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骞出使西域是中国一次重要的外交活动！

但是最早的外交活动在很早以前就有了，著名的有周穆王会西王母！

最详细的记载在《穆天子传》，这本古籍于西晋太康二年，在今河南汲县一座战国时期的墓葬中出土。据分析这本书成书于西周末年或东周初期，距离周穆王时代并不远，所记载的应是史实：

吉日甲子，天子宾于西王母。乃执白圭玄璧以见西王母。好献锦组百纯，●组三百纯。西王母再拜受之。乙丑，天子觞西王母于瑶池之上。西王母为天子谣，曰： “白云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能复来？”天子答之，曰：“予归东土，和治诸夏。万民平均，吾顾见汝。比及三年，将复而野。

这其实就是一次周天子羁縻周边游牧部落的外交行动。在三、四千年之前，中国广袤的西部最强盛的民族是古羌人，周朝王室也是羌人的一支，只是当他们东征灭商，分封诸侯，建立一个强大的王国时，已经成为崇尚礼治、文化发达的统治阶层，而他们的诸多同族部落，还在关中沃野以西的土地上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周朝的统治重点在镐京以东的中原地区，但是对西部、北部的大后方不敢忽视——因为直接关系到首都安全。西周后来就灭于犬戎。

这段话所说的故事是周穆王从首都出发，到西部地区敦睦各部落，西王母显然是一个部落女首领。

周穆王和西王母相处了两天，其礼仪和今天外交礼节也没有本质的区别。第一天即甲子日，是周天子作为客人，携带礼物见西王母，“白圭”是长条形的白玉，“苍璧”是圆形的黑玉。周人有着浓郁的玉崇拜，“以苍壁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圭后来成为天子和重臣上朝时的手板。周天子以此赐西王母，和明清两代赐给边疆土司金印是一样的含义。

▲白圭和苍璧

“锦组百纯，●（缺字）组三百纯”，则是向西王母赠送了百匹丝绸和三百匹其他纺织品。——这是西部游牧部落最缺少的奢侈品。

第二天乙丑日，西王母在瑶池边尽地主之谊，为穆王举办宴会。宴会完毕，便是分手。所以西王母深情款款地问道：“天上白云飘飘，地下山陵巍峨（这描绘倒是很像天山），道路那么遥远，大河大山阻隔；你若继续活着的话，还会再来么？”

周穆王立马拍着胸脯承诺：“我回到东土以后，将华夏各地治理好了，万民贫富均匀，我会来见你的。只要等三年，我将再回到这个地方。”

近日，教务老师来到四川师范大学图书馆。作为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在全省高校图书馆中，川师大图书馆堪称古籍收藏的一个重镇。据馆长曹成建介绍，图书馆馆藏古籍共有11万余册，在省属高校中位居第一，包括宋元刻本、明清抄本等，以教育学、文学、历史学为收藏重点和特色。

教务老师走进恒温恒湿的书库里，只见泛黄的书卷整齐地放在单独上锁的书柜里，其中不乏《太和正音谱》手抄本、清乾隆内府写南三阁《四库全书》零本等珍贵的孤本。

《通鉴纪事本末》 看点

《资治通鉴》的指南读物，开创了以“事件”为中心的史书写法，历经760余年保存完好。

相较于一般的线装书，一本约30厘米长、20厘米宽的大开本引起了教务老师关注，书根处印有“宋宝祐本通鉴纪事本末”字样。这本古籍正是南宋宝祐五年（公元1257年）印刻的《通鉴纪事本末》。

“它可以说是《资治通鉴》的指南读物，书中内容都来自《资治通鉴》，由南宋史学家袁枢编撰。”川师大图书馆古籍部主任成荫介绍，《资治通鉴》部头很大，时间跨度超过千年,全书共有300多万字，对于普通的读者来说，实在难以下手。“《通鉴纪事本末》将其浓缩，并且首次采用以事件为中心的记述方法，开创了‘纪事本末’这一新的写史体例，对后世史书影响很大。”成荫说，全书概括提炼了239件事件，每一个事件各立标题，详细讲述事件的背景、发生、发展、结果等，按照历史年代顺序进行抄录。“普通读者可以看到事件的梗概，也可以阅读原文，而且这样把复杂的历史现象简单化，也增强了历史著作的表现力。”

