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拜年

大年初一，作为表达新春祝福最直接的形式，拜年是中国人欢度春节的重要习俗，有着重要的道德和文化内涵。

随着社会的变迁和科技的进步，人们互致问候的心情不变，拜年方式却在不断变化：从登门拜年、书信、明信片寄送问候，到电话、短信表达情意，如今又兴起了微信等“微拜年”，“新年快乐”“万事如意”“事业有成”“身体安康”等祝福弥漫在线上线下。

有人感叹，说没有了走街串巷的面对面拜年，少了电话里祝福的真诚表达，足不出户、一键发送的短信、QQ、微信拜年“消解了拜年的味道”“距离传统民俗越来越远了”。

其实仔细揣摩，人们“反感”的不是形式的变化本身，而更多在乎的是“对方送来的祝福是不是给自己私人订制的”“短信微信的内容是不是有诚意的”。

2014年央视春晚上，一首《群发的短信我不回》唱出了群发短信拜年遭遇的尴尬，也道出了许多人的心声，说到底，就是群发短信拜年让人感到“没有诚意”“缺乏对自己的重视和尊重”。

所以说，并非是拜年形式变化本身隔阂了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而是如何利用好这种形式，表达真心实意的感情。有许多网友表示，自己之前为每一个亲朋好友送上了专属祝福，或是个性化地设计了一个多媒体拜年短片，得到的回馈依然是温暖的。

甚至因为许多朋友间相隔万里，微信的文字、语音、视频等嘘寒问暖、互道祝福更为彼此接受，也打破了时空界限，“让人感觉回到了彼此一起的时候”。

年俗作为一种文化，也是在传承中不断变化的。大可不必诟病现代科技对拜年形式的改变“葬送”了传统拜年的味道，因为，有条件的一样可以走街串巷辞旧迎新，而在短信、微信拜年的时候不妨多一些用心，也就自然能拉近感情。

送别逝去的岁月，憧憬未来的生活，应该说，无论拜年的方式如何变迁，只要有真心在，情谊就在，年味儿就在。

2、春联

过年写春联、贴春联，大概最能显示春节的文化含义了。从前的春联，首先要有一笔拿得出手的好字，还要有些文墨功底，即便自己不会写，只要走到集市、街头，或者望望四周邻居，总有代笔的，不仅代写，还代出构思，尽管雷同的不在少数，但多少还和自己家的境况沾点边。

春联是对联的一种，而对联，雅称“楹联”，言简意赅，对仗工整，平仄协调，表达出汉语的独特意蕴。春联与其他对联不同的是，内容都要包含些辞旧迎新、祝福来年之意。

当然，30多年前，春联的时代气息也很浓郁，从一副副春联中可以鲜明地反映出当时的社会走向和政治气候，各个年代组成的春联，就是一卷鲜活的政治生活史。

春联也是过年中始终不曾衰落的年货。无论什么样的时代，春联都没有缺席。不过，近些年的春联多是电脑制作，大量批发，网上订购，街摊或店内零售，文化内蕴渐渐不支。临近春节，还没等你想到贴春联呢，物业服务已经将批发的春联贴到了楼道门口、电梯门口。

每次打开家门，不管自己家是个什么境况，一副新春联已经为你换去了旧的。省事虽说省事，服务尽管到家，但千篇一律是这些春联的特点。

现在的春联还有多少是自己下笔，没有统计，但构思已经无需费力，网上一点击，各种应时应景的春联模式扑面而来，内容随意取舍。

其实，在网络、微信日益发达的今天，春联是否需要贴出来都已经不再重要了，作为一种节日祝福，很多人向你传递的春联，只要在电脑和手机上过目即可，一下子收到几十副，谁还有工夫再去写在纸上。

春节年年过，周而复始，春联的内容好像也已经黔驴技穷，鸡年不能不“金鸡报晓”，马年肯定要“马到成功”，羊年多半会“三阳开泰”，猴年自然是“猴舞金棒”。不讲十二生肖的，无非就是福寿、财源、吉祥、平安，再加万事兴、喜临门、富贵家而已。

如今，回过头来看春联，最需要的是文化功底，书写的功夫、构思的技巧、知识的积累，缺一不可，少了这些，春联就近似于标语，贴与不贴，都无所谓了。

扩展资料：

按字面意思解释，“元”谓之“首”，“旦”谓之“日”，两个字结合起来，可以引申为“新年开始的第一天”。所以，“元旦”又称为“三元”，即岁之元、月之元、时之元。也就是现在常说的“正月初一”。

它的起源有一个传说。相传在远古的尧舜时期，尧帝勤政爱民，在老去以后，把地位禅让给德才兼备的舜，舜又禅让帝位给治水立下大功的禹。他们都做了很多好事，十分受人民爱戴。

为了纪念他们，大家就把尧死后，舜祭祀天地和尧的那天，当做一年的开始之日，称作“元旦”或“元正”，成为古代元旦的由来。

传说固然有趣，但实际元旦的来历与人类生活有密切关系。比如做农活，就需要一些准确的时间节点。而一年的开始，又有着特别的意义，所以，人类发明了历法。

古人发现了日夜交替、月缺月圆和四季轮回的自然现象，最终以昼夜交替的周期为一“日”，参照月相变化的周期确定“月”，谷物成熟周期代表了寒来暑往，叫“年”，也就是太阳绕地球一周的时间。

精确计算上述周期经历了很长时间，历法几经变化，“元旦”的时间也跟着变。夏朝使用夏历，以孟喜月(元月)为正月；商朝的殷历以腊月(十二月)为正月；周朝的周历又以冬月(十一月)为正月。

直到汉武帝时期，才不再折腾，当时规定孟喜月(元月)为正月，把孟喜月的第一天(夏历的正月初一)叫做元旦，自此，一直沿袭至清朝末年。

民俗学专家陈连山表示，民国初年，当时的政府修改历法，想把整个公历作为时间体系，把所有的传统节日均移至公历时间，于是公历1月1日被定名为“元旦”，传统的元旦则更名为“春节”。

人民网-党报盘点春节传统习俗:我们如今的春节这么过

人民网-趣说“元旦”：春节、阳历年傻傻分不清楚

年又称过年，是中国人一年之中最重要最隆重的传统节日。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为一回归年，属于太阳历范畴，与月相（朔月、望月）无关。古老干支历法以“立春”为岁首（新年）；后由于历法变动，新年通常指阴历正月朔日。

年岁的概念，来自上古历法，古籍载：“天皇氏始制干支之名，以定岁之所在”。上古干支历法的制定为节日产生提供了前决条件，原始信仰与祭祀文化是年节形成的重要因素。 [1]

