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修复主张修旧如旧，所以选择修复的纸张要跟古籍的纸张尽量保持一致，那么古籍修复的纸张种类有哪些呢？

1竹纸　　竹纸，是使用最普通的古籍纸张，竹纸本是常见的几种明清用纸中除土纸外最差的一种。竹纸产生于唐末，但没有普及，到宋代才大量使用。竹纸就是用竹的整个茎杆，经过几十道工序而加工成纸的。中国造纸最初是用麻料破布，而后发展到用树皮纤维造纸，这是造纸术的一大进步，而从树皮纤维发展到用整个茎杆造纸又是一大进步，使得纸得以降低成本而大量普及。但今天流传下来的宋版书用纸大多数是麻纸，其主要原因是竹纸发脆易碎，而在当时好书都是用麻纸来刷。现今市场流通的明清古籍绝大多数是用竹纸，就纸张的性质而言，　　2藏经纸：唐人写经所用的一种纸张，颜色黄褐，犹如茶色，略有棉性，质地厚硬，不透明。　　3毛边纸：色呈米黄，故亦称黄纸。正面光，背面稍涩，质地略脆，韧性稍差，牢固度次于太史连纸。《常昭合志稿》云：“隐湖毛氏所用纸，岁从江西特造之，厚者曰毛边，薄者曰毛太，至今犹存其名不绝。”然据《中国雕版源流考》称，明司礼监造纸名色中，既有“毛边”名称，则非始于明末以毛晋得名可知。清乾隆以后印书用纸，除太史连纸、棉纸外，有一大部分是用毛边纸印的。　　4、棉连纸：实际是宣纸的一种。汪六吉制造的称六吉棉连，色白如玉，匀净细腻，绵软有韧性，摹拓碑帖彝器多用之。清末比较考究的印本，也多用棉连纸。　　5、官堆纸：色黄比毛边纸略厚，金陵书局印书多采用之。　　6、毛太纸：与毛边纸颜色相似，质地略差，纸幅也较小，厚薄不等，有明显的直纹。清同治光绪间，用此纸印书较多。　　7、白绵纸：白绵纸印本书籍是明刻本的一大特色，尤其在正德至万历年间大为使用。“明白绵纸本”近乎明版好书的代称，故藏家自当珍视之。历来认为白绵纸就是由绵茧所造的纸，但经过现代科学方法的检测，得知白绵纸实际是楮皮纸的一种。　　8、皮纸：皮纸是用楮树皮和桑树皮所造的纸。产生于唐代，由于皮纸生产成本较高，故一般讲究的书才用皮纸印，其主要原因是因为皮纸坚韧、抗蛀，比麻纸更加洁白平滑，而有的皮纸在生产过程中也加入一些麻料，所以用肉眼看，有时候皮纸看上去像麻纸，如南宋廖莹中世采堂本《昌黎先生集》习惯说法是白麻纸，而其实是白色桑皮纸。　　明代官方刻书主要是用皮纸和白棉纸，故而从收藏角度上看，凡皮纸本书大部分都是好书。对于初入门者这是一个简单的办法。　　9、太史连纸：比开化纸色略黄，质地细腻匀净，绵软有韧性。清雍正年间用铜活字排印的殿版《古今图书集成》所采用的两种纸，一为开化纸，一即太史连纸。　　10、开化纸：开化纸也叫“桃花纸”，主要是因为在白色的纸上常有一星半点微黄的晕点，如桃红。开化纸产生于明中晚期，到清三代大为盛行，殿版书几乎均用此纸来印刷，到嘉庆之　后逐渐失传了。由于开化纸洁白细腻，薄而有韧性，再加上雕版精良，所以印出的书真正称得上纸白墨黑。到民国初年，陶湘的其中一项专藏就是开化纸本，因此而赢得了“陶开化”的雅称。因开化纸产量不大，除殿版书使用外，民间使用极少。开化纸是清代最名贵的纸张，因为它质地细腻，极其洁白，帘纹不明显，纸虽薄而韧性强，柔软可爱，摸起来柔润而有韧性。清代顺治、康熙、雍正、乾隆时宫里刊书以及扬州诗局所刻的书多用这种纸。

《诗经》中最早的作品大约成于西周初期，根据《尚书》上所说，《豳风·鸱鸮》为周公旦所作。2008年入藏清华大学的一批战国竹简（简称清华简）中的《耆夜》篇中，叙述武王等在战胜黎国后庆功饮酒，其间周公旦即席所作的诗《蟋蟀》，内容与现存《诗经·唐风》中的《蟋蟀》一篇有密切关系。最晚的作品成于春秋时期中叶，据郑玄《诗谱序》，是《陈风·株林》，跨越了大约600年。　关于《诗经》的集结历代说法众多。主要的有以下三种：王官采诗说最早的记载出现于《左传》。《孔丛子·巡狩篇》载：“古者天子命史采歌谣，以观民风。另外在《汉书·食货志》：“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出牖户而知天下。”周朝朝廷派出专门的使者在农忙时到全国各地采集民谣，由周朝史官汇集整理后给天子看，目的是了解民情。当时的采诗官被称为“行人”（见于《左传》）。 刘歆《与扬雄书》亦称：“诏问三代，周、秦轩车使者、遒人使者，以岁八月巡路，求代语、童谣、歌戏。”公卿献诗说当时天子为了“考其俗尚之美恶”，下令诸侯献诗。《国语·周语》载：“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师箴，瞍赋，曚诵。” 孔子删诗说这种说法见于《史记·孔子世家》：“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篇。”据说原有古诗3000篇，孔子根据礼义的标准编选了其中300篇，整理出了《诗经》。唐代孔颖达、宋代朱熹、明代朱彝尊、清代魏源等对此说均持怀疑态度。《左传》中记载孔子不到10岁时就有了定型的《诗经》，公元前544年鲁乐工为吴公子季札所奏的风诗次序与今本《诗经》基本相同。现在通常认为《诗经》为各诸侯国协助周朝朝廷采集，之后由史官和乐师编纂整理而成。孔子也参与了这个整理的过程　　关于《诗经》中诗的分类，有“四始六义”之说。“四始”指《风》、《大雅》、《小雅》、《颂》的四篇列首位的诗。“六义”则指“风、雅、颂，赋、比、兴”。“风、雅、颂”是按音乐的不同对《诗经》的分类，“赋、比、兴”是《诗经》的表现手法。《诗经》多以四言为主，兼有杂言。《风》、《雅》、《颂》三部分的划分，是依据音乐的不同。《风》包括了十五个地方的民歌，包括今天山西、陕西、河南、河北、山东一些地方（齐、韩、赵、魏、秦），大部分是黄河流域的民间乐歌，多半是经过润色后的民间歌谣叫“十五国风”，有160篇， 是《诗经》中的核心内容。“风”的意思是土风、风谣。（十五国风：周南、召南、邶〔bèi〕、鄘〔yōng〕、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huì〕、曹、豳〔bīn）） 《雅》分为《小雅》（74篇）和《大雅》（31篇），是宫廷乐歌，共105篇。

