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秦”一词，今人多以陕西关中为说，起始于项羽破秦入关，将关中切割三分，封立三位秦之降将为王而得的名讳。即立章邯为雍王，都废丘(今兴平)，领咸阳以西地i司马欣为塞王，都栎阳(今临潼)，领成阳以东至黄河地；董翳为翟王，都高奴(今延安)，领上郡即今陕北延安、榆林地。三王各守一土，鼎足三分关中。清晰地勾画出“三秦”所指之地缘：即以成阳为中心，西不出陈仓(今宝鸡)，南不达汉中，北仅抵于延安，东限于黄河之西。在此之外，均不属其辖。因为陈仓以西为陇西地，西戎占：陕南汉中及巴、蜀分与汉王，刘邦占；延安以北为北地，狄戒占，黄河之东分与西魏王，王豹占。这就是“三秦”所指版图和关中所称“三秦”之历史因由。

　关中“三秦”虽由此而名，却在历史长河中仅仅昙花一现，前后不足一年。汉元正月(前206年)，项羽挥兵西入成阳，秦都即破，以为得了天下，自立西楚霸王，又大封分地而王之。项羽入城，烧杀掠抢，无不残破。屠烧成阳秦宫，“火三月不灭，收其宝货妇女而东”(《史记・项羽本纪》语)。项羽屠城之后扭屁股又东归彭城，关中遂由雍、塞、翟三王扼守以围阻刘邦。孰料同年八月，刘邦由古道回军关中，先于陈仓击败章邯，雍王属地皆归于汉。次年正月，又挥马东进，遂平降塞、翟二王，至此，关中“三秦”即废。

　除此“三秦”，还有一“三秦”，那就是晋时十六国之前秦、后秦、西秦，史称亦曰“三秦”。两个“三秦”，虽然同举“秦”旗号麾天下，却在政治和文化内涵上判然两别。前为封地，仅指秦地关中，且一现即逝。后为立国，则指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非常重要地位的三个北方割据政权，而且从前秦建国的公元351年至西秦被夏所灭的431年，此“三秦”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整整演绎了80年之久。

　最有兴味的是，晋时十六国之“三秦”，分由甘肃氏、羌、鲜卑三族上层酋豪所建，发家也由河陇为起始。随着率兵四方讨定，势力范围不断向外扩张，向西攻灭了前凉、代国，向东大败晋师，平灭燕国，夺取了益州，不仅控扼着中国北方大部地区，还与东晋对峙相向，尤其前秦，一度平灭西域龟兹，又同车师、都善、高昌等国建立宗藩关系。西域来朝者十有余国，军事实力十分强大，经济发展非常迅猛，加上“三秦”具都倡导佛教，大兴儒学，推行文化立国之制，不仅为甘肃赢得“富庶莫过于陇右”之誉，也使关陇政治、军事、经济实力空前鼎盛。最值得一提的是，都于长安的前秦、后秦两个政权，尽管控制着古丝绸之路一线重镇，军事力量威慑整个西域各国，但其政治中心仍在长安，每年来朝供奉者络绎如云，仅西域遣使称臣者多达三十余国，他们不仅带来了价值连城的珠光宝藏，金银马匹，还送来异彩纷呈、各具民族和地域特色的音乐舞蹈与“奇技异戏”。各种民族文化的重重叠叠，从四面八方向长安汇集，对秦文化的建设可谓举足轻重。

　然而，让人遗憾的是，人们每每提及秦文化时，大谈关中“三秦”，却又不知其关中“三秦”真正的文化内涵，以致在空泛的喧嚣中反倒否定了秦文化的历史生成根脉。项羽封王所立雍、塞、翟“三秦”分土，在不足一年的时间迅即灰飞烟灭，而且又在正值楚汉狂热互战乱世的背景下，试问，它给秦文化的形成到底能增添多少成色又给秦文化的建设到底能输入多少血氧秦文化毕竟是在统一的华夏文化主导下所形成的一种区域文化，就如同楚文化、蜀文化、郑卫文化、吴越文化一样，只有同其他区域文化相对应而存在，相比较而发展，相渗透而丰富，相流通而完善，才能充分显现其斑斓的光彩和独有的特色。这是任何一种民族文化形成发展不可违背的必然规律。

　秦文化不是项羽封王分土的关中“三秦”文化，也不是戏曲界经常挂在嘴边的陕西文化，当然更不是因为五朝国都均立长安便随意被误解误读的关中文化。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首先，应当承认秦文化是一个大文化概念，它既有历史积淀的纵深面，又有多元融汇的横亘面，但无论从其纵深、横亘任何角度讲，远非三秦文化、陕西文化或关中文化所能盖涵。

