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宝三年跟天宝三载都是古代纪年说法，但是我们都知道年跟载的意思差不多，为何唐玄宗执着要改呢？其实当时唐玄宗是这样想的，尔雅释天中有一句话是唐虞曰载，这下可让唐玄宗找到底气了，只有周朝才用年，而唐虞之后就用载了。我们要尊崇古人的智慧的，在加上玄宗本身将国号定为唐，更有理由改。于是唐玄宗下令将天宝三年改为天宝三载。

唐玄宗的脑回路

唐玄宗看完尔雅释天后深受启发，觉得古人都这么规定了，那必然是有理可循的。我们都知道唐朝是谋隋朝的反而建立的，古人讲究名正言顺方能顺应天命。所以唐玄宗依据古籍的说法来改载，也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统地位。另一方面，老李家的国号也是唐，而且唐朝在唐玄宗的带领下，国力强盛，形式大好，甚至开创太平盛世。再者唐玄宗的奶奶姓周，尔雅释天里有一句周曰年，这就对上了，所以必须要改国号为载。

仅有十四年用载

后来，唐玄宗逍遥快活了十多年，便遇上安史之乱。明皇为了躲避战乱跑到四川去了，于是李亨被迫无奈强行上位，为肃宗帝，并改元号为至德。李亨上位后忙着平定战乱，被一窝糟心事弄的晕头转向，就没有把载改过来。等到长安收复后，国家形式也变好了。肃宗帝也慢慢琢磨出来，以前叫年挺好的，自从改为载之后就出现安史之乱，动摇唐朝百年的基业。所以还是用年吧。

唐玄宗的荒唐事

所以天宝三载到至德三载成为历史上仅有的十四年用载的时间，这也是唐玄宗做的无数件荒唐事中的其中一件，不足为奇。小伙伴以后遇到天宝十四年安史之乱爆发，也可以挑个错出来。

杨 升 （浙江农林大学 艺术设计学院人文·茶文化学院， 浙江 临安 311300）

[摘 要]盛唐是中国诗歌创作的巅峰，但从茶诗创作的角度而言，却只是初兴阶段，可它在中国茶诗的创作史上 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盛唐的茶诗作者们奠定了后世茶诗的基本风度和格调：淡泊俭约随遇而安、和谐宁静崇 尚自然、清幽闲适且充满禅意。它以其独特的开创性，对后代诗人围绕着茶和茶事进行的创作，有着重大的引导 意义。

[关键词]盛唐；茶诗；风格；茶文化；禅文化 [中图分类号]TS971/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621(2014)02-0012-05

中国的 茶文化 发展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可以 说结合雅俗，融冶儒道释三种文化精髓于一炉，早 已成为民族生活与精神思想的表征。茶文化在中国 起源很早，但饮茶与生命境界的思想结合则是到六 朝以后才发展起来的，随之而来的是茶文学的勃 兴，其中又以茶诗为代表。中国古代茶诗的兴起，主 要是在中唐，中唐以前的盛唐，算是一个过渡的阶 段。随着茶事逐渐进入文人的日常生活，盛唐的茶 诗也明显增多，不仅在数量上明显超过前代，而且 不少名家也开始在诗歌中吟咏茶事。虽然茶诗盛于 中唐，但其中体现出来的基本艺术格调和风格—— 淡泊俭约、和谐宁静、清幽闲适等，已经比较全面地 表现在盛唐茶诗之中。盛唐茶诗的数量虽然不算很 多，但却无疑是中唐茶诗艺术风格的前奏和奠基。

一、淡泊俭约随遇而安 同中唐以后茶诗大量涌现相比，盛唐茶诗不 多，这也说明当时饮茶仅限于较小的圈子中，比如 佛门、少数文人或上流社会的家中。茶因此也是淡泊名利、随遇而安的象征，那是中国历代文人追求 的精神境界，也是饮茶之人的精神特质。陆羽《茶 经·一之源》中说：“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 行俭德之人。”韦应物在《喜园中茶生》一诗中对茶 的描绘和评说，无疑是对陆羽的话进行了进一步的 提升和阐释：“洁性不可污，为饮涤尘烦。此物信灵 味，本自出山原。聊因理郡余，率尔植荒园。喜随众 草长，得与幽人言。” 盛唐诸诗人，在茶诗兴盛之初，便将这种茶人 的思想核心注入创作之中。盛唐著名田园山水诗人 储光羲，曾写过一首《吃茗粥作》，其诗云：“当昼暑 气盛，鸟雀静不飞。念君高梧阴，复解山中衣。数片 远云度，曾不避炎晖。淹留膳茗粥，共我饭蕨薇。敝 庐既不远，日暮徐徐归。”这首诗描述了这样的场 景：作者去友人家做客，正当盛夏，酷暑逼人，连鸟 雀也躲藏起来，周遭因炎热而显得十分安静，虽然 有高大的梧桐树遮阴，仍然热得要解开衣服取其凉 意。远处有几片云在移动，却遮不住烈日炎炎。主人 待客吃茗粥和蕨薇，直到日暮作者才缓步回家。此 诗的笔调一如其田园之作，质朴淡雅，诗中的情调，也与文字一样，透露出一种淡雅脱俗的气息。 茗粥即茶粥，一种用茶粉煮的粥，是古人吃茶 的原始方法。我们知道，在人类的幼年时期，是不太 可能想到将茶作为一种饮料的，而更多的将它作为 一种食物。将茶叶加工为茶粥食用，是当时茶叶的 主要消费方式。唐代杨晔《膳夫经手录》云：“茶…… 近晋宋以降，吴人采其叶煮，是为茗粥。北人初不多 饮，南人饮之。”[1] 无独有偶，王维也在他的诗《赠吴 官》中提到过这种食物：“长安客舍热如煮，无个茗 糜难御暑。”这首诗描写的也是盛夏时节，从诗中可 见，茶粥在当时还不是家常必备的用品，但已经是 众所周知的解暑妙品了。 王维自己是饮茶的，他也不缺乏茶人所必须的 闲情逸致和艺术气质。王维自己说：“一生几许伤心 事，不向空门何处销”。（《叹白发》）半隐半官、半城 半郭、半山半水的生活，就是他无奈的政治选择。这 也是他在诗中劝告热衷功名的朋友“不如侬家任挑 达，草履捞虾富春渚”（《赠吴官》）回家归隐去的原 因。在作于上元元年（758）的诗《酬严少尹徐舍人见 过不遇》中，他写道：“不知炊黍谷，谁解扫荆扉。君 但倾茶碗，无妨骑马归。”《河南严尹弟见宿弊庐访 别人赋十韵》中又有“花醥和松屑，茶香透竹丛”的 诗句，是写同友人一道在山居竹园里饮茶的情景。 可见王维对茶的爱好，这在盛唐时期是十分难得 的，而茶之清新绝俗与王维质朴淡雅的诗风也极为 切合，故此成就了一段“诗佛”与茶文学的渊源。 与王维同时代的诗人钱起，是吴兴人，那正是 唐代产茶的圣地。作为“大历十才子”之一，钱起的 茶诗自然不少。他长于应酬之作，诗歌技巧熟练，风 格清奇，理致清淡。如这首《过张成侍御宅》：“丞相 幕中题凤人，文章心事每相亲。从军谁谓仲宣乐，入 室方知颜子贫。杯里紫茶香代酒，琴中绿水静留宾。 欲知别后相思意，唯愿琼枝入梦频。”这首诗是典型 的酬唱之作，诗人过访长官宅居，遂作此诗，表达了 惺惺相惜之意，也赞颂了对方的清高脱俗。从诗中 也可见以茶代酒在盛唐已经风行，并成为文人清新 脱俗的标识。孟浩然初到京城时，也曾在清明时节 以茶代酒，遣送内心失意的愁思：“空堂坐相忆，酌 茗聊代醉。”（《清明即事》） 与钱起并称“钱刘”的刘长卿，也曾写过一首茶诗《惠福寺与陈留诸官茶会》，这是一首较早出现的 描写与茶相关的集会的诗歌：“到此机事遣，自嫌尘 网迷。因知万法幻，尽与浮云齐。疏竹映高枕，空花 随杖藜。香飘诸天外，日隐双林西。傲吏方见狎，真 僧幸相携。能令归客意，不复还东溪。”这首诗描绘 的是在寺院的一次茶会，参与者却多是文人官员， 诗的前四句，是对寺院环境带来的心境变化的烘 托。平时冗务缠身的官员们，到了寺庙里，便觉“机 事遣”，顿感之前的劳碌是“尘网迷”，从而悟出“万 法幻”的道理。而佛寺中脱俗的生态人文环境，亦令 人忘却俗世的烦恼，进入一种全新的境界。一缕茶 香袅袅，机事全销，即便是平日里不可亲近的“傲 吏”，在此时也变得相处甚欢了。这首诗无疑称颂了 茶在当时文人社交场合的重要作用，即唤醒官员们 安适闲淡的“初心”，忘却缠身公务所带来的烦恼。 “诗圣”杜甫所作茶诗有六首，其中《重过何氏 五首》（之三）一诗，描绘位于长安南边的明德门外 樊川北原上的何将军山林，写尽丘园之静美，读这 首诗时，一种安宁而悠闲的意境跃然纸上：“落日平 台上，春风啜茗时。石阑斜点笔，桐叶坐题诗。翡翠 鸣衣桁，蜻蜓立钓丝。自今幽兴熟，来往亦无期。”杜 甫的诗歌多描写当时人们的生活状态，这首诗却透 露出一股清新脱俗的气息，在春日傍晚的平台上， 和风拂面，一边坐着喝茶晤谈，一边斜着身子在置 于石栏的砚台上蘸墨濡毫，题诗于桐叶，多么萧散 自得！而眼前的闲趣又是悠长的。夕阳西下的余晖 中，沐浴着和煦的春风，悠然品茗，看着如画美景， 翡翠鸟停在晒衣的竹竿上鸣叫，蜻蜓立在浮水移动 的钓鱼丝绳上，寥寥几笔，勾画出这静寂的境界，透 露出一种闲适自在的幽雅情趣。这种幽静的情趣和 极自然而又极常见的景观正是诗人幽兴之所注，故 而诗人说, 从今以后, 如此情怀自是极其谙熟了。 杜甫的诗境，难得如这首诗般空灵悠远，茶之幽香 高品，更衬托诗人的心性高洁，使我们从杜氏传统 的忧国忧民的情怀之外，看到另一个高洁散漫的 “幽人”形象。