成荫介绍，这部《通鉴纪事本末》是宋刻本，年代很早，且为全本，共有42卷，从文物性上判断，在古籍中属于价值颇高的珍本。它虽经历了760余年岁月，但仍保存完好，字迹清晰，并无褪色，也没有虫蛀现象，实属难得。“从书页上的痕迹及其他相关信息，能够判断后人在元代和明代都对其进行过修补，不过最重要的是，这本书的保存条件应该一直都很好，进入川师大图书馆收藏后，就更好地被保存起来了。”成荫说，作为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在书库建筑、温度与湿度、空气净化与通风、照明与防紫外线、消防与安防以及防虫防鼠等方面，都有严格规定，以更好地保存古籍。

《太和正音谱》 看点

现存最早的北杂剧曲谱，全国仅存的明代手抄孤本，分为上下部，上部存放在国家图书馆。

“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元代戏曲家马致远的一首《天净沙·秋思》已成千古名篇。

作为戏剧大家，马致远作品颇多，想了解更多，《太和正音谱》就是一个好选择。

《太和正音谱》由明代朱元璋第十七子朱权所作，写成于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这位多才多艺的皇子，在仕途遭遇不顺时，爱好结交文人雅士，在戏曲等方面颇有研究，因此他所著的这本书，不仅是早期元曲杂剧重要理论著作，也是现存最古的北杂剧曲谱，囊括了元初至明初的元曲整个历史时期的大部精华。

成荫介绍，川师大图书馆馆藏为钱榖手抄本，这也是全国仅存孤本，分为上下两部，上部存放于国家图书馆，里面主要是记载戏剧理论、戏剧作者等，下部则全部是戏曲曲牌，共收录了300多支曲牌。明代钱榖，本就是一名画家、书法家，这本抄本字迹娟秀、结构工整，标明正衬。“可以明显看出抄写者的文化水平很高，艺术价值远超一般的抄本。”成荫说。

《四库全书》 看点

太平天国年间流落民间，上世纪60年代川师大图书馆馆员在上海书店购得。

2016年，川师大图书馆有19部古籍成功入选第五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其中18部都是清乾隆内府写南三阁《四库全书》零本（零本即不完整的有缺失的丛书），包括《古史》《后汉书》《唐书》《江南通志》等。

清乾隆时期编纂的《四库全书》，由3800多人历时13年才抄写完成，是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部丛书，也是中华传统文化最丰富最完备的集成之作。成书时共有7部，分别藏于“南三阁”和“北四阁”。川师大图书馆馆藏的抄本，都是来自“南三阁”中的杭州西湖的文澜阁。

“这18部古籍，虽然都不完整，但今天能够完好地保存在这里，已是十分珍贵难得。”曹成建说。

晚清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南三阁均遭受破坏，《四库全书》被毁或大量流失到民间。后来，不少文化名人想尽办法搜集抢救，但仍有大量书籍散落。曹成建介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川师大图书馆重视传统文化传承，专门拿出资金，派出人员，四处奔波购买古籍，这些《四库全书》零本，就是馆员们1960年在上海古籍书店购得的。“那时，馆员们到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古籍市场和书店购买了数以千计的古籍。”

教务老师看到，在馆藏《四库全书》的首页上，有十分清晰的乾隆印玺“古稀天子之宝”。据悉，这是乾隆晚年，70岁时才刻的，这枚印玺如今藏于故宫博物院，是乾隆用品中的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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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过云楼藏古籍善本一百七十九种，以216亿元的价格成交，创下了古籍类藏品的成交纪录，这或许令很多藏友记忆犹新。近年，古籍类藏品以稳健的价格表现，丰厚的历史价值，深厚的学术底蕴，逐渐吸引着藏家的眼球。时至今日，这个项目已经不容小觑，很多大型拍行纷纷开设古籍专场。古籍收藏成为市场中的一颗明星。古籍收藏，历来是收藏界中品味较高的一个项目。不仅需要藏家具有欣赏、鉴别的能力，更需要藏家具备一定的学术修养。历来大学问家大多嗜好收藏古籍。为了探寻古籍类藏品的魅力，记者走进中国书店浩如烟海的故纸堆中，拜访了资深古籍鉴定专家窦水勇老师。在业内，人们都称他“窦师傅”。访谈之中，故纸墨香扑鼻而来。古籍收藏，投资正当时古籍收藏自古就是文人雅好，而古籍类藏品的交易量和交易额在艺术品市场中异军突起还是十几年前的事。

