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生平

（1899-1946）

中国现代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坚定的民主战士，中国民主同盟早期***，中国***的挚友，诗人，文史学者。1899年11月24日生于湖北省浠水县下巴河的一家书香门第。13岁时考取北京清华学校，系统地学习了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政治学说，此时他的诗词才华开始展现，陆续发表了诗、赋，并任《清华周刊》、《新华学报》的编辑和校内编辑部的负责人。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把闻一多推入校园运动的潮流。他满怀激情的书写诗词，发表演说。并作为清华学生代表赴上海参加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1922年他赴美国留学，先后在芝加哥美术学院、珂泉科罗拉多大学和纽约艺术学院进行学习，在专攻美术且成绩突出时，他更表现出对文学的极大兴趣，特别是对诗歌的酷爱，发表诗评，出版了第一本诗集《红烛》。1925年闻一多留学回国后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并从事《晨报》副刊《诗镌》的编辑工作。以后，他曾在南京第四中山大学，武汉大学，青岛大学等校任教。1928年1月出版第二本诗集《死水》，标志着他在新诗方面所取得的进步和成就。1932年秋，他回到母校清华大学任中国文学系教授，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抗战爆发后，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迁往湖南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他到临大任教。1938年2月，闻一多参加临大学生“湘黔滇旅行团”，一路跋山涉水步行3500华里，采集民谣、民歌，创造出许多描绘祖国壮丽山河风景画。临大迁到昆明后改为西南联合大学，闻一多任教授。

闻一多是近现代中西文化大交汇、大碰撞中成长起来的一位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大家，他首先以独具特色的诗人闻名于世。闻一多诗作的数量并不算多，但却以感情深厚、艺术精美见长。他的诗在内容上的突出特点，就是具有极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气质，表现出深沉、热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并从爱国爱民的真情出发，表现出对黑暗现实的厌恶，对人民疾苦的同情和美好未来的憧憬。在新诗形式上闻一多既善于吸收西方诗歌音节体式的长处，又注意保留中国古典诗歌的格律的传统，提出了一套创造新格律诗的理论，主张新诗应具有“音乐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辞藻）”、“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他所倡导的新格律诗理论和独树一帜的诗歌创作影响了为数众多的诗人，并形成了以他为代表的新格律诗派，在新诗发展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闻一多的成就并不限于新诗创作与提倡新格律诗理论，他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和古代文化研究方面所取得的创造性的重大成就，引起了学术思想界更为强烈而普遍的震动。应该说，闻一多在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在中国古代文学及古代文化研究领域的开拓性贡献。后来他走出书斋，投身民主运动，能够具有那样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同样是和他在新诗创作及古代文学研究方面的卓越成就分不开的。

抗战后期，昆明的民主运动在中国***的领导下日益高涨。1944年他加入中国民主同盟，被选为民盟云南省支部执行委员，积极参加由中共地下党和民盟同志所组织的“西南文化研究会”，谈学术、议时政、研究斗争策略；并在党和民盟同志的影响帮助下，认真阅读马列主义和毛泽东著作，阅读《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等革命书刊，使自己的政治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1945年，在中国民主同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民盟中央执行委员，后又担任云南支部宣传委员兼《民主周刊》社社长。一二·一惨案发生后，他自觉地按照党和民盟组织的要求行事，坚定地和爱国学生站在一道，抗议反动派的血腥罪行。

1946年西南联大开始分批北上，为了工作需要，他坚决留在昆明。在白色恐怖下，李公朴于7月11日惨遭杀害，闻一多的处境十分危险，但他置生死于度外。7月15日他义无反顾地参加公朴先生的追悼活动。追悼会后，闻一多又出席了民盟在《民主周刊》社为李公朴被暗杀事件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在回家途中，遭到国民党特务杀害。1949年8月，毛泽东同志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这样说道：“我们中国人民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个人民主主义者的人们，在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了起来。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闻一多他在知识界和广大青年中广交朋友，动员他们共同战斗，正确对待党和民盟的关系，在原则问题上始终按照党的要求办事，他和***员和睦相处，并肩战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和众多的革命先烈用鲜血灌铸了我们今天中国***领导的多党合作体制的基石。闻一多所走过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又是壮丽辉煌的。为了追求真理，他和同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经历了痛苦的磨练，而一经接受了马列主义和中国***的领导后，便坚定不移地同中国***站在一起，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为争取和平、民主的新中国而视死如归，勇往直前，百折不挠。

他的代表作有《红烛》、《死水》具有沉郁奇丽的艺术风格，整齐、和谐的艺术表现，影响颇大。另对《周易》、《诗经》、《庄子》、《楚辞》等研究颇深，有《神话与诗》、《唐诗杂论》、《古典新义》、《楚辞校补》等专著。后人集有《闻一多全集》（4册）。

闻一多的两次转向

1由狂放归于沉静

1912年，年仅13岁的闻一多从湖北乡间一户富裕人家来到北京清华学校，开始接触到西方文化。1922年他赴美留学专攻美术。从考入清华到1925年留美归来这十余年间，闻一多基本是沉浸在艺术与文学之间，对政治只是偶有所涉。

在回国近两年的时间里，闻一多耳闻目睹的都是阴谋、战争、屠杀，面对民族的巨大灾难，他再也难抑悲愤，发表了《贡献》、《罪过》、《收回》、《你指着太阳 起誓》、《心跳》、《一句话》等充满爱国激情和痛挞社会现实的诗歌。但火山喷发之后，他又备感无奈，最终走了一条文人的传统老路，躲进书斋，钻入故纸堆， 成了对世事过问无多仅求独善其身的冷静学者。

