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帝，神农氏（有说为神农后人）部落首领的名称，姜 姓 ，因以火德王，故称炎帝，是中国传说时代（或称上古时代），约西元前三、四千年，今陕西、湖北一带姜氏族部落的共主，据传出生於烈山，所以炎帝之后又称烈山氏。

传记

姜氏族为西戎一支，原为游牧民族，很早期便由西方进入中原。而当时在今陕西与河南交界处，居住著以蚩尤为首的九黎族（有说独苗族），双方因部落发展而发生长期冲突，炎帝不敌而退至今河北省一带。据说因「炎帝欲侵淩诸侯」，后又与轩辕氏族姬姓之黄帝进行三次激烈的战役，此次被认为是华夏民族第一场大规模的战争，称为阪泉之战 （阪泉，一说北京延庆境内的阪泉村）。面对著统领熊、罴、貔、貅、貙、虎为图腾部落的强大对手，炎帝终告不敌，与之结盟并归顺之，黄帝以胜利的姿态结束了这场战争。

炎黄联盟不断扩展，归顺之部落越来越多，但蚩尤始终不服，大战一场在所难免。蚩尤带领著九黎，与联盟大战於涿鹿（今河北省涿鹿村），是为传说时代的第二场战争，称为涿鹿之战。最后蚩尤被打败。从此姜氏族便与黄帝在中原安定下来了。「炎黄子孙」一词，则为人们对中华文明的始祖炎帝和黄帝的追溯和尊奉。

炎帝是中华民族公认的人文始祖之一，也称神农氏。传说中的古帝，姓姜，由於以火得王，所以称为炎帝。大概其执政时间早於黄帝，所以《史记》云『轩辕之时，神农氏衰。』但是所谓『氏衰』并非指神农本身，而是指他所在的部落。《帝王世纪》云：『神农氏，姜姓也，母曰任姒，有蟜氏女，名女登；为少典妇，游於华阳，有神龙首，感生炎帝。人身牛首，长於姜水。有圣德，以火得王，故号炎帝。初都陈，又徒鲁。又曰魁隗氏、连山氏、列山氏。』 炎帝一生有五个方面的贡献：第一，用木材制造两种翻土农具，教农民垦荒种地。第二，发明农业，种植粮食作物。第三，从前人们没有饮食用的陶器和炊具，炎帝时才开始制造出来。第四，炎帝时发明纺织技术，使赤身裸体的人穿上了衣服。第五，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尝百草是为了知道百草的药性，进而发展用草药治病的技术，炎帝也因此贡献了伟大的生命。炎帝在我国民间被尊为农业之神、太阳之神、医药之神，与黄帝共同被尊奉为华夏人文初祖。

传说

因为在炎黄时代并未有完整文字，故多为口耳相传之传说。而有关炎帝的传说也有不少。但亦有古籍用神话般的形式提及到炎帝的一些事情。

《易经‧系辞》「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

《白虎通》「古之人皆食禽兽肉。至於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至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耕」。

《太平御览》引《周书》「神农耕而作陶」。

《史记‧补三皇本纪》「神农始尝百草，始有医药」。

《世本》「神农和药济人」。

《淮南子》「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一日而遇七十毒」。

炎帝之先祖

古籍记载，在黄帝之前，神农氏活了五百岁。现代学者普遍认为神农氏是一个氏族，与黄帝合并之前，在黄河流域已经发展有一个农业民族在生活，并已有五百年的历史，他们已进入原始社会的末期，当时有相对较高的文化水平。而所谓燧人氏、伏羲氏、有巢氏和神农氏，其实是指人类发展过程中的四个不同进化阶段。 而神农氏相传姓姜，这或许显示其曾以羊为主要肉食（有说因为生於姜水），并显示仍依存有母系社会的传统，羊加女合二为一（另姬、姒、姚、嬴都有此特徵）。

炎帝之后人

炎帝被打败后，部落分散了，部份被赶出中土，部份受黄帝所统治。被赶的神农部族，文化水平本来较黄帝部族为高，但因为其后来远处偏远之山间，日久之后，文化并无进步，抑且退化，反而成为了化外之民。鄂、湘、贵间均有苗族生活，因先祖以务农，故而见称，因此有人认为他们是神农部族之后。湖北西部山区，也有一地称为「神农架」，或许亦与此有关。

