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余三个为《梁山伯与祝英台》《孟姜女哭长城》《白蛇传》。

牛郎织女，为中国古代著名的汉族民间爱情故事，也是我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其余三个为《梁山伯与祝英台》《孟姜女哭长城》《白蛇传》），从牵牛星、织女星的星名衍化而来。传说古代天帝的孙女织女擅长织布，每天给天空织彩霞。

她讨厌这枯燥的生活，就偷偷下到凡间，私自嫁给河西的牛郎，过上男耕女织的生活。此事惹怒了天帝，把织女捉回天宫，责令他们分离，只允许他们每年的农历七月七日在鹊桥上相会一次。

他们坚贞的爱情感动了喜鹊，无数喜鹊飞来，用身体搭成一道跨越天河的喜鹊桥，让牛郎织女在天河上相会。

扩展资料：

牛郎织女的故事，由古典中蕴含浪漫，更反映了难能可贵的曲折爱情。我们相信，在天河的两侧，牛郎织女一直默默地守护着彼此，一直见证着“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的可贵精神，激励着青年男女追求美好爱情的决心和勇气！

我国古籍中最早关于牛郎、织女的记载是《诗经小雅大东》篇，但是文中只说织女和牵牛是天河中相近的两颗星宿，两者并没有什么关联。直到汉时，这两颗星宿才被转化为具体人物，班固在《两都赋》中说：“临乎昆明之池，左牵牛而右织女，似云汉之无涯。”

意思是说，汉宫昆明池边有牵牛、织女两座石人像。最早记载牛郎织女是夫妇的文学作品，要算《文选洛神赋》了，文中说：“牵牛为夫，织女为妇，织女牵牛之星，各处一旁，七月七日乃得一会。”由此来看，牛郎、织女的故事并不是原本就有的，而是渐渐被古人所意会的。现在所见的版本主要有以下几种。 

重庆的名胜古迹:

巫山古人类化石遗址

铜梁文化遗址

巴蔓子墓位于重庆古城内渝中区莲花池。墓呈六边形，边宽265米，通高23米，全部石封。正中墓碑高15米，宽1米，篆书"东周巴将军蔓子墓"，上款"中华民国十一年二月吉旦"，下款"荣县但懋辛题"。是一座传闻已久的传说墓，现在还没有任何实物资料说明它是东周时期的古墓葬。战国时，巴国内乱无力平息，将军蔓子向楚国求救，允诺事成当酬让三城。楚国出兵帮助巴国平乱后，索取城池。蔓子以国土不容割舍，又不可食言，乃自刎，以头谢楚。楚王感动，以上卿礼葬其头，巴国亦以卿礼葬其身。巴蔓子的爱国精神，千百年来深受人们敬仰，但巴蔓子的身首究竟葬在什么地方，还有待于考古发现。�

重庆旧城垣

白帝城

张飞庙

盘石城

大足石刻北山摩崖石刻、宝顶山摩崖石刻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南山、石门山、妙高山、舒成岩、多宝塔摩崖石刻为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位于重庆城西北160公里处大足县境内。以佛教造像为主，创于晚唐，盛于两宋。石刻造像5万多尊，分布于40多处，反映了中国晚期石刻艺术的特征，是一部形象生动的唐宋雕刻艺术史。北山造像近万尊，长500余米，共编为290号龛窟，开凿于唐景福元年(892)，到南宋绍兴历时250多年建成。既体现唐雕人像风格，又具宋塑风貌，其136号内的普贤菩萨，温柔娴静，典雅端庄，被中外游人誉为"东方维纳斯"。宝顶山全部造像15万多尊，设计精巧，内容连贯，由19组佛经故事一气呵成，无一雷同。有高达7米的"华严三圣"，长达31米的"释迦涅磐圣迹图"，占岩面近100平方米的"千手观音"，以及"圆觉洞"造像，气势雄伟，表现出中国古代雕塑家们科学地运用力学、采光透视原理，因材施艺的卓绝技巧，是中国古代文化艺术的重要宝藏。�

慈云寺

白鹤梁题刻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重庆城东北120公里处涪陵城西长江中的天然大石梁山，东距乌江与长江汇合处一公里。石梁仅冬春季偶尔露出水面。相传，唐代白石渔人和尔朱仙于梁山修炼，后同乘白鹤飞升，白鹤梁因此得名。石梁中段水际，唐代刻有一对线雕鲤鱼。凡石鱼出水，其年即是丰年，远近引以为奇观，历代游客络绎不绝。不少游人留题纪胜。在5000多平方米岩面上，现存题刻163幅，计1万多字，还有石鱼14尾，题刻人姓名全者500余人。题刻中以宋代居多，次为元、明、清三代和近现代。这些题刻记录了自唐以来1200多年间长江中上游72个年份的枯水水文资料，为利用长江进行灌溉、航运、发电以及城市、桥梁建设等提供了可靠依据，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又是珍贵历史文献，有的可补史书阙误；还具有较高书法和文学艺术价值，是世界水文史上的奇迹。�

涞滩摩崖造像

潼南大佛寺

罗汉寺位于重庆市渝中区民族路。是全国汉族地区重点佛教寺庙之一。重庆市佛教协会设于此。罗汉寺始建于北宋治平年间(1064～1067)，原名治平寺。寺因罗汉洞而建。清乾隆十七年(1752)，因前殿坍圮，改建龙神祠。后又称罗汉寺、古佛岩。清光绪十一年(1885)，隆法和尚重修庙宇，并仿新都宝光寺建罗汉堂，泥塑五百罗汉，方改名罗汉寺。1942年罗汉寺遭日机炸毁，后修复。"文化大革命"中，罗汉塑像全被捣毁，1984年政府拨专款重塑。始建时的园池古迹今已湮没，仅余"明碑亭"所嵌"西湖古迹"碑石，还依稀可辨字痕。罗汉寺内长20多米的古佛岩，存有宋代摩崖石刻佛像400余尊，其中有卧佛涅�NB14C�像(俗称"睡佛")、观音像和供养人像等。大雄宝殿中有许多佛教艺术珍品，有十六尊者塑像，即释迦佛的16位学习成绩最好的学生；有明代的西方三圣铜铸像，缅甸的释迦牟尼成道玉佛，临摹印度壁画《释迦牟尼离宫出家图》等。寺内藏经楼收存的大藏经、梵文和藏文经典，以及古籍字画等，多为唐、明两代瑰宝。�

西山碑

塔坪寺石塔、铁塔

荣昌许溪沙坝子宋墓

涪陵碑记桥

合川石拱桥

南川龙岩城遗址

钓鱼城古战场遗址

钓鱼城古战场遗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重庆城东北90公里处合川市钓鱼山上。钓鱼山海拔391米，枕嘉陵、渠、涪三江之口，南、西、北三面据江，峭岩拔地，形势险绝而壮丽。南宋晚期，四川安抚制置使兼重庆府知事为抗击蒙古军队的进犯，采纳播州冉�、冉璞兄弟的建议筑城钓鱼山，并徙合州及石照县治于其上钓鱼城倚山为垒，东西长1596米，南北宽960米，城内面积25平方公里，是迄今国内保存最为完好的古战场遗址。现存8000千米城垣、8道城门、水军码头、炮台、元帅府、宋军营、阅武场、插旗山、飞檐洞、皇洞、皇宫、水阁凉亭、兵工作坊、拱桥栈道、王坚记功碑、脑顶坪(蒙哥中炮风处)、天池、泉井等宋代军事、生活设施遗址。还有唐代以来的悬空卧佛、站佛、千佛石窟、石曼卿"佛号"摩崖、《飞舄楼》碑、三圣岩、护国寺、忠义祠和钓鱼台、插杆石、古桂树、薄刀岭、天泉洞、三龟石、鱼城烟雨、鱼山八景等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文天祥、刘克庄、杨慎、张佳胤、陈毅、郭沫若、周谷城、张爱萍、刘白羽等名家所赋题咏脍炙人口。�

弹子石摩崖造像

江津大佛寺

石宝寨

湖广会馆

马龙山摩崖造像

赵世炎故居

红岩革命纪念馆

育才学校旧址

育才学校旧址位于重庆城西北80公里处合川市草街乡凤凰村古圣寺内。1939年由教育家陶行知创办，旨在招收因战争流离失所的难童。初有学生70余人，后达到300余人。学校开设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英语、哲学、常识、音乐、体育等课程。学校得到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大力支持，聘请了贺绿汀、翦伯赞、郭沫若、田汉、茅盾、周谷城、姚雪垠、秦邦宪等知名人士任教，为国家培养了不少人才。1948年迁重庆红岩村。1949年后迁谢家湾，改名重庆第二十中学。1981年恢复原名至今。�

红三军司令部旧址

�邹容烈士纪念碑

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

人民解放纪念碑

黄山陪都遗迹

重庆市自然、历史博物馆

宋庆龄故居

双桂山

缙云山风景区

四面山风景区

金佛山风景名胜区

长江三峡

大宁河小三峡

马渡河小小三峡

嘉陵江小三峡

芙蓉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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鹅岭公园

山城夜景

东温泉风景区

小南海

仙女山

天井峡地缝

小寨天坑

万盛石林

南温泉风景区

北温泉风景区

新巴渝十二景和重庆小十景

描写重庆的文章:

重庆是死过又复生的城市。历史的多种偶然性和某种必然在这里重合。 1997年重庆直辖，这样的历史机遇，使笼罩在四川行政架构下郁闷多年的重庆得以畅快地呼吸。重庆迫不及待地寻求与世界接轨的途径，然而它发展的多种可能性却让这个城市象火锅一样，成了大杂烩。

让这座城市难逃宿命的原因，主要来自于这座城市的人文性格。“前行的坚韧性、开放的接收性、探求的创新性、务实的操作性……；盆地的狭隘性、无根的漂浮性、江湖的混杂性、行为的粗痞性、心理的狂躁性……”两种矛盾的作用力在重庆的体内同时发生着作用，于是重庆只能是重庆。但是重庆人不甘一次次归于平庸，这次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成为一个可以比肩香港，至少是上海的城市，至于再向上，谁也没有办法评判它可以或者不可以。

告别四川

要谈论重庆，就没有办法不从它与四川的渊源谈起，也没有办法绕开成都。重庆人强烈的地域自省意识，让他们与成都之间的口水战延绵不绝。自觉在四川受尽了委屈的重庆不仅仅是把“巴山蜀水”改成了“巴山渝水”，而且发布了全面的“独立”宣言。“渝菜”这个准备升级为第九菜系的宏伟蓝图，在重庆人的心中无限膨胀。“江湖菜”期待着名正言顺的升格。拿出骄人的GDP成绩，环抱着巴渝文化、民族文化、移民文化、三峡文化、“陪都”文化、都市文化的重庆仿佛意识到自己有了超越成都的资本。但是有专家指出，重庆宣扬的“巴文化”实际是不成体系的。它并不是一个有着历史传承的规模化组群。

直辖八年，相信很多人还习惯性地将重庆划归四川。外地人没有办法区分成都方言和重庆方言，而且川东、川西的地域界限对外地人而言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也没有人会追究今天吃的是重庆火锅还是成都火锅，又麻又辣的口味被习惯性地定义为川菜。对于这样的现状，成都安之若素，而重庆则扯开自己的腔调重申自己的重庆性而非四川性。有媒体说，两城之间的口水战，在双方看来是较量，在外人看来是调情。

的确，渝蓉之间的口水战早已经演变成一种对抗性的游戏。重庆人仿佛是为了争口气，而成都人也乐得这样的纷纷扰扰。重庆的优势在于摩托车、汽车产业以及能源和物流方面，这与成都毫不重叠甚至与对方的金融、旅游商贸等互为补充。这样的事实让重庆的中心之争毫无意义，而自己希望脱离四川而获得真正新生的愿望，也难以得偿。

“时空”崇拜

但是重庆没有放弃尝试和努力，他们似乎预感到可以用速度来弥补这一缺憾。于是重庆在由工业社会向都市社会转变时，毫无争议地出现了对“时空”的崇拜。“八小时重庆”和“半小时主城”让重庆不再是个因山水的阻挡而独行的城市。

与此同时，渝中半岛九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矗立起400多幢高层建筑。重庆世贸中心的262米的高度更是西南第一高度。规划中的万豪国际金融中心的高度达到3204米。渝中半岛还将迎来100多幢高楼。重庆用自己习惯的热辣方式加速城市化的进程。

重庆楼盘的名字都很有霸气“纽约·纽约”“曼哈顿”而且争相与CBD产生联系。重庆热衷用这种建设的火热情绪来宣扬城市，也急于通过这种快跑的形象来宣告自己的位置。当成都人悠闲地享受生活的时候，重庆人早已不认为悠闲是一种享受。重庆的慢生活被大家一起抛弃了。“十八梯”的步调会成为历史。

重庆也同时感到自己求名而不得的主要原因，还来自于它只喜欢埋头做事的风格。为了尽快抹去工业社会的印记以及影响，重庆形象的包装工程也被启动了。重庆委托国际知名的设计机构为自己设计形象标志；耗资1200万元为渝中半岛规划设计方案招标；创办英文刊物《魅力重庆》；为自己宣扬的“巴文化”定制《文明的记忆》并在美国播出；为了迎接10月中旬在重庆召开的第五届亚太城市市长峰会，耗资15亿元为整个城市美容。

重庆的原创精神让它有了非同一般的味道。他们的原创精神这个内陆的城市前所未有地引领着潮流。四川美术学院的做法是，率先将卡通动画变成自己的教学内容。于是就有四个年轻的学生获得Cosplay比赛的冠军，并创立令人惊羡的动漫服饰品牌“幻忆堂”。

到底什么是重庆？这个问题不仅外人，就是重庆人也无法明确回答。他们相继拒绝了美女以及“棒棒”作为自己城市的名片，那么要拿什么作为城市的竞争力，并无定论。找到自己的独特性，才能是成功的首要元素。但是重庆自身太多的可能性让重庆有些不知所措。

从清初“湖广填四川”开始到民国初年的移民史。重庆没有办法摆脱自己移民城市的命运。300年前的重庆人口不到九万人，而大量移民的涌入对重庆的政治、经济、文化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也造成了重庆的多样性这一事实。

重庆的创新和怀旧矛盾地并存。如果说吊角楼、“棒棒”以及十八梯是重庆的旧貌，那么高楼一定是重庆的新颜。但是谁都知道旧貌和新颜对重庆一样重要。谁也不要看到一个拷贝的香港二号或者上海二号。而事实上重庆人张扬的性格特点已经注定它的发展不会是一条克隆之路。重庆人已经成功地改造了很多事物的气质，什么都容易沾染上重庆的火爆气质。在重庆很难找到一间安静的酒吧，因为重庆的酒吧不知不觉地已经具备了火锅的一些特性，集消遣、娱乐和发泄为一体，一切都要火爆、热烈和过瘾。

因为独特的地形地貌，重庆人的居住地也因山头的平地“坪”而有“各自为政”的味道。每个坪都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形成相对封闭的区域文化，难以形成统一意识。

而让重庆无法回避的特性还来自于它水陆码头的事实。码头上人来人往，船把人和货物运来，又把人和货物运走，码头上热闹非凡，但没有让人长久逗留的引力。重庆的码头上有无数的文人走过，为的只是登船下江。码头文化是一种嘈杂而无沉淀的文化。有一个笑话说重庆人买报纸先看哪种报纸的版数多，因为他们要拿报纸来包东西，版数多的才划算。重庆的报刊种类不少，甚至还有许多内部报刊，但发行量都不大，这也合符重庆人广种薄收的性格。

