筷子的禁忌是什么

　筷子的禁忌是什么，我们中国人每天吃饭都要用筷子，筷子也是中国人生活中太司空见惯的物件，筷子除了可以用来吃饭以外，也是有着不同的意义。以下详细介绍筷子的禁忌是什么。

筷子的禁忌是什么1

　 一、筷子的发展历程

　在茹毛饮血的时代，是没有筷子使用的。直到人类学会了用烧烤、蒸、煮等方式烹制食物的时候，才逐渐发明并开始使用筷子了。筷子从最初的两根树枝、木棍，演变到使用竹、木、骨、瓷、象牙、金属、塑料等材料制作。并形成了统一的制式，比如：筷子一头圆、一头方。

　圆的象征天，方的象征地，对应天圆地方；筷子7寸6分长，表示人有七情六欲；筷子要成双成对出现，表示阴阳合和、好事成双；使用银筷子和象牙筷子表示等级和身份等等。

　 二、使用筷子的讲究

　筷子，发明于中国，古称箸、梜，是华夏饮食文化的标志之一，也是世界上常用餐具之一。在日常生活当中筷子的使用有着完整的生活、文化及礼仪等各方面的使用规定，是非常有讲究的。

　例如：我们在使用筷子时，正确的使用方法讲究的是用右手执筷，大拇指和食指捏住筷子的'上端，另外三个手指自然弯曲扶住筷子，并且筷子的两端一定要对齐。

　此外，在等待就餐时，要将筷子放在饭碗的右侧，不能交叉，不能掷在桌子上；用餐时，不能挥舞筷子，也不能用筷子敲打餐盘；用餐后则一定要整齐地竖向摆放在饭碗的正中。

　 三、使用筷子的禁忌

　使用筷子用餐也有许多禁忌，必须严格禁止。例如：摆放长短不齐或者规格型号不一致的筷子，是大不吉利的；嘴嘬筷子更是令人生厌；吃饭时同别人交谈并用筷子指人；把一副筷子插入饭中；用筷子敲击盘碗；拿着筷子在菜盘里不停地扒拉等等做法，都是缺乏教养的表现，极其令人反感。

　至于“筷子回头是餐桌大忌”的说法，应该是说用餐时不能将筷子颠倒使用吧！筷子一头方一头圆。方的象征着地（属坤卦），圆的象征着天（为乾卦）。

　正常持筷是手拿筷柄，用筷头夹菜，坤在上而乾在下，这就是《地天泰》卦，和顺畅达，吉祥如意；如果颠倒使用，则手拿筷头，用筷柄夹菜，乾在上而坤在下，这就是《天地否(pǐ)》卦，是闭塞不通的意思。因此，不能将筷子颠倒使用。

筷子的禁忌是什么2

　 一、筷子最早的起源

　 1、美丽的传说

　大家都知道，咱们中国是筷子的发源地，这种工具作为世界东方文明的产物之一，承载了东方，乃至整个人类饮食社会文化，以至于影响到了包括日本、韩国在内的诸多国家。

　筷子看上去十分普通，却能够利用五根手指完成对菜品的夹、挑、捞、搅等动作，堪称世界食具一绝，曾经有学者说过，筷子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古老东方文化的集中体现，也可称之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那么筷子是怎么出现的呢？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筷子是指放在手指中夹取食物的细长型条棍，多用作餐具，材料为竹木或者金属，至于它是谁发明出来的，史书上没有记载，但是却流传着很多十分美丽的神话传说。

　比如神鸟为搭救姜子牙使用了竹条，后来演变成了筷子，还有商纣王为了讨得宠妃妲己的高兴，用玉簪夹取食物亲自喂食，再比如大禹治水的时候三过家门而不入，只是顺手用树枝夹取大锅中的肉食聊表思念之情，后来人们根据这个原理研发出了筷子等等。

　当然了，这些都是民间的故事传说，并不能拿来作为筷子产生的证据，但它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在生活实践中的产物，是人们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一点毋庸置疑。