不是。古代人在日常生活中都是用当时的社会口语交流。

按用途划分，“语言”可分为日常交际用语和书面用语两大类。

日常交际用语称为“口头语”。口头语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经贸交流以及人口流动和迁移、民族融合等诸多因素影响，几乎是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变化的。这种变化是缓慢而渐进的。如果按照时代来截取，可以发现其明显的差异。例如，问题中的所谓“古代人”就涵盖了有史以来的前人，他们生活的历史时代不同，使用的口头语也不尽相同。

书面用语称为“书面语”，是专门用来写文章的，也就是说，书面语的存在形式不是“话”而是“文”。例如文言、白话等，是以“文言文”、“白话文”的文章、著作存在的。书面语来源于口头语，但相对独立于口头语，具有自身的发展规律。它的变化往往是跳跃式的。例如，产生于先秦口头语的书面语——文言，一经形成，除了部分新的实词被充实外，几乎一尘不变。由于文言文逐渐脱离口头语，必然导致“变革”。唐代开始，有人尝试用当时的口头语写文章，到宋元时期，说书艺术繁荣，为了让社会底层人物能懂，白话文这种书面语应运而生。历史上的四大名著，就是这种书面语的代表作品。因为这种白话文是以宋元时期的口头语为基础的，与后来的口头语差异越来越大，白话文在上世纪二十年的前后又发生了再次变革。人们将宋元时期的白话文称为“古代白话文”，而将新的变革后的白话文称为“现代白话文”。新中国建国后，语言文字改革步伐加快，现行的书面语与现代白话文又有不同，人们称现行的书面语文章为“现代文”。

口头语与书面语的根本区别，在于使用形式不同，用途不同。口头语用于人们日常交际，书面语用于文章。尽管书面语产生于口头语并不断地适应口头语的变化，但它们之间永远存在差异。例如，最接近现代口头语的书面语“现代文”，也不是口头交际用语。比如，公众人物在特定场合“讲话”可以使用书面语，但平常说话仍然是口头语。再如，先秦时期的文言文接近当时口头语，但那时的“古人”也不说“文言文”。

总之，文言文、白话文、现代文都是“文”，属于书面语，都不是日常生活中的交流语言。人们看到的古装影视剧，其人物对话很“文”，其实那是创作者精心营造的氛围，并没有人真正知道其人物的对话。即便是古籍中记载的古人“语录”，也是写书作者做了“文饰”的。比如，《明史》中记载的朱元璋说的话，真实的话语绝非如此。

据网上搜索知：语言学是以人类语言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探索范围包括语言的性质、功能、结构、运用和历史发展，以及其他与语言有关的问题。

语言学研究的对象是客观存在的语言事实，包括现代的语言和古代的语言。例如对《诗经》的研究中，不但可了解古人如何运用文字，运用语言叙事抒情，还可了解到许多现在已经消失或者不常接触的植物名、动物名、生产生活方式、重要的祭祀活动等等；面对一个词语或者成语，除了现今的意思和用法，还可以知道其来源、典故等。事实证明语言学的研究是引领人们了解历史，思考未来语言发展的明灯。

学科交叉研究法是把多种学科引进语言学，把语言学引进别的学科的指导方法。即立足语言学，与其他学科多向交流，吸取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和分析方法。科际交流，尤其表现在方法的借鉴与习得上。这个方法的特点是多种方法的相互渗透和融合，如融会语言学上的共时描写法、历时分析法、社会学上的社会调查法、阶层分析法，以及其他学科的统计法、历史研究法等等。这一研究方法的领域十分广阔。

