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兵器：石兵器如何进化到青铜兵器？

据古籍记载，黄帝曾采铜铸鼎，蚩尤曾以铜制造兵器。甘肃东乡、永登，山东胶县等地的马家窑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中，确曾出土过距今5000年至4000年间生产的铜小刀和铜锥等。在甘肃的永靖、武威以及青海的贵南等地齐家文化遗址中，曾出土了相当于夏代前期的一些铜锥铜凿、铜刀等。

但它们形状都很小，最长的铜刀和锥，还不到13厘米；面且绝大多数是红铜制品，有的含铜量高达995%，所以它们还不能适用于战斗，还不是兵器。也可以说，夏代前期的军队装备，仍然是木、石、骨制的石兵器。

随着冶铸手工业的发展，夏代中、晚期，人们已经能够熟练地掌握铜、锡、铅的合金技术，可以生产出比石兵器更好的青铜兵器。1975年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发现有冶铜作坊，并出土了两件铜戈、一件铜钺和一些铜镞。经测定，大致为公元前17、18世纪前后，即夏代后期的产品。甘肃玉门火烧沟遗址，也曾出土了大致与此同一时期的铜匕首及铜镞、石范等。

可见夏代后期，军队已开始装备了青铜兵器。特别是用铜来铸造消耗量极大的箭镞，说明这时的青铜兵器铸造手工业已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当时尚处于初创时期，生产的数量毕竟不会太多，还不可能满足军队装备的需要。只有夏王的侍卫部队和贵族军官们，才有可能装备这种锋利而又贵重的当时最先进的兵器。

进至商代，青铜兵器制造手工业及青铜冶铸技术，都有了很大的发展。河南郑州和安阳的商代中，晚期冶铜作坊遗址，而积都达一万平方米以上，出土了数以千计的陶范和大量坩埚残片。从出土青铜器的分析研究证明，这时的冶铸工艺，已超越由矿石混合冶铸的低级阶段，发展至由纯铜、锡和铅来冶铸的较高阶段。已能大量生产各种功能不同的青铜兵器，用以装备军队。

西周王朝设有专管制造兵器的职官，面且分工极细；如函人管制甲，桃氏管造剑，冶氏管造镞、戈、戟等，国家常备军装备青铜兵器，在品种、功能上，也略有增加和改进。总的来说，夏、商、西周的青铜兵器，主要有用于消灭敌人的戈、矛、戟、钺、刀、剑及箭镞等杀伤性兵器和用于保护自己的甲、胄及盾等防护性兵器。

我国古代的青铜器(不仅“是商朝”、商朝仅是青铜器的代表)是很有名的，闻名于世(世即世界)。

1．何为青铜器铜铸的器皿就是青铜器吗

青铜器是铜、锡、铅的合金

(以上金属按对各种器物硬度的不同要求，调配不同比便合铸而成)

2．商朝青铜器为何能闻名于世

(1)种类繁多、有礼器、饮食器、兵器等数十种。

(2)青铜器铸有装饰花纹、有兽面纹、虎纹、象纹、龟纹等。

(3)商朝青铜器的代表作是“司母戊鼎”等大型器皿。

3．指导学生了解司母戊鼎的相关知识(注意将数字具体化，如与教室内讲台进行比较说明)。

4．老师讲叙司母戊鼎的发现、出土、磨难等经过

5．简介四川广汉三星堆“青铜立人像”

6．投影片 青铜器的饰纹

7．明确青铜器的意义

(1)青铜器反映了古代工匠的聪明才智。 (2)青铜器的产生和质量折射出国力的盛衰。

(3)青铜器象征着那个时代，灿烂辉煌的文明

青铜器的分类，主要是为了清楚地区别青铜器的性质和作用，有利于研究各自所形成的器形体系。

具体分类如下：食器、酒器、水器、乐器、兵器、车马器、农具与工具、货币、玺印符节、度量衡器、铜镜等。下面就各类器物的名称、用途和形制特征做具体介绍：

一、食器。包括炊煮器、盛食器和取食器。主要有鼎、鬲、甗、簋、盨、簠、敦、豆、匕等。

（1）鼎：古代炊器，有烹煮肉食或盛放鱼肉的用途。形状大多数是圆形、三足、两耳；也有四足的方鼎和圆形、方形的扁足鼎等形式。圆形鼎的器身，一般为盆、盂的形状。方形鼎器身一般呈斗状。最早的铜鼎都是仿照陶器制作的。

鼎是青铜礼器中的主要食器，在古代社会中它被当作“明尊卑，别上下”，即统治阶级等级制度和权力的象征。据礼书的记载，西周时天子用九鼎，第一鼎是盛牛，称为太牢，以下为羊、豕、鱼、腊、肠胃等；诸侯一般用七鼎；卿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也有用一鼎的，鼎实为豕。

（2）鬲：煮粥器，新石器时代已经普遍使用陶鬲。《尔雅•释器》指款足鼎谓之鬲。《汉书•郊祀志》谓鬲为空足鼎。可见鬲的形状是似鼎而足空，足空则煮水易热。最初形式的铜鬲就是仿照陶鬲制成的。还有一种方形的鬲，鬲体分上下两部分，下部有门可以开合，门内可以放入木炭。

（3）甗；蒸饭器，全器为上下两部分，上体用以盛米，称为甑，下体为鬲，用以煮水，中间的箅通汽以蒸于甑。其形制有圆形、方形；有上下合体的，有上下分体的。汉晋以后甗的鬲足就没有了，这种无足鬲则称为釜。甗是绝大多数殉葬青铜礼器的墓中必有之器，它和鼎、簋、豆、壶、盘、

组成一套随葬礼器，主要出土于西周末、春秋初的墓葬中。

（4）簋：是盛放煮熟的黍、稷、稻、梁等饭食的器具。铜器铭文中的簋字一般都写成“？”，古籍中写成“簋”。其用途相当于现在盛饭的大碗。多数为圆腹、侈口、圈足，有无耳、两耳、三耳,甚至四耳的。

商周时期，簋是重要的礼器。特别是西周时代，它和列鼎制度一样，在祭祀和宴飨时以偶数组合与奇数的列鼎配合使用。据文献记载，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士三鼎二簋。考古发现也证明簋以偶数出现的时候为多。

（5）簠：祭祀和宴飨时盛放黍、稷、稻、梁等饭食的器具。《周礼•舍人》“凡祭祀共簠簋”。郑玄注：“方曰簠、圆曰簋，盛黍、稷、稻、梁器。”在实物中见到的簠都作长方形，口外侈，有盖，盖与器大小相同，合上为一器，打开则为相同的两器。这一特点，在古器物学上又称为“却立”或“却置”。器、盖各有四短足。簠在经籍中称为“胡”或“瑚”，又有称为“匡”的。

（6）盨：是盛放黍、稷、稻、梁饭食的器具。形似簋而椭圆，敛口、鼓腹，两旁有兽耳或附耳，下有圈足或四足，上有盖，盖上有作矩形的四足或可提拿起的圈形足。盖也可以仰置盛物。盨出现于西周中期后段，主要流行于西周晚期，到春秋初期已基本消失。一般成偶数组合。

（7）敦：盛放黍、稷、稻、梁饭食的器具，由鼎、簋的形制结合发展而成。其基本形制为圆腹、二环耳、三短足、有盖。有的敦为“上下圆相连”形，即通常所说的“球形”或“西瓜形”的敦。盖与器特点完全一致，使用时可分一器为两器用，提高了器物的使用价值。古人又称一种无足的敦为废敦。敦产生于春秋中期，盛行于春秋晚期到战国晚期，秦以后消失。

（8）豆：专备盛放腌菜、肉酱等和味品的器皿。从甲骨文和金文看，豆最早可能是盛黍稷之器。豆的基本形制是上有盘，下有长握，有圈足，多有盖。长握称“校”，握下圈足称“镫”，青铜豆出现在商代晚期，盛行于春秋战国。

