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出洛水 背负河图

伏羲对日月星辰，季节气候，草木兴衰等等，有一番深入的观察。不过，这些观察并未为他理出所以然来。一天，黄河中忽然帮出了“龙马”，也就是这一刻，他突然发现自己正处于一种强烈的精神震撼之中，深切地感到了自身与所膜拜的自然之间，出现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和谐一致。他发现龙马身上的图案，与自己一直观察万物自然的“意象”心得暗合，就这样，伏羲通过龙马身上的图案，与自己的观察，画出了“八卦”，而龙马身上的图案就叫做“河图”。在“山海经”中说“伏羲得河图，夏人因之，曰《连山》”。 伏羲的“经卦”是来源于天文现象, 它的“根”是《河图》：

河图和洛书，乃由天象观察中产生的，在三代时期就成为帝王的宝贵之物。河图和洛书构造简明，它是中国古代的文化基石之一。清代经学家廖平，曾将诗经，易经，内经三者反复印证，证实了内经的理论本于易经，而易经之数理又取则于河洛。

目前，学术界公认中国古籍第一次记载河图、洛书的是西周初期王宫史官记载的《尚书·顾命》篇。该文记载说：周武王之子周成王执政十九年后病逝，西周史官在周成王之子周康王于洛邑文王太庙大室中举行的继位典礼上看到：“越玉、五重、陈宝、赤刀、大训、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图、洛书在东序”（《尚书大传文》）。《今古文尚书全译》对这段文字注释道：“越玉、陈宝、弘璧、琬琰、大玉、夷玉和天球，均为不同产地的宝玉；序，墙也；赤刀，为周武王伐纣时用的刀，赤色，周正色也；大训，为记载先王训戒的典籍；河图、洛书，为古代地图、书籍。”（见张赞恭《河图洛书不能随意否定》）。关于洛书的来源，《周易·系辞上》载：“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那么“洛书”究竟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由那位圣人，怎样得到的呢？大体有如下三种说法。

其一，伏羲说。《传说伏羲氏时有龙马从黄河出现背负‘河图’；有神龟从洛水出现背负‘洛书’。伏羲根据这种‘图’、‘书’画成八卦，就是后来《周易》的来源。”（见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辞海》缩印本）。

其二，黄帝、仓颉说。《史记音义》云：“黄帝东巡河过洛，修坛沉璧，受龙图于河，龟书于洛。”《水经注·洛水条》引《地记》说：“洛水东入于中提山间，东流汇于伊是也。昔黄帝之时，天大雾三日，帝游洛水之上，见大鱼，煞五牲以醮之；天乃甚雨，七日七夜，鱼流始得图书。”南朝梁文学家沈约《宋书》说：“黄帝坐于玄沪、洛水之上，有凤凰衔图置帝前。”罗苹注《河图玉版》云：“仓颉为帝南巡，登阳虚之山，临于玄沪洛 之水，灵龟负书，丹甲青文以授之。”

其三，大禹说。《辞海》在解释“河图洛书”一词时又说：“一说禹治洪水时，上帝赐给他以《洪范九畴》（《尚书·洪范》）。刘歆认为《洪范》即洛书。”《后汉书·五行志》载：“禹治洪水，得赐‘洛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又《汉孔安国传》载：“天与禹洛出书。神龟负文而出，列于背，有数至于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类常道。”

尽管有人对洛出书处有不同看法，或认为在陕西省境内的洛河岸边，或认为在河南巩义市境内的洛河交汇处，但在洛宁县宣传部副部长曲少波看来，洛出书处在洛宁是不争的事实。他说，遥遥洛河道上，唯洛宁县西长水村有专记洛书之源的两通古碑以及其他相关的“物证”，尽管历史矿久，传说纷纭，洛书真貌，众口不一，但都无碍于“洛河出洛书，洛书出洛宁”的史实

讲起中国的古籍，很多人就会想到周易、史记、三国志等，而提到上古古籍，许多人又会脱口而出说出“河图洛书”。是的，这些书籍都是中国文化的瑰宝，而且拥有一定的历史。不过值得一说的是，河图洛书并非古籍，而是上古时代的两幅画作。相传能参悟这两幅图案的人就可以成为对圣人，而千百年来，也只有伏羲和周代的文王能够参悟。当然这二人也成为世人心中的圣人。至于像《易经》及战国诸子百家的典籍，也大多是源于河图洛书。

