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素有“礼仪之邦”之称，中国人也以其彬彬有礼的风貌而著称于世。礼仪文明作 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起了广泛深远的影响，其内容十分丰富。礼仪所涉 及的范围十分广泛，几乎渗透于古代社会的各个方面。

中国古代的“礼”和“仪”，实际是两上不同的概念。“礼”是制度、规则和一种社会意识观念；“仪” 是“礼”的具体表现形式，它是依据“礼”的规定和内容，形成的一套系统而完整的程序。

在中国古代，礼仪是为了适应当时社会需要，从宗族制度、贵贱等级关系中衍生出来，因而带有产生它的 那个时代的特点及局限性。

时至今日，现代的礼仪与古代的礼仪已有很大差别，我们必须舍弃那些为剥削阶级 服务的礼仪规范，着重选取对今天仍有积极、普遍意义的传统文明礼仪，如尊老敬贤、仪尚适宜、礼貌待人、 容仪有整等，加以改造与承传。这对于修养良好个人素质，协调和谐人际关系，塑造文明的社会风气，进行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现代价值。

现试分述如下：

一、尊老敬贤

我国自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人际的政治伦理关系均以氏族、家庭的血缘关系为纽带，故此在家庭里面尊 从祖上，在社会上尊敬长辈。由于中国古代社会推崇礼治和仁政，敬贤已成为一种历史的要求。

孟子说：“养老尊贤，俊杰在位，则有庆”（注：《孟子·告子下》）。“庆”就是赏赐。古代这种传统 礼仪，对于形成温情脉脉的人际关系，以及有序和谐的伦理关系，不管过去和现代，都起着重要作用。

说到尊老，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大特色。古代的敬老，并不是只停留在思想观念和说教上，也并不仅 止于普通百姓的生活之中。从君主、士族到整个官绅阶层，都在身体力行，并且形成一套敬老的规矩和养老的 礼制。

《礼记》记载：“古之道，五十不为甸徒，颁禽隆诸长者”（注：《礼记·祭义》）。就是说，五十岁以 上的老人不必亲往打猎，但在分配猎物时要得到优厚的一份。一些古籍，对于同长者说话时的声量，也作了明 确的要求。如《养蒙便读》说：“侍于亲长，声容易肃，勿因琐事，大声呼叱”（注：《养蒙便读·言语》） 。《弟子规》又说：“低不闻，却非宜”。

总之，上至君王贵族，下达庶人百姓，都要遵循一定的规矩，用各种方式表达对老者、长者的孝敬之意， 作为衡量一个人是否有修养的重要标志。

任何形态的社会，都需要尊敬老人。不仅因为老人阅历深，见闻广，经验多，劳动时间长，对社会贡献大 ，理应受到尊敬；同时，他们在体力和精神上较差，需要青年人的体贴、照顾和帮助。作为一个有礼貌的现代 青年，对长者和老人，应该做到：路遇主动谦让，乘车主动让座，在商店、戏院等公共场所，应尽量考虑到为 老人创造方便条件。

关于敬贤，三国时候有个典故，叫“三顾茅庐”。说的是刘备仰慕诸葛亮的才能，要请他帮助自己打天下 ，便不厌其烦地亲自到诸葛亮居住的草房请他出山。一而再，再而三，诸葛亮才答应。从此，诸葛亮的雄才大 略得以充分发挥，为刘备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纵观中国古代历史，历来有作为的君主，大多非常重视尊贤用贤，视之为国家安危的决定因素。平时不敬 贤，到了紧急关头，贤才就不会为国分忧。不是贤才不为国家着想，而是国家缓贤忘士，如此“而能经其国存 者，未曾有也”（注：《墨子·亲士》）。

今天我们提倡发扬古代“敬贤之礼”，须赋予现代新人才观的内容，就是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当今社会，各种竞争越来越激烈。种种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大至国家民族，小到公司企业，要 在激烈的竞争中保持优势地位，都必须拥有强大的人才队伍。只有从思想观念到具体行动上尊重、爱护人才， 使全社会形成一个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环境，形成足够强大的人才队伍，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二、仪尚适宜

中华民族素来注重通过适合的形式，表达人们内心丰富的情感。遇到重大节日和发生重要事件，多有约定 俗成的仪矩。如获得丰收，要欢歌庆贺；遭到灾祸，要祈求神灵保佑。久而久之，就形成许多节庆及礼仪形式 ，如春节、元宵、中秋、重阳等等，几乎每个节日，都有特定的礼俗。

在古代，婚、丧和节庆等活动是作为社会生活中的大事来对待的，其礼仪规定得格外详尽而周密，从服饰 、器皿到规格、程序和举止的方位，都有具体的规定。

今天，我们要保持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的礼仪文明，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贵在适宜。即如二程所主张：“ 奢自文生，文过则为奢，不足则为俭”（注：《二程集》程氏外书卷六）。可见，仪式的规模在于得当，适当 的文饰是必要的，但文饰过当就会造成奢侈浪费，偏离礼规的要求；而过于吝啬，妨碍到仪式的实行也是不得 体的。古人这种见解非常精辟，对我们今天举行各种仪式具有指导作用。

在当今的社会活动中，举行各种仪式仍然是不可缺少的。公司开张、儿女婚嫁，各种节庆活动，都有不同 的仪式。我们要把握好各种仪式的规模，就必须掌握好适度的原则，要使必要的仪矩同现代文明相结合，相关 的活动既隆重其事，又不至于华而不实。我们尤其要反对那种借婚丧庆典之机，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的现象； 反对那种认为仪式越隆重越好，越豪华越合乎礼规的做法。如：当今不少新婚夫妻为使婚礼够排场，摆阔气， 互相攀比，搞到债台高筑，造成巨大浪费。甚至有些领导干部不顾影响，为子女以权谋私，收受大宗贺礼，助 长奢靡之风。这既不符合我们优良传统，又不符合我们的国情、民情。

三、礼貌待人

任何一个文明社会，任何一个文明民族，人们总是十分注重文明礼貌。因为礼貌是人类社会据以促进人际 交往友好和谐的道德规范之一，是构建起与他人和睦相处的桥梁。它标志着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序，反映一个民 族的精神面貌。中华民族历来就非常重视遵循礼规，礼貌待人。其中许多耐人寻味的经验之淡，无论过去和现 在，都给人以启迪。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与人为善

与人相处，为善当先。而这个“善”，应是出自内心的诚意，是诚于中而形于外，而不是巧言令色和徒具 形式的繁文缛节。《礼记》说：“夫礼者，自卑而尊人”（注：《礼记·曲礼上》）。如果表面上恭敬热情， 而内心虚伪，或是仅仅内心尊敬，而毫无表情，都是不够的。应该表里一致，才能从根本上消除人与人之间的 隔阂、摩擦，进而互敬互爱，友好相处。

