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黄公望,(明)沈周,(明)朱耷绘《黄大痴沈石田山水八大山人山水花卉合册》 上海: 慎修书社, 民国23年(1934)

(清)朱耷绘《八大山人书画合册》 西泠印社, 民国15年(1926)

(清)朱耷绘《八大山人书画合册》 上海神州国光社, 民国20年(1931)

(清)朱耷,道济绘《八大山人石涛上人画合册》 上海有正书局, 民国(912-1949)

(清)朱耷绘《八大山人集》 民国(1912-1949)

(清)道济,朱耷绘《石涛和尚八大山人山水精品》 上海文明书局, 民国19年(1930)

(清)道济绘,八大山人绘《石涛和尚八大山人山水精品》 文明书局, 民国25年(1936)

(清)朱耷绘《朱耷书画合册》 上海: 上海博物馆, 1954年

(清)朱耷绘《朱耷书画合璧册》 民国(1912-1949)

(清)朱耷绘《朱耷书画合璧册》 民国(1912-1949)

(清)朱耷绘 《朱耷山水册》 民国(1912-1949)

（明）朱耷绘《八大山人山水册》 上海 : 商务印书馆 民国23年（1934）

（明）朱耷绘《八大山人画册》朝花美术出版社编 朱耷 明 绘 北京 : 朝花美术出版社 1961

（明）朱耷书并绘《八大山人书画扇集》 上海 : 商务印书馆 民国24年（1935）

（明）朱耷书并绘《八大山人书画集》 上海 : 生生美术公司 民国18年（1929）

（明）朱耷书并绘《八大山人书画扇集》 上海 : 商务印书馆 民国24年（1935）

（清）陈鼎撰《八大山人传》 上海 : 商务印书馆 民国4年（1915）

（清）邓秋枚集《八大山人山水画册》 上海 : 神州国光社 清宣统2年（1910）

（清）朱耷书并绘《八大山人书画集》 上海 : 美术制版社 民国18年（1929）

（清）朱耷绘《八大山人二笔应真渡海图》 上海有正书局 民国间

（明）朱耷书《八大山人书画扇集》 上海 : 商务印书馆 民国24年（1935）

（清）陈鼎撰《八大山人传》 小嫏嬛山馆 清咸丰元年（1851）

（清）陈鼎撰《八大山人传》 清康熙间

（清）陈鼎撰《八大山人传》 扬州 : 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 1984

（清）陈鼎撰《八大山人传》 上海 : 文瑞楼 民国间

（清）朱耷撰; 汪子豆编《八大山人诗钞》 上海 :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1

（日本）秋叶启鉴辑《八大山人画撰》 东京 : 聚乐社 日本昭和15年（1940）

（清）朱耷，（清）释道济绘《八大山人石涛上人画合册》 上海有正书局 民国10年（1921

（汉）蔡邕撰（清）朱耷临《清朱耷临蔡邕诗卷》

（明）朱耷书并绘《朱耷书画合册》 上海博物馆 195

清世宗雍正在给其宠臣田文镜的请安折上批示说：“朕安好，邬先生安否？”让雍正问候的这个“邬先生”即是辅佐田文镜的师爷邬思道。

据说有一次田文镜与邬师爷闹了别扭，邬师爷来了个“不合则去”，卷铺盖走了人，此后田文镜如同失去拐棍，在地方行政和对上奏请屡遭雍正斥责，不得已又把邬师爷请了回来。

田文镜做官靠师爷在清代具有相当普遍性，许多官员一日不可没有师爷，而师爷也成了隐藏在官场中的最大隐性权利拥有者。

“代官出治”的同时滋生了大量的地方政务不良之风。清代曾有这样说法：“无幕不成衙”这里的“幕”就是指幕友、幕宾，即俗称的师爷。按照清代从总督巡抚到州县大小几千个衙门计算，每个衙门有五个幕友计算，全国的师爷最少有数万人之多。师爷们混迹官场，首先靠的还是能力。学幕必须拜师，学成才能出徒，其所学范围也非常广。包括收钱粮赋税，开支各种费用，往来文件和缮写公私函件，这些成为师爷最基本的本领，汪祖辉曾说自己学习刑名一幕，就用了整整六年时间。

