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指书籍的形式，再具体点可以说是单指书籍的外形，而不包括书籍的内容，也不包括书籍的材料，以及抄写、刊刻或其他印刷的方法。

“旋风叶”是从卷子演变成册叶的第一步，或者可以说是从卷子到册叶的过渡形式。翻到哪里就可翻到哪里，查找起来极其方便，即使从头到尾翻一遍也极其迅速，迅速得像旋风一样，于是给它起了个“旋风叶”的名称。旋风叶进一步演变就成了“蝴蝶装”。到蝴蝶装书已不用长条木板印刷而改用长方块木板印刷，成为若干单页装订起来的书籍。纸面上印版所占的地方，叫“版面”。版面以外空白的余纸，上边叫“天头”，下边叫“地脚”，左右都叫“边”。版面的四周叫“版框”，拼成版框的粗线叫“边栏”，也叫“栏线”，。上方叫“上栏”，下方叫“下栏”，左右叫“左右栏”。边栏只有一条线的叫“单边”或“单栏”，在粗线内侧现加一条细线叫“双边”或“双栏”。有“四周单边”、“左右双边”、“四周双边”三种形式，而绝无作上下双边而左右单边的。版面用直线划分成若干“行“。版面中间一行，不刻正文（当然也不刻小注），叫“版心”，也可叫“中缝”。版心往往用花纹或横线分划成三段，花纹按其形状叫“鱼尾”。只有上面一个鱼尾，下面用横线的叫“单鱼尾”，上下都有的叫“双鱼尾”。

蝴蝶装有个缺点，即由于书页的后半页的背面和第二页前半页的背面不相连，读下去必须连翻两页，平时打开书来，也往往遇上空白的背面，不方便。于是，有人把书页的反面对后面折起来（像后来的线装书那样），让书页的两个外边粘在书背上，就成为“包背装”，也叫“里背装”。

现在的线装，是明代中期出现的。其所以出现，当是由于包背装在书背处易于破损，破损了光靠两三个纸捻不能把书脑部分压平伏，书的右上右下两角卷起来很不美观。于是在包背装的基础上加以改良，即在打孔订好纸捻后，不再用整张书衣而改用两张半页大小的书衣，分置书前书后，然后在书脑处再打孔穿线订成，所以叫线装。线装是有一定规格的，一般只打四个孔，叫“四针眼装”，厚一点的书有时在上下角各多打一个孔，叫“六针眼装”。书衣在明代多用蓝色（也称磁青色）和棕色（也称古色、古铜色），清代则棕色多一点，个别也用混金的，但清末民国时又喜用蓝色。绝大多数用纸裱两至三层，也有用绫或绢裱制的。在前后书衣和正文之间至少订进一张空白纸，有时可多至两三张，叫“护页”或“副页”，也有人称之为“看页”。

明清时喜欢给线装书做“书套”，雅一点也称之为“函”。用硬纸做亲里，外面裱糊蓝布，里面裱糊白纸，把书四边包起，用两个牙签插紧，只空出书头和书根，讲究的则不用蓝布而用锦，有时还把书头和书根也包起来，叫“四合套”。四合套中讲究的更把书头、书根的两块接边处挖成云纹镶嵌，叫“云字套”。但这些书套因为用桨糊裱 ，易被鼠咬，日子外了又易散坏，因此好多人喜欢用所谓“夹板”。这是用两块和书册一样大小的木板，上下两头各穿上一根布带子，把书册夹住扎牢。木板要结实，多用梓木、楠木、花梨木、枣木、樟木之类。此外，还有些文物性的善本书除了用书套或夹板外还常做精致的木匣子或小木箱子装起来，匣里或社会公德同上刻上书名、版本、册数以及收藏者姓名字号。

豪车、别墅、铂金包早已成了富豪们的基本配置，然而真正能不动声色地秀一把家底与品位的，还是在吃上。比起石崇王恺毫无营养的斗富，李白“五花马”“千金裘”的假嘚瑟，晏殊的“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不提金玉锦绣，却富贵之气尽显。

正如《红楼梦》里簪缨世家通过一道“茄鲞”就分分钟拉开了与庄户人的层次，影视剧《还珠格格》中出宫巡游，紫薇就通过诗词报菜名拉了一波皇帝的好感……可见，真正高段位的炫富装腔，已经从拥有上升到了精贵。

中国 历史 上并不缺少吃货，但能吃出自己格调的人并不多见。

苏东坡被贬途中边走边吃，竟打造出了“东坡肉”“东坡肘子”“东坡酥”等60多种品牌 美食 ；戏剧家李渔在《闲情偶寄》中对 美食 如数家珍，堪称吃蟹骨灰级玩家；清朝大胃袁枚更是纵横吃货界40余年，将自己的经验写成一本《随园食单》……然而，今天说到的并不是这些红透半边天的大佬们，而是一位小众的有趣吃货林洪。在宋朝，想要在 美食 界不从众，又能彰显个人品味，找他就对了。

单独提林洪这个人，很多人都会一脸懵逼，因为这个名字不仅烂大街，在 历史 长河中的知名度实在是忒低了。但其实，他有两个显著的身份：《山家清供》食谱作者、林逋七世孙（存疑）。

林洪此人，字龙发，号可山，是南宋时期晋江安仁乡人，宋绍兴年间(1137-1162年)进士。他青年时代曾游读于杭州，想在江浙一带跻身士林，却屡屡受到排挤打击。尤其自称为林逋七世孙，被当时的人们所取笑。传言林逋有终身“不娶不仕，梅妻鹤子”的轶事，怎么可能还有后人呢？不过清人施鸿保在《闽杂记》记载：嘉庆年间，林则徐任浙江杭嘉湖道时，曾亲自主持重修杭州孤山林和靖墓等古迹，发现一块碑记，记载林和靖确有后裔。据施鸿保分析，林和靖并非不娶，而是丧偶后不再续娶而已。

