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绳串联

　　中国的书籍出版有着悠久的历史，书籍的装帧形制，也是随着书籍的生产工艺和所用材料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地演变着。

　　一般认为，中国最早的书籍是商代刻有文字的龟甲或兽骨，距今已有3000余年。当时，为了便于保存，将内容相关的几片甲骨用绳串联起来，这就是早期书籍的装帧形式。

　　从商代后期开始，出现了青铜器铭文，统治者将重要文书铸于青铜器上。特别是到了西周，铭文可以容载较多的文字。西周的毛公鼎的铭文达500字，因人们多把古代这种铸之铜器上的铭文看作古代“原始书籍”形式之一，故多数书史家认为，它也是古代书籍装帧的一种形制。

　　2、竹简

　　竹简是纸发明前最具代表性的书籍形制。它可以根据文章的长短，任意确定简数，一简书字一行，最后用上下两道绳编串起来，卷捆后保存，还有苇编和丝编两种，考究者用织物缝袋装入。竹简约起源于西周后期，一直延用到公元4世纪。竹简除以竹制成外，也有用木者称木简。与竹简

　　并行的还有木牍，制成长方形木片，用于书写短文。

　　3、帛书

　　帛书是略晚于竹简的一种书籍形式，它是将文字书写于丝织品上，其装帧形制是缝边后成卷存放，由于材料昂贵，多为统治者书写公文或作绘画用，一般书籍使用较少。

　　4、石经（石碑）

　　石经也是古代书籍的一种形制。最有代表性的是《熹平石经》，它开刻于东汉熹平四年（公元175年），将儒家七经刻于46块石碑上，总字数20多万字。它立于洛阳太学门前，供人们阅读、传抄和校正，它的功能超过了一般书籍。其形制是双面刻字，文字竖向阅读行列整齐，碑呈U字形排列。其它如隋代开刻的房山云居寺佛教石经，虽年代晚于《熹平石经》，但其影响更大，价值亦高。

　　5、拓印（卷轴）

　　纸张发明后，出现了一种拓印形式。它可以将各种石刻文字复制在纸上，经裱装成卷后便于保存和阅读。后来这种方法又用于青铜铭文的拓印和陶文的拓印。从南北朝到隋代的宫廷藏书中，各种拓印件是一个重要的类别。

　　纸发明于公元前二世纪；从公元二世纪起，纸才较多地用于书写；公元二世纪，纸的使用才更为普遍，成为书籍载体的主要材料，纸质写本书籍的装帧形制有多种变化，最早的写本书延用了简策和帛书的形式，即卷轴装。唐代初期，在卷轴装的基础上，又出现一种旋风装，过去，由于只见记载，未见实物，因而对旋风装的形制众说不一。宋代张邦基称这种装帧为“逐页翻飞，展卷至末，仍合为一卷”；清代叶德辉称其为“鳞次相积”；也有人认为是将经折装首尾相连即为旋风装。后来发现了唐代《唐韵》写本，是将所写书页逐张依次错开贴于卷轴底纸上，阅读时打开逐页翻阅，读毕仍卷为一轴，其外观与卷轴相同，从而证明前两种说法是正确的。

　　6、经折装、旋风装和蝴蝶装（印刷术发明初期、辽金时代的书籍装帧）

　　经折装起源下南北朝，其形制是将所写书页按顺序裱贴在一起，再一正一反连续折叠，再裱以前后护封。

折叠式或卷轴式 中国至迟在战国时已用帛来写字，除简册之外已流行帛书。帛书有折叠和卷轴两种形式。长沙战国墓发现的楚帛书是折叠式的，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发现的帛书既有折叠式又有卷轴式，卷轴式是将帛卷在一根木片上的。东汉时虽已有纸，但当时人们重视帛书而轻视纸写的卷轴书。晋南北朝时帛书被纸卷轴书取代。

由卷轴演变而来。卷轴装若纸卷太长时卷舒不便，尤其字书、韵书，要查找中间某韵、某字，非把纸卷拉开一大段不可，费时、费力。于是在唐代后期就对卷轴装加以改进，把纸卷一正一反地折叠成长方形的折子(图2[把卷子一正一反折叠成长方形的折子]),前后连起来包上一张书皮，把原先的一卷书改成了一册书，不仅要翻到哪里就可翻到哪里，即使从头到尾翻一遍也快如“旋风”,于是得名。“旋风叶”,又称“旋风装”、“旋风册子”，简称“叶”、“叶子”。此外还曾被称为“梵”和“经摺” (因雕版印刷出现后刻印的佛经经常折成这种旋风叶形式),也有人认为旋风叶即龙鳞装。

先秦以来，笙的形制变化很大，汉代以前的笙管多以芦竹或紫竹制作，笙管数为12根至18根，簧片用竹制作，笙斗用瓠制作。汉以后，簧片渐改用铜制。在东汉的古籍里，记载笙的形制。《说文解字》中有：笙，十三簧，象凤之身。

