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古书收藏升温，不少不法商人，伪造古书，欺骗外行人。一般来说，用茶染旧纸张，冒充旧纸来作伪古书，是常用的手法，在古书市场尤为常见。新手可从装订线、书口颜色方面入手辨真伪。书口颜色比书页深的，一般用的就是染了茶的纸。此外，可以闻闻书中的油墨味，新印和旧印的差别很明显。

与字画相比，古籍作假的不多。北京路古籍书店的杜经理表示，旧书的伪造情况相对字画等其他收藏品来说已经少很多，因为伪造古旧书的成本太高，纸质、墨色都很容易辨认，要仿造真的需要很高的技术。所以古旧书市场上的赝品还不是太多，但也不排除有赝品的风险。据了解，古籍常见的作假方式有三种：一是剜改，比如将书名由常见名改为罕见名，或改牌记(即版权说明)，将很晚的牌记改为早期的；还有改藏书印的，将普通藏书印改为名家藏印；二是以残充全，即将残册通过改造冒充全册。另一种较常见的就是染纸，将现在市面上的新书用茶叶水泡后冒充古书。因此，在收藏古籍时，一定要先学习相关的知识，比如说要了解某个年代出版过什么代表书籍，这个年代的纸质、字形、油墨都有何特点；原刻本、影刻本、复刻本等不同形式的古籍应该是什么样子。当然，光有这些也不够，还需要多看细看。另外，还要多向行家请教，参加展览会、拍卖会了解行情，以免“用买人参的价钱买了萝卜”。

虽然有“一页宋版，一两黄金”之说，但在所有的藏品种类中，古籍是存世量最多的一种，收藏者藏有上百本古书轻而易举。因此，杜经理表示，并非所有古籍都有投资价值，一些当时发行量很大、做工不是很精细、存世数量很多的古旧书籍，价值不是很高。这就需要收购时有一定的鉴别能力，不要高价买了便宜货。一般而言，在皇宫内用过的内府本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而历代查禁书目，著名学者的批、校、抄、稿本要特别注意。一经品题，身价百倍。这类书籍拍卖时比同类同版的要高出不少。另外，名人尺牍拍卖异军突起，屡创佳绩，现已在古籍收藏中牢牢占据了一席之地。目前，一封一般的清代名人书札价格都在千元以上，明代名人的则需数千元。近年来，古籍收藏已将视野拓展到民国时期。民国时期的图书数量可观，内容丰富，且由于距今较近，损坏或流失者也较少，时下价格也相对偏低，许多私人藏家在经济上都能承受。近年，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在关注“旧善本”的同时，又提出了“新善本”说，并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进步书刊和文献归于其中。1994年嘉德公司举行的首场古籍拍卖会上，孙中山的3封信札就分别拍出了7万元、92万元、17万元的高价。

《寓言典故三百篇》大连出版社1994年出版。 《古文小品三百篇》大连出版社1995年出版。

《晏殊晏几道欧阳修诗词精选》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出版。（与邓绍基合作）

《历代小说精品一一附历代文言小说精品》时代文艺出版社1995年出版。

《千家曲》山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

《尺牍精华》巴蜀书社1998年出版。（合作）

《雷峰塔》华夏出版社2000年出版。

《不怕鬼的故事》（合作）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

《古今文学名篇》（合作）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

《唐宋名篇》之“唐宋词卷”和“唐宋文卷” （合作）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中国文史经典讲堂·明清小品选评》 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6年6月出版

青简、韦编、青编

古代没有纸时，把字写在竹简上，用皮绳把竹简编缀起来，故称书籍为“青简”“韦编”。“韦”就是用来编扎竹简的皮绳。“青编”即“青丝编”，以青丝编结，用来记事，因而古代记事书籍常以“青编”代称。

芸帙、芸编、芸签

有了纸以后，人们为了防止虫对书的咬噬，常在书里放“芸香”，后人便用“芸帙”“芸编”“芸签”等代称书籍。

缥缃、缃帙、缃缥、缥帙

“缥”是青白色丝织物，“缃”是浅**的丝织物，古人常用这两种丝织物作书籍的封皮、封套，“缥缃”等遂成为古代书籍的代称。

坟典、坟籍

传说古代早期的典籍有“三坟五典”“九丘八索”。“坟典”是“三坟五典”的简称，“三坟五典”“九丘八索”有时用来泛指古代典籍，而“坟典”“坟籍”则常用作古代典籍的代称。

二酉

代指丰富的藏书。“二酉“原系湖南境内的大酉山、小酉山。相传小酉山石穴中藏书千卷，乃是秦人留下之物，后则用以代指丰富的藏书。

学术观点

中国有6000年的文明史，图书作为重要的标志文明的牌记，与中国古老的文明社会并驾齐驱发展着。从壁石、钟鼎、竹简、尺牍、缣帛到纸张，无一不向社会传播文明，传递知识。但久经改朝换代、天灾人祸，能保留下的古书少之又少。所以，古书收藏爱好者认清古籍中孤本、善本、珍本的界定是非常有必要的。孤本的概念比较清晰。凡国内藏书只此一部的，未见各家收藏、著录的，一概称为国内孤本。

珍本与善本的界定，历来为版本鉴定学者所争论。宋效先老师曾在1987年发表论文指出：“珍本是比较稀见或比较珍贵之本，善本是凡内容有用，流传稀少，校刻精良，具有文物、学术或艺术价值之本。”而在李致忠老师的观点中认为：在西方人的观念里和词汇中，“善本”就是珍贵的、值钱的、罕见的传本，这实际上是以“珍本”概念替代了“善本”的含义。时代久远，传世孤罕的书籍，自然珍贵。甚至虽有明显的文字讹脱，反被视为珍贵版本，这在古今中外都有实例可举。本来“珍”并不等于“善”，罕见的东西并不一定真好，可是谁也不会把珍贵的东西视若粪土。这就在实际上把“珍”、“善”合流了。

彭令先生认为，从广义的角度说，凡是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人民的古籍精品，都应视为珍本；珍本与善本的核心价值都是文献价值，文物价值为基础，文物价值主要是在确定古籍的真赝、年代、版本的基础上得出的，艺术价值对于古籍来说是形式。文物价值、文献价值与艺术价值都高的古籍，无疑是善本；有时候，对于某种价值特别突出的古籍，也应视为善本。