但是正是因为这些不确定性以及可改造性让重庆的未来充满悬念，所以至于重庆要展现什么仿佛已经不再重要，大杂烩也许就是重庆最好的出口。

4（5）

夏

　　编辑本段石器时代

　　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已知缝衣，周口店山顶洞人的文化遗存中曾发掘出骨针。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在不同地区和族别的人们中间，服饰款式已各不相同。以发型为例，大地湾文化中有剪短的披发，马家窑文化中有后垂的编发，大汶口文化中有用猪獠牙制成的发箍，龙山文化中则用骨笄束发，陕西龙山文化之神木石峁遗址出土的玉人头像，头顶有髻，可能就是用笄束发的反映。骨笄在相当于夏代的二里头文化的二里头类型与东下冯类型诸遗址中均曾出土，形制与商代的同类器物相同。因此得知束发为髻在远古时已是华夏族服装的特征。

　　编辑本段夏商与西周

　　夏商与西周时的衣着无实物存世，据安阳侯家庄墓及妇好墓所出玉、石人像，可知商代贵族上身穿交领衣，腰束绅带，下身着裳，腹前系市(蔽膝)。西周时遗留下来的人像材料更少。从洛阳出土的玉人及铜制人形车辖来看，衣、裳、带、市仍是贵族男装的基本组成部分。其衣用正色，裳用间色，并特别重视裳前之市。西周铜器铭文记载周王在册命典礼上颁赐的服装中，常有“朱市、葱黄”(《毛公鼎》)“市、黄”(《询簋》)等物。市、 黄即古文献中的、 衡，指蔽膝，衡则指包括系玉之组和玉件在内的整套佩饰。河南信阳长台关与湖北江陵纪南城战国墓所出之俑，均在腹前系玉佩。贵族则在玉佩下衬以色彩特殊的，因而引人瞩目，成为代表身份地位的一种标志。　西周的建立，使社会生产力大大发展和提高了，物质明显丰富起来，社会秩序也走向条理化，并有了规章制度。服饰形制也由于尊卑等级的存在、礼仪的需要而进一步规范化，被纳入"礼治"范围，尊卑贵贱，各有分别。　这时候服饰的专用界限等级标志开始清晰，品种类别也相应地增加，像宫室中拜天地、敬鬼神时专有祭礼服，上朝大典时有朝会服，军事之中专有从戎服，婚嫁之仪专用婚礼服，吊丧时又有丧服。衣裳虽然还是采用上衣玄下裳黄，但在官职服饰中增加了裳前襟的大带（大带是用丝织或缂制成，宽四寸）、玉　（以玉为原料，以丝带连系在腰间的挂饰）。另外在服色上也开始有了等级差别。西周的服式除宽衣长带的特有风格以外，还吸收了北方鲜卑族（今锡伯族）以带钩束腰的服饰花色（在丝带的接头处，以金、银、铜或铁等金属制成的精细的勾或扣）。

　　编辑本段春秋战国

　　这时深衣和胡服开始推广。深衣将过去上下不相连的衣裳连属在一起，所以叫 春秋战国服装

　　深衣。它的下摆不开衩口，而是将衣襟接长，向后拥掩，即所谓“续衽钩边”。深衣在战国时相当流行，周王室及赵、中山、秦、齐等国的遗物中，均曾发现穿深衣的人物形象。楚墓出土木俑的深衣，细部结构表现得更为明确。短袖衣是楚服的一项特征。江陵马山 1号楚墓曾出短袖的“衣”，衣即衣，据《说文》的解释，这是一种短衣。根据曾侯乙编钟之钟金人的服装看，应即短袖之衣。　胡服主要指衣裤式的服装，尤以着长裤为特点，是中国北方草原民族的服装。为骑马方便，他们多穿较窄的上衣、长裤和靴。这种服制据《史记·赵世家》说，是赵武灵王首先用来装备赵国军队的。山西长治分水岭所出铜武士像，上身穿矩领直襟上衣，下身着长裤，腰系绦带，佩剑，正是采用胡服的赵国战士的形象。　“胡服之制，冠则惠文，带则贝带，履则靴，裤则上褶下裤 自战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裤褶传人中国，历代皆以为戎服，或用其冠，或用其履，或用其衣服及带，或三者全用，晋代民间，始偶用之。南北朝之世，北朝以胡服定为常服，南朝系汉族，仍为戎服，比及隋唐，帝王定为田猎之服，或上下公服，民间则为时服流风最盛。溯其由传人以至兴盛，由军用以至民服，历史悠长，变化复杂，王(国维)氏《胡服考》言之最详，不赘。唯唐代胡服，何以特盛，向来无人研究，王氏所考，亦未提及。依愚所见，不外以下三因：(1>唐代胡人，杂居内地，为数众多;(2)贵族阶级，废古之席坐，而为胡人倚坐；(3)朝臣侍从，弃车而尚骑马。　胡服之中，有所谓半臂者。古称半臂，今言马褂。《说文》无褂字，《玉篇》 春秋战国服装

　　亦无之，恐即卦字，褂卦皆从圭得声，俗作褂，但不能作“挂”或“挂”。无袖或半臂之衣，皆为胡服，《罪唯录·冠服志》云：“历朝挎褶，戎服也，袖短，或无袖而衣中断，下有横摺，又下有竖摺。若袖长，则为曳撒，或腰中间断，以一线道横之，谓之程子衣，无线道，谓之道袍。”　似此裤褶，又变为胡服总名。凡无袖、短袖、长袖之衣，与腰中间有线道横截或无线道横截之袍，皆可称为裤褶，因而今所论之半臂，其为胡服，决无问题。至其形制，宋曾三异《同话录》“貉袖”条述之最详：　“近岁衣制，有一种如旋袄，长不过腰，两袖仅掩肘，以最厚之帛为之，仍用夹裹，或其中用绵者，以紫皂缘之，名日貉袖，闻之起于御马苑圉人，短前后襟者，坐鞍上不妨脱，着短袖者以其便于控驭耳。”长不过腰，两袖仅掩肘，缘边用紫皂布，有夹衣，亦有绵衣，显然为半臂制度。以其短前后襟，坐鞍上不妨脱，故亦可称为马褂，马褂即对襟衣。明清之制犹然。《日知录》卷二十八《对襟衣》所谓：“太祖实录洪武二十六年三月禁，官民步卒人等，服对襟衣，唯骑马许服，以便于乘马故也。”是也。”（摘自黄现璠著《古书解读初探》）

　　编辑本段秦汉

　　秦汉时期由于国家统一，服装风格也趋于一致。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幅员广大、民族众多的封建统一国家。　秦王政当上始皇帝之后，立即着手推行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如统一度量衡、刑律条令等，其中也包括衣冠服饰制度。不过，由于秦始皇当政时间太短，服饰制度仅属初创，还不完备，只在服装的颜色上做了统一。秦始皇深受阴阳五行学说影响，相信秦克周，应当是水克火，因为周朝是"火气胜金，色尚赤"，那么秦胜周就是水德，颜色崇尚黑色。这样，在秦朝，黑色为尊贵的颜色，衣饰也以黑色为时尚颜色了。　秦代铠甲战服我们从出土文物中可以看见。在陕西临潼出土的陶俑所着铠甲应是秦兵俑中最为常见的铠甲样式，是普通战士的装束，这类铠甲有如下特点：胸部的甲片都是上片压下片，腹部的甲片，都是下片压上片，以便于活动。从胸腹正中的中线来看，所有甲片都由中间向两侧叠压，肩部甲片的组合与腹部相同。在肩部、腹部和颈下周围的甲片都用连甲带连接，所有甲片上都有甲钉，其数或二或三或四不等，最多不超过六枚。甲衣的长度，前后相等，下摆一般多为圆形。　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中大批陶俑的出土，为秦汉武士的服装提供了较充分的例证。 汉代服装

