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范津

南宫碑即张裕钊撰文并书丹的《重修南宫县学记》碑。

张裕钊（1823—1894年），字廉卿，湖北武昌人，为“曾门四弟子”书文之首。时任莲池书院山长，著名教育家。堪称学界硕儒，书坛宗师，被誉为中国书法从仓颉造字到毛笔字退出信息交流主导载体地位，整整一个历史时期的最后一位大师，而南宫碑正是其书、文的巅峰之作。

读其为文，从“天下之治在人才，而人才必出于学”的思想出发，证引出只有废除“其弊已极”的“八股之文”，倡导“明体达用之学”，才会出现“风会之变、人才之奋”、“人蹶而兴”局面的结论。整篇或纡徐疾促，或流荡凝滞，声气并茂，劲悍雄奇。观其碑书，劲洁清拔，碑骨帖姿，内圆外方，不愧书刻兼优、“文字双美”的艺术珍品之誉，其书法的独特品格因南宫碑的泐刻而被书界称为“南宫体”，为书法流派以地名命名之唯一。

关于南宫碑的艺术成就和艺术价值，可谓“前人之述备矣”。然而至于何人玉成此事，却由于史料的缺失，至今尚不了然。因此很有必要对此做一番更加深入的研究。

从目前可见的资料分析，玉成南宫碑这一文化项目的当有五人。从他们的身份看，有两位大师、两位县令、一位南宫老乡。“两位大师”即同为“曾门四弟子”的张裕钊和吴汝纶。张裕钊开篇已有介绍。吴汝纶(1840～1903)，字挚甫，安徽桐城人，晚清著名学者、文人和杰出的教育家，有“海内大师”、“古文宗匠”之盛名，时任冀州知州，衙署即在现冀州市。“两位县令”是指时任代理南宫县令李传棣和继任县令陆植。“一位南宫老乡”则为时任莲池书院提调邢朝桢。从他们的职责分工看，李传棣是倡导者，张裕钊是担纲者，吴汝纶是推动者，陆植是实施者，邢朝桢是协调者。

对于南宫碑，张裕钊之作为，尽人皆知，毋庸赘述。而首倡泐刻南宫碑的李传棣则应细说。李传棣，字梅生，即《重修南宫县学记》中“摄县事”之“李君”。这里“摄”乃代理、代行之意。“摄县事”即代理县令。据民国版《南宫县志》载，李传棣，是光绪十年代理南宫县令的，任职仅一年左右。更重要的是李传棣湖北孝感的乡籍，与张公同乡，包括其家兄李佛生（笙）均与张裕钊、吴汝纶稔熟有加。李佛生（笙）何许人也，就目前所见文献，尚不清楚。《张裕钊诗文集》、《吴汝纶全集》均多处提及李佛生，同时还收录了多篇与之往来书信、唱和诗文。如光绪初年李佛生因过得究，被劾罢官，张公得知后不仅作《送李佛生序》“索一言以为赠”，而且还致信劝慰，“知足下必不以一官置意中……力所能谋谋之，所不能谋，则听之而已，固亦不足恤也。”（《张裕钊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94页）为替佛生求情，吴汝纶则放下身架向友人写信请托，“某处此馆三年，旧时交游，凡有请托，一概谢绝，不敢出位妄言，人亦谅之，相安若素。近有一事，不能不破例上闻者：署定兴令李传棣，亦执事所识，其兄李佛生……近为一小事撤任”，解释“破例”的原因是，“某与其兄弟，交游廿余年”，“与为至交”（《吴汝纶全集》黄山书社2002年版，第三册第54、55页），言辞恳切之至。由此可见张、吴、李三人关系之密。

而从张公与吴汝 纶来往信件所议之事看，李传棣之摄南宫县令，很有可能是张公抑或张公与吴汝纶“合谋”，利用其在保定与直隶总督府相近，特别是与时任署理直隶总督李鸿章同为曾门弟子、“文武双臂”的特殊关系，为李传棣“运作”而成的。是否史实，姑妄说之。