尊重他人，就要平等待人，不分贵贱等级，一视同仁。如果只对上层人士献其礼敬，以财势取人，以利益 交人，其实是小人所为。《论语·子罕》载：孔子看见穿丧服、戴礼帽穿礼服的人和盲人。相见时，即使这些 人年轻，孔子必定站起来。行过别人面前时，一定快步走过，以示敬意。

古人敬人的方法，也有值得借鉴的地方。首先要尊重他人的意愿，体谅别人的需要和禁忌，不能强人所难 。不苛求别人做不能做的事，不强求别人接受不喜欢的东西。古人说：“不责人所不及，不强人所不能，不苦 人所不好”（注：《文中子·魏相》）。“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注：《论语·颜渊》）”，就是这个意思。 在与人交往中，幽默与善意的玩笑往往给人带来轻松愉快，但决不可戏弄取乐。如果拿别人姓名为笑料，或给 人起不雅的绰号，都是十分不敬的。南北朝时颜之推就曾对此种不敬气愤而言：“今世愚人，遂以相戏。或相 指名为豚犊者，有识旁观，犹欲掩耳，况当之者乎”。

（二）礼尚往来

礼尚往来，是礼貌待人的一条重要准则。就是说，接受别人的好意，必须报以同样的礼敬。这样，人际交 往才能平等友好地在一种良性循环中持续下去。因此，《礼记》说：“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 往，亦非礼也”（注：《礼记·曲礼上》）。

对于受恩者来说，应该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在古人眼中，没有比忘恩负义更伤仁德。孔子说：“以德报 德，则民有所劝”；“以怨报德，则刑戮之民也（注：《礼记·表记》）。可见，“以德报德”，有恩必报， 是待人接物的基本道德修养。当然，往来之礼，也该适度。送礼的本意，在于表达敬意答射之意，所谓礼轻意 重，并非越多越好。正如《庄子·山木》篇说所说：“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亲，小人 甘以绝。彼无故以合者，则无故以离”。

四、容仪有整

一个人的仪表、仪态，是其修养、文明程度的表现。古人认为，举止庄重，进退有礼，执事谨敬，文质彬 彬，不仅能够保持个人的尊严，还有助于进德修业。古代思想家曾经拿禽兽的皮毛与人的仪表仪态相比较，禽 兽没有了皮毛，就不能为禽兽；人失去仪礼，也就是不成为人了。

古人对仪表的要求，不免过于繁琐。其中最重要的，有如下三个方面。

（一）衣着容貌：《弟子规》要求：“冠必正，纽必结，袜与履，俱紧切”。这些规范，对现代人来说， 仍是必要的。帽正纽结，鞋袜紧切，是仪表类观的基本要求。如果一个人衣冠不整，鞋袜不正，往往会使人产 生反感甚至恶心，有谁会亲近这样的人呢。当然，衣着打扮，必须适合自己的职业、年龄、生理特征、相处的 环境和交往对象的生活习俗，进行得体大方的选择。浓妆艳抹，矫揉造作，只会适得其反。

（二）行为举止：孔子说：“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注：《论语·学而》）。这是因为，只有庄 重才有威严。否则，即使学习了，也不能巩固。具体说来，要求做到“站如松，坐如钟，行如风，卧如弓”， 就是站要正，坐要稳，行动利索，侧身而睡。在公众场合举止不可轻浮，不可亵，应该庄重、谨慎而又从容， 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注：《论语·颜渊》），处处合乎礼仪规范。

（三）言语辞令：语言是人们思想、情操和文化修养的一面镜子。古人所谓“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 （注：《易·乾文》）。将诚恳地修饰言辞看成是立业的根基，有一定的道理。

并且要“言必信，行必果”（ 注：《论语·子路》）。巧言令色的人，是不可能取信于人的。其次是慎言。古人说，上天生人，于舌头上下 两排牙齿紧密围裹，又在外面包一层厚厚的嘴唇，就是要人们说话一定要谨慎。当然古人并是要求人们少言语 ，而是说话要视具体情况，当说则说，当默则默。孔子说：“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 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注：《论语·卫灵公》）。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朱一新治学主张汉、宋兼并。认为学术“有义理之学，有经济之学，又考据之学，由辞章之学”。他的义理之学，主要见于《无邪堂答问》一书，考据之学成就亦著，《汉书管见》四卷就是代表作。考据古籍（朴学）的风气以清代乾隆、嘉庆朝最盛，后人所称的乾嘉学派就是考据学派。考据方法主要是训诂、校勘和资料的搜集整理。朱一新倾注多年心血 撰著定稿，刊行后为世人所重。这里摘引《汉书管见》的开头《高祖记》中两条，已见其一斑：（刘邦） 母媪（颜）师古注：媪，女老称也。皇甫谧等妄引《忏记》强为高祖父母名字，皆非正史所说，盖无取焉。《宋书·符瑞志》高帝父曰刘执嘉。执嘉之母梦赤乌若龙戏已而生执嘉，是为太上皇帝；母名含，始是为昭灵后。斯即小颜所讥皇甫谧等之说尔。为泗上亭长 《史记》作泗水。按：泗水是也。《水经注·泗水篇》小沛县治故城南土宅上东岸有泗水亭，汉祖为泗水亭长，即此。

朱一新所说的经济之学，即经世安邦、治国安民的学问。他在《无邪堂答问》中关于东北、西北边防的形势与对策就有这方面的精辟见解。19世纪70年代，俄罗斯侵略新疆，日本侵略台湾、吞并琉球。当权的左宗棠主张加强西北边塞防务，李鸿章则强调海防更为重要，引起“海防”与“塞防”的争论。光绪九年（1883），朱一新撰《海防策》，认为当时的急务为治水师、扼险要、储将才、精器械、兴团练、开饷源六项。每项皆提出较详细的精密规划。例如治水师，他提出沿海建为北洋，江浙、闽粤三军，每军配以铁甲兵轮等意见。

朱一新相信民众，认识民众的力量，主张依靠发动民众来巩固国防。同年八月廿二日上《请速定大计以耆危局疏》中，着重提出“兴团练”，其中说：无亨则编为保甲以防豪右之横行，有事则集为乡团以辅官军之不逮。遍地皆民，即遍地皆兵。其他如治理黄河、京师治水等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朱一新著作中亦有所论及，可惜没有给他施展抱负的机会。

这就是为什么治学的人不可不深入地思考书中的内容，从而谨慎地去判断的道理！

所以：表示“……的原因”。慎取：谨慎取舍。

以：以（之），因此。

扩展资料：

出处：北宋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余于仆碑，又以悲夫古书之不存，后世之谬其传而莫能名者，何可胜道也哉！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

《游褒禅山记》写于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七月某日，是作者与他的两位朋友和两个胞弟同游褒禅山后所写。这是一篇记述与议论相结合的散文，与一般游记不同，独具特色。全文按照记叙和议论的层次，可分五段。

作者从仆碑上尚可辨识的“花山”之“花”字，今人误读为“华实”之“华”，从而联想到古籍，“又以悲夫古书之不存，后世之谬其传而莫能名者，何可胜道也哉！”从山名的以讹传讹，联想到古籍的以讹传讹，使作者触目伤怀，慨叹不已。因而又进一步提出“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