田文镜 （1662年—1733年），字抑光_图

师爷是官员权力的附属品，而师爷对于官员犹如“即可之于饮食，寒暑之于裘葛，而不可离矣。”由此也逐渐衍生出师爷群体，他们不但呼朋引类，暗通信息，上下交结，形成了一种令主官都难以控制的社会势力。

在幕府所有岗位以刑名师爷、钱谷师爷为最好岗位，一个掌握了审判权力，另一个掌握了钱粮权力，其收入更是其他岗位师爷的数倍。不仅收入高，有的师爷通过关节，收揽了大量的政治资源，走上了官老爷的位置。过程是由督抚一级上报吏部，可以授予官职，但总体看来，能够当上官的师爷毕竟是少数，大部分是“布艺终老而已”绍兴有个教范家相的人，早年做幕僚，他母亲却觉得儿子虽然赚了钱却不能给祖上争光“泯泯无闻”，为此他发奋读书，终于考中进士。清代的理学家戴震和名臣林则徐也都有类似的经历，到了咸丰、同治后，做官的资格限制逐渐被打破淡化，由作师爷专项从政的人数也越来越多，如素有中兴名臣的左宗棠也是这一发展过程。但是总体看来，大部分师爷都属于权力赘生物，利用其服务官员的优势，搞隐形“贪”，属于清代官场中比较另类的非典型捞钱人群。

法国人乔治拉比拍摄的清朝衙门审判案犯情景_图

实权的刑名师爷

清代的“无幕不成衙”非常具有普遍性，总督官员、州府官员和地方县太爷们离开了师爷如同失去拐棍，寸步难行。

“刑名钱谷动系考成，尽人而知其当重矣”，虽然其他种类的师爷也不可轻视，但刑名师爷是仅次主官的角色。主官在审案时，有的刑名师爷干脆在大堂后面拉个幕帘，听主官文案后，提出具体意见，往往最终主导了案件的审判结局，刑名师爷有一套完整的看家功夫，即“六法”和“九不可”，至于所谓的三班六房在主官审案时都说话，都出主意被称为的“满堂官”并不能代替刑名师爷的最终意见。《中国的科名》

在当时刑名师爷掌握好案子就是抓到了钱，往往是勾连书吏、衙役，按照出钱多少进行中间环节商定，俨然形成了一条流水线的利益链。有的刑名最厉害的时候是“一鸡两吃”，让诉讼双方最后都成了被压榨的对象，比着出钱，谁出的多，就让谁赢。《清实录》里记载州县官员和刑名师爷故意对案件进行延迟不结的办法进行捞钱。

清代衙门实况旧照_图

中兴名臣曾国藩在出任直隶总督时，发现一个怪现象，就是案件积压太多，有的已经几年不给办案，为此他对当时的州县官员和从属的师爷们给出了画像： “性情卑鄙，操守不洁”，“貌似有才，心实贪酷”， “擅作威福，物议沸腾”，或 “品行卑污，工于逢迎”，“浮征勒派，民怨尤甚”，或“词讼置之不理，积压尤多”。

这些参劾措辞激烈，可以想见曾国藩对当时州县官吏的不作为、贪渎违纪到了极端痛心疾首。此后他开始大面积把不合格的州县官吏进行汰换。与此同时集中精力清理积压案件。在曾国藩看来当时直隶官场的最大弊病就是不作为，乱作为。

在身体条件极差，双目几近失明的情况下，把同治八年三月底，直隶积压的同治七年以前的案件竟达一万二千余件全部结清。仅保定府衙门中由朝廷交办下来处理的重大上访案件就达一百三十余件。这些案件有的搁置二三年，有的一拖就是八九年。

曾国藩不得不感叹：“吏治之弊，民生之困，端由于此。”一生强势镇压太平军的曾国藩不得承认输给了清代的官场。

清朝钱谷师爷的账本_图

滋润的钱谷师爷

“接收交待，奏销钱粮，门牌清册，地丁人口，屯田粜谷……”从60多项事务上看，钱谷师爷没有刑名师爷权重，但涵盖面却非常广泛，直接涉及管理当地百姓的各项杂物。除了负责本县衙内的钱粮业务，还负责大量田产纠纷民事案件，银钱债务，买卖交易和各种收税业务等等非常庞杂，能够坐上州县官吏的钱谷师爷滋润非常了得。他既是钱粮总管，又身兼财务出纳和现金管理等等，捞钱非常容易。

