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先生

　　老舍（1899-1966）：现代著名作家，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姓氏一拆为二)。满族，北京人(正红旗)。另有笔名絮青、鸿来、非我等。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杰出的语言大师、人民艺术家。老舍的作品很多，代表作有《骆驼祥子》《四世同堂》（小说）《茶馆》《龙须沟》(话剧）等。北京市政府授予他“人民艺术家”的称号。老舍的一生，总是忘我地工作，他是文艺界当之无愧的“劳动模范”。

　　巴金原名李尧棠，现代文学家、出版家、翻译家。同时也被誉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是20世纪中国杰出的文学大师、中国当代文坛的巨匠。巴金晚年提议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和文化大革命博物馆。巴金晚年患有帕金森氏症、慢性气管炎、高血压、恶性间皮细胞瘤等多种疾病，曾表示要求安乐死。

　　“激流三部曲”：《雾》《雨》《电》 散文集《随想录》(包括《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无题集》)。　现代文学家，翻译家，出版家，“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中国现代文坛的巨匠,曾任中国作协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务。巴金1928年完成第一部中篇小说《灭亡》，1929年在《小说月报》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主要作品有《死去的太阳》《新生》《砂丁》《索桥的故事》《萌芽》和著名的《爱情三部曲》：《家》、《春》、《秋》，1931年在《时报》上连载著名的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雾》《雨》《电》1982年获“国际但丁文学奖”。

　　冰心（1900年10月5日─1999年2月28日）享年99岁，籍贯福建福州长乐横岭村人，原名为谢婉莹，笔名为冰心 。取“一片冰心在玉壶”为意。被称为“世纪老人”。现代著名诗人、作家、翻译家、儿童文学家。曾任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名誉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名誉主席、顾问，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名誉理事等职。

　　1926年，冰心获文学硕士学位后回国，执教于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等校。此后著有散文《南归》，小说《冬儿姑娘》等，表现了更为深厚的社会内涵。抗日战争期间在昆明、重庆等地从事创作和文化救亡活动。1946年赴日本，曾任东京大学教授。1951年回国，先后任《人民文学》编委、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文联副主席等职。作品有散文集《归来以后》《我们把春天吵醒了》《樱花赞》《拾穗小札》和《晚晴集》等，展示出多彩的生活，艺术上仍保持着她的独特风格。其中《寄小读者》《再寄小读者》《三寄小读者》，表现了她对儿童的爱，她希望儿童们能有一个美好的心。她的作品还有诗集《繁星》、《春水》，为无标题的自由体小诗，以“自然”“童真”与“母爱”为主题，以对母爱与童真的歌颂、对自然的赞颂以及对人生的思考和感悟为主要内容，表达了她对母亲的情感、对孩子的喜爱、对自然的赞叹及对人生的理解，被著名作家茅盾称为繁星格与春水体。她的短篇小说《空巢》获1980年度优秀短篇小说奖。儿童文学作品选集《小桔灯》于同年在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中获荣誉奖。冰心的作品除上面提到的外，还出版有小说集《超人》《去国》《冬儿姑娘》，小说散文集《往事》《南归》，散文集《关于女人》，以及《冰心全集》《冰心文集》《冰心著译选集》等。她的作品被译成多种外文出版。　冰心崇尚“爱的哲学”。“母爱、童真、自然”是其作品的主旋律。她非常爱孩子，把孩子看做“最神圣的人”，认为他们是祖国的花朵，应该好好呵护，深受人民的敬仰。她的作品中充满了对大自然的热爱，以及对母爱与童真的歌颂与赞美。

　　鲁迅（1881925～19361019），浙江绍兴人，原名周树人，字豫山、豫亭，后改名为豫才。他时常穿一件朴素的中式长衫，头发像刷子一样直竖着，浓密的胡须形成了一个隶书的“一”字。毛主席评价他是伟大的无产阶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也被人民称为“民族魂”。

　　代表作品： 《呐喊》《彷徨》，《故事新编》《狂人日记》《朝花夕拾》

　　朱自清（1898—1948），原名自华，号秋实，改名自清，字佩弦；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东海；现代著名散文家、诗人、学者、民主战士；其散文以朴素缜密，清隽沉郁、语言洗炼，文笔清丽，极富有真情实感，朱自清以他独特的美文艺术风格，为中国现代散文增添了瑰丽的色彩，为建立中国现代散文全新的审美特征，创造了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散文体制和风格；主要作品有《寻朝》、《踪迹》、《背影》、《欧游杂记》、《你我》、《精读指导举隅》、《略读指导举隅》、《国文教学》、《诗言志辨》、《新诗杂话》、《标准与尺度》、《论雅俗共赏》。

　　郑振铎(duó)，我国现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又是著名作家、学者、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翻译家、艺术史家，也是国内外闻名的收藏家，训诂家。代表作品： 《猫》，《我们是少年》

