哪一个方面，司马迁都堪称大家。当然，《史记》文学的最高成就还是在实录史事的基础上，开创了传记文学，并且刻画了一大批典型人物形象。如果脱离史实而侈谈小说成就，就会偏离《史记》作为史书的本来意义。

《史记》作为一部伟大的历史着作和传记文学名着，它在我国散文发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班固以下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对司马迁几乎无不推崇备至，力图做到像司马迁那样“不待论断而序事之中即见其指”（顾炎武《日知录》）。班固承认司马迁有“良史之才”，赞扬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的叙事才能和“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史记》所歌颂的许多英雄人物，如项羽、信陵君、蔺相如、鲁仲连、侯赢等，对后代的人们，特别是封建文人，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如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就不止一次地在诗歌中把古代的侠义之士引为自己的同调，并希望自己能像他们那样为国家、为人民建功立业。

在写作方法、文章风格等方面，汉朝以来的众多作家都从《史记》中得到了很大的启示，正如郑樵所说的“百代以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在体裁形式上，从《汉书》开始的“正史”，大多都是承袭《史记》。唐宋以来的古文家更是无不熟读《史记》。号称“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十分推崇司马迁，直接把《史记》的文章作为自己的典范，他的《张中丞传后序》、《毛颖传》等文，就是学习《史记》的人物传记的结果。宋代散文家欧阳修的《五代史伶官传序》就与《史记·伯夷列传》极其神似，他文章的简练流畅、纡徐唱叹，更是深得《史记》的神韵。很多历史时期，当形式主义的繁文缛节或艰涩古奥的文风盛行之时，《史记》便常常成为古文家们反对矫饰的一面旗帜。唐代韩愈、柳宗元以及明代的归有光都是如此。文学创作方面，唐以后的传奇以及明清以来的小说、戏剧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史记》的影响，如《水浒传》、《聊斋志异》等都深得《史记》的滋养。

《大唐开元占经》满足你所有要求

　　作者：瞿昙悉达

　　《开元占经》记述了大量古代天文学家有关宇宙结构和运动的认识,而且其中有一些是仅见于此书的如后秦天文学家姜岌《浑天论参难》,梁武帝在长春殿召集群臣讨论天文、星象的记载,以及祖恒对姜岌的批评等等这些论述在《开元占经》之外迄今尚未发现影迹

　　《开元占经》自撰成以后,传世极少这是因为书是一部以星占术为主的书,宣扬天命论的本身及笃信迷信的历代封建统治者都把它视为高度的机密,生怕有人拿其中的话,结合天上的天象,来“妖言惑众”,危及自己的统治,所以本书在唐、宋时代就流传极少宋以后即无记载,当已失传甚至连明代的皇家天文台也无藏本直到明神万历四十四年（1616）,安徽歙县有叫程明善的学者,因给古佛像布施装金,而在佛腹中发现了一部抄本当今传世较广的是道光年间的恒德堂刻版巾箱本近年来,台北出版了文渊阁藏本《四库全书》影印本中国书店也于一九八九年出版影印本

　　灵台秘苑

　　不著撰人名氏考《北史·庾季才传》,称所著有《灵台秘苑》一百二十卷,《垂象志》一百四十二卷,《地形志》八十七卷,并行於世此书书名卷数皆与相合然书中所徵引故实,迄於元末又所记冬至以日躔箕宿四度起算,则明人所编辑,仍袭季才之名耳其书首一卷至五卷论天,六卷至十二卷论日月,十三卷至十七卷论五星,十八卷至二十七卷论三垣,二十八卷至五十三卷论二十八宿,五十四卷论杂星,五十五卷至六十卷论望气,六十一卷至六十六卷为天象杂占,六十七卷至七十卷论风角,七十一卷至一百二十卷为杂占候大抵推步纬度者少,测验祥异者多,体例亦颇冗沓盖方技之流杂抄占书为之耳

和氏璧的典故最早出现在《韩非子·和氏》：“ 楚人和氏 ( 卞和 )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献之厉王。厉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为诳，而刖其左足。及厉王薨，武王即位，和又奉其璞而献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为诳，而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宝焉，遂命曰‘ 和氏之璧’。”

随后《汉书·邹阳传》：“故无因而至前，虽出随珠、和璧，只怨结而不见德。”

摘自《辞海》

和氏璧流落何方？

石以人贵，人以石显。当年若不是和氏之璧，绝不会演绎一出“完壁归赵”故事而使蔺相如青史留名，他极有可能如草木之人厕身缪贤之门而老于户牖之下；若不是有胆有识携璧使秦的蔺相如，和氏璧也许不会从此身价陡涨而价值连城，充其量也不过是诸侯或帝王手中玩物而已。