（9）匕：古代挹取食物的工具，古文献中多有记载，《仪礼•少牢馈食礼》郑注云：“匕所以别出牲体也”。可见匕的用途为挹取饭食和牲肉。考古发现的匕常与鼎、鬲等器物共出，如安徽寿县蔡侯墓出土的鬲就附有匕。匕体一般为椭圆形，后有柄，为挹取方便，有的匕体前端作成尖形。柄常常雕镂出很精美的花纹，礼称这种雕镂柄的为“疏匕”。

三、供奉器皿

较之于真正法器的神圣肃穆，供养器中因多为日常用品则显得亲切可爱，与人们的生活紧密相连，如盛水的净瓶、日用的剪刀、焚香的炉盒等。但又因这些器具都是信众为了表达对佛祖虔敬之心，奉献于寺庙之内、神灵之前供奉品，通常也被作为广意的法器看待。

供养的日常用器中，最有趣者莫过于法门寺出土的蹀躞十二事带。十二事带以铜链为环，坠有有镊子、耳勺、牙签、过泸纲框、食勺、剪子、幡、鱼、镌、燧、水罐等，应为十二器，但一器遗失。十二事带镊长106厘米，耳勺长104厘米，牙签长52厘米，过泸纲框内径52厘米，食勺残长114厘米，剪长10厘米，幡长8厘米，鱼长65厘米，镌长84厘米，燧径76厘米，罐口径72、深57厘米，腰带铜链残长628厘米，可系于腰链之上。十二事带原为云游僧人系于腰间带饰，有部分器物与佛教经典中所说的比丘十八物重合。比丘实际上就是僧侣，《梵网经》记载大乘比丘十八物为僧侣是随身携带的十八种日常用品，可见，法门寺宗教生活的十二事带，真实的再现了比丘十八物的部分内容。通过考量十二器的规格，可知这些小件用品都具有实用价值，若出门云游最为便利使用。十二事带功能之全颇似我们今天流行的“瑞士军刀”，尽管不及瑞士军刀格局紧凑，但僧人云游四海之时将此物挎于腰间，顿时便有了“竹杖芒鞋轻胜马，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意境。

除了临潼庆山寺出土的寺院日用品剪刀和法门寺出土的普通铜锁，另一大类日用品是具有贮水功能的器物。庆山寺出土的铜质提梁罐，壶高只有45厘米，并无纹饰。壶或罐带提梁结构为我国传统器形，自商代起便有提梁罐出现，不仅作为贮存用具使用，而且其上镌刻有各种纹饰，具有较高的艺术性。如何家村出土的唐代鹦鹉纹提梁银壶，就是将功能与审美充分结合的典范。然而庆山寺的提梁罐限于规格，既无审美价值又无实用价值，想来是一般人家专门做来当供养物供奉在佛寺中。二者虽都为唐朝提梁结构的器物，但形制、结构和制作之优劣可谓是霄壤之别。

另一类贮水器是颇具特色的净瓶，形制特征为小侈口、细长颈、圆鼓腹，小平底，在中国传统的器具中非常罕见。净瓶是外来器物，源自于古印度，梵语名称为军持，在汉语中的意思就是水瓶，本是比丘十八物之一。净瓶为佛教用品，僧侣云游时带上净瓶，用于储存水进行饮用和洗涤。晋代《法显传》中最早出现“军持”一词，唐代的《庶物异名疏》中解释“梵语军持，一云军迟。此云瓶也。”唐代高僧义净在《南海寄归内法传》中详细描述了军持的分类、器形和使用规则等问题。在印度的佛法中，军持以材质分为两种，瓷质为净瓶，铜铁质为触瓶。但随着军持传入我国，净瓶与触瓶的分类和使用界限在逐渐模糊。

印度净瓶样式即为《南海寄归内法》中描述：长颈，顶端置一小口，肩腹间复开一口，口上有盖，无柄，颈上的口细如筷子，用以饮水，肩腹间的口粗如铜钱，用来灌水。无论是最早出现净瓶的晋代，还是后来的唐宋，尽管净瓶的线条变得更加清瘦修长，但基本式样和它们的印度母形并无太大区别 [1] 。元代以后净瓶器形出现了各种变异。净瓶可因肩腹间是否开口，分为单口净瓶和双口净瓶。临潼庆山寺出土的鎏银宝瓶不带肩腹口，为单口净瓶。鎏银宝瓶为喇叭形口，喇叭状圈足，细颈，高185厘米，口径3厘米，底径5厘米。盖似蘑菇，内有弹性梢子，瓶体通素无饰，瓶腹有缚带的痕迹，可见平时也经常被使用。西安出土的铜质净瓶则为双口净瓶，高235厘米，口径5厘米，腹径125厘米，重095千克，器口呈喇叭状，细长颈，圆肩，斜腹略张，暗圈足，肩部伸出一竖流，流腹圆鼓，口作杯形。

唐代中外文化经济交流频繁，经常可见带有异域风情的金银器，尽管铜器量少，但仍有足以让人惊喜的器物出现。临潼庆山寺出土凤头人面壶，壶高295厘米。细长颈，中部有凸箍一道，喇叭状口，口一侧作流，另一侧连接凤首龙形鋬。圈足亦呈喇叭状，腹上作出六个高浮雕的人头。作为装饰的人面，在五官特征上则显示出不同于中国人五官的特点。人面肌肉丰满，弯眉大眼，小口，直鼻修长而稍高，距口极近，发由额上中分拢于耳前鬓上，结成三节发辫，每条发辫皆两人共用。通过对人物形象的考察可以看出，这些人面具有明显的天竺人的面部特征。凤头人面壶的器形和装饰特征，足以证明此装壶来自天竺。加之壶底有多次修补痕迹，说明此壶的主人使用之频繁，亦说明壶主对它既十分喜爱，也十分珍视。在庆山寺出土的众多的器物中，唯有凤头人面壶上被留下了可循的生活印记，也可以算作此壶来历不凡的一个旁证吧。

供养器中最常见的日常用品则是香炉。《大智度论》中指出香作为佛法用具是因为“天竺国热，又以体臭，故香涂身共（供）养诸佛及僧”，可见香在印度的使用一开始便与佛教相伴而生。而在中国，香的存在和使用时间则比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历史更为久远。

“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兰兮。”早在《诗经》描述的时代，无论男女都有佩戴香草的习惯。不仅佩香的行为极为常见，互赠香草表达心意也是当时颇为风雅的活动，“维士与女，伊其将谑，赠之以勺药”。如果说香草在《诗经》中尚处在物化的状态，那么屈原的《离骚》“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芳与泽其杂糅兮，唯昭质其犹未亏”则将香草与人高洁端正的情操和品行联系起来，创造出“香草美人”这一中国文学史上经久不衰的艺术形象。孔子曾叹“兰为香王者”，因此后世韩愈所作《幽兰操》，未着一“孔”字，却以“兰”代“孔”，寥寥几十字，充分表达出对孔子的崇敬和爱戴。在中国古典意象中，香草美人总是指代理想的国家制度和英明的国君，然而理想国亦真亦幻，似乎永远也无法抵达，只有当人们点燃香草祛除了现世的污秽和邪气，祝祷天地鬼神，于升起的缥缈奇异的气息中，拉近幻境与现实的距离，理想中的桃花源才仿佛触手可及。

随着树脂类香料的风行，适应茅香类的浅底豆式熏炉在器形上也发生了变化。秦代球形香炉为后来香炉的设计和演变提供了基础，成熟的熏炉在西汉已经出现，茂陵出土的错金银博山炉是汉代香炉中的佼佼者。博山炉设计巧妙，充分的考虑了树脂类香料燃烧和挥发所需要的条件，深炉腹保持炭火的阴燃来帮助香料的挥发，炉顶雕刻的重峦叠嶂将烟孔隐藏起来 [2] ，可使发烟舒缓 [3] ，气味袅娜，正所谓“掩华终不发，含熏未肯然”。