古代民间最初的岁首指的是干支历二十四节气中的“立春”，即太阳到达黄经315°时为立春节点，立春是由黄道推算出来的节点，是天象规律。“春”在古代很受人们重视，如有“双春”之年视为大吉的之年。新春伊始，万象更新，意味着新的一年、新的一个轮回已开启。

据黄现璠在其着《古书解读初探》一书中说道：“必先有禾之种植，而后有年字之发生，年生于禾，非禾生于年。”故《说文》曰:“年，谷孰也。”《尚书正义》引孙炎亦曰:“年，取禾谷一熟也。”

据传甲骨文的“年”字是一人背负成熟的禾的

年文化系列动漫标准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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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就是“年成”、“收成”，后来才引申作为“年”这一计时单位。有认为年的产生与农耕生活密切相关，它最初是指庄稼的一个成长周期，西周的农夫在农历的十一月间庆祝丰收和新年的到来，这被认定为是新年的习俗起源。但这时的年没有固定在某一天。 [2]

《说文解字》中的禾（谷）熟并不代表“一年四季”时间概念。禾的生长周期只有几个月，不到十二个月。“禾，嘉谷也，二月始生，八月而孰，得时之中，故谓之禾。”——《说文》 [3]

历法

“年”的概念，最初来自上古历法，地球绕太阳一周，历法上叫一年，循环往复，永无止境。古人根据天地运行规律来确定四季循环的起点与终点，“年”成为一年四季的时间总称，后来引申为年节的简称。在历史发展演变中，由于朝代更迭、历法变动，新年在日期上亦有变动，历代的新年，设定日期并不一致。 [4]

上古干支纪元，正月建寅（摄提格），立春为岁首。夏朝以春季一月为正月，商朝以冬季十二月为正月，周朝以冬季十一月为正月。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规定以冬季十月为正月。汉朝初期沿用秦历（颛顼历）。汉武帝太初元年，将原来以冬季十月一日为岁首恢复为以春季一月一日为岁首。王莽篡汉后，规定十二月朔为岁首，是为殷正。魏明帝曹叡也一度改为殷正。武则天称帝后，改国号为“周”，用周正。唐代以后以一月一日为岁首基本固定下来。 [5-7]

文化新解编辑

年与除夕动漫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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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字形上面是“禾”、下面是“人”,禾谷成熟,人在负禾。小篆字形,从禾,千声。《说文》：秊,谷熟也，本义是“五谷成熟”。在中国，关于“年”的传说大约有三种：一、年是吉祥兽，给人类带来四季好运、五谷丰登；二、年是怪兽，专门祸害庄稼、危害百姓；三、年是少年，协助人类除掉怪物夕。

年又称“大年”，吉祥兽，历史上传说中为中国人文始祖伏羲“龙马负图”的那匹神秘龙马，其背上神秘的“河图”图案使伏羲研究出了中国文化滥觞的《易经》。“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的易经乾卦正是大年的体现。龙马精神作为一种强大的DNA，在人类文明伊始便深深植入了中国人的身体，它是中华民族永远的精神内核。大年能够大量吸收宇宙中有关幸福、健康、富有等各种吉祥能量，给人们带来一年好运。公元前很久远的上古时代，因夕冒名年来侵害人间，年利用夕害怕“红色、声响和光亮”的特点，运用“鞭炮、对联、灯笼”战胜了夕。于是人类有了“拜年”、“迎年”、“过年”的习俗。

　　“史”的第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正确性。关于这一点，我在前评郑著本书第二册中，为李群玉的出处问题，曾加指摘（参阅后面的附论）。兹读续出各册，无意中又发现不少疑问。例如：

　　（一）《旅獒》是伪《古文尚书》二十五篇之一；而这二十五篇之为梅赜伪造，阎若璩已从种种方面证实，郑先生也说这个证实已经“成了一个定谳”（页四三）。但是，他在叙述《尚书》内容“第三类 记事的断片”时，为要证明“《尚书》中的诸文，每有一小段纪事列于其首”，也不惜引用这篇伪史料的“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蛮……”（页四五）。其实，除《旅獒》外，《金滕》便有现成的例子，为什么弃而不用

　　（二）引《诗经》原文，也有许多不经意处。如“匪言勿言，匪由勿语”，误作“匪言忽言，匪由忽语”（页六一）。 “匪鸡则鸣，苍蝇之声”。误作“匪鸡之鸣，苍蝇之声”。又“其室则迩，其人甚远”，为《郑风·东门》之诗，而郑先生则误作《东风》。同诗：“岂不尔思，子不我即”，也误作“岂不尔思，子不我既”这类的错误，我相信必不止此，但也不能替郑先生逐条校对，只凭记忆所及，随手拈来而已。像这样杂引伪史，误改题文，在郑先生著书既多，注重在提纲挈领，或许不拘小节，以为是无关宏旨，其实是贻误初学的（像“匪鸡则鸣”改作“匪鸡之鸣”，相信决不是手民之误。我所引各例，查过《勘误表》，并未改正）。

　　（三）第三册页六五七至六五八论北宋词人：

　　向镐字+之（按；疑丰之之误），河内人，有《喜乐词》。他和黄庭坚一样，也颇喜用当时白话写词，因此，很有些今已不能懂得的句子。像《如梦令》：“谁伴明窗独坐我和影儿两个。灯烬欲眠时，影也把人抛躲。无那，无那，好个凄惶的我。”……

　　这样明白浅显的词句，郑先生为什么“不能懂得”我真“不能懂得”。按这首词，实是李易安作的（见《词统》》，四印斋刊《漱玉词》，把它收入《补遗》里面。虽有传说是向镐所作，但只要稍有文学功力，稍稍读一下李向二人作品，即能辨出这词应归入那一集。即使郑先生认为两可，则两可的作品，尤不应举为某一人的代表作。又《喜乐词》条下郑注云：“《喜乐词》有四印斋汇刊《宋元三十一家词》本”。案《宋元三十一家词》的目录如下（据光绪十九年原刊本）：

　　一，逍遥词；二，筠溪词；三，＋榈词；四，樵歌拾遗；五，梅词；六，绮川词；七，东溪词；八，文定公词；（以上第一册）九，燕喜词；十，梅山词；十一，拙庵词；十二，宣卿词；十三，晦庵词；十四，养拙堂词；（以上第二册）十五，双溪诗余；十六，龙川词补；十七，龟峰词；十八，梅屋诗余；十九，秋崖词；二十，碎锦词；二十一，潜斋词；（以上第三册）二十二，覆瓿词；二十三，抚掌词；二十四，章华词；二十五，藏春乐府；二十六，淮阳乐府；二十七，樵庵词；二十八，墙东诗余；二十九，天游词；三十，草庐词；三十一，五峰词。（以上第四册）