其实，在中国上古时期还有一本不亚于河图洛书的古籍，即《奇门遁甲》。“奇”即乙、丙、丁，“门”为开、休、生、伤、杜、景、死、惊。这部包罗万象的古籍曾被誉为是中国最古老的“天书”。那这本书到底有多老呢？这么说吧，战国距今2400多年，夏朝距今4080多年，而这种上古天书则距今4600多年，属于是三皇五帝时的“古书”。只是书中所讲的内容，世人根本无法解读，有点不知所云的感觉。

那么《奇门遁甲》这书到底是哪儿来的呢？其实跟河图洛书一样，也是源于自然。相传河图洛书是在伏羲氏时，有龙马从黄河出现，背负“河图”，有神龟从洛水出现，背负“洛书”。而关于奇门遁甲也同样有一个传说，那是炎黄时期，除了炎帝跟黄帝所在部落外，还有个强大的部落，即蚩尤。

当时蚩尤的部族在中原一带生存，不过蚩尤是个好战之人，打败了炎帝之后，炎帝合同黄帝对抗蚩尤，不料蚩尤太难对付，于是请天神相助，而后九天玄女下凡，传授奇门遁甲，这才将蚩尤打败。

从这个传说中可以看出，《奇门遁甲》是真天的“天书”，若是有人可以参透其内容，则可以得到兵法、占卜、政治及天文地理方面的知识，那可就堪比“神人”了。根据先秦古籍记载的奇门遁甲，一开始并非现代的18局，而是共有4096局，也就是说当时的轩辕黄帝已经参悟了这本天书，而后来的周文王、姜子牙等人虽然也参司了，不过那会的天书已经不完整了。

如今，这部神秘又神奇的古籍被认为是“妖书”，是封建迷信的书籍。因此，《奇门遁甲》正面临着失传的危险。

《连山》、《坤乾》、《初经》、《齐母》、《本蓍》、《洪范》、《三坟书》、《周髀算经》

《龟书》

备注：《坤乾》：《礼记·礼运》篇引用了一段孔子的话：“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吾得《坤乾》焉。《坤乾》之义……吾以是观之。”句中的“坤乾”绝非乾坤一词的倒置，也不能等同于“阴阳”，而是指以坤卦、乾卦为代表的卦书。

╮(╯_╰)╭你要是写小说什么的用的话像什么《山河社稷图》、《乾坤日月图》《龙序图》《吞日皓月图》什么的名字也感觉棒棒哒虽然这几个名字是我编的

国最早的书籍是:三坟,五典,八索,九丘

这些书籍都是昆仑文明消失之后首批出现的历史记录

三坟:估计就是对昆仑文明的昆仑金字塔的记录坟,古义是高地的意思

五典:是叙述的是原始公社的简单的生活制度典就是道理,常理,原则的意思

八索:有人指的就是八卦可能没有错它是易经的原型索的意思在古代指粗绳古人有结绳记事的习惯昆仑字的演化到甲骨文的产生,可能就是在八索的基础上产生的它大概就是一种卜筮之书

九丘:有人指九洲也有人指被灭亡的九个国家大概就是被洪水毁灭的九个发达的石器文明

河图,洛书:是以上书籍之后产生的他记录古代的数学和图形之类的东西

根据昆仑文明的历史变迁,后人得出结论天,的存在,中国人的循环观念天下神器,不可为也祖先崇拜等等

　　图书的起源

　　一、汉字产生

　　汉字产生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汉字是怎样产生的，是什么人发明的？对于这个问题，历来有不同的说法，最为流行的是："仓颉"造字说。

　　（一）"仓颉"造字

　　关于"仓颉造字"的传说；早在战国时期已经广泛流传。《韩非子》、《淮南子》、《说文解字》等书中都认为仓颉创造了文字。司马迁、班固等史学家认为仓颉是黄帝的史官。还有的史籍，如《论衡》中说仓颉长着四只眼睛，"仰观奎星圆曲之势，府察龟纹鸟迹之象、博采众美，合而为文"。但是，对于一种独立发展又有相当久远历史的文字来讲，它是不可能由一个人在较短的时间内发明的。在原始社会，生产水平和文化水平都极为低下，文字的产生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任何人都无法经历如此之长的过程，所以，仓颉造字之说是不可信的。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早期文字成于众人之手；而非一人独创。中国的早期文字，无论是甲骨文还是金文，都有许多异体字。也就是说，同一个字有几种甚至十几种不同的写法，如果是仓颉一个人发明，他为什么要给自己和别人制造这么多麻烦苟子就曾经认为，古时候，创造文字的人很多，文字是众人发明的，而仓颉的名字为什么单独流传下来呢因为他做了一些整理文字的工作。也就是说，在仓颌以前，文字已经产生，不过当时的文字还在初期阶段，殊体异形，没有定制，而仓颉的功劳正在于对这种形体不一的文字进行了整齐划一的工作，因此他的名字世代被人们称颂。