[1] 李晓霞：《军持之研究》，山东大学，2013年。

[2] 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3] 扬之水：《香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

古代青铜器如何与现代设计元素结合关于这个问题，我觉得中国古代青铜器源远流长，有着永恒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传世和近年发现的大量青铜器表明，青铜器本身有一个完整的发展演变系统：原始社会后期开始萌芽夏代初步发展商周鼎盛春秋战国繁荣秦汉变革、中兴两晋南北朝至隋唐走向衰落宋元明清仿古和作伪 石、木、蚌、骨器——金属器物，最先出现的是铜制品。铜器的出现标志着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历史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原始社会后期的历史条件为冶铜术的发明提供了以下物质基础：首先：新石器时代晚期，由于农业的发展，农业经济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有了重要的地位，随着劳动效率的提高，人们可以创造出更多的剩余产品，由于生产力的提高，人们对生产工具的锋利与坚硬必然提出更高的要求,同时，由于剩余产品的增多，给人们追求美的愿望提供了更多的物质条件。农业、手工业的分工，使金属制造业与制陶、玉石、纺织业一样，成为独立手工业部门。其次，我国原始社会末期，人们为了制作石制农具、工具和武器，在开采和选择石料的过程中，逐渐发现和认识了含有铜质的石头和自然铜，或铜锡混合的矿石。为了能从矿石中冶炼出铜，人们把长期烧制陶器的生产经验用在冶铜上。烧制陶器的温度一般在950℃---1050℃，铜的熔点在1080℃，两者的温度已经相当接近了，这样就为冶炼铜矿石提供了重要的燃烧条件。最后，原始社会后期，人们能制作多种工具、武器与生活用具，人们已经娴熟地掌握了磨光和钻孔等技术，并且造型准确。特别是在玉器的制作上，已经运用了切割、雕琢等一整套技术。反映了高超的制作工艺水平。为铜器的制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一节 青铜器研究的对象和任务一、青铜与青铜时代 青铜是指红铜与其它化学元素的合金，如铜与锡的合金为锡青铜，铜与铅的合金为铅青铜，其它还有铅锡青铜、镍青铜等。中国商周时代的青铜古称金或吉金，其化学成分是锡青铜和铅锡青铜。人类最早使用的铜是自然铜伊拉克：札威彻米 公元前一万年至九千年 自然铜做的装饰品伊朗：阿里喀什 公元前约九千年或前七千年 自然铜装饰品埃及进入铜石并用时期是公元前四千年。青铜时代：在人类技术发展的阶段中，使用青铜兵器和工具的时代，就称为青铜时代。中国青铜时代：以大量使用青铜生产工具、兵器和大量使用青铜礼器为特征。中国的青铜时代从公元前二千年左右形成，经夏、商、西周和春秋时代。大约经历了十五个世纪。高峰：在商的晚期和西周早期，青铜冶铸业作为生产力发展的标志而达到高峰。战国晚期，冶铁业出现，高水平的青铜冶铸业完成了历史所赋予的使命。二、青铜器的发现与研究《汉书郊祀志》记宣帝时美阳献鼎。张敞根据鼎上的铭文建议：“臣愚不足以迹古文，窃以传记言之，此鼎殆周之所以褒扬大臣，大臣子孙刻铭其先功，藏之于宗庙也。今鼎细小又有款识，不宜荐于宗庙。” 宋代青铜器的研究有了很大发展，与这一时期科学技术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和活字印刷、拓印技术等的发明推广分不开。吕大临《考古图》 王黼《宣和博古图》清代由于训诂学的发展，青铜器铭文成为古文字研究的重要对象。青铜器的收藏和青铜器铭文释读之风大为盛行，青铜器图像和文字考订的著作也逐渐增加。 乾隆年间《西清古鉴》《西清续鉴》《宁寿鉴古》青铜器作为一门综合研究的学科，是由郭沫若、容庚奠定基础的。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彝器形象学试探》，对两周青铜器铭文作了系统的断代研究。郭沫若把青铜器铭文的研究与古代历史的研究更明确地结合起来，并企图解决古代社会的性质问题。容庚的《商周彝器通考》在当时条件下把青铜器的彝器部分作了尽可能的综合考察，进行了缜密的论证，构成了比较完整的研究体系。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现代科学技术、新的测试手段应用于青铜器的断代、铸造，乃至乐律方面的研究，形成了青铜器科学研究与科学的考古发掘相结合的时期。三、研究对象和研究任务大致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青铜生产工具，生产工具包括手工工具和农具。这一类器物的形式和数量，体现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没有相应的青铜生产工具，就不可能有商周时代程度更高的生产分工和为古代社会的文明创造更多财富。对商周青铜手工工具和农具的研究，主要表现在对各种工具的形式作断代研究，同时对它们的使用对象和效能也要进行研究。即劳动模拟实验。整理、统计和研究陶范对于我们了解青铜器的铸造技术是至关重要的。对青铜工具的成分还要进行化学或物理的系统分析。 2、青铜兵器，青铜兵器是奴隶主贵族军队的必要装备，对奴隶贵族来说是极其重要的。青铜兵器的生产数量很大。商周青铜兵器的研究，是商周兵器史、战争史研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各种兵器的变化式样要进行研究。兵器的形制随着使用经验的丰富而逐渐有所改进，因而促使兵器形状的进化。研究青铜兵器各个时期的特点，探索各种兵器变化的序列，这个序列必然反映兵器改进的进程。对青铜兵器的成分的分析，比之青铜礼器的研究具有特殊性。兵器是靠它的合金质地和式样完善来取胜的，尤其是春秋晚期和战国时代，各类兵器合金成分大有改进。对于兵器的制作，使用的是当时最新、最先进的铸造方法，其中有的是提高兵器物理性能的，也有的是为了起到装饰的作用。这里保存了许多极为宝贵的铸造学中的遗产。 3、青铜礼器，青铜礼器一直是青铜器研究的主体，是研究商周礼制最重要的实物资料。礼器的分类断代是至关紧要的，这是青铜礼器研究工作的基础。在青铜礼器的各个类型中的基本器形变化，都有其客观的发展序列。在各个序列中应有时间或王世明确的标准器。标准器对于青铜礼器的分类、分型有着重要的意义。青铜礼器也称为彝器，彝的意思是常，以钟鼎为代表的宗庙常器，也就是青铜礼器。礼器所包含的内容相当广泛，凡是可以体现“礼”的器物，都在它的范围之内 4、铭文，指商周青铜器上所有铸造和刻凿的文字，其中主要是青铜礼器的铭文。有许多可以视为信而有徵的历史文献。东周时代不属于礼器的青铜器上，也有内容很重要的铭文。青铜器铭文的研究，是青铜礼器研究的重要部分。青铜器铭文因具有丰富的史料价值而显得特别重要。同时，商周青铜器铭文都是当时语言的记录，保存着大量的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等方面的资料。长期以来，形成了一门独立的青铜器铭辞学。青铜器铭文是我国现存最古的文字之一，商代的青铜器铭文和甲骨文并存。