三种《诗经》的抄本（唐）(22张)　　“雅”是正声雅乐，即贵族享宴或诸侯朝会时的乐歌，按音乐的布局又分“大雅”、“小雅”，有诗105篇，其中大雅31篇，小雅74篇。固然多半是士大夫的作品，但小雅中也不少类似风谣的劳人思辞，如黄鸟、我行其野、谷风、何草不黄等《颂》包括《周颂》（31篇），《鲁颂》（4篇），和《商颂》（5篇），是宗庙用于祭祀的乐和舞歌，共40篇。“颂”是祭祀乐歌，分“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共40篇。本是祭祀时颂神或颂祖先的乐歌，但鲁颂四篇，全是颂美活着的鲁僖公，商颂中也有阿谀时君的诗“风”的意义就是声调。它是相对于“王畿”——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而言的。是不同地区的地方音乐，多为民间的歌谣。《风》诗是从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等15个地区采集上来的土风歌谣。共160篇 。大部分是民歌。根据十五国风的名称及诗的内容大致可推断出诗产生于现在的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和湖北北部等。“雅”是“王畿”之乐，这个地区周人称之为“夏”，“雅”和“夏”古代通用。雅又有“正”的意思，当时把王畿之乐看作是正声——典范的音乐。周代人把正声叫做雅乐，犹如清代人把昆腔叫做雅部，带有一种尊崇的意味。朱熹《诗集传》曰：“雅者，正也，正乐之歌也。其篇本有大小之殊，而先儒说又有正变之别。以今考之，正小雅，燕飨之乐也；正大雅，朝会之乐，受釐陈戒之辞也。辞气不同，音节亦异。故而大小雅之异乃在於其内容。”“颂”是宗庙祭祀的乐歌和史诗，内容多是歌颂祖先的功业的。《毛诗序》说：“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这是颂的含义和用途。王国维说：“颂之声较风、雅为缓。”（《说周颂》）这是其音乐的特点。表现手法“赋”按朱熹《诗集传》中的说法，“赋者，敷也，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就是说，赋是直铺陈叙述。是最基本的表现手法。如“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即是直接表达自己的感情。“比”，用朱熹的解释，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就是比喻之意，明喻和暗喻均属此类。《诗经》中用比喻的地方很多，手法也富于变化。如《氓》用桑树从繁茂到凋落的变化来比喻爱情的盛衰；《鹤鸣》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来比喻治国要用贤人；《硕人》连续用“葇荑”喻美人之手，“凝脂”喻美人之肤，“瓠犀”喻美人之齿，等等，都是《诗经》中用“比”的佳例。“赋”和“比”都是一切诗歌中最基本的表现手法，而“兴”则是《诗经》乃至中国诗歌中比较独特的手法。“兴”字的本义是“起”，因此又多称为“起兴”，对于诗歌中渲染气氛、创造意境起着重要的作用。《诗经》中的“兴”，用朱熹的解释，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就是借助其他事物为所咏之内容作铺垫。它往往用于一首诗或一章诗的开头。有时一句诗中的句子看似比似兴时，可用是否用于句首或段首来判断是否是兴。例卫风·氓中“桑之未落，其叶沃若”就是兴。。大约最原始的“兴”，只是一种发端，同下文并无意义上的关系，表现出思绪无端地飘移联想。就像秦风的《晨风》，开头“鴥彼晨风，郁彼北林”，与下文“未见君子，忧心钦钦”云云，很难发现彼此间的意义联系。虽然就这实例而言，也有可能是因时代悬隔才不可理解，但这种情况一定是存在的。就是在现代的歌谣中，仍可看到这样的“兴”。进一步，“兴”又兼有了比喻、象征、烘托等较有实在意义的用法。但正因为“兴”原本是思绪无端地飘移和联想而产生的，所以即使有了比较实在的意义，也不是那么固定僵板，而是虚灵微妙的。如《关雎》开头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原是诗人借眼前景物以兴起下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但关雎和鸣，也可以比喻男女求偶，或男女间的和谐恩爱，只是它的喻意不那么明白确定。又如《桃夭》一诗，开头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写出了春天桃花开放时的美丽氛围，可以说是写实之笔，但也可以理解为对新娘美貌的暗喻，又可说这是在烘托结婚时的热烈气氛。由于“兴”是这样一种微妙的、可以自由运用的手法，后代喜欢诗歌的含蓄委婉韵致的诗人，对此也就特别有兴趣，各自逞技弄巧，翻陈出新，不一而足，构成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种特殊味道。诗经流传　到春秋，流传下来的诗，据说有三千多首，后来只剩下三百十一首（其中有六首笙诗：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后来为了方便，就称它「诗三百」。 孔门弟子中，子夏对诗的领悟力最强，所以由他传诗。　到汉初，说诗的有鲁人申培公，齐人辕固生和燕人韩婴，合称三家诗　齐诗亡于魏，鲁诗亡于西晋，韩诗到唐时还在，而现在只剩外传十卷。　至于现在流传的诗经，则是毛公（大毛公：毛亨，小毛公：毛苌）所传的毛诗诗经中的诗歌，可以确定具体写作年代的不多。大致地说，《颂》和《雅》产生年代较早，基本上都在西周时期；《国风》除《豳风》及“二南”的一部分外，都产生于春秋前期和中期就诗歌的性质来说，《雅》、《颂》基本上是为特定的目的而写作、在特定场合中使用的乐歌，《国风》大多是民歌。只是《小雅》的一部分，与《国风》类似。但必须指出：我们在这里说的“民歌”，只是一种泛指；其特点恰与上述《雅》、《颂》的特点相反，是由无名作者创作、在社会中流传的普通抒情歌曲。大多数民歌作者的身份不易探究清楚。假如以诗中自述者的身份作为作者的身份，则既包括劳动者、士兵，也包括相当一部分属于“士”和“君子”阶层的人物。“士”在当时属于贵族最低的一级，“君子”则是对贵族的泛称。此外仍有许多无法确定身份的人物。所以只能大致地说，这种民歌是社会性的群众性的作品。　由于诗歌的性质不同，其描述的内容也相应有所不同。　下面，我们分别选择若干重要的类型加以介绍　《颂》诗主要是《周颂》，这是周王室的宗庙祭祀诗，产生于西周初期。除了单纯歌颂祖先功德而外，还有一部分于春夏之际向神祈求丰年或秋冬之际酬谢神的乐歌，反映了周民族以农业立国的社会特征和西周初期农业生产的情况。如《丰年》中唱道：　丰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廪，万亿及秭。为酒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礼，降福孔皆。　在丰收的日子里，人们兴高采烈而又隆盛地祭祀先人，希望他们赐给更多的福分。而《噫嘻》则描绘了大规模耕作的情形：　噫嘻成王，既昭假尔，率时农夫，播厥百谷。骏发尔私，终三十里。亦服尔耕，十千维耦。　在广阔的田野上，数万名农夫同时劳动，这是何等壮观的场面！同时我们也会想到：在这种强大有力的集体活动中，个人的存在价值是很容易被忽视、被抹杀的。这是在那一特定的历史阶段和经济条件下必须付出的代价。　《绵》叙述了公刘的十世孙，周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从豳迁徙到岐下（今陕西岐山）直到文王受命为止的历史，其中写古公亶父从豳迁徙到岐下，同姜女结婚，在岐下筑室定居，从事农业生产，大修宗庙宫室，委任官吏，然后建立国家，消灭夷人，最后是文王受命。叙事条理分明，结构严谨，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其中写建筑场面时，用了许多象声词，很有气氛：“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筑之登登，削屡冯冯，百堵皆兴，鼛鼓弗胜。”那盛土、倒土、捣土、削土的声音，把巨大的鼓声都掩盖住了。