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治水的位置大致在今那些省市

栏目：古籍资讯发布：2023-08-06浏览：3收藏

大禹治水的位置大致在今那些省市,第1张

大禹治水的位置在河北东部、河南东部、山东西部、南部，以及淮河北部。

据《史记》中的记载，大禹治水共疏导了九条河流，弱水疏导至沙漠地带，将黄河疏导过龙门山，最后流入大海，将汉水向南疏导注入长江，开通汶山疏导长江，疏导沇水进黄河，疏导淮水入大海，渭水进黄河，洛河进黄河。

由此史料记载再加上今天的地理知识可知，大禹当年治理的水域分别为黄河、长江、淮河和注入沙漠之中的弱水。

大禹根据山川地理情况，将中国分为九个州，就是：冀州、青州、徐州、兖州、扬州、梁州、豫州、雍州、荆州。经他治理的山有岐山、荆山、雷首山、太岳山、太行山、王挝山、常山、砥柱山、碣石山、太华山、大别山等，

由此知大禹治水的位置在河北东部、河南东部、山东西部、南部，以及淮河北部。

扩展资料：

帝尧时，中原洪水泛滥造成水患灾祸，百姓愁苦不堪。帝尧命令鲧治水，鲧受命治理洪水水患，鲧用障水法，也就是在岸边设置河堤，但水却越淹越高，历时九年未能平息洪水灾祸。接着禹被任命为司空，继任治水之事。

禹召集百姓前来协助，他视察河道，并检讨鲧治水失败的原因。禹总结了其父亲治水失败的教训，改革治水方法以疏导河川治水为主导，利用水向低处流的自然趋势，疏通了九河。治水期间，禹翻山越岭，淌河过川，拿着测量仪器工具，从西向东，一路测度地形的高低，树立标杆，规划水道。

他带领治水的民工，走遍各地，根据标杆，逢山开山，遇洼筑堤，以疏通水道，引洪水入海。他亲自率领老百姓风餐露宿，过家门而不入，整天在泥水里疏通河道，把平地的积水导入江河，再引入海洋。经过13年治理，终于取得成功，消除了中原洪水泛滥的灾祸。

因为治洪水有功，人们为表达对禹的感激之情，尊称他为“大禹”，即“伟大的禹”。

-大禹治水

所谓走蛟，多发生在山野大江之间，意为：大蛇修炼功成之后，会借助水势冲入山川大河之中，进一步修行，传说，大蛇走蛟之时，多有大风暴雨，水淹过桥才能遮掩身体越过桥才有出头之日，在传说之中，灵蛇修行之后，断不可自桥下经过，桥为人走的，若是灵蛇自桥下经过，就等同于被人踩在脚下，一辈子无出头之日。

走蛟发生在湖北、四川一带的民间居多，说是深山老林中潜伏了好多大蛇，这些大蛇修炼到了一定年头就变成了蛟，蛟类似于龙，只是没有角，只有越过龙门，头上生角后，才能称为龙。传说只有在大洪水爆发时，蛟龙才从山中出来，趁着天崩地裂洪水滔天之时跃过最后一道龙门，就叫“走蛟”。

“走蛟”必须要过最后一道龙门，然后借人的一口仙气飞升化龙，而这道龙门就是洪水中的大桥。在湖北洪水多发的地方，有一些老式石桥桥底下通常会倒插着一把大刀（或者剑），尖朝着下面的洪水。这把刀就是防止走蛟的斩龙刀，专屠作恶的蛟龙。

传说这蛟龙从山中出来时，刚蜕了最后一层蛇皮，龙鳞还没有长出来，这时它会在洪水中兴风作浪，淹没房屋，颠覆船只，祸害黎民百姓。这斩龙刀就是要趁蛟龙龙鳞尚未长成，在它过桥时一刀将蛟龙给斩断。这就是蛟龙遇到桥时不从桥下过，借着洪水从桥上漫过去的原因，因为蛟龙知道桥下有斩龙刀。可正是这样，反而导致洪水危害很更大！

小时候见过的“走蛟”

记得是十二岁那年的夏天，家乡暴雨连连，爆发了据说是百年难见的大洪水，后山的蓄水水库大坝居然被洪水冲垮了，下游的人们早早的都撤到了山顶上，我也在人群中打着伞，看着滔滔洪水沿着山谷滚滚而下，大家都被这壮观的景色惊呆了。

突然，有人喊到水里有龙！”跟着人群骚动起来，我仔细一看，发现在洪中有一条水桶粗细的蟒蛇时隐时现，两只眼睛有灯笼那么大，隐约还泛着红光。

“天啊，是走蛟！”人群中人声鼎沸，突然一声惊雷在空中响起，伴随着霹雳声，洪水顿时快涨到了山顶，只见水下一道巨大的白光卷起几米高的浪头，居然从前方的那座石拱桥上一跃而过，然后汇合到桥另一边的洪水中。奇怪的是，随后洪水就慢慢变小了，天上的乌云也慢慢消散，过了一会儿，居然雨过天晴了！

在民间传说中，蛇五百年成蛟，蛟一千年化龙。蛇修炼五百年化作蛟，隐于湖泊、深潭、幽壑、地洞之中。蛟修炼一千年便会沿大江大河入海化龙。走蛟也就是蛟从大江大河进入大海化为龙的过程。

通常走蛟都伴随着狂风暴雨、江河暴涨等具有巨大破坏力的自然现象。走蛟时，蛟不会飞天，而是借大河奔向大海，这过程中产生的强大冲击力，会造成巨浪、漩涡，若有行船恰好碰到走蛟，往往轻则颠覆沉没，重则支离分崩。

但古籍中记载的蛟与民间传说中的蛟并不相同。动物修行千年，欲要成道之际，上苍会降下劫难，若是这动物能扛过，能成正果，若是死在劫难之下，便会化灰灰了去”

大蛇入江为蛟，入海为龙，化作蛟龙之后，上可九天冲云霄，下可深海万丈行；这便是蛟龙一说。这正好印证了走蛟常伴大雨大水之说。

稍微懂得点道家知识，亦或是年长之人或许都知道，所谓“走蛟”“封正”一说“道家之中，确有封正一说”

传说，修为有成的灵物并非皆为怪，道家认为，万物皆有灵性，但人为长，故，心诚，福德深厚之人，亦或是修行高深的道长大师，一言一行，对于这些灵物来说，都有着莫大的机缘。故此，才有了封正一说。

讨封的灵物，必是从未做过杀生之事，一心只为修行，才会得到封正。

传说，遇到大蛇讨封，你看到它第一眼，开口便是一条蛇，那这条大蛇千年修行会毁于一旦，若是你真心为他封正，入江为蛟，下海成龙，则它正果必成。

大禹治水相信只要学过历史的人都知道,大禹治水是至今流传最广的故事,其影响谓之深远。据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无论是史记、尚书、诗经,还是水经注、山海经、淮南子等,均对大禹治水有具体记载与描述。那么,大禹治水是真有其事还是只是神话故事呢？历史上有大禹这个人吗？现在请随小编一起来看一下吧。