不过说到底，林洪就算与林逋有亲缘关系，两人在对待梅花的态度上差距非常大：

在林逋心中，于梅花间吟吟诗就觉得人生多么美好，好像其他什么都不重要了。但事实上，生而为人无论隐居何地，都必须要面对生计的问题。据说，林逋在房子前后种了几百棵梅花树，等到树上的梅子成熟了就卖掉。每卖掉一棵树的梅子，钱就包成一包，装在一个罐子里，作为生活费用，一年正好用掉一瓦罐的钱。

而自称为他后人的林洪，对梅花十分青睐，性格也有点孤傲，给人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感觉。林和靖是躲到孤山里与梅花、鹤鸟为伍，来躲避人类；而林洪更像是一个标准的文艺 美食 博主，在吃吃喝喝里，发现了别有世界，流连忘返，忘了人间是非。他写梅花不是写其在水里的倒影，“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而是写怎么把梅花做成美味吃了——“ 剥白梅肉少许，浸雪水，以梅花酿酝之。露一宿，取出，蜜渍之。可荐酒。较之扫雪烹茶，风味不殊也。 ”

大抵在吃货的眼中，只要是天上飞的、地下走的、水里游的，哪怕是盛开的花蕊也能做成一道 美食 吧。而林洪所有对 美食 的感悟，都集中在了《山家清供》一书中。

追求仪式感可不是现代才有的新鲜物，古代文人在吃上，对仪式感可谓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所谓《山家清供》，顾名思义便是指山野人家待客时所用的清淡田蔬。林洪以此作为书名，非常明确地表达了他由衷的推崇与喜爱之情，也体现了追求清、雅的饮食美学思想。

首先在食材选择上，必须取自于山林。南宋崇尚清雅，因此林洪格外喜爱素菜，追求食物的新鲜与天然，这自然少不了花食。尤其是春分时节，花繁叶茂，摘一两支做茶辅饼再好不过了。书中就提到了一道“梅花汤饼”的菜，做法就是将白梅花、檀香末水和面制成馄饨皮，再用专用的梅花凿压制成梅花瓣状，煮熟过后用清鸡汤作汤底，每客只能食二百朵梅花。

而富贵帝王家更喜爱食用牡丹。南宋吴氏太后（高宗皇后）茹素，春天里最爱的就是这道“牡丹生菜”。做法简单，对食材的新鲜程度却要求很高。即用牡丹花瓣与生菜拌食，或把花瓣裹上薄面，在油锅里炸酥，起锅后装盘就能食用。

而其次，则是吃要得其法。 会吃的人，不是在珍奇里吃出好味，而是在平平常常的东西里，吃出不寻常的味道。 书中所提到的“松黄饼”就很有意思，简直是一场关于 美食 的行为艺术。

松黄饼制作非常简单：“春末，采松花黄和蜜模作饼，匀作如古龙涎饼状”。其香清味甘，充满了自然气息。而吃的过程就很有意思了：先让两个装扮清雅的童仆唱陶渊明的《归去来辞》，再让宾客中在“云无心以出岫”的意境中佐酒享用，“使人洒然起山林之兴，觉驼峰、熊掌皆下风矣”。

而书中苏轼碧筒酒的饮用方法，更是风雅至极：“暑月，命客棹荡舟莲中，先以酒入荷叶束之，又包鱼酢他叶内，候舟回，风熏日炽，酒香鱼熟，各取酒及酢作供，真佳适也”。用荷叶盛酒包鱼，荡舟莲中，这道 美食 的制作过程充满风雅与浪漫的仪式感，品饮之间，仿佛误入藕花深处，见莲叶田田，闻清香阵阵。

宋朝对于许多人来说都是一个充满诱惑的时代，而有了这本《 美食 装腔指南》（误），仿佛隔着千年的时光又再次触到了食物的本味。它不仅是一本食谱，而是一本关于如何生活的书，是一本如何在家常的吃喝里发现美的书。

如果只是用简单的烹饪手法来命名各类 美食 ，似乎太暴殄天物了。林洪在《山家清供》中就演示了如何用菜名装腔的骚操作，所谓“斯文能当饭吃”，在文学家的饭桌，还真能成了一道至味。

1通神饼

有何讲究：通神饼其实就是姜饼而已，菜名据说出自朱氏《论语注》云「姜通神明」，一听就是文化人吃的。

怎么吃：姜薄切，葱细切，各以盐汤焯，和稀面，宜以少国老甘草也细末和入面，庶不大辣。入浅油炸，能已寒。

2蓝田玉

有何讲究:菜名出自《汉·地理志》，蓝田出美玉。魏李预每羡古人餐玉之法，乃往蓝田，果得美玉璞七十枚，为屑服饵，而不戒酒色。而瓠子去皮晶莹似的，于是得此佳名。

怎么吃：将瓠子去皮后，切片蒸熟了吃。

3金玉羹

有何讲究: 听上去好像很豪华的样子，其实真身是山药煮栗子。

怎么吃：山药与栗各片截，以羊汁加料煮。

4神仙富贵饼

有何讲究: 白术+菖蒲+山药+蜂蜜，古人相信这都是有仙气的食材，是神仙的最爱。

怎么吃：煮术与菖蒲，曝为末，每一斤用蒸山药末三斤，炼蜜水调入面作饼，曝收。

5忘忧齑

有何讲究：其实就是酱黄花菜，古籍中萱草与黄花菜为近亲，萱草别名「忘忧草」，故得此菜名。

怎么吃：春采苗汤瀹，以醯、酱作为齑，或燥以肉。

6真君粥

有何讲究：这来源于一个神话故事。向游庐山，闻董真君未仙时多种杏，岁稔则以杏易谷，岁歉则以谷贱粜，时得活者甚众，后白日升仙，世有诗云：「争似莲花峰下客，种成红杏亦升仙。」岂必专于炼丹服气？苟有功德于人，虽未死而名以仙矣。因名之。

