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有名有字，旧说上古婴儿三个月后由父亲命名。男子二十岁举行成人冠礼时取字。女子15岁举行筓”礼时取字。 名和字有意义上的联系。有的名和字是同义词。像诸葛亮中的“亮”和孔明中的“明'例如屈原，名平，字原。《尔雅》：“广平曰原”。又如颜回，字子渊。《说文》：渊，回水也。有的名和字是反义词。例如曾点，字皙。《说文》:点，小黑也。但有的时候，我们看不出字和名的联系，这主要是因为语义变迁的缘故。 周代贵族男子字的前面加伯仲叔季表示排行，字的后面加”父“或”甫“表示性别，构成男子的全称。周代贵族女子字的前面加姓，姓的前面加孟（伯）仲叔季表示排行，字的后面加”母“或”女“表示性别，构成女子的全称。春秋时男子取字最普通的方式是在字的前面加上”子“，”子“是对男子的尊称。 中国古人的姓名和现代一样，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用来代表个人的符号。我们现在称某人的名字是什么与古人是不同的。古人名是名，字是字，各有用途。古人一诞生就起名，成人后则有字，号；死后有谥号。《礼记．檀弓上》：“幼名、冠字，周道也。”

名，是在社会上使用的个人的符号。自称用名，称人以字。 “字”往往是“名”的解释和补充，是和“名”相表里的，所以又叫“表字”。

古人“名”和“字”的关系有意义相同的，如：东汉创制地动仪的张衡字平子、“击鼓骂曹”的文学家祢衡字正平，他们名、字中的“衡”就是“平”；宋代诗人秦观字少游、陆游字务观，他们名、字中的“观”和“游”也是同义。

“名”和“字”有意义相辅的，如：东汉“举案齐眉”的文学家梁鸿字伯鸾，“鸿”、“鸾”都是为人称道的两种飞禽；唐代诗人白居易字乐天，因“乐天”故能“居易”；宋代作家晁补之字无咎（“咎”是过错），因能“补”过才能“无咎”。

“名”和“字”有意义相反的，如：宋代理学家朱熹字元晦、元代书画家赵孟頫字子昂他们“名”、“字”中的“熹”与“晦”、“頫（俯）”与“昂”都是反义。

古人的“名”、“字”往往取自古书古典，如：曹操字孟德，《荀子》有“夫是之谓德操”句。唐代文学家陆羽（著有《茶经》，后世尊为“茶神”）字鸿渐，是取自《周易》“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

古人的“名”、“字”还常用来表示在家族中的行辈。先秦时，常在名、姓前加伯（孟）、仲、叔、季表兄弟长幼，如伯夷、叔齐，伯是兄，叔是弟；孔丘字仲尼，“仲”就是老二。汉代以后逐渐在“名”或“字”中用同样的字或偏旁表同辈关系，如宋代文学家苏轼、苏辙兄弟共用偏旁“车”表同辈。

除了名、字，有些古人还有号。“号”是一种固定的别名，又称别号。封建社会的中上层人物（特别是文人）往往以住地和志趣等为自己取号（包括斋名、室名等）。如唐代李白的青莲居士、杜甫的少陵野老、宋代苏轼的东坡居士、明代唐寅的六如居士、清代郑燮的板桥等，都是后人熟知的；有些别号的使用率甚至超过本名（如苏东坡、郑板桥等）。别号是使用者本人起的，不象姓名要受家族、行辈的限制，因而可以更自由地抒发或标榜使用者的某种情操。别号中常见的“居士”、“山人”之类就是为了表示使用者鄙视利禄的志趣。有以号明志的，如宋周敦颐称濂川先生，明归有光称震川先生，王夫之称船山先生等。还有在死后由门人、后人上的尊号（“私溢”），如晋代陶潜的靖节等。谥号，即死后由皇帝颁赐的荣称。如宋包拯称包孝肃、岳飞称岳武穆、清纪昀称纪文达等。另外还有“绰号”，这大都是他人所取而得到公认的别号，是对人的刻画和形容。如《水浒》里梁山上一百○八人个个都有绰号，大都准确地描摹了人物性格、特长或生理特点，这些绰号作为姓名的代称，更是人们所熟知的。

除了上述的字、号之外，历史上常常用来代替个人姓名的还有：

⒈地名（包括出生地、住地和任职所在地等）。如东汉孔融称为孔北海、唐代韩愈称为韩昌黎、柳宗元称为柳河东或柳柳州、宋代苏辙称为苏栾城等。以地名称人在封建时代是表尊敬，叫做称“地望”。

⒉官爵名（包括职衔、封号等）。如东汉发出“穷当益坚、老当益壮”豪言的马援称马伏波（曾任伏波将军），投笔从戎的班超称班定远（曾封定远侯），三国嵇康称嵇中散（曾任中散大夫），唐代杜甫称杜工部、杜拾遗（曾任工部员外郎、左拾遗）等。

⒊以室名、斋名、轩名、堂名为号的。如王夫之号姜斋取自他的室名；辛弃疾的号稼轩也是取自室名；北宋诗人苏舜钦，流寓苏州，筑沧浪亭，自号沧浪翁。

⒋在姓氏前加形容词指称特定的同姓者。南朝谢灵运和堂弟谢惠连都是诗人，被称为大、小谢。唐代诗人中老杜（亦作大杜）专指杜甫，小杜专指杜牧。老苏、大苏、小苏则指宋代苏洵、苏轼、苏辙父子。

⒌以几个姓并称特定的几个人。如 “马班”（或“班马”）指司马迁（《史记》作者）、班固（《汉书》作者）；唐诗人中“李杜”是李白、杜甫，“元白”是元稹、白居易；“韩柳”是韩愈、柳宗元。还有前面提到的大谢小谢合称“二谢”，加上南朝另一诗人谢眺又合称“三谢”；“二程”专指宋代学者程颢、程颐兄弟；苏洵、苏轼、苏辙又合称“三苏”。

⒍在唐代还常以行第连同姓名官职等称人。王维有诗题《送元二使西安》（“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就是其中的名句）、唐诗中屡见《答王十二》、《问刘十九》、之类的题目，都是以行第称人的。如李白是李十二、韩愈是韩十八、柳宗元是柳八、元稹是元九等。宋代也还有此风习，如秦观称秦七、欧阳修称欧九、黄庭坚称黄九等。

以上所说的封建社会文人的姓名字号之类，都是封建宗法制度和伦理道德等观念形态的组成部分。由于它们在历史上长期存在并被广泛使用过，又是我们不能完全回避得了的。如《正气歌》的作者文天祥、字履善，又字宋瑞（祥、善、瑞三字同义），历代还常称他“文文山”（自号）、“文丞相”（官职）、“文信国”（封号）等。如果我们对古人姓名字号的知识毫无所知，根本无从识别。所以，为了阅读古籍以及研究古人思想、风格，还是需要我们对它有所了解的。