不光如此，钱谷师爷的薪俸也非常高，早在乾隆时期就已经达到220两，到乾隆后期县一级的钱谷师爷已经增加到800两年薪，这都是合理收入，如果是上一级的钱谷师爷，则多达2000两年薪。

清代的钱粮师爷的“便民易知由单”，用以通知纳粮花户_图

除此之外，作为钱谷师爷，还有着一些“政治权利”，即上级师爷可以给下级单位推荐师爷，从中收取大量好处。因为上级师爷可以左右地方官的升迁，如果拒绝师爷的意见，那么今后肯定没有好果子吃。有的地方官员为了讨好大老爷的“身边红人”主动和师爷套近乎，主动让他们推荐人选，这样就达成了默契。咸丰年间的官员何桂清对此曾总结说：“各省州县官员到任，他的幕友们必然要推荐门生故旧，代办刑名师爷和钱谷师爷，地方官还不知道这些人能否胜任，就马上拿出重金邀请。”

当然也有一些例外，如清代官员段光清在当上建德之先后去拜见州府官员，谈话时问他是否请了幕府，段光清回答说：“刑名、钱谷两席已定”这个首府官员非常不高兴说：“尔处朋友竟行自定，殊不知我处朋友皆上级所荐也。”可以想见，一个大清高级官员在安排师爷上如此重视，可见其地位和利益的重要。

洪杨暴乱这种称呼现在用得比较少，一般都叫太平天国运动。

太平天国政权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的摧残还是比较严重的，因为对孔子的态度是极力抵制的，洪秀全曾下诏书说：“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1854年由于杨秀清以“天父”名义制止，不得已才改为成立由他亲自抓的删书衙，将古书中的“妖言”删除，但删书衙只删定出版几部古书。新书出了不少，据专家考证共有四十多种。现在所知的，都是政治文件和政教合一的宣传品。

据说忠王李秀成在太平天国当小官时，就曾因为私藏私阅“禁书”而差点被杀掉。

因此，太平天国运动毁坏的古籍是很多的，很难统计。比较著名的事件有太平天国进攻长沙时，岳麓书院受到战火毁坏，这是北宋时期就建立的书院，估计古籍损失不少。另外，乾隆皇帝命人手抄了7部《四库全书》，下令分别藏于全国各地，其中藏于南方的有三部，分别藏于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和杭州文澜阁。扬州文汇阁和镇江文宗阁藏书在太平军攻克扬州和镇江时被全毁。杭州文澜阁藏书在公元1861年太平军第二次攻下杭州时，藏书大量散佚。杭州藏书家丁申丁丙兄弟收集残余，得到8140册，仅及原书四分之一。1864年太平军退走，丁氏兄弟又不惜重金从民间收购。1880年在旧阁原址上重建文澜阁。丁氏兄弟将书送还，并陆续抄补。

中国古人的姓氏字号

中国古人的姓名和现代一样，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用来代表个人的符号。姓，就是某一群人（氏族、家族）共用的名；名，就是个人独用的姓。

中国古史传说中的人物的姓氏，如有熊氏、牛蟜氏、青云氏等，今天看来可能都是氏族的名称。上古时代氏族以自然物为氏族标志，因而这些名称大都和生物和自然现象有关。这些氏族名称以后就可能演化为姓（如熊、牛、云等）。古代称呼人还往往冠以地名（如傅说，“傅”是地名）、职业名（如巫咸，“巫”是从事占卜的人）、祖先的名号（如仲虺，是奚仲的后人）等，这类称呼固定下来也就是“姓”。如鲁、韩、宋等，是以地名为姓；东郭、西门、池、柳等，是以住地的方位、景物为姓；师、祝、史等，是以职业为姓；上官、司马、司徒等是以官职为姓；公孙、王孙最早是指其先人是公或王；穆、庄等姓是用其先人的谥号。从春秋战国时一些人的称呼中我们还能看到姓氏形成的一些痕迹，如展禽因住地有柳又称“柳下惠”，公输班因是鲁人又叫“鲁班”，公孙鞅又因是卫国人称“卫鞅”、因封为商君称“商鞅”等。此外，在中华各民族交通往来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姓氏如呼延、慕容、尉迟等。