1 文言文：武行德之守洛京

武行德任洛京留守时，国家正在实施盐法，规定凡能捉获贩盐一斤以上者，心加重赏。

当时一些为非作歹的人，常常用私盐来陷害人。曾有一个村童，背菜进城，路上遇到一个尼姑，从河阳来，与他同行。

快到城时，尼姑却先走了进去，一会儿，守门的吏卒前来搜查，在村童的菜篮中查获了私盐数斤，便把村童捉了起来，送到府中。武行德取过盐查看，见外面裹着白纱手帕，而且有一股袭人的龙麝香气，惊异地说：“我看村童破衣烂衫，甚为穷困，怎么会有薰香手帕呢？一定是坏人干的勾当。”

于是问村童说：“你离家以后，曾与什么人同路而行？”村童如实作了回答。武行德听了，高兴地说：“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这一定是天女寺的尼姑与守门吏卒企图侥幸谋求赏金啊。”便问明尼姑的形貌，命令亲信去逮捕，即日捕获。

经过审问，此事果然牵涉到守门的吏卒，村童获得了释放。从此官吏们对武行德又惧又怕，又佩服，不敢再有所欺蒙，整个洛京为之肃然。

2 刘方,京兆长安人也

（原文）刘方，京兆长安人也。

（译文）苏逢吉，京兆长安人。（后）汉高祖镇守河东，父亲苏悦任漠高祖的从事，苏逢吉常常代替苏悦写奏记，苏悦于是告诉了汉高祖。

汉高祖召见苏逢吉，见他精神爽秀，怜爱他，就任他为节度判官。汉高祖性格素来严肃，宾客僚佐们很少能够请求进见，惟独苏逢吉能进入，整天在汉高祖的书房中侍立。

两使的文簿堆满了，没有人敢通报，苏逢吉就取来放在怀中，等到汉高祖的神色可以冒犯时进献。汉高祖大多认可了，因此很喜欢他。

但苏逢吉为人贪婪狡诈没有德行，喜好杀人。汉高祖曾因他的生日派苏逢吉整顿清理狱中囚犯以求福，叫做“静狱”。

苏逢吉进入狱中察看囚犯，无论轻重曲直都杀掉，报告说：“监狱清静了。”汉高祖建立国号后， 这时，制度刚开始建立，朝廷大事都由苏逢吉决定，苏逢吉以此为己任。

但他素来不懂学问，随事裁决，出自他个人的看法，因此汉代尤其没有法度，而不施行德政，老百姓没有人称赞它。汉高祖平定京师后，苏逢吉和苏禹珪同在中书省，拜官授职常常违反旧制。

苏逢吉尤其喜好接收贿赂财货，卖权卖官，指责的人吵闹不停。但汉高祖正倚仗信任他们两人，因此没有人敢上报。

凤翔李永吉初到京师朝见，苏逢吉因李永吉是过去秦王李从暇的儿子，世代王侯之家，应常有奇异的财物，就派人告诉李永吉，答应给他一个州，而索求他祖上的玉带，李永吉以没有玉带作解释，苏逢吉于是派人买了一条玉带，价值几千缙，要求李永吉抵偿；前客省使王筠在晋末出使楚，到这时才回来，苏逢吉猜想王筠得到楚王的厚重财物，派人索求，答应给他一个州，王筠怏怏不乐，把口袋中装的一半财物献给他。 这时，天下盗贼很多，苏逢吉亲自起草诏书下发州县，凡是盗贼所住本家和邻居都减族。

有人对苏逢吉说：“做盗贼被灭族，已不是先王的法制，何况邻居呢！”苏逢吉不情愿地承认对，迫不得已，只是去掉减族一项罢了。因此郫州捕贼使者张令柔将平阴县十七个村的老百姓数百人全部杀死。

卫州刺史叶仁鲁听说按察区域中有盗贼，亲自带兵追捕。当时十多个村民一齐追赶盗贼，进入山中，盗贼都逃散了。

叶仁鲁随后到，见追捕盗贼的村民，以为是盗贼，把他们全部抓获，割断他们的脚筋，把他们丢弃在山脚示众，这些人长声悲号，几天就死了。听到的人都为他们呜冤叫屈，而苏逢吉把叶仁鲁当成能人，从此天下因做盗贼被杀的事就泛滥成灾了。

这时，汉隐帝年龄小，小人在他身旁弄权。史弘肇等人作威凌驾皇帝，皇帝和他手下的李业、郭允明等人都很忧虑。

苏逢吉每次见到李业等人，都用言语激怒他们，李业等人终于杀掉史弘肇，任苏逢吉权知枢密院。正让人起草诏书，听说周太祖起兵，才作罢。

3 王复传文言文阅读答案

王复，字初阳，固安人。正统七年（1442）考中进士。授予刑科给事中。声音洪亮，容貌壮美，善于陈述自己的想法上奏。提升为通政参议。也先侵犯京师，邀约大臣出去迎接上皇。众人不敢前去，王复请求出行。于是升迁为右通政，代理礼部侍郎，与中书舍人赵荣偕同前往。敌人露出刀刃夹道威胁他们，王复等人不为此而恐惧。返回后仍担任通政事务，再升迁为通政使。

成化元年（1465），延绥总兵官房能上奏追赶袭击河套部众，皇帝降旨奖励犒劳。王复认为七百里奔赴作战不恰当，并担心因企求意外成功而挑起争端，请敕令告诫晓谕，皇帝认为他说得对。晋升为尚书。