怎么吃：杏实去核，等粥熟同煮即可。

7石子羹

有何讲究：将石子吃出田螺味，此法得之吴季高，且曰：「固非通霄煮食之石，然其意则甚清矣。」

怎么吃：溪流清处取小石子，或带藓者一二十枚，汲泉煮之， 味甘于螺，隐然有泉石之气。

8梅粥

有何讲究：杨成斋有诗曰：“才看腊后得春晓，愁见风前作雪飘，脱蕊收将熬粥吃，落英仍好当香烧。

怎么吃：扫落梅英，拣净溪之。用雪水同上白米煮粥，候熟，入英同煮。

此外，书中有很多 美食 以意境命名：如“雪霞羹”，即用新鲜芙蓉与豆腐一起煮，红白交错，恍如雪霁之霞，还有傍林鲜、玉壶冰、蜜渍梅花、樱桃煎等，这些典雅又有趣的名字，读到便令人心生向往。

也许，正如西美尔所说，吃吃喝喝是人类最共通的一件事，但正是在这一件最共通的事情里，每个人都显现了自己和别人不一样的趣味、情怀。我想，这大概就是《山家清供》为什么直到今天，仍充满活力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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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埏（一）

原文

宋子曰：水火既济而土合②。万室之国，日勤千人而不足③，民用亦繁矣哉。上栋下室以避风雨，而瓴建④焉。王公设险以守其国，而城垣雉堞⑤，寇来不可上矣。泥瓮坚而醴酒欲清，瓦登⑥洁而醯醢⑦以荐。商周之际，俎豆⑧以木为之，毋亦质重之思耶⑨。后世方土效灵，人工表异，陶成雅器，有素肌、玉骨⑩之象焉。掩映几筵，文明可掬，岂终固哉？

这个神奇的草花，居然是夜间休眠状态，长见识了。

注释

①陶埏：《老子》：“埏填以为器。”《荀子·性恶》：“夫陶人埏埴而生瓦，然则瓦埴岂陶人之性也哉。”陶：制瓦器。埏：以水和泥。

②水火既济而土合：《易·既济》：“水在火上，既济。”此处活用为，经过水和火的交互作用，黏土便凝固而成器了。

③万室之国，日勤千人而不足：《孟子·告子下》：“万室之国一人陶，则可乎？”此变一人为千人，乃不仅言陶事也。大意谓：万户之国，各方面的事务很繁多，就是每天有一千个人在忙碌，也仍然不够用。

④瓴建：《史记·高祖本纪》：“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瓴：本指盛水瓦器，此处指瓦。

⑤雉堞（dié）：即女儿墙，城墙上远望呈锯齿状的小墙。

⑥瓦登：瓦做的登。登：高脚器皿。盛食物做祭祀神鬼时用。

⑦醯醢（xī hǎi）：醯：即醋；醢：肉鱼所做的酱。此泛指祭祀时所用的调料和食物。

⑧俎（zǔ）豆：盛食物的豆。豆：亦高脚器皿。

⑨毋亦质重之思耶：莫非是考虑到其质地之重厚。

⑩素肌、玉骨：此形容瓷器之洁白。

文明可掬，岂终固哉：可掬：多得可以用手来捧。此言文明是不断进步的，旧的观念岂是可以永远固守的。意指瓷器之代替木器。

这是草花早晨采回来的样子，哇哇呜，不可思议，它的收纳能力如此的强。希望它能成为水培植物。

译文

宋先生说：水与火都成功而协调地起到了作用，泥土就能牢固地结合成为陶器和瓷器了。在上万户的城镇里，每天都有成千人在辛勤地制作陶器却还是供不应求，可见民间日用陶瓷的需求量是真够多的了。修建大的小的房屋来避风雨，这就要用到砖瓦。王公为了设置险阻以防守邦国，就要用砖来建造城墙和护身矮墙，使敌人攻不上来。泥瓮坚固，能使甜酒保持清彻；瓦器清洁，好用来盛装用于献祭的醋和肉酱。商周时代，礼器是用木制造的，无非是重视质朴庄重的意思罢了。后来，各个地方都发现了不同特点的陶土和瓷土，人工又创造出各种技巧奇艺，制成了优美洁雅的陶瓷器皿，有的像绢似的白如肌肤，有的质地光滑如玉石。摆设在桌子、茶几或宴席上交相辉映，所显现的色泽文雅十分美观，让人爱不释手，难道这仅仅是因为它们坚固耐用吗？

仔细看看，她是不是开的蛮精致的！

期待明天早晨的再度盛开。

其实对于一些古籍修复师来说，心里面也是藏着一些浪漫的。因为他们不仅要去修复这一些古籍，最重要的是需要去把这些古迹复原，这对于他们而言就是一种非常浪漫的做法。对于这样的一些人而言，在东西坏了之后，没有想到去替换，而是修补。其实这也是老一辈的爱情，大家都觉得现在我们这一辈人其实是在破坏爱情，把爱情这样的一种神圣的东西玷污了。

所以对于这一些古籍修复师来说，就是再把这样的一种已经濒临破碎的东西重新复原，是一种非常高级的浪漫。大多数的古籍修复师，都会有一种满怀希望的心理。因为他们是需要把自己的内心，展现到这样的一些修复的过程当中，这样不仅能够增添自己的信心，更重要的是也会让自己觉得自己是在修葺一件工艺品，这能够让自己给自己一定的爱和肯定。