姓的形成有不同的历史过程，同样的姓未必就是一个起源。如“贺”，有的是原姓“贺兰”或“贺敦”简化为“贺”，有的是原姓“庆”，因避皇帝讳而改姓“贺”。姓也因政治的、地理的、民族的等等原因而变化。如五代时吴越的“刘”姓因避讳（“刘”与吴越王“钱鏐”的名同音）改姓“金”；明代“靖难”②之后，黄子澄的后人因避祸改姓“田”，而“靖难”有功的太监马三保却被赐姓为“郑”（就是以“三保太监下西洋”著称的郑和）；北魏孝文帝为推行“汉化”而改“拓跋”姓为“元”姓。又如“汉代诸县（今山东省境内）的“葛”姓迁到阳都（今河南省境内），为了和当地的葛姓区别就称为“诸葛”，而齐地的“田”姓外迁，以外迁的次第改姓“第一”、“第二”……（如东汉名臣“第五伦”）。可见，姓就是一种符号，并不象封建宗法制的维护者所宣传的那样神秘和神圣。

名，是在社会上使用的个人的符号。夏商两代留下来的一些人名如孔甲、盘庚、武丁等和干支相联系，可能和生辰有关。春秋时有些人名如“黑臀”、“黑肱”等应是以生理特征命名的。郑庄公名“寤（牾）生”，则是他母亲难产的纪实。可见那时有些名字还是很朴素的。但那时有些人名所用的字也有特定的含意，这含意并因同时出现的“字”而更为清楚。“字”往往是“名”的解释和补充，是和“名”相表里的，所以又叫“表字”。屈原在《离骚》里自述：“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正则”就是“平”，“灵均”就是“原”。他名“平”字“原”，“名”和“字”有意义上的联系。古人“名”和“字”的关系有意义相同的，如：东汉创制地动仪的张衡字平子、“击鼓骂曹”的文学家祢衡字正平，他们名、字中的“衡”就是“平”；宋代诗人秦观字少游、陆游字务观，他们名、字中的“观”和“游”也是同义。又如唐代书法家褚遂良字登善、宋代文学家曾巩字子固，他们名、字中的“良”与“善”、“巩”与“固”也都是同义。“名”和“字”有意义相辅的，如：东汉“举案齐眉”的文学家梁鸿字伯鸾，“鸿”、“鸾”都是为人称道的两种飞禽；西晋文学家陆机字士衡，“机”、“衡”都是北斗中的两颗星。唐代诗人白居易字乐天，因“乐天”故能“居易”；宋代作家晁补之字无咎（“咎”是过错），因能“补”过才能“无咎”。“渔”（打鱼）、“樵”（砍柴）常为侣，宋代史学家、《通志》的编者郑樵字渔仲；“渔翁”又常戴“笠”，清代文学家李渔字笠翁。“名”和“字”有意义相反的，如：宋代理学家朱熹字元晦、元代书画家赵孟頫字子昂、清代作家管同字异之，他们“名”、“字”中的“熹”与“晦”、“頫（俯）”与“昂”、“同”与“异”都是反义。古人的“名”、“字”往往取自古书古典，如：汉末“建安七子”之一徐干字伟长，《孔丛子》有“非不伟其体干也”句；曹操字孟德，《荀子》有“夫是之谓德操”句。三国赵云字子龙，取自《周易》“云从龙，风从虎”；唐代文学家陆羽（著有《茶经》，后世尊为“茶神”）字鸿渐，也是取自《周易》“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元末戏曲家高明（著有《琵琶记》）字则诚，取自《礼记》“诚则明矣”；明代军事家于谦字廷益和清初文人钱谦益字受之，则都是用《尚书》中“谦受益”的典故。