锦衣千户陈珏，本来是画工。到去世时，侄子陈锡请求继承百户。王复说：“世袭虽然是先帝的命令，然而不是战功，应不许可。”于是停止。

毛里孩侵扰边境，皇帝命令王复出京巡视陕西的边疆守备。从延绥到甘肃，观察地势，进言说：“延绥东起黄河岸边，西至定边营，萦绕二千多里。险要关口全在内地，而境外并无屏障，只凭墩堡来防守。军队反而驻扎在里面，老百姓却居住在外面。敌人一旦入境，官军还没有行动，老百姓已经被掠夺完了。再加上西南抵达庆阳，相隔五百多里，烽火不能连接，寇贼到了，老百姓还不知道。请迁移府谷、响水等十九个堡垒，置于接近边疆的重要之地。而从安边营至庆阳，从定边营至环州，每二十里筑墩台一个，共计三十四个。随着地势修建壕沟和城墙，以求声息相闻，易于防守抵御。”奏章呈上去后，皇帝都听从了他的建议。

改派王复到工部。王复严格遵守法令制度，声名超过在兵部。当时中官请求修筑皇城西北面的回廊，王复提议放缓这件事。给事中高斐也说灾害频繁，不宜役使万人作无益的事情。皇帝都不许可。中官率领腾骧四卫军的，请求发给棉上衣和鞋裤。王复坚持不许可，说：“朝廷制造这些东西，本来是给出征的士兵，使得即日出发，不用烦劳去缝制。京军则每年供给冬衣的布和棉花，这是已成的制度，怎能改变？”大应法王割实巴去世，中官请求建寺造塔。王复说：“大慈法王都只建了塔，没有建造寺庙。现在不应该创立这个制度。”于是只是命令建塔，还是派遣四千名士兵供其役使。

王复喜欢古籍爱好学习，遵守廉洁约束的准则，跟人相交没有城府，当官识大体，在工部任职十二年，碰上灾害变异，谏官说他衰老，王复请求退休。皇帝不许。过了两个月，谏官又弹劾王复。皇帝于是传旨，命令他辞官归乡。死后，被赠予太子太保，谧号庄简。

4 文言文 戴高帽翻译

原文

俗以喜人面谀者曰：“喜戴高帽”①。有京朝官出仕于外者，往别其师。师曰：“外官不易为，宜慎之。”其人曰：“某备有高帽一百，适人辄送其一②，当不至有所龃龉③。”师怒曰：“吾辈直道事人④，何须如此！”其人曰：“天下不喜戴高帽如吾师者，能有几人欤⑤？”师颔其首曰⑥：“汝言亦不为无见。”其人出，语人曰：“吾高帽一百，今止存九十九矣。”

注释

①谀：奉承。②适：遇到、逢到。③龃龉（jǔ yǔ）：上下牙齿不齐。比喻意见不合，产生矛盾。④直道：直率的方式。事：对待。⑤欤：呢。句末疑问语气词。⑥颔首：点头。

译文

世俗把喜欢别人当面阿谀的人称为“喜欢戴高帽子”。有一个准备去外省做官的京官，去和他的老师告别。老师说：“外省的官不好做，你应该谨慎从事。”那人说：“我准备了一百顶高帽，碰到人就送一顶，应当不至于有矛盾不快。”

老师很生气，说：“我们应以忠直之道对待别人，何须如此呢！”那人说：“天下像老师这样不喜欢戴高帽的人，能有几个啊？”老师点头说：“你的话也不是没有见识。”那人出来后，告诉别人说：“我（准备的）一百顶高帽，现在只剩下九十九顶了。”

扩展资料

鉴赏

喜欢听好话，听奉承话，听吹捧的话，是人性的弱点。正是因为人性有这种弱点，溜须拍马、阿谀奉承、给人戴高帽者才有了用武之地，有了广阔的市场。看一看古今中外那些得志于一时的小人，有几个不是靠溜须拍马起家的？有几人不是靠给人戴高帽而青云直上的？有几人没有一套阿谀奉承的看家本事？

有人喜欢吹捧，喜欢奉承，自然就有人投其所好。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的鸡蛋。问题都要从两个方面来看。溜须拍马固然可恶，喜爱别人戴高帽者同样可恶。一些文学作品常常把溜须拍马者作为讽刺对象，将那些奴颜媚骨者的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但对喜欢阿谀奉承的人却笔下留情，似乎所有的过错都是溜须拍马者造成的。

其实，喜欢阿谀奉承的人对世风日下，对社会上出现的腐败现象，同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篇《高帽》，通过某京官和老师的一段对话，细致入微地描摹出送高帽者和喜戴高帽者的心态，在举重若轻之中塑造了这样两类人物形象。

尤其是京官的老师——作为喜戴高帽者的形象，先是怒斥弟子溜须拍马，表示要正正派派地做人，接着却又“颔其首”笑纳了弟子送给他的高帽，完全是一副伪君子的形象。文章针砭世俗时弊，鞭辟入里，力透纸背，是一篇富有喜剧效果的小品。

5 黄伯思文言文阅读答案

自幼聪颖，日诵书千余言，复述无遗误。少时习作诗词，文采甚丽。青年入太学，成绩屡占上游。元符三年（1100）中进士，授职磁州（今河北磁县）司户参军。不久，改任通州（今江苏南通）司户、河南府户曹参军。任满，留守邓洵辟为右军巡院，崇宁元年（1102），调任祥定九域图志编修官，兼六典检阅文字。不久，监护崇恩太后园陵使司，掌管笺奏。以修书恩，后又擢升为秘书省校书郎，累迁秘书郎。政和八年（1118）病故。[1]

个人成就

黄伯思著《东观余论》二卷

黄伯思学问淹通，自《六经》及历代史书、诸子百家、天官地理、律历卜筮之说，无不精诣。伯思好古文奇字，洛下公卿家商、周、秦、汉彝器款识，研究字画体制，悉能辨正是非，道其本末，遂以古文名家，凡字书讨论备尽。善篆、隶、正、行、章、草、飞白，皆精妙，亦能诗画。曾初，淳化中博求古法书，命待诏王著续正法帖，伯思病其乖伪庞杂，考引载籍，咸有依据。著有《法帖刊误》2卷，此书纠正了《淳化阁帖》不少错误。又著有《东观馀论》，另有《博古图说》11卷及《文集》50卷，已佚。 组合家具图册《燕几图》也是黄伯思所著。