　 2、筷子为什么叫“筷子”

　翻阅各种古籍文献，我们目前可知的是，筷子原来的名称并非“筷”，而是“箸”，“筷”这个称谓的使用，有史可寻是到了明代，当时的学者陆容在著作《菽园杂记》中记载，大体意思就是古人们避讳的习惯常常有。

　尤其是吴中地区的人们很注意这件事，因为“箸”和“住”是一个读音，在当地有“翻”的意思，对于常年在水面上生活和工作的吴人来说不是太吉利，于是把“箸”改成了“快儿”，取让船快行，一帆风顺的意思。

　后来由于筷子大都是由竹子制作而成，又在“快”字的上面加了“竹”字头，于是就有了现在“筷子”的叫法。

　 二、小筷子有大学问

　 1、形状与材质研究

　咱们国人使用的筷子一般都是圆柱形的，即头部圆形，尾部方形，有“天圆地方”之意，相比东亚各国的筷子，在长度上也要略多出一些，一般为27公分上下，这和我国传统的饮食文化有很大的关系。

　众所周知，咱们中国人吃饭是围桌的，亲朋好友们欢聚一堂，一边吃饭一边聊天，十分的惬意，当有菜肴呈上来的时候，就会摆放在圆桌的中间，需要每个人用筷子去夹取。

　可有些菜肴距离较远，或者在桌面的正中央，坐着是够不到的，需要起身，碍于古代餐桌上的礼仪文化，大多数人是不会这么做的，因此筷子就被改良，延长了其长度，以便夹取的范围更广。

　相比之下，日本、韩国等国家在饮食习惯上多采用分餐制，每个人面前都摆有分量和数量差不多的菜肴，各取其便，因此筷子就不用太长。

　咱们中国的筷子在材质上也很有讲究，古代的时候多以竹子、木头，统治阶级还会使用珍贵的象牙、金银、琥珀、玉石等材料来制作。

　发展到了现代，随着科学健康意识的普及以及工业技艺的发展，筷子已经出现金属、合成树脂等质地的，广泛被民众应用于日常生活中。

　这里需要提一下日本，这个国家保留了我国很多古代的礼法和制度，在筷子上就有很好的体现，他们的筷子根据用途不同种类也很多。

　比如有公筷、做菜用的大型长筷、有儿童练习筷、鱼类专用筷等，还有过年使用的筷子、祈福使用的筷子、茶道专用筷、工艺品筷、男性或女性专用筷等等诸多门类，很多在国内是看不到的。

　 2、蕴含的寓意

　至于筷子其中蕴含的寓意，可谓十分丰富，除了上面说到的“筷”同“快”，有快乐、快速、顺利的意思之外，筷子本身由于笔直坚硬，也被历代文人赋予了刚直、正派、正气凛然、宁死不屈等意义。

　同时，在我们吃饭的时候，筷子但凡使用必定是两根一起，否则只有一根，即便是材质再出色，也难成就什么事情。

　根据这个特点，古人还把筷子看作是团结友好的象征，常常被老师或者父母拿来教育下一代要有团队精神，不可仗着自己有能力便有恃无恐，单打独斗，这样是很难成才的。

　此外，在国内不同的地方，根据风俗的变化，筷子本身蕴含的寓意也不尽是相同，比如在有些地区，当青年男女新婚大喜的时候，长辈就会送上一双筷子，意为“珠联璧合”、“早生贵子”。

　还有一些人在谈对象的时候，也会互送筷子，表示“永不分开”，送给朋友，比喻“和睦相处”、“平等友爱”，送给上了岁数的长辈，取“筷”同“快乐”的意思，希望老人永远快乐，万寿无疆等等

1947年，英国撤走后，印度马上与锡金签订了《维持现状协定》，意在填补此地的政治真空。他们一方面继续往锡金派驻专员，一方面授意其扶持的锡金国大党发起“不合作运动”，要求国王进行“改革”。同年5月9日，国大党政府正式成立，但遭锡金王族强烈反对，群众运动也日渐兴起。