　　从"仓颉是黄帝的史官"这一说法，我们还可以分析出，文字记录与古代的史官关系密切。至于仓颉的活动范围，现在，在山东寿光，河南开封，河北南乐；陕西长安和白水等地都有仓颉墓、仓颉庙和仓颉造字台等遗迹。其中以陕西白水县的仓颉庙规模最大，长安县的仓颉造字台保存尚好。尽管这些古迹都是后人根据传说附会后造出来的，但是也从另一侧面说明，造字活动波及地域之广，以及人们对文字发明者的崇敬。

　　仓颉本人曾被人们神化。《论衡》说仓颉长四只眼睛，《淮南子》中说仓颉造字时天上下小米，夜里鬼哭泣。这种想象虽离奇荒诞，但其中却孕育着深刻的含义。人都只有两只眼睛，而仓颉却比普通人多生了一对眼睛，无怪乎他能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辨鸟兽之迹，见常人之所不见，造出文字来。仓颉造因文字后，人的能力空前提商。人们利用这位比常人多一双眼睛的仓颌的发明，不仅能看到千百里之外发生的事，而且能够看到千百年前发生的事。这岂不是给世人也多添了一对神奇的眼睛吗？至于"天雨粟，鬼夜哭"，则是对文字的威力的形象化的赞歌。文字的发明，使千百万人的经验得以流传，也使那些在黑暗中活动的魑魅魍魉无所逃其形，无处隐其身。在文书上，历史上，永远记录他们的劣迹、罪恶，鬼怎能不躲在黑暗的角落里流泪哭泣呢因此，我们既不能将仓颉作书当作史实，也不能把它当作迷信简单地完全摒弃，而应把它看作对现实事物所作的非现实的反映。这反映了人民对发明文字的祖先的无限景仰和钦佩，也表达了对文字产生及其价值的高度评价。把发明文字的功劳归于仓颉，正像说伏羲发明畜牧，后羿发明弓箭，神农后稷发明种植，夏禹的父亲鲧发明筑城一样、并不是在他们之前没有这些活动和成果，而是后人将祖先的创造力人格化，赋于一身，这些传奇才如此神奇动人，流传不断。

　　(二)文字产生的基础

　　我们认为文字的产生，首先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它必须有两个基础：即语言和实物。没有语言，便没有文字。文字依附于语言而存在，是记录和传播语言的工具，这早已成为众所周知的道理。

　　人们也曾用实物来传递信息、表达感情。这种方式的特点是直观，不用旁人多加解释。据古希腊历史学家记载，古代波斯人曾接到北方斯西德人的一封"信"，里面有一只鸟、一只老鼠、一只青蛙和五支箭，这封信表达的意思是；波斯人听着！你们能像鸟一样高飞，像老鼠一样在地下话动，像青蛙一样跳进池塘吗？如果不能，日你们就休想和我们打仗，当你们踏上我们国土时，我们就用箭射死你们！我国历史上也常常看到一些用实物传递信息的画面：吴王夫差赐伍子胥剑，是示意让他自刎。唐明皇赠杨贵纪细盒和金钗，是象征商人要永远厮守，不分离。送给流放者以"环"（还），表示结束放逐，允许回来。出示"玉玦"（决）示意永别或促使对方下决心…这些虽然是在有了文字以后的事，但也可看作是古代以实物传递信息的遗风。

　　时至今日，用插草标表示出卖；用烽火表示战争警号；信上插鸡毛表示十万火急等，在某些民族中依然存在，并得到社会的共同理想，约定俗成，无需解释。但是这类象征性的实物毕竟数量太少，而且范围也有限。复杂的大千世界以及人世间的种种情感、意念、行为、很多是难以用实物来表示的，而且这些记事也不易保存，这就促使人们进一步探索，于是便产生了后来的象形图画，并成为文字的源头。

　　(三)文字产生的过程

　　从语言、实物到文字，在这一漫长的过程中，为了帮助记忆，记录和传播知识信息，人们进行了多种尝试，结绳记事、契刻、图画和刻画符号是文字产生的重要步骤。

　　所谓结绳记事，是用绳子打结采帮助记忆。世界上许多民族都曾利用过这种方法。我国的古书上就有许多"上古结绳而治"的记载。例如《庄子》中说："昔者……民结绳而用之。"直至现代，这种结绳记事的方法在我国边远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中还在使用个如云南的哈尼族、西藏的门巴族、台湾的高山族等。哈尼族买卖田地时，就用单股麻绳打结来标志田价，买卖双方各执-根，以为凭证。在国外，波斯人、墨西哥人、秘鲁人也都使用过结绳记事的方法。