二、和谐宁静崇尚自然 前文言及诗歌中的“茶会”描写，盛唐时期，饮茶在民间尚未完全普及，因此茶往往与士大夫阶层 的雅集相联系，当时文人崇尚以茶当酒。茶宴的正 式记载见于中唐，钱起就曾与赵莒一块办茶宴，选 址在竹林，但不像“竹林七贤”那样纵饮，而是以茶 代酒，故能聚首畅谈，洗涤尘心，在蝉鸣鼓噪声中袖 手而谈，直到夕阳西下。钱起为记此盛况，写下《与 赵莒茶宴》一诗：“竹下忘言对紫茶，全胜羽客醉流 霞。尘心洗尽兴难尽，一树蝉声片影斜。”全诗采用 白描的手法，写作者与赵莒在翠竹下之下举行茶 宴，一道煮饮钱起故乡吴兴的名产紫笋茶，并一致 认为此茶的味道比流霞仙酒还好。饮过之后，已浑 然忘我，自觉脱离尘世，杂念全无，一心清静了无 痕。俗念虽全消，茶兴却更浓，直到夕阳西下才尽兴 而散。这首诗里描绘的是一幅雅地啜茗图，除了令 人神往的竹林外，诗人还以蝉为意象，使全诗所烘 托的闲雅志趣愈加强烈。蝉与竹一样，被古人用以 象征高洁的品质。人们试图在自然山水的幽静清雅 中拂去心灵的尘土，舍弃一切尘世的浮华，与清风 明月、浮云流水、静野幽林相伴，求得心灵的净化与 升华。

盛唐著名的边塞诗人岑参，曾作有一首茶诗 《暮秋会严京兆后厅竹斋》，意境极为静谧安详，亦 能窥见岑参早期作品风格之一斑，与其边塞诗作的 壮丽奇美相比，别有一番情趣。其诗云：“京兆小斋 宽，公庭半药阑。瓯香茶色嫩，窗冷竹声干。盛德中 朝贵，清风画省寒。能将吏部镜，照取寸心看。竹影 遮窗暗，花阴拂簟凉。君王新赐笔，草奏向明光。”岑 参心好清宁，天性恬淡，在居官前曾隐居嵩阳山中， 二十方出。这首诗是写一个官员的闲居景象的，其 中反映的生活样貌和精神状态，无疑是和诗人的追 求相契合的。“药栏”之名，当来自《九歌》中诗句“桂栋兮兰橑，辛夷楣兮药房”，“药”在句中指的是白 芷，用这种香草以比拟不与小人同流合污的君子， 也可泛指优雅的花草。明代文震亨《长物志》曾云： “**，……药栏中不可缺此一种。”[2] 岑参早期隐居 山中所作诗歌至今留存者并不多，但却奠定了诗 一生诗歌创作的基调之一，那便是平易自然、冲淡 宁谧的林下之风，这一风格，是伴随诗人创作生涯 的始终的。 茶能消愁解困，令人神清气爽，齿颊生香，乃文人生活必之必需，明代文徵明有“书卷茶炉百虑融”[3] 之语。