黄伯思，字长睿，其远祖自光州固始徙闽，为邵武人。祖履，资政殿大学士。父应求，饶州司录。伯思体弱，如不胜衣，风韵洒落，飘飘有凌云意。自幼警敏，不好弄，日诵书千余言。每听履讲经史，退与他儿言，无遗误者。尝梦孔雀集于庭，觉而赋之，词采甚丽。以履任为假承务郎。甫冠，入太学，校艺屡占上游。履将以恩例奏增秩，伯思固辞，履益奇之。元符三年，进士高等，调磁州司法参军，久不任，改通州司户。丁内艰，服除，除河南府户曹参军，治剧不劳而办。秩满，留守邓洵武辟知右军巡院。

伯思好古文奇字，洛下公卿家商、周、秦、汉彝器款识，研究字画体制，悉能辨正是非，道其本末，遂以古文名家，凡字书讨论备尽。初，淳化中博求古法书，命待诏王著续正法帖，伯思病其乖伪庞杂，考引载籍，咸有依据，作《刊误》二卷。由是篆、隶、正、行、草、章草、飞白皆至妙绝，得其尺牍者，多藏弆。

又二年，除详定《九域图志》所编修官兼《六典》检阅文字，改京秩。寻监护崇恩太后园陵使司，掌管笺奏。以修书恩，升朝列，擢秘书省校书郎。未几，迁秘书郎。纵观册府藏书，至忘寝食，自《六经》及历代史书、诸子百家、天官地理、律历卜筮之说无不精诣。凡诏讲明前世典章文物、集古器考定真赝，以素学与闻，议论发明居多，馆阁诸公自以为不及也。逾再考，丁外艰，宿抱羸瘵，因丧尤甚。服除，复旧职。

伯思颇好道家，自号云林子，别字霄宾。及至京，梦人告曰："子非久人间，上帝有命典司文翰。"觉而书之。不逾月，以政和八年卒，年四十。伯思学问慕扬雄，诗慕李白，文慕柳宗元。有文集五十卷、《翼骚》一卷。

二子：诏，右宣教郎、荆湖南路安抚司书写机宜文字；讠乃，右从事郎、福州怀安尉，裒伯思平日议论题跋为《东观余论》三卷。

望采纳。

6 察京试孙文言文翻译

《蔡京试孙》又名《蔡京子孙》

原文

蔡京诸孙，生长膏粱，不知稼穑。一日，京戏问之曰：“汝曹日啖饭，为我言米奚自？”其一对曰：“从臼里出。”京大笑。其一旁应曰：“非也，我见在席子里出。”盖京师运米以席囊盛之，故云。

注释

蔡京：宋徽宗时任宰相，奸臣。

诸：众。

膏粱：膏，油脂，多指肉食；粱，粮食，多指细粮。膏粱，是精美食品，借指富贵之家。

稼（jià ）：耕种。

穑（sè）：收获。

戏：戏弄，开玩笑。

汝曹：你们。汝，你。曹，辈，可翻设成“们”

啖（dàn）：吃。

奚：那里什么。

对：回答。

臼（jiù），石臼，旧时舂米的器具。

应：回答。

盖：原来。

以：用。

席囊（náng）：用草席做成装米的袋子。

盛：装。

译文

（宋代）蔡京的孙子们，生长在富贵之家，不懂得庄稼的种植和收获。一日，蔡京开玩笑地问他们说：“你们天天吃饭，谁能回答我，吃的白米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有个孙子顺口答道：“那是从石臼里舂（chōng）成白米的。”蔡京听了，哈哈大笑。另外一个孙子在边上接着说：“他讲得不对，我见到白米是装在草席的袋子里倒出来的。”（原来）运到京城的大米，都是用席织口袋装着，所以那个子孙才会这么说。

将其他单位藏书误标为河南省图书馆藏书

（1）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子部书目中，书名编号9508的《山堂先生群书考索前集六十六卷后集六十五卷续集五十六卷别集二十五卷》（宋章如愚辑，元延祐七年圆沙书院刻明修本），其收藏单位的代号有：0101，0201，2201（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所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藏书单位检索表》，以下此类情况不再进行说明）。根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所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藏书单位代号表》，2201指代的是河南省图书馆（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藏书单位代号表》中“0101”原指“北京图书馆”，以下行文统称为“国家图书馆”）。经查河南省馆藏书和目录，却并无此书。查阅《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正式出版前的《征求意见稿》对藏书单位的标示，该书为代号2261的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收藏。又请河南省社科院图书馆确认，此书的确是其所藏。可以确切地说，《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将2261误为2201。

正补：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子部：

书名编号 藏书单位代号

9508 0101，0201，2261

（2）《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书目中，书名编号8868的[万历]《山西通志三十卷》（明李维桢纂修，明万历刻本），标示有四家单位收藏，其中河南省只有一家，即河南省图书馆。经过一番查找求证，确认河南省馆没有收藏此书。查《征求意见稿》，又查当年编纂《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时，河南省内各单位著录各自所藏古籍善本、而后汇总到河南省馆的善本目录卡片（注：由于时间、地点、人事变化等的缘故，笔者没能见到这部分善本目录卡片的全部。以下行文中称其为“善本目录卡片”），均显示该书为河南省南阳市图书馆收藏，又与南阳市馆核对无误。《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错将南阳市图书馆的代号2210印成了2201。

正补：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

书名编号藏书单位代号

8868 0101X，0201X，0581，2210X

（3）《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书目中，书名代号9165的[顺治]《西华县志八卷》（清左国桢、王鼎镇等纂修，清顺治刻本），标示只有河南省图书馆一家收藏，为孤本。经过对河南省馆藏书的追究，又查《征求意见稿》和善本目录卡片，该书的收藏单位实为南阳市图书馆，经过联系，南阳市馆也对此书予以了确认。《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错误与上述[万历]《山西通志》的错误相同。