　　刻契，是在竹、木等材料上刻上各种痕迹和记号，用以记事或帮助记忆。这也是古今中外曾广泛使用过的方法。古代双方订约时，将两块木片合拢起来，在上面划刻记号，双方各执一块，以帮助记忆，并有符信之意。《易经》、《北魏书》、《隋书》等古代史书中还记录了当时我国一些少数民族"无文字，刻木记契"的情况。直至近代，某些少数民族仍有采用此法的。云南省博物馆曾收藏有侗族的一根传代木刻，木头两侧刻有许多缺口，每一缺口代表着一件事情，以刻口的深浅表示事情的太小。据说每年在吃新米的时候，便拿出这块刻木，由一位长者叙述每一刻口代表的事件，人们借此得知本村的历史和其他各种事情。

　　契刻同结绳一样，留下的只是代表某件事情的符号，而不是语言符号。它只能唤起对某种事情的回忆或想象，而不能表达抽象的思想和概念，只能记事而不能达意。因此，它虽然有着帮助记忆的作用，但还不是知识的具体记录。

　　图画是文字发展的重要阶段。由于劳动和生活的需要，上古人常把所观察到的和自己生活有密切关系的事物画在所居住洞穴的石壁上。起初，这些记事的图画是非常生动而逼真的，人们一看便知道画的是什么。如想要人知道所说的是鹿，就精心地画出一只鹿。有时还同时画几件东西来表示一件事情。但时间久了，当人们习惯了这种图画之后，就不再画得那么复杂、细致，只用几根线条勾勒个大概轮廓，把原来画的复杂图画，简化成一定的图案符号，人们见到这个符号，也就知道它所代表的是什么了。这样，图画就逐渐脱离了对具体事物的描绘，变为事物的一般意向的代表，可以拿它所代表的事物的名称来称呼它。于是，图画便和语言相结合而成为交流思想的工具了。这就形成了原始的图画文字或称图形文字。

　　刻画符号和刻画文字大约出现在原始公社的后期，即新石器时代的发达阶段。在公元前四千年的仰韶文化和其后的龙山文化遗址中，都曾发现了这种刻画符号和文字。在我国山东莒县陵阳河和大朱村出土的陶器上，发现刻画符号十八个，可以归纳为八种，我们举四个为例：不少学者认为它们就是文字，于省吾认为第一、二为"旦"字，第三为"锛"字，第四为"斧"字(于省吾《关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载《文物》一九七三年第二期)。唐兰先生认为第一为"灵"字，第二为"炅"字的繁体，第三为"斤"字，第四为"戍"字和"戊"(古为一字) (《文物》一九七五年第七期)。也有的学者认为是"代表个人或氏族的形象化的图形标记"。它们属于山东大汶口文化晚期，约为公元前2800--前2500年。我们将其与更晚一些的甲骨文及金石铭文相对照，可以发现它们有许多相似之处，特别是有些刻画符号，与青铜器上表示族徽的文字就更为相似。从我国历史文化发展的过程来看，这种陶器上的刻画符号和刻画文字与汉字的产生、发展是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的，它们是汉字的始祖，是我国文字的萌芽阶段。

　　二、图书起源

　　(一)"河图洛书"的传说

　　关于我国图书的产生，还有一个近似于神话的传说，即"河图洛书"中国最早的古籍《尚书》中也有同样的说法。有人进一步解释说："伏羲统治夫下时，有龙马从黄河出现，背负"河图"；有神龟从洛水出现，背负"洛书"。伏羲根据这种"图"和"书"画成八封，就是后来《周易》的来源。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河图》、《洛书》，是由一系列的神秘符号所组成的数字方阵。它们是经过周、秦、汉几代儒生方士们之手加工后的形态，其原始面貌已无法知晓了。有人认为它是古代游牧民族所画的立体的天象图(《内蒙古师范学院学报》一九八九年第六期)；还有人认为它是由自然界的天然痕迹--龟甲发展而成的抽象符号，是中国第一部图书(《大学图书馆通讯》一九八八年第四期)，并认为《河图》与《洛书》在中华文明史上曾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华夏文化的源泉也可以说就是"河洛文化"，而《河图》《洛书》)则是河洛文化的初基。它所建立的辩证思维的模式，对后世的思想、哲学、文学和科学都有重要的影响。孔子曾说过："河不出图，洛不出书，吾已矣夫！"(《史记·孔子世家》) 传说和神话并不是历史，但它是历史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为此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些启示：在文字发明以前，就先有了图画和一些简单的符号作为传播信息的工具。我国文明的最早发生之地是在黄河、洛水一带的中原地区。