以上三首史诗，叙述了周文王出现以前的周民族的历史，大概是西周初年王朝的史官和乐师利用民间传说写成的。　《皇矣》从太王、太伯、王季叙述到文王的伐密伐崇，《大明》从文王出生叙述到武王伐纣，都记载了周民族的开国历史，大抵也是出于史官和乐师手笔。除了西周前期的《大雅》中的这些史诗之外，在西周后期的《小雅》中也有一些史诗性的叙事诗，如《出车》记周宣王时南仲的征伐玁狁，《常武》写周宣王亲征徐夷，《采芑》、《六月》记周宣王时同蛮荆和玁狁的战争等等。如果把这些诗篇有次序地排列起来，那末，西周以前及西周时期的历史就可以理出一条线索来了。这些史诗作为叙事之作，其长处在于简明而有条理。但由于其写作目的主要在于记述史实（包括被当作史实的传说）和颂扬祖先，故于故事情节、人物形象不甚重视。而且在《诗经>》里面，叙事诗并不多，主要就是以上这些。可见从《诗经》起，就显示出中国诗歌不太重视叙事诗的倾向。　西周后期至平王东迁之际，由于戎族的侵扰，诸侯的兼并，统治秩序的破坏，形成社会的剧烈动荡。《大雅》、《小雅》中产生于这一时期的诗，有很多批评政治的作品，均出于士大夫之手。这大概就是古籍中所说的“公卿至于列士献诗”（《国语·周语》）。　在这一类诗中，有些作者对统治阶层内部秩序的混乱和不公正现象提出了指责。如《瞻昂》中说：“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夺之。此宜无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悦之。”《北山》中说：“或燕燕居息，或尽瘁事国；或息偃在床，或不已于行；或不知叫号，或惨惨劬劳；或牺迟偃仰，或王事鞅掌；或湛乐饮酒，或惨惨畏咎；或出入风议，或靡事不为。”从这里我们看到当时社会关系正在发生激烈变化，有人升浮，有人沉降；有人为“王事”辛苦劳碌而无所得，有人无所事事却安享尊荣。而诗人则是站在旧有的“公正”立场上，希望纠正这一种不可避免的混乱。　更多的政治批评诗，表达了作者对艰危时事的极端忧虑，对他们自身所属的统治集团，包括最高统治者强烈不满。如《十月之交》，据《毛诗序》，是“大夫刺幽王”之作。诗人从天时不正这一当时人认为十分严重的灾异出发，对统治者提出严重警告。其中写道：　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峷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惩！　这是一幅大动荡、大祸难即将发生的景象。令诗人痛苦的是，当时的人竟然都不去阻止，依然醉生梦死地悠闲过活。但同时，作者并不敢自豪无畏地同他所属的集团公然对抗，而是小心翼翼，对自己的处境充满恐惧，生怕不能见容于众人：　黾勉从事，不敢告劳。无罪无辜，谗口嚣嚣。　这并非单独的例子。又如《正月》，作者同样对朝政十分不满。“今兹之正，胡然厉矣！”其意如郑玄说：“今此之君臣，何一然为恶如是！”但同时他又极为害怕：“谓天盖高，不敢不局；谓地盖厚，不敢不蹐。”又如《雨无正》，作者对“戎成不退，饥成不遂”，“周宗既灭，靡所止戾”的危急局面忧心如焚，对“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诸侯，莫肯朝夕”的态度十分怨愤，但同时又畏惧地说：“维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既怕得罪天子，又怕结怨于朋友，“仕”就是这样危险和艰难！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诗人们尽量要避免同他们所属的集团的直接冲突，或者说，他们总是感受到集团力量的威迫。看起来，诗人们强烈地表示对于国家命运和民众生活的关心，而批评其他人缺乏这种关心，这是一种矛盾；但另一方面，这种关心，本质上也就是关心统治秩序的安定，是整个统治集团公认（不管能否做到）的正确立场、道德原则。他们所批评的，正是对这种立场和原则的背离。当他们发现（或认为）大多数人都已背离了这种立场和原则时，便既感到迷惘和悲愤，又感到恐惧，而决不敢张扬纯属个人的态度，使自己处于同集团对抗乃至决裂的地位。　以上所举的例子以及大、小《雅》中其他同类诗歌，可以说开创了中国政治诗的传统。诗中所表现的忧国忧民的情绪，以及总是首先要站立在“正确”的也就是社会公认的道德立场上才能进行批评而避免张扬个人的态度，对后代的政治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国风》中的民间歌谣（包括《小雅》中一部分类似作品），所反映的生活内容比纯粹出于社会上层的《雅》、《颂》广阔得多，生活气息也更为浓厚。　十五《国风》，以《豳风》的年代最早。其中《七月》一篇，是极古老的农事诗，一般以为产生于西周初。与 《周颂》中的农事诗不同，它以相当长的篇幅，叙述农夫一年四季的劳动生活，并记载了当时的农业知识和生产经验，像是记农历的歌谣。诗的作者，像是一个奴隶管理人，或者如一些学者所说，他是一个奴隶家庭的家长，率领一群农夫和自己的妻子儿女为“公”和“公子”工作。不拘哪一种，其本人的身份，也属于奴隶，只是地位稍高些。所以诗中既嗟叹农夫的辛劳，又将此作为农夫应尽的义务，并为“公”和“公子”热情祝颂。诗的价值，在于相当忠实而细致地描绘了从氏族公社转化来的氏族奴隶制的社会情状。　我们从诗中看到，农夫们既要在田中耕作收获，又要种桑养蚕，纺麻织丝，乃至练习武功，打猎捕兽；农闲时还得到城堡里去修理房屋，就是在寒冬里也不得闲，要凿取冰块藏入地窖，供“公”及“公子”们夏日里享用；一年到头，周而复始。他们吃的是什么？“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享葵及菽，八月剥枣”；“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叔苴”。——大抵是苦菜、野果、葫芦、麻子这一类东西。一切好物事，全归主人所有。“言私其豵，献豜于公”，打来的野猪，大的归“公”，小的才归自己；“我朱孔阳，为公子裳”，织染成朱红色漂亮的衣料，是给“公子”做衣衫；处女也归“公子”：“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只有在新年时节，“公”会让人宰了嫩羊，把农夫们召去。于是众人“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公”和“公子”不但享受了农夫们的劳动成果，还驱使他们为自己高呼万岁。　这首诗不仅在社会学、历史学、农业学方面是极可贵的资料，从文学史来说，也是后代田家诗的滥觞。　《国风》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政治批评和道德批评的诗。这些诗有些是针对特定的人物事件的，有的则带有普遍意义。总体上说，这些诗较多反映了社会中下层民众对上层统治者的不满。如著名的《伐檀》：　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这首诗，以前很多人都解释为劳动者对剥削者不劳而获、坐享其成的责问，这恐怕不太确切。应该指出，在《诗经》的时代，所谓“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左传》），“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孟子》），在社会的一般认识中，原是名正言顺，天经地义。在物质上、精神上都受到严重奴役的奴隶们，能否清醒地否定当时社会所公认的这一种原则，本身是个问题；即使有人认识到并表现出来了，这样的诗也不可能被诸侯和周王朝的乐宫照样容纳，成为贵族子弟日常诵咏学习的对象。《毛诗序》解此诗，谓“刺贪也。在位贪鄙，无功而食禄”，应该是正确的。也就是说，诗人还是从社会公认的原则出发，认为“君子”居其位当谋其事，“无功而食禄”就成了无耻的“素餐”——白吃饭。末句“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是讽刺的笔法。事实上，“君子”们尸位素餐，倒是普遍的现象。以他们声称的原则讽刺他们的行为，这首诗已经很深刻，不必再加以拔高，以至脱离了原意。　“礼仪”是统治者自身制订的行为规范，而统治阶层的成员，沉湎于荒*作乐的生活，又往往破坏了这种规范，于是诗人对他们发出尖锐的诅咒。