据史料载，李鸿章同治九年（1870年）九月任直隶总督，至光绪八年（1882年）三月，其母丧奏请丁忧，直隶总督则由两广总督、李鸿章淮军重将张树声署理。李鸿章奔丧两个月后，适逢朝鲜兵变，李被急调天津接办通商大臣事物，此时直隶总督虽仍由张树声署理，但实已由李鸿章接任。光绪九年六月（1883年）清廷调张树声回两广总督原任，以李鸿章丁忧未满故直隶总督由其署理，至光绪十年八月五日（1884年9月23日）再度实授。在此间，于光绪十年（月份不详）张公在给吴汝纶的信中已透露，“贵署南宫一缺，方伯已函禀傅相，商定以梅生委属（代理），刻下专俟尊处查覆严君事迹，详到即行挂牌。”这里“方伯”是对布政使的尊称，“傅相”是指李鸿章，“详”为旧时的一种公文，“挂牌”即挂牌公示。因为这是人事秘密，所以张公一再嘱咐“此事自弟而外，无一人知者，千万秘之。必祈阁下赶紧详上，万勿迟延为要”。并且要求“此纸阅后祈即付掌烜氏，切切。”（《张裕钊诗文集》第475页）“即付掌烜氏”即烧掉。而李鸿章实授直隶总督未至一旬，便公布了对李梅生的任命。因此，光绪十年8月13日张公在给吴汝纶的信中称“梅生经藩署牌示，委署南宫。足下得此贤能为署吏，相得益彰，想喜可知也。”大功告成，喜之必然。而安排南宫任职，恰又为密友吴汝纶的属下，更便于关照，有无这方面的考虑尚不得而知。

李传棣赴任后，即谋对自明成化十七年（1481年）移建今邑治之县学“葺而新之，期年而工竣，乃走书属裕钊记其事”。（《重修南宫县学记》）。请一个大师级人物既撰文又书丹，按常理润格肯定不菲，然而在张李之间就少了这些计较。“其碑已与李梅生及南宫绅士宋弼臣朝桢有约，刻成，当为我拓五百纸，并嘱任事者，督令工人精刻为要。”（《张裕钊诗文集》第471页）这是张公对吴汝纶亲述他对南宫碑开出的润格。

张公为何竟以500张拓片的薄筹应允为南宫碑撰文书丹这一费神劳力的苦差？除与前面所述张李二人私交甚密之外，笔者妄揣，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其时正当碑学大兴之际，李传棣的创意恰为张公发挥其特长搭建了平台，点中了他那条始终兴奋的神经，从某种角度分析，不啻投桃报李之举。

对于张裕钊之为文作书，世人一向誉评甚高，张公自己亦非常自信且自负。在《与黎莼斋书》中称“裕钊自惟平生于人世都无所嗜好，独自幼酷喜文事。”（《张裕钊诗文集》第80页）只要文章能垂世不朽“虽百郡守，不以易也”，更奈何“穷通、得丧、愉戚、寒饥者温饱者”。（同上，第94页）在《答李佛笙太守书》中，他自评“且私计国朝为古文者，惟文正师吾不敢望，若以此文校之方、姚、梅诸公，未知其孰先孰后也。”（同上，第94页）方，乃方苞；姚，即姚鼐；梅者，梅曾亮，此三人皆为桐城派世有公论的文章大家，与之相比敢言“未知其孰先孰后也”，“足见作者意态”（国学大家徐世昌言）。

对于其文如是，对于其书自评更高。尝自谓“ 古文吾亦犹人，书法当独有千古。”（《 清国史·张裕钊传》中华书局1993年6月版，第12册741页）他在给吴汝纶的信中说“惟拙书乃颇益长进，独以此沾沾自喜且自笑。”（《张裕钊诗文集》第472页）正因为这种自信和自负，使他产生了“赢得生前身后名”的强烈愿望，“人生一瞬耳，所争乃千古”，（同上，第286页）足见其对千秋之名的期待。

然而现实又如何呢？张公曾有如是之叹“近世金石刻稀少，吾书虽工，世不求，无所讬已久，恐身死而迹灭”。因此他设想“吾将归于黄鹤楼下，选坚石良工，书而刻之，凿悬崖石壁，使中空如箧（小箱子），陷吾所书石其中，别用他石锢箧口，四周固不使隙也，千百世后，必有剖此石壁，得吾书者。”（同上，第556页）正如太史公所言“俟后世圣人君子”（《史记·太史公自序》）藏之名山、传于后世之愿既生，必谋实施之途。李传棣的求文刻石之托，岂非天从人愿？立即得到应允，正乃水到渠成。更何况此时的张公刚逾花甲，正值精力旺盛之佳期，书法功力已臻炉火纯青之至境呢。