　　李广田（1906~1968），散文家。号洗岑，笔名黎地、曦晨等。山东邹平人。1929年考入北京大学外语系，次年开始发表诗文。1935年大学毕业，回济南教中学。曾与北大学友卞之琳、何其芳合出诗集《汉园集》。他是中国现代优秀的散文作家之一，先后结集的还有《雀蓑集》、《圈外》、《回声》、《日边随笔》等。 1968年11月，被极左路线迫害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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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汉卿： 《窦娥冤》、《救风尘》、《望江亭》、《拜月亭》、《鲁斋郎》、《单刀会》、《调风月》

《录鬼簿》著录关汉卿杂剧名目共62种（今人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著录关剧存目共67种），今存18种，其中几种是否关作，人们尚有不同意见。现将诸本简介如下：

1、《感天动地窦娥冤》：四折一楔子。此剧第四折写窦天章任两淮提刑肃政廉访使之职。据《元史·百官志》与《南村辍耕录》记载，至元二十八年（1291）改按察司为肃政廉访司。知此剧当作于至元二十八年之后，是关汉卿晚年的作品。此剧现存版本，主要有明代陈与郊编、万历十六年（1588）龙峰徐氏刊刻《古名家杂剧》本，明代孟称舜编《古今名剧合选·酹江集》本和明代臧晋叔编《元曲选》本。臧晋叔曾参照多种藏本进行加工校订，故关剧诸版本中以臧本为最佳（下同，不一一注明）。

2、《望江亭中秋切鲙》：共四折。现存明息机子编万历二十六年（1598）《杂剧选》本、明王骥德编万历顾曲斋刊《古杂剧》本和《元曲选》本。前两本剧名作《望江亭中秋切鲙旦》。 3、《赵盼儿风月救风尘》：共四折。现存版本，有《古名家杂剧》本与《元曲选》本。 4、《包待制智斩鲁斋郎》：四折一楔子。《录鬼簿》于关汉卿名下未著录此剧，故本剧是否关作，有人持怀疑态度。但明代《古名家杂剧》本和《元曲选》本都题“关汉卿撰”；《今乐考证》、《曲海总目提要》诸书也题“关汉卿撰”。从剧作艺术风格看来，也与关剧肖似。且第三折张圭唱词中曾引用与关氏“莫逆交”的杨显之《酷寒亭》剧中的故事，故在未有新的否定材料发现之前，可暂定为关作。现存主要有《古名家杂剧》本与《元曲选》本。

5、《包待制三勘蝴蝶梦》：四折一楔子。孟称舜、曹栋亭刊本《录鬼簿》未著录此居，故有人疑非关作。但天一阁本《录鬼簿》、《太和正音谱》、《古名家杂剧》及《元曲选》均题关汉卿撰，故可以肯定为关作。现存有《古名家杂剧》及《元曲选》本。

6、《杜蕊娘智赏金线池》：四折一楔子。现存有《古名家杂剧》本、顾曲斋《古杂剧》本、《古今名剧合选·柳枝集》本及《元曲选》本。

7、《钱大尹智宠谢天香》：四折一楔子。现存《古名家杂剧》本及《元曲选》本。

8、《温太真玉镜台》：四折。现存《古名家杂剧》本、《古杂剧》本、《古今名剧合选·柳枝集》本与《元曲选》本。

9、《尉迟恭单鞭夺槊》：四折一楔子。现存明赵琦美《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本和《古名家杂剧》本、《元曲选》本。后二本题尚仲贤撰。尚仲贤所作为《尉迟恭三夺槊》，现存《元刊杂剧三十种》本，故从赵琦美钞校本，定为关作。

10、《关大王独赴单刀会》：四折。现存《元刊杂剧三十种》本、《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本及近人王季列编《孤本元明杂剧》本。《录鬼簿》与《元刊杂剧三十种》著录本剧名目为《关大王单刀会》，脉望馆本作《关大王独赴单刀会》。

11、《王闰香夜月四春园》：四折。《录鬼簿》有《钱大尹鬼报绯衣梦》，即本剧。天一阁本《录鬼簿》简名《非衣梦》，题目正名为“王闺香夜昂四春园，钱大尹智勘非衣梦”。说集本、孟称舜本《录鬼簿》简名《绯衣梦》，《也是园书目》作《钱大尹智勘绯衣梦》。现存《古名家杂剧》本、《古杂剧》本与《脉望馆钞校古今杂剧》本。

12、《刘夫人庆赏五侯宴》：五折一楔子。本剧是否关撰，尚不能肯定。剧中较多描写了关剧其他本子中未出现过的农村生活场景，还采用了五折一楔子的形式。这在关剧中属破例。

13、《邓夫人苦痛哭存孝》：四折。现存有《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本与《孤本元明杂剧》本。

14、《山神庙裴度还带》：四折一楔子（楔子在第四折前）。按元末明初贾仲明也有《裴度还带》剧，天一阁本《录鬼簿续编》题目正名为“长安市璚涯报恩，山神庙裴度还带”。因此有人认本剧为贾作。现存《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本与《孤本元明杂剧》本。