有说神农被称为炎帝，是因其焚林辟地有关，古藉有所谓「烈山泽而焚之」，而神农氏之族民亦称为「烈山氏」及「共工氏」，被后人奉为稷神及杜神。

炎帝故居

相传炎帝出生於烈山，而「炎帝神农故居」 为顺应国内外炎黄子孙的意愿，便「修建」在湖北距随州北四十公里的厉山镇列山神农洞。 「炎帝神农故居」，设有神农洞二处（一为谷物药村贮藏，一为居住），并有神农亭、神农塔、神农庙、山南建神农茶室、神农花卉、九龙亭及山北神农母安登浴池，百草园等十数处。

神农洞和神农碑

距离随州市区五十五公里处的烈山上，洞中原有石桌、石凳、石碗及石榻等，传说是神农氏所用的器物。烈山还有神农井、神农宅、神农观、炎帝庙等古建筑。历山镇北有「炎帝神农氏」碑一座，保存至今。

黄帝被认为是中华民族的始祖。根据记载，号轩辕氏、有熊氏，姬姓，一说姓公孙，姬姓部落首领，传说中上古时代华夏民族的共主，五帝的第一个。黄帝也被道教尊为道家之祖，在道教中有特殊的地位。

《史记·五帝本记》记载：「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轩辕，黄帝居於轩辕之丘」。中国古都学会（中国七大古都确认机构）认为轩辕之丘在今日河南省郑州市轩辕丘，古为有熊国都城，其父少典为有熊国国君。黄帝出生於中国西北黄土高原的沮源关降龙峡，农历二月初二（参见二月二）。在传说中黄帝的母亲是黄土高原上的一名少女，一天傍晚（也有说是夜晚）突然看见北极光，然后就怀孕、生下了黄帝。

根据中国史书的记载，他在炎帝之后，统一了中国各部落。建都在涿鹿。他推算历法；教导百姓播种五谷；发明指南车，造舟车弓矢；兴文字；作干支，制乐器，创医学。

今日在陕西省的桥山有黄帝陵，相传黄帝年老时铸鼎乘龙升天，臣子放箭阻拦，龙被射伤，飞过桥国时降下休息，黄帝被桥国人拉下一只靴子，埋葬於此。

黄帝与炎帝都视为华夏民族的始祖，故中国人有时自称「炎黄子孙」。

传说中黄帝的正妃是嫘祖，次妃为方雷氏，彤鱼氏和嫫母。

据《史记》记载：「黄帝二十五子，得其姓者十四人。」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以及夏朝、商朝、周朝的君主都是黄帝的子孙。

后世对黄帝的神化是逐渐进行的。《庄子》中提到黄帝得道成仙；《列仙传》中的黄帝还能够驱使群仙。

炎帝来自湖北烈山、今湖北随洲。

炎帝，神农氏（有说为神农后人）部落首领的名称因以火德王，故称炎帝，其为中国传说时代（或称上古时代），约西元前三、四千年，今陕西、湖北一带姜氏族部落的共主，据传出生於烈山，所以炎帝之后又称烈山氏。

相传炎帝牛首人身，他亲尝百草，发展用草药治病；他发明刀耕火种创造了两种翻土农具，教民垦荒种植粮食作物；他还领导部落人民制造出了饮食用的陶器和炊具。

扩展资料：

炎帝对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制耒耜，种五谷，奠定了农工基础。耒耜的使用和种五谷，解决了民以食为天的大事，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为人类由原始游牧生活向农耕文明转化创造了条件。

2、立市廛，首辟市场。据《周易·系辞下》载，神农"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神农发明的以日中为市，以物易物的市场是中国货币，商业发展的起源和基石。

4、治麻为布，民着衣裳。原始人本无衣裳，仅以树叶，兽皮遮身，神农教民麻桑为布帛后，人们才有了衣裳，这是人类由朦昧社会向文明社会迈出的重大一步。

5、作五弦琴，以乐百姓。据《世本·下篇》载，神农发明了乐器，他削桐为琴，结丝为弦，这种琴后来叫神农琴。神农琴“长三尺六寸六分，上有五弦：曰、宫、商、角、徵、羽”。这种琴发出的声音，能道天地之德，能表神农之和，能使人们娱乐。