　　他们穿的半长衣所交掩之曲裾虽较浅， 但仍为深衣之属， 其下身着长裤，腰系施钩之革带。这种装束在西汉时仍广泛流行，裤也逐渐向全社会普及。冠制的确立是在汉代实现的。上古时，华夏族之冠主要从属于礼制，男子成年时皆行冠礼。汉代的冠则主要从属于服制，是身份、官职以至官阶的表征。身份低微的人，只能戴帻而不能戴冠。冠本为加于发髻上的一个发罩，并不覆盖整个头顶。帻则像一顶便帽。冠和帻原来互不相关，到了王莽时，据说因为他头秃，所以先戴帻，帻上再加冠。后来这种戴法普及开来，因而在东汉画像石上出现的冠，也都在下面垫着帻。冠和帻不能随便配合，文官戴的进贤冠要配屋顶状的介帻，武官戴的武弁大冠则要配平顶的平上帻。进贤冠前部高耸，后部倾斜，外观若斜俎形。冠前有“梁”，可根据梁数的多寡来区别戴冠者的身份。皇帝戴的通天冠和诸侯王戴的远游冠也都是在进贤冠的基础上增益华饰而成。武弁大冠又名“惠()文冠”，起初只是用(薄麻布)制作的下垂双耳之弁，后来在弁下垫帻，进一步又在弁上涂漆，其状遂若漆沙笼，故又名“笼冠”。甘肃武威磨嘴子62号新莽墓曾出土了纱笼冠。此外，武士也戴冠。执法的官员则戴獬豸冠。　在区别尊卑方面，进贤冠上的梁虽然起一定作用，但梁数多不过三，等级的划分较粗略。所以汉代又用绶作为官阶的标志，不同等级的官员之绶的颜色、织法、密度和长度都不相同。这时的绶是系在官印上的带子，但它和西周时佩玉之组实一脉相通。 汉代妇女曲裾

　　汉代妇女一般将头发向后梳成下垂的圆髻，名椎髻。常着深衣，女式深衣之华丽者名衣，它的曲裾不但在下身缠绕好些层，且在其斜幅上缀以三角形物及长飘带，即文献中所称之与。其状可在四川出土的汉代画像砖上见到。　汉代着衣有七个特点：　1．穿外衣时，由于领大而且弯曲，穿衣时必需暴露中衣的领型；　2．穿衣必用白色面料做里；　3．袖宽为一尺二寸；　4．衫无袖；　5．穿皮毛服装时裘毛朝外；　6．腰带极为考究，所用带钩以金制成各种兽形，如螳螂形或琵琶形。形象十分生动有趣。一般长度在带钩从形、色和工艺上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较比西周和战国时期，在设计和制作方面都要精美得多。因此颇受男人们的喜爱，佩戴者很多；　7．男子保持佩刀习俗，但所佩之刀有形无刃，因此失去了实际价值，主要是显示仪容。　汉代祭服延用"大制度"，遵从古礼穿冕服佩绶、佩玉。皇帝、公卿、诸侯均用大，只是在所系玉石的串珠或丝绳的质地上加以区别。皇太后、太后、公卿夫人等的祭服(谒庙服)、亲蚕服、朝见服和婚礼服的形式都采用深衣制。　汉时劳动女子总是上穿短襦，下穿长裙，膝上装饰长长垂下的腰带。劳动男子常服是上身穿襦，下身穿犊鼻裤，并在衣外围罩布裙；这种装束不分工奴、农奴、商贾、士人都一样。

　　编辑本段魏晋

　　魏晋服装服饰虽然保留了汉代的基本形式，但在风格特征上，却有独到突出的地方，这与当时的艺术品和工艺品的创作思路有密切关系，其风格的同一性比较明显。　公元六世纪波斯图案花纹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对当时的纺织、服装以及其他装饰物，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这一点在敦煌壁画上多有反映。　魏晋时期规定宫中朝服用红色，常服用紫色。白色为平民百姓服色。这时的服式仍以襦、裙为主，裘是非正式衣服。妇女装饰比较考究，有金环、银约指和绕腕的跳脱等。在质地上宫中与宫外仍有很大区别。　魏晋的铠甲最普遍的形式是两裆铠，长至膝上，腰部以上是胸背甲有的用小甲片编缀而成，有的用整块大甲片，甲身分前后两片，肩部及两侧用带系束。胸前和背后有圆护。因大多以铜铁等金属制成，并且打磨的得极光，颇似镜子。在战场上穿"明光铠"，由于太阳的照射，会发出耀眼的"明光"，所以这样称呼。这种铠甲的样式很多，而且繁简不一，有的只是在　裆的基础上前后各加两块圆护，有的则装有护肩、护膝，复杂的还有重护肩。身甲大多长至臀部，腰间用皮带系束。

　　编辑本段南北朝

　　南朝服式以襦裙为主，妇女尤其以着裙为正统，不穿裙而露裤的人，被看做是没礼貌的行为。当时女子头上包白纶巾(是一种配有青丝带的头巾，传说在三国时诸葛亮平时戴此头巾)，衣袖长而且窄并加以缕雕花纹。跳舞者穿长衫，并在身上披挂很长的带子，头上束纨巾。　南北朝服式还有"袍"和"衫"，衫在晋时已是必着衣的一种。"裘"在此时极为珍贵，以貂裘为最。"　"是少年喜爱的衣物，浮薄少年更喜爱有色之"　"、"襦"、"帔"、"鹤氅"，这些都是此时普及的衣装。　南朝服式基本上继承魏晋，由于战乱和国度的频繁更替，反映在着装方面也有变化。江南衣式比北方短小，但当时却流行戴小帽穿大衣的风气，有时将一只袖分成两只，一条裙截成两裙，有的款式大领大带，有的衣窄袖小，有的裙长曳地，有的衣长蔽脚。南朝的朝服仍是玄衣。服饰用料有规定，三品官以下的不得穿用杂色绮做的衣服，六品官以下者只能穿七彩绮，不可使用罗绡。南朝的艺术品与服饰风格一脉相承，许多出土的陶俑形象，向我们展示了细腰圆脸型的女子，面目神情十分娟秀，尤其出自江南的俑塑特点更突出，这与服饰的拖地长裙和宽衣披带均十分协调一致。　北朝的服式，官宦正式场合穿着朱色单衣，便服和军服以为主。穿红色袍就佩带金带，穿小袖长身袍则用金玉带。平民妇女以襦袄为常服，这与南朝并无两样。北朝时期着装衣料中绫锦最为华贵。　南北朝的卷草花纹是在汉代的云纹图案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敦煌造井(单独适合纹样)、三角形花(适合纹样)和条状花(二方连续)、飞天、云纹等动态形象巧妙地结合起来，既古朴、秀丽，又含蓄柔和。当时的毛织毯、麻布和丝绸都是盛行的产品。

　　编辑本段隋唐

　　在南北朝胡、汉服装相互影响而又各成系统的基础上产生的唐代服制，出现了“法服” 与“常服”并行的局面。作为大礼服的法服仍是传统的冠、冕、衣、裳，常服则是在鲜卑装的基础上改进而成。唐代男子上自皇帝下至厮役，在日常生活中都穿常服，包括圆领缺袍、幞头、革带及长靴。缺袍即开衩的长袍。幞头则是由鲜卑帽演变出来的，它本是一幅头巾，系裹时两个巾角向前抱住发髻，其余两个巾角在脑后结扎，多余的部分自然垂下。幞头的质料起初用黑色的缯或罗，所以垂下的巾角也是软的，故称“软脚幞头”。以后又在巾角中用铜、铁丝作骨，将它撑起来，成为“硬脚幞头”。由于硬脚的形状及翘起的角度不同，又有“句脚”、“展脚”、“朝天”等式。唐代的革带上起初装有供系物用的窄皮条，故此种带名带。上面并固着若干方形饰牌，名。依官阶之不同，分别用玉、金、犀、银、瑜石、蓝铁等材料制作，从而使革带也成为区别官阶的标志。另外，北周时出现的“品色衣”，在唐代已形成制度，成为此后中国官服的一大特色。唐代官员自一品至九品，服色以紫、绯、绿、青为等差。 唐代服装