1949年6月初，印度以“防止动乱和流血”为由，派兵进驻锡金，接管了成立不到一个月的新政府，并委任印度人拉尔为锡金首相。1950年12月签订《印度和锡金和平条约》，锡金从此成为印度的保护国，国防、外交、经济等均由印度控制。

1968年8月，锡金首都甘托克爆发反印示威，要求废除印锡条约。维护国家主权。由于印度军警的介入，游行活动转变为暴乱，蔓延至锡金全境。在这次暴乱中，印度军警共击伤击毙锡金民众63200余人，逮捕主张国家独立的“激进分子”3327名，其中处死336名。

印度政府挟第三次印巴战争胜利余威于1973年4月对锡实行军事占领，5月8日印锡签订《锡金协定》，规定锡内政、外交、国防、经济均由印度政府负责。

1974年6月20日凌晨5时32分，锡金国家大会党向锡金议会提起宪法修正案，并要求议会不迟于当日中午12时进行表决。这项修正案的主体内容，一是承认锡金国民议会议长和行政机构首脑由印度派驻锡金的首席行政官担任；二是解散王室卫队，制订关于锡金主权问题的全民公投时间表。如果此项提案获得通过，就意味着印度对锡金的占领，从法理上得到确认，并将为印度一贯主张的“印锡合并”扫清障碍。这样的结果，是锡金左翼政党“民族党”及其支持者所不能接受的。

　　“民族党”的前身，是创建于19世纪70年代的“雷布查独立运动联盟”。这个联盟的宗旨，是反抗英国殖民统治，实现民族独立。它的成员来自原锡金社会的各个阶层，以提斯塔河上游的城市贫民为主，同时包括部分土着贵族及原王室成员，甚至还有提斯塔河谷地以东的部分不丹复国主义者。联盟名称中的“雷布查”，是锡金纳穆加尔王朝建立前，当地土着居民的称谓。在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时代，锡金人民经常以“雷布查人”自称，借以表达对独立的向往。1918年，英国当局承认锡金独立后，“雷布查独立运动联盟”分裂为拥护那穆加尔国王的右派，和主张“共和制”的作派。此后，两派彼此争论，渐行渐远，最终分道扬镳。右派与那穆加尔王室合作，组建“皇家统一党”；左派则吸收了部分青年激进分子，成立“民族党”。“民族党”自建党之日起，对内主张废除君主制，建立共和国；对外致力于废除以《中英藏印条约》及其续约为主的不平等条约，维护国家主权与独立，尤其反对英属印度当局对锡金内政的干涉。

　　在20世纪的前三十年，“民族党”的主张与亚洲殖民地国家要求国家独立的潮流相吻合，获得了广泛的国际支持。1929年3月，“民族党”接受“亚细亚独立解放联盟”的邀请，参加于中国广州举行的“亚洲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大会”。中国国民党作为此次大会的实际筹办者，向与会各方详细讲述了中国自推翻帝制以来的政治、军事形势，表达了中国致力于废除西方国家在华租界和领事裁判权的决心，同时阐明中国人民支持亚洲各国人民反抗殖民统治、谋求国家独立的正义行动。会后，由中国国民党直接掌控的“亚细亚独立解放联盟”宣布，向与会各方提供经济、军事援助，其中向以“民族党”为主体的锡金独立运动组织提供约合7万英镑的现金援助和制式枪械300余支。这笔援助，成为锡金独立运动开展以来，获得的最大规模外援。与会期间，“民族党”***拜访了国民政府负责亚洲事务的官员，现场观摩了中华革命军在冯水演武场的实弹演练，并专程花费一个月时间，走访了国民政府于1927年收回的汉口英租界。“民族党”尤其对国民政府于上年发起的“改订新约”运动特别重视，鉴于英属印度当局在锡金保留了完整的治外法权和经济专属权，“民族党”急切可望在国内也发起同样的运动。