对待传闻要“深思”而“慎取”这个提法，也很精辟。它对学者整理和研究古籍，鉴别其真伪，恢复其本来面目，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有指导意义的。

参考资料：

游褒禅山记——

夜静弦声响碧空，宫商信任往来风。

依稀似曲才堪听，又被风吹别调中。--唐 高骈《风筝》

竹马踉跄冲淖去，纸鸢跋扈挟风鸣。--宋 陆游

江北江南低鹞齐，线长线短回高低。

春风自古无凭据，一伍骑夫弄笛儿。--明 徐谓《风鸢图诗》

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

儿童放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清 高鼎《村居》

结伴儿童裤褶红，手提线索骂天公。

人人夸你春来早，欠我风筝五丈风。--清 孔尚任

纸花如雪满天飞，娇女秋千打四围。

五色罗裙风摆动，好将蝴蝶斗春归。--清 郑板桥《怀潍县》

只凭风力健，不假羽毛丰。

红线凌空去，青云有路通。--清 吴友如的题画诗

阶下儿童仰面看，清明装点最堪宜。

游丝一断浑无力，莫向东风怨别离。--清 曹雪芹的《红楼梦》

软红无数落成泥，庭前催春绿渐齐。

窗外忽传鹦鹉语，风筝吹落屋檐西。--清陈长生《春是信笔》

春寒料峭乍晴时，睡起纱窗日影移。

何处风筝吹断线？吹来落在杏花枝。--清 骆绮兰《春闺>>

纸鸢

（宋）寇准

碧落秋方静腾空力尚微

清风如可托终共白云飞

作者寇准（961-1023）字平仲，北宋政治家、诗人。宋太宗时举进士，后擢升为相，太宗嘉之，以比魏征。寇准死后宋仁宗谥号忠愍。寇准的诗受晚唐派影响，情景交融，清丽深婉。有《寇忠愍公诗集》三卷留世。上引五言绝句是否原引此集，尚待查考。

该诗虽题名为《纸鸢》，但诗中却不见“纸鸢”二字，甚至也看不到纸鸢的形象。诗人意在借物写景，状景抒怀。“碧落”指天界、天空。前句写环境气氛和眼前所见：初秋晴朗的天空，风力不大，风筝难以升空高飞。后句遐想抒怀，借风筝只有凭借风方可旁云而飞的现象，抒发人事腾达还需有所依托的感叹。

观村童戏溪上

（宋）陆游

竹马踉跄冲淖去

纸鸢跋扈挟风鸣

作者陆游（1125-1210）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南宋著名诗人。他出身于一个由“贫居苦学”而仕进的官宦家庭，自幼好学不倦，一生主张抗金复国，但屡遭排挤、罢黜，“一片丹心”始终不得报国。陆游著作极富，八十高龄犹赋诗作文，存诗近万首，有《陆放翁全集》存世。该句摘自何卷，尚待查考。代儿童游戏多种多样,十分丰富。该诗写了两种游戏，一是骑竹马；一是放风筝。竹马在地面上奔跑，跑来跑去晃晃悠悠连人带“马”冲进了烂泥塘里，好不扫兴；风筝在空中飞舞，左摇右摆，又飞又叫，好不骄横。值得关注的是，诗人写风筝与风的关系时，手法与众不同，他不说风筝凭借风力而飞，却说风筝挟持丰大风在空中飞扬跋扈。在这里，作者把风筝作为主体，视它为生灵，真是把个风筝写活了。读此诗，不由得想到现今仍然流行于日本的“斗风筝”。打斗的风筝多为长方形硬板子，从背后勒成瓦形，或竖或横，绘画简洁明快，不拴尾巴，背缚弓弦，凭借强风，飞上天空，左冲右突，嗡嗡作响。许多风筝同时升空，并不回避碰撞缠绕，而是互相打斗，互相“割线”，一旦线断，任其飞去。最后，谁还留在空中，谁便是胜利者。那场面颇有陆翁诗的气势。

纸鸢

（宋）王令

谁作轻鸢壮远观似嫌飞鸟未多端

才乘一线凭风去便有愚儿仰面看

未必碧霄因可到偶能终日遂为安

扶摇不起沧溟远笑杀抟鹏似尔难

王令（1032-1059）字逢源，北宋诗人，原籍元城（今河北大名县），五岁时父母双亡，随其叔祖客居广陵（今扬州），长大后以教学为生。王令才高命短，28岁卒。他的诗构思新奇，造语精辟。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王令集》，诗赋文共21卷。该诗是否原引《王令集》，尚待查考。“端”古为布帛之量，一丈八尺为一端。“末多端”是指不多、不远的意思。放风筝的人未必就是因为飞鸟飞得不远，才把风筝放起来以增添空中壮观景象，然而作者这么想，这么说，显然他是把风筝当作飞鸟一样看待了。你看那风筝乘线凭风飞去直冲云霄，虽然不一定能够到达那高旷至极的天际，却能终日飞翔久久不落，就连那相传一飞九万里的大鹏鸟，也没有这般本领。

这是一首宏观描写风筝的诗。作者不写风筝的形状、色彩，甚至也不写风筝是如何飞起来的。而是展开丰富的想象力，以衬托、对比、夸张的手法，与风筝飞升的气垫，写出了风筝最本质的特性—拔高，善翔。飞得高，放飞线角度大，稳定性强，这也正是今天风筝爱好者对于自己的作品所追求的境界。