　　唐代女装主要由裙、衫、帔组成。这时常将衫掩于裙内，所以显得裙子很长。帔又名帔帛，像一条长而薄的披巾，是受了西亚佛教的影响才在中原流行的。唐代前期女装中还流行卷檐虚帽、翻领外衣等胡服，安史之乱后，此风渐歇。　唐朝还流行女子穿"胡服"。"胡服"就是西域人的服装。腰带形式也深受胡服影响。在此以前，人们的腰饰是以金银铜铁，这时候流行系"蹀躞带"，带上有金饰，并扣有短而小的小带以作系物之用。这种腰带服用最盛是在唐代，以后延用一直至北宋年代。 唐代服装

　　盛唐以后，胡服的影响逐渐减弱，女服的样式日趋宽大。到了中晚唐时期，这种特点更加明显，一般妇女服装，袖宽往往四尺以上。中晚唐的贵族礼服，一般多在重要场合穿着，穿着这种礼服，发上还簪有金翠花钿，所以又称"钿钗礼衣"。　唐高宗以后，以紫色为三品官的服色；浅绯色为五品官服色，深绿色为六品官服色，浅绿色为七品官服色，深青色为八品官服色，浅青色为九品官服色，**为宫外之人及庶民服色。　唐装还对邻国有很大的影响。比如日本和服从色彩上大大吸取了唐装的精华，朝鲜服也从形式上承继了唐装的长处。唐装襦裙线条柔长，十分优美自如，用料主要是丝织品，因此它的衣物以"软"和"飘柔"著称。唐装本身品类多，善变化，从外形到装饰均大胆吸收外来服饰特点，多以中亚、印度、伊朗、波斯及北方和西域外族服饰为参考，充实唐代服饰文化，使得唐代服饰丰富多采富丽堂皇，风格独特奇异多姿，成为中国历史服饰中的一朵奇葩，世人瞩目。

　　编辑本段宋代

　　宋代服装大体沿袭唐制。这时的幞头内衬木骨、外罩漆纱，宋人称之为“幞头帽子”， 宋代服装

　　可随意脱戴，与唐初必须临时系裹的软脚幞头大不相同。这时，皇帝和高官戴的展脚幞头，两脚向两侧平直伸出，可达数尺。身份低的公差、仆役等，则多戴无脚幞头。　宋代妇女也穿裙和衫，这时的衫子多为对襟，盖在裙外。裙较窄，多施细摺，福州黄墓中除出罗裙外，还有开裆裤与合裆裤，可见宋代妇女在裙内着裤。起于五代时的缠足，至北宋晚期已逐渐流行。　宋代品官制度基本上沿袭前代，因此宫中的官服也与前代相仿，分为朝服、祭服、公服、戎服、丧服和时服。朝服是红衣红裳，内穿白色罗质中单，外系罗料大带，并有绯色罗料蔽膝，身挂锦绶、玉　、玉钏，下着白绫袜黑皮履。除这种朝服是统一样式外，官职的高低是以搭配的不同来区别的。主要是在有无禅衣（中单）和锦绶上的图案上作级别变化。穿朝服时必戴"进贤冠"（一种涂漆的梁冠帽），"貂蝉冠"(又名"笼巾"，是以藤丝编成形，上面涂漆的冠帽)，獬豸冠(属进贤冠一类)。　公服即常服，又名"从省服"，以曲领大袖，腰间束革带为主要形式，另有窄袖式样也。这种服式以用色区别等级。如九品官以上用青色；七品官以上用绿色；五品官以上用朱色；三品官以上用紫色。到宋元丰年间用色稍有更改，四品以上用紫色；六品以上用绯色；九品以上用绿色。按当时的规定，服用紫色和绯色(朱色)衣者，都要配挂金银装饰的鱼袋，高低职位以此物加以明显的区别。 宋代服装

　　时服是按季节赐发给官臣的衣物。上至将相皇帝大将下至侍卫步军，赐发的品种有袍、袄、衫、袍肚、裤等。所赐之服大部分是织有鸟兽的锦纹。　宋代男子除在朝的官服以外，平日的常服也是很有特色的，常服也叫"私服"。宋官与平民百姓的燕居服形式上没有太大区别。只是在用色上有较为明显的规定和限制。　宋时常服有如下几种：　"袍"有宽袖广身和窄袖窄身两种类型，有官职的是锦袍，无官职的是白布袍。　"襦"、"袄"为平民日常穿用的必备之服。　"短褐"是一种既短又粗的布衣，为贫苦人服。　"　衫"，这是一种裳下摆接一横　的男人长衫。　"裳"，沿袭上衣下裳的古制。是冕服、朝服或私居服的式样。宋时也有上衣下裳的穿法。男子也穿用对领镶黑边饰的长上衣配黄裳。居家时不束带，待客时束带。　"直裰"是一种比较宽大的长衣。由于下摆无衩而背部却有中缝而称"直裰"。　"鹤氅"，宽长曳地，是一种用鹤毛与其他鸟毛合捻成绒织成的裘衣，十分贵重。　此外宋代男式衣着，还有布衫和罗衫。内用的叫汗衫，有交领和颌领形式。质料很考究，多用绸缎、纱、罗。颜色有白、青、皂（黑）、杏黄、茶褐等。袄的质料有布、绸、罗、锦、　丝和皮。袄的用色有青、红、枣红、墨绿、鹅黄等几种。贵族裤子的质地也十分讲究，多以纱、罗、绢、绸、绮、绫，并有平素纹、大提花、小提花等图案装饰，裤色以驼黄、棕、褐为主色。

　　编辑本段元代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时代，服装服饰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元太祖成吉思汗自1206年建都， 元代服装

　　灭西夏、金之后，民族组成主要以蒙古族为主。元代由于民族矛盾比较尖锐，长期处于战乱状态，纺织业、手工业遭到很大破坏。宫中服制长期延用宋式。直到l321年元英宗时期才参照古制，制定了天子和百官的上衣连下裳上紧下短，并在腰间加襞积，肩背挂大珠的"质孙服"制，汉人称"一色衣"或"质孙服"。这是承袭汉族又兼有蒙古民族特点的服制。　"质孙服"服用面很广，大臣在内宫大宴中可以穿着，乐工和卫士也同样服用。这种服式上、下级的区别体现在质地粗细的不同上。天子的有十五个等级(以质分级层次〉。每级所用的原料和选色完全统一，衣服和帽子一致，整体效果十分出色。比如衣服若是金锦剪茸，其帽也必然是金锦暖帽；若衣服用白色粉皮，其帽必定是白金答子暖帽。天子夏服也有十五等级，与冬装类同。百官的冬服有九个等级，夏季有十四个等级，同样也是以质地和色泽区分。　"比肩"、"比甲"也是常服。"比肩"是一种有里有面的较马褂稍长的皮衣，元代蒙人称之为"襻子答忽"。"比甲"则是便于骑射的衣裳，无领无袖，前短后长，以襻相连的便服。元代男子的公服多随汉族习俗，常服的外面，罩一件短袖衫子，妇女也有这种习俗（称为襦裙半臂）。　元代女服分贵族和平民两种样式。贵族多为蒙人，以皮衣皮帽为民族装，貂鼠和羊皮制衣较为广泛，式样多为宽大的袍式、袖口窄小、袖身宽肥，由于衣长曳地，贵夫人外出行乐时，必须有女奴牵拉。这种袍式在肩部做有一云肩，即所谓"金绣云肩翠玉缨"，十分华美。作为礼服的袍，面料质地十分考究，采用大红色织金、锦、蒙茸和很长的毡类织物。当时最流行的服用色彩以红、黄、绿、褐、玫红、紫、金等为主。元代平民妇女穿汉族的襦裙，半臂也颇为通行，汉装的样子常在宫中的舞蹈伴奏人身上出现，唐代的窄袖衫和帽式也有保存。此外受邻国高丽的影响，都城的贵族后妃们也有模仿高丽女装的习俗。