6、削木为弓，以威天下。神农始创了弓箭，有效地防止了野兽的袭击，有力地打击了外来部落的侵犯，保卫了人们的生命安全和劳动成果。

-炎帝

鲁迅（1881-1936）

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和翻译家和新文学运动的奠基人。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出身于破落的封建家庭。青年时代受进化论思想影响。

1902年去日本留学，原学医，后从事文艺等工作，企图用以改变国民精神。1909年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等职，兼在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授课。

1918年5月，首次用"鲁迅"为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对人吃人的制度进行猛烈，地揭露和抨击，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石。五四运动前后，参加《新青年》杂志的工作，站在反帝反封的新文化运动的最前列，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伟大 旗手。

1918-1926年间，陆续创作出版了《呐喊》、《坟》、《热风》、《彷徨》、《野草》、《朝花夕拾》、《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专集，表现出爱国主义和彻底的民主主义的思想特色。其中，1921年12月发表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作品之一。1926年8月，因支持北京学生爱国运动，为反动当局所通辑，南下到厦门大学任教。1927年1月到当时革命中心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四一二"事变以后，愤而辞去中山大学的一切职务。其间，目睹青年中也有不革命和反革命者，受到深刻影响，彻底放弃了进化论幻想。1927年10月到达上海。

1930年起，鲁迅先后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进步组织，不顾国民党政府的种种迫害，积极参加革命文艺运动运动。1936年初"左联"解散后，积极参加文学界和文化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1927-1936，创作了《故事新编》中的大部分作品和大量的杂文，这些作品收录在《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等专集中。鲁迅的一生，对中国的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领导和支持了"未名社"、"朝花社"等进步的文学团体；主编了《国民新报副刊》、《莽原》、《奔流》、《萌芽》、《译文》等文艺期刊；热忱关怀、积极培养青年作者；大力翻译外国进步的文学作品和介绍国内外著名的绘画、木刻；搜集、研究、整理了大量古典文学，批判地继承了祖国古代文化遗产，编著《中国小说史略》、《汉 文学史纲要》、《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等等。

1936年10月19日病逝于上海。

老照片之--鲁迅在中山大学

1926年秋，原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的郭沫若随军北伐，中共广东区委员书记陈延年提议中山大学中共组织，要求校方邀请正在厦门大学的鲁迅到中山大学任教。鲁迅接到邀请电后，复电同意赴粤。中山大学、中共广东区委学委副书记毕磊和中山大学党支部书记徐文雅受命公开出面与鲁迅联系。

鲁迅是1926年8月离开北京到厦门大学，没多久，他感到厦门和仍受军阀统治的北京一样“不干净”，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地方，因此，欣然接受了中山大学的邀请。他给许广平的信说到“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鲁迅和许广平相识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从通信到交流思想中萌发友谊，在1925年正式确立了爱情关系。许广平本是广州人，在北京女师大毕业后回广州任教，后被迫辞职，进了被称为“左派学校”的中山大学任助教。鲁迅接到许广平的信，告以右派势力在广州也很嚣张，进步势力遭到排挤。鲁迅在船上的回信是：“小小的颠簸自然是有的，不过这在海上就算不得颠簸；海上的风涛要比这险恶得多。”

1927年1月18日鲁迅到达广州后，就任中大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消息传开后，来访者络绎不绝，他开始与各方面人物接触。毕磊以中大学生代表身份上门拜访将中共刊物《向导》、《人民周刊》和共青团刊物《少年先锋》送给他，鲁迅热情地接待了进步学生。鲁迅拒绝了学校当局的欢迎会，却在1月25日下午在毕磊的陪同下，出席了中大学生会为他举行的欢迎会，受到热烈的欢迎。中大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朱家骅也以学校当局身份上台致欢迎词，说了几句奉承的话。鲁迅在演讲中说：“刚才朱先生说我革命家、是战士，我认为是其实不是的。朱先生那一套我不承认。”“如果我是革命家、是战士，就不应该到广东来了，应在北京或厦门与恶势九斗争，我为什么要来这里呢？因为这里是‘革命的策源地’，听说广东是可怕的地方，并且赤化了！”鲁迅说他在广东只见到街上不少标语，并没有看见什么可怕的东西，又语气双关地说：“按照我的眼睛看来，广东比起旧社会，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形。我觉得像红布标语中写的白字那样，‘红中夹白’，我感到对革命有点不放心！”