在修复之后也会让这一件东西变得更加的精致，而不是非常草率。修复这样的一些东西，其实也需要非常强大的内心，因为有时候修一件东西的时候，可能要经过非常长久的时间，也不一定能够修得好。那么对于大家而言，就会觉得如果自己修不好的话，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还有一些人会觉得自己修不好的话，心里就会感觉到特别的愧疚和难过，所以一定要克服这样的一种心理。

对于这样的一些修复是而言，自己的心里面要满怀希望和浪漫。自己修复了这样的一件东西，就像是设计了一件艺术品一样，甚至比自己设计了一件艺术品还要伟大。文艺修复本来就是一件浪漫的活动，所以对于大家而言，也会觉得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就是身怀浪漫的人，无论是在生活当中还是在工作的时候，都充满着魅力。

书籍非常讲究版本，不同的版本可能存在天壤之别，我们平时阅读外国文学作品应该深有感触，比如《洛丽塔》和《飞鸟集》，译本繁多，差异甚远。古籍更是如此。古籍版本学是一门复杂的学问，只有极少数文献学专家能够掌握，非常幸运的是，49年以后，大陆集中了最优秀的文史人才从事古籍整理，产出了大量成果，使得常见常用古籍成为了普通出版物。

我经常看见网友晒书，其中不乏古籍整理本，但多为一些杂牌出版社的普及本，严格说来，不能作为个人常备书籍。我认为即使作为一名普通读者，不做学问，也应该选择严肃的版本，毕竟阅读古籍并不是一件可以偷懒的事情。纵使不读，摆在家里也不失身份，总比某些人拿出注音版《诗经》装逼要好。

简单来说，可靠的古籍基本都由大陆的专业古籍出版社出版，而绝大部分出自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两家，不过并非这两家出版的所有古籍都是最好的版本，它们也会出一些简体横排的普及本。此外，还有许多古籍经过学者的仔细注释和阐释，已不仅仅是古籍整理，而是学术创作，在出版社的选择上也会多样一些。

在此，我按照“经史子集”的图书分类法罗列一下大家最常用的古籍版本。因为学养浅薄，对国学只能管窥蠡测，我就目力所及进行推荐，手头无书，图书信息多来自豆瓣，不列原著作者姓名，仅列注释、翻译、阐释者之名，如有舛误，请不吝指出。

这套嘉庆年间阮元主持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影印本是目前市面上最为正宗的儒家经典版本，不过即使是研究者看了也不免头疼，大家如有兴趣，可以买回家镇宅。

《春秋》有三传，为《谷梁传》、《公羊传》和《左传》，对于普通读者来说，读《左传》就足够了。

《中庸》、《大学》篇幅较小，文字也较浅显，看下面这部书就行了。

这本书不是古籍整理本，而是古代刻本的影印本，“四书”采纳的是朱熹的注释本，《大学》、《中庸》可以用这个版本。

另外，据说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近思录》和《传习录》都很不错，鄙人没有翻过，仅供参考。

毋庸置疑，“二十四史”+《清史稿》只能选择中华书局这套经典的点校本，其他版本根本不用考虑。这套大书目前正在重新整理，《史记》、《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辽史》已出新版，在装帧上更为精致。

同样毋庸置疑的是，《资治通鉴》也只能选择中华书局出版的20册点校本，其中包含胡三省注，2011年重新印制的版本页边距更大、纸张也更好。

高步瀛：《魏晋文举要》，中华书局，1998年

以上是我的推荐，大多可在京东、亚马逊、当当等网站上买到，部分旧书需要到孔夫子旧书网购买。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去读，下功夫读，用“扎硬寨，打死仗”的方法读。

(1)简策

简策就是编简成策的意思。“策”就是“册”的假借字。古代有些词有音无字，行文时只好依声托事，借用同音的字加以表示。这种现象，文字学上就称为同音假借，也称为古音通假。“册”是象形字，像是绳穿、绳编的竹木简。所以《说文解字》解释“册”字说：“象其札一长一短，中有二编之形。”《礼记·聘礼》中说：“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在这句话的“策”字之下，有两个不同时代的人分别作了解释。一位是东汉的郑玄，他说：“策，简也。”一位是唐代的孔颖达，他说：“策是众简相连之称。”郑玄的意思，“策”就是竹木简；孔颖达的意思，“策”是编连在一起的竹木简。两个人的解释都对，但角度不同。我们把这两个人的解释综合起来，那就是一根一根写了字的竹木片就称为“简”，把若干根简编连在一起就成了“策”(册)。可见简策的确是编简成策的意思。

古人编简成策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单绳串连；一种是两道绳、乃至四道绳的编连。汉代刘熙在《释名》中说：“札，栉也，编之为栉齿相比。”这意思是说在写好的竹木简上端钻孔，然后用绳依次串编。上边好像梳子背，下边诸简垂挂，如同梳子的栉齿并列相比。另一种是用麻绳或丝线绳，像编竹帘子一样地编连竹简。编绳的道数取决于竹木简的长短。短简两道编绳即可，甘肃出土的《永元兵器簿》，就是两道编绳(图6)。长简两道绳子编不结实，就编三道或四道编绳。如武威出土的《仪礼》汉简，简长三尺，其编绳就是四道。至于是先写后编，还是先编后写，则两种形式都有。