15、《状元堂陈母教子》：四折一楔子。本剧名目孟称舜本、曹栋亭本《录鬼簿》俱不载，思想倾向、艺术风格和关汉卿其他喜剧不类，疑非关作。现存《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本与《孤本元明杂剧》本。

16、《闺怨佳人拜月亭》：原本未分折目，实应为四折一楔子。有《元刊杂剧三十种》本，仅存曲词及部分科白。

17、《诈妮子调风月》：原本未分折目，实应为四折，有《元刊杂剧三十种》本，仅存曲词及部分科白。

18、《关张双赴西蜀梦》：有《元刊杂剧三十种》本，无“题目正名”及科白，仅有四套曲词。

马致远：《太和正音谱》《江州司马青衫泪》、《破幽梦孤雁汉宫秋》、《吕洞宾三醉岳阳楼》、《半夜雷轰荐福碑》、《马丹阳三度任风子》、《开坛阐教黄粱梦》、《西华山陈抟高卧》

郑振铎，1898年12月19日生于浙江永嘉(今温州)。1919年积极投身“五四”运动，与翟秋白等人创办《新社会》旬刊，提倡社会改造。1920年11月参与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

1921年春到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5月10日由他主编的文学研究会机关报《文学旬刊》创刊。

1922年1月创办中国最早的儿童文学刊物《儿童世界》。1923年1月，接替沈雁冰主编《小说月报》，同时在上海大学任教。此期他多次撰文，对封建旧文学进行批判。

1924年出版《俄国文学史略》。五卅惨案后与叶绍钧等创办《公理日报》，揭露帝国主义暴行。同年参与发起“中国济难会”，并与郭沫若、沈雁冰等人签名发表《人权保障宣言》。

1927年2月，与叶绍钧、胡愈之等人发起成立“上海著作人公会”。1927年5月旅居巴黎。同年出版《文学大纲》。1929年初归国，在燕京大学、复旦大学任教，并编辑《文学》杂志。

1932年出版《插图本中国文学史》。1934年出版《中国文学论集》、《佝偻集》等论文集。1935年春到上海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并主编《世界文库》丛书。

抗战爆发后，参与发起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创办《救亡日报》。1938年出版《中国俗文学史》。

抗战期间，与胡愈之、许广平等人组织“复社”，出版了《鲁迅全集》、《联共党史》、《列宁文逊等，并编著《中国版画史图录》5辑24册。抗战胜利后，发起组织“中国民主促进会”，主编《民主》周刊。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化部副部长等职。

1958年10月18日，郑振铎在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出访阿富汗等国途中，因飞机失事殉难。

扩展资料：

郑振铎的成就：

郑振铎对中国的文化学术事业作出了多方面的杰出贡献。在文学理论方面，他是文学革命初期"为人生"的文学的重要倡导者之一。

1921年6月，他进一步提出需要“血和泪的文学”的口号（《血和泪的文学》），要求进步作家创作出“带着血泪的红色的作品”（《我们的杂记》）。

从那时起，他一生坚持革命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强调文学在社会改革中的功能，提倡文学为人民服务。

在文学研究方面，20年代初即提倡和从事中外古今文学综合的比较研究，较早提出和着手用新的观点、方法整理和研究中国文学史，特别是一贯重视民间文学和小说、戏曲的资料收集和研究，作了很多属于开拓性的工作。

——郑振铎

郑振铎，用汉语拼音读作：[zhèng zhèn duó]

郑振铎（1898年12月19日—1958年10月17日），中国现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作家、诗人、学者、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翻译家、艺术史家，也是著名的收藏家，训诂家。

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并开始发表作品。1932年，他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出版。1949年任全国文联福利部部长，全国文协研究部长，人民政协文教组长，中央文化部文物局长，民间文学研究室副主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文化部副部长。195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57年，他编集出版了《中国文学研究》三册。

1958年10月17日，因飞机突然失事遇难殉职，享年6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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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振铎：英雄、斗士、侠迹、奇功

郑振铎一生有过足称“豪侠”之举，也经历过严峻的生死考验。例如，1925年“五卅”惨案后，他立即发起组织“上海学术团体对外联合会”，英勇斗争，并主编反帝报纸《公理日报》。这甚至比瞿秋白当时主编的中共历史上的第一张报纸《热血日报》还要早几天。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郑振铎参加抗议游行，在宝山路上险遭枪击，随后由他领衔与胡愈之等人在报上公开发表抗议信。当时正被反动派“通缉”的周恩来读后深为感动，不止一次对夏衍等人说：“这是中国正直知识分子的大无畏的壮举！”郑振铎也为此被迫出国避难。

抗战时期，郑振铎自觉坚守在上海“孤岛”，冒着生命危险为国家秘密抢救民族文献和古籍，以至沦陷时来不及撤离，毅然写下“遗嘱”密封后交给好友王伯祥，嘱咐一旦遇害便拆看料理后事。他一人蛰居在市郊一隅整整四年。在战后反对国民党独裁、内战的民主斗争中，他更是不顾被暗杀的威胁，义无反顾地冲在第一线。