古人的“名”、“字”还常用来表示在家族中的行辈。先秦时，常在名、姓前加伯（孟）、仲、叔、季表兄弟长幼，如伯夷、叔齐，伯是兄，叔是弟；孔丘字仲尼，“仲”就是老二；孟姜女就是姜姓的长女。汉代以后逐渐在“名”或“字”中用同样的字或偏旁表同辈关系，如唐代抵抗安禄山的名将颜果卿和他的弟弟颜曜卿、颜春卿共用“卿”字，和他们同辈的堂兄弟颜真卿（以书法传世）也用“卿”字。宋代文学家苏轼、苏辙兄弟共用偏旁“车”表同辈。明神宗的儿子朱常洛（明光宗）、朱常瀛、朱常洵等，第二字共用“常”，第三字共用“氵”旁；吊死在景山上的明崇祯帝朱由检和他的哥哥朱由校（明熹宗）、堂兄弟朱由榔（南明永历帝）、朱由崧（南明弘光帝）等第二字共用“由”，第三字共用“木”旁。在这种情况下，姓名中的第一字是和父、祖共用的族名，第二字和第三字的一半是和弟兄等共用的辈名，具体到个人身上就只有半个字了。

除了名、字，有些古人还有号。“号”是一种固定的别名，又称别号。封建社会的中上层人物（特别是文人）往往以住地和志趣等为自己取号（包括斋名、室名等）。如唐代李白的青莲居士、杜甫的少陵野老、宋代苏轼的东坡居士、明代唐寅的六如居士、清代郑燮的板桥、朱用纯的柏庐等，都是后人熟知的；有些别号的使用率（如苏东坡、郑板桥、朱柏庐等）甚至超过本名。别号是使用者本人起的，不象姓名要受家族、行辈的限制，因而可以更自由地抒发或标榜使用者的某种情操。别号中常见的“居士”、“山人”之类就是为了表示使用者鄙视利禄的志趣。宋代欧阳修晚年号“六一居士”，就是以一万卷书、一千卷古金石文、一张琴、一局棋、一壶酒加上他本人一老翁，共六个“一”取号。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忧世愤俗，被权贵们讥为不守礼法，他就自号“放翁”，表示对他们的蔑视。明末画家朱耷在明亡后取号“八大山人”（“八大”连写似“哭”非哭似“笑”非笑，寓“哭笑不得”意），来抒发自己怀念故国的悲愤之情。当然，更多的官僚缙绅和封建文人所取的各种动听的别号只不过是附庸风雅、沽名钓誉的幌子。

另外还有“绰号”，这大都是他人所取而得到公认的别号，是对人的刻画和形容。春秋百里奚沦落楚国，被秦穆公用五张羖（音古，指黑公羊）皮赎回相秦，人称“五羖大夫”，可算是古代的绰号。唐代奸相李义府外柔内奸，被人称为“笑中刀”（成语“笑里藏刀”的起源），又号为“人猫”；宋代王珪任宰相十多年除“取旨、领旨、传旨”外不干别的事，当时号为“三旨相公”，这几个贬义的绰号形象地勾勒了封建官僚的嘴脸。《水浒》里梁山上一百○八人个个都有绰号，大都准确地描摹了人物性格、特长或生理特点，这些绰号作为姓名的代称，更是人们所熟知的。

除了上述的字、号之外，历史上常常用来代替个人姓名的还有：

一、地名（包括出生地、住地和任职所在地等）。如东汉孔融称为孔北海、唐代韩愈称为韩昌黎、柳宗元称为柳河东或柳柳州、宋代苏辙称为苏栾城等。以地名称人在封建时代是表尊敬，叫做称“地望”。但清末有人做了一幅对联：“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上联指任北洋大臣（宰相）的李鸿章（合肥人）、下联指任户部尚书（司农）的翁同龢（常熟人），却利用“地望”的双关语义讽刺了封建大官僚的贪婪豪奢。

二、官爵名（包括职衔、封号等）。如东汉发出“穷当益坚、老当益壮”豪言的马援称马伏波（曾任伏波将军），投笔从戎的班超称班定远（曾封定远侯），蔡邕称蔡中郎（曾任中郎将），三国嵇康称嵇中散（曾任中散大夫），唐代杜甫称杜工部、杜拾遗（曾任工部员外郎、左拾遗）等。