但同时也要看到，这首诗之所以写得如此尖锐而激烈，乃是因为作者不管是真心还是假意，首先站在维护“礼仪”的立场，这也是社会所承认的“正确”的出发点。再如《硕鼠》，也是相当深刻的政治讽刺诗。诗中把统治者比作贪得无厌的大老鼠，感到忍受不了这帮家伙的沉重压榨，想要逃到一块“乐土”中去。从诗中“无食我黍”等句来看，作者是拥有自己的土地财产的，其身份可能是下层贵族或其他自由民吧。这种反对过度剥削的意见，也是明智的统治者所愿意认可，并认为值得警戒的。　前面说《小雅》中一部分诗歌与《国风》类似，其中最突出的，是关于战争和劳役的作品。我们就把这类诗同《国风》中同样主题的诗放在一起介绍>。《小雅》中的《采薇》、《杕杜》、《何草不黄》，《豳风》中的《破斧》、《东山》，《邶风》中的《击鼓》，《卫风》中的《伯兮》等，都是这方面的名作。与叙述武功的史诗不同，这些诗歌大都从普通士兵的角度来表现他们的遭遇和想法，着重歌唱对于战争的厌倦和对于家乡的思念，读来倍感亲切。　其中《东山》写出征多年的士兵在回家路上的复杂感情，在每章的开头，他都唱道：“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蒙。”他去东山已经很久了，现在走在回家路上，天上飘着细雨，衬托出他的忧伤感情。他一会儿想起了恢复平民生活的可喜，一会儿又想起了老家可能已经荒芜，迎接自己的也许是一派破败景象：“果赢之实，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户。町畽鹿场，熠耀宵行。”但是，即使是这样，他也觉得还是老家好：“不可畏也，伊可怀也！”一会儿又想起了正在等待自己归来的妻子：“鹳鸣于垤，妇叹于室。……自我不见，于今三年。”然后又想起妻子刚嫁给自己时那么漂亮，三年不见，不知现在如何了：“其新孔嘉，其旧如之何？”全诗通篇都是这位士兵在归家途中的心理描写，写得生动真实，反映了人民对和平生活的怀念和向往。这首诗对于后来的诗歌也有一定影响。如汉乐府民歌中的《十五从军征》，写一个老兵从军队里归来，却见到老家已经破败，亲人已经去世，其构思可能曾受到此诗的启发。《小雅》的《采薇》，表现了参加周王朝对玁狁战争的士兵的苦恼，他不能回家，不能休息：“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启居，玁狁之故。”“王事靡盬，不遑启处。忧心孔疚，我行不来。”整天想的就是早日回家。但眼看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回家之事却毫无指望，因而独自黯然神伤，“曰归曰归，岁亦暮止”，“曰归曰归，心亦忧止”，“曰归曰归，岁亦阳止”。最后终于盼到了回家的那一天，他走在回乡途中，天空飘着纷纷扬扬的雪花，身体又饥又渴，心里充满悲哀：“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他去当兵的时候正是春天，杨柳迎风摇曳，似乎在为他送行，又似乎表示挽留；他回到家乡的时候正是冬天，雪花霜霏飘洒，似乎在表示欢迎，又似乎表示冷漠。这四句，一直受到后代文人的高度评价，如晋代谢玄就认为这是《诗经》中最好的诗句（见《世说新语·文学》）。后世诗歌中所表现的以折柳赠远行之人的风习，似乎最早就是渊源于此诗，因为此诗最早将杨柳与远行组合到了一起，使人产生了杨柳留人的印象。　应该说明：《诗经》中这一类作品，不能简单地称之为“反战诗”。因为诗中虽然表达了对于从军生活的厌倦，对和平的家庭生活的留恋，却并不直接表示反对战争，指斥那些把自己召去服役的人。诗中的情绪也是以忧伤为主，几乎没有愤怒。这是因为，从集体的立场来看，从军出征乃是个人必须履行的义务，即使这妨害了士兵个人的幸福，也是无可奈何。这一特点，在《卫风·伯兮》中看得更清楚：　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执殳，为王前驱。自伯之乐，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愿言思伯，甘心首疾。焉得谖草，言树之背。愿言思伯，使我心痗。　这首诗是以女子口吻写的。她既为自己的丈夫感到骄傲，因为他是“邦之桀（杰）”，能“为王前驱”，又因丈夫的远出、家庭生活的破坏而痛苦不堪。诗人所抒发的情感，既是克制的，又是真实的。一切诗歌的艺术风格都不是无缘无故地形成的。明朗热烈的风格，必是情感自由奔放的产物；含蓄委曲的表达，总是感情压抑的结果。在文学发展的初期，即人们尚未自觉地追求多样艺术风格的时代，尤其如此。《国风》中还有许多描写夫妻间感情生活的诗。像《唐风·葛生》，一位死了丈夫的妻子这样表示：“夏之日，冬之夜，百岁之后，归于其居。” 她的遭遇是令人同情的。但也有男子，急切地要把妻子抛弃。在那种妇女毫无地位的时代，弃妇的命运更令人悲哀。《邶风》中的《谷风》，《卫风》中的《氓》，是最著名的两首弃妇诗。《谷风》是一个善良柔弱的女子的哀怨凄切的哭诉，说自己如何辛辛苦苦为丈夫持家，千难万难度过贫苦的日子，家境好起来，人也衰老了，于是丈夫另有所欢，把自己赶出门去；自己离开夫家时，如何难分难舍，因为割不断对往事的追忆留恋。诗中所描写的，是一个贤惠忍让的中国妇女的典型。《氓》叙写了一个女子从与人恋爱到结婚到被抛弃的痛苦经历，一件件事情依次写来，脉络非常清楚。先是有一个男子笑嘻嘻地向她买丝，借机搭识。她答允了这桩婚事，在等待结婚的日子里，她常常登上颓墙盼望他。可是成家没几年，丈夫却抛弃了她。她愤怒地指责丈夫：“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又告诫其他女子不要轻信男子：“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这是真实的心理，同时多少带有道德训诫的意味。《诗经》中写恋爱和婚姻问题的诗，或歌唱男女相悦之情、相思之意，或赞扬对方的风采容貌，或描述幽会的情景，或表达女子的微妙心理，或嗟叹弃妇的不幸遭遇，内容丰富，感情真实，是全部《诗经》中艺术成就最高的作品 关雎 诗经·国风·周南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七 月诗经·国风·豳风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毕发，二之日栗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 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同我妇子，饁彼南亩，田畯至喜！七月流火，九月授衣。 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 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 七月流火，八月萑苇。蚕月条桑，取彼斧斨， 以伐远扬，猗彼女桑。七月鸣鵙，八月载绩。 载玄载黄，我朱孔阳，为公子裳。四月秀葽，五月鸣蜩。 八月其获，十月陨箨。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为公子裘。 二之日其同，载缵武功。言私其豵，献豜于公。 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 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户。 嗟我妇子，曰为改岁，入此室处。六月食郁及薁，七月烹葵及菽。 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 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农夫。 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麦。 嗟我农夫，我稼既同，上入执宫功。昼尔于茅，宵尔索绹。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 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四之日其蚤，献羔祭韭。 九月肃霜，十月涤场。朋酒斯飨，曰杀羔羊。 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