　　并没有《喜乐词》。其中《燕喜词》是曹冠（宗臣）所作，又非《喜乐词》之误。另有《四印斋所刊词》，包括《东坡乐府》等十七种，亦不收《喜乐词》。然则，郑先生所谓“有《喜乐词》”云者，果何所据

　　（四）页二零一 “魏与晋的诗人”章中，把诸葛亮列为诗人之一，并抄了“一首很平淡的咏史诗”——《梁父吟》——以为证。按诸葛亮“好为《梁父吟》”这句话，见于《蜀志》。照字面讲，这里的“为”字可作自己创作的“作”字解；也可以说是有好吟别人作就的诗的涵义。郑先生既已经把诸葛亮列为诗人，可见他的心目中，《梁父吟》必是诸葛亮的创作了。因此，我们为史料的正确性问题计，不得不辨。我以为《蜀志》所载，是说诸葛亮一面耕地，一面哼哼《梁父吟》；是说他喜欢那首歌，不是说他自己作那首歌。若只凭“好为《梁父吟》”五个字，便断定《梁父吟》是诸葛亮所作，那末，我们也可以说它是李群玉作的，因为他的诗中有“抱膝时为《梁父吟》”（《长沙紫极宫夜雨愁坐》》；也可以说是杜甫作的，因为他的诗中有“日暮聊为《梁父吟》”（《登楼》）。恐怕在前朝的诗集中，这类例子多到指不胜屈，我们安得把人人都指为《梁父吟》的作者!再看前人对于这首歌的意见，也是如此。郭茂倩说：

　　《古今乐录》曰：“王僧虔《技录》有《梁父吟行》，今不歌。”谢希逸《琴论》曰：“诸葛亮作《梁父吟》”。《陈武别传》曰：“武常骑驴，牧羊诸家。牧竖数十人，或有知歌谣者，武遂学《太山梁父吟》，《幽州马客吟》，及《行路难》之属。”《蜀志》曰：“诸葛亮好为《梁父吟》”，然则不起于亮矣!李勉《琴说》曰：“《梁父吟》，曾子撰。”《琴操》曰：“曾子耕泰山之下，天雨雪冻。旬月不得归，思其父母，作《梁山歌》。”蔡邕《琴颂》曰：“《梁父》悲吟，周公越裳（）按：梁父，山名，在泰山下。 《梁父吟》盖言人死葬此山，亦葬歌也。又有《泰山梁父吟》，与此颇同。（《乐府诗集》卷四十一）

　　所谓“梁父吟，曾子撰”一类的话，当然未必可靠，但非诸葛亮所作，亦已大白矣。

　　二 史料的取舍

　　一部著作既名为“史”，作者便应当根据史实，对于史料的取舍，不应该阿其所好。节制自己所要说的话，和说自己所不爱说或不熟悉的话，本来是不很容易的事。 一般著作家对于这点，大都缺少训练；而本书的作者，似乎也未能免俗：

　　（一）作者对于“赋”——特别是汉赋——是不能容忍的，因为它是“遍搜奇字，穷稽典实的代名词”，和骚坛的“无病呻吟”。（页二一九）要说《三都》《两京》 一类汉赋是一篇篇的“呻吟”，我以为是一件很勉强的事。要用“遍搜奇字，穷稽典实”来呻吟，我想班固张衡诸人，虽然“诗思消歇”，或许不致一笨至此!至于汉赋的体裁，在浮面上诚然是“遍搜奇字，穷稽典实”，但它气魄的雄伟，典实的精博，词藻的丰富，音调的朗亮，站在历史的立场上看，似不应当受人菲薄。其实它也是诗，是Descriptive Poetry。中国文学史上没有真正的Epic( 有些乐府古辞在量的方面太差：《西游记》和《平山冷燕》等等在质的方面又太不像样) 。但这并不能说中国就没有产生过能写Epic的伟大诗人。只是因为文献不足，不能使伟大的诗人往那条路上走，没有现成的基础让他们建筑起Epic的宫殿来罢了。实际上，一些伟大的诗人，往往在别的体裁上透露他们能写Epic的天才，而汉赋的那种Grandeur（宏壮，威严，华贵）正是Epic所有的。郑先生又说:“汉赋的作者们，对于屈宋是亦步亦趋的……(页二一九)但惜我还没有见过屈原或宋玉做过《三都》《两京》一类的赋!

　　（二）作者因为不满于汉赋，所以后世和赋相类的“骈文”，也同遭摒弃，甚至于和赋不相类的后汉三国的表章书启，都没有给它们丝毫地位。其实建安七子和曹（丕，植）吴（质）等人的书札，也不一定在他们的五言诗之下。五言诗限于字句，写不酣畅，又往往刻意为之，后世读者遂不免感到疏隔。反不如当时亦骈亦散，恣笔纵横的书札表章（如《荐祢衡表》，《求通亲亲表》，《求自试表》等），能够表现个性，透露各人心灵的消息。《文心雕龙·书记篇》说：“公干笺记，丽而规益，子桓弗论，故世所共遗。若略名取实，则有美于为诗矣”。其实岂仅公干（刘桢）而已，我们读曹氏兄弟，吴质，和陈琳的书札，比读他们的诗要亲切得多。这些都是当时的白话书札，不应遗弃。至於《梁父吟》之不是诸葛亮所作，评者在前面已经说过；最可怪的，是作者因为错认了，便硬把诸葛亮也列为诗人之一。除引了《梁父吟》外，还说起了许多“今皆不传”的著作，而于传诵至今，直率动人的《出师表》，反不提起只字!