2由“自由学者”转为斗士

抗日战争的爆发，使闻一多等学院派知识分子的处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从北京到昆明的大转移中，闻一多参加了历时两个多月、横跨湘黔滇三省共三千余华里的 步行团。对社会下层生活的真切了解，埋下了他思想变化的契机。同时他本人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迅速贫困化，使他观察问题的角度发生了极为重要的变化。 闻一多的变化，是从1943年春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在昆明发售开始的。蒋介石在这本书中公开宣扬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专制主义。他不仅反 对共产主义，连自由主义也不能容忍，认为二者都是“文化侵略最大的危机和民族精神最大的隐患”。这是一向信仰民主自由的人们所难以接受的。闻一多这样写 道：“《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的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 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向五四挑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

不久，闻一多偶然读到了延安诗人田间的几首诗，深为其中的战斗精神所震惊，立即写了《时代的鼓手——读田间的诗》一文公开发表，在大后方引起了一阵波动。 随后他又写了一系列针对现实的杂文，开始呐喊。同时他急切地阅读各种左倾书籍，详细了解***的各种情况。赵超构的《延安一月》中关于全延安只有“四个警 察”的记述使他印象极为深刻，认为“只有在那样的新社会秩序下，青年人才可以毫无阻碍地接受民主的教育。”

具有诗人浪漫气质的闻一多的转变是迅猛彻底的。他于1944年夏在罗隆基、吴晗的介绍下秘密加入民盟，并表示“将来一定请求加入***”。从此，他在共产 党的秘密领导下全身心地投入到争民主的运动中去。当然在内心深处他对学术并不能完全忘怀，曾多次对人说自己感到有些空虚，希望实现政治民主之后便回到书房 好好读十年、二十年书。但这已无法实现了，1946年7月15日，他在勇敢地作了《最后一次演讲》后，便被暗杀于昆明街头

著作书目

《冬夜草儿评论》与梁实秋合著，1922，清华文学社

《红烛》(诗集)1923，泰东；1981，人文

《死水》(诗集)1928，新月；1980，人文选自<<闻一多全集>>第三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

《闻一多全集》(1一4册)1948，开明；1982，三联

《闻一多选集》1951，开明

《闻一多诗文选集》1955，人文

《闻一多青少年时代诗文集》1983，云南人民

《闻一多论新诗》(评论)1985，武汉大学出版社

《楚辞补校》(古典文学研究)1942，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

《神话与诗》(古典文学研究)1956，古籍

《古典新义》(上下册，古典文学研究)1956，古籍

《唐诗杂论》(古典文学研究)1956，古籍

《闻一多论古典文学》1984，重庆出版社

《离骚解诂》(古典文学研究)1985，上海古籍

名言

经典名言诗人主要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

名言解说天赋：天资。这则名言刻在清华大学校园里一座闻一多雕像后的石碑上，它和现在已被千万人诵唱的《七子之歌》一样，都表现了闻一多澎湃的爱国热情。“母亲！我要回来，母亲！”75年后，这个呼声响彻中华大地。难怪毛泽东曾说：“我们应该多写闻一多颂。”

附闻的《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我是支那人，

我是黄帝的神明血胤；

我是地球上最高处来的，

帕米尔便是我的原籍。

我的种族是一条大河，

我们流下了昆仑山坡，

我们流过了亚洲大陆，

我们流出了优美的风俗。

伟大的民族，伟大的民族！

五岳一般的庄严正肃，

广漠的太平洋底度量，

春云的柔和，秋风的豪放。

我们的历史可以歌唱，

他是尧时老人敲着木壤，

敲出来的太平的音乐，

我们的历史是一首民歌。

我们的历史是一只金礨

盛着帝王祀天的芳醴！

我们敬人，我们又顺天，

我们是乐天安命的神仙。

我们的历史是一掬清泪，

孔子哀掉死麒麟的泪；

我们的历史是一阵狂笑，

庄周，淳于髡，东方朔的笑。

我是中国人，我是支那人，

我的心里有尧舜的心，

我的血是荆轲聂政的血，

我是神农黄帝的遗孽。

我的智慧来得真离奇，

他是河马献来的馈礼

我这歌声中的节奏，

原是九苞凤凰的传授。

我心头充满戈壁的沉默，

脸上有黄河波涛的颜色

泰山的石溜滴成我的忍耐，

峥嵘的剑阁撑出我的胸怀。

我没有睡觉！我没有睡觉

我心中的灵火还在燃烧；

我的火焰他越烧越燃，

我为我的祖国烧得发颤。

我的记忆还是一根麻绳，

绳上束满了无数的结梗；

一个结子是一桩史事，

我便是五千年的历史。

我是过去五千年的历史，

我是将来五千年的历史。

我要修葺这历史的舞台，

预备排演历史的将来。

我们将来的历史是首歌：

还歌着海晏河清的音乐。

我们将来的历史是杯酒，

又在金礨里给皇天献寿。

我们将来的历史是滴泪，

我的泪洗尽人类的悲哀。

我们将来的历史是声笑，

我的笑驱尽宇宙的烦恼。

我们是一条河，一条天河，

一派浑浑噩噩的光波！

我们是四万万不灭的明星；

我们的位置永远注定。

伟大的民族！伟大的民族！

我是东方文化的鼻祖；

我的生命是世界的生命。

我是中国人，我是支那人！

闻一多曾这样剖析过他与郭沫若的不同：“我个人同《女神》底作者态度不同之处在：我爱中国固因他是我的祖国，而尤因他是有他那种可敬爱的文化的国家；《女神》之作者爱中国，只因他是他的祖国，因为他是他的祖国，便有那种不能引他敬爱的文化，他还是爱他。”（《〈女神〉之地方色彩》）也就是说郭沫若的爱国主义更多的是一种道德情感，而在闻一多这里爱国不仅是一种道德情感，更是一种文化态度。这一时期的闻一多认为：“东方底文化是绝对的美的，是韵雅的。东方文化而且又是人类所有的最彻底的文化。”（引文同上）面对“西风东渐”的现实，他呼吁建立东方的文化优越感，并把这作为振奋民族精神的必要前提之一。因此，他的“我是中国人”的宣示不仅有其情感底蕴，更有其深刻的文化内涵。