　秦文化的要筋在“秦”，秦的起因是东夷部族的赢氏族。因其后裔蜚廉、恶来父子二人，追随以武庚为首的商朝遗民助纣为虐反周叛乱，被周公一马平息之后将其放逐到遥远且又荒僻的“西出入陲”边地，沦为牧马的奴隶。这便才有了公元前897至888年的赢氏族种首领非子息马得功封地秦邑之事。此前赢氏族种所居地便在犬丘，即《史记・秦本纪》所言“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之说。犬丘，位于西陲，紧毗戎、狄。古籍中的解释是：“犬丘，又名西犬丘，西陲。汉置西县。”《甘肃通志》的记述是：“西县故城在(秦)州西南120里。”所言正是甘肃礼县大堡子山一带。从秦赢非子封邑为附庸，到秦穆公立国兴兵为诸侯的二百多年间，甘肃秦州西县的犬丘之地，无疑成了秦的发家地和大本营。这一点，已被考古界在该地挖掘出秦穆公时期的葬墓群及其大量秦国出土文物得到证实。正因为秦人在此长期以息马为业，犬丘又偏居西陲戎、狄一野，其生活、性格、好恶染上“戎狄”习性，自在情理之中，即使在秦人真正发迹并成为“开国十二，遂霸西戒”诸侯国之一的战国之初，东部其他各诸侯大国，仍将秦“以戎、狄视之”，对此，秦国君主也常为“诸侯卑秦，丑莫大焉”(《史记・秦本纪第五》语)而深感羞辱。这种“戎狄”习性，其实质正是秦文化的总体本色，诸侯视秦为戎、狄者，也是因为战国初期的秦文化依然带有浓厚的游牧特色所致。

　所谓戎、狄，是指西周时期甘肃古代少数民族为说，其中戒族主要活动于陇右，集结于今之陇西、天水和平凉、庆阳诸地，故又有�(今天水)冀(今天水县新阳镇)戎和义渠(今平凉、庆阳)戎之分。戎族原本有自己的社会文化，《左传》载有允姓戎族首领一段话道：“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语言不达。”戎以农牧兼营，却以“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怀忠信以事其上”的“不治所以治”经国之道，形成独立的文化品格，这种戎文化，既为秦襄公所效法，又随秦国对戎族的征服兼并，最终融汇于秦文化之中。

　狄系商周鬼方民族后裔，因居北方，多称北狄。分白狄、赤狄、长狄三支。白狄原居陕西东北，后徙山西、河北之间，占地立国，国号中山，兵强将广，骁勇善战，与燕、韩、赵、魏“五国相王”。白狄也和秦国发生过军事拼争，桓公三年(公元前601年)，曾与晋国联合对秦发起战争，使秦吃了败仗，一员秦将被俘；赤狄布居山西，并与晋国通婚，秦腔有出名戏叫《蜜蜂计》，演的正是晋献公宠妃狄女骊姬，欲害姜后之子重耳，重耳奔逃齐国搬兵报仇，又与狄女季隗结婚的真实故事。后来赤狄被晋国所灭，土地也被晋国兼并；长狄分布在山西迤东和山东边境，后为齐国所败。狄族虽然保持着游牧文化特征，但其文字、器皿、墓葬均与华夏族相同，说明通过战争、杂居、通婚、迁徙，也被华夏文化逐渐同化。

　两汉时期，甘肃境内又有三个活跃的少数民族揭竿崛起，一个是氐族，一个是羌族，一个便是鲜卑族。 氐、羌本系一源，春秋战国多以氐羌并称。《诗经・商颂》便有“昔有成汤，自彼氐羌”，《竹书纪年》也有“成汤十九年，大早，氐羌来宾”等记载。汉代，氐羌分化，各自成为独立族种。西汉初，氐族聚居于武都、陇西、广汉、蜀地，甚至与他族杂居。有自己独特的语言，但讲汉语，采用汉族姓氏，实行一夫一妻制和纳嫂制。以农业为主，兼营畜牧业，经济文化深受汉族影响，西晋时期，除武都、阴平(今甘肃文县、迭部)二郡有大量氐族部落外，在陇右略阳(今天水以北、秦安至清水一带)和天水二郡，又形成两个氐族聚居中心，即后世所称“清水氐”、“略阳氐”和“临渭氐”。十六国时的前秦政权，正是天水“略阳氐族”部落酋豪苻洪及其子苻健所建。