——郑振铎

人民网-郑振铎：英雄、斗士、侠迹、奇功

　　古今藏书，大都在书上施以印章。这些印章，勾勒了一部书的流传轨迹，是我们鉴定一书的价值，特别是其文物价值的绝好依据。

　钤在古籍上的印章，就其类型而言，大体可区分为四类，这就是：①名章，②鉴赏章，③训诫章，④闲章。

　名章是钤在古籍上的最重要的印章，因为它表示古籍的归属。

　凡是官方藏书机构，如清代的文渊阁、文源阁、文溯阁、文津阁、文汇阁、文宗阁、文澜阁，乃至近现代各类图书馆的藏书印章，均称作公章;属于个人姓名、表字、楼阁、斋堂的，则称作私章。

　明代钤在古籍上的私人印章大都比较简单，如著名藏书家毛晋，即多用“毛晋”、“毛氏子晋”、“毛晋之印”、“毛晋私印”、“汲古主人”、“汲古阁”、“东吴毛氏图书”等，有时亦单用“毛”或“晋”两个单字连钤。另一著名藏书

　家黄虞稷，也多用“黄虞稷印”、“俞邰”这一名一字的印章。

　清代藏书家则多将郡望、姓名、表字合刻在一起，如季振宜，其一章云：“季振宜字诜今号沧韦”，共九个字。徐乾学的一印章为“昆山徐乾学健庵藏书”，亦九个字。而查慎行的一印章则是：“海宁查慎行字夏仲又曰悔馀”，共十二个字。近现代藏书家也有类似的印章，如著名学者郑振铎的藏书章即是：“长乐郑振铎西谛藏书”。此章由著名学者魏建功先生书写制印、全印皆用通行的简化汉字，这在一般藏书印中是不多见的，它体现了作为语言学家的魏建功先生对推行简化汉字的不遗余力。名章还有单刻官衔的，如季振宜就有“御史之章”。但这种印章必须与其它名章一起作用，人们才能知道这究竟指的谁人，否则，就几乎失去了意义。如《天琳琅书目》卷七的《六经图》，仅钤有“汉阳太守印”。这就很难考定究属谁人了。值得提及的是，名章中还有一种寓名章，即不直接写出名字，而读印章的文字，却能悟出其名。如当代著名学者、书画家启功先生，就有一枚“功在禹下”的印章。大禹的儿子是启，故“禹下”自然是寓“启”字，而“功”又在其下，这不就是启功先生的大名吗

　名章之外，古籍上常见的是鉴赏章。如“项墨林鉴赏章”、“莫云卿赏识”、“谨上斋鉴赏章”等，都是直云“鉴赏”或“赏识”，一望而知。有些印章不刻“鉴赏”，如“毛晋秘箧”、“毛晋秘玩”、“晋宝”之类，也应属鉴赏章，表示对被赏古籍的珍视。有些鉴赏章直舒鉴赏结果，如“墨妙笔精”、“天葩云锦”、“稀世之珍”、“善本”、“宋本”、“元本”、“甲”

　等印章，都属此类。

　古籍上的训诫章，对于官书来说，所刻是对读书者的某些必须遵守的规定。如《天禄琳琅书目》卷一著录的《春秋公羊经传解诂》，原是鄂州州学的官书，上有训诫章云：“鄂泮官书，带去准盗!”意即带着书离开将和盗贼一样看待，其规定可说极为严厉。而对于私书来说，则主要是对后世子孙永保其书的期望，这类印章大都不外是“子孙永保”、“鬻及借人为不孝”之类。

　也有文字较多的训诫章，如《天禄琳琅书目》卷四著录的《宋张时举弟子职等五书》。上有一训诫章，共七行，每行八字，共五十六字：赵文敏公书卷末云：五家业儒辛勤置书，以遗子孙其志何如!

　后人不读将至于鬻，颓其家声不如禽犊。

　苟归他室当念斯言，取非其有无宁舍旃。

　古籍的印章，常见的还有一种闲章。所谓闲章，即这种印章只是抒发一下个人心迹，而对图书来说，并没有实际的意义。如《天禄琳琅书目》卷一著录的《春秋经传集解》，即有一闲章云：“美酒饮教微醉后，好花看到半开时。”再如同书卷九著录的《新编古今事文类聚》，上有一闲章为：“对此展玩咀嚼，自谓葛天氏之民。”这种印章，就其寓意来说，亦难说不闲雅，但钤在书上，毕竟可有可无，没有实在的意义。近人叶德辉在其所著《藏书十约》中说：“余见宋元人收藏书籍、碑帖、字画、多止钤用姓名，或二字别号，或三字斋名，此正法也。明季山人墨客，始用闲章，浸*至于士大夫，相习而不知其俗……”足见在书上加盖闲章并不受人欢迎，甚至以为这是件粗俗之事。