三、弟子或后人所上的尊称。如宋周敦颐称濂川先生，北宋吕本中和南宋吕祖谦先后称东莱先生，明归有光称震川先生，王夫之称船山先生等。还有在死后由门人、后人上的尊号（“私溢”），如隋代王通的文中、晋代陶潜的靖节等。

四、谥号，即死后由皇帝颁赐的荣称。如宋包拯称包孝肃、岳飞称岳武穆、明徐光启称徐文定、清纪昀称纪文达等。

五、在姓氏前加形容词指称特定的同姓者。如大戴、小戴分指汉代学者戴德、戴圣叔侄（他们编纂的《礼记》也分别称为《大戴礼》、《小戴礼》），晋代作家阮籍、阮咸叔侄也分别称为大阮和小阮（“大阮”和“小阮”因而成了“叔”、“侄”的同义词），南朝谢灵运和堂弟谢惠连都是诗人，也被称为大、小谢。唐代诗人中老杜（亦作大杜）专指杜甫，小杜专指杜牧。老苏、大苏、小苏则指宋代苏洵、苏轼、苏辙父子。

六、以几个姓并称特定的几个人。如“伊吕”指商伊尹、周吕尚；“马班”（或“班马”）指司马迁（《史记》作者）、班固（《汉书》作者）；唐诗人中“李杜”是李白、杜甫，“元白”是元稹、白居易；“韩柳”是韩愈、柳宗元。还有前面提到的大谢小谢合称“二谢”，加上南朝另一诗人谢眺又合称“三谢”；“二程”专指宋代学者程颢、程颐兄弟；苏洵、苏轼、苏辙又合称“三苏”。

七、在唐代还常以行第连同姓名官职等称人。王维有诗题《送元二使西安》（“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就是其中的名句）、唐诗中屡见《答王十二》、《问刘十九》、《同李十一醉忆元九》、《送裴十八图南》、《寄丘二十二员外》之类的题目，都是以行第称人的。如李白是李十二、韩愈是韩十八、柳宗元是柳八、元稹是元九等。行第还可连同名和官职并称，如裴图南称裴十八图南、杜甫称杜二拾遗、白居易称白二十二舍人等。宋代也还有此风习，如秦观称秦七、欧阳修称欧九、黄庭坚称黄九等。

以上所说的封建社会的姓名字号之类，都是封建宗法制度和伦理道德等观念形态的组成部分。我们今天直接以姓名作为古人的代号就行了，已不再需要这些东西。但是，由于它们在历史上长期存在并被广泛使用过，又是我们不能完全回避得了的。如《正气歌》的作者文天详、字履善，又字宋瑞（祥、善、瑞三字同义），历代还常称他“文文山”（自号）、“文丞相”（官职）、“文信国”（封号）等，他的著作也分别题名为《文山集》、《文丞相集》、《文信国公集》、《文信公题杜诗》等。又如《四库全书》中以“王”为首字题名的著作有五十多种，其中绝大多数是以字号或其他代称题名的，如《王子安集》（唐王勃的字）、《王天游集》（明王达的号）、《王阳明集》（明王守仁的尊号）、《王文成公全书》（明王守仁的谥号）、《王荆公诗注》（宋王安石的封号）、《王右丞集》（唐王维的官职）等。还有很多姓王的人的文集，题目上根本无姓名，如《临川集》（宋王安石原籍临川）、《凤洲笔记》、《弇州山人题跋》（明王世贞，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渔阳文录》（清王世祯，号渔洋山人）、《船山全集》（清王夫之，尊称船山先生）等。如果我们对古人姓名字号的知识毫无所知，根本无从识别。所以，为了阅读古籍以及研究古人思想、风格，还是需要我们对它有所了解的。

①世界古代史学者称这种氏族标志（也是氏族崇拜对象）为“图腾”。

②明代燕王朱棣以讨伐黄子澄等为名起兵攻破南京，推翻建文帝，自己当了皇帝（即明成祖），当时号“靖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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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字号摭谈