那么,大禹治水是真有其事还是只是神话故事呢？

大禹治水是真有其事。而大禹也是历史上顶顶有名的人物。

大禹,是黄帝的玄孙、颛顼的孙子。禹幼年随父亲鲧东迁,来到中原。其父鲧被帝尧封于崇。

帝尧时,中原洪水泛滥造成水患灾祸,无边无际,淹没了庄稼,淹没了山陵,淹没了人民的房屋,人民流离失所,很多人只得背井离乡,水患给人民带来了无边的灾难。在这种情况之下,尧决心要消灭水患,于是就开始访求能治理洪水的人。

有一天,他把手下的大臣找到身边,对他们说：各位大臣,如今水患当头,人民受尽了苦难,必须要把这大水治住,你们看谁能来当此大任呢于是群臣和各部落的首领都推举鲧。尧素来觉得鲧这个人不可信,但眼下又没有更合适的人选,于是就暂且将治水的任务委任给鲧。

帝尧命令鲧治水,鲧受命治理洪水水患,鲧用障水法,也就是在岸边设置河堤,但水却越淹越高,历时九年未能平息洪水灾祸。后来舜开始操理朝政,他所碰到的首要问题也是治水,他首先革去了鲧的职务,将他流放到羽山,后来鲧就死在那里。接着禹被任命为司空,继任治水之事。

大禹率领民众,与自然灾害中的洪水斗争,最终获得了胜利。面对滔滔洪水,大禹从鲧治水的失败中汲取教训,改变了"堵"的办法,对洪水进行疏导,体现出他具有带领人民战胜困难的聪明才智；大禹为了治理洪水,长年在外与民众一起奋战,置个人利益于不顾,"三过家门而不入"。大禹治水13年,耗尽心血与体力,终于完成了治水的大业。

那么,大禹治水是治理那条河呢？

关于大禹治水的传统说法见诸于各类古籍,按当时的生产力水平而论,大多不可证信。如按禹贡记载禹所治理江河的水利工程量,即使能使用当今的先进设备,大舜帝又能从国库中拿出这样一笔巨款,而且发出一张通行证,让禹在大舜管辖不了的东夷、西戎、南蛮通行无阻,则十三年中也绝对难以完成如此庞大的工程。

新近的说法是,大禹治水治的并非滔滔江河,而是海浸。禹时代海平面上升,海水倒灌至陆地,世界范围内都有被海水所淹的传说。海水退后,地面一片淤泥,不加以治理,就不便耕种。大禹所治理的,正是这种田间水渠的管理。有学者认为,这与孔子所说的尽力乎沟洫是大致符合的。而孟子等古籍中所说的：水横流、水逆行等,也只有在大规模海浸时才能发生的现象。

大禹在历史上所治理的河流正是这条叫共水的小河。而洪水原为专用名字,指共水为患,后来才成为一个公名。说文解字·水部解：洪,洚水也。洚水,即共水。

据考古发掘证明,辉县孟庄遗址的龙山文化城址存有大洪水的遗迹。孟庄龙山城毁于一次洪水,证据是西墙的中段有一大的缺口。在西城墙的这段缺口处,二里头时期的人们清除了这里的大部分淤土,然后用夹板筑夯成二里头时期的西城墙。

辉县大洪水发生在龙山文化晚期、二里头文化之前,这正是4000年前舜禹时期。黄河在此时间改道,在豫东折而北向。辉县是北流黄河水患之重,大禹治水也自当从共工故地开始。这段的治水基本就是泄洪,沿黄河北上,决通九河进行分流。

所以史记·河渠书等中所说身执耒锸,以民为先,抑洪水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终于出现了九州既疏,九泽既洒,诸夏艾安,实际上可能是指禹率治水大军决通九河进行分流,解决了共地的水患。

大禹成功治理共水,世人便把他敬为神人,尊为大禹,将他与天地相齐名,所谓天大、地大、禹大。当时人们甚至把整个中国叫禹域,意为大禹治理过的地方,从而把治理江河、战胜洪灾的所有美好愿望,都寄托在大禹身上。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

诺亚方舟（Noah's Ark）是出自圣经《创世纪》中的一个引人入胜的传说。由于偷吃禁果，亚当夏娃被逐出伊甸园。亚当活了930岁，他和夏娃的子女无数，他们的后代子孙传宗接代，越来越多，逐渐遍布整个大地。此后，该隐诛弟，揭开了人类互相残杀的序幕。人类打着原罪的烙印，上帝诅咒了土地，人们不得不付出艰辛的劳动才能果腹，因此怨恨与恶念日增。人们无休止地相互厮杀、争斗、掠夺，人世间的暴力和罪恶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上帝看到了这一切，他非常后悔造了人，对人类犯下的罪孽心里十分忧伤。上帝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消灭。"但是他又舍不得把他的造物全部毁掉，他希望新一代的人和动物能够比较听话，悔过自新，建立一个理想的世界。

　　在罪孽深重的人群中，只有诺亚在上帝眼前蒙恩。上帝认为他是一个义人，很守本分；他的三个儿子在父亲的严格教育下也没有误入歧途。诺亚也常告诫周围的人们，应该赶快停止作恶，从充满罪恶的生活中摆脱出来。但人们对他的话都不以为然，继续我行我素，一味地作恶享乐。

　　上帝选中了诺亚一家：诺亚夫妇、三个儿子及其媳归，作为新一代人类的种子保存下来。上帝告诉他们七天之后就要实施大毁灭，要他们用歌斐木造一只方舟，分一间一间的造，里外抹上松香。这只方舟要长300肘、宽50肘、高30肘。方舟上边要留有透光的窗户，旁边要开一道门。方舟要分上中下三层。他们立即照办。

　　上帝看到方舟造好了，就说："看哪，我要使洪水在地上泛滥，毁灭天下，凡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我却要与你立约，你同你的妻子、儿子、儿媳都要进入方舟。凡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七公七母；不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一公一母；空中的飞鸟也要带七公七母。这些都可以留种，将来在地上生殖。"

　　2月17日那天，诺亚600岁生辰，海洋的泉源都裂开了，巨大的水柱从地下喷射而出；天上的窗户都敞开了，大雨日夜不停，降了整整40天。水无处可流，迅速地上涨，比最高的山巅都要高出15肘。凡是在旱地上靠肺呼吸的动物都死了，只留下方舟里人和动物的种子安然无恙。方舟载着上帝的厚望漂泊在无边无际的汪洋上

　　上帝顾念诺亚和方舟中的飞禽走兽，便下令止雨兴风，风吹着水，水势渐渐消退。诺亚方舟停靠在亚拉腊山边。又过了几十天，诺亚打开方舟的窗户，放出一只乌鸦去探听消息，但乌鸦一去不回。诺亚又把一只鸽子放出去，要它去看看地上的水退了没有。由于遍地是水，鸽子找不到落脚之处，又飞回方舟。七天之后，诺亚又把鸽子放出去，黄昏时分，鸽子飞回来了，嘴里衔着橄榄叶，很明显是从树上啄下来的。再过7天，诺亚又放出鸽子，这次鸽子不再回来了。诺亚601岁那年的1月1日，地上的水都退干了。诺亚开门观望，地上的水退净了。到2月27日，大地全干了。于是，上帝对诺亚说：“你和妻儿媳妇可以出舟了。你要把和你同在舟里的所有飞鸟，动物和一切爬行生物都带出来，让它们在地上繁衍滋长吧。”于是，诺亚全家和方舟里的其他所有生物，都按着种类出来了。后世的人们就用鸽子和橄榄枝来象征和平。