正补：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

书名编号藏书单位代号

9165 2210

（4）《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书目中，书名编号2734的《范忠宣公文集》二十卷（宋范纯仁撰，元刻明修本），标示国内有三家图书馆收藏，河南省图书馆为一家，另两家分别为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征求意见稿》的标示同上（注：《征求意见稿》集部宋别集类中，该书名编号为551）。但遍查河南省图书馆现有的古籍目录，却未见有对此书的著录。查善本目录卡片，关于元刻本的范纯仁文集，只有郑州大学图书馆著录的一张“二范集四十四卷”的目录卡片（归入集部宋别集类）中，显示有“范忠宣公文集二十卷”（位于其父范仲淹的“范文正公集二十卷别集四卷”之后，版本著录为“元天历至正间褒贤世家家塾岁寒堂刻本”）。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宋别集中，先后著录有范氏父子的集子。书名编号2355的为“范文正公集二十卷别集四卷政府奏议二卷尺牍三卷（宋范仲淹撰）遗文一卷（宋范纯仁、范纯粹撰）年谱一卷（宋楼钥撰）年谱补遗一卷祭文一卷诸贤赞颂论疏一卷论颂一卷诗颂一卷朝廷优崇一卷言行拾遗事录四卷鄱阳遗事录一卷遗迹一卷褒贤祠记二卷义庄规矩一卷”（元天历至正间褒贤世家家塾岁寒堂刻本）一书，在其收藏单位的代号中，可以找到郑州大学图书馆的代号2241，且标示其所藏书残缺；《征求意见稿》著录相同,只是未标示残缺且书名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略有差异（书名编号为集部宋别集192）。而在所有的元刻本（包括元刻明修本）的《范忠宣公文集二十卷》（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宋别集，书名编号从2732至2735）的收藏单位的代号中，却都没有郑州大学图书馆的代号2241。只有在书名编号2734《范忠宣公文集》（元刻明修本）的藏书单位代号中，有河南省图书馆的代号2201。又查《征求意见稿》（该书名编号为集部宋别集551），藏书单位的标示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相同。综上所述，可以推测，《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在编纂过程中，将原本是郑州大学图书馆藏书《范忠宣公文集》误标成河南省图书馆的藏书了。如果笔者的这种推论不误，《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对于郑州大学图书馆所藏范氏父子的这两种书籍的残缺情况、版本等方面的认定与著录，与郑州大学图书馆原来的判断和著录也是有所不同的。河南省图书馆现存有郑州大学图书馆著录的“二范集四十四卷”的另一张目录卡片，它与前面所提到的那张卡片著录内容基本相同，只是在卡片背面多出了对于书籍行款、版式、序文、牌记、印鉴等方面的描述文字，文字的旁边还有铅笔批字：“据纸张墨色看，系元刻明印本。”这一点似乎也能从另一方面佐证笔者的上述判断。

正补：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

书名编号 藏书单位代号

2734 0101，0201，2241

从17世纪至19世纪的三百多年间，大规模的乡邦文献纂辑活动在桐城民间持续进行着，这成为桐城地域学术文化的重要表征。这些文献编纂活动多掩藏于文学史的研究架构之下没有得到系统的发掘和重视。笔者通过各类史料钩稽，现将所得桐城通邑性乡邦文献编撰活动及成就择其要者按时代顺序辑录如下，以见明清桐城地方文献之盛。

1 《桐彝》《迩训》，方学渐撰

桐城在明以前人文不显，至明中叶学术大兴，其振兴风教、结社讲学、声名远扬的乡里大师先有何唐，继有方学渐。方学渐（1539—1615），字达卿，世称明善先生，尝主讲东林书院，为东林党人所推重。一生著述颇多，除记录东林讲学的《东游纪》及经学著作《易蠡》《性善绎》《心学宗》等外，还有这两部记录桐城地方先贤事迹的文献。《桐彝》三卷、续二卷，撰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取桐城“忠孝义烈之行，凡耳目所及者，各为立传”（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六十一），凡五十人，作传二十三篇；《迩训》二十卷，撰成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这部书专载桐城“人物行谊及其先世事可为法者”（《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四十三），分门目为四十一类。桐城派末期作家姚永朴尝谓这两部书“虽所收录甚简，然吾邑正、嘉以前之文献，实赖是而仅存”（姚永朴《〈桐城耆旧言行录〉序》），故方学渐撰《桐彝》《迩训》实开桐城乡邦文献编纂之先河。

2 《龙眠诗传》，姚文燮选撰

姚文燮（1627—1692），字经三，号羹湖，清顺治十六年进士。姚文燮为桐城名宦，尝获赞“干才优裕，兼娴文雅”（马其昶《桐城耆旧传》卷七）。辑录《诗传》之始，姚文燮尚是一清贫书生，但他自认“情深桑梓”，此后数年间，他朝夕与事，勤搜博采，于前贤遗编，“虽断楮残秩，珍若珙璧”（姚文燮《莲园诗草序》），“兢兢乎恐一字一句之或失”（方孝标《龙眠诗传序》）。为尽可能减少疏漏，还一度发起征诗活动，希望能“阐幽攸重，勿令旧句久湮”（姚文燮《龙眠诗传征诗引》）。可能是受姚文燮对尽全龙眠明诗这一近乎苛刻的目标影响，《龙眠诗传》最终未能完整刊刻流传（潘江在《木厓集》卷二十一《雨中手录乡先辈诗还山以诗见赠次韵奉酬》中有“姚生《诗传》海内知，将梓忽辍吾滋疑”句，自注有云“姚经三有《龙眠诗传》之刻不果”；马其昶在《桐城耆旧传》卷七中亦称姚文燮辑《龙眠诗传》“搜采甚勤，犹自病其隘，未遽传书”），因而其规模、体例已不可预见。不过《诗传》之书稿基本编成当无疑义，与姚氏同时期的桐城知名文士方孝标（1617—1697）曾为之撰序，称述有明一朝桐城诗人“专稿选稿行世者多，而汇而集之则自《龙眠诗传》始”（方孝标《龙眠诗传序》）。因此，《龙眠诗传》虽不曾刊布，但作为桐城乡贤诗歌总集编纂的开山之作，其地位当可确立。