图6 东汉永元兵器簿编简

为了保护正文不致磨损，古人编简时常在正文简前边再加编一根不写文字的简，叫作赘简。今天书籍的封面，就仍然带有这种赘简的遗意。赘简上端常常书写篇名，下端书写书名。这是因为古人写书于简，不能无阶段地写下去，那样编简太大，不易检阅和收藏，所以常常写到一定长度就结为一篇。而用书的人也常常要先查找篇名，然后才能找到自己所要检索的内容。可是古书往往一书包括很多篇，例如《论语》就有22篇，《孟子》也有七篇。七篇中的各篇还要再分上下。如《滕文公上》、《滕文公下》、《公孙丑上》、《公孙丑下》等。如果所要查找的内容不知道在哪一篇，那就无从着手了。所以古人很重视篇名，把篇名写在赘简上端，以示醒目。而把书名反倒写在赘简的下端，以示篇名的归属。这种格局虽然是仅适应简策书籍而出现的特定形式，但对后世书籍形式的影响却是极其深远的。直到雕版印书盛行的宋代，特别是北宋时代，卷端题名还常常是小题在上，大题在下。这仍是简策书籍格局的流风余韵。

一篇文章的简编完，或一编编好的简写完，便以最后一根简为轴，像卷竹帘子一样从尾向前卷起。《永元兵器簿》出土时，就保持着原来卷起的形式。武威旱滩坡出土的医简，有的也保留着卷起的原型。武威出土的汉代《仪礼》简，篇题和篇次并写在第一、二简的背面，卷起后正好露在外面。这也证明其原型是从尾向前卷起的。卷起的简需要捆好，而后放入布袋或筐箧〔qie切〕。居延出土的简策中有“书箧一”的记载。《汉书·贾谊传》中也有“俗吏之务在于刀笔筐箧”的说法。这些盛装简策的布袋、筐箧相当于“帙”〔zhi至〕，而一帙通常包函10卷。简策书籍这种编连卷收的做法，也只是适应竹木简的特质而形成的特定形式，但对后世书籍的装帧形式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帛书卷子装、纸书卷轴装的出现及长期流行，完全可以说是对简策卷起收藏形式的模仿。

(2)帛书卷子装

帛书与简书虽然制作材料不同，成书之后的面貌也各异，但在装帧形式上彼此却有许多相似之处。缣帛轻软，可塑性较强。表现在装帧形式上便既有折叠，也有卷子。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有的写在整幅帛上，难以卷收，故折叠随葬在一个漆盒内。有的写在半幅宽的缣帛上，则以一条23厘米宽的竹片为轴心，将帛书从尾向前卷成帛卷，这大概就是卷轴装的雏形了。

清代有位著名的史学家、目录学家，叫章学诚。他有一部著名的著作，叫《文史通义》。他在《文史通义·篇卷》中说：“古人之于言，求其有章有序而已矣。著之于书，则有简策，标其起讫，是曰篇章。”还说西汉刘向、刘歆父子受命整理国家藏书，“著录多以篇、卷为计，大约篇从竹简，卷从缣素，因物定名，无他义也。而缣素为书后于竹简，故周、秦称篇，入汉始有卷也。”这两段话的意思是说篇、章是竹木简书的计量名称，卷则是缣帛书的计量名称。周、秦时盛行竹木简书，故多以篇称之。入汉以后，缣帛为书普遍流行，卷便成了广为使用的计量名称。刘向、刘歆父子整理国家藏书，凡是整理完毕正式誊录进呈的书，都是用缣帛书写的。吴树平《风俗通义校释·佚文十一》说“刘向为孝成皇帝典校书籍二十余年，皆先书竹，改易刊定，可缮写者以上素也。”这里的“上素”，就是抄写在缣帛上。于是“卷”便成了主要计量单位。表明章学诚所说的“入汉始有卷也”的理论，基本上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也证明帛书的装帧形式主要还是卷子装。

(3)纸书卷轴装

用纸来制作书籍，东汉已发其端。纸具备着缣帛的轻软，但较之缣帛则更易成型。所以纸书出现之后，它的装帧形式便模仿帛书卷子装，而慢慢发展为普遍流行的纸书卷轴装。这无论是从文献记载，还是实物留存，都能得到有力的证明。

晋代傅咸的《纸赋》中，除了赞美纸的方正洁白，很便于书写之外，还说纸张“揽之则舒，舍之则卷”。这两句话实际是对卷轴装书籍的描绘。纸张有一定弹性，卷久了就有回收的惯性，所以用手揽之便舒展开来，可是一撒手就又收卷回去。这是卷轴装书籍固有的现象，也是这种装帧形式的弊病之一。可见晋时纸书已是卷轴装了。

《续高僧传》卷二，记载隋朝文帝时有一位沙门叫明穆彦宗，他曾经利用梵文经本校对佛经。说昔日“支昙罗什等所出《大集》卷轴，多以30成部”。说明早在隋朝以前，纸写的佛教《大集经》，已装潢成了卷轴。

《续高僧传》卷三十八，记载隋朝另一位沙门叫法泰，他自己精勤书写了一部《法华经》，多次显现灵瑞，所以要把它带到成都去进行装潢。可是中途过河掉在了水里，以后又失而复得，所以“至成都装潢，以檀香为轴”。可证隋朝的书籍不但已是卷轴装，而且所用轴材有的已是檀香木了。

《续高僧传》卷五，记载唐玄奘从印度取经回国之后，又奉皇帝之命在大慈恩寺翻译佛经。当他翻译完毕，装成卷轴之后，曾经上书皇帝，请求皇上给写一道序文。他说：“所获经论，奉敕翻译，见成卷轴，未有铨序，伏惟陛下睿思。”可见唐玄奘翻译过来的佛经，其装帧形式也都是卷轴。

《续高僧传》卷二十六，记载唐开元间沙门玄览，他一个人就“写经三千余轴”。

所有上述这些，都是唐及唐以前关于纸书采用卷轴装的记载。而唐以后关于这方面的记载，那就更是史不绝书了。北宋欧阳修在他的《归田录》中说：“唐人藏书，皆做卷轴。”元朝吾衍在他的《闲居录》中说：“古书皆卷轴。”明朝都穆在其《听雨记闻》中说：“古人藏书，皆作卷轴。”清朝高士奇在其《天禄识余》中说：“古人藏书，皆作卷轴……此制在唐犹然。”这些说法，也证明自纸书出现，直到唐、五代，大约八九百年的时间里，书籍盛行的装帧形式，的确是卷轴装。