鲁迅在广州度过了农历新年，领略了南国风光，观赏了除夕花市，对国民党达官贵人的宴请请帖，一律写下“概不赴宴”退回。对报上借他来穗之题发表的各种文章，一概保持沉默，别有用心的记者邀他对广州的缺点加以“激烈的攻击”，鲁迅冷淡地答以“还未熟悉本地的情形，而且已经革命，觉得无甚可以攻击之处”，由此又招来“老朽”之类的谩骂。鲁迅并未还手，他将全部精力贯注到准备开课的教学事务上，表示要对中山大学“尽一点力”，把“中大的文科办得像样”，出考试题，编排工作时间表，发通知书、计分、放榜，样样自己动手，忙个不停。还曾应香港进步青年邀请，赴港发表了《无声的中国》和《老调子已经唱完》的两场演讲，许广平担任了他的广州话翻译。对于广州的政治形势，他已看出“深绿和深红”的复杂性，他在冷眼观察，用许广平的话来说，“他是要找寻敌人的，他是要看见压迫的降临的，他是要抚摩创口的血痕的。等着终竟到来的机会”。在此期间，他在中大社会科学研究会发表演讲，说出了担忧：“广州的人民并无没力量，所以这里可以做革命的策源地，也可以做反革命的策源地……”

3月1日，中山大学举行开学典礼。鲁迅应邀即席发表了《读书与革命》的讲话，他说：“对于军阀，已有黄埔军官学校的同学去攻击他，打倒他了。但对于一切旧制度、宗法社会的旧习惯、封建社会的旧思想，还没有人向他们开火！”“中山大学的青年学生，应该以读书得来的东西为武器，向他们进攻--这是中大青年的责任。”3月间，他与陈延年还有一次秘密会唔。

4月8日，他应邀到了黄埔军校，发表了《革命时代的文学》的演讲，说：“中国现在的社会情状，只有实地的革命战争，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他“仿佛觉得大炮的声音或比文学的声音要好听得多似的”。 鲁迅对广州的饮食、文化市场常有接触，颇有好感。他给友人的信中提到广州的“食物虽较贵而质料殊佳”。据《鲁迅日记》和《鲁迅书信集》列出他在广州的9个月光顾过的茶室酒楼就有 20多家。 为了给爱读新书的进步青年提供条件，他和孙伏园在广州芳草街租了几间空房，开了一间北新书屋。从3月25日到8月15日，这里自成了鲁迅和爱好文学的青年见面、谈论文学的一个去处。鲁迅辞去中山大学职务不久，书店也停业了，剩书廉价让给共和书局。移交时，鲁迅动手包装、搬运，自掏腰包付清停业结欠的80元。然后，还兴致勃勃地请那几位帮忙的青年去“妙奇香”茶楼吃饭。这位导师兼“老板”亲自提壶酌酒，谈笑风生，场面热闹，旁人还以为是祝捷宴。