　　编辑本段明代

　　文武官服之忠靖冠服

　　明初要求衣冠恢复唐制（如左图所示） 明初官服

　　，其法服的式样与唐代相近，只是将进贤冠改为梁冠，又增加了忠靖冠等冠式。明代的公服亦用幞头和圆领袍，但这时的幞头外涂黑漆，脚短而阔，名乌纱帽，无官职的平民不得服用。公服除依品级规定服色外，还在胸、背缀补子。文官补子中饰鸟，武官饰兽。为褒奖官员的功勋，另特赐蟒袍、飞鱼服、斗牛服等服饰。蟒是四爪之龙，飞鱼为鱼尾有鳍之蟒，斗牛则在蟒头上加弯曲的牛角。官至极品则用玉带。所以“蟒袍玉带”就成为这时大官僚之最显赫的装束。明代的汉服影像颇远，近至东北亚的朝鲜，远至日本、琉球等藩属国。汉服是中国汉族的传统服装，起于轩辕黄帝，而终止于满清的大屠杀。56个民族，每个民族都是平等，而汉族也应当永远其民族服装，即汉服。

　　编辑本段清代

　　清朝是以满族统治者为主的政权机构，满族旗人的风俗习惯影响着中原地区。几千年来世代 清代服饰

　　相传的传统服制度，由于满族贵族的“剃发易服”、“十从十不从”、“留头不留发”政策以及大量的屠杀汉民，造成了中国传统的衣冠的消亡。这种屠杀式的变革，是中国传统服制的又一次变态式的发展，是历史上"胡服骑射"、"开放唐装"之后的第三次明显的突变。　历时数千年的宽袍大袖（祭服，非常服）、潇洒富丽、纤细柔弱，与衣身膨胀、衣袖短窄的满装形式，形成鲜明的对比。　满族的旗装，外轮廓呈长方形，马鞍形领掩颊护面，衣服上下不取腰身，衫不露外，偏襟右衽以盘纽为饰，假袖二至三幅，马蹄袖盖手，镶滚工艺装饰，衣外加衣，增加坎肩或马褂。时至今日，它对现代服装也有一定的影响。特别是随时代发展，经过加工曲线突出体态暴露的旗袍，具有暂时的存在价值。　旗袍或短装有琵琶襟、大襟和对襟等几种不同形式。与其相配的裙或裤，以满地印花、绣花和裥等工艺手段作装饰。襟边、领边和袖边均以镶、滚、绣等为饰。清初满族妇女与男人的装扮相差不多，不同之处只是穿耳梳髻，未嫁女垂辫。满族妇女不缠足、不穿裙，衣外坎肩与衫齐平，长衫之内有小衣，相当于汉族妇女的肚兜，衣外之衣又称"乌龙"。　明、清两代汉族女装变化不大，仍着衫、裙，清代后期始以裤代裙。清中期以后女装层层镶边，称为“滚镶”。清代满族妇女着旗装，她们不缠足，不束裙，皆穿旗袍，有时外加坎肩。乾隆以后，满族女装中出现高底的“花盆底”鞋。咸丰以后，又出现高大的“两把头”、“大拉翅”等发型，成为满族女装之突出的特征。　旗袍马褂　马褂、旗袍是清代满族男女的典型服饰。 旗袍

　　马褂是一种穿于袍服外的短衣，衣长至脐，袖仅遮肘，主要是为了便于骑马，故称为“马褂”。它区别于汉族在宋明时期的马褂，满清的马褂不修边幅。满人初进关时，通过大屠杀而迫使汉族穿上它们的马褂。康熙雍正年间，由于奴化政策，才开始在社会上流行，并发展成单、夹、纱、皮、棉等服装，成为男式便衣，士庶都可穿着。　的样式有琵琶襟、大襟、对襟三种。琵琶襟马褂，因其右襟短缺，又叫缺襟马褂，穿上它可以行动自如，常用作出行装。大襟马褂，则将衣襟开在右边，四周用异色作为缘边，一般作常服使用。对襟马褂，其服色在各个时期有多种变化：初沿天青色，至乾隆中期，又尚玫瑰紫，后又推崇深绛色（人称“福色”），到了嘉庆年间，则流行泥金及浅灰色。大袖对襟马褂可代替外褂而作为礼服使用，颜色多用天青色，大小官员在谒客时常穿此服，因其身长袖窄，也称作“长袖马褂”。　中有一种颜色不能随便使用，那就是**。黄马褂，是皇帝特赐的服装。穿着这种赐服的人，主要有三类：一是随皇帝“巡幸”的侍卫，称为“职任褂子”；二是行围校射时，中靶或获猎多者，称为“行围褂子”；三是在治事或战事中建有功勋者，称为“武功褂子”，这些人还要被载入史册。只有这种御赐的马褂才可以随时穿着。 大褂

　　旗袍是中国清朝的妇女服装，由满族妇女的长袍演变而来。由于满族称为“旗人”，故将其称之为“旗袍”。清初，满族妇女以长袍为主，而汉人妇女仍以上衣下裳为时尚；清中期，满汉各有仿效；到了清代后期，满族效仿汉族的风气日盛。经汉人改进之后的旗袍逐渐在广大妇女中流行起来。这种旗袍是汉族妇女在吸收西洋服装样式后，通过不断改进，才进入千家万户的。旗袍的样式很多，开襟有如意襟、琵琶襟、斜襟、双襟；领有高领、低领、无领；袖口有长袖、短袖、无袖；开衩有高开衩、低开衩；还有长旗袍、短旗袍、夹旗袍、单旗袍等。改良后的旗袍在20世纪30年代，几乎成为中国妇女的标准服装。

　　发型与冠戴能增加女子仪容的俊美，又能体现出女子的年龄与身份特点。段成式《髻鬟品》就记载了不下百余种，其髻名虽多，但基本上是按髻的形态与装饰而命名，如髻似螺，曰螺髻，如髻饰以凤，曰凤髻等。古代女子发型变化，基本上是按梳、绾、鬟、结、盘、叠、鬓等变化而成，再饰以各种簪、钗、步摇、珠花等首饰，因此研究女子发型主要是探讨其梳编形式与规律。据古代作品及记载，概括分为结鬟式、拧旋式、盘叠式、结椎式、反绾式、双挂式等主要六类。

山西省太原市西南郊二十五公里处的悬瓮山麓，晋水源头，有一片古建园林，统名“晋祠”。这里，山环水绕，古木参天，在如画的美景中，历代劳动人民建筑了近百座殿、堂、楼、阁、亭、台、桥、榭。在苍郁的树木掩映之下，清澈见底的泉水蜿蜓穿流于祠庙殿宇之同，历史文物与自然风景荟萃一起，使游人目不暇接，留连忘返。晋祠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和著名的游块胜地，常年接待着国内外成千上万的游客。

关于晋祠的故事，说来话长，据《史纪·晋世家》的纪载，周武王之子成王姬诵封同母弟叔虞于唐，称唐叔虞。叔虞的儿子燮，因境内有晋水，改国号为晋。后人为了奉祀叔虞，在晋水源头建立了祠宇，称唐叔虞祠，也叫做晋祠。晋祠的创建年代，现在还难以考定。最早的记载见于北魏郦道元（公元466或472 ？——527年）的《水经注》，书中写道：“际山枕水，有唐叔虞祠，水侧有凉堂，结飞梁于水上。”坐时的风景文物已大有可观，祠、堂、飞梁都已俱备了。由此可见，晋祠的历史，即使是从北魏算起，距今也有一千好几百年了。