　　这就是“诺亚方舟”故事的由来，虽然是个传说，但由于《圣经》中记载的很多事情都被证实是真实的，譬如，在一次战争中，一位军官根据《圣经》中的记载，成功地找到了大山里的一条秘密小道，并通过这条小道突然出现在敌人面前，取得巨大胜利。如果能证明“诺亚方舟”也是真实的，那么这个发现肯定将在全世界引起轰动。所以，很多年以来，许多国家的圣经考古学家都希望揭开这个千古之谜。

一、晚清至民国初年的洪水神话研究

中国神话学研究正式形成之前的传统神话观有二，一是将神话解作史实，并绝对信任神话作为史料的真实性；二是彻底地否定神话，视其为荒诞。[3]迨至晚清，顺应时局的变化和世界视野的展开，思想界也发生了巨大的变革，神话思想在反思中获得新生。晚清至民国初年，与洪水神话相关的研究集中在历史、传播和比较研究方面。

　　中国学人对洪水神话的关注起步较晚，19世纪末，唐才常在《各国种类考》中[4]有意识地比较了不同地区存在相似性的神话，谈及中国、印度、泰西[5]、阿拉伯等地的洪水传说具有“不谋而合”的相似性。循西方宗教学说意见，唐才常认为“中、西有人世界，皆自洪水而后”[6]，肯定了洪水的真实性。

　　1903年蒋智由在《新民丛报》上连载《中国人种考》[7]，其中有部分关于洪水神话的讨论，他不赞成把这一类神话看作史实：洪水之事令人类尽灭，今日的人都是洪水后繁育而生，是“未可措信之事也”[8]，却也不斥之为荒谬：“洪水之事，既为古史所皆载，或亦实有之事”[9]；“《山海经》者，中国所传之古书，真赝糅杂，未可尽据为典要。顾其言有可释以今义者。”[10]蒋智由文中所涉及的洪水神话，除了较早且详尽地介绍了希腊丢卡利翁神话以外，更提及巴比伦的洪水传说。“且又考之大洪水之说，不仅基督教经典及巴比伦之古书而已也，希腊神话中，亦记洪水之事，与旧约之所记者，迨无所异。由是言之，大洪水之说，或者当日从幼发拉底，底格里士两河间，迄地中海一带海岸诸国，皆同有此传说，而后记事之徒，乃各据以载之一国古史也。”[11]洪水是上古遗事，我国人种或许和巴比伦、希腊、犹太民族拥有共同的先祖——这是他分析后得出的结论。虽然论证漏洞颇多，却不失为冲破束缚的崭新尝试，他的研究策略和结论在当时也是颇具代表性的。人种学、地理学和进化论参与洪水神话研究，以及比较、同源的基本思路构成了他的洪水神研究的基本特质，也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这一时期洪水研究的主要特征。

　　神话既不能狭义化为历史，又不能将它从历史中剔除。它有一套自己的言说体系，忽视神话自身的言说体系，转而从其他体系定论神话必然会造成错讹，这也是神话学建立前神话研究的普遍问题。较之传统中非此即彼的两类态度，蒋智由的观点距离神话的某些真实性质更近了一步。

　　自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太古及三代载记》“古代传疑第一”和附录“洪水考”尝试在典籍中寻找洪水记录之后，中国有针对性的洪水神话研究方才逐渐开展。梁启超作《洪水考》[12]，因缘起自西方文化的输入，“古代洪水，非我国之偏灾，而世界之公患也。其最著者为犹太人之洪水神话。”[13]文中论及犹太人、印度人、希腊人、北欧日尔曼人、中美洲、南太平洋群岛等人种和地域的洪水神话，范围无出18世纪西方学者其右，前人唐才常、蒋智由等亦如是。梁启超认为 “惟埃及、波斯、巴比伦，古传记不见有洪水之迹” [14]，同时又说洪水神话“散在五洲，血统不同，交通无路”[15]，相信这证明了泛滥世界的洪水确实属实。虽然承袭中国古史研究传统，采他家之说自证的可能性较大，但其间西方信史研究的影响殆无可疑。史密斯释读出泥板后，当时的亚述学界大多习惯使用“迦勒底洪水”这一名称，而非巴比伦洪水。或可认定他的材料来源自19世纪亚述学研究的可能性较小。然而他提及欧洲长久以来认为洪水神话皆出自《创世记》，主人公之名俱为挪亚的观念现在已被证伪，洪水神话乃各自发生，惟水祸确有其事，明显是受较为晚近的观点的影响。梁启超所论及的五洲几大沙漠是洪水沉淀所成，亦是继承蒋智由等人的学说并予以新论，连同水祸之因取行星彗星说一事，当是植根达尔文学说影响下的诸家理论。

　　在证史的前提下，梁启超视宗教和神话解释为荒谬，洪水神话无非是古代史实的蜕化。他回溯古籍：“上古有一大事曰洪水。古籍所记，与洪水有系属者凡三，其一，在伏羲神农间，所谓女娲氏积芦灰以止*水是也。其二，在少昊颛顼间，所谓共工氏触不周山是也。其三，在尧舜时即尚书史记所载而鲧禹所治也。据以上群籍所记，似洪水曾有三度，相距各数百年，每度祸皆甚烈。”[16]文献中洪水有三，依据前文的世界性洪水的铺垫，梁启超力证中国古文献中的三次洪水原属一次——“女娲时颛顼时原非有水，实则皆尧时之水也。”[17]共工及鲧治水不利，民众归罪于他，导致传说变异。

　　文本方面，梁启超撷取水祸起因和获救幸存两点，比较中国与犹太洪水神话的区别，从文化传统上对二者之别加以阐释，提出天罚水发、天佑水平和天威难撼、人力胜天中包涵文化相异性。较之前述二人，梁启超的某些理念虽说比蒋智由更显陈旧，但是他是三人中对最为直面洪水神话本身，探讨也最细致的一位。

　　三十年代之前的中国学者在洪水问题的研究上，多不以文学目的为重，例如蒋智由《中国人种考》的提到的洪水其目的便在于印证中国人种的来源。中国学界一度颇为流行中国人种西来说，“斯说之兴，不过十余年间，起于一二文人好奇心，遂乃染遍全国。”[18] 在中国文明和人种从何而来的问题上，此前西方和日本已有相关研究。其中帕米尔—昆仑山和巴比伦两种西来说得到中国知识界部分知识分子的信从，尤受推崇的是巴比伦西来说，梁启超、章太炎、刘师培、陶成章、宋教仁等人都对这一学说青睐有加。巴比伦西来说之滥觞为法国人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他的《早期中国文明的西方起源（公元前2300年公元200年）》和《早期中国文献中的巴比伦传统》的核心观点便是中国人种源自巴比伦。后来他的著述被编入白河次郎、国府种德1900年出版的《支那文明史》，该书译介了拉克伯里的核心主张，并有所附会添加，成为中国学界接受西来说的来源。[19]蒋智由书中所论拉克伯里著述为《支那太古文明西元论》（Western Origin of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他支持拉克伯里的观点，认为“设令中国种族果由巴比伦来，当属迦勒底之阿加狄人种，而非塞米的种”[20]。五四之后，随着我国考古学、人类学等方面的发展进步，学界对这一论调开始有所批判，加之疑古派在这方面的推波助澜作用，西来说的质疑声愈来愈多。曾有缪凤林、朱逖先、陈嘉异等先后从不同的角度驳斥了西来假说。例如缪凤林的文章《中国民族西来辨》就认为“乃识其所谓证据者。实大抵诬谬”[21]。之后，中国人种西来说声势渐消。