张公对此“刊之贞石，以垂无穷”之为，亦视之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可谓重视之至，撰文用功不亚于“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之卢延让，数易其稿，终不合意，至光绪十一年《重修南宫县学记》尚未脱稿，此时代理县令李传棣却已离任。继任者山阴监生陆植陆培亭又与张公素无关联，在二人眼中无非一个名士，一个县令而已。陆植是否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气度和胸怀，张公不得而知。尽管如此，《重修南宫县学记》的创作却并未止停。至光绪十一年十月廿一日终成其稿，他随即抄示吴汝纶，并言辞恳切地说“弟懒慢无可比似，乃至终岁不作一文，一昨始撰得《南宫学记》一篇，寄呈阁下为是正。年老才竭，于此事已无能为役，请即加批，掷付送信人领下。此乃将勒石垂示后世之文，幸直言相告，万不得客气也。”（《张裕钊诗文集》第470页）张公明白，不论吴贤弟之学识还是官职，都堪可成为实现自己梦想的坚强依凭。

吴汝纶与张裕钊同为曾门弟子，且相知颇深、交谊甚厚，正如吴汝纶所言“吾与之岁相往来，日月相问讯，有疑则以问焉，有得则以告焉，见则面相质，别则以书，每如此。”（《吴汝纶全集》第一册第73页）其时正于冀州任知州。当时的冀州是直隶州，辖管南宫、枣强、新河、武邑、衡水五县。作为张公密友他深知自己有责任、也有能力帮助学兄实现这一梦想,他的知州职衔本身就是撬动南宫碑项目的最好杠杆。

张、吴之间一向知无不言，吴汝纶对张文进行了认真披阅，特别对南宫子的表述提出了修正意见。经张公酌修后，即告完稿，并于光绪十一年腊月廿九日即除夕前一天，再次致信吴汝纶恳请学弟“嘱任事者，督令工人精刻为要。敬祈足下更与新任陆公、绅董孙公言之是何”（《张裕钊诗文集》第470页）。随后，吴汝纶回信“《南宫学记》尚未上石，昨已传语陆公，严督刻手，务令精好。”（《吴汝纶全集》第三册第31页）至此终于打通了南宫碑项目通向成功的“最后一公里”。

第五位重要人物宋朝桢，其字曰弼臣。“肄业保定莲池书院，以文学为山长张廉卿、吴挚甫所知”之后“充书院提调”（民国版《南宫县志（卷十七）人物篇·名绩列传》）据邢赞亭《莲池书院忆旧》介绍，提调负责“综理院内一切事物”，张公及继任者吴汝纶皆将宋朝桢“倚如左右手”（《河北文史集粹·教育卷》），此间宋曾任长垣训导、束鹿教谕、直隶学政等职，后任职山东邹县、潍县、菏泽，于菏泽县令致仕。在莲池书院提调任中，宋朝桢就是山长张裕钊想法的忠实执行人。由于其“素长交际”（ 民国版《南宫县志（卷十七）人物篇·名绩列传》），再加之南宫地籍之利，因此在南宫碑项目实施过程中协调落实更为方便。尽管未见关于宋弼臣在南宫碑项目中所做工作的更多文字记载，但可以想象，若仅有决策而无幕后执行，会有切实的成果吗？这或许就是张公在于吴汝纶通信中特提“其碑已与李梅生及南宫绅士宋弼臣朝桢有约”的一个深层用意吧，一个“及”字透露了幕后的天机。

南宫碑工竣，使南宫之域有了一通中外瞩目的名碑，在此工程中，吴汝纶的督责推动之功、李传棣的策划首倡之功、宋朝桢的协调沟通之功，均当彪炳史册。而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县令陆植成人之美且不争名利的品德，更应嘉赞（《重修南宫县学记》是陆植上任后成文的，但对陆植之功未述一词）。李传棣“葺而新之”了邑治之县学，陆植真正成就了南宫碑。正由于他们的共同努力，才使一代硕儒宗师的功业更熠千古。

2014年1月22日完稿

2014年2月24日再修

（）

古渡、帆影、长街、神庙、老榕……这些景象构成了泉州刺桐古港的一幅画卷。是的，那是存在我脑海中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最经典的画面。

如今，古渡已寂寞，帆影已远去，长街已不在，只有海神庙前的那棵古榕仍守护着晋江那个出海口。

潮汐起落，丝海浮沉，时光极易把一切淘洗得苍白。站在泉州文兴古渡边，看晋江水迤逦东去，泉州湾缥缈依稀。我极力地搜索着那些与丝海相关的往事，却发现所有情节都变得那么恍惚，所有面目都变得那么模糊。