　羌原出于今之河南南部、湖南洞庭、江西鄱阳诸地三苗(即苗民)，后迁于三危，便成羌族。这是一个非常强悍的民族，《后汉书》说它“所居无常，依随水草”。族人更是“性坚刚烈勇猛”，“堪耐寒苦，同之禽兽”。汉景帝时，湟水羌族酋豪留何，率部迁入陇西郡之狄道(今临洮)、羌道(今宕昌)一带：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甘肃羌族与北部匈奴联合与中原为敌，汉武帝“将兵十万人击平之”，为“隔绝羌胡，使南北不得交关”，武帝辟设河西四郡以拒，并设护羌校尉，统领羌族故地，羌人“皆为吏人豪右所徭役，积以愁怨”，激起羌人多次反叛。经历多次xxxx，于是，“羌乃去湟中(今西宁市西部)，依西海、盐池左右”。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马援设金城属地以安置羌人。王莽末年，羌人乘乱入居金城郡(今兰州、临夏)，东汉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马援又将岷县等地羌族迁于陇西、天水、扶风三郡，开始与汉人杂居。公元384年，世居安南赤亭(今甘肃陇西县西)的羌豪姚苌杀死前秦君主苻坚自称大单于、万年秦王，两年后称帝，国号大秦，都长安，改元建初，史称后秦。此外，淝水之战后，陇西鲜卑部首领乞伏国仁，率10万鲜卑族脱离前秦，于公元385年，自立为大单于，领有秦、河二州牧，都苑川(今榆中县)，史称西秦。乞伏国仁死后，其弟乞伏乾归继位，称河南王、秦王，又迁都金城(今兰州西)、成纪(今秦安)、袍罕(今临夏)，逐渐占有今甘肃西南部。公元431年为夏所灭。

　“合而并之，因而续之”，通过氐、羌、鲜卑内迁促成与秦陇汉民杂居而合为一家，从另一个侧面说明羌、氐、鲜卑融入汉文化或者说秦文化而逐渐走向文明的历程，这正是都于长安的前秦和后秦以及都于苑川的西秦这三个陇右少数民族政权在秦文化史上的巨大贡献。不只仅此，文化艺术方面的辉煌成果，更对秦文化建设起了关键性作用。苻坚平灭前凉，前凉乐舞自然变成前秦宫廷演奏唱响的主旋律。如所谓“华夏正声”的清乐，正是“苻永固(即苻坚)平张氏始於凉州得之”(《魏书・乐志》)；《通志》卷一百四十一谈及《西凉伎》时亦言，“此声始兴，盖苻坚之末。”尤其《十六国春秋》还明确记载鲜卑慕容恒曾率领其族男女四十余万口，乘舆服御礼乐器等物远陟长安向前秦奉献：弘始九年冬十月，河州(今甘肃临夏及青海部分地区)刺史慕容超向苻秦长安首都献大乐伎一百二十人。《隋书・音乐志》还说：“慕容垂破慕容於长子尽获苻氏(苻坚)旧乐。”又云：“太元间破苻永固，又获乐工杨蜀等，闲练旧乐，於是金石始备”。这些乐舞、乐器、乐工、乐伎源源进入长安宫廷，并被后世隋七部乐、九部乐和唐十部乐所传承发展，也为秦文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最值得一提的是，公元385年，吕光(略阳氐人)平西，遂带骆驼二万余头，大批珍宝、骏马和“奇技异戏”、“殊禽怪兽千有余品”，以及龟兹宫廷乐队启程东归。这个龟兹宫廷乐队，便是后世所称的《龟兹乐》。《隋书・音乐志》云：“龟兹者，起自吕光灭龟兹，因得其声。吕氏亡，其乐分散，后魏平中原复获之，其声后多变异。”《魏书・音乐志》卷一百九亦言：“世祖平河西，得其伶人器服，并择而存之，后通西域，又以悦般国鼓舞设于乐署。”吕光建立了后凉，《龟兹乐》得以风行于河西。待吕氏覆灭，《龟兹乐》又分散传入内地，对周、隋乃至唐代的音乐都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开皇中，《龟兹乐》风靡国中，“举时争相慕尚”。至唐，西凉乐和龟兹乐更被视作热门。史书记载说：“自周、隋以来，管弦杂曲将数百曲，多用西凉乐，鼓舞曲多用龟兹乐，其曲度皆时俗所知也。…‘魏太武帝平河西得之，谓之《西凉乐》，至魏、周之际，遂谓之《国伎》。”还有《天竺乐》，《隋书・音乐志》言：“《天竺》者，起自张重华据有凉州，重四译来贡男伎，《天竺》即其乐焉。”可知《天竺乐》也是五凉时期，通过河西，传入长安的。集聚于北周的西北和西域各民族乐舞艺术，逐渐形成了宫廷宴饮时演奏的乐部。公元577年北周灭北齐后，又获得高丽和百济两国的乐舞艺术，加上早已传来的高昌国(今新疆吐鲁蕃)乐舞，全都汇集于北周首都长安，也全都融入秦文化的行列，更为后来著名的隋七部乐、九部乐、唐十部乐，打下了坚实基础。