大学全集《第六章·格物致知》原文赏析与注解

格物致知

朱熹称此章为“传之五章，释格物致知之义”。因阙失作补传。补传反映了朱熹的完整认识论。朱熹讲的理，包括物理，但主要内涵是仁义礼智四德。“明德”的内涵也是此四德。这同《大学》本意已有不同。《大学》更强调认识外部事物，而朱熹是要焕发人内心固有的道德意识。

朱熹指出，“格物”即明辨，穷究事物的道理，从而扩充知识，增长智慧，一说“格”是格除的意思，即格除自己思想的杂质，使自己不被物欲所诱惑而蒙蔽了自己的本性，使自己不受恶行的玷污而污染了自己的心灵，使自己的行为高尚，使自己的心灵美好，使自己的修养提高。

“格物”“致知”是“八条目”的基础。所谓“格物致知”，就是穷究事理，增长知识和智慧，以达到至善的境界。

原文

（此谓知本①。）

[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②。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唯于理有未穷③，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始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④，]此谓知之至也。

译文

（这叫做抓住了根本。）

所说的要想获得知识，就必须认识、研究事物，是指要想获得知识，就必须接触事物而彻底穷尽它的道理。大概人的心都是灵动的，都具有认知能力，而天下事物都有一定的道理，只不过因为这些道理还没有被彻底认识，所以人的知识很有限。因此，《大学》一开始就教人接触天下万事万物，用自己已有的知识去进一步探究，以彻底认识万事万物的道理。经过长期用功，总有一天会豁然贯通，到那时，万事万物的里外精粗都被认识得清清楚楚，而自己内心的一切道理都得到呈现，再也没有蔽塞。这就叫万事万物已被认识、研究，这就叫知识达到了顶点。

注释

①此谓知本：程颐、朱熹都认为此句是衍文。与上句重复，当删。

②穷：穷究，彻底研究。

③未穷：未穷尽，未彻底。

④“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至“此谓物格”为朱熹取程颐之意所作的补传。

智慧运用

此谓知本。

典句札记

此句和上段话中的末句重复，放在上段话中理解强调的意思比较明显。归在此章有引起下文的意思。由此引出的是怎样知道“得天下”的根本。

人为天地之灵。数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就是立足于民，关注民生，注重民心，体恤民情，主张为民请命。从盘庚的“重民”到周公的“保民”再到孔子的“爱民”；从孟子的“民贵君轻”到荀子的“君舟民水”再到汉唐以来的“民为邦本”；不论是政治家，还是人文智者，或是古圣先哲，在对于民众的关怀上，都体现着精深的辩证色彩，富有深刻的哲思和睿智的思想光芒。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总是在“君权”与“民本”间摇摆，从而推动历史在跌宕起伏中曲折前进。最典型的例子当数秦王朝。秦统一六国，可谓上应天意，下顺民心，但面对百废待兴的残局，秦王朝却践踏“公天下”的道德传承，只为了一家一姓的权利而不顾百姓的意愿，一味地奉行严刑峻法，剥夺人民的自由，加重人民负担，从而激化了社会矛盾，结果只经过短短十五年便改朝换代。于是，后代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就以“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警语告诫当政者要善待民众，爱护百姓。

中国历代王朝盛衰兴亡的演变史无一例外地证明，民心的向背是国家兴亡的最关键的决定因素。统治者“重民”，则“其兴也勃焉”；统治者“薄民”，则“其亡也忽焉”。一部《二十四史》，记载的是朝代更替的历史轨迹，体现的则是民心所向：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那些以成就帝王霸业为目的的统治者，只是把人民当作实现这一目的的工具，甚至把人民群众看作是无知无识的“群氓”，或是供其驱使的“牛羊”。这些统治者虽然也曾掀起了历史的波澜，但是他们的功业都是短命的，很快便又被民众争自由的浪潮所淹没。

相对于斗转星移朗朗乾坤，人类是渺小的，是微乎其微的。要推动人类历史的发展，必须懂得“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道理。

史例解读

在其位，利其民

薛胄，字绍玄。隋代汾阳（今山西万荣县西南）人。北周大将军薛端之子。薛氏从东晋时就是豪门世族，历代显赫。薛胄虽然生在豪门显族，但他聪颖好学，经常借阅那些被束之高阁、无人翻阅的深奥古籍。每览奇书，对于其中所载的奇人异事，都细究深摩，直到了然于胸，晓解其意。少年时代的刻苦攻读，为薛胄日后实现救世济民的理想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周明帝时薛胄世袭爵位，赐为元城郡公，累迁司金大夫，加开府。周亡入隋，于隋文帝开皇年间任兖州刺史。任内惠政德民，遂升任大理寺卿。到任后，薛胄发现监狱里人满为患，积案数年，无人过问，数百人多年监禁，仍未定案判决。于是他逐案审查，发现在押犯人大部分都是贫苦无助的百姓，因为诸如欠税逃租之类的原因而被羁押。薛胄只用了十余天即处理完毕，将无罪百姓释放归田。隋文帝说：“赵绰断案多以法，薛胄断案多以情。”薛胄平暴除乱，执法宽平，昭雪冤案，深得民心。因此，他又被召回京师，任刑部尚书。但是，终因他性情刚正，坚持原则，政见与当朝权贵不合，被贬出京。由于薛胄长年奔波迁徙，心力交瘁，病卒于途中。

薛胄在任兖州刺史时，曾治理泗河水患，修筑丰兖渠，变害为利。

兖州地势平缓，城东有两条河，一条叫沂河，一条叫泗水。在此汇合后转向南流，形成大泽，泛滥成灾，吞没农田、房舍，给百姓带来很大的危害。

从北魏元匡修筑泗津桥堰到薛胄时，已历八十余年。经过无数次的洪水冲蚀，当年元匡所建的桥堰已被毁圯无余。又由于战乱，东魏娄昭攻取瑕丘城时，决泗河水灌城，致使堤防遭受严重破坏。数十年间，无人修治，使泗水河成了瑕丘城的一大祸患。每到雨季，河水泛滥，沿河流域尽成泽国，居民无以为生。

薛胄到任后，实地进行勘察了解，组织当地民众筑堤修渠，利用地形，当河垒石为堰，引水西流。工程完成后，被水淹没的田地恢复成为良田，并利用堰水灌溉兖州的田地，免去了水患，发展农业生产。之后，薛胄又开通淮河至渤海的通路，开发航运，进一步发展水利，使兖州的经济贸易逐渐发展起来，百姓富裕，给淮海一带的人民带来了很大的好处。百姓感念他的德政，至今百姓仍把淮河至渤海所开通的航路称为“薛公丰兖渠”。

薛胄治理泗水河，兴修丰兖渠，不仅保证了兖州农业的丰收，在此后的历史进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元代时为发展漕运，开掘了会通河，多次对丰兖渠加深疏浚，通过丰兖渠引泗水补给济运。数百年中，既通航运，又有灌溉和排涝的功能。