如果穿越可以选择，我也推荐你穿越到清朝去，安心做个争风吃醋的格格就行。若你贪图大唐的富贵，心血来潮的穿越到大唐想体验一把《太平公主秘史》现实版，估计你一张口就会被来俊臣扔到大牢里去----你会发现周围的人完全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假若此时的你会说闽南语，也曾熟读唐代变文小说，倒也能磕磕绊绊的与唐人交流几句。要不然，来俊臣请你入瓮的时候你还以为他要给你烤红薯呢。如果你野心更大，受到《寻秦记》、《神话》的鼓动而信心爆棚，想穿越到先秦时期去一统中原，除非你把诸子百家的古文背个滚瓜烂熟兼在上古音韵方面有极高的造诣，否则你没救了。想抢到吕不韦前头去搞定嬴异人？先解决语言问题吧。 不解决语言问题，项少龙是没有机会耀武扬威的 通过以上几个不切实际的假设，就是想告诉大家，古人在日常交流时所用的汉语并非今日之汉语，去今愈远则差距愈大，下面我们通过以下几个问题来讨论一下古人的口语----古汉语。 (一) 我们是否经历过一个以“文言”为口语的时代？ 是的，虽然这让人感到难以置信，总感觉拿这种文绉绉的语言进行交流很别扭，明明一句“吃了吗”却要换成不伦不类的“饭否”？但这是事实。或许在我们的印象里，文言只是作为古人的书面用语而存在的。但任何书面语都是在口语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文言并不是古人为了写文章而凭空创造出的一种语言，文言文是以先秦时期的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书面语，一般认为上古的时候，口语与书面语十分接近。《诗》、《论语》等与上古的口语较为接近。秦汉以后，书面语与口语逐渐脱离。上古书面语定型以后，各代一直使用这种语言书写，严格来说，用于书面语的文言文可分三种，一种是模仿上古汉语书面文献的书面语(主要以先秦诸子百家的作品为主)，如唐宋八大家的散文，即古文运动的作品；另一种是基于两汉至魏晋南北朝的口语基础上所形成的书面语，如《史记》、《世说新语》等等。第三种则是现代白话的源头，如唐代的变文、宋代的话本等。从上面可以看出，第一种文言文对我们来说是最难懂的，第二种相比第一种要易于理解一些，比如《世说新语》，有点古文底子的基本就可以看懂，至于第三种的变文和话本就更通俗易懂了。而前两种文言文最终演化成了我国古代书面用语的主要组成部分，逐渐与日常口语脱离。在这一点上，在西方也曾有一种类似的语言，这种语言的境遇与我们的文言文几乎如出一辙，其初期不过是一个地方的方言口语，后来成为了近乎整个欧洲的书面用语，没错，她就是拉丁语，她在早期是罗马帝国的官方语言，日常交流用口语，也是书面用语。随着时间的推移，即使罗马帝国已经不复存在，即使欧洲各国都已经有了自己的口语，但拉丁语依然作为欧洲的书面用语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至今仍是梵蒂冈的官方语言。她的影响是如此巨大，与研究我国历史文献必须掌握文言文一样，若想研读古代欧洲尤其是文艺复兴前的欧洲文史作品，不掌握拉丁语是不行的。 因此，结合古今中外的例子，可以推断出，在上古的商、周、春秋战国时期，当时人们所用的口语与现在的文言相差不大（当然发音上差距很大，这个后面再讲）。自秦汉以后，由于各民族之间的融合、迁徙等原因，书面语与口语逐渐脱离。 （二）古代有类似今天”普通话”性质的通用语吗？ 有，而且是必须有，不然不利于统治。 古代的“普通话”，早期称雅言、雅音、通语、正音，明清时期称为官话，清末时期又称国语。 古时交通不便，不同的地域之间极易形成相对独立的方言，而地区间的交流远没有现今这么频繁，这样就给交流造成了困难，比如春秋时期的齐国人和楚国人若是各说方言的话几乎无法进行交流。所以我国古人非常重视各地方言的统一，于是就出现了“雅言”。孔颖达在《正文》中说：“雅言，正言也”。“雅言”就是我国最早的古代通用语。