茶事自是文人闲暇生活中一大乐趣，历代文 人诗中对煮茶品茗绘声绘色的叙述，也是不厌其 繁，盛唐大诗人李白《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 茶》就是其中非常有代表性的一首，这首诗（包括诗 前的序）写仙人掌茶： 余闻荆州玉泉寺近清溪诸山，山洞往往有乳 窟，窟中多玉泉交流，其中有白蝙蝠，大如鸦。按《仙 经》，蝙蝠一名仙鼠，千岁之后，体白如雪，栖则倒 悬，盖饮乳水而长。其水边处处有茗草罗生，枝叶如 碧玉。惟玉泉真公常采而饮之，年八十余岁，颜色如 桃李。而此茗清香滑熟，异于他者，所以能还童振 枯，扶人寿也。余游金陵，见宗僧中孚，示余茶数十 片，拳然重叠，其状如手，号为“仙人掌茶”。盖新出 乎玉泉之山，旷古未觌。因持之见遗，兼赠诗，要余 答之，遂有此作。后之高僧大隐，知仙人掌茶发乎中 孚禅子及青莲居士李白也。 常闻玉泉山，山洞多乳窟。 仙鼠如白鸦，倒悬清溪月。 茗生此中石，玉泉流不歇。 根柯洒芳津，采服润肌骨。 丛老卷绿叶，枝枝相接连。 曝成仙人掌，似拍洪崖肩。 举世未见之，其名定谁传。 宗英乃禅伯，投赠有佳篇。 清镜烛无盐，顾惭西子妍。 朝坐有馀兴，长吟播诸天。 这首诗的风格在盛唐茶诗中可谓十分独特， 李白突破了歌咏茶之煮饮或品茶之境的传统路 数，一反常态地细致描写了仙人掌这种名茶神秘 而独特的生长环境、不凡形态、品性特点和功能 效用等，用的是他惯有的奇丽雄豪的语言，把一 种生长于自然界的茶叶描绘得恍若产于天外异 境。李白独特的诗歌语言“造就”了异于其他诗人 笔下茶的“绝品仙茶”，从李白的描述中我们仿佛 可以想见喝了这种茶可以得道升天，至少，也可 以达到延年益寿的效果。这种对自然产物用迷幻 的手法进行呈现，至少在盛唐，是属于李白的专 利。这首茶诗也因之而具有独特的魅力。李白在 另一首与茶事有关的诗《陪族叔当涂宰游化城寺升公清风亭》，与前诗同样文笔恣肆，想象奇丽， 而“茗酌待幽客，珍盘荐雕梅”一句，则把读者从 上述的“异境”中拉回了人间，展现了盛唐时期人 们的饮茶实况，更写出“雕梅”（在青梅果上雕刻 花纹）这种精细的点心作为茶食，在茶事活动中 的引人注目的地位。李白的茶诗，可谓纵情想象 与自然写实的完美结合体，在茶诗的历史上别具 一格。 三、清幽闲适充满禅意 唐人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条云：“开 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 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举饮，从 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4] 这是盛唐时期茶禅大兴 的记录，众多僧人在修禅之余，多以饮茶助修，不仅 用饮茶的方式来辅助参禅，也以茶供奉佛。事实上， 禅宗早已将坐禅饮茶列为规式，写入 《百丈清规》 中。丛林制度，由唐百丈禅师立《百丈清规》而建立。 《百丈清规·住持章第五》有“新命茶汤”、“受两序勤 旧煎点”、“挂真举哀奠茶汤”、“对灵小参奠茶汤”； 《百丈清规·节腊章第八》有“赴茶”、“旦望巡堂茶”、 “方丈点行堂茶”等条文，这也进一步促成了茶文化 与禅宗的结合。 当时的僧人过午不食，由于茶能使人神清气 静，因此成为他们最理想的日常饮料，有助于僧人 坐禅之静心、敛心、专注、清神，以达到观照“明净” 的禅境参悟。寺院的清幽环境，也有利于茶文化与 禅的结合。佛教禅寺多在高山丛林，云雾缭绕，得天 独厚，多有茶树生长。唐代禅林一直保持农禅并重 的优良传统，禅僧务农，大都植树造林，种菜和茶， 且制茶饮茶，相沿成习。许多名茶，最初皆出于禅僧 之手。如佛茶、铁观音，即禅僧命名。禅林于茶之种 植、采撷、焙制、煎泡、品酌之法，多有创造。《景德传 灯录》卷八“韶州则川和尚条”、“镇州临济义玄禅 师”[5] 等，都有禅师入茶园内摘茶并在茶园当机示教 的记载。 唐代佛教不仅开创了自身特有的禅文化，而且 使中国原有的茶文化更趋成熟。茶与禅就在这种氛 围中高度结合，并展现在僧人的茶诗中，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大量以茶会友的诗篇；其次是在茶境中结 合禅法、化入禅境。这当中，茶成了僧俗之间最佳的 沟通媒介，也成了助禅的最佳凭借。唐代茶事因禅 而提升了其哲学内涵，正如裴汶《茶述》所谓：“其性 精清，其味浩洁，其用涤烦，其功至和。参百品而不 混，越众饮而独高。”（《续茶经》卷上）[6] 茶因其浩洁、 精雅的滋味与涤烦、去眠的功能，能与禅清逸、冲 和、幽寂的境界融合为一。民间，尤其是文人们，对 这种茶禅合一的境界多加仿效，于是形成了禅茶成 风的局面。 盛唐文人茶集，往往也是文人与僧侣的集会， 王昌龄《洛阳尉刘宴与府县诸公茶集天宫寺岸道上 人房》就记载了一次这样的雅集：“良友呼我宿，月 明悬天宫。道安风尘外，洒扫青林中。削去府县理， 豁然神机空。自从三湘远，始得今夕同。旧居太行 北，远宦沧溟东。各有四方事，白云处处通。”诗题中 的“茶集”，或指一种茶会的形式。这类与茶有关的 文人雅集在当时已经十分流行，对以茶代酒的崇 尚，象征着文人和官员的知识涵养的道德境界，成 为一股风潮。诗人们笔下对“茶会”、“茶宴”等类似 活动的记载，也十分常见。钱起曾写过两首相关的 诗作，其一为《过长孙宅与朗上人茶会》：“偶与息心 侣，忘归才子家。玄谈兼藻思，绿茗代榴花。岸帻看 云卷，含毫任景斜。松乔若逢此，不复醉流霞。”其二 为《与赵莒茶宴》：“竹下忘言对紫茶，全胜羽客醉流 霞。尘心洗尽兴难尽，一树蝉声片影斜。”前者写三 人茶会，后者写的是两人对啜。作者在诗歌中展示 了为茶痴迷的文人们在空寂的心灵境界中品茗玄 谈的场景，读之使人意犹未尽，俗虑全消。 岑参早年也写过一首与在寺院中品茶的诗作 《闻崔十二侍御灌口夜宿报恩寺》，其诗云：“闻君寻 野寺，便宿支公房。溪月冷深殿，江云拥回廊。然灯 松林静，煮茗柴门香。胜事不可接，相思幽兴长。”此 诗描写禅门空寂，有一种凄冷的味道，独坐煮茗，灯 火昏暗，与世隔绝的心境，靠着一缕茶烟维系着生 命的律动，此诗纵然是对友人寄宿寺庙生活的想 象，却无疑夹杂着自身早年隐居深山与僧侣隐士怡 然相处的经历，与其后来的大漠铁蹄的风格，自有 别样的不同。 无独有偶，同是盛唐边塞大诗人的高适，也曾写过不少同类题材的诗歌，如《题净眼师房》：“白鸽 飞时日欲斜，禅房寂历饮香茶。倾人城，倾人国，斩 新剃头青且黑。玉如意，金澡瓶，朱唇皓齿能诵经。 吴音唤字更分明。日暮钟声相送出，袈裟挂着箔帘 钉。”高适在唐代诗人中属于官位最达者，故即便是 写僧侣茶事，依旧充满凌烟之气。僧房饮茶时看到 白鸽，是对岑寂境界的一种反拨，对僧侣外表的描 写，更显诗人个性的豪壮，整首诗虽然点出茶事，但 意图并不仅仅在于茶，而是描绘了大唐风骨中僧侣 多彩有趣的生活场景，在盛唐茶诗中，无疑是最具 有盛世豪迈特征的一首。 茶诗在盛唐渐趋兴盛并非偶然，这与当时文人 和僧侣中逐渐开始的饮茶习俗密切相关。而盛唐之 后，“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 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统笼’贮之。远近倾慕，好 事者家藏一副。有常伯熊者，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 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4] 正所谓 “自从陆羽生人间，人间相学事春茶”（梅尧臣《次韵 和永叔尝新茶杂言》），茶随之开始有规模地进入文学作品中，并逐渐成为传播中国文化、精神、影响的 代表和象征。从这个角度来讲，盛唐的茶诗奠定的 基本风度和格调：淡泊俭约、随遇而安、崇尚自然、 和谐宁静、清幽闲适且充满禅意，具有独特的开创 精神，对于后代诗人围绕着茶和茶事进行创作，有 着重大的引导意义。

[参考文献] [1]杨晔 膳夫经手录[M]续修四库全书子部 1115 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524

[2]文震亨著，陈植校注长物志校注[M] 南京: 江苏科学技术 出版社，1984: 86

[3]文徵明 文徵明集[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398

[4]封演 封氏闻见记[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释道元 景德传灯录[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 141，234 [6]陈彬藩中国茶文化经典[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 32 [责任编辑：阮月华]

An Analysis of Tea Poetry Styles in the Prosperous Period of the Tang Dynasty YANG Sheng （School of Tea Culture, Zhejiang Agricultural and Forestry University，Lin'an 311300 China）

[Abstract] Tea poem creation sprang up in the prosperous period of the Tang Dynasty, which witnessed the peak of the Chinese poetry, playing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tea poem creation The poets of tea poems during the prosperous period of the Tang Dynasty established the basic styles of tea poems in the later ages Namely, a desired state or order: indifference to fame, quest for simplicity, harmony, tranquility and naturerespecting The unique innovation of the prosperous Tang Dynasty significantly guides the later poets in their writing poems on tea

[Key words] the prosperous period of the Tang Dynasty; tea poetry; styles; tea culture; Buddhist culture

女性修眉饰黛在我国历史弥久。古人对于双眉甚为看重。《春秋元命苞》曰:

“天有摄提,人有两眉,为人表候。”

“摄提”,是北天的星名,共六颗,左右各三,均呈鼎足,分别名左摄提和右摄提。它们从两侧拱卫被称为“天王帝廷”的明亮的大角星,故在诸星中地位不同一般。以双眉比之,可见重视。

从审美的意义上说,我们的祖先早就认识到女性明眸秀眉的魅力,并对两者间相互衬映的美及其在整体形象中的重要性有着透彻的理解。在《诗经》中就歌吟出：

“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这样的千古绝唱来。

但是,眉眼之所以受到古今人们的格外注重,主要是因其在实际生活中传递思想、交流情感方面出色的能力。我们可以有许多有关这方面的词语,如喜上眉梢、眉开眼笑、扬眉吐气、眉飞色舞、横眉怒目、柳眉倒竖、愁眉不展、愁眉紧蹙、低眉垂眼、等等之类,不一而足。

在我国古代,女性修眉之风颇为兴盛,而历代许多文人也醉心于描写女性的双眉,不说别的,单是对女性双眉的称呼,诸如“蛾眉”、“双蛾”、“黛蛾”、“黛眉”、“黛螺”、“眉黛”、“翠黛”、“翠眉”、“春山”“远山”、“眉峰”、“出茧”、“新蛾”、“新月”、“新柳”、“柳叶”、“翠柳眉月”、“月棱”等等,不下二十种之多。

古代女性饰眉的主要材料是黛和烟墨。

一、黛究属何物,古籍记载不甚明了

有的认为是矿物类颜料石墨,也有的认为是系植物类的颜料青黛。

黛,《说文解字》作“鰧”,本义是“画眉也”。后逐渐衍变成为饰眉材料的专用名词。实际上,如同作胭脂者可以有各类不同的质材一样,古来用以为黛的既有矿物,亦有植物。

石墨是由煤或碳质岩石受区域变质作用或岩浆侵入作用形成的天然矿物质。我国古籍早有石墨资源的记载,如《山海经》:

“孟门之山(今山西省吉县西黄河两岸),其上多苍玉,多黄金,其下多黄垩,多涅石。”“女床之山(今陕西省华阴县西六百里)多石涅。”

南北朝时陶弘景《名医别录》称:

“黑石脂出颍川阳城(今河南禹县一带)。”

明代《帝京景物略》云:“西堂村而北,日画眉山,产石,黑色,浮质而腻理,入金宫

为眉石,亦日黛石也。”

石墨色黑,画眉自然黑色。传说周穆王筑“中天之台”,征选许多美女,令其“粉白黛黑”供己享乐。《战国策·楚策》云:

“郑周之女,粉白黛黑……”

清代北京民俗,每逢春暖花开,人们去香山游玩或进香,常在正白旗村西侧的大河滩里拣些黑色石块回城送人,黑石呈片状或薄板状,妇女爱用它画眉,既不染衣,也不脏手,一擦就掉,用来很方便。另据考古发现,广西贵县罗泊湾一号汉墓出土有一包粉化的黑色石黛，这些无不反映古代女性以石墨黛眉的情形。

古人所调的石黛,除石墨外,似乎还应包括石青。

石青又名蓝铜矿,它是原生含铜矿物氧化后形成的表生矿物,是炼钢的次要原料。石青在自然状态下有粒状、块状、放射状和皮壳状等。由于形状不同,色泽不一,产地亦有差别,故有空青、曾青、扁青、绿青、白青和回回青等多种品类,它们绝大部分可作画色和入药。有的品类如空青、曾青极为少见,因而珍贵,回回青多来自西域和海外,甚为贵重。

石青有的色深如波斯青黛,有的鲜深娇艳,也有的色白如碧。其性较脆,用力研之,顿成青粉。饰眉应以深色,优质者为主。汉服虔《通俗文》曰:

“染青石谓之点黛。”

此处“青石”,亦即石青。杜宝《大业拾遗记》言及隋炀帝宫人用来画眉的“铜黛”,当为某一品类的石青。

植物类的黛称为青黛

也名靛花,青蛤粉,是名为“蓝”(包括蓼蓝、菘蓝、马蓝、木蓝)的植物所提取的色素,色青黑。我国很早就用蓝类植物作染料,《礼记·月令》、《说文解字》都谈及这点,《周礼》:

“地官掌染草。”

明李时珍记述青黛的提取法曰:

“南人掘地作坑,以蓝浸水一宿,入石灰搅至千下,澄去水,则青黑色。……其搅起浮沫掠出阴干,谓之靛花,即青黛。”

除了自己出产外,古代还有进口的优质青黛,即波斯青黛。李时珍日:

“波斯青黛,亦是外国蓝靛花,既不可得,则中国靛花亦可用……”。

女性用青黛饰眉风习汉已有之。《汉书》云：

“明帝宫人拂青黛蛾眉。”

宇文士及《妆台记》亦说:

“唐贞元中,又令宫人青黛画蛾眉。”

石青和青黛在用为眉色时,随浓淡深浅的不同,可现出蓝、苍、青、翠、碧、绿等丰富的色调变化。

二、烟墨的制造在魏晋时代已经开始

当时是用漆烟和松煤作为原料,做成的墨称为“墨丸”,用来写字等。这种制墨技术在唐以后有了大的发展,到宋代已臻完备。用烟墨画眉大约源于唐代。徐凝《宫中曲》有句：

“一旦新妆抛旧样,六宫争画黑烟眉。”

《清异录》记得更明白:

“自昭哀来,不用青黛扫拂,皆以善墨火煨染指,号熏煤变相。”

善墨,就是上好的墨,火煨,为的是烧去墨中的胶质,使之松脆易画。当然,画眉所用的墨在制作上是很讲究的。明《永乐大典》引《事林广记》关于“画眉集香丸”(一种画眉墨的美称)的制法,说是用:

“真麻油灯盏,多着灯芯,搓紧将油盏置器水中焚之,覆以小器,令烟凝上,随得扫下。预于三日,用脑縻别浸少油,倾入烟内,和匀,其黑可逾漆。”

用这种方法制墨是很费工时的,但墨质细腻纯净,馨香宜人,无疑深受女性的喜爱。

三、在黛和烟墨以外,人们也用柳枝、杉木等烧炭,或直接画眉,或研末以饰。

民国时,北方女性有用火柴梗燃取烟煤或直接描眉的风习,还有的则从药铺买一种叫作“猴姜”的中药，作为饰眉材料。

古人黛眉,是先去除自身原有的眉毛后再行画出的。对此,汉《释名》说得很清楚:

“黛,代也,灭去眉毛,以此画代其处也。”

由于饰眉材料有块状、粉状的区别,软硬松脆的程度也因质材而异,故有的如画眉石、画眉墨、螺子黛等块状物可拿来直接描画,有的如青黛、石青、烟煤之类的粉状料,就要借助工具才能染饰。民国时,北方女性的画眉方式中有以画眉笔或小毛刷蘸取烟煤画眉的。当然,利用工具画眉并非始于民国。宋人《清异录》早就说到：

“篦,诚琐物也,然丈夫整鬓妇人作眉舍此无以代之,余名之日鬓师眉匠”。

明王彦泓诗曰：

“瑶钗巧赛三年叶,黛笔重翻十样眉。”

显然,在那个时代,篦和笔已被用作饰眉工具了。

黛眉之风,源自先秦,两汉渐炽,魏晋亦盛,至唐而大盛。

其间,封建君主中倡导修眉者不乏其人。据载:

“秦始皇宫中悉红妆翠眉”。“汉武帝令宫人描八字眉”。

而魏武帝曹操则：

“令宫人扫青黛眉,连头眉,一画连心细长,谓之仙蛾妆,齐梁间多效之”。

且看,雄才大略如斯辈者尚好此道。荒*绮靡如梁武帝隋炀帝等自不消说。不过,帝王中最热衷于黛眉的当首推唐明皇李隆基,据说这位风流天子有“眉癖”,在安史乱起,逃难蜀中时,还有逸兴令画工画“十眉图”,以为修眉范式,所绘者有“鸳鸯眉”、“小山眉”、“分梢眉”及“倒晕眉”等。这些眉式在五代还是风行不衰。