东汉时期的《说文解字》记载的竽为36簧。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中出土了一支竽，26管，并设有折叠管，用于产生低音，簧是用铜片制成的。从出土的西汉百戏陶俑和东汉石刻百戏画像中，也可看出竽在百戏乐队中占有重要地位。

隋唐时期竽还存在，但在九、十部乐中已不用，而笙在隋九部乐和唐十部乐中的清乐、西凉乐、高丽乐、龟兹乐中均被采用。唐代涌现出许多演奏笙的名家，他们的技艺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唐代不少诗人还为笙写下了诗作。　《听邻家吹笙》是唐代诗人郎士元的作品。这首诗用比喻、通感和想象的手法，从听笙写起，极其浪漫地创造了一个引人入胜的意境。诗道：凤吹声如隔彩霞，不知墙外是谁家。重门深锁无寻处，疑有碧桃千树花。诗人借笙曲传达心曲，以心曲应和笙曲，正是这个“疑”字，将心曲与笙曲巧妙地融为一体。在这种如幻如梦的奇境之中，让人真切地感受到“邻家”笙乐的明丽与欢快。741年，诗人李白好友元丹丘应唐玄宗之妹玉真公主之邀，共同访道，自其隐居处东蒙山西入长安，途经兖州治城瑕丘，李白为他饯别，特作《凤吹笙曲》诗，全诗共十六句，惜别之情深切动人。

仙人十五爱吹笙，学得昆丘彩凤鸣。

始闻炼气餐金液，复道朝天赴玉京。

玉京迢迢几千里，凤笙去去无穷已。

欲叹离声发绛唇，更嗟别调流纤指。

此时惜别讵堪闻，此地相看未忍分。

重吟真曲和清吹，却奏仙歌响绿云。

绿云紫气向函关，访道应寻缑氏山。

莫学吹笙王子晋，一遇浮丘断不还。

唐代以后，演奏家们把笙斗改为木制，笙斗周围髹漆绘花纹，形式有19、17和13簧多种；后来又流行一种17簧义管笙，这种笙在17簧以外另备两支“义管”供转调时替换用。后来19簧笙也失传了。后来经过流传，又用铜斗取代了木斗，同时簧片也从竹制改为铜制。

我国的笙、竽在盛唐时东传到日本，在奈良东大寺的正仓院里，一直保存着我国唐时制作的吴竹笙、竽各两支，假斑竹笙、竽各一支，皆为17管，其排列办法均呈马蹄形，唯弯曲的吹嘴特别长，斗上都有油漆彩绘的人物或风景画。古籍中所说竽为多管，而正仓院所存的唐俗乐使用的竽，则与笙同为17管。

到了宋代，竽则消声匿迹，在教坊十三部中，只有笙色而无竽色。北宋景德三年，也就是1006年，宫廷乐工单仲辛又制作成19簧笙，此后19簧笙在宫廷和民间又得到了普遍的应用。

明、清以来，流行的笙多为17簧、14簧方笙、13簧和10簧。

书籍作为人类精神文明的载体，书籍的形制发展反映一定社会、一定时期的生活状况和意识形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书籍具有特定的形制。中国古代书籍装帧对现代书籍装帧是深层影响和潜移默化的。现代书籍装帧之所以发展到一个相对繁荣的时期，古代书籍装帧对其影响是很深刻的，从中借鉴，从而促进了现代书籍装帧的发展。中国古籍形制特有的设计理念和实践为中国现代书籍形态设计开创了一条新路子。在吸取现代西方的设计与方法基础上，融合中国古籍形制才能构建出中国现代书籍形态设计的理念和实践体系。

由于蝴蝶装书页后半页的背面和第二页前半页的背面不相连接,读完一面后必须连翻两页,打开书时常遇上空白无字的背面,于是到南宋后期,人们开始把书页反面对反面折起来，让书页的两个外边粘在书背上，再包上书衣,就成为“包背装”,也叫“裹背装”(图4[打开的包背装])。后改在边上打两个或三个小孔,用纸捻穿进小孔把书页订牢，再包上书衣。穿纸捻处称为“书脑”。包背装在元代和明代前期最为流行。

煎炼海卤的锅，汉代时叫做“牢盆”，因《史记·平准书》中有“因官器做煮盐，官与牢盆”的话，所以它是官方提供给盐户使用的，但其形制已不可考。《图经本草》说：“其煮盐之器，汉谓之牢盆，今或鼓铁为之；或编竹为之，上下周以蜃灰，广丈，深尺，平底，置于灶背，谓之盐盆。《南越志》所谓‘织篾为鼎，和以牡蛎’是也。”可知，当时的煎盐器是很大的，直径过丈，深有尺余，平底，其状若盘。一种是铁制的，当然比较耐用；一种是用竹篾编成的而外敷以牡蛎灰，虽易烧坏，但就地取材，成本低廉。《太平寰宇记》谓：“一盘可得盐三至五石”。此外，南宋人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谓：“淮浙之盐亭户以‘镬子’煮盐”。按镬为无足的釜，一镬可成盐三十斤。镬亦分铁制与竹编两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