诗一开头即宣告：“我是中国人，我是支那人，我是黄帝的神明血胤，”从而点出了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渊源。在接下来的三节里，诗人以五岳，太平洋，帕米尔高原，流下昆仑山、流过亚洲大陆的大河作譬，昭示了我们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然后诗人的目光转向了我们的历史文化，作为一个衰落的文明古国，灿烂的文明史是我们为数不多的几个可以夸耀的地方之一。诗人唱道：我们的历史是韵雅的历史，这里有平静、和谐、朴素的诗一般的生活历程；我们的历史是追求和谐、自然的历史；我们与自然相安，不作过多的索取；我们人与人之间相敬相爱，没有过份的奢望。我们的历史是充满情感，有眼泪，也有欢笑的历史；这泪、这笑中都含着东方哲人的哲学憬悟，因而我们的历史也是充满玄思和东方智慧的历史。在接下来的三节里，诗人歌咏了伟大的民族性格、不朽的民族精神。这精神中有尧舜的谦让、仁爱，有荆轲聂政的不畏强暴，重义轻生，有一个伟大民族开阔的心胸、杰出的智慧。诗人在这里以“戈壁”，“黄河波涛”，“泰山的石溜”、“峥嵘的剑阁”为笔墨颜料，勾画出我们民族的肖像。一回想到现实，诗人的心灵立刻感到阵阵灼痛，他“心中的灵火”在燃烧，为他的祖国烧得发颤。他背负着历史，要走向未来。诗人确信；他的民族的未来是美好的，这民族所创造的文化将“洗尽人类的悲衰”，“驱尽宇宙的烦恼”，给全人类带来生机。最后，诗人心情激荡，骄傲地宣称我们的民族和我们的文化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我们是四万万不灭的明星；我们的位置永远注定。”“我是东方文化的鼻祖；我的生命是世界的生命。”

闻一多简介(百科全书)

闻一多(1899—1946)，现代诗人、文史学者。名亦多，字友三，亦字友山，家族排行叫家骅。后改名多，又改名一多，曾用笔名夕夕。1899年11月24日生于湖北省浠水县巴河镇。其父为晚清秀才。5岁入私塾，课余随父读史书。他从小喜读诗词，爱好美术，所接受的既有传统的经史教育，也有晚清以来的“新学”教育。1912年冬，闻一多考取北京清华学校，曾任《清华周报》编辑、《清华学报》学生部编辑，发表旧体诗文多篇，课余组织校内学生艺术团体“游艺社”(后改组为“新剧社”)“美术社”等，参加演剧与研究美术。五四运动激发了他反帝反封建的爱国热情，他被推为清华学生代表团成员，并代表清华去上海参加全国学生代表大会。1920年4月，发表第一篇白话文《旅客式的学生》，发出激烈的改造学校、改造社会的呼声。7月，他的第一首新诗《西岸》发表，以后连续发表新诗，这些诗大多收在诗集《红烛》中。他早期的诗，形式多为自由体，较为突出地表现了唯美的倾向和秾丽的风格。1921年11月，清华文学社成立，闻一多为其重要成员。同年12月，在清华文学社作《诗的格律研究》的报告，次年3月，写成《律诗底研究》，开始进行系统的新诗格律化的理论研究。1922年，去美国留学。留美期间，学习绘画，同时进修文学，研究中国古典诗歌和英国近代诗歌，并在创造社的刊物上发表《〈女神〉之时代精神》《〈女神〉之地方色彩》等有影响的新诗评论。

1923年9月印行第一本新诗集《红烛》后，闻一多开始致力于新诗创作。《红烛》之后的诗作内容更为充实，形式整齐，语言凝练，形成他独具的沉郁奇丽的艺术风格。他主张诗人应该超脱于政治之外，但又认为“诗人主要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他提倡“中华文化的国家主义”，参加过国家主义团体“大江会”。在这种复杂、矛盾的思想认识的支配下，他在一段时期里走着一条曲折的道路。1925年闻一多自美回国，在北京艺术专科学校任教，并成为徐志摩主编的《晨报副刊·诗镌》的主要撰稿人。此时，他致力于研究新诗格律化的理论，在论文《诗的格律》中，他要求新诗具有“音乐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词藻)，并且还有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由实践到理论为新诗发展探索一条值得重视的艺术途径。1928年1月，第二本诗集《死水》出版，收集了他1925年以来的诗作28首。这是他的代表作。1928年3月，《新月》杂志创刊，闻一多列名编辑，在该刊上发表少量译著。秋后，任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从此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学的学术研究。1930年秋后转任青岛大学文学院长兼国文系主任。1932年8月定居北平，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