以民为本

唐太宗李世民（599-649）唐代皇帝，“贞观之治”的开创者，他深知获得民心的重要。

《贞观政要·务农》里面记载了唐太宗重视农业，以民为本的故事。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唐太宗对他的近臣说：“任何事情都必须掌握根本。国家以人民为本，人民以衣食为根本，凡经营农桑衣食，以不失时机为根本。要不失时机，只有君主不生事劳民才能做到。假如连年打仗，营建宫殿，而想不占用农时，能办得到吗？”大臣王珪说：“从前秦始皇、汉武帝，对外穷兵黩武，对内大建宫室，人力物力用尽，灾祸也就接踵而至了，他们难道不想安定百姓吗，只是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隋代的灭亡就是眼前的借鉴啊！陛下承受了隋代遗留下来的弊病，懂得怎么样去改变，不过刚开始还比较容易，要坚持到底就很难。我真希望陛下自始至终都能小心谨慎，善始善终。”太宗说：“你讲的很对。安定百姓和国家，关键在于君主，君主能与民休息，百姓就欢乐；君主多私欲，百姓就痛苦，这就是我之所以不敢任情纵欲，而不断克制自己的缘故。”

贞观二年，长安地区出现了蝗虫，太宗到玄武门北面的禁苑，看见蝗虫就抓住了几只，愤怒地说：“百姓以粮谷为生命，而你们却吃了它们，宁肯让你们吃了我的肺肠”。举手想吞掉蝗虫，身边的人劝谏道：“吃脏东西容易得病啊。”太宗说：“朕为百姓承受灾难，为什么要躲避灾难？”于是便吞噬掉蝗虫。唐太宗在《务农篇》中还说：“夫食为人本，农为政本”。

贞观十六年，唐太宗发现天下米价一斗卖五个钱，更便宜的，一斗只卖三个钱。因此他对近臣说：“国家以百姓为根本，百姓又以粮食为生命。如果粮食不丰收，国家就没有收入。既然粮食对国计民生关系如此重大，我又是百姓的衣食父母，只希望能够克勤克俭，不奢侈浮华，造福于民。我常常想赏赐天下的百姓，使他们都富裕尊贵。现在我减少劳役，不占用他们的时间，使他们能够顺应天时，把庄稼种好，其实这就是使他们富裕的途径。我还推行礼仪谦让的风气，让乡间的百姓，年轻的尊敬年长的，妻子尊敬丈夫，其实，这就是使他们尊贵。只要天下人都得到尊贵，我即使不听音乐、不打猎也乐在其中了。”

孙武功成身退

孙武也就是孙子，出生于约公元前535年，字长卿，后人又尊称孙武子，《孙子兵法》的作者，著名的军事家。

孙武出生在齐国，后被伍子胥推荐到吴国为官。当时的楚国是中原诸国中的强国，伍子胥为了为父报仇一直筹划攻打楚国，孙武在对楚国的攻战中充分发挥了他的军事才能，不但击败楚国，而且攻下了当时的楚国国都郢都，致使楚国长期一蹶不振。

破楚凯旋以后，吴王想论功行赏，按功劳孙武第一，但是孙武说什么也不接受，下决心归隐山林。吴王深觉不甘，再三挽留，但是孙武执意要走。吴王于是派出了伍子胥去劝说，孙武见伍子胥来了，就让左右的人都退下，推心置腹地对伍子胥说：“你知道自然规律吗？夏天去了则冬天会来，吴王从此会仗着吴国之强盛四处攻击，当然战无不利，不过从此骄奢*逸之心也就冒出来了。要知道功成身退，不然，将会有后患。现在我不但是想自己隐退还想劝你一起隐退。”

可是伍子胥不以孙武的话为然，孙武和伍子胥话不投机，也就不再多说。随后孙武飘然隐去，从此不知所归。

后来果如孙武所料，伍子胥被吴王夫差处死，头颅挂在了城门上。吴王夫差也在和越王勾践争霸中，先胜后败，最后身死国灭。

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

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

唯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

是以《大学》始教，必始学者即凡天下之物，

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

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

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

典句札记

此段话用来讲的是格物致知的意思，和怎么样才能算得上格物致知。格物致知，现代汉语解释为：穷究事物原理，从而获得知识。是古人认识事物的法则，格物，就是要即物穷理，凡事都要弄个明白，探个究竟；致知，即做个真正的明白人，为人行事决不糊涂。放在今天的哲学范畴来研究就是通过表象的认识深入到本质的认识，通俗一点的讲就是说能够通过认识掌握事物的内涵和外延，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此处还指出《大学》的教育就是，让学者多接触事物，用亲身的经历体会感悟知识，这样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就会达到认知的飞跃，从而心智豁然贯通，世界上万事万物的规律也变得清清楚楚了。

世界虽然看上去杂乱无序，但其运行是有规律的；万物的存在也都有其意义。认识世界是困难和复杂的，但简单地说，世界可划分为两个部分，即我与我之外的存在。世间的一切，都是我与外在的一切的关系。我只是世界的一部分，世界是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的存在。但是，世界又不能无视我的存在，也因为我的作用而使这世界有了些细微的改变。而我对于世界的影响，在于实践、在于思考，并由此而影响社会的发展方向。而现实的每一个具体问题都有其存在的必然性，都是事物存在的具体形式。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只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理论与现实的妥协的产物，是一种相对的合理，永远也没有绝对的求解。因为，思想本身就是时代的产物。因此只能是一种探索，谁也不能给出一个一劳永逸的答案。而且随着时代的变化，还在不断地获得新的解答。

人类对于自然的认识，对于自身的认识，乃至一切知识的来源，都离不开实践。想要求取真理，必先付诸实践。学习与思考是获得知识的唯一途径。学习是实践，当然也需要思考，而思考也就是实践的一种方式，而且是更高级的实践方式。“格物致知”就是教给人们求知和认识事物的方法。

史例解读

好学不倦，获得真知

鲁丕，字叔陵，东汉扶风平陵（今陕西省咸阳市西北）人。他性格稳重，好学不倦，从不把时间浪费在毫无意义的宴请交游上，常因此被人非议。但鲁丕依然故我，并欣然自得。经过不懈的努力学习，鲁丕通晓五经，尤其对《鲁诗》《尚书》深有心得，并以此教授弟子，成为一代名儒。

建初元年举贤良方正，鲁丕以对策高第，除为议郎，迁新野令，后又升任青州刺史、赵王相等职。前去向他求学者常达百余人，关东号之曰“《五经》复兴鲁叔陵”，影响很大。

鲁丕任赵王相期间，赵王商曾经听信巫医之言，想要移居学馆来避病。鲁丕谏止说：“我听《礼记》说，诸侯死于职任，大夫死在家里，人的生死各有天命，没有听说过有可以逃避得了的先例。学校是传授五帝治化之道的所在，是弘扬先王礼乐教化的处所，您却想废除杜塞这个神圣的净地，用来私相结交游宴，那些巫医相师的邪说妄语是不可听信的。”赵王因而对鲁丕感到敬畏。

鲁丕任赵相六年后，升为东郡（河南濮阳南）太守。他重视发展农田水利，促进了当地农业生产的发展。

西门豹破除迷信

西门豹，战国时魏国人，生卒年不详，魏文侯（前446-前396在位）时任邺（今河南省安阳市区北）令，后来还立下了赫赫战功，同时他还是一位无神论者。

西门豹来到邺城后，发现那里非常荒凉，人口也很少。于是，他把当地的民众召集到一起，了解情况。

西门豹问：“这地方怎么这么荒凉？老百姓一定很苦吧？”

人们回答说：“都是因为河伯娶亲，人们都快逃光了。”