从楚文王到楚宣王的大约四百年间，世接代传，和氏璧一直是归存楚国王室。而至威王时，因嘉奖相国昭和灭越败魏有功，赏赐予他。后昭和于赤山举宴会饮，应众宾客所求而拿出传观共赏。会此山下深潭有鱼儿戏水，众人趋之争睹。那承想宴尽人散，和氏璧竟然不翼而飞！当时尚未发迹的张仪正屈附于昭和门下，众疑其无行，必盗相国之璧。于是“共执张仪，掠笞数百”。但终查无实据，只好作罢。究竟是否冤案一桩不得而知，反正和氏璧了无踪影，不知去向。

数十年后，赵国宦官缪贤偶以五百金购得和氏璧，赵王闻之，于是占为己有，从此璧落赵国。究竟缪贤所购之璧是否前物，尚难肯定。秦昭襄王得知璧在赵国，于是企图恃强豪夺，假以十五城易璧。赵国于无奈之际，在缪贤的推荐下，由蔺相如“奉璧西入秦”。相如凭着超人的胆略和智谋，在中国历史上演出了一场流传千古的"完壁归赵"的故事。结局是“秦终不予赵城，赵亦不予秦璧”。

其后秦灭赵，掠尽其财，自然和氏璧落入囊中。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统一天下，号称“始皇帝”。象征至高至尊权力的宝玺自然非常物所为，于是特以和氏璧制“传国玺”一枚。命丞相李斯篆书“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字于其上，形呈龙凤鸟虫之状。公元前229年，始皇巡幸，乘龙舟至洞庭湘山，骤起风浪，龙舟顿有倾覆之险。为祭神镇涛，于是抛宝玺于湖中。8年后，有使者过华阴平舒道，遇一人持璧曰：“为吾遗滈池君”，从此传国玺失而复得。

秦末，刘邦率兵入咸阳。在灞上，素衣白马的秦王“子婴上始皇玺”，刘邦受之而佩带于身。为代代相传，号曰“汉传国玺”。

西汉末年，王莽篡位，小皇帝刘婴仅两岁，国玺由王莽姑母汉孝元太后代管。王莽令其弟北阳侯王舜进长乐宫索要。太后气愤异常，痛斥后摔玺于地，可惜天下至宝被摔缺一角。后以黄金镶补，但毕竟天衣难补，留下疵瑕。

后光武中兴，莽败，国玺于兵乱之中几经展转，终落刘秀之手。东汉末，十常侍作乱，汉少帝夜间仓皇出宫避难，慌乱中传国玺丢失。乱定回宫，查无下落。不久，“十八路诸侯讨董卓”，长沙太守孙坚攻入洛阳，于城南甄宫井中捞出一宫妃尸体，发现其颈下锦囊中藏有金锁朱匣，打开后发现，原是上刻篆文”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经黄金镶补后的传国之玺。孙坚顿生异想，立即撤回鲁阳，图谋称帝。但不久阵亡岘山；而袁术又乘孙坚妻吴氏扶柩归里之机，“乃拘坚夫人而夺之”后称帝。而袁术死后，广陵太守徐璆又效袁术之法，于袁妻扶棺奔庐江途中截而夺之，后献于曹操。三国鼎立，宝玺属魏。后三国归于晋，玺落司马炎之手。

西晋末年，历史进入"五胡十六国"时期，政权更迭频繁。在血腥的残杀中，国玺也频频易手。公元304年，匈奴首领刘渊起兵反晋，号称“汉王”。刘渊病死，其子刘聪夺得帝位。在“永嘉之乱”中，王弥等人攻入洛阳，俘获晋怀帝并得国玺；后刘曜夺取帝位，改“汉”为“赵”，史称“前赵”，玺落曜手。后羯人首领石勒建“后赵”，于公元328年俘获刘曜得玺，并于玺上刻“天命石氏”四字。再后，汉族人冉闵灭后赵 而建“冉魏”，夺得传国玺。闵死而玺传其子冉智。三年后，前燕慕容俊以重兵围魏都邺城，晋濮阳太守戴施以出兵救援为名赚得玉玺。由晋安西将军谢尚送至建康（南京）。时为东晋穆帝永和八年。至此，玉玺转易流落四十余年后复归于晋。

公元420年，晋恭帝禅位于刘裕，玺入“刘宋”，后历齐、梁、陈、隋，最后玺落唐高祖李渊之手，并改“玺”为“宝”。

可惜的是国玺传至五代，从此下落不明。宋太祖“陈桥兵变”夺得政权，从后周仅得两方宝印，传国宝玺就此失落。

玺乃“受命于天”皇权之象征，为宣扬“天命所归”而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