风筝十首

（元）谢宗可

凭依片纸得天飞何故声扬欲作威

瘦骨几茎徒远举柔丝千尺总危机

云晴日暖春初好雨骤风狂事渐非

高树上林须引避牵缠到底不能归

半纸浮名寄太虚御风列子竟谁如

高从自致非攀附道在因时作卷舒

声澈瑶京传凤吹影飘仙侣曳露裙

一丝不挂儿童手浪迹天涯乐有余

自负云霄早致身安排线索靠他人

摩天手段乘风展掉尾精神逐日新

暂耸观瞻喧里巷终嗟破碎委埃尘

牵来拽去成何用骤雨淋头断送春

一番春事一番空放却风筝逐断蓬

博得飞翔纤指上逞将声势半天中

目花轻薄流溪水学絮颠狂落草丛

皮骨飘零丝络在相看拍手笑儿童

共仰高风不可攀几回放去便收还

丝纶何必全设施骨相从知避险艰

飘若素云浮碧汉翩然白鹤度青山

春光远览应无限勘破飞腾只等闲

蓦地翻空在眼前糊涂片纸任高骞

看来爷面人无限避去全身雨满天

直上难防抛瓦坠暗中返照带灯燃

春风催促清明到栖止园林没挂牵

谁解风云继点狂鸢鱼飞跃见天章

五丝续命能冲举一叶横空入混茫

俯仰尘寰何扰扰仰探璇宇但苍苍

神游八极求归宿斗张虚窗藉纸张

蹴罢秋千斗草慵纸鸢浮动寄游踪

翩翩似逐寻巢燕声响如传度岭钟

大小随宜俱活跃高卑无意较腾冲

卷怀偃息乘春晓纵尔穿云第九重

空外秦筝何处闻遥看片片起巫云

霓裳逶逦飘罗带翠袖招摇曳练裙

舞柳飞花呈幻景和风丽日动星文

仙真控鹤来蓬阆相与徊翔趁逸群

浮游踪迹等云藻御气凭虚赋物形

荡荡飞空无阴碍萧萧委运自清宁

丝联绳引终须断律改春归毕竟停

法界依然舒广望消除点缀湛青冥

----《咏物诗·卷下》

纸鸢

（元）谢宗可

弧骞稳驾剡溪云多少儿童爷羡频

半纸飞腾元在己一丝高下岂随人

声弛空碧东风晓影度遥天化日春

谁道致身无羽翼回看高举绝红尘

谢宗可，生卒经历不详。清乾隆辛亥年刻有其《咏物诗》两卷。《风筝十首》摘自卷下。另《纸鸢》一首，观其风格，与《风筝十首》倒了相近，原引何处，尚待查考。

　《游褒禅山记》描述了王安石在游览褒禅山时的所见所闻，其中还表达了作者积极进取的精神。下面是由我为大家整理的“游褒禅山记原文翻译及赏析”，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游褒禅山记原文：

　褒禅山亦谓之华山，唐浮图慧褒始舍于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后名之曰“褒禅”。今所谓慧空禅院者，褒之庐冢也。距其院东五里，所谓华山洞者，以其乃华山之阳名之也。距洞百余步，有碑仆道，其文漫灭，独其为文犹可识曰“花山”。今言“华”如“华实”之“华”者，盖音谬也。

　其下平旷，有泉侧出，而记游者甚众，所谓前洞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问其深，则其好游者不能穷也，谓之后洞。余与四人拥火以入，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尽。”遂与之俱出。盖余所至，比好游者尚不能十一，然视其左右，来而记之者已少。盖其又深，则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时，余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既其出，则或咎其欲出者，而余亦悔其随之，而不得极夫游之乐也。

　于是余有叹焉。古人之观于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随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怠，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于人为可讥，而在己为有悔；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此余之所得也！

　余于仆碑，又以悲夫古书之不存，后世之谬其传而莫能名者，何可胜道也哉！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

　四人者：庐陵萧君圭君玉，长乐王回深父，余弟安国平父、安上纯父。

　至和元年七月某日，临川王某记。

　翻译：

　褒禅山也称为华山。唐代和尚慧褒当初在这里筑室居住，死后又葬在那里；因为这个缘故，后人就称此山为褒禅山。现在人们所说的慧空禅院，就是慧褒弟子在其墓旁盖的屋舍。距离那禅院东边五里，是人们所说的华山洞，因为它在华山南面而这样命名。距离山洞一百多步，有一座石碑倒在路旁，上面的文字已被剥蚀、损坏近乎磨灭，只有从勉强能认得出的地方还可以辨识出“花山”的字样。如今将“华”读为“华实”的“华”，大概是读音上的错误。

　由此向下的那个山洞平坦而空阔，有一股山泉从旁边涌出，在这里游览、题记的人很多，这就叫做“前洞”。经由山路向上五六里，有个洞穴，一派幽深的样子，进去便感到寒气逼人，探究它的深度，就是那些喜欢游险的人也未能走到尽头——这是人们所说的“后洞”。我与四个人打着火把走进去，进去越深，前进越困难，而所见到的景象也就更加奇妙。有个懈怠而想退出的伙伴说：“再不出去，火把就要熄灭了。”于是，只好都跟他退出来。我们走进去的深度，比起那些喜欢游险的人来，大概还不足十分之一，然而看看左右的石壁，来此而题记的人已经很少了。洞内更深的地方，大概来到的游人就更少了。当决定从洞内退出时，我的体力还足够前进，火把还能够继续照明。我们出洞以后，就有人埋怨那主张退出的人，我也后悔跟他出来，而未能极尽游洞的乐趣。

　对于这件事我有所感慨。古人观察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所得益，是因为他们探究、思考深邃而且广泛。平坦而又近的地方，前来游览的人便多；危险而又远的地方，前来游览的人便少。但是世上奇妙雄伟、珍异奇特、非同寻常的景观，常常在那险阻、僻远少有人至的地方，所以，不是有意志的人是不能到达的。虽然有了志气，也不盲从别人而停止，但是体力不足的，也不能到达。有了志气与体力，也不盲从别人、有所懈怠，但到了那幽深昏暗而使人感到模糊迷惑的地方却没有必要的物件来支持，也不能到达。可是，力量足以达到目的而未能达到，在别人看来是可以讥笑的，在自己来说也是有所悔恨的；尽了自己的主观努力而未能达到，便可以无所悔恨，这难道谁还能讥笑吗？这就是我这次游山的收获。

　我对于那座倒地的石碑，又感叹古代刻写的文献未能存留，后世讹传而无人弄清其真相的事，怎么能说得完呢？这就是学者不可不深入思考而谨慎地援用资料的缘故。

　同游的四个人是：庐陵人萧君圭，字君玉；长乐人王回，字深甫；我的弟弟王安国，字平甫；王安上，字纯甫。

　至和元年七月，临川人王安石记。

　注释：

　浮图：梵（fàn）语（古印度语）音译词，也写作“浮屠”或“佛图”，本意是佛或佛教徒，这里指和尚。慧褒：唐代高僧。舍：名词活用作动词，建舍定居。址：地基，基部，基址，这里指山脚。

　而：连词，并且。卒：死。之：指褒禅山麓。

　以故：因为（这个）缘故，译为“因此”。名：命名，动词。禅：梵语译音“禅那”的简称，意思是“静思”，指佛家追求的一种境界。后来泛指有关佛教的人和事物，如禅师、禅子、坐禅、禅房、禅宗、禅林、禅杖等。褒禅，慧褒禅师。

　慧空禅院：寺院名。庐冢（zhǒng）：古时为了表示孝敬父母或尊敬师长，在他们死后的服丧期间，为守护坟墓而盖的屋舍，也称“庐墓”。这里指慧褒弟子在慧褒墓旁盖的屋舍。庐：屋舍。（一说指慧褒生前的屋舍。）冢：坟墓。禅院：佛寺。

　华山洞：南宋王象生《舆地纪胜》写作“华阳洞”，看正文下出应写作“华阳洞”。以：因为。乃：表示判断，有“为”、“是”的意思。阳：山的南面。古代称山的南面、水的北面为“阳”，山的北面、水的南面为“阴”。名：命名，动词。