本世纪初，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了大批遗书，其中主要是手写本佛经。现在分藏在世界各国，其中主要收藏在英国、法国、中国、俄罗斯、日本、印度等国。总计大约四万多件。这些敦煌遗书产生的时代，大约上起南北朝，下至五代，即公元420—960年这500多年的历史跨度内。此期正是手写纸书的高峰期。这些遗书，有的就是简单的一卷儿，有的木轴犹存，进一步又以实物，证明唐五代及唐五代以前，纸书的装帧形式，的确普遍流行卷轴装。

古时历代纸张的大小规格不尽相同。晋代纸高大约23—24厘米，长26—27厘米；唐代纸高25—26或26—27厘米，长40—43厘米或44—51厘米；五代时期纸张的规格大小不等。内容长的书，一张纸无法容纳，只好写完一张再接写第二张、第三张……直到写完为止，可能是几张、十几张、几十张，乃至数百张。一部用多张纸写完的书，按顺序粘接成一幅长条。长条可以先写后粘接，也可以先粘接好后写。写完的长条纸书，即可以从左向右，或说是从尾向首卷起。为使纸卷不至于折皱或损坏，在长条纸书最后一纸的末尾粘上一根圆木棒，然后以木棒为轴心从左向右搓卷，所以称作卷轴。轴的长度比纸的高度略长，纸书卷好后上下两端都有轴头露出，这样有利于图书保护(图7)。

古书卷轴装似乎也有精装与简装的区别。简装，仅用一根普通的圆木棒为轴，有的甚至连轴都没有，只是从尾向前卷起，也是卷轴装。精装就有不同的讲究了，据记载，王羲之、王献之晚年写的字要比青少年时写得好。他们在缣帛上写的字，要以珊瑚装饰轴头；在纸张上写的字，要以金属装饰轴头；最次的也要以玳瑁、旃〔zhan沾〕檀装饰轴头。可见晋代的卷轴装，有的已经相当精致了。

《隋书·经籍志》说隋炀帝即位之后，秘阁所藏之书，上品的要用红琉璃轴，中品用绀〔gan干〕琉璃轴，下品用漆轴。表明隋朝政府的藏书，其卷轴装潢已分出不同品级。《大唐六典》记载唐政府的藏书，经库书用钿白牙轴，黄带红牙签；史库书用钿青牙轴，缥带绿牙签；子库书用雕紫檀轴，紫带碧牙签；集库书用绿牙轴，朱带白牙签。可见唐代的政府藏书不但裱轴十分讲究，而且已经懂得用颜色来类分图书了。

图7 卷轴装示意图

图8 卷轴插架示意图

为保护图书内容不受污损，卷轴装在正文第一张纸前边还要粘加一张空白纸，考究的粘加绫、绢等丝织品。粘加的这张空白纸或绫、绢，叫作“褾”〔biao表〕，也叫作“包头”或“玉池”。褾的右端接有不同质料、不同颜色的带。带的右端接有不同质料、不同颜色的别子，叫作“签”。卷子卷好，褾在最外层，用带绕捆，以签别住。卷轴存放的方法是在书架上平放，轴的一端向外，系上不同质料、不同颜色的书签。签上标写书名、卷次，以便于取阅。取阅图书时依签上所标抽出卷轴，用毕原位插入，所以称为插架(图8)。唐代文学家韩愈的《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诗》中说“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悬牙签，新若手未触。”描绘的便是一座插架宏富、装帧考究、满目琳琅的私人藏书宝库。

(4)经折装

经折装也称折子装，顾名思义，应该是从折叠佛教经卷而得名。前边说过了，到唐代为止，最盛行的书籍装帧形式，仍然是卷轴装。但到唐代，佛学在中国的发展也达到了鼎盛时期。一方面是僧尼遍于域中，另一方面翻译过来的佛经又普遍以卷轴装的形式流行。僧尼遍于域中，意味着善男信女诵经的普遍；卷轴装盛行，则意味着它对僧尼们诵经的不便。因为佛门弟子念经，要盘禅入定，正襟危坐，以示恭敬与虔诚。善男信女们念经时的这种姿态，卷轴装的不方便可想而知。任何一种纸卷，包括佛教经卷，卷久了，都会产生卷舒的困难。由于卷久的惯性，念过去的部分，经卷会由右向左自动卷起；未念到的部分，经卷又会自动由左向右卷起。这种情况，如果不及时调整镇尺的位置，经卷就会从左右两个方向朝中间卷起。试想，如此麻烦不便的卷轴装式，怎么能适应佛门弟子们那种盘禅入定、正襟危坐的读经方式呢！因此，一场对流行许久的卷轴装的改革，首先在佛教经卷上发生了。这就是将本是长卷的佛经，从头至尾地依一定行数或一定宽度连续左右折叠，最后形成长方形的一叠，再在前后各粘裱一张厚纸封皮，一种新型的装帧形式就出现了，这就是所谓的经折装。正像元朝吾衍和清朝高士奇所揭示的那样，经折装的出现，完全是针对卷轴装卷舒之难的弊病而发生的。元朝吾衍在《闲居录》中说：“古书皆卷轴，以卷舒之难，因而为折。久而折断，复为簿帙。”清朝高士奇在《天禄识余》中也说：“古人藏书，皆作卷轴……此制在唐犹然。其后以卷舒之难，因而为折。久而折断，乃分为簿帙，以便检阅。”这两位不同时代的古人，揭示了同一个道理，即经折装的确是由改造卷轴装而来。