白马寺，坐落于河南省洛阳市东十二公里处，北依邙山，南望洛水。始建于东汉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是佛教传入中国后建造的第一座寺院。它对中国佛教的传播和发展，对于中外文化交流，有着重要的意义，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被尊为"释源"和"祖庭"。1961年被国务院定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洛阳作为东汉的国都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城市，也是当时世界上的著名大都市。天竺（今印度）高僧摄摩腾·竺法兰传教至此，带来大量佛教经典，汉明帝刘庄敕令按照佛教传统式样修建了第一座寺庙，相传是白马从大月氏（今阿富汗一带）国驮载佛经、佛像而归，故取名为白马寺。白马寺外有二匹相对而立的石马，是宋代雕凿，而非汉代作品。 到隋唐时期，由于佛教的兴盛，白马寺达到鼎盛时期，全国乃至世界各国大德高僧纷纷前来朝拜，这其中就有为中日友好作出过重大贡献的唐代高僧鉴真和尚。武则天也多次亲临，呈现空前繁荣的景象。唐代著名诗人王昌龄写有"月明见古寺，林外登高楼。南风开长廊，夏夜如凉秋。"赞誉寺境幽雅的著名诗句。唐末期在全国范围的灭佛，使白马寺受到重大打击。宋太宗赵光义又下令重修白马寺。元至顺四年(1333年)，由大书法家赵孟頫书刻《洛京白马寺祖庭记》碑，现仍立于寺内，是一件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我们今天看到的白马寺为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整修，大门匾额即为当时镶嵌。如今白马寺的面积大约有四万平方米。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铸造的一千余公斤的大钟，仍悬于殿内。 白马寺是佛教传入中国后由官方营造的第一座寺院。它的营建与我国佛教史上著名的“永平求法”紧密相连。相传汉明帝刘庄夜寝南宫，梦金神头放白光，飞绕殿庭。次日得知梦为佛，遂遣使臣蔡音、秦景等前往西域拜求佛法。蔡、秦等人在月氏（今阿富汗一带）遇上了在该地游化宣教的天竺（古印度）高僧迦什摩腾、竺法兰。蔡、秦等于是邀请佛僧到中国宣讲佛法，并用白马驮载佛经、佛像，跋山涉水，于永平十年（67）来到京城洛阳。汉明帝敕令仿天竺式样修建寺院。为铭记白马驮经之功，遂将寺院取名“白马寺”。 从白马寺始，我国僧院便泛称为寺，白马寺也因此被认为是我国佛教的发源地。历代高僧甚至外国名僧亦来此览经求法，所以白马寺又被尊为“祖庭”和“释源”。 白马寺建寺以来，其间几度兴废、几度重修，尤以武则天时代兴建规模最大。白马寺为长方院落，坐北朝南，寺内主要建筑有天王殿、大佛殿、大雄殿、接引殿、毗卢阁、齐云塔等。游览白马寺，不但可以瞻仰那些宏伟、庄严的殿阁和生动传神的佛像，而且可以领略几处包含有生动历史故事的景物。 在古色古香的白马寺山门内大院东西两侧茂密的柏树丛中，各有一座坟冢，这就是有名的“二僧墓”。东边墓前石碑上刻有“汉启道圆通摩腾大师墓”，西边墓前石碑上刻有“汉开教总持竺法大师墓”。这两座墓冢的主人便是拜请来汉传经授法的高僧──迦什摩腾和竺法兰。石碑上的封号是宋徽宗赵佶追封的。在清凉台上还有二位高僧的塑像。它们寄托着中国佛门弟子对二位高僧的敬慕之情。 清凉台被称为“空中庭院”，是白马寺的胜景。清康熙年间，寺内住持和尚如诱曾作诗赞美道：“香台宝阁碧玲珑，花雨长年绕梵宫，石磴高悬人罕到，时闻清磬落空蒙。”这个长43米，宽33米，高6米，由青砖镶砌的高台，具有古代东方建筑的鲜明特色。毗卢阁重檐歇山，飞翼挑角，蔚为壮观，配殿、僧房等附属建筑，布局整齐，自成院落。院中古柏苍苍，金桂沉静，环境清幽。相传原为汉明帝刘庄幼时避暑和读书的处所，后来改为天竺高僧下榻和译经之处。 白马寺山门东侧，有一座玲珑古雅、挺拔俊秀的佛塔，这就是有名的齐云塔。齐云塔是一座四方形密檐式砖塔，13层，高35米。它造型别致，在古塔中独具特色，不可多得。齐云塔前身为白马寺的释迦如来舍利塔，现在的齐云塔为金大定十五年（1175）重建，为洛阳现存最早的古建筑。 白马寺中种有许多石榴树。白马寺的石榴汉魏时曾誉满京师。石榴原产于安息（今伊朗），在汉代同佛经、佛像一起传入中国，并最多在洛阳、长安落户。当时人们赞美石榴，把它作为中外人民交往的标志，石榴的身价倍增，白马寺的石榴，亦有“白马甜榴，一实值牛”的说法。白马寺作为我国第一古刹，在中国佛教史和对外文化交流史上占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座佛教寺院洛阳白马寺，在洛阳城东十多公里处，北背邙山，南面洛水；夕阳西下，晚霞映照白马寺红墙碧瓦的殿堂，衬托苍松翠柏，气象庄严。迎面看见山门上的“白马寺”三个字，人们不禁会问：“这与白马有什么关系？”这得从许多古籍上记载的这个著名故事说起——公元六四年（佛历六零八年，东汉永平七年）的一天夜里，汉明帝刘庄梦见金色神人，身带日光，飞行于皇宫殿庭，令人心悦。次日，刘庄就此询问群臣。一位博学多识的大臣说：“西方天竺国（古印度）有叫“佛”的神人，皇上可能是梦见佛了。” 刘庄于是派人西去讨求。这一行人过天山、越葱岭，在西域大月氏国（今阿富汗境内）遇到天竺沙门摄摩腾与竺法兰，就邀请二位来中国，用白马驮着佛经佛像，于六七年（东汉永平十年）一起回到京都洛阳。 第二年，敕令按天竺式样为摩腾、法兰建精舍居住，称为白马寺。“寺”本义是官署，因摩腾、法兰初来时往在官署，又是外宾，为示礼待，就仍称新居为寺；此后，中国佛教建筑就相沿称寺。“白马”之名，据说是取自驮经的白马。 虽然后世学者对这个传说和佛教初传中土的时间、路径等颇有争议，但一般佛教徒对此津津乐道，汉明帝求法成为中国佛教史上基本公认的事实，白马寺也就作为佛教传入中国内地的最初标志，蜚声古今中外。 佛寺祖庭现况 历史风雨中，白马寺数毁数建，但寺址从未变过。七世纪下叶唐武则天时，寺主僧薛怀义有宠于则天，白马寺盛极一时，和尚达千余。安史之乱和会昌法难中，白马寺受到较大毁坏，如唐诗所咏：“白马驮经事已空，断碑残刹见遗踪。萧萧茅屋秋风起，一夜雨声羁思浓。”十世纪下叶宋太宗时重修白马寺，“鼎新伟构”，“更类天宫”。今天的白马寺建制奠定于十六世纪上叶明嘉靖时和十七八世纪清康熙时重修的“白马禅林”。一九六一年，白马寺被确定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现在的白马寺占地四万平方米，百余间殿堂成比较典型的汉地佛寺纵轴式布局，主要建筑位于南北中线上。走进山门，两侧各有一座石碑，东侧《洛京白马寺祖庭记碑》，由元代高僧文才撰文，书法亦潇洒工丽。再前行，过歇山式天王殿，就到了全寺的主殿大佛殿，殿内释迦牟尼端坐莲台，右手拈花，迦叶、阿难二弟子旁立，文殊、普贤二菩萨列坐，二天女后侍。香案上五供齐备，左右钟鼓高悬，幔帐垂挂，蒲团排列，庄重肃穆。这场景构成即中国佛教禅宗常说的“拈花微笑”。 大佛殿东南角有一口明代铸铁钟，重二千五百公斤，上有铭文“钟声响彻梵王宫、下通地府震幽灵。……”“白马钟声”为洛阳八景之一，据说每当月白风清之夜、晨曦初露之时，和尚上殿念经，击罄撞钟伴诵，白马寺钟声悠扬数十里，城内东大街钟楼上的大钟也自能与之共鸣，反之，城内钟楼击钟，白马寺钟也自能共鸣。 大佛殿之后是供养着三世佛的大雄宝殿，两厢分列十八罗汉。这些罗汉像呈坐势，姿态不一，神情各异，系元代用夹苎干漆造像工艺塑成，十分珍贵。所谓夹苎干漆造像之法，大致是先用漆、麻、丝、绸在泥胎上层层裹裱，然后揭出泥胎，制成塑像，夹苎干漆造像，历史悠久，盛于隋唐，宋后则渐渐失传，存世造像极为罕见。大殿后是接引殿，再往后就是白马寺内最后的佛殿毗卢阁。 毗卢阁初建于唐朝，在清凉台上，清凉台由青砖砌成，高近七米，长约九米，宽约三米。毗卢阁内供释迦牟尼的清净法身毗卢佛，旁立文殊、普贤菩萨。阁后壁镶有石碑，上刻《四十二章经》。该经简明介绍佛教基本思想，一般认为是最早的汉译佛经，由摄摩腾、竺法兰翻译。毗卢阁重檐歇山，飞翼挑角；阁东西配殿奉有摩腾、法兰像。唐诗人王昌龄曾咏白马寺：“明月见古寺，林外登高楼。南风开长廊，夏日凉如秋。”其实早在北魏时，白马寺园林已盛名一时。白马寺植有许多沙果、葡萄、石榴等，果实“甘殊味美，冠于京中”，当时皇帝也派人来采摘。但这些情景已然不再了，今天最吸引人处即是清凉台。台上毗卢阁与周围建筑，自成格局，构成一小型庭院，院中一泓池水，莲花朵朵，数株古柏，蓊蓊郁郁，清爽宜人；从台下望去，整座庭院若在空中，清初释如秀曾撰联道：“台洒法雨柏翻风果有清凉气象，阁显山光吞月混是毗卢法身。”