　　晚清至民初，对待神话的态度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逐渐改变，该时期是一个过渡阶段，思想的破冰得以让神话学获得了独立的契机。对神话的定义仍旧来自其他学科，譬如历史学、人类学、地理学等等，但也体现出重新审视神话的苗头。这一阶段洪水神话的研究者基本出自改良派学者[22]。总的说来，改良派学者的神话观，一方面反对把神话当作狭义的史实，另一方面又不自觉地使用神话去验证古史、证明自己的观点，神话材料通常是作为历史旁证出现在各种著作中。他们中间有的人在启迪新思的同时仍旧延续了固有传统的思维方式，诸如唐才常、梁启超等人；也有人破除传统的力度更大，例如蒋智由、夏曾佑等。这一派学者的神话思想并不成体系，零散见于各色论著。对洪水神话的研究尚不属专论（梁启超或可例外），研究洪水神话的目的往往也出自其他学科的研究需要。

二、30至40年代的洪水神话研究

　　时至三、四十年代，一批中国学者开始介入洪水神话的研究，研究风向与梁启超等晚清改良派学者有所不同，这一批学者受到西方神话学领域诸学科的影响比较明显，开始关注文本、搜集异文，研究角度多元展开。主要人物有钟敬文、芮逸夫、丁山、徐旭升等人。

　　顾颉刚，其层累学说最初因尧舜禹的地位问题萌发，洪水成为他必然的探讨话题，他讨论洪水神话的文章主要有三：《洪水传说及治水等之传说》（1930）[23]、《鲧禹的传说》（1939）、《息壤考》（1957）。1923年，顾颉刚正式提出中国历史“层累说”，“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24]作为疑古派的旗手，他所引领的古史辨学派引发了疑古信古的辩论，成为中国古史重建的开端。在疑古派看来今人所接受的古史传统，其实是春秋至秦汉时人们的古史观。顾颉刚的层累说之始是尧舜禹的地位，在他看来三者的地位奠定时间在春秋末年，“在我的意想中觉得禹是西周时就有的，尧舜是到春秋末年才起来的”[25]，他对洪水的考证基本是建立在这种意识之上。“洪水传说及治水等之传说”是关于中国洪水记载的搜集和整理材料。我国古史中的洪水叙述主要是根据《尚书》《孟子》构筑起来的，无外乎：尧时水发、禹时水平，疏导平水；颛顼水发、平于女娲，湮塞平水。顾颉刚整理了史籍中的种种洪水说法，归纳为七项，与洪水情节密切相关的有：“洪水之由来”、“洪水时之情状”、“治洪水之方法”、“助禹治水之人”几项。[26]他认为中国古史的洪水观是以东西周时期人们所相信的禹绩为中心，至战国基本定型，在此信仰之上，禹的人格不断扩大，最终成就了他“地平天成”[27]的伟绩。反过来，如果把禹的传说层层剥开，禹的真相便所剩无几了，作为神话的洪水便是禹人格外衣的一部分。由此可见顾颉刚的洪水研究绝非针对洪水而来，要了解他的洪水研究的意义所在，必须从他的整体理论入手。

　　顾颉刚的理论对中国的旧史学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对待古史神话材料，晚清改良派多利用神话证史，顾颉刚却背向行之，把历史剥除为神话，然而在疑古的同时，极大地倚重神话文献却是两派异曲同工之处。[28]尧舜禹地位的历历衍变是借助史料建立起来的，又因为短于证据从历史还原为神话。讽刺的是“史料”和“证据”之间的裂罅却在上古史阶段趋向极致，这成为顾颉刚学说难解的症结。针对这一悖论李玄伯和陆懋德等人曾先后主张借助考古学证据才是释疑的根本，由此，中国的考古学借这一问题应运而生。

　　1931年钟敬文撰文《中国的水灾传说》[29]，“在中国神话学史上，这篇文章是首度系统地梳理和论述中国的陆沉传说和人类毁灭及再造神话，并对中外同一母题的神话（主要是希伯来神话）进行比较研究的论文。”[30]该文按时间序列分析归纳了不同历史时期水灾故事的不同形态。古代重英雄人物出生的水灾传说，到中世至近代转化为地方传说，以陷湖型传说为主。及至现代增加了普通的民间故事和人类毁灭、再造神话两类新方向，这一时期与洪水有关的传说开始重视故事本身，[31]也“衍成了极具‘原始性’与‘认真性’的‘人类毁灭及再造的神话’”[32]。在中外同类神话的比较部分，作者比较了中国和希伯来洪水神话的异同，认为直到第三阶段（现代）中国和希伯来的洪水神话才相迫近（巴比伦、希腊、法国亦同）。此外，增加了口传故事也是值得注意的一点，此前学者大都拘泥于古籍中各种记述的考证。钟敬文不仅扩大了与洪水相关的其他类型和母题故事，而且采用了新近采录自民间的口传材料，已是成熟意义上的民间文学研究论文。

　　 30年代末，有几位学者的研究值得我们关注。丁山的《禹平水土本事考》[33]相信洪水神话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人类史共有的文明序章，把洪水神话看作国史起点。洪水给人类以生命和精神上的重创，创愈深，念愈永，父子相传，口耳相递，“人类历史无不托始于洪水神话”[34]。中国的洪水神话“若非演自巴比伦洪水神话，当亦得自第四冰河时代后之传闻。”[35]于是据《尚书》等古籍之言，把《尧典》所录洪水看作我国历史起点，尧舜为首世之君，且禹的神话起始于殷商。丁山擅长甲骨文研究，他的研究文章最为与众不同之处在于文字学意义上的考证，例如：龙虬、舞雩。通过文字推导，丁山得出结论：禹平水土的神话演自祷雨神话，主名山川之绩“盖亦演自祷雨山川故事已”[36]。此后，禹的一些其他绩业也被归附至这两点。丁山身上最明显的外来影响是文化人类学的影响和世界洪水的人类初史论。文化人类学方面，丁山所受影响主要表现在他的图腾研究，拜蛇礼俗等研究上。初史论方面，受前人人种西来说文章的影响，丁山此文虽未有直言附和人种西来说之论，但在洪水及禹的种种分析上犹见试图把中国洪水神话串联到巴比伦起源下的意图。该文最后一部分是对夏后氏宗禹与苏美尔人所祀恩利尔神格的比较。认定所有禹的神话皆与恩利尔传说同源，“有是因缘，吾人不能不疑禹之一切神话，或与恩利尔之传说，同出一源。”[37]同理，我国洪水神话亦出自巴比伦人洪水神话。该部分采信安特生的《中华远古之文化》作为论证依据，然而当时中国人种巴比伦起源说已渐失势，在1931年，安特生的仰韶文化西来说理论也已经有所动摇，至1945年，夏鼐的考古成果使安特生假说彻底失去实证支持，是为后话。[38]因此丁山的这一结论，未免存留下失当的缺憾。