研究青铜器铭文的重点，是与周礼相联系的史料研究。 5、青铜艺术，从造型艺术观点来看，许多青铜器又是工艺美术品。商周青铜器艺术装饰承接新石器时代艺术的若干传统，经过长期绵延不绝的变化，形成独特的体系，成为中国艺术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青铜艺术研究包括青铜器单个纹饰、整体的造型和综合的青铜艺术的研究。纹饰的结构特征，经常用来判断器物的相对年代。另外，纹饰的表现手法如平雕、浮雕、高浮雕等，也具有不同的时代特点。要根据考古资料和铭文内容的研究来确定具有各种特征纹饰的相对年代，然后形成序列。青铜器的整体艺术造型，主要是器物的形象特点，各种附饰和纹饰的整体适应性水平。 6、青铜乐器，由于青铜器编钟出土资料渐多，提供了对青铜乐器的组合及其用途的研究的可能性。由于随县曾侯乙墓编钟的出土，带动了对古钟的音高和音律的声学研究。其它地区各种形式乐器的发现，对青铜乐器的研究提出了许多新课题。对各种青铜乐器器形的发生、发展、组合数目和在音乐演奏中的作用等进行科学的探索,力求对古代音律的发展水平做出正确的估计。 7、青铜铸造技术，青铜的冶炼，是人类改造自然物质的第一批成果之一。古矿井的发现，各种铸造方法，各种青铜的成分，陶范和失蜡法浇铸工艺等，都是铸造技术探讨的重要问题。冶金史的发展，就是从冶铸青铜开始的。青铜铸造技术的研究，不仅要对古代技术所达到的高度做出具体而正确的解释，研究的成果还可以为现实的生产服务。青铜的冶炼和铸造标志着当时生产力发展的最高水平。古代炼炉的构造、冶炼的方法、原料、燃料、浇铸的形式和合金成分等，都需要进一步的研究。铸造一件好的铜器最基本的关键是陶范配制的成分、工艺、火候和质量。因此,对于陶范本身的研究就非常重要。青铜的合金成分比例一般比较复杂，春秋中、晚期技术发展较快，出现了用特殊的铸造方法使器物的外表产生具有优良的抗腐蚀性能，这些都需要作详细而准确的科学分析和研究的。 8、华夏族以外的青铜器，中原地区以外的古代边远部族铸造的青铜器，有着浓重的地方风格和独特的形式，也体现了与华夏族之间的文化交融。这些不见于文献记载的青铜器，是认识和研究华夏族以外各部族物质文化的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也是青铜器研究的一部分。 9、青铜器辨伪，作为一门独特的学科，青铜器的辨伪也是不可缺少的。青铜器的作伪，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传世的青铜器，至今仍大量地存在着，各种作伪的技巧达到了乱真的程度，在一些重要的著作中，有时也不可避免地引用赝品，这给研究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要辨别各种作伪的技巧及特点，就必须对传世的青铜器作深入的研究。青铜器研究的对象，将会随着资料的丰富和工作的深入而有所发展。青铜器研究的范围是相当广泛的，它既有属于社会科学范畴的，也有属于自然科学范畴的，还有两者相结合的“边缘科学”。目前青铜器研究已经成为一门多课题的综合性学科。而青铜器研究的任务，产生于对青铜器各个方面问题不断深入探讨的过程中，产生于新发现的考古资料的启示中。 第二节 青铜器的分类青铜器的分类，主要是为了清楚地区别青铜器的性质和作用，有利于研究各自所形成的器形体系。具体分类如下：食器、酒器、水器、乐器、兵器、车马器、农具与工具、货币、玺印符节、度量衡器、铜镜等。下面就各类器物的名称、用途和形制特征做具体介绍：一、食器。包括炊煮器、盛食器和取食器。主要有鼎、鬲、甗 、簋、盨、簠、敦、豆、匕 等。（1）鼎：古代炊器，有烹煮肉食或盛放鱼肉的用途。形状大多数是圆形、三足、两耳；也有四足的方鼎和圆形、方形的扁足鼎等形式。圆形鼎的器身，一般为盆、盂的形状。方形鼎器身一般呈斗状。最早的铜鼎都是仿照陶器制作的。鼎是青铜礼器中的主要食器，在古代社会中它被当作“明尊卑，别上下”，即统治阶级等级制度和权力的象征。据礼书的记载，西周时天子用九鼎，第一鼎是盛牛，称为太牢，以下为羊、豕、鱼、腊、肠胃等；诸侯一般用七鼎；卿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也有用一鼎的，鼎实为豕。 （2）鬲：煮粥器，新石器时代已经普遍使用陶鬲。《尔雅释器》指款足鼎谓之鬲。《汉书郊祀志》谓鬲为空足鼎。可见鬲的形状是似鼎而足空，足空则煮水易热。最初形式的铜鬲就是仿照陶鬲制成的。还有一种方形的鬲，鬲体分上下两部分，下部有门可以开合，门内可以放入木炭。 （3）甗；蒸饭器，全器为上下两部分，上体用以盛米，称为甑，下体为鬲，用以煮水，中间的箅通汽以蒸于甑。其形制有圆形、方形；有上下合体的，有上下分体的。汉晋以后甗的鬲足就没有了，这种无足鬲则称为釜。甗是绝大多数殉葬青铜礼器的墓中必有之器，它和鼎、簋、豆、壶、盘、 组成一套随葬礼器，主要出土于西周末、春秋初的墓葬中。 （4）簋：是盛放煮熟的黍、稷、稻、梁等饭食的器具。铜器铭文中的簋字一般都写成“？”，古籍中写成“簋”。其用途相当于现在盛饭的大碗。多数为圆腹、侈口、圈足，有无耳、两耳、三耳,甚至四耳的。商周时期，簋是重要的礼器。特别是西周时代，它和列鼎制度一样，在祭祀和宴飨时以偶数组合与奇数的列鼎配合使用。据文献记载，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士三鼎二簋。考古发现也证明簋以偶数出现的时候为多。（5）簠：祭祀和宴飨时盛放黍、稷、稻、梁等饭食的器具。《周礼舍人》“凡祭祀共簠簋”。郑玄注：“方曰簠、圆曰簋，盛黍、稷、稻、梁器。”在实物中见到的簠都作长方形，口外侈，有盖，盖与器大小相同，合上为一器，打开则为相同的两器。这一特点，在古器物学上又称为“却立”或“却置”。器、盖各有四短足。簠在经籍中称为“胡”或“瑚”，又有称为“匡”的。（6）盨：是盛放黍、稷、稻、梁饭食的器具。形似簋而椭圆，敛口、鼓腹，两旁有兽耳或附耳，下有圈足或四足，上有盖，盖上有作矩形的四足或可提拿起的圈形足。盖也可以仰置盛物。盨出现于西周中期后段，主要流行于西周晚期，到春秋初期已基本消失。一般成偶数组合。（7）敦：盛放黍、稷、稻、梁饭食的器具，由鼎、簋的形制结合发展而成。其基本形制为圆腹、二环耳、三短足、有盖。有的敦为“上下圆相连”形，即通常所说的“球形”或“西瓜形”的敦。盖与器特点完全一致，使用时可分一器为两器用，提高了器物的使用价值。古人又称一种无足的敦为废敦。敦产生于春秋中期，盛行于春秋晚期到战国晚期，秦以后消失。（8）豆：专备盛放腌菜、肉酱等和味品的器皿。从甲骨文和金文看，豆最早可能是盛黍稷之器。豆的基本形制是上有盘，下有长握，有圈足，多有盖。长握称“校”，握下圈足称“镫”，青铜豆出现在商代晚期，盛行于春秋战国。（9）匕：古代挹取食物的工具，古文献中多有记载，《仪礼少牢馈食礼》郑注云：“匕所以别出牲体也”。可见匕的用途为挹取饭食和牲肉。考古发现的匕常与鼎、鬲等器物共出，如安徽寿县蔡侯墓出土的鬲就附有匕。匕体一般为椭圆形，后有柄，为挹取方便，有的匕体前端作成尖形。柄常常雕镂出很精美的花纹，礼称这种雕镂柄的为“疏匕”。二、酒器。饮酒器、盛酒器和提取酒的器皿统称酒器。包括爵、角、斝、觚、觯、尊、觥、卣、盉、方彝、罍、壶、勺等。 (1)爵：最早出现的礼器。爵由铭文证明，为用于宴饮酌酒之器。其形制为圆形，平底或凸底，前有流，即倾酒的流槽，后有尖状尾，以均衡流的重量，起到全器平衡的作用。爵的一侧有鋬，下面有三个高尖足，流与杯口之际有柱，此为商和西周早期的共同特点。 (2)角：饮酒器。《礼记礼器》：“宗庙之祭，尊者举觯，卑者举角。”郑玄注：“四升为角”。与其它酒器组合。角的形制似爵，但无两柱，两端都是尾。 (3)斝：温酒器。王国维《说斝》引罗振玉之说，认为经籍饮器之散为斝之讹。斝的形状似爵与角，与爵、角主要不同点是无流无尾，仅在口缘上有两柱。腹的形状为圆形、平底。 (4)觚：饮酒器。传世的数量很多，考古发掘时，经常与爵共出。形状似喇叭，一般是细长身，大侈口，圈足，在长身上常有凸起的棱作为装饰，这与铸造时范的接榫有关系。 (5)觯：饮酒器。青铜器中习称的觯有两类，一类是扁体的，一类是圆体的，形似小瓶，侈口、圈足。此两类器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皆有，后者且沿用至东周。 (6)尊：高体的大型或中型的盛酒器。金文中称礼器为尊彝，尊象双手奉酉形，彝象双手献沥血的鸡，即尊酒奉鸡牲祭祀之意。尊彝是祭祀的礼器之共名，是指一组祭器，而不是指某种礼器的专名。诸凡酒器食器，金文中泛称为尊彝。尊的形制最常见的有圆形、侈口、圈足的，也有侈口方形的尊。另外，在尊一类的器物中，还有一些鸟兽形状的，即所说的鸟尊、象尊，这应该是尊的一种特殊形制，统称为鸟兽尊。它们的用途均为盛酒器。 (7)觥：盛酒器。器形特征是形似匜，椭圆形腹或方形腹，圈足或四足，有流和把手，有盖，盖作成有角的兽头形或作成长鼻上卷的象头形。觥出现于殷墟晚期，沿用至西周早期。 (8)卣：盛酒器。卣是专用以盛酒的祭器。卣形制似壶，但有提梁，故俗称提梁卣。卣腹的形状很多，或圆、或椭圆、或方形，也有作成圆桶、鸱 、虎吃人等形的。 (9)盉：盛酒器或酒水调和的器具。盉的形状教多，一般是深腹、圆口、有盖，前有流，后有把手，有三足或四足。也有流在顶上的异形盉，以及圆腹有螭梁的盉。青铜盉的出现在商代早期，盛行于商晚期至西周。 (10)方彝：盛酒器。彝，古代青铜器中礼器的统称。《尔雅释器》：“彝、卣、罍，器也。”郭璞注：“皆盛酒尊，彝其总名。”在古籍和铜器铭文中未见以方彝为礼器的名称，宋人以这类器形体作方形而定此名。其特征是高方身，带盖，盖似屋顶形。腹有直、有曲，有的还从腹旁有两耳上出，盖与腹大都相对应地有四条或八条棱脊。商代早期已经有陶质的类似方形器的出现，但已发现的青铜方彝出现于商代晚期。 (11)罍：盛酒器。《说文》曰：“罍，酒尊。”罍又兼可盛水。罍有方形和圆形两种，方形罍，宽肩，肩上有二耳，有盖；圆形罍，大腹，圈足，两耳。这两种形状的罍，常见在一侧的下部有一个穿系用的鼻。罍的器形，见于商代晚期，它的流行时间至春秋中期。 (12)壶：盛酒器。《周礼秋官掌客》：“壶四十。”郑玄注：“壶，酒器也。”《诗大雅韩奕》：“清酒百壶。”金文壶字象有盖两侧有系和腹部庞大的容器，故壶可以视为长颈容器的统称。古代酒的品种多，故酒壶的器形也各有不同。青铜壶在历史上使用的时间自商至汉代或更晚。壶的样子很多，有圆形、方形、扁形和圆形带流的壶等多种形状。三、水器。水器中绝大部分用于盥洗，故亦称之为盥器，大致可分为承水器、注水器、盛水器和挹水器四种，包括盘、匜、盂、鉴、缶(fou)、瓿(bu)等。 (1)盘：承水器。商周时宴飨用。宴前饭后要行沃盥之礼《礼记内则》载：“进盥，少者奉盘，长者奉水、请沃盥， 盥卒，授巾。”此外，盘还可用来装冰。商代晚期逐渐开始流行，战国以后，沃盥之礼渐废，盘也被洗代替。 (2)匜：盥手注水之器。出现于西周中期后段，流行于西周晚期和春秋时期。 (3)鉴：《说文》：“鉴，大盆也。”用作盛水，并可沐浴。在铜镜尚未盛行时， 古人也用鉴盛水照容貌。四、乐器。包括铙、钟、钲、鼓等。 (1)铙: 我国最早使用的青铜打击乐器之一，流行于商代晚期，周初沿用。铙形似铃而较大，身体短宽， 口部呈凹弧形。《周礼地官》“以金铙止鼓”。即退军时用以指示停止击鼓的。也用于祭祀和宴乐。 (2)钟：祭祀或宴飨时用的青铜打击乐器。钟的形式是从铙演化而来。 (3)钲：古代行军所用乐器。形体似铙，比铙高大厚重，俗称大铙五、兵器。包括戈、矛、戟、镞等。 (1)戈：商周时期兵器中最常见的一种。古称勾兵。由戈头、柲、帽和 末的鐏构成。商和西周 帽大多为木质。 (2)矛：用于冲刺的兵器。 (3)戟：戈与矛的合体。兼有勾、刺两种作用。 (4)矢镞：远射兵器。六、杂器。包括生活用具、 车马器、货币、玺印等。（1）镜：古代照面的用具，一般呈圆形，正面光洁，背面有纽可穿系。齐家文化：殷墟：素背，镜面较小 春秋：数量不多战国中期：盛行期，数量大增，制作精巧美观，背面图案多几何纹和动物纹，无铭文汉：西汉至东汉早期，铜镜逐渐变厚重，背面多铸吉祥语。王莽时出现纪年铭铜镜。西汉时“透光镜” 隋唐：铜镜的再盛时期。种类繁多，葵花镜、菱花镜、人物故事镜、狩猎骑射、海兽葡萄镜等宋：仍流行菱花镜 元以后铸镜技术逐渐衰退（2）带钩：束腰皮带一端的挂钩，古称鲜卑师比头，初为北方草原民族使用，春秋战国时期传入中原，一直沿用到汉代。基本形制为下端有钉柱钉于皮带的一头，上端曲首作钩，用以钩挂皮带的另一头，中间有钩体，侧视呈S形。（3）薰炉：汉晋时期薰香用具，也称博山炉。（4）货币：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铸币主要有布币、刀币、贝钱和圜钱。布币—仿照青铜农具铲的形状铸成，原始空首布出现在西周时期，大量铸造在春秋时期，式样与铜铲相同。战国时期布币改制，銎部扁平成一体。刀币—仿照刀铸造的，齐大刀，燕小刀（明刀）贝币--，俗称“鬼脸钱”或“蚁鼻钱”，流行于战国时期的楚国。圜钱—仿照圆形玉璧。（5）符及玺印符—传达命令或调遣兵员的凭证，一符分为左右两半，分存两方，使用时两半相合，称为“符合”，表示命令验证可信。 因状若伏虎而又名虎符。盛行于战国、秦、汉。玺印—官私书信往来和相互交往的凭证。第三节 青铜器花纹一、 兽面纹。旧称饕餮纹。二、 龙纹三、 凤鸟纹四、 各种动物纹五、 火纹六、 几何纹七、 人物画像第四节 青铜器铭文一、铭文的产生与发展 青铜器铭文又称金文、钟鼎文。商代到春秋时期的铭文一般是铸成的；战国秦汉时期的铭文大都是刻成的。 铭文的产生与发展，与文字的发生发展以及青铜器的铸造技术进步都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商代中期以后，青铜器的铸造技术有较大发展，甲骨卜辞的书契也迅速发展，铜器铭文的铸造也开始兴盛起来。但每件器物的字数一般只有一个字，二三字。多者四五个字，到商末时，也没有超过五十个字。这个时期的铭文一般都铸在器物不明显部位，所铸刻文字有表示族名、祭器、宴飨、狩猎、战争、职官名等内容。 西周是青铜器铭文大发展的时期，铭文从性质、内容、形式、数量甚至书体方面都有了较大变化。记载有王室的政治谋划、历代君王事迹、祭典训诰、宴飨、田猎、征伐方国、赏赐册命、奴隶买卖、土地转让等内容。 春秋时期青铜器的铭文出现了随意性，大都为联谊婚姻、夸耀祖先等内容。 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简册帛书通行，文字日见繁复，经过千余年的发展变化，青铜器铭文逐渐走向衰落。二、青铜器铭文格式 1、徽记 2、祭辞 3、册命 4、训诰 5、记事 6、追孝 7、约剂（个人之间）、律令（政府的法律条令） 8、物勒工名（器主、工师、工匠、器物放置地点、容量、重量等）三、铭文的内容 1、王室祭典 2、戎事第五节 青铜器的铸造技术一、商、西周时期的铸造技术 一模一范 二次铸造 加工磨砺二、春秋时代的铸造技术 失蜡法 错金银