3 《龙眠诗选》，亦称《龙眠诗录》，钱澄之选辑

钱澄之（1612—1693），字饮光，晚号田间老人，与陈式（字质生）同为姚文燮《龙眠诗传》校选过程中的直接参与者。在清初桐城诸诗家中，钱澄之是与当时诗坛盟主钱谦益颇有交游且“相与论诗”（钱澄之《龙眠诗录引》）的代表人物。顺治十五年（1658）的一个冬夜，钱澄之与钱谦益在白门（今南京）长干寺僧舍讨论选诗之法（杨年丰《钱澄之年谱简编》），其间钱澄之盛称家乡桐城“称诗几百年，作者如林”，引发钱牧斋“子乡有佳诗而无传本，吾乌乎得而选之”（《龙眠诗录引》）的慨叹。钱澄之遂发“檄诸同志，征辑前辈遗稿”之志，期望借此既弘扬乡邑诗学又补牧斋龙眠选诗乏善之憾。次年，钱澄之得知姚文燮已有《龙眠诗传》诸稿之选，便与姚氏合作，互相校订。不过在选诗原则上，钱姚之间存在着显著分歧，钱氏力主于严而姚氏坚主于宽。故钱澄之随后选择了在《诗传》的基础上，“录其尤者，得若干篇”（《龙眠诗录引》）而成《诗选》。不过可惜的是，钱氏因久在“旅困”，《诗选》同样未能授梓，故亦不见传本。不过钱氏“严选”龙眠诗的职志于此编清晰可见，两百年后徐璈在编《桐旧集》时称钱氏《诗选》亦为“总集佳本”（徐璈《桐旧集引》），当非虚言。

4 《龙眠风雅》，初定名为《龙眠明诗选》，潘江主辑

潘江（1619—1702），字蜀藻，号木厓，世称河墅先生，他是明清之际桐城诗派与文派发展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重要人物（章建文《吴应箕与桐城派关系考论》）。潘氏著述多数已散佚，存世者主要有所著个人诗文合集《木厓集》及所辑通邑诗歌总集《龙眠风雅》等。《龙眠风雅》的搜集编纂自顺治末至康熙中历时三十余年，总九十二卷。其中初集六十四卷，康熙十七年（1678）潘氏石经斋刻本；续集二十七卷附一卷，康熙三十年（1691）自刻本。从流传情况来看，《龙眠风雅》称得上是桐城乡邑诗学对后世产生实际影响的一部奠基之作。

5 《龙眠古文》一集，李雅、何永绍辑

李雅，字士雅，号芥须。何永绍，字令远，号存斋。二人均为明末清初桐城诗古文创作群体的重要代表，有诗文集传世。二人最重要的文化贡献是康熙年间合作编刻《龙眠古文》一集二十四卷，表章前哲。收明代及清初作者93人，载文335篇，其中奏疏、论辨、书序、杂记、碑志、辞赋各体皆备。除康熙初刻本，另有道光十五年芸晖馆重刊本。李雅、何永绍与潘江为同时好友，马其昶尝赞“乡先辈诗文得不泯者，潘、李、何三先生力也”（《桐城耆旧传》卷七）。潘江辑录《龙眠风雅》足见桐城诗风之盛，而《龙眠古文》的编选则反映了桐城文风之盛，李、何辑录该选时曾自言“家藏文集无虑千种”（《桐城耆旧传》卷七）且多为明人作品，可以想见桐城文风浓郁，积淀已久。

6 《枞阳诗选》，王灼编选

王灼（1752—1819），字明甫，一字悔生，号晴园。乾隆五十一年（1786）举人，官祁门县训导、东流县教谕。王灼少居枞阳，亲受业于刘大櫆八年之久，深受其赏识，为文秉承桐城义法，为诗亦沉雄雅健，与金榜、程瑶田、张惠言等砥砺诗文。枞阳虽为桐城东南一乡，但桐城诗文大家却多出枞阳，更自钱澄之、刘大櫆而实开枞阳诗派（民国时期教育家孙闻园《题许永璋〈抗建新咏〉》，有“枞阳诗派海峰开”之誉）。因之，王灼尝致力于搜集桐城东南乡枞阳一隅先贤诗作，自清初钱澄之以下迄于嘉庆年间，得二十卷，定名《枞阳诗选》，惜未能刊行。后在张寅（字子畏）、马树华（字公实）等乡人的助力下完成了校刊工作。

7 《古桐乡诗选》，文汉光、戴钧衡辑

文汉光（1808—1859），字斗垣，号钟甫。少贫废学，习贾博微利以养，日坐街衢，“夜则篝灯读书”（方宗诚《柏堂师友言行记》卷一），以文闻于闾里，兼以诗才，刘声木称其“诗尤才调壮逸，气骨高骞，而以沉著出之”（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撰述考》卷八）。戴钧衡（1814—1855），字存庄，号蓉洲。尝师事同里“姚门四杰”之一的方东树，二十余岁即自刻《蓉洲初稿》，时人“骇为异才”（《桐城耆旧传》卷十一），与曾国藩、吕贤基、罗淳衍、邵懿辰等人结交往还。文、戴二人年龄相仿，幼时共学，志同道合，尝于桐城县北孔城共建桐乡书院，又共辑《古桐乡诗选》。该选凡十二卷，所录人物与《枞阳诗选》在地域上限于一隅相类似，主要选桐城北乡诗人177家，诗作1107首，依时代顺序编次。道光三十年（1850）在同是桐城北乡人的王祜臣慷慨资助下刊刻成书（戴钧衡《王殿襄墓志铭》）。

8 《国朝桐城文录》，戴钧衡、方宗诚合辑

戴氏事迹见前揭《古桐乡诗选》。方宗诚（1818—1888），字存之，号柏堂，别号毛溪居士。师事同里许鼎及族兄方东树，专心治学作文。同治三年（1864）入曾国藩幕府谋方略治文书，十年（1871）补河北枣强知县，光绪六年（1880）告归闭户著书。方氏文承桐城古文义法，兼治经史百家，其文名政声颇受曾国藩、李鸿章等晚清要员的赞赏。所著多收入自编之《柏堂集前编》《次编》《续编》《后编》等。作为桐城派中兴时期的重要作家，戴、方诸人皆以继承桐城文统为己任，在潜心讲习著述之余，深感自李雅、何永绍《龙眠古文》之选以来，清初至嘉道间二百多年，桐城文士创作如林，惜“集无总名”（萧穆《国朝桐城文征约选序》），于是互相采访，得作者83家、文1300余篇、卷76，汇为《国朝桐城文录》。