　　(二)图书产生的时代

　　有了文字，就有了创造书籍的基本条件。当然并非从有文字开始就有了书籍。人们最初利用文字，不过是用来弥补生活劳动中语言的不足，促进思想感情的交流和信息的传递，借以唤起共同的行动。当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将文字刻写在各式各样的材料上，借以记录经验，阐述思想，并使之传播久远的时候，书籍便开始出现了。

　　我国书籍最早出现于何时，现在很难作出校准确的结论。我们至今尚未发现夏朝的文字和文献实物，根据其它文献判断分析，很可能就是在夏这一历史时期--即公元前二十一世纪至十六世纪，完成了由文字到文献典籍这一历史性的转变。其论据有七条：1．《史记》和《竹书纪年》都载有夏代帝王的世系表，尽管两者不尽相同，但大同小异。这说明两者是以同一份原始文献记录为依据的。而且，在殷墟甲骨文发现后，王国维据卜辞中殷商的先公先王世系考证出《史记》中的《三代世表》是"信史"，因为夏代诸王与商先王刚好是同时代的人，都在距今四千年左右。2、我国现存最早的史书《尚书多士》中有这样一段话："唯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这是武王灭商后，周公对殷商贵族的训话，大意是：你们殷的先人，在推翻夏朝时，已有典籍，记载了这段史实。3．殷墟甲骨文是较为系统成熟的文字、其数量、规模及完备程度说明它已经不是历史悠久 一脉相承。

　　早期原始文字，一定是经过了若干年的发展。特别是一九八三年又在西安西郊的一个原始社会遗址，发掘出一批更早的甲骨文，时间是四千五百至五千年前。这批甲骨文字体细若蚊足，字形清晰，刚劲有力，结构严谨，更新了人们的传统观念。据考证，这批早期甲骨文比殷墟甲骨早一千二百年，比夏朝还要早五百年以上。4．夏代，人们为了发展农业生产，总结并掌握了一定的天文历法知识，以十二个月为一年，有大小月之分,大月三十天，小月二十九天，还懂得了十九年置七个闰年。夏代的历法称"夏历"和"夏小正"，夏历以寅月为岁首。春秋时，孔子曾主张"行夏之时"(《论语·卫灵公》)。5．在《竹书纪年》和《世本》等古书中，有"夏发七年，泰山振"，"夏桀十年，夜中星陨如雨"等记载，这也是世界上关于地震和陨石雨的最早文字记录，可作为夏代有文献记录的旁证。6。《吕氏春秋·先识览》载："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而泣之--乃出奔如商"。该书写成之后。曾公布于咸阳城门，声称能增删一字者，赏予干金。可见这段史料的来源大会毫无根据。7．《国语．晋语》载：晋文公时，阳人犹"有夏商之嗣典……樊仲之官守焉"。《国语》亦是一部严肃的史书。上述诸条虽为旁证，但足以说明夏代有典籍并非无稽之说。

　　三、掌书史官

　　分析图书起源这一问题，除上述的文字、图象符号和下一章展开叙述的物质载体及其形制以外，还需要一个重要的因素便是掌书之人。我国早期的文字和图书与史官的联系十分密切，这也是中国图书的一大特点。

　　我国古代把掌管文字记录的专职入员通称为"史"。"史"字象征右手持物，至于所持为何物，则有许多不同的解释。清代吴大澄说是简策；江永说是官府的书籍;王国维说是盛策之器;马叙伦说是笔；劳斡说是弓钻，这弓钻也是为钻灼卜骨之用。总之／这些解释尽管有异，但有一共同点，都与文字和图书有关。王国维说"史"是专门保管、研究及写作的官吏，它的另一个名称是"作册"，负责起草册命和记录宫廷中的重要事件、天子诸侯的言行和政府各机构的种种活动。很多金文和古籍中常有一个公式化的句子："王若曰--"，就是说，这些文件不是王自己写的，而是史官受命而作。

　　史官既要记录帝王言行和军国大事，又要负责管理政府的各种档案图籍，还要从事宗教事务，负责贞卜、祭祀等迷信活动。因此，他们身边积累了大量档案文书资料，他们是当时最博学的人，修史重任自然落在他们身上。