根据我查到的资料，我只能说中间是太上老君。

在道教护卫神中，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专门用于镇守道观山门的天神，称为“四象”，亦称“四灵”。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源于中国古代的星宿信仰，中国古代将天空分成东、北、西、南区域，称东方为苍龙象，北方为玄武(龟蛇)象，西方为白虎象，南方为朱雀象，是为“四象”。这种“四象”是古人把每一个方位的七宿联系起来加以想象而成的四种动物的形象。如东方苍龙，角宿象龙角，氐、房宿象龙身，尾宿象龙尾。南方朱雀则以井宿到轸宿象鸟，柳宿为鸟嘴，星为鸟颈，张为嗪，翼为羽翮。后来古人又将其与阴阳五行五方五色相配，故有东方青龙、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北方玄武之说。后又将其运用于军窖军列，成为行军打仗的保护神，如《礼记·曲礼上》曰：“行，前朱鸟(雀)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招摇在上。”陈皓注曰：“行，军旅之出也。朱雀、玄武、青龙、自虎，四方宿名也。”又曰：“旒(liu，旗子上的飘带)数皆放之，龙旗则九旒，雀则七旒，虎则六旒，龟蛇则四旒也。”即说其表现形式是将“四象”分别画在旌旗上，以此来表明前后左右之军阵，鼓舞士气，达到战无不胜的目的。《十三经注疏·礼记·曲礼上》论及其作用时说：“如鸟之翔，如龟蛇之毒，龙腾虎奋，无能敌此四物。”可见其作用之大。道教兴起后，沿用古人之说，将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纳入神系，作为护卫之神，以壮威仪。《抱朴子·杂应》引《仙经》描绘太上老君形象时说：左有十二青龙，右有二十六白虎，前有二十四朱雀，后有七十二玄武。十分气派，着实威风。后来，四象逐渐被人格化，并有了其封号，据《北极七元紫延秘诀》记载，青龙号为“孟章神君”，白虎号为“监兵神君”，朱雀号为“陵光神君”，玄武号为“执明神君”。不久，玄武(即真武)的信仰逐渐扩大，从四象中脱颖而出，跃居“大帝”显位，青龙、白虎则被列入门神之列，专门镇守道观的山门。宋朝范致能《岳阳风土记》云：“老子祠有二神像，谓青龙、白虎也。”明姚宗仪《常熟私志·舒寺观篇》云：“致道观山门二大神，左为青龙孟章神君，右为白虎监兵神君。

青龙原为古老神话中的东方之神，道教东方七宿星君四象之一。为二十八宿的东方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其形象龙，位于东方，属木，色青，总称青龙，又名苍龙。《太上黄箓斋仪》卷四十四称青龙东斗星君”为：“角宿天门星君，亢宿庭庭星君，氐宿天府星君，房宿天驷星君，心宿天王星君，尾宿天鸡星君，箕宿天律星君。”至于其形象，《道门通教必用集》卷七云：“东方龙角亢之精，吐云郁气，喊雷发声，飞翔八极，周游四冥，来立吾左。此外，道教还将其用于炼丹术语，如《云笈七籖》卷七十二引《古经》四神之丹称：青龙者，东方甲乙木水银也，澄之不情，搅之不浊，近不可取，远不可舍，潜藏变化无尽，故言龙也。

白虎原为古老神话中的西方之神，道教西方七宿星君四象之一。为二十八宿的西方七宿(奎、娄、胃、昂、毕、觜、参)，其形象虎，位于西方，属金，色白，总称白虎。《太上黄箓斋仪》卷四十四称白虎西斗星君为：“奎宿天将星君，娄宿天狱星君，胃宿天仓星君，昂宿天目星君，毕宿天耳星君，觜宿天屏星君，参宿天水星君。”至于其形象，《道门通教必用集》卷七云：“西方自虎上应觜宿，英英素质，肃肃清音，威摄禽兽，啸动山林，来立吾右。”同时，道教亦将其用于炼丹术语，如《云笈七羲》卷七十二引《古经》四神之丹称：“白虎者，西方庚辛金白金也，得真一之位。《经》云：子若得一万事毕，淑女之异名，五行感化，至精之所致也。其伏不动，故称之为虎也。

朱雀原为古老神话中的南方之神，道教南方七宿星君、四象之一。为二十八宿的南方七宿(井、贵、柳、星、张、翼、轸)，其形象乌，位于南方，属火，色赤，总称朱雀，亦名“朱鸟”。《太上黄箓斋仪》卷四十四称南方朱崔星君为：“井宿天井星君，鬼宿天匮星君，柳宿天厨星君，星宿天库星君，张宿天秤星君，翼宿天都星君，轸宿天街星君。”至于其形象，《道门通教必用集》卷七云：“南方朱崔，从禽之长，丹穴化生，碧雷流响，奇彩五色，神仪六象，来导吾前。”同时，道教也将其用于炼丹术语，如《云笈七籖》卷七十二引《古经》“四神之丹”称：朱崔者，南方丙丁火朱砂也，刨液成龙，结气成鸟，其气腾而为天，其质阵而为地，所以为大丹之本也，见火即飞，故得朱崔之称也。