　　徐旭生在1939至1941年完成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第三章“洪水解”中探讨上古大洪水。他明确反对用看上去共同的神话去证明人类的同源，“实则，人类是否同源是一个与洪水问题没有深切关系的问题。人类即使异源，如果他们处于相类似的环境，仍不妨发生相类似的以至于相同的神话或传说。”[39]洪水的起源问题是复杂的，即便是有相似性的洪水故事，在洪水的发生时间上也存在着绝对时间差，不可一概而论。[40]依照徐旭生的分析，中国的洪水是自发的，不是他来的，存于先民记忆中的大洪水也是地域性而非普世性的。至于中国的洪水传说，发生在我国农耕社会的初始阶段，原来是一专名，“洪”字“浩大”的意思是后来逐渐演变附加上去的意义。洪水的发生原本也是地域性的，禹平水九州的说法是在流传中的扩大化。大禹疏导治水，后导致了凿井技术的诞生。徐旭生所探讨的洪水，表面看来，还是强调洪水神话的中的核心历史因素，然而与五四前的研究者不同的是，他对洪水历史真实性的挖掘是站在反拨却非简单继承的基础上。徐旭生赞赏顾颉刚等古史辨学者的工作，在具体问题上却不完全苟同。他认为顾颉刚等人在疑古的道路上走的太远，又复失真。[41]《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的写作目的之一便是将一部分神话、传说中的历史核心重新打捞上来，“洪水解”便是其中的一步。

　　芮逸夫1938年的论文《苗族的洪水故事与伏羲女娲的传说》[42]，是我国第一篇专事采集、研究少数民族洪水神话的论文。他所采集和转引的二十余则洪水神话，成为洪水和伏羲女娲研究的重要资料。芮逸夫论文的性质和钟敬文相同，专属于民间文学研究范畴，如果说钟敬文的文章更靠近历史文献、汉民族文化传统，强调时间序列上的演化，芮逸夫的论文就更向口传异文、少数民族传统靠拢，强调横向间的比较。芮逸夫其文另一突出特点是母题的区分和比照，不过与现在常见的母题分析不同，他的母题区分比照很大一部分是在语言层面进行的。传说的生长以故事的母题作为中心，经过口传敷演而致面目改变。究其原因，芮逸夫采纳麦克斯·缪勒的语言疾病说，相信情节的改变是由于词的失解和曲解外加弥缝、增饰造成。语言疾病说的基础是神话的同源，由此，当苗人洪水故事导向汉典的伏羲女娲时，证明二者的同源性势为必然。从影响的痕迹上看，伏羲女娲和苗人洪水故事确实存在密切的关联性，芮逸夫后半的推导以伏羲女娲考证为根，洪水母题为附。认为汉典的伏羲女娲记载与苗人洪水故事同源，并且伏羲女娲及其洪水故事的根源在中国南方地区，兄妹配偶型的洪水神话是以中国为中心，向东南亚洪水神话圈播散。缪勒和其追随者所持语言疾病说的根本弊端之一在于同源性超越语词影响的无限扩大，导致以若干语词的影响作为整个故事的影响源流，这无疑是对情节差异性的视而不见，其可信度是不完整的。芮逸夫虽然借鉴了缪勒的理论，但是同时用弗雷泽等人类学家的成果，将语词的影响分析局限在一个相对适当的范围内，使诸家理论的有效性得以发挥。另外，芮逸夫的研究相当于把中国典籍记载的两次洪水区别为相异的文化传统，这一问题以往并未得到正式的区分，在梁启超时甚至被同化为一次。

　　除了以上所论数人以外，30至40年代，还有一批学者同样参与了大洪水的研究，包括：闻一多、常任侠、徐松石、徐中舒、吴泽霖、杨汉光、陈国钧、雷雨、乐嗣炳、陈志良、马学良、邢庆兰、庄学本、朱芳圃。这一批学者的研究，不再单纯局限在洪水的历史真实性问题上，充分汲取借鉴西方最新的研究成果，令洪水神话研究多向度展开，民间文学意义上的洪水研究也初见成果。

　　三、“神话”术语的使用

　　除却蓬勃新鲜的学术气息，20世纪40年代以前中国学者对神话的定性尚值得一探，如何界定神话，多少也能反映出该阶段神话研究的某些特点。中国的学界并不像西方长久以来在神话的性质上持否定态度，在神话等词汇的使用上也不似西方学者那般泾渭分明。在20世纪前，西方学者对待圣经中的神话不称其为“神话”，而一概使用“传说”。以洪水神话为例，早期的学者维科、卡特括特等人，都将洪水神话视作信史。19世纪的巴克兰、史密斯、乃至恩格斯等人。不论他们如何看待圣经中的洪水故事，在谈及洪水时也都坚持使用“传说”一词。

　　较之西方学者在“神话”、“传说”术语使用上泾渭分明的态度。我国学者对这两个术语的使用，则呈现出相当不同的面貌。20世纪初，蒋智由（字观云）在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担任主编。1903年蒋观云在《新民丛报》（第36号），“谈丛”栏目，发表文章《神话·历史养成之人物》。作为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史上第一篇神话学论文，在这篇文章里，“神话”一词正式假道日本引入中国。当时日本学者将西方采用的myth一词，译作“神话”，如此译介并引入中国后，却常常被狭义化为有关神的故事。

　　自晚清始，学者们在最初探讨洪水故事时就常把它当作神话看待。然而“神话”、“传说”等词汇的使用，尚未加以区别、定性，很多时候二者是混用的。鉴于汉民族在非常早的时期，就已经将神话历史化，这大约是导致当时的学人将神话和具有一定历史性的传说等同视之的原因。30年代后，由于西方学科的引进，部分学者开始有意识地区分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的体裁，也有部分出于自己的理论需要，间接定义了神话的性质。

　　以30、40年代各家的洪水神话研究文章为例：顾颉刚对神话的态度与他的理论相一致，史料与神话成为相对的两个概念，神话的意义偏向于不可证的、虚构的成分。与顾颉刚相类，徐旭生专长历史和考古，他对神话的看法自然也与顾颉刚相似，他特意从西文词汇入手，区分了“神话”和“传说”的内涵，认为“传说与神话是很相邻近却互有分别的两种事情，不能混为一谈。”[43]神话不太可能转化为历史，而 “古代传说是‘口耳相传’的史料”，“这些史料大都有其历史核心，也都有其史实渊源。它是未经后人加工过的零散材料，应比加工过的系统化的‘正经’或‘正史’中的史料更为质朴。我们应当把掺杂神话的传说与纯粹神话加以区别。”[44]因此他才会把上古至盘庚迁殷以前定为“传说时代”[45]，并从中试图择选出历史成分。丁山侧重文字研究，不太强调神话和传说在史料层面上的区别，他基本采用“洪水神话”的说法，涉及文本时或称“故事”，然而与“民间故事”术语所示文类无关。钟敬文和芮逸夫的研究角度都在神话学范畴内。钟敬文通常采用“水灾传说”的说法，但也没有刻意强调区别，例如：“就是这初期的一些‘水灾传说’，是被作为关于伟人产生的解释性神话而出现的。”[46]现代以后的部分多用“故事”一词，并提到了故事与神话和传说的区别。[47] 一定要区分的话，他大致是按照时间划分，把上古的看作神话、中古近世为传说，现代为故事——“第一期的伟人产生神话，……第二期的地方传说……，这第三期的‘民间故事’……”[48]现代的人类毁灭及再造故事也被称为神话。涉及面大了以后通称传说，譬如：“中外传说的比较”“外国的洪水传说”[49]。芮逸夫可能是出于偏重近现代采录的口头文本的原因，也可能是由于他的研究对象多为少数民族的神话，而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中，往往“历史”的概念并不十分明确，体现出神话与传说混杂的态势。因而在称谓上，芮逸夫索性以“故事”一概而论，并未多予区分。