西门豹觉得很奇怪，就问：“河伯是谁？他娶媳妇，为什么老百姓要逃跑呢？”

有位老者说：“这儿有一条大河叫漳河，漳河里的水神叫河伯。他最喜爱年轻的姑娘，每年要娶一个媳妇。大家必须挑选漂亮的姑娘嫁给他，他才保佑我们。不然，河伯就会兴风作浪，发大水把庄稼全冲了。”

西门豹问：“这是谁告诉你们的？”

老者说：“是巫婆说的，巫婆和衙门里的差役一起出面给河伯办喜事。他们把选好的少女打扮得漂漂亮亮，然后搭起席床，让少女坐在上面，顺着水流让她漂下去，河伯就把少女娶走了。每年为了办喜事，我们都得拿出很多钱，没钱的人家就不得不逃走了。”

西门豹听完，心里明白了，原来是当地的官员用“河伯”娶妻来搜刮钱财，残害生灵。他继续问道：“你们这儿经常闹水灾吗？”

老者回答说：“幸亏每年给河伯娶媳妇，还算没碰上大水灾。有时候夏天缺雨，庄稼旱了是难免的。要是巫婆不给河伯办喜事，那么，除了旱灾，再加上水灾，日子就更不好过了。”西门豹笑着说：“河伯还很灵验啊！下回他娶亲时，麻烦你们告诉我一声，我好去给河伯道喜。”

到了河伯娶亲那一天，西门豹来到河边，当地的大小官员也都来了，四周围观的老百姓有几千人。一个70多岁的老巫婆，身后跟着十几个女徒弟。

“娶亲”就要开始了，西门豹说：“把新媳妇叫过来，我要看看她漂亮不漂亮！”

老巫婆把少女领到西门豹面前。西门豹一见，大声对老巫婆说：“河伯的媳妇必须挑个特别漂亮的。这个女子不够漂亮，麻烦你去报告河伯一声，说我们准备另外再找一位漂亮的女子，过两天就送去！”

说罢，西门豹命令几个武士抬起老巫婆，“扑通”一声，把她扔到河里去了。岸上的人吓得连大气都不敢出。老巫婆在河里挣扎了一会儿，沉下去了。

过了一会儿，西门豹说：“大巫婆怎么这么久还没回来？你们年轻的女徒弟去催她一声吧！”接着，只听“扑通、扑通”两声，两个女徒弟又被武士们扔到河里去了。

又过了一会儿，西门豹说：“这些弟子都是女人，还是麻烦几位乡官去催催吧！”说罢，又命人把几个官员都扔进了河里！

河岸上的老百姓叽叽喳喳的议论开了，而那些官员们都吓得魂飞魄散，生怕下一个轮到自己。一会儿，西门豹看着几个官员说：“他们怎么都不回来了，怎么办呢？”

那几个官员早已吓得面如死灰，赶紧跪下连连叩头，把额头都叩出了血。又过了好一会儿，西门豹说：“你们起来吧！看来是河伯把他们留下了，咱们都回去吧！”于是率人离去了。从此，再没人敢提为“河伯”娶亲的事情了。西门豹动员邺城一带的百姓开了十二条水渠，引漳河的水灌溉庄稼。不少荒地变成了良田，水灾、旱灾也很少见了。老百姓安心耕种，以前很多逃走的人，又都纷纷回来了。

西门豹机智、果断地处理了“河伯娶妻”这一危害百姓的迷信行为，大大造福了百姓。很多年以后，当地的百姓还在怀念着西门豹。西门豹的事迹，亦成为我国历史上破除迷信的著名故事。

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

典句札记

此句是对上段话的总结，是说，一旦自己内心明白了才算是真正的认识了事物。

常言说：“人贵有自知之明。”自知之明就是自己对自己人生存在价值的一个客观定位。所谓“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大多数人是很难把握自己的，所以也就很难客观地评判自己。所以也才会有“人贵有自知之明”之说。人在职场，明白自己想做什么、会做什么、长处是什么、短处是什么是最可贵的。只有对自己定位准确，才能使自己适得其所，发挥出最大的主观能动性。

有不少人在树立理想、目标的时候十分在行，但当理想与现实发生矛盾的时候，却不会及时修正自己的目标，而是一条胡同走到底、一条道上走到黑。表现在求职上，他们往往只考虑大单位、白领职位，年薪不能少于多少多少，即使碰得头破血流也不改初衷，却不考虑自己有多大本事，值不值拿这么多年薪，能不能胜任这些高级职位。这种行为是导致“有人没事干，有事没人干”这种不正常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当你所追求的理想高不可攀；当你为了达到目标而同时又会失去很多、得不偿失；当你实现理想后并不能给就职的单位和自己带来益处……这个时候，你就应当选择放弃。虽然放弃是痛苦的，但比起失败的痛苦又小了很多。

实际当中，我们有时候对自己有了一个明确的认识，知道自己会干什么，能干什么，然而我们却没有机会去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因为，我们没有舞台。没有舞台，一个再好的演员也只能是默默无闻。遇到这种情况，我们不要气馁，不要失望，而是要尽心尽力做好每一件事，这本身就是一种成功，因为，我们无愧于心。

史例解读

应召应当不为虚名

魏舒，字阳元。战国时晋国任城樊（今山东济宁市）人。

魏舒幼年丧父，成为孤儿，为外家宁氏所养。宁氏建造新的宅院时，有位风水先生看了看这所宅院的位置后说：“从宅象气势看，当会出现显贵的外甥。”外祖母因为魏舒自小就天性聪慧，心里认为必定会应验在他的身上。魏舒也说：“我当为外婆家争光。”

魏舒为人诚实质朴，看上去似乎有些迟钝，因此不为乡亲所重视，但魏舒对此并不介意。在日常言行当中，魏舒并不刻意遵守平常人所信奉的礼仪行为，也没有做出过为人所称赞的事情。与人交往，总是宽以待人，从来不指责别人的不足。他生性喜好骑马射箭，经常穿着皮制的衣服，深入山泽，以渔猎为乐。只有太原王乂对魏舒说：“你的才德堪当国家栋梁，终当为台辅，只是至今仍然未能令妻子免于饥寒，我当尽力资助你。”于是常常给予接济，魏舒也坦然接受而不推辞。

魏舒曾经去野王（今河南省泌阳县）拜会朋友，适逢主人的妻子夜间分娩。不大一会儿，魏舒听到外面有车马声，又听有人问道：“是男孩还是女孩？”回答说：“是男孩，记录下来，他15岁当受到铁器伤害而死。”又问：“借宿的是谁？”回答说：“是魏公，叫魏舒。”15年后，魏舒又来到这家，问起当年所生孩子的情况。主人说：“那孩子因为修剪桑树时被斧子所伤，已经不在人世了。”于是魏舒便知自己日后应会封爵为公。

魏舒四十多岁时，郡府推荐他当孝廉，宗族中年长的老人觉得魏舒没有学问，就为他筹划说，不要应召，这样还可以得个辞让的美名。大家也都认为不应召是上策。

魏舒不愿意这样假做作。他说：“去应召考试，如果因为自己的才德修养不行，不被选拔，那是我自己的责任。怎么能以不应召而获得一个高士的虚名呢？”