　仆道：“仆（于）道”的省略，倒在路旁。

　文：碑文，与下文“独其为文（碑上残存的文字）”的“文”不同。漫灭：指因风化剥落而模糊不清。

　独：唯独，只有。其：指代石碑。文：文字，这里指的是碑上残存的文字。犹：还，仍。

　今言“华”（huā）如“华（huá）实”之“华（huá）”者，盖音谬也：汉字最初只有“华（huā）”字，没有“花”字，后来有了“花”字，“华”“花”分家，“华”才读为huá。（王安石认为碑文上的“花”是按照“华”的古音而写的今字，仍应读huā，而不应读“华（huá奢侈、虚浮）实”的huá。按，这里说的不是五岳中的“华（huà）山”）。言：说。盖：承接上文，解释原因，有“大概因为”的意思。谬：错误。

　侧出：从旁边涌出，记游：指在洞壁上题诗文留念。

　上：名词活用作动词，向上走。窈（yǎo）然：深远幽暗的样子。

　问：探究，追究。深，形容词活用作名词，深度。则：副词，用于判断句表示肯定，相当于“就”。穷：穷尽。

　拥火：拿着火把。拥，持，拿。以：连词，连接状语与中心词。

　见：动词活用作名词，见到的景象。

　怠：懈怠。且：副词，将，将要。

　盖：表猜测的发语词，大概。尚：还。不能十一：不及十分之一。不能：不及，不到。

　而：表递进的连词，并且，而且。

　则：表假设的连词，那么。至：动词活用作名词，到达的人。加：更，更加。

　方是时：正当这个时候。方：当，正在。是时：指决定从洞中退出的时候。

　以：相当于“而”，连词，连接状语与中心词。明：形容词或用作动词，照明。

　既：已经，……以后。其：助词。

　则：副词，就，便，表示前后两事紧密相承或时间相距很近。或：有人。咎（jiù）：责怪。其：那，那些。

　其：第一人称代词，指自己。而：连词，表结果，以致，以至于。不得：不能，极：尽，这里有尽情享受的意思，形容词活用作动词。夫：这，那，指示代词。

　于是：对于这种情况，因此。焉：句末语气词。

　之：用于主谓之间，取消句子的独立性，可不译。得：心得，收获。

　以：因为。求思：探求、思索。而：连词，表递进，而且。无不在：无所不在，没有不探索、思考的，指思考问题广泛全面。

　夫：表议论的发语词。夷：平坦。以：连词，表并列，而且，并且。则：表假设的连词，那么。

　而：可是。观：景象，景观。险远，形容词活用作名词，险远的地方。

　而：因而。焉：兼词，相当于“于此”。

　随：跟随（别人），“随”字后面省略“之”。以：连词，表结果，以致，以至于。

　至于：这里是抵达、到达的意思，不同于现代汉语用在下文开头，表示提出另一话题。幽暗昏惑：幽深昏暗，叫人迷乱（的地方）。昏惑：迷乱。以：连词，表目的。相（xiàng）：帮助，辅助。

　以：相当于“而”，连词，连接状语与中心词。焉：兼词，相当于“于此”。这一句在“焉”后面省略了“而不至”。

　于人：在别人（看来）。为：是。

　其：加强反问语气的副词，难道。孰：谁。

　得：心得，收获。

　谬其传：把那些（有关的）传说弄错。谬，使……谬误，把……弄错。莫能名：不能说出真相（一说真名）。

　何可胜道：怎么能说得完。胜，尽。

　所以：表示“……的原因”。慎取：谨慎取舍。

　以：以（之），因此。悲：叹息

　庐陵：今江西吉安。萧君圭，字君玉。

　长乐：今福建长乐。王回，字深父。父：通“甫”，下文的“平父”“纯父”的“父”同。

　安国平父、安上纯父：王安国，字平父。王安上，字纯父。

　至和元年：公元年。至和：宋仁宗的年号。临川：今江西临川。王某：王安石。古人作文起稿，写到自己的名字，往往只作“某”，或者在“某”上冠姓，以后在誊写时才把姓名写出。根据书稿编的文集，也常常保留“某”的字样。

　赏析：

　该文是王安石在辞职回家的归途中游览了褒禅山后，以追忆形式写下的一篇游记。该篇游记因事见理，夹叙夹议，其中阐述的诸多思想，不仅在当时难能可贵，在当今社会也具有极其深远的现实意义。

　这是一篇记述与议论相结合的散文，与一般游记不同，独具特色。全文按照记叙和议论的层次，可分五段。

　从篇首至“盖音谬也”。记述褒禅山命名的由来。文章开头紧扣题目，开门见山地先说明褒禅山又叫华山之后，接着追述之所以命名为褒禅山，是因为唐朝有一个名叫慧褒的和尚，一开始住在华山之下，死后又葬在华山之下，所以叫做褒禅。作者由远及近，当追溯了褒禅山命名的由来之后，就把笔墨转向眼前所见的慧空禅院上来。说明如今看到的慧空禅院，就是当年慧褒禅师居住的房舍和坟墓之所在。因为这毕竟是一篇游记，所以当写到慧空禅院之后，便以它为基点，重点突出地来记叙褒禅山的名胜华山洞。

　“距其院东五里，所谓华山洞者，以其乃华山之阳名之也”。这三句，说明华山洞的方位及其命名的由来。接着又写距华山洞百余步倒在路旁的石碑，以及碑文的情况。“其文漫灭”一句，从字面上来看，是说由于年代久远，字迹已经模糊不清。其实，也是为了突出其中尚可辨识的“花山”二字。之所以要突出“花山”二字，在于纠正今人把“花山”之“花”误读为“华实”之“华”的错误。之所以要纠正今人读音的错误，又旨在为下文发表感想和议论设下张本。

　从“其下平旷，有泉侧出”至“而不得极夫游之乐也”。记叙游览褒禅山后洞的情形。这段承接第1段华山洞的方位和命名，进一步分别就华山洞的前洞和后洞加以叙写。前洞，“其下平旷，有泉侧出”，虽有美景而不险绝，“而记游者甚众”，不足以游，所以一笔带过。而后洞与前洞相比，则迥然不同，它不像前洞那样平坦广阔，游人举足可到，而在“由山以上五六里”的幽深之处，需要花费气力才能到达，而且“入之甚寒”，所以即使喜欢游览的人，也不能穷尽它的尽头。然而惟其险绝，才有奇观。因而便引起了作者与同游者的极大兴趣。于是他们拿着火把走了进去，走得越深，行进越艰难，而所看到的景物也就越加美妙。可是行进的艰难与景物的美妙形成了矛盾，所以同游者之中有倦怠而想出来的人说：“不出去，火把就要烧光了。”这么一说，大家就随着他一起走了出来。

　一旦走出洞后，作者却深有感慨，慨叹自己所到达的地方比起喜欢游览的人，还不到十分之一，然而在洞的左右壁上，题字留念的人已经很少了。如果再往深处走，到达的人就更少了。这说明没有大志而畏于艰险的人，是不能够深入险境而窥视到异观的。因而又回顾自己在洞里还没有出来的时候，“余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是可以继续前进的，只是听了倦怠者的话，随着走出洞来，而不能极尽游览之乐。目的不达，满腹憾恨之情溢于言表，由此可见作者不畏艰险的积极进取精神。