玄武原为古老神话中的北方之神，道教北方七宿星君、四象之一。为二十八宿的北方七宿(斗、女、虚、危、室、壁)，其形象龟，亦称龟蛇台体，位于北方，属水，色玄，总称“玄武”。《太上黄箓斋仪》卷四十四称北方玄武星君为：“斗宿天庙星君，牛宿天机星君，女宿天女星君，虚宿天卿星君，危宿天钱星君，室宿天廪星君，壁宿天市星君。”至于其形象，《道门通教必用集》卷七云：“北方玄武，太阴化生，虚危表质，龟蛇台形，盘游九地，统摄万灵，来从吾右。”同时，道教也将其用于炼丹术语，如《云笈七羲》卷七十二引《古经》四神之丹称：“玄武者，北方壬癸水黑汞也，能柔能刚。”《经》云：上菩若水。非铅非锡非众石之类，水乃河东神水，生乎天地之先，至药不可暂舍，能养育万物，故称玄武也。

新白编剧借鉴古籍甚多，在《雷峰塔奇传》中

有一段设计皇上册封的是这样说的：

天子看罢，龙颜大喜道：“原来卿家父母有此一段委曲，朕心嘉悦。今封卿父为中极殿学士，卿母为节义天仙夫人，卿姑夫李公甫教诲有成，封为忠义郎，许氏抚养有功，封为贤淑宜人，均赐诰敕。准卿给假一年，回乡祭亲，完娶后回朝供职，钦此。”

另外结尾也有法海度化许仙的写法。

也是多方心血借鉴的结晶。

也是为了体现新白大团圆结局吧

反而抹杀了之前的味道。总觉得结尾像鸡肋~~。

刚刷到一条资讯，2021国庆期间，恭城举办为期十天的“孔子文化节”，即桂林恭城第五届孔子文化节活动。

这个恭城孔子文化节起于2017年，按现在的经济生活，这也是恭城打造的旅游文化项目之一，也是促进地方国庆旅游经济的一个重要活动，宣传了地方名气，也带动了地方经济。

文化节主要是围绕着恭城文庙，孔子的文化，基本上每年都在庙里按排了不少的活动，比较固定的有：一，恭城文庙祭孔典礼；二，入庙礼；三，成人礼；四，开笔礼；五，传统文化活动。

桂林恭城第五届孔子文化节活动安排

这些传统的文化活动，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于学于教方面，传承宣扬了千百年以来的一些优良传统文化，尊师重教的思想，对青少年成人，成材过程中都有重要的教育意义。

当然，这些种种的活动仪式，现代味道比较重，多多少少带有一些商业的操作，时代发展的必然，对此大家也释然。而浔州府O鑫森淼焱垚是挖掘广西地方史籍历史故事的，不讲这些现代意味的东西，就趁着这个文化节，顺着广西地方志的历史记载，挖挖恭城文庙的历史，看看广西古代文庙的祭祀方式，讲讲孔庙，文庙的发展过程。

一提到文庙，现在大部分人首先想到的，就是孔庙，是专门供奉孔子的庙宇，文庙=孔庙，这种认知也很正常，毕竟文庙的确就是崇祀孔子开始的。但真正来说，这种说法，不完全对，在古代历史中，孔庙可以说是文庙，但文庙未必就能完全指孔庙。

因为二者之间，是一个发展分化的过程。今天先说孔庙的各种规制是如何确定下来的，孔庙的发展之路是如何的，到下篇再说文庙与孔庙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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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鲁国陬邑（今山东省曲阜市）人，他的历史地位，那就不用多说了，就在他去世的第二年（公元前478年），鲁哀公就专门建成庙宇，主祀孔子，这是历史上立庙祀孔子的开始。

此后的二百余年间，后人对孔庙的祭祀，没有什么正式的仪式，可能，也许，或者就像现代人一样，逢年过节，起个案，烧个香，拜一拜，再隆重一点，就是曲阜孔氏家族自己搞的家祭了。

但随着历史前进，孔子的儒家学说的影响扩大与抬高，他的地位也就提高了。公元前195年11月，刘邦路过曲阜，他以太牢之仪（太牢，即牛、羊、猪）祭祀孔子，这是古代帝王第一次拜祭孔子，是国家级的祭祀，并封孔子九世孙世袭为奉祀君，从此，官方正式确定，肯定了孔子的地位，肯定了曲阜孔氏家族的地位。

此后，无论时代如何变革，朝代如何变换，各代帝王祭孔，尊孔，祭孔，封孔都成为惯例，也至使孔氏成为百家姓中，姓氏族系辈分脉络发展最为清晰的姓氏，没有之一。

武缘文庙

到汉平帝元始元年（公元1年），汉平帝“追谥孔子曰褒成宣尼公”，这是孔子得到的第一个由帝王给的封号，以后各代，不同帝王就给他“谥”不同的封号，那要整理起来就是好几百字了。

到东汉明帝永平二年（公元59年）时，要求在郡县学中祀孔子，这就开启了在学习教育为主的“学校”中祭礼孔子的开端了，通俗讲就是开始在类似现代学校的地方挂起孔子像，安上孔子牌位。

到魏正始七年（三国魏，公元246年），令太常释奠祀孔子于太学，这是国家级最高教育学府开始祀孔子的开端，把文教尊孔提升一个高度。

到北魏文成帝上台，（公元440年-465年），不说他有多大的政绩，是多好的一位明君，起码在他治理下，乱世中，他统治的地盘得到了几十年的安稳，世间太平，安居乐业，这背景下，他下诏再封孔子，把祭孔子的活动搞成一套礼仪，要有专门的司仪部门管理，从此规定下来，被后来各代所沿袭，后世改变的，是礼仪的行为方式，但祭孔要行礼却是流传了下来，“祭孔大典”作为固定的形制活动开始了。

就说今天这个恭城孔子文化活动的流程，实际上展现的也是这古老礼仪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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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南朝宋文帝刘义隆时期，同样是一位有作为的皇帝，他当皇帝的二十余年，实行了一系列的仁政，属地经济文繁荣，百姓休养生息，刘宋王朝成为南北朝时最强盛的国家。这样的条件下，他又升级了“祭孔大典”，仪式更为隆重，在大典上加入了“八佾之舞”、“轩悬之乐”。

至于这些舞、乐是如何，没听过没见过，就不好解说了，反正就是在祭祀时，要有一场大型的庙堂祭祀乐舞，再通俗讲，祭孔成为国家的一个定时举行的大活动，要有一台“晚会”，一场歌舞表演，这一类的文艺表演，是祭孔活动的固定内容之一。

到后周静帝大象二年（公元581年），小皇帝宇文阐封孔子为邹国公，这就是孔子开始被封爵的开始了，那后世孔子的封号，爵号都一发不可收拾，各种名堂，长长的了，级别也越来越高。

到隋文帝的时候，又赠封孔子为宣师尼父，并且开始要求国子监，（隋代开始的中国古代最高学府和教育管理机构），每年四个仲月举行祭祀，即仲春(二月)﹑仲夏(五月)﹑仲秋(八月)﹑仲冬(十一月)的丁日（天干地支说法）各一次祭孔。