　前秦、后秦、西秦，虽系陇右天水“略阳氐族”苻氏贵豪、陇西姚氏羌豪和陇西鲜卑乞伏部三个河陇少数民族所建，同时又在“五胡乱华”的相互剿杀中灰飞烟灭，但是，通过战争掳掠、属国朝贡和族种迁徙的河陇各少数民族文化，却源源流入长安宫廷，并与先秦甘肃戎狄文化融汇合流，构筑起一座永恒不朽的“秦文化”高耸大厦。从这座大厦中，我们可以看到先秦西陲河陇戎狄文化的根脉，听到西汉时期西凉之声的余响，寻觅到西晋陇右氐、羌、鲜卑和从五凉窃获的文化贡品，听得见凉州一脉传存的清乐和胡夷杂奏的西凉乐舞，还有经河西中国化之后再横穿甘肃全境传入隋唐宫廷的七部乐、九部乐、十部乐以及河西月氏人所创的羯鼓和西凉节度使屡屡晋献的西凉大曲等等，即使是宋元之后形成的秦腔，也被严长明敏锐地捕捉到其根脉仍是“陇右秦声”、叶德辉赞叹“独秦声以甘凉之雄，犹似劲敌”(《秦云撷英小谱》)。而唯独陕西文化、关中文化、借项羽封地为名的三秦文化在秦文化这座大厦中尽然踪迹渺无，这的确是个耐人寻味的问题。所以说，绵延三千年的秦文化是一个大文化概念，不可以视为三秦文化，尽管秦文化汇集于五朝国都成为长安宫廷文化，却不可以视其为陕西文化或关中文化。应该说，这是一般的常理。

译文：百里奚没有遇到有利时机的时候，从虞国逃出，被晋国俘虏，后在秦国喂牛，以五张羊皮的价格被转卖。公孙枝得到百里奚以后很喜欢他，把他推荐给秦穆公，过了三天，请求委任他官职。穆公说：“用五张羊皮买了他来却委任他官职，恐怕要被天下耻笑吧！”

公孙枝回答说，“信征贤人而任用他，这是君主的英明，让位爷贤人而自己甘居贤人之下，这是臣子的忠诚。君主是英明的君主，臣子是忠诚的臣子。他如果真的贤德，国内都将顺服，敌国都将是惧，谁还会有闲暇耻笑呢”穆公于是就任用了百里奚。

他出谋略无不得当，做事情必定成功，这并不说明他的贤德增加了。百里奚即使贤德，如果不被穆公得到，也必定没有选样的名声。现在怎么知道世上没有百里奚这样的人呢所以君主中想要寻求贤士的人，不可不广泛地去寻求。

扩展资料：

1、秦穆公继位后任用百里奚、蹇叔、由余为谋臣，击败晋国，俘晋惠公，灭梁国、芮国、滑国等。秦穆公曾协助晋文公回到晋国夺取君位，以实现秦晋之好。晋文公死后，联盟瓦解，秦晋对抗；秦穆公本欲东进，到中原完成霸业。

后分别在前627年崤之战和前625年彭衙之战（今陕西白水东北）中两次被晋军击败，三将被俘，秦军全军覆没，秦东进的路自此被晋牢牢地扼住。

秦穆公于是掉头向西发展。他用计将从晋国投奔到戎人的由余招来作谋士。秦国根据由余的计划，逐渐灭掉西方戎人所建立的国家12个（有说20个）。

秦穆公对戎人的胜利，周王特加祝贺，并赐金鼓，希望他擂鼓继续向戎人进攻；秦穆公于周襄王时出兵攻打蜀国和其他位于函谷关以西的国家，开辟国土千余里，因而周襄王任命他为西方诸侯之伯，遂称霸西戎，为日后秦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石。

对秦的发展和古代西部的民族融合都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是有所作为的政治家。前621年秦穆公去世，葬于雍城（今陕西宝鸡凤翔东南），殉葬的人数达一百七十七人。《左传》文公六年曾这样记载“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三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