在漫长的岁月中，晋祠曾经过多次修建和扩建，面貌不断改观。南北朝时，文宣帝高洋，推翻东魏，建立了北齐，将晋阳定为别都，于天保年间（公元550——559年）扩建晋祠，“大起楼观，穿筑池塘”。隋开皇年间（公元581—600年），在祠区西南方增建舍利生生塔。唐感观二十年（公元 646年），太宗李世民到晋祠，撰写碑文《晋祠之铭并序》，并又一次进行扩建。宋太宗赵光义于太平兴国年间（公元976—983年），在晋祠大兴土木，修缮竣工时还刻碑记事。宋仁宗赵祯于天圣年间（公元1023——1032年），追封唐叔虞为汾东王，并为唐叔虞之母邑姜修建了规模宏大的圣母殿。

自从北宋天圣年间修建了圣母殿和鱼沼飞梁后，祠区建筑布局更大为改观。此后，铸造铁人，增建献殿、钟楼、鼓楼及水镜台等，这样，以圣母殿为主体的中轴线建筑物就次第告成。原来居于正位的唐叔虞祠，座落在旁边，退处于次要的位置了。

祠区内中轴线上的建筑，由东向西，依次是：水镜台、会仙桥、金人台、对越坊、钟鼓二楼、献殿、鱼沼飞梁和圣母殿。这组建筑和它北面的唐叔虞祠、昊天神祠和文昌宫，及南面的水母楼、难老泉亭及舍利生生塔等，组成了一个综合建筑群。东西一条主线上的建筑，配合上南、北两组建筑，本来是不同时期搞起来的，集中在一起，却好像都服从于一个精巧的总体设计，并不是杂乱无章地生拼硬凑的，显得布局紧凑，既象庙观的院落，又象皇室的宫苑，反映了我国古代芳功人民创造的匠心。

中轴线最前端为水镜台，始建于明朝，是当时演戏的舞台。前部为单檐卷棚顶，后部为重檐歇山顶。除前面的较为宽敞的舞台外，其余三面均有明朗的走廊，建筑式祥别致。慈禧太后曾照原样在颐和园修建了一座。

从水镜台向西，有一条晋水的干渠——“智伯渠”，又名海清北河。相侍春秋末期，晋国世卿智伯为了攻取赵襄子的采地，引汾、晋二水灌晋阳而开凿此渠。后人在旧渠的基础上加以修浚，成为灌溉田地的水渠。

通过智伯渠上的合仙桥，便是金人台。金人台呈正方形，四角各立铁人一尊，每尊高两米有余。其中西南隅的一尊铸造于北宋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经历八百多年的雨雪风霜，迄今明亮不锈，生动地反映了我国劳动人民在北宋时所达到的高度冶炼和铸造水平。

穿过对越坊及钟楼、鼓楼就到了献殿。此殿原为陈设祭品的场所，始建于金大定八年（1168年），面宽三间，深两间，梁架很有特色，只在四椽袱上放一层平梁，既简单省料，又轻巧坚固。殿的四周除中间前后开门之外，均筑坚厚的槛墙，上安直栅栏，使整个大殿形似凉亭，显得格外利落空敞。献殿于一九五五年用原料按原式样翻修，保持了金代建筑特点，是我因古建中的瑰宝。

献殿以西，是连接圣母殿的鱼沼飞梁。全沼为一方形水池，是晋水的第二泉源。池中立三十四根小八角形石柱，柱顶架斗拱和梁木承托著十字形桥面，就是飞梁。东西桥面长十九点六米，宽五米，高出地面一点三米，西端分别与献殿和圣母殿相连接；南北桥面长十九点五米，宽三点三米，两端下斜与地面相平。整个造型犹如展翅欲飞的大鸟，故称飞梁。飞梁始建年代和旧址都不详，根据《水经注》纪载，北魏时已有飞梁之设。现存此桥，可能是北宋时与圣母及同时建造的。一九五五年曾按原样翻修。建筑结构有宋代特点，小八角石柱，复盆式莲瓣尚有北魏遗风。这种形制奇特，造型优美的十字形桥式，虽在古籍中早有记载，古面中偶有所见，但现存实物仅此一例。它对于研究我国古代桥梁建筑很有价值。

飞梁南北桥面之东，两端各卧伏一只宋雕石狮，造型生动。桥东月台上有铁狮一对，神态勇猛，铸于北宋政和八年（1118年），是我国较早的铁铸狮子。

在中轴线末端，是宏伟壮丽的圣母殿。圣母殿背靠悬瓮山，前临鱼沼，晋水的其他二泉——“难老”和“善利”分列左右。此殿创建于北宋天圣年间（公元1023——1032年），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重修，是现在晋祠内最为古老的建筑。殿高约十九米，重檐歇山顶，面宽七间，进深六间，平面布置几乎成方形。殿身四周围廊，前廊进深两间，廊下宽敞。在我国古代建筑中，殿周围廊，此为现存最早的一个实例。殿周柱子略向内倾，四根角柱显著升高，使殿前檐曲线弧度很大。下翘的殿角与飞梁下折的两翼相互映衬，一起一伏，一张一弛，更显示出飞梁的巧妙和大殿的开阔。殿、桥、泉亭和鱼沼，相互陪村，浑然一体。圣母殿采用“减柱法”营造，殿内外共减十六根柱子，以廊柱和檐柱承托殿顶屋架，因此，殿前廊和殿内十分的宽敞。“减柱法”的熟练使用。说明宋代在建筑上已进一步掌握了力学原理；斗拱和柱高的比例适当，避免了隋唐建筑中用料的浪费，在建筑式样上也更富于艺术性。我国的木结构建筑，经历了一个由隋唐的雄壮坚实到明清的华丽轻巧的发展地程，而宋代建筑正是这个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圣母殿是宋代建筑的代表作，对于研究我国宋代建筑和我国建筑发展史都很有价值。殿内无柱，不但增加了高大神龛中圣母的威严，而且为设置塑像提供了很好的条件。殿内共四十三尊泥塑彩绘人像，除龛内二小像系后补外，其余多北宋代原塑。主像圣母，即唐叔虞和周成王的母亲，周武王的妻子，姜子牙的女儿——邑姜，其塑像设在大殿正中的神龛内。其余四十二尊侍从像对称地分列于龛外两侧。其中宦官像五尊，著男服的女官像四尊，侍女像共三十三尊。圣母邑姜，曲膝盘坐在饰凤头的木靠椅上，凤冠蟒袍，霞帔珠璎，面目端庄，显示了统治者的尊贵和奢华。四十二个侍从像，手中各有所奉，为帝后服种种劳役，例如侍奉文印翰墨，洒扫梳妆，奉饮食，侍起居以至奏乐歌舞等等。这些塑像造型生动，姿态自然，尤其是侍女像更是精品。宋代的艺人，满怀同情，塑造了一群终生被幽禁深宫，失去了自由，埋葬了青春的女性。这些侍女像的肢体身材比较造度，服饰美观大方，衣纹明快流畅。她们的年龄或任或少，身段或丰满或苗条，面庞或圆润或清秀，神态或幽怨或天真，一个个性格鲜明，表情自然，加之高度与真人相仿，更显得栩栩如生。这组塑像突破了神庙建筑中以塑造神佛为主的老套，真实地表现了被禁锢深宫受尽役使的侍从们的生活精神面貌，从而反映了封建社会中的一个侧面。在技巧上，显然相当准确地掌握了人体的比例和解剖关系，手法纯熟，有高度的艺术表现力。它们是我国古代雕塑艺术中的珍品，在美术史上占有重要的位位。人们谈到晋祠，往往总要谈到这些精彩的宋塑。