抗日战争爆发后，到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任教。1938年2月，他参加临大学生的“湘黔滇旅行团”，步行3500华里到达昆明，沿途看到人民的悲惨境遇，对于他的觉悟和进步颇有影响。1938年5月“临大”改为西南联合大学，闻一多仍任教授。他广泛地研究了中国的文化遗产，由唐诗研究开始，上溯先秦汉魏六朝，乃至于古代神话、甲骨文和钟鼎文，以文学为中心，旁涉民俗学、社会学、人类学，形成一个完整的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的研究体系，对《周易》《诗经》《庄子》《楚辞》研究的学术贡献尤大，著有《神话与诗》《唐诗杂论》《古典新义》等专著。1942年3月出版的《楚辞校补》，是他10年研究的结晶，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赞誉。1943年后，由于痛恨国民党政府的反动和腐败，思想发生根本转变，积极参加反对独裁，争取民主的斗争。1944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抗战胜利后出任民盟中央执行委员、云南总支部宣传委员兼《民主周刊》社社长，经常参加进步的集会和游行。1946年7月11日，民盟负责人之一李公朴惨遭国民党特务暗杀。闻一多在7月15日云南大学举行的李公朴追悼大会上讲演，愤怒斥责国民党反动派，当晚即被国民党特务暗杀。1949年8月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说：“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闻一多的诗具有极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气质。爱国主义精神贯穿于他的全部诗作，成为他诗歌创作的基调。早在清华学生时代所作的《李白之死》《红荷之魂》等诗中，成功地运用中国传统的诗歌题材和形象词汇歌唱他心中的理想与爱情。留美时期写下的《太阳吟》《洗衣歌》《孤雁》《忆菊》等名篇，表现了他对帝国主义“文明”的鄙视和对祖国的思念。回国初期的诗作《祈祷》《爱国心》《一句话》《我是中国人》《七子之歌》等，用炽热的情感，完整的意象，和谐的音律，表现了诗人的民族自豪感。《死水》时期的诗较之往昔之作题材更广泛，思想更深沉，进一步接触到了中国社会现实。《春光》《静夜》《荒村》等诗充满了对处于军阀混战中灾难深重的劳动人民的同情；《唁词——纪念三月十八日的惨剧》《天安门》《欺负着了》等诗则直接把笔锋指向了北洋军阀的暴行。在《发现》这首诗中，诗人面对着军阀混战，列强侵略，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现实感到困惑与不安，他“追问青天，逼迫八面的风”，但“总问不出消息”。闻一多的这些诗篇发展了屈原、杜甫创作中爱国主义传统，具有鲜明的时代感以及社会批判的性质。

闻一多的诗，是他的艺术主张的实践。他的大多数诗作，犹如一张张重彩的油画，他不仅喜用浓重的笔触描绘形象，渲染气氛，尤擅于在大胆的想像、新奇的比喻中变幻种种不同的情调色彩，再配上和谐的音节、整饬的诗句这些优美的艺术形式的框架，使他的诗成为一幅完整的艺术品。但有时由于刻意雕琢，便失去素朴与自然美的光华。闻一多的诗开创了格律体的新诗流派，影响了不少后起的诗人。

一．周朝 (公元前1066 —前256）

英文名：The Zhou Dynasty

1、周朝

周朝享国约800年，为中国历史上最长的朝代，从公元前11世纪中期到公元前256年，共传30代37王。可分为西周和东周两个时期，东周又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西周建都镐京（今陕西西安附近），到公元前771年结束。第二年，周平王迁都洛邑（今河南洛阳），开始了东周的历史。周朝各诸侯国的统治范围包括今黄河、长江流域和东北、华北的大部。

2、西周朝的兴起

西周（公元前1066 — 公元前771年）从周武王灭商朝建国，到周幽王亡国，共历三百多年，是中华帝国的一个重要时期，也是中华古典文明的全盛时期，他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对后世历史的发展有巨大而很深远的影响。

先周是活动与中原西部黄土高原的一个古老部落。周人的始祖传说是「帝喾（音「库」kuˋ」元妃「姜嫄」的儿子「弃」。「弃」在「帝舜」时担任农师，号称「后稷」，教民耕稼有功，分封于邰。商朝初年，他的后代「公刘」率族人迁到磁。到古公「亶父」时，又迁到岐山南边的周原（今陕西岐山县）定居下来，逐渐发展成一个新兴的西部势力，自称为「周」。「古公」的幼子「季历」继位后，修行道义，发展生产，驱逐夷狄，力量更为强大，与商发生矛盾。商王「文丁」派人将季历杀死，「季历」的儿子「姬昌」继位。昌号称」西伯」，仁慈爱民，礼贤下士，天下士人都来投奔。周的发展，使商纣感到威胁，于是将西伯昌囚禁于羑里七年。周人以珍宝和美女将西伯赎出，此后，在吕尚的辅佐下，西伯昌表面上耽于游乐，对「殷纣」十分驯服，实际上却更为积善修德，和悦百姓，大力发展生产，使更多的诸侯前来归附，进而征讨不驯服的诸侯和商的盟国，终于三分天下有其二，成为所谓的受命之主，而自称王，即周文王，并将都城迁到丰邑（今陕西长安西南沣水西岸）。九年，周文王逝世。其子姬发继位， 称周武王。他继续以吕尚为师，「周公旦」为辅，「召公」、「毕公」等人为主要助手，继续文王未尽的事业。将都城扩至沣水以东的「镐京」（今陕西长安县境），积极作灭商的准备。两年后，武王在盟津召集八百诸侯会师盟誓。周文王受命第十一年十二月，武王兵出潼关，联合各方国诸侯，挥师东向，于次年二月甲子日在牧野打败商朝的军队，杀死殷纣王，史称「武王灭商」，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长的一个朝代「周朝」。周朝经历了三十七代天子，八百多年，到公元前二百六年，才被秦国灭掉。公元前770年， 平王迁都洛邑（今河南洛阳）。丰镐二京在西，洛邑在东，习惯上称公元前770年以前的周朝为西周，以后的为东周。