1975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钱存训先生的《中国古代书史》，披露了一幅经折本图版，经名为《入楞伽经疏》，共211叶，原出自中国敦煌石室。其装帧形式就是左右相连折叠的经折装。这是唐代佛经出现经折装的实物证明。

英人斯坦因在他的《敦煌取书录》中，还描绘过一件五代印本佛经的装式，也是经折装。他说：“又有一小册佛经，印刷简陋……书非卷子本，而为折叠而成……折叠本书籍，长幅接连不断，加以折叠……最后将其他一端悉行粘稳。于是展开以后甚似近世书籍。是书时为乾祐二年，即纪元后九四九年也。”斯坦因看到并描绘的这件实物，表明印刷而成的佛经，在五代时期也有的是经折装式了。

(5) 梵夹装

过去的书史论著，常把经折装混为梵夹装。说经折装又称梵夹装，或者说梵夹装就是经折装，或经折装即梵夹装。其实这完全是一种误解。

梵夹装并不是中国古代书籍的装帧，而是古代中国人对古印度用梵文书写在贝多树叶上佛教经典装帧形式的一种称呼。梵是天竺国梵文文字的创始人。《祐录》卷一《梵汉译经音义同异记》中说：“昔造书之主凡有三人：长名曰梵，其书右行；次曰佉楼，其书左行；少者苍颉，其书下行。梵及佉楼居于天竺，黄史苍颉在于中夏。”印度是佛教的发祥地，产生在印度的佛教经典，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都是将梵文书写在贝多树叶上的，所以又称为贝叶经。当然也有不少写在桦树皮上。

我们在前边说过了，书籍的装帧形式，只能视书籍的制作材料和制作方法而采取相应的方式。古印度佛经既是采用修长硕大的贝多树叶或桦树皮书写，其装帧形式也就只能适应这种材料而采取相应的方式了，这就出现了古代中国人所称呼的梵夹装。何谓梵夹装？如果用最通俗的语言加以铨释，那就应该是古印度用梵文书写在贝多树叶或桦树皮上的佛教经典而采用夹板式以绳穿订的装式。对这种装帧形式，古代中国人称之为梵夹装。隋朝有个叫杜宝的，他有一部著作叫《大业杂记》。杜宝在《大业杂记》中说东都洛阳的“承福门即东城南门。门南洛水有翊津桥，通翻经道场。新翻经本从外国来，用贝多树叶。叶形似枇杷，叶面厚大，横作行书。约经多少，缀其一边，牒牒然今呼为梵夹”。夹原意同册，后来演化为夹。这段描述，比较明确地告诉我们，梵夹装是隋时人对传入中国的古印度书写在贝多树叶上梵文佛教经典装订形式的一种形象化的称呼。其具体的装订方式，是将写好的贝叶经，视经文段落和贝叶多少，依经文的次序排好，形成一摞。然后用两块比经叶略宽略长一点的经过刮削加工的竹板或木板，将排好顺序的贝叶经上一块下一块地夹住，然后连板带经穿一个或两个洞。一个洞者，穿绳之前先将绳的一端挽上疙瘩，以另一端将夹板及贝叶串连；两个洞者，则以绳子两端同时将夹板及贝叶串连，最后绕捆起来，一个梵夹装式就算完成了。这就是杜宝所说的“约经多少，缀其一边，牒牒然”的梵夹装。

图9 僧伽罗文贝叶经装帧

用贝多树叶来写经，不仅是古印度如此，近世中国南方少数民族中也有用贝叶写经的。北京图书馆就藏有僧伽罗文的贝叶经(图9)，其装帧形式就是典型的梵夹装。近年北京图书馆还入藏一批傣文贝叶小乘经，其装帧形式也是梵夹装。这些实物也印证了古印度梵夹装的形式特点，从而丰富了中国书籍的装帧形式。

中国以纸张来制作书籍，至隋、唐而极盛。书籍的制作材料与贝叶不同，当然装帧方式也就不同。但中国纸制书中，包括写本和印本，也有裁成长条而模仿贝叶的。现藏于英国国家图书馆东方手稿部的中国敦煌遗书中，还颇有几件这样的遗书。它们状似长条，形仿贝叶，编绳虽然已不复存在，但当年的穿孔犹存，表明它们的确是中国纸书中模仿梵夹装的装帧形式。北京图书馆珍藏一件五代时回鹘文写本《玄奘传》。其书叶狭长，横作行书，每叶上靠近两端各有一红色圆圈，据说也是模仿的梵夹装式。北京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中，有一件唐写本《思益梵天所问经》(图10)。其写纸为长条形，意仿贝叶。厚厚一册，却中间穿孔，单绳穿装，是中国纸书遗存中典型的梵夹装。其夹板虽佚失一块，但另一块却原样留存。穿绳虽也大部分佚去，但仍有一段原绳贯穿册叶与夹板。直到后世刻印的藏文大藏经、蒙文大藏经，也都是纸作长条，横作行书，上下各有一块厚重的夹板，所以它们也是中国纸书中模仿梵夹装的装帧形式。只是这种装帧形式在中国并未普遍流行，所以也就鲜为人知了。但不管是古印度的梵夹装，还是中国纸书模拟的梵夹装，以及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古书中模仿的梵夹装，都和经折装毫无相同之处。所以经折装就是经折装，梵夹装就是梵夹装，两者既不相等，也不相通，不应混为一谈。