　　这次大会，对锡金“民族党”而言，是收获非凡的。首先，它获得了急需的政治、经济、军事援助；第二，在初步了解了中国国民政府的组织结构和运作模式后，“民族党”找到了可供参考的执政模版；第三，中国反帝制反列强的经历，深深吸引了“民族党”***，为其提供了鲜活的斗争经验；第四，以“民族党”为主体的锡金独立运动组织从此以中国为“信仰的母国”，将中国视为抗击殖民主义侵略的“伟大后援”，在心理上烙下深深的亲华烙印。

　　时间转到二战后，刚刚从英国人手中获得统治权的印度行政当局，急切地向锡金伸出魔爪。从1947年两国签署《维持现状协定》，允许印度向锡金派驻专员起，印度几乎每年要求于锡金订立新条约，逐步索取锡金的政治、经济、军事主权。1950年，在由印度支持的“国家大会党”提请下，印锡签订《印度和锡金和平条约》，从法理上将锡金正式置于印度的保护国地位。1968年，锡金甘托克及周边地区民众爆发大规模示威游行，要求废除《印锡合约》，维护国家主权。由于印度军警的介入，游行活动转变为暴乱，蔓延至锡金全境。在这次暴乱中，印度军警共击伤击毙锡金民众63200余人，逮捕主张国家独立的“激进分子”3327名，其中处死336名。经此一役，锡金境内的激进独立团体几近覆灭。流血的现实，也让国内主张武装暴动的组织开始转变行动方针，采取“合法斗争”。“民族党”在这一大背景下，经选举进入锡金议会，与代表印度行政当局意志“国家大会党”分庭抗礼，利用议会平台，反对印度干涉，倡导国家独立。

　　1973年，挟第三次印巴战争胜利余威的印度对锡金实行军事占领，并宣布解散议会，地方军管。“民族党”迅速召集8万余名支持者，在首都甘托克举行大规模绝食抗议，并以“非暴力不合作”的名义，致函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谴责印军的侵略行动，主张恢复锡金的“法制和秩序”。在中、美、英、法等国的一致抗议下，特别是苏联为惩戒印度在第三次印巴战争中的一些列“不听话”举动，宣布印度对锡金的军事占领“在道义上存在欠缺”，令印度陷入空前的国际孤立，不得不恢复锡金议会，允许各党派活动。但同时，坚持军事占领，宣布这是“维护印度的国家利益”，决不妥协。此后一年，“民族党”及其支持者与印度行政当局、“国家大会党”就结束军事占领，开展了不间断的对话与谈判，但均未取得实质性进展。

　　1974年4月起，印度行政当局在取得苏联“外交默认”的情况下，突然加紧对锡金的兼并程序。在两个月内，组织庞大的法学顾问团，炮制了所谓《1974年宪章》，并授意锡金“国家大会党”提请锡金议会通过。这份宪章，在法理上剥夺了锡金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最低限度的自主权，事实上就是“印锡合并”的宣言。“民族党”通过各种渠道，获得了该宪章的草案，并确认“国家大会党”将于同年6月20日提请议会讨论。鉴于“国家大会党”在议会中享有简单多数席位，“民族党”认为，如果宪章在议会中被提请讨论，很有可能被表决通过，而“民族党”无力阻止。因此，阻止该宪章被提交议会，就成为当务之急。

　　从1974年5月下旬开始，“民族党”领导层实行紧急动员，一方面，在锡金国内各主要城市，召集民众，尤其是青年学生和社会中下层贫民，举行“反对殖民主义宪法”的示威运动，并紧急联络锡金各主要政治党派，谋求以政治联盟的手段抵制议会表决；另一方面，频繁与世界各主要国家外交机构接触，并致函联合国秘书长与安理会，揭露印度企图兼并锡金的阴谋，请求国际干涉。