周武王建周后，大封功臣谋士，如将「吕尚」封于「齐」，「周公旦」封于「鲁」，「召公奭」封于「燕」，叔「鲜」封于「管」，叔「度」封于「蔡」。据说，周初总计分封了七十一个诸侯国，其中兄弟之国十五，同姓之国四十。封邦建国的目的，是加强对各地的统治，并作为周王室的屏藩。诸侯再在自己的封地里分封卿大夫，卿大夫又在自己的封地里分封士，这样自上而下统治人民。武王死后，其子「诵」继位，为「成王」。成王年少，天下初定，「周公旦」恐怕诸侯不服，以王叔摄政。「管叔」、「蔡叔」不服，与殷纣之子「武庚」，带领淮夷，发动叛乱。周公毅然率兵东征，平定了叛乱，诛杀了武庚和管叔，放逐了蔡叔，收伏了殷的余民。为了加强对东方的统治，周公奉成王之命负责营建「洛邑」的工作。洛邑建成后，成王亲自来到洛邑王城，大会天下诸侯和四夷君长，并将跟随武庚叛乱的殷遗民迁进「成周」，以便控制。周公还制礼作乐，建立了周朝的各项典章制度和礼乐制度，确立了以宗法制度为中心的政治体制。成王曾亲自讨伐东夷，使东部得以安定。成王死后，继位的康王继承先王的事业，勤于政事，平易近民，刑罚几十年不用，社会更加安定。

武、成、康三代，政治清明，是周的黄金时代。但到第四代天子「周昭王」时，就出现了危机。当时，王道微缺，「周昭王」贵为天子，南巡汉水时，却被船夫用特制的胶船暗算，葬身于鱼腹之中。「周穆王」继位后，为了恢复周王朝的威望，新设太仆一职，作为太御众仆之长，以加强王朝的中枢管理。他制定刑律，减轻刑罚，以加强对臣民的控制，施善政于天下。他西征犬戎，南摄夷人，对边远民族的侵扰进行积极的防御，制止了掠夺。穆王又曾东平「徐偃王」所率徐夷诸部的反叛，南讨「楚国」，大会诸侯于「涂山」。

「周穆王」以后，周朝逐渐衰微，「周共王」、「周懿王」、「周孝王」、「周夷王」四代，由于周围戎狭的不断侵扰，王朝陷 入长期的战争之中，国力消耗很大，不得不加重对民众的剥削，国内矛盾日益尖锐。有的贵族也开始破产，而表现出对现实的愤懑。

长期的矛盾逐渐积累，使王朝产生了深刻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继位的「周厉王」，不仅不采取安抚民众、发展民生的措施，反而任用佞臣，大肆挥霍，连年对外征战，变本加厉地剥夺，垄断山泽之利，引起民众的不满和议论。他就派巫师监视，杀死议论的人，使矛盾更为尖锐。三年以后，愤怒的镐京居民终于发起暴动，将「厉王」流放到「彘（音「至」zhiˋ」，由「周公」和「召公」共同执掌政权，历史上称为「周召共和」。 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中国历史从这一年开始有了明确而且连续不断的纪年。「周厉王」死后， 他的儿子「宣王」整顿朝政，曾经使周王朝有所复兴。但到第十二代天子周幽王时，王朝的危机更为严 重。关中地区发生地震、山崩和河水枯竭等严重自然灾害，周幽王不仅不抚恤灾民，反而更加奢侈腐化，贪得无厌。为了博得宠妃「褒姒」一笑，幽王举烽火欺骗诸侯前来勤王。最严重的问题是，幽王决定废去王后申氏，杀掉太子「宜臼」，另立「褒姒」为王后，立褒姒的儿子「伯服」为太子。「申」后的父亲申侯于是联合西方部族犬戎，举兵攻打周幽王，在骊山下杀死幽王，据走褒姒。幽王的儿子「宜臼」即位时，关中遭受兵火洗劫，残破不堪，犬戎又不时前来骚扰。「周平王」宜臼只得将都城迁到洛邑，史称「平王东迁」，东周开始。

3、主要诸侯国

周武王姬发分封姬姓宗室子弟和功臣为列国诸侯，为五等：公、侯、伯、子、男，其不及五等者为附庸。其中姬姓子孙的封国最多，有53个，这就是中国封诸侯建同姓的“封建”的由来。