　　传说中造字的仓颉就是黄帝的史官，这也是历史的反映。三代之际，史官人数渐多，分工更加细密。我们可以从甲骨文、金文及早期典籍中找到众多的史官名称，如夏代的太史令，殷商的贞人、作册、史、太史、内史，周代的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等。这些史官各有所职，如"大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史通·史官建置》)。各诸侯国也设有史官，开始由周王室委派，所记材料也要送交王室保存；春秋战国时期堵侯崛起，王室衰微。各诸侯国自立史官，利用自己的纪年来记载历史，以示独尊。于是出现于鲁国的《春秋》、晋国的《乘》、郑国的《志》、楚国的《梼杌》等上百种文书。生逢其时的孔子曾派他的弟子"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公羊传疏》）。墨子也自称"吾见百国春秋"。可见当时各国富修史书之盛。

　　史官的职位是世袭的。世守其职的家族，通常有一个与书籍或记录保管相关的氏名。诸如简、籍、史、董等。《左传·昭公十五年》记载公元五二六年，晋国有一史官的后人名叫籍谈，虽然相承了祖先的姓氏，却不知自己家庭的历史，周景王讲述了其姓氏的来历届，讥讽其"数典而忘祖"。

　　我国早期文献还常常有史官逃往他国，并把图书典籍带走的记载。《吕氏春秋》记载了夏太史令终古在夏桀不听其哭谏后，携图法出奔如商。殷内史向挚，见封王迷乱，载其图法出亡之周。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自序》中也说他的祖先曾世袭掌管周室典籍。公元前七世纪中叶，"司马氏去周适晋"。这些历史记载由于出自史官之手，大都偏袒史官，而斥责统治者迷惑*乱。这种逃亡大都带有出卖情报的性质。在朝代交替之际；更显示出图书典籍在统治者争权夺位中的重要性，也说明图书档案保管者--史官举足轻重，他们带着重要的国家档案、地图等逃亡，有时促使旧王朝的削弱和倾覆。秦末汉初，刘邦攻入咸阳，众将争夺金银财宝，唯独萧何先入秦丞相府、御史府收集图籍文书而宝藏之。其后，汉王刘邦之所以对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间疾苦全都了解得清清楚楚，就是因为有萧何从秦丞相府和御史那里得到的地图和文书档案。这也从另一角度说明了图书的重要性。

　　历史悠久 一脉相承

　　秦汉之际，太史令实掌史职，秦有胡毋敬，汉有司马迁等。东汉又有兰台、东观之设。这两处既是中央的档案、图书馆，又是官修著述之所。明帝曾以班固为兰台令史，诏换国史。与《史记》、《汉书》并称为"三史"的《东观汉记》就是我国第一部由众多史官集体编修的史书。它开创了政府组织史官集体编史书的先例，为后世史馆的出现奠定基础。曹魏明帝太和年间，始置著作郎及佐郎，专掌国史。到北齐时，改称史阁，又称史馆--国家专门修史机构，后经唐代的发展完善，形成较为完善的史馆修史制度。宋代史馆分置有国史院。实录院、日历所、会要所等机构。史官有修撰、直馆、编修官、检讨官等名目。元、明、清三代，改置翰林院，史官则设修撰、编修、检讨等掌修国史。除常设机构外，还有临时性特开史馆，名目繁多。

　　我国古代形成了为前朝修史的传统，"国可亡，史不可亡"（《元史董文炳传》）历代统治者非常重视历史的连续性和继承性。各类史籍，品种繁多，体例多变。其中，以《史记》为首的纪传体正史绵延数千年、一部二十四史，篇帙长达三千二百五十九卷，上下五千年，是举世无双的一部通史百科全书。又如在编年体史书中，历代共修实录一百一十六部，仅《大清实录》一种，就有四千三百五十五卷。史官在我国一直受到极大的尊祟，常由皇帝挑选任命，有的皇帝如唐太宗、明太祖等还亲自拟定编修规则，参加修史活动。历代最高统治者为什么如此重视修史活动，并把它制度化呢其 原因有四：

　　一是为借鉴前期经验，以史为鉴，垂训后世，以达到继往开来的目的。

　　二是为前朝修史，证明新朝的合法地位，自圆其正统之说，以争取民心。

　　三是为点缀升平，铺张门面，笼络士人，特别是那些"不食周粟"的前朝遗老，消磨他们的敌对意识。他们在其他方面断然与新朝誓不两立，极难合作，唯独在编修故国之史这一点上，心情复杂，尚可通融，他们带着怀念、留恋、悲愤之情，投身其中，唯恐忠奸不分，是非颠倒，他们熟悉旧朝史事，多少可抑制新朝史官对前朝历史的歪曲贬低。

　　四是为控制褒贬大权，惩恶扬善，垄断舆论，为本朝统治者歌功颂德，树碑立传，以巩固王朝统治。历代相沿的修史制度，保证了我国史书上下衔接，绵延不断。这仅是我国图书的一个缩影。我国整个图书文化事业都称得上历史悠久，一脉相承，这一点，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比的。