文/阙维杭

古代人在本名之外，大多另有字，这风气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很普遍了。《礼记·曲礼上》称：“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许嫁，笄而字。”贵族男子二十岁时(成年)行加冠之仪而取表字，女子出嫁(成年)之时可以盘发插笄(簪子)了，也要取字；故后来亦称女子许嫁为“字”，如：待字，字人，等等。看起来，这取字的规矩最初是囿于上层社会的圈子，但后来渐渐打破了界限，一般平民也多取字，相沿成习。

那么，字与名是什么关系呢《颜氏家训·风操》说：“古者，名以正体，字以表德。”广义的理解，字不妨是名的含义的诠释，也可以是名的内涵的发挥。例如诸葛亮字孔明，关羽字云长，鲍照字明远，陶潜字渊明，白居易字乐天等等，都是词义互见，相辅相成的。苏轼，字子瞻，假如我们知道“轼”字的古义是指车子前面供人凭倚的横木，“子”则系夫子自称，那么凭栏而望称之为“瞻”也就是顺理成词了。他的另一个表字“和仲”很少用，“仲”是二的意思，苏轼排行第二，加“和”字则含有吉祥意，了解这些字的本义再看表字，含义就明确了。金代文学家元好问，字裕之，人“好问”而学识“裕之”，这字取得实在妙；清代戏曲家李渔的字为“笠翁”，则又可谓以俗字见雅趣了。也有的干脆拆名为字，简便好记，如清代诗人舒位字立人，尤侗字同人。又有些人喜欢取许多字，一而再，再而三，不厌其烦，文人中多字的冠军，大概要算清初杭州肖山的毛奇龄(一名甡)，他一字两生，又字大可、齐於、于、初晴、晚晴、老晴、秋晴、春迟、春庄、僧弥、僧开等等，真是随心所欲，莫名其妙了。

至于文人学士在名、字之外再取别号，也是不可少的雅事，而这号又往往比字取得更玄乎乃至无迹可寻，但大多数还是有规律可循的。不少人喜欢以曾经居住或逗留过的地名风物为号，如陶渊明《五柳先生传》云：“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李白五岁随父迁居绵州彰明县(今四川江油县)之青莲乡，后因自号“青莲居士”；苏轼贬谪黄州(今湖北黄冈县)后，“与田父野老相从溪山间，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苏轼取“东坡”为号还有仰慕白居易的意思，因白居易在忠州(今四川忠县)曾于东坡屋地栽花自娱，诗尝数言及“东坡”，苏慕而效之，遂以为号。苏轼的这个号在文坛与民间最为普及，他其他的别号多达三十余个，有以排行、籍贯称的，如：大苏(以别于其弟苏辙)、峨眉先生、眉山公；有以职官学名行世的，如：苏使君、苏贤良、西湖长；也有因人格、诗风自称或被人称，以及旨在揄扬胸臆的，如：坡仙、谪仙人、狂副使，不一而足。从他的这许多名号也可见出古人取号的广泛与无限制，多号也就习以为常了。不少的文人还因传闻轶事或佳句而得号，如晚唐温庭筠年轻时参加科试，“押官韵作赋，凡八叉手而八韵成”，时号“温八叉”，这很近于是一种绰号或谑称了。宋代词人张先因有三句写“影”的佳句，被誉称为“张三影”；元末袁凯因咏白燕诗出名，人呼“袁白燕”；清初王士禛作《漱玉词》有“郎似桐花，妾似桐花凤”之句，一时称善，遂号为“王桐花”。这些都是以诗名人的例子。以署邸、书斋名为号也是文人的一种惯例，清代诗人袁枚在江宁(今南京市)小仓山筑随园定居，因号“随园老人”；清代藏书家钱曾的藏书楼名叫“也是园”，他的号就称为“也是翁”。

近代文人多号达数十个的有苏曼殊、姚民哀两位，有人作打油诗戏称他俩：“一人数十百名字，从此阎王捉不来。”提倡白话文以后，也有人开玩笑在报上把名号译成语体，如称丹翁为“通红老头子”，君博为“皇帝赌钱”，令人忍俊不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