2、秦穆公墓位于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县城文化路博物馆院内，东距陕西省级风景名胜区东湖古典园林仅数百米。秦穆公墓占地近十亩，仿古建式油漆彩绘大门，墓冢在院内中心部位，高出地面6米有余。大门前树有清代名流陕西巡抚毕沅篆写“秦穆公墓”四字的高大碑石。

这里交通便捷，环境优雅，兼有神奇的"西周古饮风池"和"秦穆公赐盗马野人美酒解毒"的历史故事，以及《诗经·秦风·黄鸟》中所提到的"三良"之墓冢，还有秦穆公的小女儿弄玉和肖史一对青年神仙夫妻乘凤凰飞天的美丽神话故事，数千年来被历代文人墨客在小说、诗歌、笔记中记载、叙述和吟咏，在民间广为流传，遂使其蒙上了浓重的历史 氛围，又带有几分神秘色彩。

秦穆公墓占地近十亩，仿古建式油漆彩绘大门，墓冢在院内中心部位，高出地面6米有余。大门前树有清代名流陕西巡抚毕阮篆写"秦穆公墓"四字的高大碑石。

秦穆公是秦国发展史上一位颇有影响的人物，也是建都雍城的十九位秦君中最为贤明的一位。关于他的事迹在《东周列国志》、《诗经·秦风》等文学作品中多有记述。海内外游人都为能到秦都雍城探幽访古，参观秦穆公墓这一著名历史胜迹，凭吊先贤古人，增长历史见识大开眼界而为快。

参考资料：

        天地玄黄（tiān dì xuán huáng），是《千字文》的第一句，出自《易经》：“天玄而地黄”。直译就是，天的颜色是黑的，地的颜色是黄的。万献初先生译为：苍天有黑色幽远之象，大地有**博厚之德。这四字讲的是天地宇宙之起源。周兴嗣要把《千字文》建立成一个完成的系统，包罗万象、蕴含一切，给太子启蒙只用。天地为万物之始，有天地然后才有人和万物，暗合天、地、人三才之说，所以开宗明义即是从天地讲起。这种观念在古代是惯例，如《春秋》首称“元”年、《尔雅》首称“始”、《释名》首列“天”等。

        此句讲天地初分，天在上，有黑色之象，幽远不测，高明玄妙，故称“天玄”。地在下，宽厚广博，土色为黄，故称“地黄”。古代农耕社会尊崇**，因为黄河流域的土地是**的，庄稼成熟也多呈**。据五行学说，中央属土，颜色为黄。

        “天”，《说文》：颠也。至高无上，从一、大。据古文字学家考证，“天”的早期构型与人的身体有关，在甲骨文中，其字宛如张手伸腿站立的正面人形，头部被特别夸大。

        章太炎《小学答问》：“天即颠耳。颠为顶，亦为额。”“天、颠、顶”声近义通，俱有“头顶”义。王国维《观堂集林》：“古文天字，本象人形，其首独巨。马融亦释天为凿顶之刑。是天本谓人颠顶，故象人形。所以独坟其首者，正特著其所象之处也。”许慎训“天”为“颠”，指天位于人之顶，《六书故•人三》：“头之上为颠……凡高之所极皆曰颠。”

        “天”比“宗”晚出，商代帝王更重视“宗”，那时的“天”是指英明祖先死后神灵居住的地方，继续在天上福佑后嗣。因为“小周”取代“大商”，周朝在政治上和逻辑上，特别需要一个新的理论来解释这个现象，需要一个超越血缘“宗”的更优越的政治符号，因而选择了“天”，出现了天命说。周康王时期的“何尊”铭文中有：“斯文王受兹大命，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高于天。

        ”与“天”有关的神话中，最著名者，乃刑天也。《山海经·海外西经》：“刑天与帝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古代传说，刑天是一个无名巨人，与黄帝战斗，被黄帝砍下脑袋仍然坚持战斗。刑，戮也；天，颠也。刑天头被砍去，故以此特征名为“刑天”。晋陶渊明《读山海经》“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即指此事。

          “天”在古代经典中经常出现。《诗·唐风·绸缪》：“绸缪束薪，三星在天。”《周易·系辞》：“乐天知命，故不忧。”《吕氏春秋·本生》：“天子之动也，以全天为故者也。”高诱注：“天，性也。”《礼记·月令》：“行秋令，则天多沉阴。”《诗·大雅·荡》：“天降滔德，女兴是力。”三国吴陆凯《上疏谏吴主皓不遵先帝二十事》：“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衣其次也。”