北伐节节取胜，4月10日，鲁迅在白云楼寓所听到广州民众上街游行，庆祝北伐军攻克上海南京的欢呼声，写下了《庆祝宁沪克复的那一边》一文，他敏锐地提到“庆祝，讴歌，陶醉着革命的人们多，好自然是好的，但有时也会使革命精神转成浮滑”。他直言告诫，要防止“革命精神从浮滑，稀薄，以至于消亡，再下去是复旧”。鲁迅的预言，为两天后的上海“四·一二政变和5天后广州“四·一五”政变所证实。事变中，中山大学遭到大搜捕。下午，鲁迅冒着狂风暴雨，赶回中大出席各系主任参加的紧急会议。在会中他提议，要求当局不要再来继续搜查，还要设法营救被捕学生。朱家骅压制说：“这里是‘党校’，凡在这里做事的人，都应服从党国的决定，不能再有异议。”鲁迅单刀直入：“试问朱先生，被抓去的学生都犯了什么罪？”朱家骅支吾说：“不清楚”。鲁迅语锋犀利地责问，“既然不清楚，为什么要在座的诸位都要服从他们的决定呢？”会议作不出决定，鲁迅愤怒退席。他奔走营救学生，捐款慰问被捕学生。然而，中山大学图书馆前贴出开除数百名学生学籍和教职员公职的布告。鲁迅以辞去中山大学一切职务表示抗议。学校当局还想利用他的声望装饰门面，都被鲁迅拒绝。中大当局拉不来鲁迅，翻脸将接近过鲁迅的人都说成“鲁迅派”或“语丝派”，用尽手段孤立鲁迅。鲁迅看穿了反动派罗织罪名的伎俩，坚持继续留在广州从事创作和翻译，他说：“倘我一出中山大学即离广州，我想是要被排进去的。”来访的青年朋友恳切地劝他到别的地方去，鲁迅说：“他们不是造谣说我已逃走了，逃到汉口去了吗？现在到处都是乌鸦一般黑，我就不走，也不能走。倘一走，岂不正好给他们造谣？”他在白云楼内的灯光下编完《唐宋传奇集》，在题记中悼念被杀害的革命青年。

7月16日，鲁迅在许广平陪同下，到知用中学作《读书杂谈》讲演，他告诫中学生，必须“用自己的眼睛去读世间这一部活书”，“必须和社会接触，使所读的书活起来。”7月23日，在广州市教育局主办的夏期学术演讲会上，他作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演讲。他说到司马懿加罪对手的手法，掉转话锋，说譬如反对革命的军阀，在革命势力大起来时，挂起青天白日旗，还要做总理纪念周，真的“三民主义”信徒不去就要被说成反对“三民主义”模样，巧妙地抨击了反革命两面派。 9月27日，鲁迅和许广平登上“山东”号轮船，离开广州去上海。

在广州，鲁迅度过8个月零9天，他在复杂的环境中笔耕不辍，编辑了旧作《野草》、《朝花夕拾》，续译《小约翰》，创作了《故事新编》中的《铸剑》，编录《唐宋传奇集》等，写了计划中的《中国文学史》自古文字起源至汉司马迁的10篇。更写了一批杂文，辑成《而已集》，记录着他在广州期间的足迹和思想转变的过程，《而已集》的题辞，可以看作是他对自己在广州的这段经历史意义的小结： 这半年我又看见了许多血和许多泪， 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 泪揩了，血消了； 屠伯们逍遥复逍遥， 用钢刀的，用软刀的； 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 连“杂感”也被“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时， 我于是只有“而已”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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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文字的确立、规范和普及，再加上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明，使古人为我们留下了数量巨大的中医古籍文献，中医药也因此具备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中国第一部字典是东汉时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简称《说文》），大约成书于公元100年。许慎是东汉汝南郡召陵人，即今河南省漯河市郾城人。《说文》按汉字的形体和偏旁结构，将全书所收的9353个字，“据形系联”，分为540部，首创部首编排法；用“六书”的理论解释文字，确立了六书的体系；保存了篆文的写法系统和汉以前的古训古音，为古文字学、汉语词源学和古音学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是研究先秦古籍和古文字学的典籍，也是学习医古文的重要工具。

《说文》虽然不是医学著作，但是它对中医学的研究有着重要的价值。《说文》共收字9353个，其中重文1163个（即异体字），经初步统计，其中与医药学直接相关的文字将近1300个，如果去掉重文1163个，实际将近占全书收字的六分之一。

其大体分布是：生理方面的有674字，病理方面的有427字，药物方面的有150字，经络及针灸方面的有42字。其中表示病名的有359字，仅“疒”字旁的字就有102个。全书保存了丰富而系统的医药文字资料。

众所周知，两汉时期是中医药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而成书于东汉后期的《说文》一书，从一个侧面展示了那个时期辉煌的医学成就。对今人研究中医药学有着深刻的启迪意义。从殷墟甲骨文到许慎的《说文解字》，汉字从形成、确立到规范，其发展过程中的主要阶段都是在中原完成的，对中医药文化的传承起到了巨大作用。这充分显示了中原古代文化对华夏文明所做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