　　（三）四六骈文在整部的中国文学史中，也不应当完全遗弃。本来，中国文体，除诗歌外，有骈散二大流，到六朝初唐，骈文不仅全部征服了散文，连诗都被它吞没不少；六朝轻清的小赋，便是诗给骈文并吞了的产物。自后汉以至盛唐，四六骈文统治了四五百年的文坛，连诗歌都被它逼得“绮靡不足珍”了，一直等到韩愈起来革命。但是令狐楚，李商隐诸人还来一个光灿耀目的回光返照。李商隐自以为他的四六文不在他的诗以下；在述他从令狐楚学四六的经过，有“自从半夜传衣后，不羡王祥得佩刀”之句，是何等自负!王维的书札，刘知几的《史通》，都脱不了这一体的樊篱。而郑先生在“六朝的辞赋”章中，轻描淡写的从建安时代的曹植弥衡王粲讲起，总共不到五页（页三零六——三一零）！以全书一千六百页计算，不及三百分之一。

　　（四）关于北朝文学，大体上也嫌简略。《乐府诗集》所收北朝诗歌，如“陇头流水，流离山下，念我一身，飘然旷野!”和“男儿宁当格斗死，安能拂郁筑长城!”一类极伟大的作品，都不曾提起。

　　（五）从另一方面看，凡郑先生所喜欢的东西，则虽并不必要，也不惜反覆申述，至再至三。即如《西厢记》的本事，凡稍留心中国文学者，类能知之；在文学史中，简要的叙述一次果也不妨，不叙却也没有关系，郑先生则把一个大同小异的故事，叙述至三次之多（页六九四——六九五，七零零——七零六，八五九——八六二)。前后共占十余页，较“八朝的辞赋”一章多二倍有余。故事前后叙述作者，故事源流，版本及解释内容一类的文字，还不在内，又如“讲史及英雄传奇”一章中的《全相平话》在文学上可称毫无价值；它的价值，只在“有过这么一回事”上面。一个专门学者，可以把它的发现的经过，版本的源流，作者的研究等写成他爱那么厚就那么厚的专书；但在一般人适用的文学史中，毫无问题，它只能占极少篇幅，只要说明“有过这么一回事”罢了。而郑先生则似乎对于讲史平话故事特别感到兴趣，把五种平话的故事内容，浩浩荡荡，从“武王伐纣”一直讲到“刘聪灭晋”总共占了十八页（页九三八——九五五）。这一章所占的篇幅，几抵“六朝的辞赋”全章的四倍，比“南宋诗人”一章还多一倍。其实这些平话的内容，据郑先生自己说：“其叙述虽或近于历史，或多无稽的传说，或杂神怪的军谈，然其文字的鄙陋不大通顺，白字破句累牍皆是，却是五作如一的”（页九五六）。郑先生一口气把“无稽传说”“神怪军谈”的故事说了十八页还不够，又把“鄙陋不通”，“白字破句”的原文引了四页（页九五六——九五九）。而他叙述北宋大词人晏几道，只引了原文五十五字（页六三三）；对于“诗存者不下万首”的陆游，仅仅引了两首七律，连上叙述，不到八行（页七九六）！

　　在“批评文学的复活”一章中，作者提出朱熹诸人用直觉来读古书，很是恰当。但作者说：“从六朝以后的批评的精神便堕落了。……唐人批评的精神很差；尤其少有专门的批评著作。他们对于古籍的评释，其态度往往同于汉儒；只有做着章解句释的工夫，并不更进一步而求阐其义理”（页八零七）。我想作者也许只看见了陆德明的《释文》，没有看见刘知几的《史通》，所以才说那样厚诬唐人的话。实则，宋人的批评，出发点是求哲学上的真，《史通》的出发点是求史料文献上的真。以言性质，则刘氏的书似更属于文史批评方面。宋人著作则偏于哲学上的“知识论”方面。说到“专门的批评著作”，恐怕《史通》一类的书不能算不专门，也不一定比任何宋人著作不专门。以诗论诗的风气，也是唐人开的。李白《古风》中一首“大雅久不作”便是一篇论诗的宣言。以后杜甫的《戏为六绝句》，义山的《漫成五章》（首二章），实开后代论诗绝句（如元遗山）之风。李杜诗中零零碎碎论前人及当时人诗句的，也不在少。司空图的《诗品》虽只及原则，不实指诗句，其实不在宋人许多闲谈式的“诗话”之下。后人诗话，多从《诗品》揣摩出来：《艺苑卮言》所用种种拟诗的譬喻，尤为明显。所以如果抹煞古人的著作，回头又来说他们批评精神的堕落，不能算是一个平心之论。

　　三 不传及非名作人史

　　郑先生最根本的错误，是在写书的时候，不以文学作品本身为中心，而以各代史书中什么文苑传，文学传的人名单为中心——特别是宋元以前的部分。因此，就产生了两种最严重的谬误：

　　第一，许多极重要的作品都被遗弃，或竟潦草敷衍。如前面说起的《乐府诗集》中许多诗歌，魏晋的函扎，《弘明集》和《广弘明集》中许多美丽的骈文（如《三藏圣教序》等），佛教的许多文学性极重的传记及经典（如法显《佛国记》，《本缘部》的许多譬喻经等），唐代极好的白话文（如《五灯会元》《六祖坛经》等），都占不到地位。又如苏东坡的诗只引五七言各两句；而关于他连同他父亲老苏和弟子由的叙述，通共不到九行（页六一五——六一六），这种忽略的写法，将使读者对于许多伟大的作家，无从得到明确深刻的印象，无从感觉兴趣，无从觉得他们的伟大——虽然郑先生也不吝惜地用“伟大”“大家”，“晶莹的珠玉”一类不着边际的字眼。

　　第二，许多极小极不相干的作家，因为偶然在文苑传上占有数行传记的位置，便不管他有无作品流传下来，流传下来的是不是文学，郑先生都把那些人的姓氏，籍贯，官阶，卒年，依样照开；或者补上一句：“有……集”。连作品极幼稚或竟并无作品传下来的，也都把这个一定的公式套上。试举数例如下：

　　秦宓有《远游》一诗：“……”颇具稚气，难称名篇。宓字子教，广汉绵竹人，刘备平蜀，以为从事祭酒。后为大司农。（页二零二）

　　孔稚圭字德璋，会稽山阴人，齐时为太子詹事，散骑常侍卒。张融字思光，吴郡人，齐时为司徒，兼右长史，是稚圭的外兄。二人情趣相得，并好文咏。然所作零落已甚，并不足观。（页二八二）

　　叶宪祖，字美度……余姚人，官至工部郎中。……他所作传奇有《双修记》，《四艳记》，《玉麟记》……《玉麟》、《双修》二记，皆未见。……宪祖的诸记，……也足以使人感得不舒服；特别是《四艳记》，四段故事，情节皆面目相似，读之尤恹恹无生气。（页一一八一）

　　车任远宇+斋，号遽然子，上虞人，著《四梦记》。……今《四梦》原本未见，唯《焦鹿梦》存耳。此剧……叙述过于质实，反失空灵幻妙的趣味；教示过于认真，又有笨人说梦的感觉……（页二二八）

　　孙原文字南公，号笨庵，无锡人，著《饿方朔》一剧，今不传。（页一二一九）

　　陆世廉，字起顽……长洲人。宏光时官光禄卿。入清，隐居不出。著《西台记》……惜今亦不传。（页二三零）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与其把这一类既非名作，又多不传的玩意儿来占据宝贵的篇幅，何如就把正史中艺文经籍各志的“集部”或“子部”的东西整个抄了进去！