都说泉州是丝路之起点。何谓起点？那应是海船扬帆的地方，那应是海船落碇的地方。文兴古渡位于晋江入海口，古刺桐港之畔，一千多年前便是远航帆船的起锚地，那自然是丝路起点的起点了。人们喜欢用钩沉两字去解读历史，那么，在这处真正意义上的丝路起点，或许更容易留下一些历史碎片，更容易去钩沉起一些关于丝海的遗存吧！

此时，海潮退去，古渡与江海拉开了长长的距离，中间露出大片的黑色海泥，那厚积的海泥几乎把古码头湮没殆尽。于是，让人很是怀疑这里曾经樯桅如林，这里曾经万商云集。古渡边立着一座五层的宋代宝箧印经石塔，石塔孤寂地守望着江海交汇处，它曾是晋江入海口的一座航标塔，又是船舶出洋的一座祈愿塔。宋元时期，泉州港与亚非等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有着频繁的海上贸易往来，文兴古渡就是泉州古城东南郊的一处水运转运枢纽。石塔四面各雕有一月光菩萨佛像，佛像因岁月久远，风雨侵袭，面目难辨。但我依然感觉得到，佛像深邃的目光正凝望着大海的方向，这目光曾牵动过丝海上的片片风帆，这目光曾见证过丝海中的兴衰浮沉。

在闽南一带，一个古渡往往伫立着一座古庙，一座古庙往往依偎着一棵古榕。文兴古渡北侧的石头山上就屹立着一座真武古庙，古庙前是一座明清时代的牌坊式砖石山门，楣梁上悬挂“武当山”匾额一方，沿着二十四级布满青苔的古石阶拾步而上，便见浓荫下的古庙，古庙殿前悬有一方“真武圣殿”的木刻匾额。庙前站立着一棵参天老榕，没人知道这棵老榕究竟有多老，但凭那苍劲伟岸的枝干，盘根错节的根虬，以及那繁盛茂密的浓荫，便能确定古榕已栉风沐雨了千百个春秋。

真武庙在古榕掩映下显得静穆而神秘，这是奉祀第二代海神真武大帝的地方。宋元时期，泉州郡守每年春秋两季都在此举行祭海仪式，泉州古代海上交通史上两项盛大的公祭仪式是祈风与祭海，九日山祈风祈的是第一代海神通远王，真武庙祭海祭的是第二代海神真武大帝，海上风涛变幻莫测，先人只能祈求海神庇护出海平安了。古籍《西山文集》收有南宋泉州太守真德秀的一篇祭海祝文，文章就记载了真武庙的祭海盛事。那天，我坐在古榕下，面向晋江入海口，海风徐来，涛声隐约，我竟有些恍惚，我似乎听到了祭海的喧天鼓乐，我仿佛看到了那盛大的仪仗队列，还有那扬起的片片风帆……

走进真武庙里，我虔诚地敬上三炷香，袅袅香烟中升腾着我虚无缥缈的心绪。殿台上的真武大帝披发仗剑，足踏龟蛇。庙里有方巨匾“掌握玄机”，这是清乾隆年间提督马负书所书，意为海神可镇风涛，可庇船只，有掌握风云变幻的玄机。庙前岩石上立着一方明代石刻，上题“吞海”两字。咀嚼这两个字，意味悠长，海能吞纳万物，而能吞海者，非海神莫属！这两字又常常被人解读为泉州航海人的恢宏气魄：所谓“海能吞船，我能吞海！”这又是泉州人爱拼敢赢的一种精神体现。

大殿有一门联颇有机趣：“脱紫帽于殿前，不整冠而正南面;抛罗裳于海角，亦跣足以莅北朝”。这是清道光年间进士庄俊元所撰写的。“紫帽”与“罗裳”是晋江对面的两座山，“不整冠”与“亦跣足”形神兼备地刻画了真武帝的神仙形象，此联既描景又写人，真是妙不可言。