据史书记载，周灭商后，定都丰镐（今西安西北），就地采用国都地区的方言作为当时的全国雅言（这也是后来大多数王朝的通用做法）。《诗谱》载：“商王不风不雅，而雅者放自周。而至于我在文首谈到的孔子，他在鲁国讲学，其三千弟子来自四面八方，他所用的也正是雅言，《论语述而》中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所以，在这我要向那位为河南方言鸣不平的同学说明这一点，其勇虽可贾，但孔子他老人家绝不是用河南方言进行讲学的（你能想象孔子用河南话讲授《论语》时的样子吗？），老子过函谷关向关尹喜传授《道德经》的时候用的也是雅言而不是河南话。当然，陕西的同学也不用沾沾自喜，丰镐故址虽然离西安不远，但现在的陕西方言和雅言是两个概念，原因前文已经说过，先秦时期的口语和文言并无二致，而且发音也与现代汉语不同。况且其后东周移都洛邑，雅言标准音亦变为洛邑音。 从未说过河南话的孔先生表示很无辜 《尔雅》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解释词义的书，是中国古代的词典。《尔雅》也是儒家的经典之一，列入十三经之中。其中“尔”是近正的意思；“雅”是“雅言”，是某一时代官方规定的规范语言。“尔雅”就是使语言接近于官方规定的语言。 《尔雅》是后代考证古代词语的一部著作。 周以后，各朝随着国都的迁移，雅言的基础方言也随之修正，历代正统汉族王朝，都不遗余力的推广雅言。自唐开始，国都开始移向河洛一代，雅言在唐宋时期，发展到了最高峰，达到了一字一音，唐诗宋词作品大量涌现，各周边国家皆争相学习中原雅言。以河洛地区方言为标准的中原雅言的历史达一千五百多年。 元代，蒙古人入主中原，汉人的语言变成汉蒙混合语。称为“汉儿语音”。由于蒙古人对汉族文化不感兴趣，强行推行蒙语直译文体的政策，使汉人的口语也发生了变化，其口语词汇和语法结构带有明显的汉蒙混合语色彩。口语词汇方面，常常采用俗词意译外族语的词来代替汉语中的固有词，如“肚皮”表示“贿赂”，“先生”代替“道士”，“根脚”表示“官员出身”等等。口语语法，也因混有蒙古语语法而变得乱七八糟，似胡而非胡、似汉又非汉。例如直接套用蒙古语语法，句末常用“有”来表示动词现在时的时态，或用作系词“是”，如“这店里卖毛施布的高丽客人李舍有么？”。 明朝灭元定都南京，鉴于唐宋音韵在长江以北多失正，遂以由六朝金陵雅音演化而来的南京音为基础音系，参考中原雅音，确立标准国语。明永乐年间迁都北京，从南京移民之北京四十万人超过了北京人口，南京音成为当时北京语音的基础，北京官话也逐渐产生，作为国语正音的官话又再次分为南北两支，北方官话的通行范围较小，地位低，仍以南京官话为国语正音。 满清入主中原初期，由于满人占绝对少数，非常担心满人被汉化，一度要求满人说满语写满文，并在北京设立学校推广满语。但满语有其局限性，她是种北方游牧民族的语言，草原、丛林的原始生活以及满族短暂的历史文化局限了满语的成熟水平，至入关时满语仍旧是一种比较原始的语言，的发音和语法都十分的原始，汇量更是少。在北京城内许多满人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事物都无法准确表达。因此，学讲汉语成了满人的唯一选择，要我是为了统治中国的需要，由此，现代意义上的北京官话开始形成。 （三）古汉语的发音与现代汉语的异同 按时间进行划分，可将古汉语分为上古汉语、中古汉语、近古汉语。 上古汉语语指的是商朝至汉朝时期的汉语。因为汉语并非拼音文字，无法像其他语言一样从拼写方法上来推断古音，在古代，除了少数语言学者之外，普通人往往不知道一个语言的语言会发生变化，在阅读先秦古籍时（如《诗经》、《离骚》），发现一些不和谐的音韵，为求和谐而将这些不谐音的字临时改念，这种做法称作叶音（xie yin）。 学者顾炎武研究认为《诗经》中的每个字都有自己固定的读音，但因先秦时期汉语字音是有着不同于现时发音的语音系统，导致用今音念《诗》会出现韵脚不谐音的情况，但若用先秦的语音系统来读则韵脚自然谐和，就没有“叶音”的必要了。