　　四 意义不明

　　郑书颇多晦涩之处。例如：（一） 页一五一：

　　在乐府古辞之中，原有些叙事诗，但大都不是以五言体写成的；用五言体写的，只有《陌上桑》等一篇耳。现在我们所讲的五言体的叙事诗，在实际上只有两篇；……

　　在这里，既有所谓“《陌上桑》等”云者，则除《陌上桑》外，当然至少还有一篇；加上《陌上桑》，便有二篇，怎么“只有……一篇耳”？假使“等”是多余的，怎么接着又说“在实际上只有两篇”？究竟是“《陌上桑》等一篇”，还是“《陌上桑》 一篇”？是“只有一篇” ，还是“只有两篇”？

　　（二） 页一六零

　　第四类“清商曲”（按此承上页论汉代乐府古辞）今存者有《豫章行》，《董逃行》，《相逢行》及《长安有狭斜行》四首。……第五类“瑟调曲”今存者有《善哉行》，

　　《陇西行》，《步出夏门行》，《折杨柳行》，《西门行》， 《东门行》，《妇病行》，《孤儿行》，《雁门太守行》，《双白鸪》，《艳歌行》二首及《艳歌上留田行》等。在这个曲调中，颇多叙事的作品……

　　这段文字和上面所引一段对看，似觉自相矛盾。上面说乐府歌辞中五言叙事诗只有两篇（指《孔雀 东南飞》及《悲愤诗》），而这里说到的《相逢行》，《长安有狭斜行》，《陇西行》和郑先生所不曾说起的《上山采靡芜》，都是五言叙事诗，不知郑先生将何以自解

　　（三）页一六五：

　　中国古代的史书都是未成形的原始的作品，太史公书才是第一部正式的史书。

　　我不知道“古代”是何代。“史书”是什么样的书，“原始”的定义又应当怎样下姑且假定《史记》以前是“古代”，试问《春秋》三传，《国语》，《国策》及已佚的《世本》是不是“史书”？《史记》当然不“原始”，何以见得这些书就“原始”？《史记》记载汉以前事，整篇抄上述各书，甚至抄《尚书》，这“原始”的定义以什么作标准

　　（四） 页一七二： 。

　　他（指刘歆） 又极力表章著了一部绝代的理想政治的模式《周礼》。后人每以《左传》，《周礼》为他的伪作；但那实是不近情理的一个偏见。

　　“表章著了”四字，令人莫名其妙！是他表章了《周礼》，还是他著了《周礼》假使他只是表章而已，则郑先生是不是以为《周礼》确是所谓“周公居摄以后作”？ 如果郑先生也以为《周礼》并非周公所作，是刘歆自己弄出来的玩意儿，那当然是“伪作”为什么郑先生还说“后人每以《左传》《周礼》为他的伪作；但那实是不近情理的偏见”？。按照郑先生的意思，这部托名为“周公居摄以后作”的《周礼》，似是大政治家刘歆弄出来的；可是又不准你说是刘歆伪作，你若这样说，便是“不近情理”，便是“偏见”。

　　（五） 页一八六：

　　既疑《萁豆诗》过于浅薄显露，不似子建的口吻，且此诗本集不载，仅见于《世说新语》；何以又在前页说“子建便也高唱着：‘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呢

　　五 考证太简略

　　中国文学史上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也是写文学史最大困难之一。郑书中关于考据部分，就是失之太略，试举一例，如“在唐以前，佛教文学在中国文学里所引起的发酵性作用实是微之又微的”（页二六六）。不知此语有何根据据我看，佛教文学在唐以前的中国文学中至少引起了下列各种问题：

　　第一，因为佛经的梵文，每句往往是八个音节，所以译文也随之而以四言为句，每二句合成八言。这种工整的文体，促成了后来四六骈文的发展。又因为梵文佛经中有每句十音节的偈语，在译文中遂有五言的诗偈。此种诗偈的五言译文，起源极早。《大藏经》所收后汉时安世高，康孟详，支曜的译文（如安译的《佛说尸迦罗起六方礼经》，《五阴譬喻经》，《佛说婆罗门避死经》；及康译的《佛说兴起行经》，《舍利弗摩诃目莲游四衢经》等），便有极朴质畅晓的五言诗偈。此类诗偈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不仅在于促成了五言诗的发展和运命，并且直接影响了五言诗作者的思想。陶渊明的三首“神”“形”“影”的酬答，谢灵运的《十譬赞八首》，便是最好的例子。正因为有陶谢的酵，所以才酿成王维王梵志的酒。

　　第二，是因为梵读的音转，而起中国文字的四声。没有四声，恐怕唐诗，宋词，元剧，昆曲都失了最主要的神味——音乐性。而四声之起，在唐以前；四声之来，由于佛教文学。

　　第三，佛教的故事，直接跑进中国文学的园地，为中国作者所叙述（不是翻译）。试读《水经注》，随处可以看到这种例子，更不必求之于法显《佛国记》一类的书。

　　然而郑先生却说：“在唐以前，佛教文学在中国文学里所引起的发酵性的作用是微之又微的。”

　　六 其 他

　　（一）页六六二：“无数的词人诗人，写着无数的离情闺怨的诗词；他们一大半是代女主人翁立言的，这一切的诗词，在清照以前，直如粪土似的无可评价。”这话未免有些说得过火。要是六朝乐府中的《吴歌》 《子夜》，王（昌龄）崔（颢）的七绝，张籍的《节妇吟》，李白的《长相思》，和温（庭筠）周（邦彦）的短令长调等果真“粪土似的无可评价”，为什么作者对于上述这许多“粪土”又不在摒弃之列呢7．

　　（二）页二四八： “陶谢并称，然渊明远矣”。不知所云。似此文字上的疏忽，竟弄得意义不明，希望再版时，作者有以修正。

　　平心而论，郑先生这部巨著在中国文学史中，以言赡博——特别是近代部分——可说是无与伦比。如果读者能取这书之长而善读之，当能得到这本书对于他们的益处。我们也很希望郑先生自己或其他学者，仍就现有材料，更作精审的研究和著述，完成一部比较完善的中国文学史。

　　原载《图书评论》第二卷第七期， 一九三四年

　　附 论 变文发生时代与词的起源诸问题

　　我在《新月》四卷六期发表批评郑著《文学史》后，著者即有一函，致《新月》编辑，刊在四卷七期，声辩“变文”发生时代，词的起源，李群玉出处等五点。这五点中除最后一点外，其余都是文学史上很重要的问题，所以我随即也有一篇很详细的答辩文，寄给《新月》编者。后因印刷方面的问题，《新月》未能刊出；我的稿子也无法索还；以致有许多人误会我已放弃了自己的主张，承认了郑先生的主张了。其实不然。今乘重评郑著之便，谨再答辩。