　从“于是余有叹焉”至“此余之所得也”。写未能深入华山后洞所产生的感想和体会。这段开头“于是余有叹焉”一句，奠定了全段的基调，为展开议论作了带有浓厚感情色彩的转折。行文先从古人的行事说起，而后又回到游览风物上来，加以发挥议论。就古人来说，他们观察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都有所得，这是因为他们对事物观察思索得深切，而没有探索不到的地方。作者称引古人，是为了借古鉴今。不言而喻，今人行事，要想有所收益，也必须具有古人那种探索的精神。

　但事实上，并不是人人都具有这种精神的。就以游览风物来说，“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这种现象，就正是缺乏探索精神的表现。而天下的奇异雄伟、异乎寻常的景物，又常常在险远之处，人们却又很少能够到达，那也就不可能看到奇景异观了。那么怎样才能看到奇景异观呢？作者进而又从三个方面加以论说。一是“非有志者不能至也”。这里强调了一个“志”字。只有胸怀大志，才有可能到达理想的境地。二是有了大志，不随随便便地止足不前，“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这里又强调了一个“力”字。这个“力”，是指气力。如果气力不足，像“有怠而欲出者”那样，也是不能到达理想境地的。三是有了大志和气力，而又不轻易地倦怠，“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这里又强调了一个“物”字。这里所说的“物”，是指火把之类的借助之物。当游览者走进昏暗之处的时候，如果不借助火把之类的物来照亮前进的道路，也是不能到达理想境地的。

　总之，只有具备志、力与相助之物这三个条件，才能到达理想的境地。这是就正面来说。反过来说，气力可以达到而又未能达到，这对别人来说是非常可笑的，对自己来说是很可悔恨的。如果竭尽了自己的志气，也仍然达不到，也就没有什么可悔恨的了。这样，谁还能讥笑他呢？作者从正反两方面把道理说得清清楚楚。这就是作者游览华山后洞之后的心得和体会。这个心得和体会，是十分深刻的，它的客观意义却远远超过了游览，而可以用之于从事一切事情。

　从“余于仆碑”至“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写由于仆碑而引起的联想。作者从仆碑上尚可辨识的“花山”之“花”字，今人误读为“华实”之“华”，从而联想到古籍，“又以悲夫古书之不存，后世之谬其传而莫能名者，何可胜道也哉！”从山名的以讹传讹，联想到古籍的以讹传讹，使作者触目伤怀，慨叹不已。因而又进一步提出“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对待传闻要“深思”而“慎取”这个提法，也很精辟。它对学者整理和研究古籍，鉴别其真伪，恢复其本来面目，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有指导意义的。

　从“四人者”至篇末。记同游者姓名和写作时间。

　从以上五段简略地叙述和分析里不难看出，本文虽以游记命题，但所写重点却不在于记游，而在于写作者在游览中的心得和体会，并着重写了两点：一是写华山山名的本末；一是写游览华山后洞的经过。

　写华山山名的本末时，从今人对“花山”读音之误，联想到对古籍的以讹传讹，从而指出对古籍要持“深思而慎取”的态度。这既是对当时学者的劝勉，同时也是作者自己治学态度的写照。王安石在治学方面，就颇多创见，不为前人之见所束缚。比如他与门人一起修撰《诗》《书》《周礼》三书的经义和《老子注》等书的注疏，以代替汉儒以来的章句之学，就是突出一例。再如他写的咏史和怀古诗，也多半一反常人之见。在《商鞅》诗里写道：“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在《贾生》诗里写道：“一时谋议略施行，谁道君王薄贾生。”这些都反映出他的新见解。这些见解，又都是为他打击旧党，推行变法革新服务的。因而也可以说他变法革新的理论和实践，就正是他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得出“深思而慎取”的结果。

　写游览华山后洞的经过时，从“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而游者也随之越来越少的情况，进而论述了“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险远”，要想看到“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就必须有一个不畏艰险，一往直前的坚强意志，同时还要具备足够的实力和可资凭借的外界条件。他这种力图精进，永攀高峰的精神，同他后来在变法革新中所表现的不怕围攻、百折不回的精神也是完全一致的。这种积极进取精神，同他的变法革新，虽有其不可避免的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然而却也能给人以有益启示和鼓舞。

　本文的写作技巧也是比较高明的。既然本文的重点不在记游，而在写游览中的心得体会，所以在材料的取舍上，行文的组织安排上，是颇费一番切磋琢磨之功的。作者在记游中，处处为写心得体会搭桥铺路，使记游与心得体会十分和谐自然地结合起来。

　文章开头“褒禅山亦谓之华山”一句，看来只是叙说褒禅山的原委，平平淡淡，并不新奇。但细加玩味，却不寻常。它不仅为下文考究褒禅命名的由来起着开拓的作用，而且也把有关全局的“华山”二字突现出来。作者突现出“华山”，对全文的记游和议论是有着重要作用的。可以设想，倘若读者不了解褒禅山就是“华山”，那么文章题为《游禅山褒记》，而下面所记的，也就是与“华山”不可分割的华山前洞、华山后洞，便失去了根基，而令人不可思议。随之游览华山后洞，从而发表议论也将成为不可能。所以首句把“华山”突现出来，是十分重要的，不可缺少的，它对全文来说，起着先引和铺垫的作用。然而作者又不特意去就“华山”而论“华山”，却以考究褒禅山命名由来的方式来突现它，这就更显得自然入妙了。从考究褒禅山命名的由来来看，文从字顺，无懈可击；从记游角度来看，又顺理成章，起到了它应有的作用。

　该文是以记游为辅，以议论为主的特点，所以作者在记游中写什么，不写什么，以及怎样写，也是经过周密考虑，严加取舍的。文中所写华山、慧空禅院、仆碑和华山前洞，由于都不是所写重点，所以都一笔带过。而它们的出现，又都是为写华山后洞，特别是写游华山后洞作铺垫过渡的。详其所详，略其所略，对所写重点游华山后洞，则刻意作了较为细致地记叙。作者先写华山后洞幽深昏暗，寒气袭人，虽好游者不能穷；次写入之愈深，进之愈难，见之愈奇；次写怠而欲出者声张出洞，同游者遂与之俱出；次写入之愈深，记游者愈少；次写既出之后，有人责备怠而欲出者；次写作者悔恨随怠者而出，不能极尽游览之余，层层深入地写出了游览华山后洞的全过程。这之中有环境气氛的渲染，有游人的活动，有意志不坚强者的退缩，有责怨之辞，有悔恨之语。记游详尽曲折，思想斗争波澜起伏，这就为下文抒写心得体会，发表议论，作了自然而然地铺垫过渡，使记游与议论紧密地融合起来。