　　综合以上可知，晚清直至20世纪40年代，除了后期部分从事民间文学和历史学的研究者，或由于学科性质或出于学科需要，在术语的使用上有所留意以外，中国学界对“神话”这一称谓的使用并不固定，大都随意而为。总体上，术语的界定意识不是十分显著，更多地致力于文本内涵和历史性的分析。

志高任重

禹为鲧之子，又名文命，字高密。相传生于西羌（今甘肃、宁夏、内蒙南部一带），后随父迁徙于崇（今河南登封附近），尧时被封为夏伯，故又称夏禹或伯。是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的建立者，同时也是奴隶社会的创建者。

尧在位的时候，黄河流域发生了很大的水灾，庄稼被淹了，房子被毁了，老百姓只好往高处搬。尧召开部落联盟会议，商量治水的问题。他征求四方部落首领的意见：派谁去治理洪水呢？首领们都推荐鲧（音gǔn）。

尧对鲧不大信任。首领们说：“现在没有比鲧更强的人才啦，你试一下吧！”尧才勉强同意。

鲧花了九年时间治水，没有把洪水制服。因为他只懂得水来土掩，造堤筑坝，结果洪水冲塌了堤坝，水灾反而闹得更凶了。

舜接替尧当部落联盟首领以后，亲自到治水的地方去考察。他发现鲧办事不力，就把鲧杀了，又让鲧的儿子禹去治水。

禹改变了他父亲的做法，用开渠排水、疏通河道的办法，把洪水引到大海中去。他和老百姓一起劳动，戴着箬帽，拿着锹子，带头挖土、挑土，累得磨光了小腿上的毛。

经过十三年的努力，终于把洪水引到大海里去，地面上又可以供人种庄稼了。

禹新婚仅仅三天，还来不及照顾妻子，便为了治水，到处奔波，三次经过自己的家门，都没有进去。第一次，妻子生了病，没进家去看望。第二次，妻子怀孕了，没进家去看望。第三次，他妻子涂山氏生下了儿子启，婴儿正在哇哇地哭，禹在门外经过，听见哭声，也忍着真心没进去探望。

当时，黄河中游有一座大山，叫龙门山（在今山西河津县西北）。它堵塞了河水的去路，把河水挤得十分狭窄。奔腾东下的河水受到龙门山的阻挡，常常溢出河道，闹起水灾来。禹到了那里，观察好地形，带领人们开凿龙门，把这座大山凿开了一个大口子。这样，河水就畅通无阻了。

大禹治理黄河时有三件宝，一是河图；二是开山斧；三是定海神针。传说河图是黄河水神河伯授给大禹的。

[编辑本段]河伯传说

古时候，在华阴潼乡有个叫冯夷的人，不安心耕种，一心想成仙。他听说人喝上一百天水仙花的汁液，就可化为仙体，于是就到处找水仙花。

大禹治理黄河之前，黄河流到中原，没有固定的河道，到处漫流，经常泛滥成灾。地面上七股八道，沟沟汊汊全是黄河水。冯夷东奔西跑找水仙花，就常渡黄河、跨黄河、过黄河，常和黄河打交道。转眼过了九十九天，再找上一棵水仙花，吮吸一天水仙花的汁液，就可成仙了。冯夷很得意，又过黄河去一个小村庄找水仙花。这里的水不深，冯夷趟水过河，到了河中间，突然河水涨了。他一慌，脚下打滑，跌倒在黄河中，活活被淹死。

冯夷死后，一肚子冤屈怨气，咬牙切齿地恨透了黄河，就到玉帝那里去告黄河的状。玉帝听说黄河没人管教，到处横流撒野，危害百姓，也很恼火。他见冯夷已吮吸了九十九天水仙花的汁液，也该成仙了，就问冯夷愿不愿意去当黄河水神，治理黄河。冯夷喜出望外。满口答应。这一来可了却自己成仙的心愿，二来可报被淹死之仇。

冯夷当了黄河水神，人称河伯。他从来没有挨过治水的事儿，一下子担起治理黄河的大任，束手无策，发了愁。咋办呢？自己道行浅，又没什么法宝仙术，只好又去向玉帝讨教办法。玉帝告诉他，要治理好黄河，先要摸清黄河的水情，画幅河图，有黄河的水情河图为依据，治理黄河就省事多啦。

河伯按着玉帝的指点，一心要画幅河图，他先到了自己的老家，想找乡亲们帮帮忙。乡亲们都讨厌他好逸恶劳，没人搭理他。他找到村里的后老汉，讲了他治理黄河的大志。后老汉见他如今成了仙，要给百姓们办点好事，就答应帮帮他。从此，河伯和后老汉风里来雨里去，跋山涉水，察看黄河水情。两个人一跑就是好几年，硬是把后老汉累病了。后老汉只有回去，剩下河伯继续沿黄河察看水情。分手时，后老汉再三嘱咐河伯，干事要干到底，不要中途而废，画好图就动手治理黄河，人手不够，他说服乡亲们帮忙。

查水情，画河图，是个苦差事。等河伯把河图画好，已年老体弱了。河伯看着河图，黄河哪里深，哪里浅；哪里好冲堤，哪里易决口；哪里该挖，哪里该堵；哪里能断水，哪里可排洪，画得一清二楚。只可叹自己没有气力去照图治理黄河了，很伤心。河伯想想，总有一天会有能人来治理黄河的，那时，把河图授给他，也算自己没有白操心。

河伯从此就在黄河底下安度晚年，再没有露面。不料，黄河连连涨水，屡屡泛滥。百姓们知道玉帝派河伯来治水，却不见他的面，都骂河伯不尽职尽责，不管百姓死活。

后老汉在病床上天天盼河伯，一晃好些年不见面。他对治理黄河的事不放心，要去找河伯。他儿子叫羿，射箭百发百中。无论后老汉如何讲，羿不让他去找河伯。后老汉不听儿子劝阻，结果遇上黄河决口，被冲走淹死，连尸体都没找到。后羿非常恨河伯，咬着牙说，早晚要把河伯射死。