　　（一）关于“变文”发生的时代问题 “最早的‘变文’”，我们不知其发生于何时，但总在开元天宝以前吧”——郑先生说他“这话是不能动摇的”有许多理由，都与《插图本文学史》所说的大致一样。无庸代为重述。其实，我也并没有意思要“动摇”这话，因为这话的确不能“动摇”。郑先生如果再稳当一点说：“变文的发生，总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出版以前吧”，那就更不能“动摇”了。问题是：开元，天宝以前，盖亦久矣夫，千百年来，非一日矣!“但究竟是前十年前五十年，或前一百年，前二百年”——郑先生问，“则谁能明白的指出呢”我的回答是：文学史的著者应能明白指出。

　　我认为《高僧传》卷十三的“唱导”即是变文的起源，郑先生不承认我的话，理由是因为他读了《广弘明集》卷十五梁简文帝的《唱导文》，王僧孺的《礼佛唱导发愿文》，《忏悔礼佛文》等，使他“爽然若失”的否定了。我想郑先生弄错了。郑先生大概对于《广弘明集》的文章和《高僧传》所记的，都没有看清楚它们的内容，所以把二者混为一谈，那其实是两件绝不相同的事。郑先生引了一段梁简文帝的文章以证明和“变文”的不同，那当然是不同的，但可惜郑先生没有把那文章看完，看出它内容结构的要点何在。郑先生读《高僧传》，似乎也只读了“传记”部分，并没读“跋论”部分，以致对于《高僧传》卷十三的“唱导”究竟是怎么回事，仍未了解。《广弘明集》卷十五所谓“唱导文”，或“礼佛唱导发愿文”或“忏悔礼佛文”，其实都是“发愿文”。郑先生如果把简文帝的文章再耐性一点儿读下去，可以发现：

　　奉为至尊敬礼娑婆世界释迦文佛，欢喜世界旃檀德佛……

　　奉愿圣御与天地比隆，慈明与日月齐照，九有被康哉之泽，八方延仁寿之恩，……

　　奉为皇太子敬礼东方宝海，南方灯明，西方无量寿，北方相德。……

　　奉愿离明内映，合壁外和，玉震云浮，金声海镜，日朝颜色，四善流风。既善温文之德，实著监国之重。……

　　奉为贵嫔归命敬礼五十三佛，三十五尊……

　　奉愿月相与万善同休，金声与四时并佑；兴七觉以炳照，冏十智于常乐。闺守奉仁，宫储钦德……

　　奉为临川，安城，建安，鄱阳，始兴，豫章，又南康，庐陵，湘东，武陵诸王家国戚属，六司，鼎贵，归命敬礼：：

　　奉愿心镜凝深，身清岳峙；克隆帝祉，永茂皇枝，……

　　王僧孺的《礼佛唱导发愿文》也是这样的：

　　仰愿皇帝陛下至道与四时并运，玄风与八埏共广；反淳源于三古．，舍浇波于九代。至治已睹于今日，大道复属于此时。……

　　仰愿皇太子殿下厚德体于苍苍，广载侔于＋礴，前星照耀，东离焕炳，淑闻自远，和气熏天……

　　仰愿诸王既明且哲，声跨于河楚；令闻令望，道均于旦奭……

　　仰愿诸王殿下穆穆与清风并扇，英英将白云共朗；永钟清祉，长享元吉。……

　　愿六宫眷属业华姬日，声丽妫辰；震彩镌图，传芳诗史。……

　　愿诸公主日增智性，弥长慧根。四摄四依，已尊已蹈；七善七定，靡退靡辍。……

　　愿现在众等身口清净，行愿具足。……

　　《忏悔礼佛文》的内容和形式，与上文所引完全相同：

　　愿大王殿下五畏内遣，十方外扶；百福庄严，万祉周集。……

　　仰愿皇帝陛下景祚与“七政”相齐，皇基与“二曜”均永。地平天成，乐和礼洽。……

　　仰愿重明累圣＋然如在：腾神净国，总驾天宫；托化金渠，邀游宝殿。……

　　愿诸王殿下裂壤盛于诸姬，磬石过于隆汉；……

　　《初夜文》也是如此，无非是“仰愿大王殿下”之类。我因为要让读者知道那些文章的内容和格式是怎么回事，所以引了不少原文。这些文字，据我看，完全是千篇一律的“发愿文”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五十二卷《史传部》第四所收《广弘明集》卷十五的玉氏的文章，没有“唱导”字样，仅作“礼佛发愿文”，可见我的论断无误）；和“变文”当然不同，和《高僧传》卷十三所谓“唱导” 的本子，我以为也自不同。这些千篇一律的“奉为”“仰愿”满纸塞行的善颂善祷，岂能使听众“心形战栗”“怖泪交零”？这样骈四骊六的文章，又岂是一般听众所能感到兴趣而爱听《高僧传》所谓“

1 紧急

啊~~~~~~~因为是这样的

晦：阴历每月末的一天；

朔：阴历月初的一天。

农历月末至月初。也就是，

~~

朝菌不知晦朔——

就是说生命苦短啦~~蜉蝣一样。

都活不过一个月。

“不知晦朔”严复翻译赫胥黎《天演论》时候

the last day and the first day of every month

就译成了晦朔！

至于你的那个翻译为什么会成那样，

以为译者是按月相来理解的。

月球与太阳相合时，即两者黄经差为0°时称之为朔。

朔时出现的月相为新月。

在我国农历中，朔为每月的初一~~

可是十五是望

所以，即使按月相哩，盈亏的含义也不能解释成这样。

朝菌是朝生夕死，

所以它不知道月的概念。

即阴历的月初（朔）月底（晦）~~~

蟪蛄过不了冬，所以不知春秋。

夏生秋死，不知四时，一看跟前边都不是一个人译的~

2 “节”“气”“候” “朔”“望”“晦”分别指什么

节 拼 音 jié jiē 基本释义 详细释义 [ jié ]1竹子或草木茎分枝长叶的部分：竹~。

~外生枝。2物体的分段或两段之间连接的部分：关~。

两~车厢。3段落，事项：~~（一段一段地，逐步）。

~目。4中国历法把一年分为二十四段，每段开始的名称：~气。

~令。5纪念日或庆祝宴乐的日子：~日。

6礼度：礼~。7音调高低缓急的限度：~奏。

~拍。~律。

8操守：~操。晚~。

变~。高风亮~（高尚的品德和节操）。

9省减，限制：~省。~制。

开源~流。10略去，简略：~选。

~录。11古代出使外国所待的凭证：符~。

使~。12姓。

[ jiē ]〔~骨眼儿〕喻关键的，能起决定性作用的环节或时机（“骨”读轻声）。气 拼 音 qì基本释义 详细释义 1没有一定的形状、体积，能自由散布的物体：~体。