　古籍上的印章，尤其是名人印章，可大大提高该书的身价，因而，常有伪造，

　这是特别需要注意的。

1956年底，一位年近六旬、风度翩翩的儒雅老者手捧鲜花，出现在上海市郊的万国公墓的小径上。来者是著名作家郑振铎，他来祭扫的墓碑上，刻着“张君劢夫人王世瑛”字样，碑上的照片里是一个神情温婉、斯文俊秀的中年女子。

王世瑛是他的初恋，此刻的张君励寓居海外，秋风中，她的孤墓前显得十分冷清，而郑振铎徘徊墓前，像从前那样怅望着王世瑛的照片，感伤不已，曾经心心相印的两人，由于年轻时的羞怯、不自信和误会，最终留下了无法弥补的遗憾，垂老仍难释怀。

郑振铎和夫人高君箴郎才女貌，被称为“神仙眷侣”，而王世瑛的丈夫张君劢也是著名政治家、曾在四十年代叱咤风云，但两段美满婚姻的背后，却也掩藏着一段凄楚的初恋往事。

几次阴差阳错、几回欲言又止，曾渴望生死相依的二人在不断的纠结和牵扯中始终无法抵达爱情的彼岸，都另外建立了家庭，而二十年后的重逢，终于让他们看清楚了当年的心事和误会，也增添了相爱未果的惆怅不舍。

纵然举案齐眉，到底意难平。

王世瑛的好友、女作家庐隐曾将这段没有结果的恋爱故事写入了小说《海滨故人》，后来，另一位好友程俊英又在小说中进行了续写，基本还原了二人的感情心路。

1945年，王世瑛难产身亡后，郑振铎更是思量不已，住在上海期间，他常到王世瑛墓前凭吊，迁往北京后，只要来上海开会或出差，他就抽空到王世瑛墓前献上一把鲜花，寄寓心头难泯的思念。

有情人未成眷属，自是人间憾事。而细察二人的情缘始末，其实他们同样内敛、含蓄、不自信的个性，才导致未能终身相守。郑振铎后来得到高君箴倾心，王世瑛获张君劢追求，都是对方更加主动，才分别成就了两段良缘。

深挚的爱情往往基于个人魅力的互相吸引与回应，美满的婚姻却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的多方面因素来促成，好的婚姻，一定意义上也确实是门当户对、性格互补、价值匹配，而不仅仅是内心难舍的情愫。

因此，从二人好友的小说中可以看出，郑振择与王世瑛的恋爱没有结果，虽是憾事，却也是一种必然。

王世瑛与郑振铎都是福建人，王世瑛1899年生于闽县（今福州市）城内东街妙巷的一户望族，祖父王仁堪为清末状元，高祖父王庆云曾任两广总督、工部尚书，王家人才济济，高官、专家众多，王世瑛的父亲在民国时担任过福建省教育厅长，后来成为教育部主事。

郑振铎原籍福建长乐县，因祖父跟着当盐务官的表亲到温州当幕友，举家迁往温州。1898年，他在温州盐公堂衙署出生，祖父对身为长孙的郑振铎期以厚望，而还没等他长大成人，祖父、父亲先后去世，郑家在当地无依无靠、坐吃山空，只能靠祖母、寡母帮人做针线活、缝补衣裳为生。

为了早点谋生养家，郑振铎1917年考入北京铁路管理传习所（北京交通大学），课余他最爱买书，对文学创作和翻译十分喜好，也在这一年，王世瑛考入著名的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并成为女高师的学生会主席。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王世瑛不但热心组织活动，还积极创作白话文作品，与她的三位同学闺蜜程俊英、黄英（作家庐隐）、陈定秀成为好友，除了来自苏州的陈定秀外，其他三位女生都是福建人，她们在时代风云中豪情逸兴壮思飞，以春秋战国时的“四公子”自诩，中国第一代现代女作家大多来自女高师学生，“四公子”便是其中的出色代表。

后来，在庐隐的小说《海滨故人》，曾诗意地描述过“四公子”的友情。

而王世瑛的同班同学苏雪林则特地为“四公子”写了首诗，称她们“闽水湘烟聚一堂，怪底文章尽清妙。”

1919年11月28日下午，北京宣武门大街的福建会馆召开同乡会，郑振铎在会上发表了演说，怒斥了日本人在福州开枪逞凶的恶行。

王世瑛听着他满腔热血的发言，深感此人才华非凡，而且郑振铎一表人才，身材高大、高鼻梁、宽额头，风度出众，令她心生好感。

郑振铎也对她一见钟情，这位女高师的学生会主席相貌娟秀、气质不凡，一双眼睛里闪着冷静而睿智的光芒，让郑振铎一下子被吸引了。

认识第二天，他就来到女高师的红楼，托门房叫王世瑛到会客室见面，借着学生活动的名义，与王世瑛频繁接触，他们有很多相同的志趣，都喜欢文学创作和读书，在通信中，感情不断升温。