在圣母殿南面，有一座北齐天保（公元550——559年）创建的难老泉亭，八角攒尖顶。晋水的主要源头难老泉水从亭下石洞中滚滚流出，常年不息，昼夜不舍，故北齐时期取《诗经·鲁颂》中“永锡难老”的锦句为名，称难老泉。泉水晶莹透明，水中浓翠的长生萍和水底五色斑澜的石子，在阳光的映照下光彩夺目，蔚为奇观。唐朝著名诗人李白赞美不绝，写下了“晋祠流水如碧玉”、“微波龙鳞莎草绿”的佳句。难老泉水出自断层岩，常年水温保持在17”C，灌溉着附近数万亩稻田。北宋诗人范仲淹的持句：“千家灌禾稻，满目江乡田。”“皆如晋祠下，生民无旱年。”就是咏颂晋祠的泉水的。

水母楼位于难老泉亭西面，又称水晶宫，建于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全楼分上下两层。楼下石洞三窟，中间一窟设一尊铜铸水母像，端坐于瓮形座位之上。楼上坐西向东设一神龛供奉水母。神龛两侧有八个侍女塑像，体态优美，衣纹飘逸，造型别致，也是难得的艺术佳品。

晋祠有名的唐碑，矗立在“贞观宝翰”亭中。此碑的碑文是唐太宗李世民于贞观二十年（公元 646年）亲自撰写的，名为《晋祠之铭并序》。全碑共一千二百零三字，旨在通过歌颂宗周政治和唐叔虞建国的政策，以达到宣扬唐王朝的文治武功、巩固自己政权的目的。李世民非常喜爱王羲之的墨宝，他在书法艺术上也有颇高的造诣。《晋祠之铭并序》书法飞逸洒脱，骨格雄奇，笔力遒劲。刻工以洗炼的刀法，充分表现出原书法的神韵。“唐碑”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块行书碑，对于研究我国的书法艺术有重要的价值。

祠区北侧有唐叔虞祠。据郦道元《水经注》说：“沼西际山枕水有唐叔虞祠。”又北宋太平兴国修晋祠碑记中描绘它“前临曲沼”，“后拥危峰”，旧祠位置似与现在不在同一个地方。现存建筑分前后两院，颇为宽敞。前院四周有走廊，后院东西各有配殿三间，正北是唐叔虞殿。殿宽五间，进深四间，中间神龛内设唐叔虞塑像。神龛两侧有从别处移来的十二个塑像，多为女性，高度与真人相近。她仍手持笛、琵琶、三弦、钹等不同乐器，似乎是一个较完整的乐队。远些塑像约为明代作品，是研究我国器乐发展和音系史的不可多得的资料。

舍利生生塔位于祠区南瑞，建于隋开皇年间，宋代重修，清乾隆十六年（1751年）重建。塔高三十八公尺，七屋八角，琉璃瓦顶，远远望去，高耸的古塔，映村著蓝天白云，甚是壮观。

晋祠的参天古树也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著名的有周柏隋槐。周柏相传为西周时所植，位于圣母殿左侧，树身向南倾斜约与地面成四十度角，枝叶披覆殿宇之上。宋代文学家欧阳修赞曰：“地灵草木得余润，郁郁古柏含苍烟”，九百多年前就如此赞叹它的古老了，至今它依然苍劲挺拔，与长流不息的维老泉水和精美的宋塑侍女像被誉为“晋祠三绝”。隋槐在关帝庙内，老枝纵横，盘根错节。这些古树年代久远，至今仍然生机勃勃，浓荫四布。郁郁苍苍的古树和晋水三泉相配合，使大殿楼阁掩映在浓荫疏影，静水急流之间，景色异常优美。

夸父逐日的故事

夸父逐日是一个神话故事。它讲得是上古时期，神人夸父追赶太阳，最后被太阳烤死的事情。古籍《山海经》对此有详尽描述：“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桃）林。”

这段记述是说：夸父追赶太阳，追至太阳身边，因炎热而口渴，喝干了江河仍嫌不足，于是，欲饮沼泽之水，未等喝到，不幸渴死。手杖弃于路边，竞长成一片桃林。

夸父为何要去追赶太阳？

杨公骥先生认为，夸父逐日的故事有其极为深记得的寓意。

它说明“只有重视时间和太阳竞走的人，才能走得快；越是走得快的人，才越感到腹中空虚，这样才能需要并接收更多的水（不妨将水当作知识的象征）；也只有获得更多的水，才能和时间竞走，才能不致落后于时间”。杨先生这一观点被编入《中国文学》一书，受到许多同志的赞同。

另外，文学家萧兵先生在其《盗火英雄：夸父与普罗米修斯》一书中称：夸你逐日是为了给人类采撷火种，使大地获得光明与温暖。夸父是“盗火英雄”，是中国的普罗米修斯。

萧先生的看法，颇有几分浪漫色彩。

还有人把夸父逐日看成是自然界的一种争斗，夸父代表“水”，而太阳代表“火”。水神、火神相争，水火不容。

夸父逐日的故事，给人以丰富的想象，也给人以深刻的启迪。如何理解这个故事，已不仅仅是学术界关注的问题，而它积极的意义在于，人们以各自不同的理解，去认识这个世界，去实现自已美好的追求。

精卫填海

发音 jīng wèi tián hǎi

释义 精卫衔来木石，决心填平大海。旧时比喻仇恨极深，立志报复。后比喻意志坚决，不畏艰难。

出处 《山海经·北山经》：“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

示例

原文

又北二百里，曰发鸠之山，其上多枯木，有鸟焉，其状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其鸣自詨。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漳水出焉，东流注于河。

译文

治理改造大自然，要有～的顽强精神。 太阳神炎帝有一个小女儿，名叫女娃，是他最钟爱的女儿。炎帝不仅管太阳，还管五谷和药材。他事情很多，每天一大早就要去东海，指挥太阳升起，直到太阳西沉才回家。

炎帝不在家时，女娃便独自玩耍，她非常想让父亲带她出去，到东海太阳升起的地方去看一看。可是父亲忙于公事，总是不带她去。这一天，女娃便一个人驾着一只小船向东海太阳升起的地方划去。不幸的是，海上起了风暴，像山一样的海浪把小船打翻了，女娃被无情的大海吞没了，永远回不来了。炎帝固然痛念自己的女儿，但却不能用医药来使她死而复生，也只有独自神伤嗟叹了。

女娃死了，她的精魂化作了一只小鸟，花脑袋，白嘴壳，红脚爪，发出“精卫、精卫”的悲鸣，所以，人们又叫此鸟为“精卫”。

精卫痛恨无情的大海夺去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她要报仇雪恨。因此，她一刻不停地从她住的发鸠山上衔了一粒小石子，或是一段小树枝，展翅高飞，一直飞到东海。她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回翔阒，悲鸣着，把石子树枝投下去，想把大海填平。

大海奔腾着，咆哮着，嘲笑她：“小鸟儿，算了吧，你这工作就干一百万年，也休想把大海填平。”

精卫在高空答复大海：“哪怕是干上一千万年，一万万年，干到宇宙的尽头，世界的末日，我终将把你填平！”

“你为什么这么恨我呢？”

“因为你夺去了我年轻的生命，你将来还会夺去许多年轻无辜的生命。我要永无休止地干下去，总有一天会把你填成平地。”

精卫飞翔着、鸣叫着，离开大海，又飞回发鸠山去衔石子和树枝。她衔呀，扔呀，成年累月，往复飞翔，从不停息。后来，精卫和海燕结成了夫妻，生出许多小鸟，雌的像精卫，雄的像海燕。小精卫和她们的妈妈一样，也去衔石填海。直到今天，她们还在做着这种工作。

人们同情精卫，钦佩精卫，把它叫做“冤禽”、“誓鸟”、“志鸟”、“帝女雀”，并在东海边上立了个古迹，叫作“精卫誓水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