2呼吸：没~了。~厥。

~促。~息。

一~呵成。3自然界寒、暧、阴、晴等现象：~候。

~温。~象。

4鼻子闻到的味：~味。臭~。

5人的精神状态：~概。~节。

~魄。~派。

~馁。6怒，或使人发怒：不要~我了。

~恼。~盛（shèng）。

忍~吞声。7欺压：受~。

8中医指能使人体器官发挥机能的动力：~功。~血。

~虚。9中医指某种症象：痰~。

湿~。10景象：和~。

~氛。~韵（文章或书法绘画的意境或韵味）。

候 拼 音 hòu 基本释义 详细释义 1等待：等~。~车室。

~选人。守~。

~补。~场。

~审。~诊。

2看望，问好：伺~。问~。

3时节：时~。气~。

~鸟。~虫。

4事物在变化中的情状：火~儿。症~。

5古代把五天称为“一候”，现气象学上仍沿用：~温（每五天的平均温度）。朔 拼 音 shuò 基本释义 详细释义 1农历每月初一：~日。

~望（“朔日”和“望日”）。2始：“皆从其~”。

3北方：~方。~漠（北方沙漠地带）。

~气。~土。

望 拼 音 wàng 基本释义 详细释义 1看，往远处看：~见。眺~。

张~。~尘莫及（喻远远落后）。

~风捕影。2拜访：看~。

拜~。探~。

3希图，盼：期~。欲~。

喜出~外。4人所敬仰的，有名的：~族。

名~。声~。

威~。5向，朝着：~东走。

6月圆，农历每月十五日前后：~日。7埋怨，责备：怨~。

8姓。晦 拼 音 huì 基本释义 详细释义 1农历每月的末一天，朔日的前一天：~朔。

2夜晚：~明。风雨如~。

3昏暗不明：~暝。~暗。

~涩（意义隐晦，文字僻拗）。隐~（意义不明显）。

4不顺利，倒霉：~气。

3 古文中的“既望”是什么意思

既望指的是一月内的有些天有特定的称呼，十六称既望“望”即“望日”，指阴历每月十五。“既”表示达到的状态（例如，易经中的“既济”）既望就是农历十六日。表示满月后一天。

在古籍文献中，对一个月中某些特殊的日子还有特定的名称。如每月第一日叫“朔”，二日为“既朔”、“死魄”或“旁死魄”，三日为“哉生明”或“月出”，八日为“恒”或“上弦”，十四日“即望”，十五日“望”，十六日“既望”或“生魄”、“哉生魄”，十七日“既生魄”，廿二、廿三日“下弦”，最后一天为“晦”或“即朔”。

此外，一年中还有一些特定的岁时节日，如夏历一年的第一天，即正月初一为“元日”、“元旦”、“元辰”、“端日”。正月初七为“人日”。正月十五为“上元节”，故又称“上元日”，这天晚上叫“元宵”，也叫“元夜”。清明节前一日为“寒食”。五月初五为“端五”、“端午”、“端阳”。七月初七晚叫“七夕”。七月十五为“中元日”。八月十五为“中秋日”。九月初九为“重阳日”、“重九日”。十月十五为“下元日”。十二月初八为“腊日”。一年最后一天叫“岁除”，晚上叫“除夕”。

而在西周早期纪日法中，既望又归为纪日法所规定的的特定名称。西周早期纪日法将每月分为四份（类似现在的周），每一份都有其特定名称，望朔正是其中之一。

中华民族是一个以农耕为主的民族，农耕与时令季节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国古人进行天文观测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制定历法。《尚书·尧典》中就有：“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并且已经知道一年“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大戴礼记·夏小正》一篇被认为是出于夏代，记录了一年中十二个月的天象和物候，以及相应的生产生活活动。连孔子也说要“行夏之时”。而夏人以正月为岁首。不过这些都无法获得考古的证实。

而在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中则留下了大量天文观测的记录。商人也已经有了历法，从甲骨文中可以知道，商人已经有了干支。商人也已经懂得了设置大小月，小月29天，大月30天或31天。商代也有了闰月，不过置闰时间并不固定，有年终置闰和年中置闰。商人对于季节的认识尚不完全，可能只知道有春秋两季。对于一天之内的不同时间，商人也已经有了专名。从早到晚分别是：旦、大采、中日、昃、小食、小采。传世文献认为殷商时期的历法以十二月为岁首，在甲骨文中也找不到支撑这一说法的依据。

西周时期的天文历法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在金文中留下了大量关于月相的记录，分别被叫做：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等。周人的历法也已经很完善，已经有了朔望的观念。《诗经·豳风·七月》就记载了周人所观测到的一年中各个月里的物候以及相应的生产活动。而且从中可以知道，周人的历法是以十一月为岁首。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已有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等节气，并能准确的推算出日南至也就是冬至的日期，《左传》记载了两次冬至日，一次在公元前655年，一次在公元前522年，其间记闰月48次，失闰一次，共计应有闰月49次，此即19年7闰法，显示春秋时期的历法已比前代历法准确。

秦朝及汉初，采用的是秦朝的《颛顼历》，以十月为岁首。但《颛顼历》并不精确，到汉武帝时已出现了“朔晦月见，弦望满亏”的错乱现象。于是汉武帝令司马迁、落下闳、邓平等改《颛顼历》而作《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采用有利于农时的二十四节气，在无中气的月份，插入闰月，调整了太阳周天与阴历纪月不相合的矛盾，使朔望晦弦较为正确，是我国历法上一个划时代的进步。

随着天文学的不断发展，人们在历法上也日求精密。汉成帝时，刘歆又作《三统历》，规定一年是365又835/1539日，一月是29又43/81日，19年7个闰月，这是当时最精密的历法。到东汉时期，出现了新的历法《乾象历》，它是东汉后期刘洪审定。提出朔望月和回归年长度两值偏大的问题，并确立了近点月概念和它的长度计算方法。对中国古代历法体系最后形成贡献很大，三国时期的吴国所采用的历法即为《乾象历》。

魏晋南北朝时期，天文历法的进步首先体现在岁差的发现。东晋时虞喜首先发现太阳运转到冬至点的位置每年并不相同，这个差就是“岁差”。岁差的发现区分了太阳周期的恒星年与回归年，这对于历法的推算非常重要。虞喜推算出，岁差为大约每五十年向西移动一度。刘宋时期的何承天则推算为大约一百年移动一度。祖冲之最先把岁差应用于历法的制定，他所制定的《大明历》将一年定为3652428148日，仅比现代测定值相差46秒。