铜镜铸造制作工艺

所谓铜镜铸造制作工艺,是指将纯红铜和锡,或铅或锌,通过严格配比,进行冶炼溶化,再灌入模范,冷却后取出毛坯,最后进行机械加工,表面涂锡汞,成为可照容的日用品的工艺过程。

生产铜镜要进行许多道程序,而每一道工序都有严格标准。

如某一道工序发生缺陷,都会影响铜镜的质量,甚至出次品,带来损失。

在铜镜产生的四千多年历史过程中,战国、两汉、隋唐铜镜制作最精美,是当时社会经济繁荣的产物,为收藏者孜孜追求。

而宋以后精品少缺,其历史原因应与一些铸造制作的关键工艺的失传有关。

虽然明人宋应星《天工开物》一书有介绍,但不详细,难于掌握,并且是宋以后之事了。

近年来,随着收藏热的升温,对古铜镜研究的深入,逐步对古人铜镜铸造制作工艺有了全面科学分析与了解。

作为一名收藏铜镜爱好者必须全面了解铜镜的铸造制作工艺,掌握铜镜生产全过程的知识,用理论指导实践。

在恒心的支撑下,才能慢慢的进入收藏的佳境,从而实现对铜镜实物,无论是理论上与实践上,对鉴定、断代、修复、鉴别伪品,都能够有一个正确的判断。

(一)采矿和冶炼:

青铜是红铜和锡、铅等金属的合金。

地面可采集的自然铜很少,铜镜大量的铸造必须依靠铜矿的大规模开采和冶炼。

中国铜矿资源的开发是商周铸造业发展的物质基础。

中国青铜器遗存数量很多,说明古代铜矿的开采和冶炼具有相当的规模。

由于采矿遗迹深埋地下,不容易被发现,到目前为止,考古工作者发现大型的和比较大的矿冶遗址只有几处:如湖北省大冶铜绿山矿冶遗址；辽宁省林西县大井古铜矿遗址；湖北省麻阳古矿井遗址；安徽铜陵铜矿井遗址等。

(二)各个时期的铜镜合金成分:

《考工记》是先秦古籍中的重要科学技术著作,它是春秋末齐国人记录手工业技术的官书。

是我国,也是全世界关于铜镜及其他器物合金配比的最早记载。

青铜是金属中最早的合金。

人类由石器时代进入青铜时代,距今约5000年左右。

先民们已开始掌握了制造合金的技术方法。

采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金属,经过高温使它熔合在一起,制造成为另一种金属,从而具备了新的物理和化学性能,这就是合金。

合金在铸造方面是属于金属再创造,青铜是合金的首创。

青铜作为一种合金,与纯铜相比,它的优点是硬度高、光泽好、能发出青光,可照容,以及抗腐蚀性能好。

中国古代的锡青铜中常含有少量的铅,使得铜液在灌铸时流畅性能好,不易阻塞,但铅分子唯溶解于铜内,只能在铜液中均匀地分布作滴状浮悬。

红铜的溶点是10845℃,若加上15%的铅,熔点降到960℃,若加上25%的锡,熔点则为810℃。

然而,加铅或加锡,其意义不仅在于降低熔点,更重要的是使合金的物化性能得到极大的改善。

在距今3000年的西周时代,我国先民已熟练地掌握了复杂的合金制造技术,并创造出令现代人叹为观止的、精美绝伦的青铜艺术品。

如雄浑重器铜方鼎、玲珑剔透的云纹镜、锋利无比的吴王夫差矛等。

对此,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周礼·考工记》上有大量的记载。

周朝设有冬官司空掌管百工事宜,负责“营城郭,建都邑,造车服器械”。

具体就冶金铸造而言,百工中又产生了十分细密的产业分工,即“攻金之工,筑氏执下齐,冶氏执上齐,凫氏为声,

氏为量,段氏为镈器,桃氏为刃。

”明确由专业匠人分别专造乐器、量器、农具和刀器。

对此现象,汉代郑司农解释道:“其曰某氏者,官有世功,若族有世业,以氏名官者也。

”由此可知,在周代,冶金铸造业已成为重要的社会经济产业,并历史性地形成了专造某一类器物的家族,并因世袭而成为官名,这是其一。

其二,由于实践经验的日积月累,先民们能从不同的矿石中分别提炼出金(即红铜)、铅、锡、锌等金属,通晓不同的金属各自的理化性能,并在此基础上,按照自己的意愿,根据不同器物的特殊用途要求,创造出分门别类的合金。

“六齐之论”即是合金制造的理论总结。

《周礼·考工记》记载:“金有齐: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

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之齐。

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

三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之齐。

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削杀矢之齐。

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

”这清楚地告诉我们,当时的工匠不仅清楚青铜中含锡量越高,质地越硬的原理,还把握住了硬度和韧度、光亮度在工具不同部位各自的特殊要求,按需制作。

如采用复合技术制造剑时,用含锡较低的青铜做剑脊,用含锡高的青铜做剑刃,如此造出的剑,剑锋锐利,剑身坚韧,杀伤力大且经久耐用。

具体就铜镜而言,光亮度是其重要特征,铜锡各半,能使光洁度恰到好处。

故先贤总结“金锡半”为制造鉴燧最合适的配比剂量。

但各个时代铸造的铜镜,因各种因素的影响,它的金属配比有所不同,加工方式亦不同,所以铜镜断代,主要应借助于先进的现代化科学仪器进行测试。

对于无法确切断代的铜镜,如果我们掌握各时期金属配比的知识,再结合铜镜其它方面的特点,也是可以做出准确的判断的。

齐家文化铜镜的铜锡比例是1:0096。

商周镜含锡量稍高,但质地远不如同时期的青铜礼器,对镜面缺乏必要的防锈处理。

战国铜镜中铜、锡、铅的比例已较稳定,铜大多在68%上下浮动,多的达748%,少的也在566%以上,但锡的比例一般在20%左右。

另外,铅的比例在045%—3%。

战国镜中有一种表面黑里透亮似涂有一层厚厚的黑漆,被称之为“黑漆古”的,这类镜保存完好,尤其是它的防锈技术令现代人叹为观止,这与当时制镜的金属配比是直接相关的。

汉镜的合金配比较为稳定,铜占60—70%左右,锡占20—24%,铅占4—6%左右的配比最为普遍。

汉镜保存稍好的镜面仍可反光,有的精品还能反射出青褐色的光。

魏晋南北朝铜镜的合金配比不稳定,较易锈蚀,色以黑褐居多。

唐镜,尤其是盛唐时期的镜子,呈银白色,其金属成分中,大体铜平均69%,锡25%,铅5%,配比较为稳定。

在唐代,已采用了向镜中加入微量或一定量的银的新工艺,使得典型的盛唐时期铜镜泛银白色光,很少有铜绿锈色,似乎不是青铜铸成,给人以厚重、富态之感,加之纹饰绚丽多彩、内容丰富,实为难得之艺术珍品。