其实，此联更妙的地方还在于隐藏着另一个故事，这故事牵扯着一个朝代的命运，也牵扯着丝海的兴衰。南宋末年，元军一路南下，幼主宋端宗在张世杰、陆秀夫等一帮宋室遗臣的护送下，跌跌撞撞地从福州坐船逃到泉州刺桐港。时任泉州市舶司提举的蒲寿庚见一行人狼狈模样，知道南宋气数已尽，便采取“闭城不纳”的策略，任由一群本该锦衣玉食的皇室遗族在北风凛冽的晋江上挨饿受冻。元兵很快追杀到泉州，小皇帝一帮人又一路踉踉跄跄地从泉州逃到漳州，又从漳州逃到了广东崖山，最终又一起投海殉国，演出了一幕南朝末日的大悲剧。这联颇有嚼头，脱紫帽于殿前，抛罗裳于海角，不整冠与亦跣足，表面是刻画真武大帝的神态，实则隐喻幼主的狼狈，为肃然的海神庙增添了一段心酸的趣闻。因小皇帝曾在庙里住过一宿，故当地人习惯称真武庙为圣殿，算是沾上了皇家的贵气，虽说那是一个没落朝代的小皇帝。

不管怎么，这事对泉州影响深远。或者可以说，泉州的丝路因此而兴，并达到了巅峰，也因此而衰，从此一蹶不振。1276年冬，元军攻占南宋都城临安，南宋孤臣陆秀夫、文天祥和张世杰等人拥立幼主端宗，成立小朝廷，意图为南宋保个半壁江山。泉州得海丝之膏腴，社会经济空前繁荣，有数千宋室宗子移居泉州，朝廷便在泉州设立南外宗正司，以管理皇族宗室事务，那时的泉州简直有临安陪都的气象。身任闽广招抚使兼市舶提举的蒲寿庚是一位叱咤风云的丝海枭雄，他既拥有显赫的权力与财力，又掌控着海上的交通与贸易。宋端宗此行目的很明确，就是想傍一次蒲寿庚这棵大树，意欲“作都泉州”。

蒲寿庚毕竟是生意场上的人，他一生惯于见风使舵，见宋室正陷于风雨飘摇中，暗自揣想：仅凭一己之力，恐难扶南宋于危难之中，再说自己血液中流的又不是中国人的血，也不必忠于哪个君主。于是，他嘿嘿一笑，深闭泉州城门，拒小皇帝与一帮臣子们于寒风嗖嗖的晋江之中。无奈之下，小皇帝与臣子们躲进真武庙暂避风雨，一进庙里，抬头一看，神龛上真武大帝竟也是蓬头跣足，不整衣冠，与自己的狼狈模样倒有几分相似，不禁凄然一笑。

城进不了，那借船一用总可以吧。可蒲寿庚还是嘿嘿一笑，一拒了之，他似乎听到了元兵的铮铮铁骑正从城外呼啸而来。有时，恰到好处的拒绝便是一条绝好的退路。借船被拒，张世杰感觉颜面丢尽，一言不和便下令抢船，于是停泊在晋江的数千艘船舶被抢大半，那些抢不走的就放火烧掉，那可是蒲氏家族的身家财产啊！望着晋江上的冲天烟火与鱼贯而去的船只，蒲寿庚恨得咬牙切齿。

此时，泉州城内的南外宗室成员们正蠢蠢欲动着想与城外来个里应外合。于是，蒲氏下令紧闭城门，“杀尽南外宗室”。顿时，泉州城内，血雨腥风，哀鸿遍地;泉州城外，烟火漫天，江水呜咽。船队载着一群落魄的君臣从浓烟滚滚的晋江入海，宋端宗怆然望着茫茫大海，面前波涛汹涌，海雾迷惘，残阳似血，那应该是刺桐港最为凄美的一个画面吧。

景炎元年（1276年）十二月，降元后的蒲寿庚走向了他人生的高峰，他既提举泉州舶司，又任福建行省中书左丞，并 “镇抚濒海诸郡”，擅“番舶利者三十年”。终元代一朝，蒲氏家族垄断海上贸易，独霸市舶，“以善贾往来海上，致产巨万，家僮数千”。没有人能够准确地说出蒲氏家族究竟有多少海船，仅被张世杰一次牵走的海船据说就有一千多艘！元初，蒲氏家族海上贸易发展迅猛，海船数量当在两千艘之上，那数千艘海船就停泊在刺桐港之畔，那该是怎样的一种船只塞江风帆蔽天的场面啊！就单凭刺桐港这排场也可跻身世界大港之列了。

丝海兴于蒲氏家族，也败于蒲氏家族。蒲氏第三代蒲崇谟热衷仕途，就把市舶事务交由蒲家女婿那兀纳管理，而正是这位叫那兀纳的海獠，在泉州掀起了一场史书上叫“亦思巴奚之乱”的战争。这场持续十年之久的战乱，波及惠安、仙游、莆田、福清和福州等地，把一个号称东方第一大港的城市毁于一旦，从此泉州丝海一落千丈，繁荣不再了。