这就是史书所说的孔子丁祭开始，并被发扬光大（有的史籍讲祭孔丁祭从唐太宗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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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隋以前这些祭孔活动还是局部的，如在教育机构，曲阜的范围，那到了唐太宗的时候，就发展成为国家级的行为，全民全社会的祭祀活动了。

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唐太宗下诏，说停止用周公礼祭孔子，升孔子为先圣，颜子为先师，要求天下所有郡县都立庙，并在每年四时祭祀。

也就是说，在唐太宗之前，都是实行周公礼祀制的，但太宗时就下诏停止了，把孔子上升为圣，只实行祭孔子的礼仪就可以了，祭孔跳出周礼，自成一脉，并且要求各地郡县建城必须要立孔庙，作为城市建设的重要建筑，标配建筑，从此，孔庙也就在全国各地慢慢建起来了，并且以政令的形式，把立庙祭孔作为死规定定下来了，有城必定有孔庙。

在后世各代，每个朝代的历史变更，地方的天灾人祸中，文庙的新建，修缮，重建就成为各地必要的事项。在广西很多的地方志中都可以看到，文庙，孔庙相关的事情，在各地县志中，都是自立为一章的，或者几乎县县都保留有各种“修文庙”“建学宫”的碑文记载，都有专门的章节介绍（边远少数民族区域的府州县例外）。

恭城孔子大典旧图

到唐开元年二十七年，大唐极盛之世，唐玄宗自然乐于搞这种活动了，他又有了新创意，他追谥孔子为文宣王，可以说是把孔子的地位推崇到了极致，孔子升为“王”了，那对他的祭礼自然也就跟着改变了，他改了什么呢？那就是制定了祭孔大典的服装——衮冕服。

这种礼服也就是现在全国各地文庙，孔庙举行复原古式祭孔大典时常见的那种服装样式。以前看影视剧也听说过“衮龙袍”这个词，这个也是衣服的特定制式之一，只不过衮冕服主要就是祭祀场合穿的，也叫祭祀服。而在此之前，祭孔大典的专用服装叫司寇服。至于司寇服什么样，浔州府O鑫森淼焱垚才疏学浅，也没有搞懂，感觉应该和三国故事中，诸葛亮的常见造型穿的那种衣服差不多。

到宋代以后，赵家皇帝就更注重祭孔的礼仪，以及对孔庙的格局了。宋太祖建隆三年时，下诏规定，孔庙门前要“立戟十六”，到大观四年时，宋徽宗则升级到“立戟二十四”。

戟是一种兵器，但在后来慢慢发展中，也就成为古代仪仗队常用的一种礼仪之器，平时影视剧中的帝王出行队伍中，都可以见到。常见的还有戈，都是配套使用的，无论是戟还是戈，都成为了一种地位的象征，数量越多越尊贵，好像二十四是最高级，帝王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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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祭孔大典的礼服样式等级慢慢提高。“冕”，这个词应该都不陌生，无冕之王都应听说过，这个“冕”，也就是帝王头上戴的那个有“帘子”的帽，看着简单，但却是有着很多等级讲究的。那个“帘子”，习惯叫穗子，学名叫旒，吊的不同的串数代表着不同等级。一条穗子就叫一旒。

宋真宗祥符二年（1009年），加先圣，至圣冕服桓圭从上公，礼冕九旒服九章。衮冕：王之吉服，配九旒冕冠，玄衣纁裳，衣绘龙、山、华虫、火、宗彝五章纹，裳绣藻、粉米、黼、黻四章纹，共九章。

到宋徽宗崇宁四年时，就是王一级的待遇了，服装升级为“冕十二旒服九章”。

到金世宗时期，大定四年，这服装就到最顶级了，即大裘冕：王祀吴天上帝所用，配十二旒冕冠，大裘、玄衣纁裳。上衣绘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六章纹，下裳绣藻、火、粉米、宗彝、黼、黻六章纹，共十二章。

总的说来，祭孔的礼服以最高规格，以帝王的祭天的制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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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孔子的礼仪，仪式随着时代的更进，也是一年比一年高级，那孔子的形象也在改变，现在常见的孔子立像，双手叠在胸前，有点作辑样，这是比较亲民的造型，一般他手上是没有东西的。

但在庙堂里的孔子像就不一样了，一般是坐像，手上是拿着一块长长的板状的东西，那东西叫圭，常见的就是看古代剧那些大臣们上朝见皇帝时，手上拿的那块东西。

圭有身份的象征，是分等级的，分王与公、侯、伯、子、男六级，孔子最早的拿圭的造型，就是上面提到的宋真宗祥符二年（1009年），加先圣至对冕服桓圭从上公，孔子拿的是“桓圭”，相当于公爵一级。

到大观年时，宋徽宗除了在庙门外“立二十四戟”，还给了孔子天子之仪，王者之制，就是让孔子拿着镇圭！镇圭是什么，那是天子所执的礼器，圭板的最高级，长一尺有二，有四镇之山为雕饰，取安定四方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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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了这么多，孔庙的故事讲完了？那肯定没有，还有元，明，清三代的历史发展没说。

都知道，现在很多孔庙，文庙的主殿，也就是孔子像所在的庙堂，叫大成殿，他的牌位叫大成先圣先师。大成之名怎么来的呢？读友们肯定都知一二，就出自《孟子·万章下》：“孔子之谓集大，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也”。这大成者，唯孔子可受之赞誉。

但是最终是谁给定论的呢？汉帝，唐王，宋主都只知道追谥孔子为王为侯为公，封圣人先师，却没想到“集大成者”。那时的孔庙主殿叫什么呢？先圣殿？先师殿？这个不好查了。但可以肯定的是，以帝王的名义，给孔子下“大成”封号的，是元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年），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

从此，天下文庙，孔庙就把祀孔子所在的主殿叫大成殿了，牌位就是大成至圣文宣王。

如果说在古装剧中，剧情背景是元代以前（1307年），有孔庙文庙的场景中，出现大成殿这说法，那肯定算是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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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明朝时期，又给孔庙文庙定下什么规则呢？

一般讲到祭祀，现代人肯定想到祭案上的那一桌祭品，像一般家庭在不同的节气，不同的地域，祭祖祭神都有不同的祭法，祭品自然也不同，像前面提到的，刘邦开启了太牢之仪豕，牛，羊（太牢，即牛、羊、猪），以后各代也沿续与增进。

到明太祖朱重八上台的时候，在洪武四年，那就以下诏书的形式，规定了祭孔案桌上要摆什么东西，按什么顺序摆了。牛、羊、猪的太牢之仪放在正位，其他肉，青菜啊，农作，小点心之类用专门的祭器，按规定的位置摆好，平时每月朔，望还要降香，祭酒，叫行释菜礼。

当然，各地气候不同，出产的作物也不同，但摆上祭桌，那都是一个意思，总之各地都是执行差不多一致的一整套完整的祭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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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也说到，祭孔大典慢慢形成的一台专门的文艺表演，有歌有舞有乐，但每个时代都有不同，汉时舞用“八佾之舞”、“轩悬之乐”，宋太祖时用永安之乐（宋代嘉礼仪式上的雅乐），宋仁宗时用登歌（古代举行祭典、大朝会时，乐师登堂而歌）。

这不行，于是明太祖在洪武二十六年就出规定了，颁布了大成乐器，下令全国所有州县全部统一制造，相当于凡是祭孔大典上，乐器必须统一，用什么乐器，奏什么曲，唱什么歌，跳什么舞都一一规范。