　再如作者写仆道之碑，叙写“其文漫灭，独其为文犹可识，曰‘花山’”，并从而考究今人读音之谬，也是有意安排。它对下面针对后人对古籍以讹传讹的现象发表议论，同样起着铺垫的作用，使之前呼后应，结为一体。总观全文，记游为议论提供了条件，而议论则是记游的必然发展。为突出所写重点，作者严于取舍，精于剪裁，善于铺垫过渡的写作技巧，是值得借鉴的。正如《古文观止》的编者所说：＂一路俱是记游，按之却俱是论学。古人诣力到时，头头是道。川上山梁，同一趣也。＂作者最后又感慨倒在路边的碑，与篇首相呼应，结构严丝合缝，脉络清晰。

　　忆古思今

　　中国历史悠久，史籍浩如烟海，历史内容丰富多彩，历史人物风姿万千。我们中华民族有一部令子子孙孙为之骄傲、为之神往的历史。当然，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面对悠久而丰富的历史，究竟怎样去了解它、认识它并从中获得教益，受到启迪与鼓舞？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了。看来，怎样读史，确是值得认真思考、认真研究的。依我的肤浅看法，首先是了解和认识最基本的历史事实和历史过程，其次是着眼于从历史中获得思想上的启示。这种启示，一是可以通过对历史事实和历史过程的认识而获得，一是可以从历代史学家对历史和史学的评论中去发掘。这两个方面都很重要，而对于后一个方面我们似乎还有许多事情可做，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去深入思考。

　　中国历史上每一个有责任感的、有成就的史学家，都会以他们的心血凝聚起来的思想，留给后人许多有益的启示。对此，我首先想到的自然是太史公司马迁。司马迁写的《太史公书》--后人称作《史记》，一方面展示了他那时的一部辉煌的中国通史，一方面凝聚了他对史学和历史的深刻的理解与认识。2000多年来，赞叹它、研究它的人不绝于时，证明它有巨大的魅力和不朽的地位。对于这样一部宏伟的历史著作所展示的历史长卷来说，在历史运动中的个人，都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这些角色和他们所活动的历史舞台及其背景，对今天的人们有些什么样的重要启示呢？对于这样的问题，不同时代的人都会有他那个时代的思想范围内的一些认识，而从不同角度看问题的人也会有属于他那个领域或视角范围内的一些认识，这是一部说不尽的"史家之绝唱"。尽管如此，在太史公的深邃的思想领域中，必有一些最根本的、对不同时代的不同的人们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思想观念。

　　比方说，人们为什么要学习历史？人们应该用什么方法或态度对待历史和现实的关系？这是有关社会公众同历史学之关系的最根本的问题，直至今天，还不断有人提出类似的问题来。其实，关于这个问题，太史公早已作了精辟的回答。他写道："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帝王者各殊礼而异务，要以成功为统纪，岂可绲乎？"（《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这几句话是非常深刻、非常重要的。第一，他指出现实中的人们之所以要了解历史、认识历史，是把历史作为现实的一面镜子来看待，加以对照，作为借鉴，既不是把历史与现实等同起来，也不是要现实去模仿历史，二者是不应当混同的。这是明确地指出了古今的联系和区别：因有联系，故可"自镜"；因有区别，故"未必尽同"。第二，他指出了以往帝王"各殊礼而异务"，他们的制度、政策往往是不同的，但都是要达到治理国家的根本目的。可见"自镜"决不是混同古今。这两点，很辩证地阐明了"居今之士"何以要"志古之道"。可见，拒绝历史经验，是愚昧的；生搬硬套历史经验，也是不高明的。

　　又如，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是否有自身的法则（即今天我们所说的规律）？如果有的话，人们认识这种法则有什么意义？这是人们学习历史、研究历史一个带根本性质的问题，而首先是认识历史之本质属性的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应当坦率地承认，这也是千百年来人们为之争论不休的问题之一。这个问题，太史公司马迁也触及到了。他从对社会经济生活的考察中，得到了如下的认识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史记·货殖列传》序）这是把耕种、开采、加工、交换，以及交换中的贵贱变化等人们的分工及相互关系，视为符合于"道"的自然现象。太史公在讲到类似的经济现象时还说："事变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又说："无异故云，事势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史记-平准书》后论）他认识到：事物发展到极盛就会转向衰落，有利的客观形势发展到了顶头也会转向不利的方面，这是各种事物之间的相互影响、冲突而造成的，是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显然，人们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其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对过往历史有一个大致正确的看法，而且还在于对现实的历史运动和未来的历史前景，会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和比较客观的态度。

　　再如，历史运动主要是由人的活动组成的；离开了人的活动也无从讨论人类社会历史运动的各种问题。那末，作为一个个体的人，究竟应当在历史活动中扮演什么角色呢？这不仅涉及到人对自身生命价值的认识，还涉及到作为个体的人在社会生活、历史运动中所具有的价值。历史上的思想家、教育家们对此有种种说法，都给人以有益的启迪。他们所论大多是理性的阐说，这无疑能够提高人们的认识，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在这方面，太史公从史学家的角度，冷静地观察那些经过历史潮流汹涌澎湃冲刷之后（如大浪淘沙之后），仍然没有逝去的历史人物，并对他们的精神世界、社会活动进行分析和综合，从而提出了撰写历史人物的基本原则；这原则既是太史公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又是他告诫后人如何做人的准则。太史公在综论他为《史记》作人物列传时是这样说的："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史记-太史公自序》）" 扶义倜傥"，主要是讲德行、风采；"不令己失时"，是讲善于把握时机、机遇；"立功名于天下"，是讲以天下为己任的事功目标。显然，在太史公看来，他所要写进《史记》的历史人物，一般都是属于这种类型的人。然而，太史公却又并不是用绝对的观点来对待这个准则的；他的史笔之下，也活画出一些世侩小人，而正因为有这些人的存在，才更衬托出那些写入历史书的杰出人物的真正本色。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所谓"扶义倜傥"等等，这正是太史公所希望于后人的，后人应以为"自镜"，做一个正派的、适应历史潮流的、有益于天下的人。

　　太史公

　　司马迁的《史记》一书，留给后人许多启示；这些启示大多同具体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结合在一起，这是《史记》之所以受到后人传诵、崇敬的主要原因。这里所举出的三个方面的启示，着重于人们为什么要重视历史、认识历史、记住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历史演进的法则何在，在历史演进中人应当有什么作为等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在司马迁时代，在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是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就是在当今，也仍然是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总起来说，任何时代的人们，在认识与处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上，在对待史学与社会及人生的关系上，都可以从《史记》中得到必要的启示。