　　在“民族党”一连串救亡行动中，以谋求中国干涉最为积极。2005年印度外交协会解密的资料显示，从1974年5月29日起，至当年6月20日止，短短23天时间内，“民族党”共向中国驻南亚各国和驻联合国外交机构、商务团体、民间团体发送请求“政治调停”和“武装干预”的电函149封，平均日均接近7封，这在现代国际关系史上，是极为罕见的。在这149封求助电函中，最后一封的发出时间是1974年6月20日11时42分，也就是说，临近锡金议会表决通过《印锡合并》宪法修正案的最后20分钟，“民族党”仍将国际干涉的希望，寄托在中国身上，希望在最后时刻获得中国当局援助，挽救国家命运。

　　遗憾的是，当时的中国，正处于众所周知的大运动时期，在早些时候进行的第三次印巴战争中，就无力援助巴基斯坦，而坐视东巴被印军肢解。此时，也同样无力援助锡金。除此之外，中国早在1967年就宣布锡金“民族党”为“机会主义政党”和“民族主义政党”，将之摒弃在“国际革命政党与组织”的名单之外。对于该党的函请，便愈加轻视。综合各种原因，中国只发表了数次措辞强硬的谴责声明，并未提供实质性的政治军事援助。

　　在国际干涉希望破灭，国内抗议活动遭到印度军方的严厉镇压的情况下，1974年6月20日凌晨5时32分，“国家大会党”向锡金议会提起宪法修正案，并要求议会不迟于当日中午12时进行表决。“民族党”在内忧外患的境遇中，不得不采取所谓“最后决策”：向锡金民众和国际媒体公布由“民族党”法律专家和爱国知识分子共同拟定的“加入中国决议案”，及其附案“行政合并暂行方案”，宣布正式“加入中国行政体系”，成为中国的一个“行政区”。在公布该议案的记者会上，“民族党”发言人进一步说明：加入中国，是国家被“印度殖民主义”逼迫到最后关头的抉择，是“免于锡金人民沦为南亚大陆二等公民”的最后一搏。稍后，“民族党”公布了临时设计的“锡金行政区”区旗、区徽，并宣布中文与不丹语、尼泊尔语、雷布查语等并行，成为锡金的第十二种官方语言，同时成为继英语之后，第二种文书用语。1974年6月20日11时52分，“民族党”在自己的党部大楼顶层，悬挂起五星红旗，同时致函世界各主要国家外交机构，宣布锡金一切外交事务，自当日起，交付中国负责。

　　中国的“锡金行政区”，在这一刻“成立”了。

　　此后，“民族党”宣布抵制议会关于“印锡合并”修正案的审议，进而宣布不承认锡金议会的合法性。同时宣布成立“雷布查人民解放军”，号召锡金人民武装起来，让“印度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成立仅半个小时的“雷布查人民解放军”接管了甘托克警察局的武器存储仓，开始在首都街头构筑临时工事，准备抵抗印军即将发起的“武装入侵”。

　　同日12时20分，仅有“国家大会党”一党参加的锡金议会“审议并通过”了“印锡合并”宪法修正案。12时35分，印度行政当局宣布，“完全尊重锡金人民的意愿”，希望锡金民众“抵制少数不法政党的威逼胁迫”，等候印军“消除动乱与流血”的军事行动。13时15分，驻锡金印军接到印当局的指令，“坚决清剿恐怖组织”，“维护锡金安全与稳定”。13时25分，印军在锡金全国13个地区，同时发起武装清剿行动，与“民族党”领导的“雷布查人民解放军”以及各支持国家独立的民间武装组织发生正面交火。在主要战区首都甘托克，交火持续了近一个半小时，于14时50分基本结束。15时整，驻锡金印军宣布，完成对“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及其武装的清剿行动，首都及周边地区“处于平静中”。

　　在交火中，“民族党”领导层被俘33人，被击毙12人，其余15人逃亡。据2008年7月尼泊尔解密的外交资料显示，印军在锡金各主要城市、乡镇，击伤击毙“抵抗组织”成员5000余人，俘获并监禁33579人，缴获战略物资17吨。同时，有1135个锡金乡村被印军化为“隔离带”，其居民被强行迁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