图10 唐写纸本《思益梵大所问经》梵夹装

(6)旋风装

过去很长时间里，中外学者对什么是中国古书的旋风装认识并不清楚。长期把经折装粘加一张整纸就说成是旋风装，或把经折装直接说成是旋风装，就是这方面的例证。事实上，旋风装跟经折装没有任何联系。它与经折装产生的文化背景完全不同。它们是在同一个时代里，同在卷轴装的基础上，由于不同的社会文化需求而产生出来的两种完全不同的书籍装帧形式。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政治、经济、科学、文化都有长足的发展。尤其是文学，诗歌几乎占据了整个文坛，使唐代成了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诗歌的发展，特别是近体律诗的发展，一方面要求要有严格的韵律，一方面遣词造句、运用掌故又要求典雅有据。这就促使唐代社会相应地产生并发展两方面的著作：一方面是备查检掌故用的类书空前发展；另一方面就是供起韵赋诗、检查格律的韵书一再被修正、增补、传抄而流布社会。唐代的韵书，类乎现在的字典，带有工具书的性质，是备随时查检使用的。因此，这类书籍的书写方式和装帧形式，也就都要以方便随时翻检为原则而作相应的改变。

但是，我们在前边说过了，唐代书籍最通行的书写方式和装帧形式，仍是单面书写的卷轴装。这样，在通行的装帧形式与要方便翻检之间便产生了很大的矛盾。继续采用单面书写的卷轴装，翻检方便难以解决；突破卷轴装，另外采取更新的装帧形式，一时又难以创造出来。于是便出现了一种既未完全打破卷轴装的外壳，又达到了方便翻检为目的的装帧形式，这就是旋风装。

在当今的世界上，中国古书旋风装的实物留存绝无仅有。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的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可以说是现存中国古书旋风装的典型实物例证。故宫所藏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全书共五卷24叶。除首叶是单面书字外，其余23叶均为双面书字，所以共是47面。其装帧方式，是以一比书叶略宽的长条厚纸作底，然后将书叶粘在底纸上。其粘法是，除首叶因只单面书字而全幅粘裱于底纸右端之外，其余23叶，因均是双面书字，故每叶都只能以右边无字空条处，逐叶向左鳞次相错地粘裱于首叶末尾的底纸上。所以从书叶左端看去，错落相积，状似龙鳞。收藏时，从首向尾，或者说是从右向左卷起，外表仍然是卷轴装式。但打开来翻阅，除首叶因全裱于底纸上而不能翻动外，其余均能跟阅览现代书籍一样，逐叶翻转，阅读两面的文字。这种装帧形式，既保留了卷轴装的外壳，又解决了翻检必须方便的矛盾。可谓独具风格，世所罕见。古人把这种装帧形式称作“龙鳞装”或“旋风装”。

图11 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装帧

北宋欧阳修在他的《归田录》卷二中说：“唐人藏书皆作卷轴，其后有叶子，其制似今策子。凡文字有备检用者，卷轴难数卷舒，故以叶子写之。如吴彩鸾《唐韵》、李郃〔he 合〕《彩选》之类是也。”故宫所藏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图11)，相传就是吴彩鸾书写的。欧阳修所见到的大概就是这类的东西。他说出了这种装帧形式产生的原因，也描绘了这种装帧像策子的特点，但未说出它究竟叫什么名字。

南宋初年的张邦基，则在自著《墨庄漫录》卷三中说：“成都古仙人吴彩鸾善书名字，今蜀中导江迎祥院经藏，世称藏中《佛本行经》十六卷，乃彩鸾所书，亦异物也。今世间所传《唐韵》犹有，皆旋风叶。字画清劲，人家往往有之。”可见南宋张邦基也见过这类的东西，他则把这类书籍的装帧形式称为“旋风叶”了。

元朝王恽在他的《玉堂嘉话》卷二中说：“吴彩鸾龙鳞楷韵，后柳诚悬题云：‘吴彩鸾，世称谪仙也。一夕书《唐韵》一部，即鬻〔yu玉〕于市，人不测其意。稔闻此说，罕见其书，数载勤求，方获斯本。观其神全气古，笔力遒劲，出于自然，非古今学人所可及也。时大和九年九月十五日。’其册共五(疑五为二误)十四叶，鳞次相积，皆留纸缝。天宝八年制。”可见元朝王恽也见过这类东西，而且见到的是唐代大书法家柳公权收藏并写了上述题识的那件东西。王恽描绘它是“龙鳞楷韵”，“是鳞次相积”。与故宫所藏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的装帧形态完全相同。

清朝初年的著名藏书家钱曾，也见过这类东西。《涵芬楼烬余书录》引证他的话说：“吴彩鸾所书《唐韵》，余在泰兴季因是家见之，正作旋风叶卷子，其装潢皆非今人所晓。”可见钱曾见到的，跟故宫所藏相传为吴彩鸾所写的《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其装帧是完全一样的。他将之称为“旋风叶卷子”。可见我们把故宫所藏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的装帧形式称作旋风装，是不乏古人见证的。

且考自然界旋风的形象特征，亦是因某处气压低，四周空气向一处注流而形成的螺旋式旋转的风，其中大而强烈的，就是龙卷风。这种风的特点，就是空气分若干层次前后朝一个方向旋转。它的立体形象就仿佛若干张鳞次相积卷起的芦席，像个圆筒。故宫所藏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其装帧形式，内中书叶错落相积，朝一个方向卷收，外壳又保留着卷轴装的格局。装帧完毕，卷收起来，内中书叶很像空气分若干层朝一个方向旋转的旋风。因此，我们认定这种形式才是中国古书的旋风装。不是经折装包粘一张整纸就成了旋风装，更不是经折装又称为旋风装。旋风装有自己的独立形态，但又没有完全摆脱卷轴装的制约。它是对卷轴装的一种改进，是卷轴装向册叶装转化过程中的过渡形式。经折装是对卷轴装的彻底改造，已由卷轴装过渡到了册叶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旋风装比经折装出现得要早。

(7) 蝴蝶装

(8)包背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