浏览古籍,我们很可以见到一些与修眉有关的趣事轶闻。《汉书·张敞传》有“张敞画眉”故事:

“敞为京兆……又为妇画眉,长安中传张京兆眉妩。”

西汉人张敞曾官京兆尹(即京都长安的最高地方行政长官),他为人直言敢谏,不怕开罪权势,为官多有政绩。但同时又是个很有温情的丈夫,喜欢亲手为妻子画眉。故世传为美谈。以喻夫妻恩爱。

汉代修眉风盛,才子佳人不免影响。人们熟知司马相如以“三赋”名传海内,而琴挑文君,双双夜奔,当垆卖酒更是韵闻天下。这位司马氏是懂得眉黛之美的,所以能写出:

“靓妆刻饰,便嬛绰约……长眉连娟,微睇绵藐”这样的名句来。

在漫长的历史年代中,我国女性创制了纷繁多样的属式,并赋予种种形象生动的名称。就眉的画法而言,大体有长短、粗细、曲直、浓淡以及眉头、眉梢等变化。

先秦至汉的眉式

从考古资料看。先秦时期的眉式,虽宽窄、曲直略有不同,但一般是长眉,这一点有河南信阳长台关出土漆绘木俑和长沙楚墓帛画印证。可以设想,《诗经》、《楚辞》所言“蛾眉”,当为蚕蛾触须般纤长柔曲。

汉代风行的眉式,主要也是长眉,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帛画,女性皆为长眉。汉武帝时的“八字眉”,眉头上抬,眉梢下压,状若“八”字,其实也是一种长眉,湖北云梦大坟头西汉墓出土的木俑便作此式。

远山眉,据说与卓文君有关,也有说出自汉成帝宠姬赵飞燕之妹赵合德,《飞燕外传》云:

“合德新沐,膏九曲沉香水,为卷发号新髻,为薄眉号远山黛。”

尽管起源说法不一,但其样式还是长眉,只是眉色浅淡,如远山连娟清秀而已,宋邓肃词谓:“浅画蛾眉新样远山长。”魏晋时期,眉式大体承汉制。《中华古今注》:

“魏宫人好画长眉。”

魏武帝时创制的“仙蛾妆”,眉头相连,“一画连心细长”。这种样式直至齐梁间风行不衰。与此同时,阔眉也受到欢迎,梁简文帝诗:

“散黛随眉广,胭脂逐脸生”,

即可为证。

唐朝的眉形新样繁多

唐代政治、思想开放,经济和文化繁荣,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很活跃。女性眉式变化也大,新样迭出。从唐人画作和考古资料看,当时流行的样式先后计有十五六种甚或更多。唐人爱浓妆,画眉多尚阔。初唐眉式浓阔且长,在画法上,龙尾云根、狭叶宽帚,变化多端,有的尖头阔尾,有的两头细锐；有的弓背柔顺,有的眉腰反曲,或眉头相聚,或眉尾分梢,异彩各呈。

一、盛唐时期,长眉仍为时尚

唐玄宗曾赞:

“眉黛不须张敞画,天教入鬓长”

这位风流天予既好“长眉”,于是宫人便都:

“小头鞋履窄衣裳,青黛点眉眉细长”,

风靡一时。显然,这时的长眉较之初唐已变得纤细灵秀。这类细长眉型中较有代表性的是柳叶眉和却月眉。

所谓“柳叶眉”，亦名“柳眉”其眉头尖细,眉腰宽厚,眉梢细长状如柳叶,以秀丽见长。故千百年来备受许多女性的喜爱。唐代诗人也多有吟咏。如张祜《爱妾换马》:

“休怜柳叶眉双翠。”

“却月眉”也叫月棱眉”,它较柳叶眉略宽,形状弯曲如新月。李贺诗云:

“长眉对月斗弯环。”

这种眉的画法是两头尖锐,国弧似虹,且黛色较浓。在敦煌莫高窟唐代壁画中,有不少供养人都画有这种眉式。“却月眉”的画法风行于唐,因其妩媚秀美流传后世,明人赵瑷妻李氏就写有“春红欲瘦临妆镜,试写纤纤却月眉”的诗句。

二、约盛唐末期,女性中开始流行短阔眉,

这种情况在唐人《簪花仕女图》中反映得非常清楚,图中六位女性,长袖飘逸,丰腴多姿,所画皆为短阔眉型。在这类眉式中有一种很富特色的“桂叶眉”,其形丰厚,黛色宜人,如新生初展之桂叶也有人描绘其状如飞蛾,故亦称为“飞蛾眉”、“蛾眉”、“蛾翅眉”等。李长吉诗曰:

“新桂如蛾眉,秋风吹小绿”,

写的就是这种眉式。

自唐以后的眉形变化不大

宋代女性眉式,大至承唐、五代余风,并渐趋清秀。苏东坡诗中写道:

“成都画手开十眉,横烟却月争新奇。”“倒晕连眉秀岭浮,双鸦画鬓香云委。”

此处所言“横烟”、“却月”、“倒晕”三种眉式皆出自唐代。“倒晕眉”是一种画成宽阔月形的眉式,在一端由深及浅,逐渐向外晕染,直至黛色消失。这种眉式在旧藏于南熏殿的《历代帝后像》的宋代帝后、侍女图像中反映得很明显。

又如远山眉,自汉创制,历魏晋六朝,隋唐五代,至宋依然流行,晏几道《六么令》:

“晚来翠眉宫样，巧把远山学”，

就可以证明。

元代，蒙古族其装束异于汉族女性，一般画有细长平直“一”字眉。

明清女性一般崇尚秀美，所画眉形大多纤细弯曲，较少长短深浅的变化，不免单调。然这类眉式能够突出女性柔美妩媚的特点。曹雪芹笔下的林黛玉，不就画着“两弯似蹙非蹙笼烟眉”，生就“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因而迷倒贾宝玉以及后来之人吗？

总结：对古代女性而言,千百年来,在封建礼教的严厉束缚下,她们无法舒畅言行以表达自我的思想感情(尤其是对异性的情爱),而常常更多地代以“眉听目语”。眉目作为最活跃,最有神采的表情区,事实上成为她们意念表达和情感传递的重要途径和特殊工具。因此,她们也就自然而然地着意于眉毛的修饰。

画眉之风起于战国，在还没有特定的画眉材料之前，汉族妇女用柳枝烧焦后涂在眉毛上（好怪异的化妆哦，还是做现代人好）。古代汉族妇女画眉所用的材料，随着时代的饿发展而变化。从文献记载来看，最早的画眉材料是黛，黛是一种黑色矿物，也称“石黛”。描画前必须先将石黛放在石砚上磨碾，使之成为粉末，然后加水调和。磨石黛的石砚在汉墓里多有发现，说明这种化妆品在汉代就已经在使用了。除了石黛，还有铜黛、青雀头黛和螺子黛。铜黛是一种铜锈状的化学物质。青雀头黛是一种深灰色的画眉材料，在南北朝时由西域传入。螺子黛则是隋唐时代汉族妇女的画眉材料，出产于波斯国，它是一种经过加工制造，已经成为各种规定形状的黛块。使用时只用蘸水即可，无需研磨，因为它的模样及制作过程和书画用的墨锭相似，所以也被称为“石墨”，或称“画眉墨”。到了宋代，画眉墨的使用更加广泛，汉族妇女们已经很少再使用石黛。关于画眉墨的制作方法，宋人笔记中也有叙述，例如《事林广记》中说：“真麻油一盏，多着灯心搓紧，将油盏置器水中焚之，覆以小器，令烟凝上，随得扫下。预于三日前，用脑麝别浸少油，倾入烟内和调匀，其墨可逾漆。一法旋剪麻油灯花，用尤佳。”这种烟薰的画眉材料，到了宋末元初，则被美其名曰“画眉集香圆”。元代之后，宫廷女子的画眉之黛，全部选用京西门头沟区斋堂特产的眉石，至明清也如此。到了20世纪20年代初，随着西洋文化的东渐，我国汉族妇女的化妆品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画眉材料，尤其是杆状的眉笔和经过化学调制的黑色油脂，由于使用简便又便于携带，一直沿用到今天。