        “天”是一个常用汉字，包含天的汉字有：“吴、昊、关、蚕、吞、癸、忝”等；在百度搜索，包含天字的成语有一千多个，古诗词有几百首，足够写一本书的。

        “地”，形声字，《说文》：“地，元气初分，轻、清、阳为天，重、浊、阴为地。万物所陈列也。从土、也声。”本义为大地，与“天”相对。《易·说卦传》：坤为地。《释名·释地》：“地，底也。其体底下，载万物也。”

        地者，从土，也声。《说文》：“也，女阴也，象形。”谓指女性生殖器。天地本人体之名，天即头顶，地即人阴，在最下。足虽在下，然四肢可伸展，故足不为最下，以阴为极。

        容庚《金文编》：“也与它为一字。”“它、也”金文字形均像眼镜蛇状，为蛇的本字。后字形分别，名词为“也”，代词为“它”，本字加“虫”作“蛇、虵”，“蛇、虵”一字。盘蛇展开的动作是蜿蜒的，故从“也”之“迤、施、拖”等字都含展开、蜿蜒义。

        “地”在古籍中也多用。《道德经》“天长，地久。天地之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也，故能长生。”《管子·权修》：“地之生财有时，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无穷。”《荀子·儒效》：“无置锥之地，而王公不能与之争名。”《韩非子·说难》：“有欲矜以智能，则为之举异事之同类者，多为之地。”

        “地”又音de，用为助词。1用于状语后或补语前，唐杜甫《越女词》：“相看月未堕，白地断肝肠。”2表示动态，相当于“着”，常附在立、卧、坐等不及物动词的后面，宋辛弃疾《行香子·三山作》：“小窗坐地，侧听檐声。”

        地也是一个常用词，与其相关的神话、成语、诗词也很多，有兴趣的可以自己查查看。同时包含天、地两个字的成语也有不少：顶天立地、天罗地网、天寒地冻、冰天雪地、铺天盖地、地久天长、开天辟地、天造地设、天高地厚、天翻地覆、天经地义、翻天覆地、天南地北、惊天动地、天诛地灭、天崩地裂等等。

        “玄”，《说文》：“玄，幽远也。黑而有赤色者为玄。象幽而入覆之也。”本义为赤黑色，金文是一束丝的样子，丝在染色的时候扎成束，然后晾晒，晾晒时要悬挂起来。晚周以后字形上部追加圆点状区别符号而别出，后世再线化为一横而为秦篆所本。小篆玄正是悬挂着的丝，下端象单绞的丝,上端是丝绞上的系带,表示作染丝用的丝结，细丝微小，不易看清。

        王筠《句读》：“此玄之正义也。”或谓赤黑色由染丝六入而成，徐灏《注笺》：“盖取义于染丝也。”段注：“凡染，一入谓之縓，再入谓之赪，三入谓之纁，五入为緅，七入为缁。而朱与玄，《周礼》《尔雅》无明文。

《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诗·豳风·七月》：“载玄载黄，我朱孔阳。”“玄”引申指深、厚，《楚辞·九章·惜往日》：“临沅湘之玄渊兮，遂自忍而沈流。”又引申为远，《庄子·天地》：“玄古之君天下，无为也，天德而已矣。”又引申指寂静、清静，《淮南子·主术》：“天道玄默，无容无则。”“玄”也指天，《释名·释天》：“天，又谓之玄。”毕沅疏证：“玄者，以色名之也。《易·文言》曰：天玄而地黄。”

        五行学说北方属水，颜色为黑，“玄”为赤黑色，故“玄”也用作北方之称，《淮南子·天文》“北方曰玄天”。“玄”指北方而有幽远义，故《周礼》称东北州为“幽州”，北京地处北方，古代又称“幽燕”。“玄”又泛指黑色，《尚书·禹贡》：“厥篚玄纤缟。”孔传：“玄，黑缯。”秦朝尚黑，秦时通用朝服及士礼服称“玄端”。农历九月，阴气深侵，万物凋零，草木衰萎而色黑，故“玄”也为农历九月的别称，《尔雅·释天》：“九月为玄。”玄还指道家，魏晋谈玄，玄学曾经十分流行。