隋朝在天文历法方面取得一定成就的有刘焯、丹元子、耿询、肖吉等。刘焯根据日行盈缩的规律，创立盈缩躔差法，制定《皇极历》，测定岁差为75年差1度，与现代测定的76年差1度的准确值非常接近。唐代中央设太史局，专门掌管天文历法工作。太史局的官员大都由天文历法专家担任，最卓著者为僧一行。开元十五年（727），僧一行修成《大衍历》。这部历法系统周密，结构合理，比较符合天文实际，是当时的先进历法。后世历法几乎都是按照它的结构来编的，直到明朝末年吸收西洋历法后才有所改变，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北宋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述了他的“日有盈缩”这一重要发现。他在历法上独树一帜，提出的使用太阳历，即“十二气历”的主张：“直以立春之一日为孟春之一日，惊蛰为仲春之一日，大尽三十一日，小尽三十日；岁岁齐尽，永无闰月。”南宋宁宗时杨忠辅主持修成的《统天历》所测定的回归年长度为3652425日，与西方1582年颁行的现行公历完全一致；还认识到了回归年长度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古大今小，因此提出斗分差改正，是为天文学史上的重大发现。

至元十三年（1276），忽必烈下令设立太史局（后升为院），改修新历，由著名科学家郭守敬主持。郭守敬主持了大规模的恒星位置测量，测出前人未命名的恒星1000余颗；郭守敬还主持设立27个观察台、站，测量日影和北极极地高度，以及春分、秋分、夏至、冬至昼夜日刻的测定。在取得丰富准确的数据后，郭守敬等人参照前代历法，运用数学新成就，于至元十七年（1280修成新历，忽必烈赐名《授时历》，取“授民以时”之义，当年颁行天下。《授时历》仍以3652425日为一年，这个数值同地球绕太阳一周仅差26秒。《授时历》是我国古代最精确和使用时间最久的一部历法。

崇祯二年（1629）九月，崇祯皇帝下令由徐光启领导历局开始编写新历法，在编纂过程中，历局聘请来华耶稣会的意大利人龙华民、葡萄牙人罗雅谷、瑞士人邓玉函、日耳曼人汤若望等人参与译书编纂。徐光启在崇祯六年年病逝，之后的编纂工作由李天经主持，崇祯七年十一月编纂完毕，定名为《崇祯历书》。《崇祯历书》采用第谷创立的天体系统和几何学的计算方法，深得西洋历法之精髓，预报符合天象。这部历书虽然因为明亡而没有颁行实施，但对清代历法影响巨大。汤若望对《崇祯历书》进行了删改、压缩，更名为《西洋新法历书》，并进呈清廷后，被采用，并改名《时宪历》，正式颁行。

外星生命是否存在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特别是在现代科学诞生之后，关于它的讨论从未停止过。尽管有争议，但这并不能阻止我们对他的想象，所以我们在科幻**中加入了很多外星元素。受此影响，许多人理所当然地认为外星人的概念只是现在的事情，并不是。

在浩瀚的宇宙中，我们是孤独的吗？还有别的生物在偷看我们吗？事实上，人类的探索欲望和美丽的想象力是天生的。我们对外星生命的审问，早在几千年前就已经发出了，并包含在许多古代史书和文学作品中。古代就有不明物体到达地球的记录。《拾遗记》是晋代的一部名著，专门记载了伏羲以来的奇闻轶事。

船上有不少人能用白色的羽毛飞翔。根据中国古代历史记载，尧帝于公元前2357年登基，故事发生在公元前2327年，距今4000多年。如果贯月槎被视为一艘宇宙飞船，人们自然会把不朽的人解释为穿着太空服的宇航员。贯月槎后来不见了，史书也没有记载。可能是他们完成了调查任务，回到了自己的星球。

《资治通鉴》是宋代司马光奉诏所著的一部编年史。它包括365次日食记录、63次彗星记录、26次陨石记录和数十次地震、洪水、干旱等自然灾害记录。此外，还有17项天文记录，无法用日、月、星的变化规律来解释。西汉成帝建始元年八月，有两月相承，晨见东方。清晨出现在东方的物体永远不会是月亮，更别说是两个月亮了，它的形状就像一个新月互相支撑。

显然，它不是一颗天然恒星，而是一艘现代太空船。汉安帝永初二年，秋七月，太白进入北斗。太白星就是金星，它有一定的运行轨道，决不会来到北斗七星的位置，唯一可以猜想的是，这是一个发白光、可在星星之间飞行的物体。关于外星人的记载出现在古代神话和奇异故事《拾遗记》中。

书上说，“始皇好神仙之事，有宛渠之民，乘螺舟而至。舟形似螺，沉行海底，而水不浸入，一名‘沦波舟’……”自此，秦始皇与“宛渠之民”有了深入接触。“宛渠之民”有很多特点异于地球人，让秦始皇惊为“神人”。一是外星人的交通工具是“沦波舟”，类似于海螺，可以潜入海底，类似于今天的潜水艇；二是外星人身长10英尺，高约20米，穿着用鸟类和动物羽毛做成的衣服；三是外星人距离秦国9万英里，外星人那里以一天一万年，四是外星人敲打着燃烧的石头，夜晚不见阳光而点着明亮的灯光。炎帝用这种石头生火。当时秦始皇追求长生不老。外星人说“一日万岁”，这无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唐代段成式在《酉阳杂俎·天咫卷》一书中记载了“玉斧修月”的故事。两人在嵩山夜游时迷路，遇到了一个陌生人。陌生人是玉斧修月的手下。陌生人向他们普及了月球知识。”你知道月亮是七宝的组合吗？月亮像一颗药丸，它的影子像太阳照耀在它凸出的部分。”月亮是由七宝组成的。它的表面不平整。它上面明亮的地方是阳光普照的地方。

月亮是什么？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古人只描述月亮的外在形象，而没有探究其本质。而段成式的记录与月亮的构成非常接近。段成式这样的记载，已经接近现代天文学研究月亮的结构了，那么段成式怎么知道月亮的结构？17世纪初用现代天文仪器观测和分析月球，而《酉阳杂俎》是9世纪写的？这令人费解。

以上只是古代文学作品中“外星人”造访地球的冰山一角。有很多类似的描述。事实上，古人对世界的认识不仅在文学想象中，而且在许多官史中都有。如《宋史·五行志》中记载的“鸡头与人体”怪兽、《清史稿·灾异志》中出现的“灵川五都黑面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