画眉是中国最流行、最常见的一种化妆方法，产生于战国时期。屈原在《楚辞·大招》中记：“粉白黛黑，施芳泽只。”“黛黑”指的就是用黑色画眉。汉代时，画眉更普遍了，而且越画越好看。《西京杂记》中写道：“司马相如妻文君，眉色如望远山，时人效画远山眉。”这是说把眉毛画成长长弯弯青青的，像远山一样秀丽。后来又发展成用翠绿色画眉，且在宫廷中也很流行。宋朝晏几道《六么令》中形容：“晚来翠眉宫样，巧把远山学。”《米庄台记》中说“魏武帝令宫人画青黛眉，连头眉，一画连心甚长，人谓之仙娥妆。”这种翠眉的流行反而使用黑色描眉成了新鲜事。《中华古今注》中说杨贵妃“作白妆黑眉”，当时的人将此认作新的化妆方式，称其为“新妆”。难怪徐凝在诗中描写道：“一旦新妆抛旧样，六宫争画黑烟眉。”

到了盛唐时期，流行把眉毛画得阔而短，形如桂叶或蛾翅。元稹诗云“莫画长眉画短眉”，李贺诗中也说“新桂如蛾眉”。为了使阔眉画得不显得呆板，汉族妇女们又在画眉时将眉毛边缘处的颜色向外均匀地晕散，称其为“晕眉”。还有一种是把眉毛画得很细，称为“细眉”，故白居易在《上阳白发人》中有“青黛点眉眉细长”之句，在《长恨歌》中还形容道：“芙蓉如面柳如眉”。到了唐玄宗时画眉的形式更是多姿多彩，名见经传的就有十种眉：鸳鸯眉、小山眉、五眉、三峰眉、垂珠眉、月眉、分梢眉、涵烟眉、拂烟眉、倒晕眉。光是眉毛就有这么多画法，可见古人爱美之心的浓厚。

1 春秋左传集解（上海人民出版社）

2 战国策（上海古籍出版社）

3 四书集注（朱熹，中华书局）

4 列子集释（杨伯峻，中华书局）

5 颜氏家训集解（王利器，上海古籍出版社）

6 史通通释（浦起龙，上海古籍出版社）

7 明夷待访录（黄宗羲，全集本，浙江古籍出版社）

8 国朝汉学师承记（江藩，中华书局）

9 经学历史（皮锡瑞，中华书局）

10 隋唐佛教史稿（汤用彤，中华书局）

11 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向达，三联书店）

12 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陈寅恪，上海古籍出版社）

13 万历十五年（黄仁宇，中华书局）

14 隋唐五代文学史料学（陶敏等，中华书局）

15 唐诗书录（陈伯海，齐鲁书社）

16 杜诗详注（仇兆鳌，中华书局）

17 玉溪生诗集笺注（冯浩，上海古籍出版社）

18 词综（朱彝尊，中华书局）

19 随园诗话（袁枚，人民文学出版社）

20 艺概（刘熙载，上海古籍出版社）

21 汉语诗律学（王力，新知识出版社）

22 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郭绍虞，上海古籍出版社）

23 中国艺术精神（徐复观，春风文艺出版社）

24 中古诗人抒情方式的演进（胡大雷，中华书局）

25 唐诗杂论（闻一多，古籍出版社）

26 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程千帆，上海古籍出版社）

27 唐代科举与文学（傅璇琮，陕西人民出版社）

28 诗国高潮与盛唐文化（葛晓音，北大出版社）

29 追忆（欧文，上海古籍出版社）

30 唐宋诗之争概述（齐治平，岳麓书社）

31 赵昌平自选集（广西师大出版社）

32 陈尚君自选集（广西师大出版社）

33 禅学与唐宋诗学（杜松柏，黎明文化事业公司）

唐代——

1，柳宗元（773年—819年），字子厚，山西运城人，世称“柳河东” ，“河东先生”。因官终柳州刺史，又称“柳柳州”“柳愚溪”，汉族，祖籍河东（今山西省永济市运城、芮城一带），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散文家和思想家，与韩愈共同倡导唐代古文运动,并称为“韩柳”。与刘禹锡并称“刘柳”。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并称“王孟韦柳”。与唐代的韩愈、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和曾巩， 并称为 “唐宋八大家”“千古文章四大家”之一 。唐代宗大历八年（773年）出生于京都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　柳宗元出身于 官宦家庭，少有才名，早有大志。早年为考进士，文以辞采华丽为工。贞元九年（793）中进士，十四年登博学鸿词科，授集贤殿正字。一度为蓝田尉，后入朝为官，积极参与王叔文集团政治革新，迁礼部员外郎。永贞元年（805）九月，革新失败，贬邵州刺史，十一月柳宗元加贬永州司马（任所在今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在此期间，写下了著名的《永州八记》（《始得西山宴游记》《钴鉧潭记》《钴鉧潭西小丘记》《小石潭记》《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元和十年（815）春回京师，不久再次被贬为柳州刺史，政绩卓著。宪宗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初八（819年11月28日）卒于柳州任所。交往甚蕃，刘禹锡、白居易等都是他的好友。　柳宗元一生留诗文作品达600余篇，其文的成就大于诗。其诗多抒写抑郁悲愤、思乡怀友之情，幽峭峻郁，自成一路。最为世人称道者，是那些清深意远、疏淡峻洁的山水闲适之作。 骈文有近百篇，散文论说性强，笔锋犀利，讽刺辛辣。游记写景状物，多所寄托。哲学著作有《天说》《天对》《封建论》等。柳宗元的作品由唐代刘禹锡保存下来，并编成集。有《柳河东集》《柳宗元集》

2，韩愈（768～824），字退之，汉族，唐河内河阳（今河南孟县）人。自谓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宋代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明人推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著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师说》等等

3，李商隐，著名诗人。擅长诗歌写作，骈文文学价值也很高，他是晚唐最出色的诗人之一，和杜牧合称“小李杜”，与温庭筠合称为“温李”，因诗文与同时期的段成式、温庭筠风格相近，且三人都在家族里排行第十六，故并称为“三十六体”。其诗构思新奇，风格秾丽，尤其是一些爱情诗和无题诗写得缠绵悱恻，优美动人，广为人传诵。但部分诗歌过于隐晦迷离，难于索解，至有“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之说。因处于牛李党争的夹缝之中，一生很不得志。死后葬于家乡沁阳（今沁阳与博爱县交界之处）。作品收录为《李义山诗集》。

4，白居易（772年～846年），汉族，字乐天，晚年又号香山居士，河南新郑（今郑州新郑）人，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中国文学史上负有盛名且影响深远的诗人和文学家。他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白居易故居纪念馆坐落于洛阳市郊。白园（白居易墓）坐落在洛阳城南香山的琵琶峰。

5，杜牧（公元803－约852年），字牧之，号樊川居士，汉族，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唐代诗人。杜牧人称“小杜”，以别于杜甫。与李商隐并称“小李杜”。因晚年居长安南樊川别墅，故后世称“杜樊川”，著有《樊川文集》。

6，王维，生于公元701年，字摩诘，汉族，祖籍山西祁县，唐朝诗人，外号“诗佛”。开元九年（721年）中进士，任太乐丞。今存诗400余首。王维精通佛学，佛教有一部《维摩诘经》，是维摩诘向弟子们讲学的书，这是王维名和字的由来。王维诗书画都很有名，非常多才多艺。音乐也很精通。受禅宗影响很大。