清代学者段玉裁在研究先秦古籍时又发现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谐音字的偏旁与《诗》中的韵脚相吻。他提出了“同声必同部”的理论，为上古音韵学的研究迈出了第一步。 按照段“同声必同部”的理论，凡《诗》中用作谐音字的偏旁相同，则必定在先秦音系中属同一韵部，例如“瓜”字在《诗》中与“壶”、“苴”、“樗”、“夫”四字押韵，今音 guā 显然不与 hú、jū、chū、fū四音押韵，但在先秦音系中则和谐。且《诗》中偏旁为“瓜”字的“孤”、“弧”、“狐”等字也同时与“瓜”、“壶”、“苴”、“樗”、“夫”拥有相同的韵部。 补充一下我国古代的汉字注音方法，汉子虽然不是拼音文字，但在东汉末年，当时某些儒生受梵文拼音字理的启示，创反切法来注字音。例如：空，克宫切。意思是用“克”字的声母K去切“宫”的韵母ong，拼出来就是kong。（不得不说古人还是蛮聪明的） 一般认为，上古没有唇齿音，即上古没有“非敷奉微”这组四个轻唇声母。也没有卷舌音，即“知澈澄娘”这组四个卷舌声母。 中古汉语：一般将南北朝到唐宋时期的汉语称为中古汉语。 中古汉语的研究材料较为丰富，有隋唐的韵书（《切韵》、《广韵》）等，更有大量的诗人用韵情况，比如那句耳熟能详的“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由此诗句即可推知“斜”字在唐时发音为xia。 目前南方方言与中古汉语的关系：由于我国北方战乱较多，尤其中原地区，极易受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而这种现象在“五胡乱华”、“永嘉之乱”时期更是达到了顶峰，南北朝时期的北方更是长期受异族统治，唐末的战乱也是民众苦不堪言，因此，古中原人开始大规模南迁，中原雅音系统逐步南移至江西、湖南。随后迁移到韶关、珠江流域，南宋末年迁移到两广地区。 目前，在普通话和北方各大方言中、长江流域以北地区，只保留了很少一部分雅言的音韵特征，而南方方言中的粤语、闽南语、客家话则较多的承载了唐宋雅言的音韵特征。而粤语更是有古汉语“活化石”之称。许多唐诗宋词用粤语来读要更有韵味。所以说，文首谈到的那位为河南话鸣不平的同学，其关于李白、杜甫等人使用河南话交流的观点也是不对的，至少他们那时的河南话和现在的河南话不是一个概念，那时的河南话更接近现在的粤语。而历史久远的吴语也保留了相当一部分古汉语的音韵特征，比如“远上寒山石径斜”那个例子，用苏州话读就不存在谐音问题。吴语保留了古汉语全浊声母，而这些音在大多数中国方言已经不存在。而且吴语也对日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果你通晓吴语或闽语，那在学日语的时候可以省不少事。 李白和近期很忙的杜甫也表示，他们俩之间从来没用河南话交流过。 我们同样也可以利用朝鲜语、日语和越南语来反推古音，这些语言从汉语中“借用”了大量的汉字读音。《广韵》里记载的“于”和“余”，“英”和“应”，“益”和“亿”，都有着不同的发音。今天，这些差别在几乎所有的汉语方言中都已消失，却依然保留在越南语中。通过这种“出口转内销”的方法，可以了解到古时汉语的读音。 古汉语同样受到了外来语“借词”的影响，唐代之前译“印度”作“身毒”或“天竺”，我们就可以据此了解到当时竺、毒二字读音接近。同样，“佛”（buddha）最初译为“浮屠”和“浮图”，稍后译为“佛图”和“佛陀”，可知汉时的“屠”和“图”念da，入唐后不再念da，而改用另一个当时念da的“陀”字。 近古汉语：一般指元明清时期的汉语，此时汉语的语音相比中古汉语发生了重大变化，改变了语音系统的格局，重要的音变有全浊音和入声的消失。在近古汉语所处的历史时期，很多方言已经和通用语平行发展，已有了现代方言的雏形。 （文章内容来自：优米网）相关问题:古人是怎么交流的与人交流怎样能找到话说呢？古人说的话是不是一定对的