到永乐年，在文治方面有所成就的朱棣，对祭孔也上心了，他规定，天下供奉的孔子，造型必须一致，雕的像，画的像必须都差不多，画像中孔子衣服的制式，那个立像左右手怎么放，坐像该如何坐，拿的什么圭板，甚至是面目表情都有所规定，所以，今天我们现在看到的各种古籍，古石刻上的孔子像，大体是差不远的，只是面部特征由于刻者，画者水平不一，造成有一点点差别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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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嘉靖年，张璁当上首辅之位，他就大推改革，政治上对对王公贵族，皇亲国戚，下对官家各部，严革贪赃枉法，军事上整顿军队团营；文化上对改革科举之弊，改正孔子称号和典祀，反正首辅能管的范围，他全部整改。

流传上千年的祭孔尊孔活动他也提出要求了，不能封孔子太高，首先，要去掉“大成”的封号，因为这个封号太大了，要上天了；还有，以前孔子不是以王制，拿镇圭吗？孔子不够格，怎么能天子之仪呢，又不是官方人士，应该改拿木圭，按无阶无品的贤良来对待。

所以，天下孔子拿圭的像，不再是白色的“玉圭”，而是木圭，可以上别的颜色了。像上面图中的孔子坐像，那个圭就是蓝色的。因为规定它不是“白玉”的材质了。庙堂中的牌位也就是“至圣先师孔子神位”了。

同时，原来孔庙的主殿叫“大成殿”，废“大成”之号后，这主殿就改称为先师殿，同时，孔庙的建筑规格也要下降，不能有那么大的排场了，殿门即是庙门，不像现在看到很多孔庙，文庙一样，几重几进门，又有什么礼门，又有什么桥，什么泮池，偏殿，后殿之类。

等于说以后建孔庙，文庙只能留一进庙堂，进门就是，之前建好的，也就只能保持原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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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清代，孔子的地位就再次反转，得到提高了。

都知道，清朝皇帝是关外来的，为了快速的溶入关内的生活，快速的得到天下人的认可，那尊孔就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了。

顺治二年（1639年），福临下旨定文庙，（注意，是文庙），恢复孔子“大成”谥号，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孔子位。并于二月八月上丁祭，安排专门的官员去行大祭，“大成殿”三个字，再次挂上正殿之上。

这就是孔庙最大的变化了，清代以前，孔庙就是文庙，虽说之前孔庙中也祀着其他先贤先儒，但这庙还是叫孔庙，堂内突出的是祭祀孔子，以孔子为首。

到顺治帝定文庙后，这孔庙就不单是祀孔子了，要加上前代的先儒先贤，叫配从祀。每到丁祭，除了孔子要摆案祭祀，其一百余位先贤先儒也要专门的案桌，专门的祭礼，活动内容多了，成为真正的文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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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进文庙，孔庙，一般都可以见到这四个大字，“万世师表”，可以说这是对老师这个职业的最高尊称，几千年来，仅此一人而已。

相信各代帝王都认可孔子的这个地位，但真正下定义的，还是清代的康熙。他开启了清代最为辉煌，被后人所乐道的康乾盛世，这也成为了孔子在封建时代最后的光辉岁月。

康熙御书“万世师表”，挂遍天下文庙；规定了，所有官兵人民，经过文庙时必须下马步行；规定了同城大小武官一律要按对应的文官职进文庙行香；还规定了专门的文庙乐章。

同时，恢复了文庙的建筑标准。只要有地，有钱，一进殿堂可以，二进殿堂也行，三进殿堂是标准，四进殿堂也可以有，总之，文庙不怕你建设大，就怕你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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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了，康乾盛世中的两皇帝也清闲着，对文庙的规制也动起手脚来，题词画匾是正常了，加封才是主要。

雍正追封孔子五代，同时把大成殿后面的启圣祠改为崇圣祠，也就是为祭祀孔子长辈的专祠，由于各地不一，有的说是祀孔子父母的，叔伯的，反正雍正规定是祀孔子前五代长辈的，等于是孔子的家祠，这就是各地理解和执行问题了。

都知道，雍正喜欢搞文字狱，正是他的这个爱好，为避孔圣人讳，下令把“丘”改“邱”，这就改变了“丘”这个姓氏的人的家族脉络了。

尊孔的活动自然少不了乾隆皇帝了，享受着太平盛世的他，研究起祭孔的活动来了，除了写匾题词，他还颁布了丁祭乐章，祭孔的专门乐典，还钦定了祭文的格式与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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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丁祭，乐一致，文一致，祭一致，各地都有专人去搞这些事情，各地的经济水平不一，不过查看了恭城，桂平，贵县（贵港），平南，藤县，等等各地方志，文庙春秋祭祀专用银刚好都是二十八两三银一分六厘多，香烛用银是一两五钱零一厘多。

很多府州县每年的文庙祭祀用银都这么一致，应该是当时实行的统一标准了，不像是巧合了。尊孔不分地域，典孔不分富贫，穷县富县统一金额，不存在失礼，也不存在奢礼。

那话又说回来，古代的祭孔活动经费是各地统一，那么像现在各地的这种孔子旅游文化节，不知道活动花销固定一致没有呢？这就是题外话了。

盛世过后，清朝也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平静了没几年，西方列强揣着枪炮过来了，对于祭孔大典，后来的清朝皇帝也就不如前代那么重视了，嘉，道，咸，同，光五帝除了按惯例给孔庙加几块匾，也想不出新花样了。

再后来社会变革，动荡百余年，祭孔大典也就成为小典了，关注的层面不一样了。随着时代的各种大小事，原来遍布全国县级城市的文庙，孔庙，大多数都无影无踪了，能保存下来的，没多少个，保持得有规模的，那更是少之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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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恭城文庙，武宣文庙也就成为广西数一数二的历史文庙建筑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祭孔这活动也没落了，这些残存下来的各地文庙，成为了周边人们上香许愿的地方。随着现代人的观念改变，旅游文化，传统文化才重新被审视，重新被发展，也才有了今天这种孔子文化节，祭孔典礼再现。

当然，这些活动和古代的祭孔活动有了根本性的改变，只保留了个名，保留了个义，内涵就有所不同了。

恭城文庙文化节就要开幕了，不知道你会不会趁着假期去体验一下呢？如果有，请上图，让浔州府O鑫森淼焱垚也开开眼，借借图，准备下一篇文章《文庙与孔庙的区别》，《地方志里的恭城文庙故事》，《恭城县的千年恭怀》。