何谓古籍善本？清朝版本目录学家张之洞的解释为：一是足本，没有删节和缺卷；二是精本，精校精注，错误极少；三是旧本，即传世很久的木刻本、传抄本和线装书。当代学者对古籍善本的解释为：一是年代久远而且有文物性；二是印刷插图精美而具有艺术性；三是书籍内容精辟具有学术资料性。国家文物法对古籍善本曾明文规定，凡是乾隆六十年（1795年）以前出品的文物和图书，均受国家法律保护，不得私自出口。于是收藏家们往往将这一时限之前的清代初期或更早期的精刻本和精抄本视为珍宝，因为最起码它的历史文物价值和学术资料价值是显而易见的，从而决定了其收藏和投资价值也是相当高的。古籍善本由于是纸质品，很容易受到损毁，如水灾、火灾、虫蛀等自然及人为因素的影响，保存几百年甚至更长时间实属不易，这就导致了流传下来的古籍善本十分稀少，许多古书现已绝迹，留存下来的古籍善本中不乏孤品、珍品，有的存世量也不过是寥寥几部，因此，古籍善本的价值珍贵也就不难理解了。　

一、评判古籍善本价值的标准

1、文献价值　古书籍所描述记载的史料非常丰富，是研究古代社会不可缺少的第一手材料，因此古籍的价值首先体现于它的文献价值。　

2、版本价值　　古籍的版本种类很多，一般来说，稿本（作者的原稿）、旧抄本、原刻本、精刻本、初印本以及各类活字印刷本等版本的价值更高。　

3、艺术价值　有些古籍字体雕刻精美，印刷水平较高，如精写本、精刻本、各种套印本、红印本、拱花等。　

4、学术价值　如名家稿本、精校本以及在某一学术领域有独到见解或较为少见的稿本、写本、批校本、过录本等，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5、文物价值　有些古书，抄写或刻印本年代久远，流传又稀少，如宋版书存世不多，无论从纸质、墨迹、印刷技能、装帧水平等方面都具有很高的文物考古价值。

二、各种古籍善本的市场价格　　　　

近年来，我国古籍善本在拍卖市场上行情十分走俏，价格不断向上攀升。如一册《唐人写经遗墨》以88万元成交，《续华严经疏》以40万元成交，《四库全书珍本》以29万元成交，明代版《陀罗尼经》成交价9万元，清乾隆年间《汪由敦诗翰》成交价165万元，民国版《朱拓千叶莲花造像》成交价055万元等等，可见古籍善本近年来已成为拍卖会的重头戏，购买者十分踊跃。古籍善本现已成为收藏家们苦苦追求的收藏精品。　

目前，市场上的古籍善本价格还在不断攀升，特别是宋版书或更早的古籍涨幅更是惊人，眼下一般宋版书都是按页论价，而不是以本论价。一页品相上好的宋版书市场价大致在1 万元左右，换句话说，一册100页左右的宋版书价值可达到100万元左右。由于宋版书十分珍稀，其市场价格有可能还会进一步上升。元版书市场价与宋版书相差不是很大，市场价也随着宋版书的上扬而升值。明版书市场价要比宋版书低不少，其价格目前还比较平稳，但明版书要比以后的清版书的价格昂贵。明代初期的版本因流传下来的比较少，所以明初版本的升值潜力千万不可小视。明代中叶及明未的各种版本由于尚有一定的存世量，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其市场价格仍将平稳地维持着原状。清版书由于存世量较大，清中叶及晚清的版本，市场价还不是很高。但清初康熙、乾隆年间的版本仍具有很高的收藏和投资价值。清代图书以木刻为主，晚清时有一部分石印版出现。清代版本尽管目前价格不是很高，但在这部分存世量较大的图书中仍不乏精品善本，这就要看收藏者的识别能力了。此外，民国初期的石印版和二十世纪30年代的一部分铅印版、影印版虽然不属于很珍贵的古籍善本，但也值得投资者收藏。古籍善本由于近年来在收藏品市场上十分受宠，因而各种伪造的古籍善本也应运而生。

三、古籍善本的几种作伪手法。

1、纸张做旧：纸张是文字的载体，没有纸张就没有书籍，因此判断古籍的真伪，首先要看纸张是否古旧。所以制作古籍伪本必须将纸做旧。将纸做旧有两类：一类是“染纸”，包括用糖水，或用栗子壳熬水，或用茶水，或用其它方法等将纸染成黄褐色，也有用烟将水熏黄的，以求使纸显旧色；二类是用“旧纸新印”，如果作伪者存有古纸，就可在纸上面新印古书内容，然后订成“古籍”，这种作伪方法尽管较少，但却使人很难从纸张上辨别其为赝本。　

2、伪造序跋：一些重复刻印本上，除保留有原书的序跋外，又增刻新有序跋，叙述重印的原因，序跋后还著有姓名、年月等。这些都表明了书籍的真实年代。作伪者往往裁掉对其作伪不利的序跋，或涂改其中的年代，也有重新伪造对其作伪有利的序跋。　

3、伪造名人题跋，藏章印记。　

4、伪造牌记：保留旧牌记，挖掉复刻牌记，或挖补，涂改复刻牌记的年代。　

5、裁截目录：将原目录裁去部分或全部，使人不知收全该书究竟有多少卷，以便用残本充当全本。

6、利用著录书：有些著录书的记载是错误的，作伪者便故意以此为据来兜售自己制作的伪本。　

总之，古籍善本作伪的手法有多种多样，有时只采用一、两种，有时则可能是各种手法混合应用。收藏者在实际辨别时，应该运用自己掌握的学识和有关资料进行全面考察被鉴定的古籍，并可请专家一起鉴定，应注意去伪取真，才能真正做到所购古籍物有所值。

中国很早就认识到适地适树在植树造林中的重要性。如西汉刘安《淮南子》中说：“欲知地道，物其树”，指出了树木生长与自然条件的密切关系。北魏贾思勰著《齐民要术》对此有进一步的阐述：“地势有良薄，山、泽有异宜。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精辟地说明了适地适树的意义和重要性。明代王象晋著《群芳谱》中，对此认识更有所发展：“在北者耐寒，在南者喜暖。高山者宜燥，下地者宜湿。……此物性之固然，非人力可强致也。诚能顺其天，以致其性，斯得种植之法矣。”至于具体反映适地适树的内容，包括不同树种对光照、气候、土壤的不同要求等，在古农书及农谚中更有大量的记载。但适地适树一词则至20世纪50年代后期才见诸于中国的文献，日本也有类似的术语。

古代造林用的树种大多是野生种，对其种内变异又研究不够，因此适地适树中的“树”主要指的是一个物种。现代的适地适树概念中的“树”，应理解为不同层次的基因型，也包括适地适种源、适地适类型、适地适品种的含义。研究种内各种源、类型、品种的适生地区和条件，是研究适地适树的新课题。

为了贯彻适地适树的造林原则，必须对造林地的立地条件和造林树种的生物学、生态学特性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这一方面要求按照立地条件的异质性进行造林区划和立地条件类型的划分(见森林立地)，另方面要求对造林树种的生态学特性（对各种立地条件的要求）进行深入的研究。一般来说，采用乡土树种造林比较容易实现适地适树，但有时引种外来树种也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开展生产性引种前须经过周密的分析及一定时期的引种试验（见林木引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