        二十四史所载朝代，唯有秦朝尚黑，特别值得我们注意。包含玄字的成语诗词，也是很多，大家留意。

        “黄”，是会意兼形声字。《说文》：“黄，地之色也。从田从炗，炗亦声。”黄为五色之一，指像中原地区土地一样的颜色。《周易·坤》：“天玄而地黄。”孔颖达疏：“天色玄，地色黄。”《尚书·禹贡》分九州之土为三等九级，位于中部地区的雍州属**壤土，性质柔和，称“厥田上上”，列为第一。中原土色为黄，故以黄为中央之色，《论衡·验符》：“黄为土色，位在中央。”《礼记·郊特牲》谓“黄者中也”，故有“黄中”一词。“黄”为地之色，田即地，段注：“土色黄，故从田。”饶炯《部首订》：“地为土之质，而其字从土。黄为土之色，而其字从田者，盖田亦土。”“炗”为古文“光”，火苗（火）上空的光（廿）多为黄白色，光、黄音近义通，《释名·释采帛》：“黄，晃也，犹晃晃象日光色也。”《风俗通·皇霸篇》引《尚书大传》：“黄者，光也，厚也，中和之色也。”故“黄”从田从炗，炗亦声。

        草木至秋而枯黄，故“黄”也指枯萎、变黄，《诗·小雅·何草不黄》：“何草不黄，何日不行。”朱熹注：“草衰则黄。”庄稼成熟则变黄，故“黄”也指成熟，北周庾信《奉和夏日应令》：“麦随风里熟，梅逐雨中黄。”“黄”又为黄帝的简称，《史记》载轩辕氏有土德之瑞，故称黄帝，《论衡·自然》：“贤之纯者，黄、老是也。黄者，黄帝也；老者，老子也。”

        草木枯萎是衰败之象，故“黄”也引申指事情失败或计划不能按预想实现，如这件事情办黄了。谷物成熟则为**，故“黄”也指成熟、丰收。丰收是美好之事，故“黄”又引申为美好，《诗·大雅·生民》：“茀厥丰草，种之黄茂。”毛传：“黄，嘉谷也。”幼儿头发多为**，故“黄”在古代户役制度中指婴儿或三岁以下的幼儿，《新唐书·食货志一》：“凡民始生为黄，四岁为小，十六为中，二十一为丁，六十为老。”黄河流经晋陕峡谷挟带大量泥沙而河水浑黄，故“黄”也指黄河，如黄泛区。“黄”也通指黄颜色的事物，如黄玉、牛黄、黄金等。“黄”又用作姓氏，《广韵·唐韵》：“黄，姓。出江夏。陆终之后，受封于黄，后为楚所灭，因以为氏，汉末有黄霸。”

        成语中需特别注意的是“炎黄子孙”，也是有很多故事的神话传说，说法不一，如果能总结梳理清楚，也是专著一本。炎黄就是炎帝神农氏和黄帝有熊氏，代表中华民族的祖先。炎帝，华夏始祖之一，与黄帝并称为中华始祖,中国远古时期部落首领。又称赤帝、烈山氏，距今6000年至5500年左右生于姜水之岸（今宝鸡市境内）。炎帝制耒耜，种五谷。立市廛，首辟市场。治麻为布，民着衣裳。作五弦琴，以乐百姓。削木为弓，以威天下。制作陶器，改善生活。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他与黄帝结盟并逐渐形成了华夏族。黄帝（前2717-前2599年）。轩辕黄帝为华夏始祖之一，人文初祖，与炎帝并称为中华始祖，中国远古时期部落联盟首领。少典之子，本姓公孙，长居姬水（陕西武功漆水河），故改姓姬，居轩辕之丘，故号轩辕氏，出生、创业和建都于有熊（今新郑），故亦称有熊氏，因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他以统一中华民族的伟绩载入史册。播百谷草木，大力发展生产，始制衣冠，建舟车，发明指南车，定算数，制音律，创医学，在此期间有了文字。黄帝居五帝之首，有嫘祖、嫫母等四位夫人。

参考文献：1、万献初《千字文释义》2、萧延中《中国思维的根系》3、许慎《说文解字》

尽管回族主体的形成是到了元代才开始的，到了元代之后才有大量的被称为回回人的中亚各族穆斯林的东迁，但从共同的居住区域门“蕃坊”人共同的语言（通用汉语并夹杂有阿拉伯语或波斯语等词汇入共同的心理素质（属穆斯林）和共同的经济生活（大多数经商）来看，唐宋时期与汉族和其他民族互通婚姻的“五世土生蕃客”们，或者说两往后出生的六世、七世、八世蕃客后裔，虽不能与今天的回族完全相一致，但按早期回族来理解也是比较准确的。因为在元代之前，这些早期回族的人数已具备相当规模。在宋元之交的词家周密的《齐东野语》中记载着1236年（南宋理宗瑞平三年）蒙古军进攻襄阳时，宋襄阳的宋军中有回回兵。周密的《癸辛杂识》续集下《盗马踏浅》条，记载着1274年（南宋度宗咸淳十年）蒙古军渡江南时，宋军中的回回兵，常从江水浅处潜渡至江北盗蒙古军马，有时所盗马多至三、四百匹。从所盗马数可知此兵不在少数。另据宋无名 氏《昭忠录》记载：“1235年（南来理宗瑞平二年），蒙古太子阔瑞率兵五十万，由宝鸡南面的大散关南攻。宋将曹友闻率兵在西州（今陕西勉县）南大安（今宁强县北人鸡冠山、回回寨一带拒战