分封的列国诸侯中著名的有：

鲁国---姬姓，侯爵。系周文王姬昌第四子周公姬旦，佐文王、武王、成王有功，乃封其长子伯禽于曲阜，以辅周室。

齐国---姜姓，侯爵。系炎帝裔孙伯益封地，今山东青州府。

燕国---姬姓，伯爵。系周同姓功臣，曰君奭。封国地为今幽州蓟县。

魏国---姬姓，伯爵。系周同姓功臣，曰毕公高。封国地为今河南开封府高密县。

管国---姬姓，侯爵。系武王弟，曰姬叔鲜。封国地为今河南信阳县。

蔡国---姬姓，侯爵。系武王弟，曰姬叔度。封国地为今河南汝宁府上蔡县。

曹国---姬姓，伯爵。系武王弟，曰姬叔振铎。封国地为今济阳定陶县。

成国---姬姓，伯爵。系武王弟，曰姬叔武。封国地为今山东兖州府汶上县。

霍国---姬姓，伯爵。系武王弟，曰姬叔处。封国地为今山西平阳府。

卫国---姬姓，侯爵。系王同母少弟，为康叔。封国地为今北京冀州。

滕国---姬姓，侯爵。系武王弟，曰姬叔绣。封国地为今山东章丘县。

晋国---姬姓，侯爵。系武王少子，曰姬唐叔虞。封于唐，后改为晋。封国地为今山西平阳府绛县东翼城。

吴国---姬姓，子爵。系周太王长子姬泰伯之后。封国地为今吴郡。

虞国---姬姓，公爵。系周太王次子姬仲雍之后。曰姬章已，为吴君，别封其为虞。封国地为今河东太阳县。

虢国---姬姓，公爵。系王季子虢仲，文王之弟。封国地为今陕县东南之虢城。

楚国---芈姓，子爵。系玄帝姬颛顼后裔。封国地为今丹阳南郡枝江。

许国---姜姓，男爵。系伯夷之后，曰文叔。封国地为今许州。

秦国---嬴姓，伯爵。系玄帝姬颛顼后裔。封国地为今陕西西安。

莒国---嬴姓，子爵。系少昊之后。封国地为今莒县。

纪国---姜姓，侯爵。系太公次子。封国地为今东莞县。

邾国---曹姓，子爵。系陆终第五子晏安之后。封国地为今山东邹县。

宋国---子姓，公爵。系商王帝乙之长庶子，曰微子启。封国地为今睢阳县。

杞国---姒姓，伯爵。系夏禹王之后。封国地为今开封府雍丘县。

陈国---妫姓，侯爵。系帝舜之后。封国地为今陈县。

蓟国---姬姓，侯爵。系帝尧之后裔。封国地为今北京顺天府。

4、西周王系

西周朝：（公元前1106年—公元前770年）

周文王 ： 在位51年，文王姬昌，父名季。姬昌即位后曾一度被商王所泅，后被释放。他礼贤下士，有姜子牙等名辰辅佐，为以后灭商打下基础。据传文王死时97岁。

周武王 ：在位5年，武王姬发，父姬昌。即位后大举伐商，并于牧野，大败商军，纣王自焚，商亡。武王建都于镐京。史称西周。武王死时54岁。

周成王 ：在位30年，成王姬诵，武王子，即位时12岁。由周公旦摄政。之中，平定武更（纣王子）叛乱，并大封诸侯。成王造东都洛邑。成王死时42岁。

周康王 ：在位25年，康王姬钊，成王子。康王是一位有作为的周王，史称“成康盛世”。康王时，周朝较强盛。

周昭王 ：在位19年，昭王姬瑕，康王子。“昭王之时，王道微缺”，周国力开始下降，昭王南巡死于楚。

周穆王 ：在位55年，穆王姬满，昭王子。穆王时作《吕刑》，是流传下来的我国最早的法典。穆王是西周在位时间最长的周王。

周共王 ：在位23年，共王姬伊扈，穆王子。

周懿王 ：在位8年，懿王姬囏，共王子。懿王时，周室衰弱，外族入侵已无力抵抗。

周孝王 ：在位6年，孝王姬辟方，穆王的儿子，共王的弟弟。

周夷王 ：在位8年，夷王姬燮，周懿王的儿子。夷王时，周天子与诸侯的矛盾尖锐化，夷王曾烹杀齐哀公。

周厉王 ：在位37年，厉王姬胡，夷王的儿子。厉王是一位暴君，对外战争屡败，国势日危，后被国人放逐。

周召共和 ：执政14年，周，召共和是指周定公与召穆公共同执政。此二人均为宗周的大贵族。

周宣王 ：在位46年 宣王姬静，厉王的儿子。即位后针对周王室的内忧外患，进行改革。取得成功，史称“宣王中兴”。

周幽王 ：在位11年，（前781-前771）。

5、东周朝

公元前771年，犬戎杀幽王，灭西周。第二年（前770年），周幽王太子宣臼由镐京迁都于洛邑（今河南洛阳），史称东迁后之周王朝为东周。周赧王59年（前256年），东周为秦所灭，共传25王，历时515年。东周自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元年）至公元前476年（周敬王四十四年）之段历史时期，史称之为“春秋时期”，自公元前475年（周元王元年）至公元前221年（秦王政二十六年）秦始皇统一全国，则被称为“战国时期”。

1、东周春秋时期：

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的春秋时期，那时一些较大的诸侯国，为了争夺土地、人口以及对其他诸侯国的支配权，不断进行兼并战争。 谁战胜了，谁就召开诸侯国会议，强迫大家公认他的“霸主”地位。 先后起来争当霸主的有：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历史上把他们称为“春秋五霸”。

在诸侯争霸的过程中，大国兼并小国，诸侯国数目逐渐减少，华夏族和其他各族接触频繁，促进了民族融合。春秋末年，长江下游和钱塘江流域的吴国和越国，也参加了争霸战争。 起初，吴国打败了越国，强迫越国臣服。 越王勾践天天舔尝苦胆，立志报仇。 他注意增加生产，训练士兵，积聚力量。 经过长期努力，越国终于重新强盛起来，最后灭掉了吴国。 春秋时期，铁器已经在农业、手工业生产中使用。 农业生产中使用铁锄、铁斧等。铁器坚硬、锋利，胜过木石和青铜工具。 铁的使用，标志着社会生产力的显著提高。 那时，也开始用牛耕地。耕作技术提高了，农业生产进一步发展起来。 一些贵族把公田化为私田，逐渐采取了新的剥削方式，让种田的劳动者交出大部分产品，保留一部分产品。

2、东周战国时期：

公元前475年至公元前221年，是中国的战国时期，经过春秋长期激烈的争霸战争，到战国开始，主要的诸侯国有齐、楚、燕、韩、赵、魏、秦等七国，历史上称之为“战国七雄”。