后来，到了大禹出来治水的时候，河伯决定把黄河河图授给他。

这一天，河伯听说大禹带着开山斧、避水剑来到黄河边，他就带着河图从水底出来，寻找大禹。河伯和大禹没见过面，谁也不认谁。河伯走了半天，累得正想歇一歇，看见河对岸走着一个年轻人。这年轻人英武雄伟，想必是大禹，河伯就喊着问起来：“喂，你是谁？”

对岸的年轻人不是大禹，是后羿。他抬头一看，河对岸一个仙风道骨的老人在喊，就问道：“你是谁？”

河伯高声说：“我是河伯。你是大禹吗？”

后羿一听是河伯，顿时怒冲心头，冷笑一声，说：“我就是大禹。”说着张弓搭箭，不问青红皂白，“嗖”地一箭，射中河伯左眼。河伯拔箭捂眼，疼得直流虚汗。心里骂道：“混帐大禹，好不讲道理！”他越想越气，就去撕那幅水情图。正在这时，猛地传来一声大喊：“河伯！不要撕图。”河伯忍痛用右眼一看，对岸一个头戴斗笠的人，拦住了后羿。这个人就是大禹，他知道河伯画了幅黄河河图，正要找河伯求教呢。后羿推开大禹，又要搭箭张弓。大禹死死拽住他，把河伯画图的艰辛讲了，后羿才后悔自己冒失莽撞，射瞎了河伯的左眼。

后羿随大禹一同趟过河。后羿向河伯承认了过错。河伯知道了后羿是后老汉的儿子，也没多怪罪。大禹对河伯说：“我是大禹，特地来找你求教治理黄河的办法哩。”

河伯说：“我的心血和治河办法都在这张图上，现在授给你吧。”

大禹展图一看，图上密密麻麻，圈圈点点，把黄河上上下下、左左右右的水情画得一清二楚。大禹高兴极啦。他要谢谢河伯，一抬头，河伯跃进黄河早没影了。

大禹得了黄河水情图，日夜不停，根据图上的指点，终于治住了黄河。

位于山西省芮城县东南5公里的黄河岸边的神柏峪，相传是大禹勘察水情、并在河边的柏树上拴马歇脚的地方。后人在此处河边修建了一座禹王庙，以示纪念。

[编辑本段]殚精竭虑

在浙江省绍兴市的会稽山下，人们还修建了大禹的陵墓——禹陵，以纪念他的丰功伟绩。

在大禹治水的过程中，留下了许多感人的事迹。相传他借助自己发明的原始测量工具——准绳和规矩，走遍大河上下，用神斧劈开龙门和伊撅，凿通积石山和青铜峡，使河水畅通无阻。他治水居外13年，三过家门而不入，连自己刚出生的孩子都没工夫去爱抚，不畏艰苦，身先士卒，腿上的汗毛都在劳动中被磨光了。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成功地治理黄河水患的治水英雄。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之间经济文化不断交流，各种能够论著异曲纷呈，关于河事的记载也逐渐曾加。成书于战国时期的《禹贡》一书就是一本专门记述地理情况的书。该书以大禹治水的故事为依托，按“九州”的地理区域，对中国的山脉、河川、疆界、贡赋等作了较为详细的描述。

后代的人都称赞禹治水的功绩，尊称他是大禹。

舜年老以后，也像尧一样，物色继承人。因为禹治水有功，大家都推选禹。到舜一死，禹就继任了部落联盟首领。

这时候，已到了氏族公社后期。生产力发展了，一个人生产的东西，除了维持自己的生活，还有了剩余。氏族、部落的首领们利用自己的地位，把剩余产品作为自己的私人财产，变成氏族的贵族。有了剩余的产品，部落和部落之间发生战争，捉了俘虏，不再把他们杀掉，而把他们变成奴隶，为贵族劳动。这样，就渐渐形成奴隶和奴隶主两个阶级，氏族公社开始瓦解。

由于禹在治水中的功绩，提高了部落联盟首领的威信和权力。传说禹年老的时候，曾经到东方视察，并且在会稽山（在今浙江绍兴一带）召集许多部落的首领。去朝见禹的人手里都拿着玉帛，仪式十分隆重。有一个叫做防风氏的部落首领，没有到会。禹认为怠慢了他的命令，把防风氏斩了。这说明，那时候的禹已经从部落联盟首领变成名副其实的国王了。禹原来有个助手叫做皋陶（音gāoyáo），曾经帮助禹治理政事。皋陶死后，皋陶的儿子伯益也做过禹的助手。按照禅让的制度，本来是应该让伯益做禹的继承人的。但是，禹死以后，禹所在的夏部落的贵族却拥戴禹的儿子启继承了禹的位子。

这样一来，氏族公社时期的部落联盟的选举制度正式被废除，变为王位世袭的制度。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出现了。

[编辑本段]功德永存

在我国到处都有关于大禹的遗迹和传闻。安徽怀远县境内有禹墟和禹王宫；陕西韩城县有禹门；山西河津县城有禹门口；山西夏县中条山麓有禹王城址；河南开封市郊有禹王台；禹县城内有禹王锁蛟井；湖北武汉龟山东端有禹功矶；湖南长沙岳麓山巅有禹王碑；甚至远在西南的四川南江县还建有禹王宫；而河南洛阳更有大禹开凿龙门的传说。这些遍布中国的大禹遗迹，记刻着大禹的丰功和人们的思念。大禹是我国古代伟人中最受人们崇敬的一个。

据考证，当时大禹治水的地区，大约在现在的河北东部、河南东部、山东西部、南部，以及淮河北部。一次，他们来到了河南洛阳南郊。这里有座高山，属秦岭山脉的余脉，一直延续到中岳嵩山，峰峦奇特，巍峨雄姿，犹如一座东西走向的天然屏障。高山中段有一个天然的缺口，涓涓的细流就由隙缝轻轻流过。但是，特大洪水暴发时，河水就被大山挡住了去路，在缺口处形成了游涡，奔腾的河水危害着周围百姓的安全。大禹决定集中治水的人力，在群山中开道。艰苦的劳动，损坏了一件件石器、木器、骨器工具。人的损失就更大，有的被山石砍伤了，有的上山时摔死了，有的被洪水卷走了。可是，他们仍然毫不动摇，坚持劈山不止。在这艰辛的日日夜夜里，大禹的脸晒黑了，人累瘦了，甚至连小腿肚子上的汗毛都被磨光了，脚指甲也因长期泡在水里而脱落，但他还在操作着、指挥着。在他的带动下，治水进展神速，大山终于豁然屏开，形成两壁对峙之势，洪水由此一泻千里，向下游流去，江河从此畅通。

大禹因治水有功，被大家推举为舜的助手。过了十七年，舜死后，他继任部落联盟首领。后来，大禹的儿子启创建了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因此，后人也称他为夏禹。夏禹死后就葬在茅山，后人因禹曾在这里大会诸侯，计功行赏，所以把茅山改名为会稽山。这就是绍兴大禹陵的由来。而今的禹陵背负会稽山，面对亭山，前临禹池。1979年重建大禹陵碑亭一座，飞檐翘角，矗立于甬道尽头。内立明朝人南大吉书写的“大禹陵”巨碑一块。亭周古槐蟠郁，松竹交翠，幽静清雅。亭南有禹穴辨亭和禹穴亭，是前人考辨禹的墓穴所在之处。