陷入初恋的郑振铎一发不可自拔，只要几天不见王世瑛，他就定不下心来。

1920年1月，郑振铎与茅盾、许地山等人牵头发起成立了共12人的“文学研究会”，创办《小说月报》，王世瑛和程俊英都加入其中。

就在这一年的年底，郑振铎通过了铁路管理传习所的毕业考试，即将毕业分配到沪杭甬铁路上海南站当练习生，他希望能与王世瑛明确关系，便冒着寒风来到女高师，在红楼的会客室里向王世瑛试探地说明了自己的心意。

此时的王世瑛才21岁，出身世家的她心性单纯，还没有与异性正式交往过，因此不敢自己随便作主，见郑振铎态度诚恳、真挚，她心里感动，仍犹豫着回答郑振铎说：“此事必须和我的双亲商量，才能决定。”

当王世瑛的母亲打听到郑振铎家中贫寒、靠寡母在温州做针线活度日时，大不以为然。她认为两家门不当、户不对，王家是状元门第、代代做官、家有恒产，王世瑛的父亲也是教育部的高官，而郑家只是小户人家，郑振铎还没有正式的大学文凭，只能在铁路上当小职员，所以，王母直接了当地告诉女儿：“郑绝不是我理想的门当户对的佳婿，你不要再和他来往了。”

见父母态度鲜明，王世瑛也不敢违拗，因此没有及时回答郑振铎的求爱，内心感到非常痛苦，而郑振铎见她迟迟未做回复，更是大失所望，常借酒浇愁。

对此，庐隐认为王世瑛应该更勇敢一点，鼓励她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婚姻自主！”

而王世瑛毕竟不是性格叛逆、感情奔放的庐隐，她不敢违背父母之意，甚至她也想过，如果郑振铎能更坚定自信一点，再次亲口跟她告白、给她一个关于未来的许诺，她也可以跟郑振铎私奔。

郑振铎读不懂她内心复杂的情思，他满心期待着王世瑛能够主动给他一个正式回复，一直拖了三个月也没去上海报到工作，直到1921年3月，再也拖不下去了，才匆匆与她辞行，前往上海。

一个月后，郑振铎辞去了铁路局的工作，任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的编辑，同时，他还着手成立了“文学研究会”的会刊——《文学旬刊》。

1921年4月23日，《文学旬刊》在上海正式成立，王世瑛在上面发表了不少文章，如小说《心境》、《不全则无》等，虽然分居京沪两地，但她与郑振铎通信密切、并没有按母亲所说断了往来。

只是，二人在通信中只谈文学创作，却只字不提这段感情纠葛。

郑振铎在王世瑛的面前并不自信，他家中一贫如洗，一介寒儒、卖文为生，连自己的温饱都成问题，实在鼓不起勇气紧追不舍，但他又放不下这段真情，只得写信托庐隐旁敲侧击地打听王世瑛的心意。

暑假里，王世瑛收信后，将自己对郑振铎的爱意和家庭压力都告诉了庐隐，她对此也深感苦闷，却找不到任何解决办法，而且，她不能确定郑振铎对她是不是真爱，如果是真爱，为什么他并没有热烈地追求自己，而一直表现得不温不火

爱情毕竟是两个人的私事，旁人无法为他们的内心做决定，郑振铎不敢明言的原因，是他当时在恋人面前自卑感很深，她的优秀让他迷恋，也让他觉得高不可攀。何况，他也只是个阅世不深的毛头小伙，没有王世瑛的鼓励，他怎敢再往前进一步如果开口后被正式拒绝，以后他们连朋友都做不成了。

1921年5月，经茅盾介绍，郑振铎进了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事业渐有起色后，他又鼓起勇气想追求王世瑛。

恰好当时有一个机会放在他面前，1922年3月3日，苏联盲诗人、世界语学者爱罗先珂在北京女高师进行演讲，而郑振铎是他的陪员，郑振铎打算见到王世瑛的时候，再吐露自己的心声。

然而，匆匆见面之时，郑振铎十分恍惚，望着面前一年未见的王世瑛，他除了寒暄之外，竟一个字也没多说，而王世瑛更是满腹疑问，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冷淡，二人都在心中自问：对方如今是否已经有了所爱之人呢

会面后，郑振铎很不甘心，写了封短信寄去，却没有得到任何回音。郑振铎又托人带话给她，想要得到个结果，可王世瑛仍然置之不理，她并不是不爱郑振铎，可是她觉得，如果要她不管不顾地舍弃家庭、跟着郑振铎私奔，那郑振铎也要有同样不管不顾的勇气，敢于当面向她亲口承诺，年轻的她觉得，真爱，需要一个轰轰烈烈的证明。

