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桑、倭国－日本

高丽、新罗－朝鲜

安南、交趾、占城－越南

暹罗－泰国

扶南、真腊－柬埔寨

天竺、身毒－印度

波斯－伊朗

大食－阿拉伯帝国

天方－麦加

大秦－罗马帝国

满刺加－马六甲

淡马锡－新加坡

吕宋—菲律宾

南掌—老挝

爪洼－印度尼西亚爪洼岛

苏禄－菲律宾苏禄群岛

椤伽、锡兰－斯里兰卡

榜葛剌－孟加拉国

罗刹、斡罗斯－俄罗斯

大西洋国—西班牙

红毛国、和兰—荷兰

勃泥—文莱

骠国—缅甸

琉球—琉球群岛

溜山—马尔代夫

我国作为拥有五千年文化的文明古国，从殷墟甲骨、敦煌遗书、西夏文献等等，无论提到哪一件中国的传统文化古籍都是让人羡慕无比的瑰宝。

当阿里达摩院利用数字化技术，在四川大学的文史专家们的牵线搭桥下。终于在汉典重光平台上回归了首批数字化的古籍，包含40余种宋元刻本、写本，共有20万页。让我们不禁看到了新的希望。

我国古籍流失最严重是主要原因是战乱。当时许多所谓的外国科考队趁着混乱的局势，肆无忌惮的盗挖、偷运、走私、贸易。导致殷墟甲骨、敦煌遗书、西夏文献等众多古籍珍本纷纷流落海外。更有甚者连流落何方都无从得知。让国人为此感到心痛不已。

而在全球许多博物馆内都可以看见这些中国古籍的身影。让我国著名学者郑振铎曾经发出无奈的感慨：“史在他邦，文归海外”。国家政府对这些流失海外的古籍也极其高度重视，但是在国际环境影响下，我国想要全部追回这些古籍原件的难度非常大。有很多时候也是凭着爱国人士的一腔热忱通过拍卖、捐赠等方式让古籍回家。

这些古籍都是我们五千年文明的历史见证，是我国发展的历史载体。对我们国家的历史发展研究提供了更详尽清楚的路径。为了避免这些古籍再次流失遭受毁坏。我国许多地方都成立了专门的古籍保护研究院，除了运用传统的修补技艺来修补受损的古籍外。还通过数字化这种科学技术让这些珍贵的古籍得到长久的保存。每一本能传承至今的古籍都是无数前人耗费心血或牺牲生命保留下来的，而我们必须更好的将这些传承给后世子孙们。

古代书籍流传到今其实都是历经磨难，充满各种偶然与机缘才幸免于难。历代史书《艺文志》《经籍志》与目录学著作中著录的书籍能够传承下来的九牛一毛吧，而这现存文本也是混乱的、变动不居的，并非最初的原本，有的甚至面目全非~

首先上古即文字发明之前都是靠巫史之类的宗教祭祀人员口耳相传，或者用简单的符号来记忆，比如八卦六十四卦等。然后文字发明，孔子整理六经，创办私学，传播三代之文化礼仪；战国诸子百家争鸣，著书立说。

文字出现以后，造纸术发明以前，书籍文字大都刻写在竹简上，再用熟牛皮或者麻绳把竹简编连起来。孔子晚年读《易》韦编三绝，就是孔子经常翻阅《周易》把编连竹简的牛皮带子都翻断好多次。现在出土很多很珍贵的汉代简牍，都可为证。还有把文字写在简帛上的，比如马王堆出土的帛书《老子》，为篆书或者隶书写成。

那时候书籍流传仍然是人工手抄，所以对于大部头的书籍比如先秦诸子著作或者《史记》等都是皇家诸侯贵族有钱人家才能看得到与组织人力物力抄写的，平民都是文盲~~然后有皇家图书馆专门保存这些书，比如汉代的兰台、石室、东观等。

同时诸子后学也凭自己背诵记忆来一代代传承思想文化，所以最初文献大都为有韵的文本，便于记忆。秦始皇焚书坑儒，焚毁《诗》《书》，仅留医药、卜筮、种树等技艺方面的书，是文化一大灾厄。但是后人考证秦始皇并非全部毁灭经典，只是禁止民间私学流传，其实在皇家图书馆还有保存。但是当时那些诸子后学就是在这样的思想高压之下凭记忆在民间延续了思想的传承。所以汉初齐鲁韩毛四家传诗，伏生以九十岁高龄传授《尚书》，都是非常可敬的。当然也有在墙壁夹缝中藏书的，比如孔庙中孔壁藏书，伏生也曾将《尚书》藏于墙壁之中。

造纸术发明以后，文化传播范围更广了，当然主要还是靠手抄本。但是手抄本与现代出版印刷是全然不同的，每一个手抄本都是独一无二的。正如我们玩的传话游戏，从第一个人开始传到最后一句话可能与最初的话完全不同。

田晓菲在《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中说：每一部手抄本都具有口头表演的品质。口头表演（说书艺人）虽然可以重复使用相同的材料，但是因为时间、地点、观众、演员身心状态的不同，每次表演都和其他表演截然不同。同理，每一部手抄本都具有独特性，而且，抄写一部书也总是在一个特殊的场合之下发生。因为抄写者的知识水平、精神状态都会对这部书产生影响。魏晋南北朝时就有人在书市中看到自己的作品被改得面目全非，何况上古前代流传下来的作品文本呢？

时代越早书籍中的异文与编排问题也就越多，所以古书的校勘与版本非常重要，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即使是宋代印刷术发明以后，要雕版印刷也须有书商或者财力支持才可以，大部分书籍仍须凭借手抄来流传。而印刷文化兴起以后，印刷文本中的错误对读者产生的影响也较手抄本更为广泛，因为任何一个手抄本中的错误都会在相对较小的读者圈子里。但是手抄本的异文毫无疑问是更多的。

对于书籍作者，其实在先秦两汉之时，书籍都是成于众人之手，最初作者的思想都要经过后来弟子的记忆传承理解才最后写成定本，所以一部书中可能含有各个时期的特征，夹杂不同时期的思想文化。比如我们今天所用《道德经》为魏晋时期王弼注的本子，其中必然含有魏晋时期之思想。而后代注疏对文本理解也有影响，宋代陆九渊即云：“六经注我，我注六经。”

有兴趣的人可以追踪一本古书，看它在各个时期的版本演变：从作者写成到开始手抄流传，以及在历代史志及目录学著作中的著录情况，还有在宋代印刷术来临之后书商或为了文化或为了牟利的印刷传播，再到后来明清文人对于宋版元版的追捧与收藏，观看其中爱书人与收藏家之间的勾心斗角与机关算尽。书籍的命运随着书籍主人的命运共同在历史的长河中颠沛流离，迁徙流转，充满了各种偶然意外、人祸天灾，流传到今真是万幸万幸！

总之，书籍的流传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