真武庙前曾存在过一条石头街，古街曾经一端连着文兴古渡，一端系着真武古庙。几年前，因城市建设，古街被夷为平地。那天，我走在那遍地瓦砾碎石的废墟上，感觉犹如踩在一具被文明蹂躏过的城市残骸上。古街未拆之前，我喜欢流连在幽深的古街老巷中，走在那些早就被踩磨得异常光滑的石头路面上，走着走着就有追溯流逝时光的感觉。那成片的闽南古大厝，那幽静的**梳妆楼，那寂寞的木板老店铺，虽然被时光打磨得斑斑驳驳，却都刻满着泉州与大海的诸多印记。我又走到了寂寞的古渡，那帆影已远去，而心中的涛声依然在回响。

写作背景：

诗人对官场的风尘劳碌已经厌倦，产生了退休的迫切想法。1192年秋天，他终于辞官回乡，不再出仕。诗人在1192年乘舟路过安仁县（现在的江西省余江县）时，看到两个孩童以伞当帆来使船前进。诗人被孩童的稚气和可爱行为感染，从而创作了此诗。

原文：

一叶渔船两小童，收篙停棹坐船中。

怪生无雨都张伞，不是遮头是使风。

译文：

一只渔船上，有两个小孩子，他们收起了竹竿，停下了船桨，坐在船中。

怪不得没下雨他们就张开了伞，原来他们不是为了遮雨，而是想利用伞当帆让船前进啊。

《舟过安仁》是南宋诗人杨万里创作的一首七言绝句。这首诗浅白如话，充满情趣，展示了无忧无虑的两个小渔童的充满童稚的行为，其行为中透出了只有儿童才有的奇思妙想与聪明。体现了两小童的可爱与思维的敏捷。

文学赏析

“一叶渔船两小童，收篙停棹坐船中。”这是诗人看到的情景。两个小孩之所以引起了诗人的注意，是因为他们虽坐在船上，却没有划船，撑船用的竹竿收起来了，船桨也停在那里，这是奇怪的事。由此可见，此时诗人的心情是闲适的，也是比较愉快的，所以才注意到两个孩童的所作所为。

“怪生无雨都张伞，不是遮头是使风。”这里省略了诗人看到的两个孩子撑伞的事，省略了诗人心中由此产生的疑问，而直接把疑窦顿解的愉悦写了出来。

疑窦的解开，可能是诗人看到孩童异常的行为，就开始更认真地观察、思考，结果是恍然大悟：两个小孩没下雨也张开伞，原来不是为了遮雨，而是舞动伞柄使风吹动小船使船前进。也可能是直接就问两个孩子，孩子把原因讲给他听的。

不管怎样，知道了原因，诗人一定是哑然失笑，为孩童的聪明，也为他们的童真和稚气。

在这首诗中，诗人看到在一叶小渔船上，有两个小孩子，他们收起竹篙，停下船桨，张开了伞。而诗人悟到了两个小孩之所以没下雨也张开伞，原来不是为了遮雨，而是想利用风让船前进。

诗人直接把目光聚焦到儿童身上，全诗都是写儿童的稚气行为。诗人非常善于利用儿童稚态，起到点化诗境的效果。诗人对儿童的喜爱之情溢于言表，对两个小童子玩耍中透出的聪明伶俐赞赏有加。当然，从中也可以看出诗人的童心不泯。表达了诗人对孩童的喜爱和赞赏。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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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预览：

1 钱文忠 从玄奘西游说起

25 马瑞芳 趣话《红楼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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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王余光 中国传统经典的选择与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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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刘梦溪 国学与儒学

155 萧功秦 从历史看儒家文明的生命力

169 李敬一 古典诗词与市民人文素养

钱文忠，（1966-），籍贯江苏无锡。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东方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季羡林研究所副所长。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关门弟子，中国仅有的几位专业研究梵文、巴利文的学者之一。曾留学德国汉堡大学印度与西藏文化学系，主修印度学，辅修伊朗学、藏学。主要著作有《瓦釜集》、《末那皈依》、《季门立雪》、《天竺与佛陀》、《国故新知》、《人文桃花源》等。译作有《唐代密宗》、《道学政论儒家知识分子》等，编集各类文集及古籍校理十余种，发表文章一百余篇。2007年在央视《百家讲坛》主讲《玄奘游记》近40集，反响热烈。

从玄奘西游说起

《西游记》是中国四大古典名著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