9 《桐城诗萃》，姚觐阊编

姚觐阊，姚棻子，姚鼐族侄，字五祺（或曰五琦），号卿门，乾嘉间官兵部武库司郎中，工诗文，与嘉道间戏曲家谢堃等相交游，年五十八卒。据道光《桐城续修县志》及谢氏《春草堂诗话》的零星记载，姚觐阊生性旷达，生平酷爱书籍，家藏多善本，且披览不倦，所著有《卿门诗稿》、《爱春轩诗草》等集，未付梓，稿多散佚不存，惟《写山楼诗存》二卷有本传世。其余个人诗作幸有《桐旧集》等收录保存十余篇，亦有为嘉庆己卯年（1819）刻桐城诗人小集《山城春词》所收者。其所编《桐城诗萃》三十二卷，当为桐城一邑之诗选，现仅存目，体例及刊刻情况均不得其详。

10 《桐山名媛诗钞》，吴希庸、方林昌编

吴希庸，字金圃，县诸生。方林昌，字复生，诸生，尝从马复震剿贼有功保训导，所著有《抱膝吟》。二人皆道、咸间人，合辑《桐山名媛诗钞》。该编是一部桐城闺阁诗人的专辑，凡十一卷，收录清初以来桐邑女性诗人近百家。吴希庸自云“吾桐自昔多性癖耽吟之士，而闺阁中亦往然……未闻辑一隅闺秀诗至有百余家者”（吴希庸《〈桐山名媛诗钞〉序》），其人数之多、创作之繁为世所仅见。自《列朝诗集》收录方孟式、吴令仪的诗到《龙眠风雅》兼收闺秀诗人的作品，再到《桐山名媛诗钞》的结集汇纂，足见桐城文献之邦从来都不缺乏女性诗歌创作的身影，亦可谓明清桐城人文繁盛之一道别样景致。

11 《桐旧集》，徐璈编撰

徐璈（1779—1841），字六骧，号樗亭。嘉庆十九年（1814）进士，授户部主事、阳城知县，历主亳州、徽州书院，与同辈方东树、姚莹、光聪谐等相往还，“自少至老，纂述不辍，人服其精博”（《桐城耆旧传》卷十）。所著有《诗经广诂》三十卷、《牖景录》六卷、《历代河防类要》六卷、《黄山纪胜》四卷、《樗亭文集》四卷，皆刊行。晚年又选乡先辈诗为《桐旧集》四十二卷，“刊未半而阳城卒”（《桐城耆旧传》卷十），后续整理工作则由同里马树华及徐氏外甥苏惇元（字厚子）等接续戮力十载，于咸丰元年（1851）完成全秩的刊刻。《桐旧集》是继《龙眠风雅》之后规模最大的一部合邑诗歌总集。许结先生《〈桐旧集〉与桐城诗学》对该集有详尽深入的整理研究：该集前四十卷以邑中姓氏分卷，各姓诗人则依史编序，后二卷分录列女、方外；编辑体式上因人系诗，并附诗人小传，略述创作本事及相关评价。

12 《龙眠识略》，马树华辑

马树华（1786—1853），字公实（一字君实），号篠湄，为马其昶伯祖。嘉庆十二年（1807）副榜贡生，官至河南汝南府通判。师事姚鼐，受古文法，“为文博稽典章制度，清雅有韵”（《桐城文学渊源撰述考》卷四），颇传桐城古文要旨。一生撰著辑录极丰，“于先朝掌故及邦邑家世旧闻，捃摭尤勤”（《桐城耆旧传》卷十一），曾据明季殉节诸臣传记、野史、私家别集录为《阐幽汇记》四卷，自著《可久处斋诗文集》十六卷等。对于桐城乡邦文献，马树华毕生最注心力、用功尤多。首先他助人校刊无算，先者接续校刻王灼《枞阳诗选》而成“定本”，继而直接参与编纂整理徐璈《桐旧集》并最终完成刊刻之务。此外他自编自刻的地方文献同样种类丰富，譬如自辑先世遗集为《马氏诗钞》七十卷、征考桐城科场掌故别为《桐城选举记》十卷、又编《太仆奏略》《族谱》《家传》等数十卷。最重要的是他还自辑了一部合邑文献《龙眠识略》十二卷，以补“邑志芜杂寡要”（《桐城耆旧传》卷十一）之缺。有清一代桐城两修县志，其中道光续修本在桐城学者文人看来并不尽如人意，志体芜杂，于前贤事迹亦多疏漏，故马树华、方宗诚等人多方搜罗，以期补正。方宗诚曾自撰多篇志稿存于《柏堂集》，尤赞马树华《龙眠识略》可“补桐城志书之遗而正其误”（方宗诚《重刊〈历阳典录〉叙》），并为之作传纪事。他称马树华“以邑志为文献所关，义例不正大无以成章，事迹不征实无以传信，因取前志稿，援古证今，纠讹订误，易义例而推广之，以存其实”（方宗诚《马公实传》）。从以上事迹皆可见马树华表彰先贤诗文的诚挚之心、保存乡邑文献的殷拳之意。

13 《龙眠丛书》，光聪谐辑

光聪谐（1781—1858），字律原，号栗园，晚号遂园。少时“家窭贫”，借书苦读，嘉庆十四年（1809）进士，官至直隶布政使，后“引疾归”（《桐城耆旧传》卷十）。光聪谐早年师事姚鼐，文章学术皆得其传，并陆续结交同里才俊刘开、张聪咸、姚莹、徐璈等人，相与论学。中年辞官归里，专事藏书与著述，聚书三万余卷，所著传世颇多，有《稼墨轩诗文集》《有不为斋随笔》等数种。除此，光氏尤致力于乡先辈著述搜集整理，汇“百数十种为《龙眠丛书》”并自刊刻，“刊未竣”而咸丰兵起，按马其昶言实刻九十余种（《桐城耆旧传》卷十）。该编汇辑宋元以来龙眠先贤遗著，编排上不以时代为序，选录尤以清代为重，如方苞《望溪奏议》二卷、姚鼐《惜抱轩书录》四卷、钱澄之《田间集》十卷等。此前桐城地方文献“隆替绝续”（《桐城耆旧传》卷十）者以总集、别集居多，而光氏《龙眠丛书》则首次以丛书形式“作为一县文献的结集”（胡适《致张秉钊》），尽其全备，呈现数百年间桐城文人著述创作之大观。