东周时期，以农田灌溉为重点的水利建设高潮逐渐兴起。水利工程有多种类型，如陂塘蓄水、灌溉分洪、渠系灌溉以及多首制引水等。东周的建筑技术已有很高的水平。著名的鲁班，即鲁国人公输般，是土木工匠中的杰出代表，后人尊称为祖师。考古发掘所见东周的建筑遗迹，多为宫殿遗址，出土的建筑构件以瓦当最为常见，还有青铜斗拱、青铜饰件和青铜屋模型等。由此可以想见东周宫殿建筑的宏伟壮观。东周时期，大国争霸，战乱频繁。各诸侯国为其政治、军事和经济的需要，在商、西周交通干线的基础上，不遗余力地将道路扩展到更为遥远险绝的地方，因而在客观上促进了交通的发展。东周的丝绸西传路线甚至横贯欧亚大陆。当时马车的使用已很普遍。 这时，天子直辖的“王畿”，在戎狄不断袭扰和诸侯不断蚕食下，大大缩小了，最后，仅剩下成周方圆一二百里，即今河南西部一隅的地盘；同时，天子控制诸侯的权力和直接拥有的军事力量，也日益丧失。天子不仅经济上有求于诸侯，政治上也往往受诸侯的摆布。 但天子以“共主”的名义，仍然具有号召力。因此，一些随着地方经济发展逐步强大的诸侯国，就利用王室这个旗号，“挟天子以令诸侯”，积极发展自己势力。

6、东周王系

东周朝：（公元前771年—公元前256年）

周平王：（姬臼），在位51年，（公元前770—公元前719年）。

周桓王：（姬林），在位23年，（公元前719—公元前696年）。

周庄王：（姬佗），在位15年，（公元前696—公元前681年）。

周厘王：（姬胡齐），在位5年，（公元前681—公元前676年）。

周惠王：（姬阆），在位25年，（公元前676—公元前651年）。

周襄王：（姬郑），在位33年，（公元前651—公元前618年）。

周顷王：（姬壬臣），在位6年，（公元前618—公元前612年）。

周匡王：（姬班），在位6年，（公元前612—公元前606年）。

周定王：（姬瑜），在位21年，（公元前606—公元前585年）。

周简王：（姬夷），在位14年，（公元前585—公元前571年）。

周灵王：（姬泄心），在位27年，（公元前571—公元前544年）。

周景王：（姬贵），在位25年，（公元前544—公元前520年）。

周悼王：（姬猛），在位1年，（公元前520—公元前519年）。

周敬王：（姬匄），在位44年，（公元前519—公元前475年）。

周元王：（姬仁），在位7年，（公元前475—公元前468年）。

周贞定王：（姬介），在位28年，（公元前468—公元前441年）。

周哀王：（姬去疾），在位1年，（公元前441—公元前441年）。

周思王：（姬叔），在位1年，（公元前441—公元前440年）。

周考王：（姬嵬），在位15年，（公元前440—公元前425年）。

周威烈王：（姬午），在位24年，（公元前425—公元前401年）。

周安王：（姬骄），在位26年，（公元前401—公元前375年）。

周烈王：（姬喜），在位7年，（公元前375—公元前368年）。

周显王：（姬扁），在位48年，（公元前368—公元前320年）。

周慎靓王：（姬定），在位6年，（公元前320—公元前314年）。

周赧王：（姬延），在位59年，（公元前314—公元前256年）。

功臣名将：

姜尚，周公旦，召公奭

王后：褒姒（周幽王妃）

7、政治制度

周灭商后，国王大搞分封，把王族与功臣分封到国家各个地方，建立起众多诸侯国，数量超过百个。通过宗法制和封建制，又建立起一个以周“天子”为中心，各个诸侯国围绕的封建王朝，同时建立起一套无孔不入的礼乐制度，形成了一个有秩序的封建国家。西周的官制，更为繁杂。周王左右的辅佐为太师、太傅、太保，合称三公。三公之下有三事官（政务官、事务官和地方官）、四方（诸侯和方国、部族）和卿事寮。王朝官员为：总揽朝政的太宰、掌祭祠礼仪的太宗、掌历法记事的太史、掌祈祷的太祝、掌神事的人工、掌占卜的人卜，合称六卿，六卿的僚属，总称为卿事寮。王朝还有掌土地和农人的司徒、掌百工职事的司空、掌军赋军政的司马、掌版籍爵禄的司士、掌刑罚的司寇，合称五官。为王室服务的内廷事务官，有三公之佐的三少（少师、少傅、少保），有道、辅、弼、承四辅，有膳夫、缀衣、小臣、寺人、内竖、阍者、门尹、司王宥、火师、水师、大酋、太仆、御、右、萃车、趣马、师氏、虎资、舆人、医、艺人、隶人、太子宫尹等。在王畿外服的封国，称为四方，包括侯、甸、男等诸侯。王朝有时派使臣到诸侯国任监国。诸侯在自己的封国内仿照王室设置百官有司，成为相对独立的政权，主要有三事官，即司徒、司马、司空，分掌政务、司法和民事。周的各级主要官吏，都是在宗法制度基础上世袭，而且文武不分，平时治民，战时就是各级将领。周朝的地方制度，有国、都、邑、野、鄙。周王和诸侯的都城为国，诸侯国中的大城为都，小城为邑，此外的地方称为野或鄙。

8、经济技术

西周时，锋利的青铜农具得到较普遍的使用，进行了规模较大的垦殖和耕耘；原来的抛荒制被休耕制代替，土地利用率提高；沤治和施用绿肥，以火烧法防治病虫害，标志了田间管理的新水平。西周实施了比较完善的土地耕种制度即“井田制”，王朝中担任司稼的官员必须熟悉作物的不同品种及其适应地区，从而更好地指导农业生产。农作物品种增加，谷类有黍、稷、粟、禾、谷、梁、麦、稻等，豆类有菽，任菽、藿等，麻类有麻、苴、苎等。王朝特设场人，专管园圃，从事蔬菜、瓜果的生产。这样，为封建制度的最终确立提供了基础。