从此，他奋发上进，发愤学习，每百日诵读一部经典。功夫不负有心人，结果魏舒以对策升第。魏舒先被任命为渑池长，后升任浚仪会、尚书郎等职，又转任相国参军，封爵为剧阳子。魏舒善于决断大事，遇上众人难以决断的国政大事，他总能娓娓道来，详为筹划，其见解之深刻多在众人之上，因此深受晋文帝的器重。文帝曾称赞说：“魏舒堂堂，人之领袖也。”晋武帝即位后，魏舒累官至司徒，为当时所宗仰。

仁者的诈变

宋朝官场暮气沉沉，这是受赵匡胤用人的影响。他认为老者稳健、年轻浮躁。所以想升官者虚报年龄，年刚40，却报称已届五旬。《宋史》记载：“太宗取人，多临轩顾问，少年往往罢去。或教寇准增年，答曰：准方进取，可欺君耶？后中第。”

寇准是个老实人，不敢增报年龄。宋真宗很器重寇准，有意提升他为宰相，但因为他年纪稍轻犹豫不决。但是寇准很想再为朝廷和人民做些事情，就到药店买了一种药，服后须发全白，顿时变成老成持重的模样。不久，做了宰相。

桑树属桑科桑属，为落叶乔木。桑叶呈卵形，是喂蚕的饲料。我国劳动人民对桑树作了改良，培育了许多产量高，质量好的品种。我们的祖先很早就采用了压条繁殖法，为繁殖良种桑苗开辟了新途经。在桑地间作绿豆、大豆作绿肥、以蚕粪肥桑、桑树剪伐等栽培技术，都对蚕桑的生产发展起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我国是世界上种桑养蚕最早的国家，也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之一。桑树的栽培已有七千多年的历史。在商代，甲骨文中已出现桑、蚕、丝、帛等字形。到了周代，采桑养蚕已是常见农活。春秋战国时期，桑树已成片栽植。《诗经》所载各种植物中，桑出现的次数最多，超过主要粮食作物黍稷。从诗中可以看出，当时既有大面积的桑林、桑田，亦广泛在宅旁和园圃中种桑，桑树的分布遍及黄河中下游地区，这也是宋以前中国最主要的蚕桑产地和栽桑技术的中心。唐宋以后，南方蚕业赶上并超过北方。随着蚕业的发展，南方的栽桑技术亦逐步改进。南方的蚕农选育了多种优良的桑树品种，桑苗的繁殖和桑树栽培管理等技术，包括施肥、中耕、除草、修剪、整枝等，都达到较高的水平。和蚕桑发展的区域相适应，中国古代桑树的品种也形成了南北两个中心。南北朝以前，山东是蚕桑业很发达的地方。古籍中常说到的鲁桑，就是山东地区多种桑树品种的总称。《齐民要求》中说：“黄鲁桑不耐久，谚日：“鲁桑百，丰绵帛”。言其桑好，功省用多。”这里说的黄鲁桑，就是鲁桑中的一个丰产、叶质优良的品种。从宋代起，全国蚕桑业重心已移到杭嘉湖一带来。出现了众多的桑树优良品种，统称为湖桑。

种子繁殖和无性繁殖都曾用于桑苗繁殖。其中种子繁殖是古代最常用，也是最基本的一种。《氾胜之书》就记载了一种桑黍混播的方法，播下后“桑生正与黍高平，因以利镰摩地刈之，曝令燥，后有风调放火烧之。”古人认为，如此处理，明春桑苗萌发可较繁茂。陈旉《农书》说：育苗先整治苗圃，“预择肥壤土，锄而又粪，粪毕复锄，如此三四转，踏令小紧。平整了，乃于地面匀薄布细沙，约厚寸许，然后于沙上匀布椹子，令疏密得所。”书中又说，播种用的种籽，“择美桑种椹，每一枚剪去两头，两头者不用……唯取中间一截。”无性繁殖主要包括：扦插、压条和嫁接。《务本新书》说；如果有较多桑树供截取插穗，则用扦插法繁殖。不过较多的截取插穗，将影响次年养蚕，那么便用直播育苗或压条的办法。宋元以后浙江嘉湖一带常用嫁接以繁殖桑苗。陈旉《农书》最先谈到桑树嫁接，书中说，湖州安吉人都能用嫁接繁殖桑树。《农桑辑要》论述嫁接的效果时说，把鲁桑接在荆桑上能改变接本的品质，并指出所以能产生这样的效果，是因为两种桑树“功相附丽，二气交通，通则变，变则化”，使砧木的不良品质，“潜消于冥冥之中”。宋元时代就已创造了多种嫁接法。如插接、劈接、搭接、靥接和皮接等。靥接今称片芽接，皮接俗称抱娘接，搭接现在一般称为合接，劈接实际上就是通常说的嵌接。《农政全书》强调嫁接时要“皮肉相向”、“皮对皮”、“骨对骨”，“更紧要处在“缝对缝”。”皮指表皮及韧皮部，肉和骨指的是木质部，而“缝”，指的是产生愈伤组织的形成层。古书中的这些记述，表明古人已基本上明白嫁接的奥秘，掌握嫁接的成败关键。古代桑园施肥除施用人粪尿、饼肥、厩肥等外，在蚕桑的主产区太湖地区用得最多的是塘河泥。据《沈氏农书》所说，施用过塘河泥的桑地，具有“土坚而又松，雨过便干”的特点，这非常适合桑园的要求，因为“桑性喜燥，易于茂旺”，相反“不罱泥之地，经雨则土烂如腐，嫩根不行，老根必露，纵有肥壅，亦不全盛。”塘河泥主要用作冬肥，而人粪尿则主要用作春肥和夏肥。夏肥又称为“谢桑”，在剪桑完毕后立即肥下，《沈氏农书》说：“谢桑尤是要紧功夫，切不可因循。”为了防止杂草和桑树争夺土壤中的养分和水分，同时把杂草翻入土中，使杂草转而成为桑树的肥料分，桑园还要中耕除草。从明清嘉湖地区的情况来看，桑园中耕除草还有一层作用，即改善土壤的理化性质。因此，除倒（用锄锄地以松土）和#（用刮子刨土以除草）之外，还有垦（用铁搭深翻）。《沈氏农书》中说：桑园一年要垦两次，一次在夏伐后，称“垦蚕罢地”；另一次在冬至前，即所谓“垦过冬”。垦过冬最重要，书中说：“垦地须在冬至之前，取其冬日严寒、风日冻晒。”

我国收集保存的桑树种质分属15个桑种3个变种，是世界上桑种最多的国家。其中栽培种有鲁桑、白桑、广东桑、瑞穗桑；野生桑种有长穗桑、长果桑、黑桑、华桑、细齿桑、蒙桑、山桑、川桑、唐鬼桑、滇桑、鸡桑；变种有鬼桑(蒙桑的变种)、大叶桑(白桑的变种)、垂枝桑(白桑的变种)。

产地分布

原产我国中部，有约四千年的栽培史，栽培范围广泛，东北自哈尔滨以南；西北从内蒙古南部至新疆、青海、甘肃、陕西；南至广东、广西，东至台湾；西至四川、云南；以长江中下游各地栽培最多。垂直分布大都在海拔1200m以下。

形态特征

落叶乔木，高达16m，胸径1m。树冠倒卵圆形。叶卵形或宽卵形，先端尖或渐短尖，基部圆或心形，锯齿粗钝，幼树之叶常有浅裂、深裂，上面无毛，下面沿叶脉疏生毛，脉腋簇生毛。聚花果（桑椹）紫黑色、淡红或白色，多汁味甜。花期4月；果熟5～7月

生长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