7，刘禹锡（772－842），字梦得，唐朝彭城人，祖籍洛阳，唐朝文学家，哲学家，自称是汉中山靖王后裔，曾任监察御史，是王叔文政治改革集团的一员。唐代中晚期著名诗人，有“诗豪”之称。他的家庭是一个世代以儒学相传的书香门第。政治上主张革新，是王叔文派政治革新活动的中心人物之一。后来永贞革新失败被贬为朗州司马（今湖南常德）。据湖南常德历史学家、收藏家周新国先生考证刘禹锡被贬为朗州司马其间写了著名的“汉寿城春望”。

8，温庭筠 (约812—866)，唐代诗人、词人。本名岐，字飞卿，汉族，太原祁（今山西祁县）人，是花间词派的重要作家之一。唐初宰相温彦博之后裔。《新唐书》与《旧唐书》均有传。年轻时苦心学文，才思敏捷。晚唐考试律赋，八韵一篇。据说他叉手一吟便成一韵，八叉八韵即告完稿，时人亦称为“温八叉”、“温八吟”。诗词兼工，诗与李商隐齐名，并称“温李”；词与韦庄齐名，并称“温韦”。温庭筠，古籍上记载的有两位：一位是唐代著名文学家，另一位是五代十国晋丞相桓文之门客。

宋代——

1，苏轼（1037－1101），北宋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汉族，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与父苏洵，弟苏辙合称三苏。他在文学艺术方面堪称全才。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擅长行书、楷书，能自创新意，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画学文同，喜作枯木怪石，论画主张神似。诗文有《东坡七集》等，词有《东坡乐府》。

2，柳永，（约987年—约1053年）北宋著名词人，婉约派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崇安（今福建武夷山）人，原名三变，字景庄，后改名永，字耆卿，排行第七，又称柳七。宋仁宗朝进士，官至屯田员外郎，故世称柳屯田。他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以毕生精力作词，并以“白衣卿相”自诩。其词多描绘城市风光和歌妓生活，尤长于抒写羁旅行役之情，创作慢词独多。铺叙刻画，情景交融，语言通俗，音律谐婉，在当时流传极其广泛，人称“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对宋词的发展有重大影响。

3，欧阳修（1007－1073），字永叔，号醉翁，又号六一居士。汉族，吉安永丰（今属江西）人，自称庐陵（今永丰县沙溪人）。谥号文忠，世称欧阳文忠公，北宋卓越的文学家、史学家。

4，李清照（1084－1155），今山东省济南章丘人，号易安居士。宋代女词人，婉约词派代表。早期生活优裕，与夫赵明诚共同致力于书画金石的搜集整理。金兵入据中原时，流寓南方，境遇孤苦。所作词，前期多写其悠闲生活，后期多悲叹身世，情调感伤，也流露出对中原的怀念。形式上善用白描手法，自辟途径，语言清丽。论词强调协律，崇尚典雅，提出词“别是一家”之说，反对以作诗文之法作词。能诗，留存不多，部分篇章感时咏史，情辞慷慨，与其词风不同。有《易安居士文集》《易安词》，已散佚。后人有《漱玉词》辑本。今有《李清照集校注》。

5，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号半山，谥文，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北宋抚州临川人（今江西省东乡县上池村人），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北宋丞相、新党领袖。欧阳修称赞王安石：“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等存世。其亦擅长诗词，流传最著名的莫过于〈泊船瓜洲〉里：“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6，苏洵（1009年－1066年），字明允，号老泉，汉族，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眉山人）。北宋文学家，与其子苏轼、苏辙合称“三苏”，均被列入“唐宋八大家”。苏洵长于散文，尤擅政论，议论明畅，笔势雄健，有《嘉祐集》传世。

7，苏辙（1039-1112），字子由，汉族，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嘉佑二年（1057）与其兄苏轼同登进士科。神宗朝，为制置三司条例司属官。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出为河南推官。哲宗时，召为秘书省校书郎。元佑元年为右司谏，历官御史中丞、尚书右丞、门下侍郎因事忤哲宗及元丰诸臣，出知汝州、再谪雷州安置，移循州。徽宗立，徙永州、岳州复太中大夫，又降居许州，致仕。自号颍滨遗老。卒，谥文定。唐宋八大家之一，与父洵、兄轼齐名，合称三苏。

由隋入唐，中国古代服装发展到全盛时期，政治的稳定，经济的发达，生产和纺织技术的进步，对外交往的频繁等促使服饰空前繁荣，服装款式、色彩、图案等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崭新局面，而这一时期的女子服饰，可谓中国服装中最为精彩的 篇章，其冠服之丰美华丽，妆饰之奇异纷繁，都令人目不暇接。大唐二百余年的女子服饰形象，可主要分为襦裙服、男装、胡服三种配套服饰。下面借助古籍诗画，分而述之。

[编辑本段]一、襦裙服

襦裙服系指唐代女子上穿短襦或衫，下着长裙，佩披帛，加半臂（即短袖）的传统装束。唐女襦裙装在接受外来服饰影响下，取其神而保留了自我的原形，于是襦裙装成为唐代乃至整个中国服装史中最为精彩而又动人的一种配套装束了。襦，一般只长到腰，很短，是唐代女服的特点。与此相近的衫，却长至胯或更长。唐女的襦、衫等上衣是各个阶层的常服。元稹诗句“藕丝衫子藕丝裙”，张佑诗句“鸳鸯绣带抛何处，孔雀罗衫付阿谁”，欧阳炯诗句“红袖女郎相引去”。从这些诗句看，唐代女子着襦、衫已非常普遍，而且喜欢红，浅红或淡赭，浅绿等色，并加上“罗衫叶叶绣重重，金凤银鹅各一丛”的金银彩绣为饰，外观更是美不可言。襦的领口常有变化，襦衫领型有：圆领、方领、直领和鸡心领等。盛唐时代有袒领，即领口开得很低，早期只在宫廷嫔妃、歌舞伎者间流行，后来连豪门贵妇也予以垂青，从唐墓门石刻画和大量陶制女俑来看，袒领流行开来，或许已经遍及黎庶，因而当时艺术形象中出现的袒领女装形象为数实在不少。裙，唐代妇女下裳为裙。这是当时女子非常重视的下裳形式。制裙面料多为丝织品，但用料有多少之别，通常以多幅为佳。裙腰上提高度，有些可以掩胸，下身仅着抹胸，外披纱罗衫，致使上身肌肤隐隐显露。如周昉《簪花仕女图》，以及周濆“惯束罗衫半露胸”等诗、画即描绘这种装束，这是中国古代女装中最大胆的一种，足以想见当时思想开放的程度。唐代裙的质料、色彩和样式均大大超过前代，可谓群芳争艳，瑰丽多姿。如唐诗中所涉及的诸多裙式有：“上仙初着翠霞裙”，“荷叶罗裙一色裁”、“两人抬起隐花裙”、“竹叶裙”、“碧纱裙”、“新换霓裳月色裙”等。唐代裙色多彩，可以尽如人所好，多为深红、杏黄、绛紫、月青、青绿。其中尤以石榴色流行时间最长。李白有“眉欺杨柳叶，裙妒石榴花。”万楚五有“眉黛夺得萱草色，红裙妒杀石榴花。”其流行范围之广，从《燕京五月歌》中可见，“石榴花开街欲焚，蟠枝屈朵皆崩云，千门万户买不尽，剩将女儿染红裙。”石榴裙最大的特点，是裙束较高，上披短小襦衣，两者宽窄长短形成鲜明对比。这种上衣下裙的“唐装”，是对前代服装的继承、发展和完善。从整体效果看，上衣短小而裙长曳地，使体态显得苗条和修长。

[编辑本段]二、女着男装

女着男装在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中，是较为罕见的现象。《礼记 内则》曾规定，“男女不通衣服。”尽管事实上不可能这么绝对，但是女子着男装，常会被认为是不守妇道。唐以前虽然在汉魏时也有男女服式差异较小的现象，但那不属于女着男装，只有在气氛非常宽松的唐代，女着男装才有可能蔚然成风，即使这样，还应将一部分起因归于游牧民族的影响。当时影响中原的外来服饰，绝大多数都是马上民族的服饰。那些粗犷的身架、英武的装束，以及矫健的马匹，对唐女着装意识产生一种渗透式的影响，同时创造出一种适合女着男装的气氛。《旧唐书 舆服志》载，“或有著丈夫衣服、靴、衫，而尊卑内外斯一贯矣”已明确记录下女着男装的情景。《新唐书 五行志》记，“高宗尝内宴，太平公主紫衫玉带，皂罗折上巾，具纷砺七事，歌舞于帝前。