西周比较重要的手工业都由王室和诸侯控制，众多的百工在司空的领导下负责管理各项手工业，其中最重要的仍然是青铜铸造业。其分布地区很广，生产能力扩大，效率和水平提高，铸造工艺改进。发明了一模翻制数范和焊接的技术。陶器业已逐渐采用快轮法，产品走向规格化。原始瓷片的烧成温度已达一千二百度以上，胎质更为细腻，施以青、黄绿二色釉，矿物组成已接近瓷器。能够生产石灰石——硅石琉璃。漆器制作逐渐普遍，器表夹苎，施以红、黑两种彩绘，颜色鲜艳，花纹精美。家蚕的饲养十分普遍，纺织成为农家的一项重要副业。丝织物有斜纹提花织品和刺绣品。已经掌握池水沤麻的微生物脱胶法，以便将纤维分离出来。

西周时，商业已成为社会经济不可缺少的部门，由官府独裁，设有“质人之官”作为市场的管理者，限制私人从商。商贸的品种有作物、牛马、用具、珍异和兵器等，甚至掠卖奴婢。西周的货币除贝以外，已开始使用铜币。

9、科学文化

中华科学、思想文化的源泉是《易》。作为儒家六经之一的《易经》，最早提出「天文」的定义。《周易》虽然成书于战国时期，但他表达的确实是周代型成的天命思想。《易》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易．系辞》说：「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等等，西周萌生的阴阳思想，对中国天文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周易》有很长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被后人称为河图、洛书的东西，是烧灼卜骨的表现，是远古先民在长期生活和占卜的实践中感悟出的理性思维和形象思维互相串连、互相渗透的反映。相传伏义氏将其归纳总结，对蓍草反复排列，而画为八卦，将天地间万物的现象都包括于其中，这是原始的易。后来，据说经过周文王的悉心钻研，将其规范化、条理化，演绎成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有了卦辞、爻辞，人称《周易》。它以简单的图像和数字，以阴和阳的对立变化，来阐述纷纭繁复的社会现象，显示成千上万直至无穷的数字，具有以少示多，以简示繁，充满变化的特点。其所以称为「易」，郑玄解释有三义：一是简，二是变易，三是不易。就是讲万物之理有变有不变，现象在不断变化，而一些最基本的原则又具不会变的，这就从客观世界的辩证发展中抽象出了理论上十分丰富的朴素的辩证法。旧说到春秋后期，孔子对《周易》进行解释和论说，完成十翼，即《易传》，《周易》发展成为一部内容博大精深的阐述宇宙变化的哲学著作，对中华文化的发展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周代的另一种完善的文化就是礼乐文化，周礼非常繁缛，据《周礼》有吉、凶、军、宾、嘉五礼，乐在西周很重视，有专门职官管理，金文中也记有乐官。周代乐舞如《大武》为周武王克商所作。周代的已有比较完善教育制度，如“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就是周代贵族的文化教育内容，中国最早的经典如《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乐经》（已佚）、《春秋》都产生这个时期，以及春秋时期的诸子学说等。

地图包括南越

左丘明的《左传·卷十二》载：哀公十四年春，西狩于大野，叔孙氏之车子钥商获麟，以为不祥，以赐虞人。仲尼观之曰：“麟也”。

意思是公元前481年春，在鲁国西部大野打猎时，叔孙氏的兵车武士鉏商，猎得一只麒麟。（叔孙氏）以为是不祥的怪物，就将麒麟赏赐给虞人（古掌山泽苑囿之官），孔子见到后说：这是麒麟啊。

孔子也曾在《春秋》哀公十四年春天，提到“西狩获麟”，对此孔子为此落泪，并表示“吾道穷矣”。

相传麟是仁兽，圣王的嘉瑞。而孔子所在的时代因为没有明王，所以麒麟一出来就被捕获。也因此，孔子极为感伤，明白周朝之道已然不兴了，所以惆怅的说:“我推行的道就此完了。”那时孔子作《春秋》是为传周道的，现在因见获麟感到“道己穷”，于是孔子作《春秋》也至此而辍笔。这就是流传至今的“孔子获麟绝笔”。

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汉武帝“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田寺，获白麟”。

汉武帝在十月隆冬前往雍地打猎，在五田寺祭拜，获得了瑞兽白色的麒麟。

另外《孝武本纪》和《封禅书》中也有记载：“其明年，郊雍，获一角兽，若麃然。”

意思是公元前122年，（汉武帝）在雍地打猎，猎得一角兽，像“麃”（即狍子）一样的野兽。

在获得此兽后，经过一番争议，“有司”最后确认为麒麟，认为这是上天的赏赐。汉武帝为了图吉利，就改年号为“元狩”，并作“白麟之歌”来记述这件事情。

扩展资料：

麒麟的首似龙，形如马，状比鹿，尾若牛尾，背上有五彩毛纹，腹部有**毛。麒有独角，麟无角，口能吐火，声音如雷。中国古代用麒麟象征祥瑞。相传只在太平盛世，或世有圣人时此兽才会出现。

孔子与麒麟密切相关，相传孔子出生之前和去世之前都出现了麒麟，据传孔子出生前，有麒麟在他家的院子里“口吐玉书”，孔子在《春秋》哀公十四年春天，提到“西狩获麟”，对此孔子为此落泪，并表示“吾道穷矣”。不久孔子去世，所以麒麟亦被视为儒家的象征。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