明《天工开物》记述:“唐开元宫中镜尽以白银与铜等分铸成,每口值银数两者以此故。

朱砂斑点乃金银精华发现……,唐镜、宣炉皆朝廷盛世物云。

”唐镜珍贵,因银而贵。

宋、西夏、辽、金、元铜镜,合金成分发生了变化,含锡量仅有10%左右,含铅量却增至8%以上,最多达237%,大大高于汉唐镜平均5%的数量,锌含量也增多,最高达8%,所以,这时期的铜镜呈黄铜色,一般都布满铜锈。

虽形制较薄,但因含铅多,反比汉镜为重。

明代是我国古代铜业比较发展的一个阶段,采铜业兴盛,当时冶铜及其合金技术的主要成就有三:一是火法炼铜技术有了进一步提高；二是直接使用金属锌配制了黄铜；三是制造了宣德炉,它在合金配制方面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铜锌合金一般都是**的,故名黄铜。

铜锌合金颜色与含锌量关系是:含锌10%左右时赤带黄,15%左右时黄带赤,25%左右呈**,30%左右为深**。

明、清铜镜大多呈**,其合金配比是铜70—75%,锌25—30%。

因黄铜流动性较好,有利于改善合金的铸造性能。

(三)造型陶范、石范和泥范的制作:

学术界已知有镜范出土,大约是清末以后的事,从报道和著录情况看,这些镜范始见于春秋晚期,多属战国至西汉时期,计约30多片。

1、镜范的制作:制作陶范的基本成分是粘土和细砂。

但陶模和陶范在铸造青铜镜时所起的作用是不相同的,前者决定器物的造型,而后者却需要承受上千度高温的铜液的冲击,并在其中冷却。

因此陶范除了耐高温以外,还要有良好的机械强度,经得起液灌浇冲刷而不致损坏,同时还要有一定的透气性。

因为铜液灌入后,会在范中产生程度不同的气体,这些气体大部分通过浇口和冒气口排出范体外,少量的需要通过范的毛细孔渗透出去,以保证所铸器物在外观上看不出气孔之类的铸造缺陷。

因此制作陶范的泥土必须是很细腻的,在既能够清晰反映出铜镜上的铭文和花纹的同时,又要有很好的吸收性。

陶范要达到耐热性能优良,机械强度也相当好,用来制范的泥土必须精心淘洗。

淘洗的目的一方面是把泥料按粒度分级,另一方面将泥料中所含碳酸钙、硫酸盐等有机物溶于水中,以减少这种盐类的危害,否则会造成降低耐火度、烧结温度和增加发气性。

制范时先用粗“真土”制成范的雏形,然后再依次加上较细的“中真土”、“造型真土”,及至到了范面,再加上极细的“肌真土”。

制作一枚直径约25厘米的镜子,范厚约需12厘米,其中“粗真土”层厚约8厘米,“肌真土”是最薄的,大约只有01厘米。

这种分层用料法的优点是既可保证生产对铸型的各项性能要求,亦可节省较细的优质“真土”。

《天工开物》指出:“凡铸镜,模用灰沙,铜用锡和,不用倭铅。

”倭铅,即锌,对铜镜质量有影响,故不能用。

灰沙是用稻谷壳灰之类透气性和保温性较好的材料,和颗粒很细的细砂伴和而成。

这样的材料才适合做镜模。

石范今见于著录和报道的有通化汉代博局四神石质镜范。

范体呈瓢形,范径

约205厘米,有浇口一个,下宽53厘

米,范面图纹清晰。

另一片镜径约17厘

米,范面内容为柿蒂座。

座外方格内有

十二地支铭,主题纹饰为四神及规矩符

号。

主纹区外有一周铭带:“尚方作镜 (见图1—18)

真大好,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泉饥

食枣,浮游天下敖四海,寿如金石为国保。

”计35字。

上海市博物馆还藏滑石质“镜范”1片(见图1—18)。

在石范中,有的大约是可以用来浇铸的,如“通化石范”等。

有的则可能是用来制范的阴模,如“上海石范”,它的优点是能耐高温及能多次反复使用,线条式纹饰尤其特出,尽显风采,但出土实物少,需要深入研究。

石范铸镜工艺当与泥范有些相似,但有一些区别,主要差别是其范为石料直接雕成,属半永久型。

泥范铸镜的优点是:造型较易,并可制作出许多细如发丝、纤毫无失、形态各异的镜背图纹来,特别是制作大镜、定做器尤为方便,缺点是通常一范只能用一次,不能批量生产。

以上是镜范出土和著录的大概情况,有重大价值的陶范和石范,多属战国至西汉时期,主要出于今河北、山东、山西、陕西、吉林等北方省区,南方迄今未见,大约与其地潮湿,陶范又是易碎之物有关。

(四)陶范的翻制:

大凡一般青铜器造型,皆须先制模,后制范。

此“模”可用木块、陶泥雕成,也可用范土制成。

若器物形制较为简单,所需产品较少,此“模”便可直接用来制范,若器物形制较为复杂,花纹较为繁缛,需对其多次修整；或产品需要量较大,祖模需长期保存备用,则须由“祖模”(一次阳模)制出“一次阴模”,再用“一次阴模” 制出“二次阴模”,再用“二次阴模”来制范。

对花纹图案的修整,通常宜在阳模上进行,对于高浮雕花纹,则可通过堆砌、按压、雕刻等方式,在泥质阳模上制出。

官方作坊所铸之镜,都是依朝廷提供的某种标准镜模来制作的。

铜镜的成熟技术在我国沿用了二千余年,历代铜镜的花纹、形制不同,对产品的需要量亦不一样,故其对陶范的翻制也就千差万别。

有关研究认为,我国古代铜镜陶范的翻制常用的是整范整模复制,这应是我国古代镜范制作使用最普遍的传统方法。

镜背范的制作:做法是先用木料、陶片或金属等制成了整个镜背图纹的模子,后再在一个造型框内用夯填法复制,只需一次操作便可得到一块完整的镜背范。

这实际上就是一种整范整模复制。

“夯填法”在古代金属铸造型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许多铜铁铸范都是使用此法制成的,否则,便很难获得清晰的棱角和花纹,就是现代,某些场所还在应用。

另外,还有整范分模复制,分范分模复制等方法。

面范的制作:制作面范与背范的造型材料应大体一致,造型方法大同小异。

但面范有它的要求,即铜液接触的表层和支撑表层的厚厚的基体层的要求不同。

表层的陶土致密,渗有匀净的细砂,有的厚度约在05厘米左右。

基体层除了同样掺和细砂以外,还包含有丰富的孔洞,主要是在土中拌和切碎的植物茎叶和麦秸等草料,使阴干时不致开裂变形,浇铸时易出气体。

(五)铜镜浇铸的基本(工艺)操作:

1、顶式浇铸法:

我国古代金属铸造的传统工艺一般主要是泥型,石型也占有一定的比例。

范片经焙烧,凉透后,便可合范浇铸。

浇铸前,铸范需要预热,以防止产生废品。

浇铸温度不宜过高,这不但可减少金属吸气等弊端,而且可避免范面烧结,保证顺利脱范和镜面质量。

一般而言,内浇口是设计好的,是不会浇不到的。

在此有几点值得注意的是:

(1)因锡青铜的树枝状晶甚为发达,此枝晶间的小液池最后冷凝时并无金属液填补,铸件在固态收缩时常被拉裂,故浇铸过程中要切忌金属内部再产生自张力,否则容易炸裂。

(2)因锡青铜的冷凝收缩主要表现为分散性收缩,疏松倾向很大,故铜镜设计时,应尽量考虑这一因素,避免疏松大量出现于镜面。

(3)范和芯皆应烧透,避免重新吸气,尤其是钮芯,否则会极大地影响背纹的清晰度。

组织疏松和芯子发气在古铜镜实物收藏中,常可看到。

从现有镜范的外形看,我国古铜镜浇铸主要是采用顶式浇铸法的(图1—19)。

一套范(即一片面范,一片背范)组成一个浇铸系统,每套范可单独浇铸,也可叠在一起。

顶式浇铸的优点是:浇铸过程较为简单,从而减少了制作工作量和金属损失,缺点是易引起金属飞溅。

2、透雕镜特殊浇铸法:

特殊浇铸法主要用于铸造双层透雕镜。

其镜面和镜背系由两种成份不同的合金复合嵌铸而成,通常是镜背部分嵌到了镜面部分中,即“镜面”包“镜背”。

双层透雕镜始见于春秋晚期、战国中后期和西汉初期仍有使用,直至到唐、宋、元代。

其正背两部分金属一般嵌合较好,很少看到分离开了的,一般说来,这类镜子应当是先浇镜背,之后才浇镜面,金属冷凝后,与镜面部分连在一起的镜缘同样会产生一个紧箍力,从而加强了两部分金属嵌合。

3、夹镜特殊浇铸法:

我国古代文献中,关于夹镜有详尽的记载。

夹镜具有如下几个特点:1、镜面与镜背分为两层,而且中空。

2、“正面部分”较薄,与普通镜子同样,“背面”亦可有图纹凸起。

3、没有焊迹。

4、其声冷然纤远。

关于夹镜的材料,同样是高锡青铜,因为只有清晰高锡青铜花纹,才能达到此种效果。

夹镜成型工艺比较复杂,不是铸的,也不是焊的,是使用一种与前述双层透雕纹镜相近,而又不完全相同的特殊方法加工而成的。

其工艺要点是:1、先分别铸成了“镜面部分”和“镜背部分”,并且“镜面部分”要向后凸出一个圆环状的背缘来,使之最后能够夹住“镜背”；2、将铸好的“镜背”、“镜面”两部分金属分别进行一次淬火处理；3、把“镜面部分”加热到β相区,即稍高于586℃的范围,保温后趁热以强力使之与“镜背部分”套合、候冷,两部分金属便紧密粘合在一起了；4、用锡汞齐把接合部位抹平并打光,把接缝遮盖住。

“镜面”与“镜背”两部分的尺寸必须十分准确,不能失之纤毫,接合面须光洁干净,不得殊留任何氧化物、易挥发物。

“夹层空腔”的大小要选择得当,套合火候要适宜,否则便难以达到长久不分离的效果。

夹镜难得,看来主要是难制之故。

4、铜镜热处理技术:

高锡青铜是既硬且脆的,为改善铜镜的加工和使用性能,战国、汉唐时人们经常对它进行一些淬火和回火处理,这操作大约是铸造成形后,并稍经简单清理后,始才着手进行。

从现代技术原理上看,铸态高锡青铜淬火前,其性硬且脆。

淬火后其塑性好,使材料强度、塑性都有了明显提高,硬度却下降了,回火温较低时,硬度又复回升,回火温度提高后,硬度又复下降。

这主要是指强度而言的。

我国古代铜镜淬火术,约发明于春秋战国时期,从战国到汉唐间使用得较普遍。

从文献记载和现代技术原理看,古镜淬火、回火的技术效果大约有3个方面:1、强度和塑性提高了,从而改善了它的切削加工性能,回火温度稍高时亦同此理；2、因强度、塑性的提高,便减少了铜镜损坏的机会,延长了使用年限；3、回火后,颜色皆近于青灰,而“青近白”故宜于镜。

今见一般战国、汉唐镜断口皆洁白如银,当与此有关。

可见铜镜淬火后既保存了锡态,锡青铜原有的一些优点,又改善了加工性能,延长了使用年限,是一项相当合理、科学的工艺。

青铜淬火是我国古代金属技术的一项杰出成就,它使用得如此之早,如此之广,在古代世界其它地方是很少看到的。

1兽面纹古称饕餮纹,（饕餮为传说中贪食猛兽之名）,古人认为此兽有首无身极为恐怖,实际上这类纹饰是各种各样动物或幻想中神兽的头部正视图案后另名为兽面纹,比之饕餮纹更确切、明了 兽面纹主要的装饰对象是鼎,青铜鼎除了作为实用器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用途,就是作礼器使用兽面纹大都以夸张的兽面、简洁的线条来修饰器物,相信这同当时人们的宗教信仰和社会宗法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也是研究古中国的社会、经济与宗教的主要依据 兽面纹的特点是以鼻梁为中线,突出正面造型,两侧作对称排列,上端第一道是角,角下有目,较具体的兽面纹在目上还有眉,目侧有有耳,多数有爪,两侧有左右展开的体躯或兽尾,少数简略形式的则没有兽体和尾部可以说所有的兽面纹基本上是按这一模式塑造的,只是在表现方法和技巧上,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同 亦称“兽面纹”青铜器上常见的装饰纹样之一纹样象征古代传说中一种贪食的凶兽饕餮的面形,图案多有变化 饕餮一词见于《吕氏春秋·先识览》：“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更也” 商代至西周时常作为器物上的主题纹饰,多衬以云雷纹西周后期以后逐渐推动主题纹饰的突出地位,常用仿器耳或器足上的装饰 自宋代宣和时的《博古图录》称此类纹饰为饕餮纹后,历代沿用这一名称 23龙纹包括夔纹和夔龙纹这里的"夔"古称是一角一足的动物,实际上则是双足动物的侧面像龙在古人心目中的形象是多种多样的,因此纹饰也各有不同,按图案结构分,有爬行龙纹、卷体龙纹、交体龙纹、双体龙纹、两头龙纹等 青铜器上的装饰纹样之一龙是古代神州传说中的动物一般反映其正面图象,都是以鼻为中线,两旁置目,体躯向两侧延伸若以其侧面作图象,则成一长体躯与一爪 龙的形象起源很早,但作为青铜器纹饰,最早见于商代二里冈期,以后商代晚期、西周、春秋直至战国,都有不同形式的龙纹出现 商代多表现为屈曲的形态；西周多表现为几条龙相互盘绕,或头在中间,分出两尾 传说龙的出现与水有关,《考工记·画缋之事》谓：“水以龙,火以圜”是用龙的形象来象征水神,因此在青铜水器中,龙的图卷或立体形象有更多出现 根据龙纹的结体大致可分为爬行龙纹、卷龙纹、交龙纹、两头龙纹和双体龙纹几种自宋代以来的著录中,在青铜器上,凡表现为一爪的这样纹饰,又称为“夔纹”或“夔龙纹” 夔纹 图案表现传说中的一种近似龙的动物——夔,多为一角一足,口张开,尾上卷自宋代以来的著录中,在青铜器上,凡是表现一足的类似爬虫的物像,都称之为夔或夔龙,这与古籍“夔一足”的记载有关《说文·攵部》：“夔,神也,如龙一足”有的夔纹已发展为几何图形化的装饰,变化很大常见的有身作两岐,或身作对角线,两端各有一夔首盛行于商和西周前期 4凤鸟纹 凤凰始见於《诗经》,原为“凤皇”,汉代毛亨解释为“雄为凤,雌为皇”凤和龙同为古代的祥瑞动物“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说明玄鸟就是商的图腾,在古代,凤鸟就是鸟图腾的代表 凤鸟纹按照构图形象分为长喙鸟纹,体躯是鸟,头部有一较长的喙；鸱枭纹,正面,大圆眼,毛角大翅,盛行於商代中晚期；雁纹,是鸟纹中写实的形象,属春秋晚期北方的风格凤鸟纹多饰於鼎、簋、尊、卣、爵、觯、觥、彝、壶等器物的颈、口、腹、足等部位 青铜器上的装饰纹样之一鸟长翎垂尾或长尾上卷,作前视或回首状在青铜器上大多作对称排列 良渚文化出土的玉琮上已有明确的鸟纹青铜器上最早出现的是二里冈期的变形鸟纹殷墟时期已有鸟纹作为主要纹饰西周早期起鸟纹大量出现,一直到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