帝与后笑曰‘女子不可为武官，何为此装束？’”虽说这太平公主此举有些恃宠撒娇，但也说明了唐初已经出现女着男装的倾向。女着男装的风气尤在大唐开元、天宝年间盛行。《中华古今注》记，“至天宝年中，士人之妻，著丈夫靴衫鞭帽，内外一体也。”《新唐书 李石传》记，“吾闻禁中有金鸟锦袍二，昔玄宗幸温泉与杨贵妃衣之。”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女子仿制男装，穿着男装相当普遍。

[编辑本段]三、胡服

初唐到盛唐间，北方游牧民族匈奴、契丹、回鹘与中原交往甚多，加之丝绸之路的骆驼商队络绎不绝，对唐代服饰影响极大。所谓胡人，是汉族人对北方民族的一种贬称，我们这里讲史，权且保留当时的称呼。随胡人而来的文化，特别是胡服---这种包含印度、波斯等很多民族成分在内的民族装束，令唐代妇女耳目一新。于是，一阵狂风般胡服热席卷中原诸城，其中尤以长安及洛阳等地为盛，其饰品也最具异邦色彩。元稹诗：“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地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竟纷泊。”唐玄宗酷爱胡舞胡乐，杨贵妃、安禄山均为胡舞能手，白居易《长恨歌》中的“霓裳羽衣舞”即是胡舞的一种。另有浑脱舞，枯枝舞，胡旋舞等对汉族音乐、舞蹈、服饰等艺术门类都有较大影响。所记当时“臣妾人人学团转”的激动人心的场面也是可以想象到的。姚汝能《安禄山事迹》记，“天宝初，贵游士庶好衣胡帽，妇人则簪步摇，衣服之制度衿袖窄小。”关于女子着胡服的形象或见于石刻线画等古迹。较典型者，即为上戴浑脱帽，身着窄袖紧身翻领长袍，下着长裤，足登高腰靴。《舆服志》云，“中宗后有衣男子而靴如奚、契丹之服”当为此种装束。

[编辑本段]四、冠服制度

唐代是我国政治、经济高度发展，文化艺术繁荣昌盛的时代，是封建文化灿烂光辉的时代。唐统一了魏晋南北朝和隋的混乱分裂状态，建立了统一强盛的国家，对外贸交易发达，生产力极大发展，较长时间国泰民安。尤其当盛唐成为亚洲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中心的时期，更是我国文化史上最光辉的一页。这个时期吸收印度和伊朗文化，并融入我国文化之中，从壁画、石刻、雕刻、书、画、绢绣、陶俑及服饰之中，充分体现出来。

时至隋唐，中国服饰最明显的特点是双轨制。在大的祭祀场面，穿汉人的传统衣服。在平时，唐代的常服是胡服（即鲜卑装）系统。

唐代国家统一，经济繁荣，形制更加开放，服饰愈益华丽。唐代女装的特点是裙、衫、帔的统一。在妇女中间，出现了袒胸露臂的形象。在永泰公主墓东壁壁画上，有一个梳高髻、露胸、肩披红帛，上着**窄袖短衫、下著绿色曳地长裙、腰垂红色腰带的唐代妇女形象，从而对“粉胸半掩疑暗雪”，“坐时衣带萦纤草，行即裙裾扫落梅”有了更形象的理解。

慢束罗裙半露胸，并不是什么人都能做的。在唐代，只有有身份的人才能穿开胸衫，永泰公主可以半裸胸，歌女可以半裸胸以取悦于统治阶级，而平民百姓家的女子是不许半裸胸的。当时，唐朝半露胸的裙装有点类似于现代西方的夜礼服，只是不准露出肩膀和后背。

唐代女服的领子，有圆领、方领、斜领、直领和鸡心领等。短襦长裙的特点是裙腰系得较高，一般都在腰部以上，有的甚至系在腋下，给人一种俏丽修长的感觉。

“罗衫叶叶绣重重，金凤银鹅各一丝”。“眉黛夺得萱草色，红裙妒杀石榴花”。唐代的裙子颜色绚丽，红、紫、黄、绿争艳斗研，尤以红裙为姣姣者。街上流行红裙子，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盛唐时期，就已经遍地榴花染舞裙了。

也许是受阴阳五行说的影响，杨贵妃最喜欢着黄裙，那是地位的象征。

“慢束罗裙半露胸”，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思想开放的程度。

在一定经济基础上形成的社会意识形态。是影响社会风尚、衣冠服饰的一个重要因素。服装是社会政治气候的晴雨表。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尤其是贞观、开元年间，政治气候宽松，人们安居乐业。唐朝的京师长安，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同时也是东西文化交流的中心。在古城西安，雁塔晨钟、草堂烟雾、灞柳风雪、骊山晚照、华岳仙掌、碑林石刻仿佛还萦绕着袅袅的盛唐之音。和唐朝政府有过友好往来的国家，曾经有三百多个。灿烂的中国文化，通过他们传到世界各地。时至今日，东亚地区的一些国家，仍把唐朝时期的服饰作为正式的礼服，可见影响之久。外国的友好使者云集长安，也把他们的文化的种子，播撒在八百里秦川。唐朝的绘画、雕刻、音乐、舞蹈等艺术都吸引了外来的技巧和风格。对异国衣冠服饰的兼收并蓄，使唐朝服饰的奇葩开得更加鲜艳夺目。

由于唐朝采取开放政策，对西域、吐蕃的服饰兼收并蓄，因而“浑脱帽”、“时世妆”得以流行。这就是中国古代服饰史上的第三次大变革。与前两次服饰大变革所不同的是，这一次的服饰大交流是由南北走向向东西方向流动。

冠服制度是封建社会权力等级的象征，作为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精神支柱的儒学，则把恪守祖先成法作为忠孝之本，强调衣冠制度必须遵循古法，特别是作为大礼服的祭服和朝服，不能背弃先王遗制，故称法服；它具有很大的保守性和封闭性。宫廷日常服装称为常服，常服具有时代的特征。唐高祖李渊（公元618年至 636年）于武德七年（公元624年）颁布新律令，即著名的“武德令”，其中包括服装的律令，计有天子之服十四、皇后之服三、皇太子之服六、太子妃之服三、群臣之服二十二、命妇之服六。内容基本因袭隋朝旧制，天子的14种服装为大裘冕、衮冕、鷩冕、毳冕、絺冕、玄冕、通天冠、缁布冠、武弁、弁服、黑介帻、白纱帽、平巾帻、白恰。皇太子的六种服装有衮冕、远游冠、公服、乌纱帽、弁服、平巾帻。群臣的22种服装有衮冕、鷩冕、毳冕、絺冕、玄冕、平冕、爵冕、武弁、弁服、进贤冠、远游冠、法冠（獬豸冠）、高山冠（侧注冠）、委貌冠（与皮弁同制）、却非冠、平巾帻、黑介帻、介帻、平巾绿帻、具服（朝服）、从省服（公服）、婚服；皇后的三种服装有袆衣、鞠衣、钿钗襢衣；皇太子妃的三种服装有褕翟、鞠衣、钿钗礼衣。命妇的六种服装有翟衣、钿钗礼衣、礼衣、公服、半袖裙襦、花钗礼衣。以上各类服装的配套方式和服用者对象及服用场合，《唐书·车服志》都有详细说明。凡是从祭的祭服和参加重大政事活动的朝服（又称具服）、制度与隋朝基本相同，而形式上比隋朝更富丽华美。一般场合所穿的公服（又称从省服）和平时燕居的生活服装常服（又称燕服），则吸收了南北朝以来在华夏地区已经流行的胡服、特别是西北鲜卑民族服装以及中亚地区国家服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