苏秦 苏秦 战国时著名的纵横家。纵横家兴于战国后期。时群雄相争，除用武力外，还需展开外交、政治上的攻势。纵横家应运而生，他们并不专崇一种主张或观点，而是根据实际需要定其取舍，故忽而用儒，忽而用道，构成了所谓的一纵一横。西汉时称纵横之说为“长短说”，长说、短说和一纵一横含义相同，都是说纵横之士从不同角度用不同观点去说服对方的一种方法，到战国晚期，因秦强六国弱已成为定局，故联合关东各国抗秦者即为合纵，而秦设法破坏合纵就是连横。如《战国策》就把秦和六国对立起来，并总以苏秦、张仪为合纵连横策略的代表性人物，双方各自为六国或秦的利益而进行辩护。 《汉书·艺文志》肯定了纵横家“权事制宜”的这一长处。但过分的灵活性也易流于欺诈，《史记》说六国时“谋诈用而纵衡长短之说起”，《汉书》也称其”上诈狡而弃其信”。尽管如此纵横家在战国晚期仍受到各国君主的重视，故韩非说：“山东言纵横，未尝一日而止也。” 有关苏秦的事迹见于《战国策》和《史记》等书。《史记》说他是东周洛阳人，曾到齐国受业于鬼谷先生，后出游数岁，一无所获而归。遭到家人的讥笑。于是他发愤用功，得周书《阴符》而读之，领会出如何方能投人主之所好的奥秘。他先去游说周显王、秦惠王和赵肃侯，但都未成功。接着又到燕国去见燕文侯，文侯接受了他的合纵主张，并资助他车马金帛，使他能到赵、韩、魏、齐、楚几国去游说。六国经过他的劝说而联合起来，苏秦成为纵约长，“并相六国”。到燕易王时，他因得罪易王而亡齐，到齐闵王时，齐大夫嫉恨苏秦而使人刺之。他在临死前对闵王说，我死后可用叛齐之罪名而处车裂之刑，这样做以便于找出刺杀我的凶手。苏秦死后，其弟苏代、苏厉也到处游说而“乞显诸侯”。 司马迁在写《苏秦传》时，发现不少有关苏秦的记载不可信，有张冠李戴之误。但他在处理苏秦的事迹时，特别在年代方面仍有不少错误。如他把苏秦最初游说赵、燕等国定在赵肃侯、燕文侯时，将其卒年定在张仪之前。经过不少学者的考订，明确了苏秦应在燕昭王、齐闵王之世活跃于六国间，与其同时的著名人物有孟尝君、李兑、周最等。苏秦先仕于燕，其主要活动是，离间齐、赵关系，以减轻齐对燕的压力。又和赵李兑共同联合五国以攻秦，后来他又离燕至齐，受到闵王的重用，但苏秦仍忠于燕，暗中为燕效劳。他所采取的策略是劝齐攻宋，以转移齐对燕的注意力。于是燕昭王派乐毅突然出兵以攻齐，齐因措手不及而败于燕。苏秦阴与燕谋齐的活动至此而败露，齐处以车裂之刑，这在战国晚期是轰动一时的事件，在许多当时人著述中都有反映，如山东银雀山出土的竹简本《孙子兵法·用间》，里面有“燕之兴也，苏秦在齐”的话，又如《吕氏春秋·知度》，说“齐用苏秦而天下知其亡”。这些记载表明，战国时人都知道苏秦为燕而仕齐，最后使齐亡而兴燕，但他自己也为燕而作出牺牲。苏秦在战国晚期名声颇大，《荀子·臣道》把“齐之苏秦”和“楚之州侯”、“秦之张仪”相提并论。西汉时，苏秦仍受人称道，如《史记·邹阳传》赞扬他能成为燕的忠臣。《淮南子》也多处提到他，并肯定他有知权谋的长处。司马迁以为苏秦在“连六国从亲”的过程中，显示出他的才智过人。 《汉书·艺文志》纵横家类有《苏子》三十一篇，当是苏秦作品或后人所记有关他的事迹的汇集，其中似也包括苏代、苏厉的一些游说之辞。《苏子》是纵横家类中篇幅最多的一部，可见从战国到西汉，纵横家中属于苏氏弟兄的作品或有关材料分量很多，流传也最广。汉以后该书已亡侠。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本《纵横家书》，其中有十一篇苏秦上燕王或赵王书，不见于《战国策》、《史记》等传世的古籍，另有两篇其部分内容见于《战国策》，这十三篇是现在了解苏秦事迹的重要新材料。 张仪 -------------------------------------------------------------------------------- 张仪，生年不详，卒于秦武王元年(前310年)，一说秦武王二年(前309年)。魏国贵族后裔，学纵横之术，主要活动应在苏秦之前，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和谋略家。 战国时，列国林立，诸侯争霸，割据战争频繁。各诸侯国在外交和军事上，纷纷采取“合纵连横”的策略。或“合纵”，“合众弱以攻一强”，防止强国的兼并，或“连横”，“事一强以攻众弱”，达到兼并土地的目的。张仪正是作为杰出的纵横家出现在战国的政治舞台上，对列国兼并战争形势的变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秦惠文君九年(前329年)，张仪由赵国西入秦国，凭借出众的才智．被秦惠王任为客卿，筹划谋略攻伐之事。次年，秦国仿效三晋的官僚机构开始设置相位，称相邦或相国，张仪出任此职。他是秦国置相后的第一任相国，位居百官之首，参预军政要务及外交活动。从此开始了他的政治、外交和军事生涯。 张仪拜相后，积极为秦国谋划。他采用连横术迫使韩、魏太子来秦朝拜，并与公子华(桑)攻取魏国蒲阳(今山西隰县)。又游说魏惠王，不用一兵一卒，使得魏国把上郡15县，包括少梁 <今陕西韩城南)一起献给秦国。秦惠文君十三年(前325年)，张仪又率军攻取魏国的陕县(今河南陕县)。这样，黄河天险为秦所占有。随着秦国威势的不断增长，张仪辅佐秦惠文君于同年称王，秦国国势日益强盛。 秦惠文王更元二年(前323年)，秦国为了对抗魏惠王的合纵政策，进而达到兼并魏国国土的目的，张仪运用连横策略，与齐、楚大臣会于啮桑(今江苏沛县西南)以消除秦国东进的忧虑。张仪从啮桑回到秦国，被免去相位。三年，魏国由于惠施联齐，楚没有结果，不得不改用张仪为相，企图连秦、韩而攻齐楚。其实张仪的最终目的是想让魏国做依附秦国的带头羊。由于连横威胁各国，秦惠文王更元六年(前319年)魏国人公孙衍受齐、楚、韩、赵、燕等国的支持，出任魏相，张仪被驱逐回秦。秦惠文王更元八年(前317年)张仪再次任秦相国。九年，秦惠王接受司马错的建议，遣张仪、司马错等人率兵伐蜀，取得胜利，旋即又灭巴、苴两国。这样秦国占据了富饶的天府之国，有了巩固的大后方，为秦国的经济发展和军事战争，提供了有利条件。 秦惠文王更元十二年(前313年)秦惠王想攻伐齐国，但忧虑齐、楚结成联盟，便派张仪入楚游说楚怀王。张仪利诱楚怀王说，“楚诚能绝齐，秦愿献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怀王听信此言，与齐断绝关系，并派人入秦受地，张仪对楚使说：“仪与王约六里，不闻六百里。”楚国的使臣返回楚国，把张仪的话告诉了楚怀王，楚怀王一怒之下，兴兵攻打秦国。秦惠文王更元十三年(前31Z年)秦兵大败楚军于丹阳(今豫西丹水之北)，虏楚将屈丐等70多人，攻占了楚的汉中，取地600里，置汉中郡(今陕西汉中东)。这样秦国的巴蜀与汉中连成一片，既排除了楚国对秦国本土的威胁，也使秦国的疆土更加扩大，国力更加强盛。《史记·张仪列传》中说：“三晋多权变之士，夫言纵横强秦者大抵皆三晋之人也。”无疑张仪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个。 张仪诳楚之后，又于秦惠文王更元十四年(前311年)前往楚、韩、齐、赵，燕等国进行游说，使得五国连横事秦。同一年，张仪因功封得五邑，封号为武信君。 张仪在商鞅变法的基础上，“外连衡而斗诸侯”，与秦国的耕战政策相配合，运用雄辩的口才，脆谲的谋略，纵横捭阖，游说诸侯，建树了诸多功绩，在秦国的政治、外交和军事上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在风云多变的险恶环境中，主要凭借外交手段，采用连横策略，“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事秦”，使秦国的国威大张，在诸侯国中产生了巨大的威慑作用。孟子的弟子景春称赞说：“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张仪使用军事和外交手段，使得秦国东“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这为秦国的霸业和将来的统一起了积极的作用。秦惠文王更元十四年(前311年)，秦惠王卒，子秦武王即位。张仪素为秦武王不满，离秦赴魏，卒于魏。