大禹为民造福，永远受到华夏子孙称颂，大禹刻苦耐劳的精神，永远为炎黄后裔怀念。人们来到绍兴，总忘不了去市东南的大禹陵观瞻。

至于大禹治水治的是哪条“水”，如何治法？传统的说法似有夸大之处。传说中的龙门，在陕西韩城与山西河津之间，黄河至此，两岸峭壁陡立，十分险要，相传这里是大禹凿开的，所以龙门又称禹门口。但按夏代的施工技术水平，绝对完成不了这么大的工程。又传说大禹根据不同的水系，划天下(全国)为九州，其实夏代初期的疆域绝没有如此之大。许多传说，都不免互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

新说是：大禹治水，治的并不是滔滔的长江、黄河之水，那时的洪水实在是海侵，就是海平面上升，海水倒灌到陆地上来。这是世界性的，所以许多民族都有被洪水所淹的传说。洪水退后，地面一片淤泥，不加以治理，就不便耕种。大禹所治理的，正是这种田间水渠的管理。这和孔子所说的“尽力乎沟洫”是大致符合的。《孟子．滕文公》中说：“当尧之时，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中华大地上的江河，大都是发源于西部，滚滚东流。不论水大水小，都不会是“横流”、“逆行”，只有在海侵时，海水由东向西倒灌，才会出现“横流”、“逆行”的现象。

传统的说法是：舜命鲧治水，鲧只懂得堙、填之法，失败后为舜所杀。鲧之子禹接受父亲治水失败的教训，改用疏导之法，终于成功。史实并不如此简单，鲧也不会如此之笨。失败或者成功总是由多种因素所造成，《国语》等古籍就说过大禹治水也是用的堙、填之法。

[编辑本段]淮沂治水

大禹治水的神话故事在全国许多地方世代相传，禹的足迹不仅遍于全国各地，而且许多名山大川也都被说成是受禹治理过的。其中有关大禹和其父鲧在今鲁南苏北黄淮泛区治水的传说也在华夏文化史上留下了浓笔重彩的一页。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洪荒时代就是原始时代。那时代没有文字记录先民的生活状况，后人往往凭想像、传说、神话去加以了解。现代由于先史学、考古学、人类学、地质学的发达，对于洪荒时代的情况，才推断出一个近似的了解。相传在距今约4600年前的夏朝尧舜时代，正值冰河时代后期，气候转暖，积雪消融。大地山河，沦为泽国，天地万物，同为波臣。人类或登高陵土山，或以木为舟，载沉载浮，幸免沦没。古黄河改道从苏北平原入海，淮、泗流域发生特大洪水，“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尚书•尧典》）。加之海水水面升高，沧海横流，海水倒灌，淮河淤积，使泰山以西到沂蒙以南至苏北地区，成为大片泽国。在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时，人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各部落的人们被迫逃避到一个个高地上，形成了许多孤岛。鲧是尧舜治下的一位治水首领，他被流放东夷，负责变革同化东夷族，使其迅速赶上进步的黄帝族。鲧是传说中禹的父亲，颛顼的儿子，姒(si)姓，建国于崇(今河南嵩县北)，史称崇伯。鲧是尧帝的臣子，当时洪水泛滥，他由四岳推荐给尧，被派去治理洪水。由于他采用堵塞的方法，结果九年不成，用湮塞的方法，淹没许多人的生命，并擅自将神庙里的青铜礼器铸成治水工具，犯下弥天大罪，被舜帝诛杀于羽山之野。《正义》引《括地志》载，羽山在沂州临沂县界。《禹贡》注：“羽山在郯城县七十里”。对于鲧的评价历来不太一致。按照《尚书》的记载，鲧是一个凶神恶煞般的人物。而在古代神话中，鲧却常常得到很高的评价。《山海经》说他曾经窃取天帝的息壤来堵洪水，鲧成了一个不顾个人安危，救民于水火的英雄。一般认为，鲧为了人民的利益，历经干辛万苦，直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虽然他未能取得治水的成功，但其勇于奉献的精神尤为可嘉。他在治水方法上的失误，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当时人类治理洪灾尚处于摸索阶段，经验不足，因而曲折是难免的。他的失败和悲剧为后继者指明了方向，

《左传》云：“鲧化为黄熊，入于羽渊，渊东有羽山。池上多生细柳，野兽不敢践。”另据《山海经•海内经》载，鲧死之后从他的腹中生出了他的儿子禹。大禹奉命继承了父亲未竞的事业，他吸取了父亲失败的教训，采用疏导的方法治水，并且亲临一线指挥，栉风沐雨，历经十年之久。《史记》以极其虔敬的心情叙说了禹的丰功伟绩：他舍家为国，忘我工作，新婚只有四天就离家赴任，三过家门而不入，连新生的儿子也无暇照顾。为了全面了解水情和地势，他足迹踏遍了九州，勘察测量山形水势，疏导了九条河道，修治了九个大湖，凿通了九条山脉，终于战胜了洪水，得以平土而居。禹不仅治理了水患，而且还考察了九州的土地物产，规定了各地的贡品赋税，开通了各地朝贡的方便途径，并在此基础上，划定了五服界域，使得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众河朝宗于大海，万方朝宗于天子的统一安定的大好局面。大禹也因此大得民心，使他有条件获得政治优势，成为尧的继承人。

经过大禹治水，在“淮沂其治，蒙羽其艺”之地（《史记•夏本纪》），淮河和沂水流过的地方，蒙山和羽山之间，这片淤积几十年大水的地方，经过大禹的治理，将淤积的大水“谷”，引入大海，清理了古黄淮泛区的一些河段，开出了许多良田和桑土，成为人民安居乐业的地方。在低洼地留下了微山、东平、钜野、骆马等“四渎”，成为有利于先民生存的湖泊。其后划分了行政区域，也就是青、兖、徐、扬、梁、豫、冀、荆、雍等九州岛。禹治水有功，舜将部落联盟首领之位禅于禹，其后裔姒姓便在今鲁南苏北一带滋生繁衍，从事着耕耘、蚕桑、冶炼、制陶、渔猎等生产活动。后人为纪念夏禹治水的功绩，曾在沂河岸边建立了禹王城。禹是夏朝开国之君。禹生启，启生仲康，仲康生帝相，帝相生少康。

[编辑本段]大禹治水的历史意义

大禹率领民众，与自然灾害中的洪水斗争，最终获得了胜利。面对滔滔洪水，大禹从鲧治水的失败中汲取教训，改变了「堵」的办法，对洪水进行疏导，体现出他具有带领人民战胜困难的聪明才智；大禹为了治理洪水，长年在外与民众一起奋战，置家庭于不顾，「三过家门而不入」，体现了公而忘私、把个人的一切献身于为人民造福的事业之中的崇高精神。尤其可贵的是，大禹在治水中积极组织大家去治理洪水，一心一意地降服水患，这种执着的精神，坚定的信念是伟大的，人民在大禹的领导下，齐心协力，共同战胜了灾难。

这个传说正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勤劳、智慧、勇敢、奉献、坚毅不屈、万众一心战胜困难的民族精神。

大禹的遗迹和传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