14 《国朝桐城文征》《国朝桐城文征约选》，萧穆纂辑

萧穆（1835—1905），字敬孚，起于耕读之家，却以一介寒儒“孜孜一生于典籍的收藏、整理、校刊”（刘尚恒《一介寒儒出荒乡，满腹经纶名沪滨——记清末安徽文献学家萧穆》），最终成为晚清安徽藏书家、文献家的翘楚。虽然他在仕途上屡试不售，但因博综群籍、勤于问学，往来于南京、上海、武昌、开封等通都大邑，一生访学访书不辍，“相识遍天下”（《桐城耆旧传》卷十一），结交名流无数，其中既有乡贤故老如文汉光、马复震、方宗诚、徐宗亮、吴汝纶等，亦有时贤硕学如曾国藩、李鸿章、钱泰吉、汪士铎、莫友芝、黎庶昌、孙诒让、缪荃孙、岛田重礼等，交游切磋间学问愈加博洽精进。萧穆酷爱藏书，以微薄之俸禄积书至两万卷，其中有不少清人著述和古籍珍本。同时萧氏以其深厚的文献学功底助人精心校刊书籍百余种，如《历朝诗约选》《孔子家语》《古文辞类纂》等。此外他自编自撰书稿不下四五百卷，如《敬孚类稿》十六卷、《杂抄》《日记》《尺牍》数部，更依广搜博采的桐城先辈遗著藏书着手编纂乡邦文献巨著《桐城文征》。萧穆自称在藏书、校书、著书的过程中“于故乡人文亦未尝不时时在心目间”（《国朝桐城文征约选序》），故其益加留意乡邦文献，甚至达到了“叩以前闻轶事，其所不知，未有能知者”（《桐城耆旧传》卷十一）的境界。方宗诚称其“年少而文高，学博而识远”，为“桐城后起之英”（李濬《敬孚类稿序》），故其辑《桐城文录》未逮而屡遭兵燹，便郑重托业于他以臻完备。萧穆将藏书处命为“文征阁”，当是他编书之志的体现。随后他以《文录》所采83家为选录基础，竭三十余年心力，广加搜伐，又得70余家。复以李雅、何永绍《龙眠古文》所选明代人文仍有颇多遗漏，故广录有明一朝至清同治间作者230家，文4380余篇，共264卷，定名为《桐城文征》。《文征》的编选原则显然是“宽选”之法，按萧穆所言，即“凡有关于义理、经济、考证、词章，诸体纷出，分镳并驱，有一可凭，均为详载”，“大旨在存五百余年一邑文献”（《国朝桐城文征约选序》），故卷帙颇显浩繁。正因为此，以萧穆当时拮据的经济状况，《文征》的刊刻几乎很难实现。不过《文征》的编纂还是引起了萧穆当时交往文人圈的热情关注，在友人的督促和帮助下，萧穆决定以《文征》稿本为基础，以“清真雅正、文从字顺者为宗”，选录清初至同治间作者57家、文580余篇，共26卷，是为《国朝桐城文征约选》。萧穆以一人之力整理桐城乡邦文献，竟汇成一总集、一选本，厥功至伟。

15 《桐城耆旧传》，马其昶撰

马其昶（1855—1930），字通伯，晚号抱润翁，马树华族侄。少承家学，师从戴钧衡、方东树、吴汝纶、张裕钊等多位名家，为文恪守桐城古文义法，被称为桐城派的“殿军”。曾主庐江潜川书院山长及桐城中学堂、师范学堂教习，宣统间充京师大学堂教习，后归里任安徽高等学堂监督，复任清史馆总纂等职。著有《周易费氏学》《庄子故》《抱润轩文集》等若干卷。受伯祖马树华热衷整理乡邦文献的影响，加之马氏为桐城望族、家藏典籍丰富，马其昶“少有志乡邦文献”（《桐城耆旧传》卷首），立志编撰一部汇集桐城先哲事迹的史传著作。经二十余年的收罗散佚、拾掇补遗，既而删繁集萃、重编目次，撰成了《桐城耆旧传》这部“堪称典范的桐城学术史著”（许结《从〈桐旧集〉到〈耆旧传〉》）。该著凡十二卷，以姓氏为纲，采用主传与附传相结合的形式辑录桐中59姓，主传123篇，全面反映了桐城各家族的嘉言懿行和文献成就。

[本文系安徽省高校省级优秀青年人才基金重点项目（2013 SQRW045ZD）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单位：安庆师范大学人文与社会学院）

《中国古籍总目集部》编纂说明　　楚辞类　　别集类　　汉魏六朝之属　　唐五代之属　　宋代之属　　金元之属　　明代之属　　清代之属　　清前期　　清中期　　清后期　　总集类　　丛编之属　　各体　　《中国古籍总目集部》编纂说明　　楚辞类　　别集类　　汉魏六朝之属　　唐五代之属　　宋代之属　　金元之属　　明代之属　　清代之属　　清前期　　清中期　　清后期　　总集类　　丛编之属　　各体　　通代　　断代　　分体　　通代　　断代　　通代之属　　断代之属　　郡邑之属　　氏族之属　　尺牍之属　　课艺之属　　诗文评类　　词类　　丛编之属　　别集之属　　总集之属　　词谱之属　　词韵之属　　词话之属　　曲类　　诸宫调之属　　杂剧之属　　传奇之属　　散曲之属　　俗曲之属　　杂调　　鼓词　　八角鼓　　子弟书　　马头调　　木鱼歌　　弹词之属　　宝卷之属　　曲选之属　　曲谱之属（附身段谱、锣鼓谱、脸谱）　　曲律之属　　曲韵之属　　曲评曲话之属　　曲目之属　　《中国古籍总目》藏书单位简称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