文化典籍

诸子散文--《论语》、《老子》、《墨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

--《诗经》和《楚辞》的并称。(《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开创了中国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离骚》开创了我国诗歌的浪漫主义传统。)

四书五经--"四书"指《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部书。"五经"指《易》、《尚书》、《诗》、《礼》、《春秋》五部儒家的经典。

六艺经传--指《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种经书。

六义--"风""雅""颂""赋""比""兴"。

《吕氏春秋》--先秦杂家代表著作，又名《吕览》，系战国时秦国丞相吕不韦集合门客编成。

《左传》--《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又名《左氏春秋》，是我国第一部叙事详备的编年体史书。

《战国策》--国别体史书，是战国时游说之士的策谋和言论的汇编，系西汉刘向编订。

《史记》--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世说新语》--我国第一部笔记小说集。

《说文解字》--我国第一部字典。

"乐府双璧"--《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诗》

三言二拍--《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 《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

三吏三别--《石壕吏》《潼关吏》《新安吏》 《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

岁时历法

1干支纪年法 (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如：辛未三月。

2年号纪年 (从汉武帝开始，皇帝即位要设立年号) 如崇祯十四年。

3纪月常用序数 (用"孟""仲""季"分别表示一季中的三个月。 阴历每月初一称"朔"，十五称"望"，十六叫"既望"，月末一天称"晦"。

4干支纪日 如：元丰六月丁丑。

5用十二地支纪时

十二时 夜半 鸡鸣 平旦 日出 食时 隅中 日中 日(die) 晡时 日入 黄昏 人定

时辰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现代时段 23-1 1-3 3-5 5-7 7-9 9-11 11-13 13-15 15-17 17-19 19-21 21-23

九卿三公

卿和公都是官职名称。据历史记载，西周时期周王朝及诸侯都有卿，分上中下三级。战国时期，不少国家沿用。上卿是当时最高的官职。

九卿之说始于秦汉，指的是太常、光禄勋、卫尉、廷尉、太仆、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九个官职。

具体一点来说，太常掌管宗庙祭祀与礼仪;光禄勋掌管宫廷的守卫和护从;卫尉负责宫门警卫工作;太仆掌管皇帝的车马;廷尉是最高司法之官，掌管刑狱、案 件的审理等;大鸿胪又叫典客或大行令，负责外交及民族事务;宗正负责管理皇室、宗族的事务;大司农又名治粟内史或大农令，掌管谷货、租税、赋役、财政等; 少府掌山海池泽之税，以供养皇帝。到北魏时期，在正卿之下还设少卿，历代相沿，直到清末才废止。

三公之说也起始很早，周时以司马、司徒、司空为三公，西汉以丞相(大司徒)、太尉(大司马)、御使大夫(大司空)为三公。到东汉时，名称有所改变，指太尉、司徒、司马。三公又叫"三司"，共同负责军政事务。

古诗文集命名例谈

中学语文课本中涉及到很多古代诗文集，这些诗文集的命名除了姓子式(如《孟子》、《孙子》、《列子》)、姓名式(如《岑参集》、《陆游集》)、表字式(如《李太白全集》)、别号式(如《白香山诗集》、《东坡全集》)外，还有其他一些命名方式，如：

①封号式。古时君王常给臣子封号，封号也能作为集名。如明代刘基，字伯温，封诚意伯，其作品集为《诚意伯文集》。北宋王安石，封荆国公，其作品集有《王荆公诗笺注》。

②谥号式。古代帝王高官死后，朝廷根据死者生前事迹给予一种褒贬善恶的称号，叫"谥号"。"谥号"也可以命名诗文集，如宋代文学家范仲淹，死后加谥"文正公"，他的作品集命名为《范文正公集》;欧阳修谥号"文忠"，其作品集为《欧阳文忠公文集》。

③官爵式。西汉司马迁曾任太史令，世称太史公，其《史记》又称《太史公书》;唐代诗人杜甫，曾官检校工部员外郎，也称杜工部，其作品亦名《杜工部集》;明初文学家宋濂，曾官翰林学士承旨，其作品集有《宋学士文集》。

④籍贯式。古代以籍贯称人表尊敬或表自谦雅趣，并常以此作为集名。如唐代文学家柳宗元，河东解县人，也称柳河东，其作品集名为《柳河东集》;宋代散文家王安石，抚州临川人，其作品集名为《临川先生文集》。

⑤地名式。即以任职地或隐居地地名为诗文集命名，如唐文学家杜牧别墅在樊川，故有《樊川文集》;北宋文学家沈括晚年隐居润州"梦溪园"，故有《梦溪笔谈》。

⑥书斋式。古人常自取或由他人贺取书斋名，斋名也可以作为诗文集的命名。如清代散文家姚鼐，室名"惜抱轩"，其诗文集名为《惜抱轩诗文集》;近代梁启超，书斋名"饮冰室"，其作品集为《饮冰室合集》。

⑦年号式。以皇帝的年号作为诗文集的命名。如唐代白居易有《白氏长庆集》，因在唐穆宗长庆年间编纂而得名;苏洵有《嘉佑集》，嘉佑是宋仁宗的年号。

⑧显志式。以书名显示撰文编书的目的。如北宋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其目的是"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行失"，宋神宗赐名《资治通鉴》。

君的意思是帝王或诸侯；封号；特指妻妾称丈夫或子孙称父祖辈；对人的尊称。

一、读音

君的读音为jūn。

二、释义演变

此字始见于商代，古字形从口、从尹，尹代表掌握权力者，口表发号施令。古代帝王崇尚无为之治，具体的事都由手下人来办理，这些主持办理具体事务的人就是“君”。周代“君”主要指朝廷官员及诸侯国、方国的首领；战国时又用做功臣或贵族的封号；后世便衍生成帝王之称，指一国之国君，即最高统治者。后来，“君”也变成一种敬称。

三、部首

君的部首为口。

四、古籍解释

君，《白虎通》曰：“君者，群也，群下之归心也。”荀卿子曰：“君者，仪也；民者，影也。仪正则影正。君者，盘也；民者，水也。盘圆则水圆。”又：“君者，民之源也。源清则流淸，源浊则流浊。”举云切。八。

古诗中的君：

1、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王翰《凉州词二首·其一》

2、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李煜《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

3、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李之仪《卜算子·我住长江头》

4、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5、一年好景君须记，正是橙黄橘绿时。——苏轼《赠刘景文/冬景》

6、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白居易《长恨歌》

7、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行行重行行》

8、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说君兮君不知。——《越人歌》

9、人事多错迕，与君永相望。——杜甫《新婚别》

10、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须惜少年时。——《金缕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