就这样，双方都盼望着对方能够大胆主动地走出第一步、给出勇气和召唤，由自己来完成那剩下的九十九步，可结果是谁都没有迈出那至关重要的一步。两个人都太含蓄内敛了，长期隔空打着哑谜，一种心事、两副愁肠，结果，在王世瑛的等待和冷处理中，一段真挚的深情被时间和距离化成了烟云。

1922年夏天，王世瑛从女高师毕业后，不愁衣食的她前往日本旅行考察，在郑振铎主编的《文学旬刊》上发表了《东京行》系列小诗，并在著名的《晨报副刊》上发表了长篇游记，但远在异国，与郑振铎的书信联系已不如从前密切。

回到上海后，郑振铎借酒浇愁，常酩酊大醉，为了让他生活充实、早点走出感情的困境，这年年底，他的好友谢逸六硬拉着他去在印书馆出资的神州女校里兼职教书，也好多一份收入，养活他刚搬到上海安家的祖母和母亲。

而郑振铎就在这里遇见了他后来的妻子高君箴。

高君箴是神州女校的才女，精通诗词与英文翻译，与郑振铎言谈投机。

1922年12月8日，她在郑振铎主编的《儿童世界》上发表了翻译作品《怪戒指》，十分高兴，表示以后还要再投稿。

高君箴是商务印书馆负责人高梦旦的女儿，高梦旦平生爱才如命，他见郑振铎一表人才、文采斐然，又是他的福建长乐老乡，早就对郑振铎十分赏识，听说女儿结识了郑振铎，便积极鼓励二人接近。

高梦旦通过商务印书馆的另一位福建老乡郑心南向郑振铎传话说，只怕自己女儿配不上他，什么“门当户对”，什么他人议论，以郑振铎的人品才华，如能成为自己的东床快婿，那是高家的幸事。

为了促成这段姻缘，高梦旦特地找来女儿谈话，对郑振铎嘉许不已，嘱咐她多向郑振铎求教，一起谈书、谈文学，此后，他见两人的交往仍然不温不火，1923年4月，这个月老又热心地促成女儿与郑振铎一起去杭州 旅游 、建立感情。

时间过去两年多，郑振铎心里认为，他与王世瑛的初恋早就失败了，而高梦旦对他的赏识让他感激不尽，高君箴的落落大方，也让他很是欣赏。

高梦旦见女儿和郑振铎都认可了这段关系，便趁热打铁，1923年10月10日，在上海一品香饭店里为他们举行了婚礼。

婚礼之后，郑振铎给王世瑛写了一封信，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他也只得狠心斩断内心仍有的一丝惦念，与王世瑛做个了结，可这封信他写了又改、改了又写，用了足足一个晚上，最终只剩下一句话，说他已经结婚了。

收信后，刚回国不久的王世瑛如坠深渊，她不能置信地去询问二人共同的好友程俊英，得知情况属实，她瘫坐在沙发上，悲伤万分。

她能爱上的人当然是个品貌出色、才华不凡的年轻人，对异性有着极大的吸引力，有世家传承的王家看不上郑振铎，讲究新学的高家却对他视若珍宝。一面是王世瑛长期没有音讯的冷处理，一面是高家父女热情接纳和青眼有加，郑振铎的选择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程俊英也如此劝解她，道：“父母之命与自由恋爱不能两全，这是必然的结果。既是您的双亲不允，振铎亦只得如此。”王世瑛毕竟是大家闺秀，她默默点头，强自克制住内心的失落，认可了这个结果。

其实，才貌出众、家世不凡的王世瑛身边一直追求者不断，郑振铎做不到勇敢主动地表白，却有其他人可以做到。

1923年底，王世瑛在北京与张幼仪的二哥张君劢在北京文艺界迎接泰戈尔访华的筹备会上，因庐隐的介绍相识。

张家是江苏宝山（今属上海）的大族，张君劢19岁入日本早稻田大学读书，后来归国成为晚清末代翰林，又获德国柏林大学政治学博士，这一年，他与丁文江在报纸上笔战，已是很有影响的 社会 名人。

张君劢对王世瑛一见钟情，他与包办婚姻的妻子沈氏结婚一个月就分居了，一直独身，见到王世瑛后，他才知道什么是爱情，为了有资格追求自己的幸福，他与沈氏正式办理了离婚手续。

1924年3月，印度诗人泰戈尔访华活动期间，张君劢邀请王世瑛一起陪同诗翁，并向她热诚求婚，王世瑛对是否接受张君劢为终身伴侣，仍然一时不能决断。

她征求父母意见，这次王家十分赞同，认为张君劢无论是家势还是才干，都是“理想佳婿”。王世瑛又觉得自己的出现导致了张君劢的离婚，不禁心存愧疚，再次向闺蜜们征求意见，她甚至给远在美国留学的同乡好友冰心也写信询问，冰心虽然不认识张君劢，却读过他许多文章，对其才华见识很佩服，因此回信极力赞成二人婚事。