曹友闻是甘肃天水人，为宋初名将曹彬之后，先任天水军教授。1234年蒙古军灭金后，宋政府令曹友闻招募忠义军备防。曹所招的兵中有一部分是投降蒙婢的金将武仙、汪世显部下的回回西夏十八族中不肯投降的官兵。蒙古军灭西夏在1227年，在此之前的一个长的时期中，说明西夏境内已形成了早期的回族。所以，《昭忠录》中记载曹友闻所招募的忠义军中有回回兵，且称之为族，是有一定道理的。当时官都曾消灭蒙古军10余万，从中也可估计出回回兵不在少数，再加上已有回回寨的地名。说明回族确实已初步形成。另外，由于北宋时西夏本身占据着丝绸之路的大动脉河西走廊，所以中外商人中穆斯林很多。早在10世纪前半期，伊斯兰教的呼罗珊王阿布·哈森·纳沙尔（913—942年），曾企图杀掉在撒马尔罕的五百摩尼教徒，高昌回鹘王知道后，派人警告说：“在我国中伊斯兰教三倍于在你国中的摩尼教徒J果你们杀死一个摩尼教徒，我将把国中的伊斯兰教徒加以监视，甚至杀了。”（见阿拉伯人奈丁《群书类述入马苏第《黄金草原》、福虑格尔《摩尼师及其著作》等书》事情发生在五代时期。说明紧连河西走廊的吐鲁番等地，已分布有大量的穆斯林。]元曲中有演宋、夏战争的《狄青复夺衣袄东》一剧，剧中就有河西回回兵。在西夏灭亡（1227年）不到半个世纪时，马可波罗来到河西走廊，当时敦煌、张掖等地都居住着伊斯兰教徒。所以有的学者认为，中原回族形成的时间不迟于十二世纪晚期，而长安等地回族的形成可能更早些。这种观点不无道理。

在元代以前形成的早期回族的问题上，这里需要补充两点。一是由于唐宋时期的早期回族和回族先民形成回族的条件和机遇没有元代那样的大环境优越，所以当时许多穆斯林的后代，包括“五世蕃客”们汉化的现象比较严重，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事实却是存在的，包括许多早期回族穆斯林的后代，甚至这些有阿拉伯、波斯血统的回族名人本身就有浓郁的汉文化气息，由于当时这些后代与伊斯兰文化联系不多，所以受汉文化影响大，相当一部分的唐宋穆斯林后代（包括穆斯林名人的后代）融人了今天的汉族。还比如，在西安近郊的汉族中，康、安、曹、米、何等姓为数不少，古代就有人研究其得姓渊源的。如《通鉴》卷248武宗会昌六年条有“夏州节度使米暨”，注：“米姓出于西域康居，枝庶分为米国，复人中国，子孙遂以为姓。”

又如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说：“西域米国胡人人中国者，因以为姓。”近代也有人对西安汉族中的康、曹、史、安等姓氏进行过研究，认为皆出于九姓胡。而从明清两代在西安地区留存的有关回族伊斯兰教的碑石看，立碑人多为安、石、米、何等姓。另一方面，西安回民中安、米、何姓较多，至今仍为大姓。而在西安近郊的一些地名中，有南、康村、史家湾、曹家庙、南J何村等，而米家崖、东、西曹里村在清末回民起义迁出前一直都是回族村可见早在唐宋时期，由于互通婚姻等原因，就形成了“回回中有汉人，汉人中有回回”的局面。二是按照阿拉伯、波斯中亚等地商人在中国长期发展的情况看，逐渐在中国形成一个新民族是完全可能的。但回族整体和主体的全面形成却是由于蒙古贵族的西征，回国人的东迁，从而构成回回民族今天的大体框架和结构分布，所以说，今天回族的祖先不只是唐宋穆斯林商人的后裔，更多的则是蒙古西征军强迫东移的大量的穆斯林后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