　　摘自《中国图书》

　　★河图洛书是大洪水前的史前文明吗？

　　答：对于河图洛书到底是什么？目前学术界仍在探求中，还没有定论。九百年前，北宋理学家邵雍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答案：河图洛书乃上古星图。上古是指什么时候呢？自然是史前文明时期了，也就是大洪水之前的那一个文明时期。当时的科技非常发达，河图洛书八卦这些东西，就是那时候人类掌握的。史前人类被大洪水毁灭了，史前文化的河图、洛书、八卦却在东方被保留下来了。

　　附录：

　　河图与洛书是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两幅神秘图案，历来被认为是河洛文化的滥觞。河图洛书是中华文化，阴阳五行术数之源。最早记录在《尚书》之中，其次在《易传》之中，诸子百家多有记述。太极、八卦、周易、六甲、九星、风水、等等皆可追源至此。《易·系辞上》有："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之说。另有同名小说《河图洛书》。

　　目前，学术界公认中国古籍第一次记载河图、洛书的是西周初期王宫史官记载的《尚书·顾命》篇。该文记载说：周武王之子周成王执政十九年后病逝，西周史官在周成王之子周康王于洛邑文王太庙大室中举行的继位典礼上看到：“越玉、五重、陈宝、赤刀、大训、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图、洛书在东序”（《尚书大传文》）。

　　今人高亨认为河图洛书可能是古代地理书，另有人认为河图为上古气候图，洛书为上古方位图，或以为河图为天河之图。众说不一，尚在继续探求中。

　　总之，河图、洛书与太极图是中华文化的源头和象征，也是蕴含着无尽的奥秘而又非常简易的一种图式，为了揭示其内在的意义，多少代人付出了极为艰辛的努力，但迄今并未有一种圆满的解释。

“古”是相对于“今”而来的，未采用现代印刷技术印制的书籍，皆可称之为古籍。 当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将文字刻写在特定形式的材料上，借以记录知识、传播思想，图书才开始出现。在《中国古籍编撰史》中提出图书必须具备以下六个构件：

（1）知识信息； （2）著作方式；

（3）文字；

（4）物质载体；

（5）文字制作技术；

（6）装订形式。

以这六条标准来衡量诸多图书起源的几种说法：“陶器说”过分强调陶文的作用，但陶文是可有可无的装饰品；“河图洛书”只是出自荒古的神话传说，不足为凭；甲骨、青铜、石刻均不能称之为图书。

著名书史学家钱存训指出：书籍的起源，当追溯到竹简木牍，编以书绳，聚简成篇，如同今日的书籍册页一般。

先解释“古籍”的“籍”。“籍”在这里就是书，“古籍”是古书的雅称。什么样的东西才算书，殷商时龟腹甲、牛肩胛骨上的文字只是占卜后刻上去的卜辞，并未构成书。商周时青铜器上的铭文即所谓“金文”是王公贵族们对铸器缘起的记述，尽管有时为了夸耀自己的功勋，文字很长，但其性质仍和后世纪功颂德的碑刻相近似，也不能算书。中国殷商时已开始在竹木简上写文字，《尚书》的《多士》篇里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册”的古文字就像两根带子缚了一排竹木简，“典”则像以手持册或将册放在几案上面。但这种典册在殷商时仍不是书，而只是诏令之类的文字，保存起来犹如后世之所谓档案。到西周、春秋时，档案留下来的就更多了。西周、春秋时人做了不少四言诗，草拟了贵族间各种礼仪的节目单或细则；还有周人用蓍草占卦的卦辞、爻辞；春秋时诸侯国按年月日写下来的大事记即“春秋”或“史记”。这些，都归祝、史们掌管。其中除大事记是后来史书的雏形外，其余所有的仍都没有编成书，只能算档案，或称之为文献。到春秋末战国初，学术文化从祝、史手里解放出来，孔子以及战国时的学者才把积累的档案文献编成《诗》、《书》、《礼》、《易》、《春秋》等教材，作哲理化的讲解。这些教材叫做“经”，讲解经的记录编写后叫做“传”或“说”，经、传、说以外的记载叫做“记”。同时，战国各个学派即后人所谓先秦诸子也有不少论著，并出现了自然科学技术方面的专著。这些经、传、说、记和先秦诸子论著、科技专著才是中国最早的书，最早的古籍。《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最早的书也就是这一批古籍。以后收入列朝公私书目属于经、史、子、集的各种著作，在今天也被公认为古籍。 学术观点：中国有6000年的文明史，图书作为重要的标志文明的牌记，与中国古老的文明社会并驾齐驱发展着。从壁石、钟鼎、竹简、尺牍、缣帛到纸张，无一不向社会传播文明，传递知识。但久经改朝换代、天灾人祸，能保留下的古书少之又少。所以，古书收藏爱好者认清古籍中孤本、善本、珍本的界定是非常有必要的。孤本的概念比较清晰。凡国内藏书只此一部的，未见各家收藏、著录的，一概称为国内孤本。珍本与善本的界定，历来为版本鉴定学者所争论。宋效先老师曾在1987年发表论文指出：“珍本是比较稀见或比较珍贵之本，善本是凡内容有用，流传稀少，校刻精良，具有文物、学术或艺术价值之本。”而在李致忠老师的观点中认为：在西方人的观念里和词汇中，“善本”就是珍贵的、值钱的、罕见的传本，这实际上是以“珍本”概念替代了“善本”的含义。时代久远，传世孤罕的书籍，自然珍贵。甚至虽有明显的文字讹脱，反被视为珍贵版本，这在古今中外都有实例可举。本来“珍”并不等于“善”，罕见的东西并不一定真好，可是谁也不会把珍贵的东西视若粪土。这就在实际上把“珍”、“善”合流了。彭令先生认为，从广义的角度说，凡是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人民的古籍精品，都应视为珍本；珍本与善本的核心价值都是文献价值，文物价值为基础，文物价值主要是在确定古籍的真赝、年代、版本的基础上得出的，艺术价值对于古籍来说是形式。文物价值、文献价值与艺术价值都高的古籍，无疑是善本；有时候，对于某种价值特别突出的古籍，也应视为善本。 中国古籍传统的分类法采用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四部下再细分为四十四类：