在亲友们的鼓励下，王世瑛答应了张君劢的追求。1925年，二人在福州举行了婚礼，当时张君劢39岁、王世瑛26岁，婚后，王世瑛放弃了自己的文学创作，她为张君劢生了五个孩子，像丈夫期待的那样，一心相夫教子、成为丈夫学术上的得力助手。

1929年，张君劢曾因政见不同在上海遭歹徒绑架，王世瑛冷静与匪徒周旋，托人找到青帮头目杜月笙等人居中调解，才救出了丈夫。张君劢对此感激不尽，后来刊行的作品中，处处可见他对妻子的欣赏与敬佩，他后来的成就，离不开王世瑛的奉献，而张君劢的 社会 影响力与日俱增，也让王世瑛感到自己没有嫁错人。

与郑振铎分开后，她同样得到了自己的良缘。

郑振铎的婚姻同样受人称道，被人称为“神仙眷侣”。

高君箴与郑振铎婚后，二人合作翻译出版了童话集《天鹅》，郑振铎撰写《中国文学者生卒考》和《文学大纲》、《插图中国文学史》等书，高君箴甘居幕后，为他做了大量的资料准备工作。

她虽然年轻却坚定，与丈夫志同道合，一同面对人生风雨。

1927年，白色恐怖时期，郑振铎因发表怒斥蒋介石罪行的公开信遭到搜捕，高梦旦催促他离妻别子、前往法国避难，旅欧期间，郑振铎在日记中写下对妻子的思念，后来结集为《欧行日记》一书出版。

抗战期间，郑振铎化名蛰居于上海，到沦落敌手的各大江南藏书楼里冒死收购各种稀世孤本和秘稿古籍，避免“史在他邦、文归海外”的奇耻大辱，一家老小的生活，就由高君箴独自承担，她却毫无怨言。

如果不是后来的一次重逢，可能郑振铎与王世瑛曾经的感情就这样被时间彻底掩盖了，毕竟，他们已做出了自己的选择，走了两段不同的人生。

抗战期间，郑振铎听说王世瑛在上海杜美路娘家养病，多年音讯断绝，如今近在咫尺，怎能不想念人到中年，乱世之中亦不知何时就会成为生命的终点，他终于按捺不住，找到程俊英，带着哀求的声音说道：“我很想念世瑛，你能陪我去她家叙叙旧吗”

再次重逢已经过了二十多年，昔日的青涩少年，已是名闻天下的大学教授、著名作家，昔日的如花少女，也变成了儿女成群的端庄主妇。

王世瑛起身招待老友，倒完茶后端出一盘新鲜龙眼道：“尝尝家乡的香片和龙眼吧，借表多年的乡思！”

郑振铎喝了一口茶又尝了一颗龙眼后，忽然感伤到差点落泪，红着眼睛感叹道：“香片、龙眼味道年年都一样，可是人却变了！”王世瑛端着茶碗的手不禁颤抖起来，那无疾而终的初恋，在两个中年人的心底，已是别一样滋味，伤心多于甜蜜，遗憾多于喜悦。

和当年一样，郑振铎用极其忧郁的眼神看着王世瑛，而王世瑛却避开了，将目光投向了手中的茶碗。

不久，王世瑛被丈夫接往重庆，二人又失去了联系。

1945年3月，46岁的王世瑛难产身亡，张君劢此时正在美国旧金山出席联合国大会，闻讯后伤心欲绝，为失去这样一位“非徒夫妇，实谊兼朋友”的贤内助而痛苦万分。

郑振铎直到6月8日才得知噩耗，当晚彻夜未眠，在日记中写道：“闻世瑛君逝世讯，愕甚！前尘往事，不堪思量……”

抗战胜利后，王世瑛的棺木被运回上海安葬，受打击的张君劢再未续弦，退出了政坛，此后飘零海外、专心儒学，直到82岁时在旧金山疗养院去世。

郑振铎则常常去给王世瑛扫墓，在墓前一待就半天，直到1949年他举家离开上海前，还特地到王世瑛墓前告别，在墓前呜呜地哭道：“我会经常回来看你的，不然，你一个人我不放心。”

即使对亡妻之情，也不过如此了。

他们的爱情往事，由好友庐隐、程俊英的两部小说记录了下来，在小说里，王世瑛叫作云青。前尘往事，不堪思量……情深缘浅，让二人内心的牵挂始终不渝，却永远无法走近。

其实这也是一种必然，从王世瑛后来的人生轨迹可以看出，她只是外表是新女性，因为世家出身，内心仍然具有礼教 社会 里的传统女性特点，温和敦厚、推己让人，性格并不激进，在意他人看法，当然不会为了爱情而叛逆家庭。郑振铎也远不具备张君劢的大胆果敢，不能放手一搏，只能在无尽的等候和拘谨的试探中错过机会。二人都是稳重自矜之人，因个性、爱好的相似而走近，也因这种相似而不能大胆流露真情，根本无法抓紧这段缘份。

这是一曲初恋的悲歌，其中，却也可以印证出人性与人生的某些必然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