经部，以儒家经典及其释作为主，例如《御笔诗经图》，也收录古乐、文字方面的书籍。

史部，主要收录各种体裁的史书，另纳入地理、政书及目录类图书。

子部的范围比较广，诸子百家、算术、天文、生物、医学、军事、艺术、宗教、占卜、堪舆、命算、笔记、小说、类书等，皆入子部。 集部，则录诗文集、文学评论及词曲方面的著作；个人著作称“别集”，集体创作称“总集”（例如：《六家文选》）。 中国印刷术的演变：

雕版印刷发端于唐代，宋代以后成为传统中国图书制作生产重要方式。较早的雕版，一次只能印出一种颜色，称为“单印”；若将规格完全一样的几块版面，分别在不同的部位着上不同的颜色，重复迭印，就可产生二色、三色、四色，甚至五色的效果，称为“套印”；以套印技巧印制的书，就称为“套印本”，是中国古代最具特色的彩色印刷术。活字印刷术是用铜铸或木造成一个个独立的字体，再拼成版面印刷（图4《御制数理精蕴》），乾隆皇帝将宫中以木活字印刷的书称为“聚珍版”。石板印刷是西洋技术，在清末传入中国，因有快速、价廉的优点，很快地通行起来。 古籍的结构是指一部具体古籍外在形式和内容的各个组成部分，在流传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特定的名称。

1．书衣：俗称书皮，也称封皮。（修复技术规范228）是为保护书而在书的前后加的封皮，一般选用较硬的纸作为书衣的材料，并在书衣上题写书名。

2．书签：用作题写书名的长方形纸条，一般贴在古籍封皮左上角。有时还有册次和题写人姓名。（修复技术规范229）

3．书叶：按文稿顺序排列的书写、印制的单张纸叶。（修复技术规范29）

4．封面：位于护叶之后、所有书叶之前。常镌刻书名、作者、刊刻时间及地点等项内容。（修复技术规范218）

5．护叶：也称副叶，用以保护书芯或连接书衣。（修复技术规范219）一般是一张空白纸。在书名叶或前或后。

6．书芯：指书衣以内或未上书皮以前已订在一起的书册。（修复技术规范220）

7．书脑：书芯订捻、缝线以右的部分。（修复技术规范224）即装订时，锥眼订线的地方。

8．书背：又称书脊，与书口相对，上下封皮相隔或连接的部分，相当于书籍的厚薄度。（修复技术规范225）即一书装订处的侧面，如同书的脊背，所以称书脊。

9．书头：书籍上端切口处。修复技术规范221）又称为书首。

10．书根：（修复技术规范222用的术语叫“书脚”，解释为：书籍下端切口处，亦称书根。）有些古籍在书根上有书名、卷数、册数，但书根上这些题名不一定准确，有些是刻板时印上，有些是藏书者自己为方便翻检、阅读或者保护而写上去的，多半是简名。 11．书角：天头和地脚右端。（修复技术规范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