1 学习文言文的重要性

最直接的重要性就是：你考试要考，不学考试不及格你就会倒霉。（这个是说笑的）

文言文是中国几千年文化积淀的载体，通过学习文言文，可以拓宽视野，培养自己的文化底蕴。中华文明是有延续性的，中华文化又是融会贯通的，很多现在我们所需要的知识在古代典籍中都能找到，如果对文言文一窍不通，那根本无法深入研究。而且文言文并不是学文科的人才需要学。比如说你要做个物理学家，古文献中有很多物理知识，以散文或笔记小说的形式记录下来了，你需要参考这些文献，但是并不会有人帮你翻译好现成的现代汉语，那你只能自己捧着古书看古文了。又比如说你想成为一名企业家，古代有很多管理哲学可以借鉴，又需要你从古籍中去学习，看不懂文言文不是很惨？

再从个人修养上来说，通过学习文言文，可以提高自己的素养，深化自己的思想，对个人气质、生活态度都有影响。

所以咯，有兴趣就好好学，没兴趣的至少也打个基础吧。总有一天是用得到的。

2 现代文言文的重要性

首先，我们衡量一门学科或者某种学问的标准不应该是有用和无用这样简单地加以论断，有用和无用只是相对的，并不能以我们目前不需要，不喜欢它，而说它无用。

其次，当前我们的白话文都是演变自文言文，其历史也不过一百年而已。我们岂能忘本？第三，我们虽然不用文言文，但是，目前生活中常用的很多词语都保留了文言文，如果不加以学习是难以理解的。

比如，见谅二字，有多少人知道见的意思呢？见的意思是指我，受事方。也就是谅我，即原谅我。

再次，我们不难发现很多古代诗文还是有很多能感染我们的。比如劝学，六国论，兰亭集序，不胜枚举。

最后，文言文对于陶冶情操也是有重要作用的。同时，当前还是有很多人喜欢文言文的。

希望你也能多看看古代诗文，毕竟中国号称博大精深。但是现状可悲呀。

中国文化之本不可丢。

3 学好古文最重要的是什么

怎样学习文言文教育部基础教育司推荐的两套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中，文言文的教学占了整个教学内容的40%，而且相对集中在高一年级。

其中，高中《语文〈试验本〉》高一年级两个学期各6个单元，文言文分别占3个单元；《高中语文实验课本》高一年级则全年集中文言文教学，上下册各4个单元。在文言文教学总量扩大、要求提高的情况下，如何学好文言文，本文想结合教学大纲的具体要求，谈一些想法。

新修订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对文言文教学，提出了这样的要求：诵读古典诗词和浅易文言文，理解词句的含义和作品的思想内容，背诵一定数量的名篇。重点掌握常见的150个文言实词，18个文言虚词和重要的文言句式在课文中的用法。

教学大纲的要求，有两层基本涵义：一是文言文阅读的要求和方法，二是文言基础知识的积累和掌握。下面试作分别说明。

首先，文言文阅读的要求和方法，概括地说，就是诵读、理解、背诵 。诵读、理解、背诵，诵读是核心、是关键、是文言文学习的立足点。

所谓诵读，朱自清先生曾说：“诵读是一种教学过程，目的在培养学生的了解和写作能力，教学的时候先由老师范读，后由学生跟着读，再由学生练着读，有时还得背诵，除背诵以外都可以看着书。”由此可以看出，在诵读教学中，除掉老师的范读外，学生所要作的就是“跟着读”、“练着读”、“背诵”和“看着书（读）”，换句话说，诵读就是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主动参与的积极探究的学习过程。

这当中，读是关键。读，首先要听老师范读。

从老师的范读中应该领悟些什么，请看梁实秋先生回忆他的老师徐锦澄先生讲课：徐先生于介绍作者之后，朗诵全文一遍，这一遍朗诵可很有意思。……不论是古文或白话，一字不苟地吟咏一番，好像是演员在背台词，他把文字里的蕴藏着的意义好像都给宣泄出来了。

他念得有腔有调，有板有眼，有感情，有气势，有抑扬顿挫，我们听了之后，好像是已经领会到原文的意义的一半了。好文章掷地作金石声，那也许是过于夸张，但必须可以琅琅上口，那却是真的。

从这里可以看出，文章的腔调、板眼、感情、气势、抑扬顿挫以及所蕴藏着的意义，都要通过朗诵表达出来。而学生在听老师的范读中，也正要获得对文章的这方面的最初的也是最直观的印象和认识，从而激发起自己诵读的欲望，以达到进一步“理解词句的含义和作品的思想内容”的目的。

腔调、板眼、感情、气势、抑扬顿挫以及文字所蕴藏着的意义等等，不是一下子就读得出来的，它是学生在不断地听范读、跟着读、练着读的诵读过程中逐步体会、领悟、感知得来的。尤其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要读音正确。

这是由于文言文中多生僻字，又间有通假字、多音字和破读所决定的。一般来说，课文注释中对这一些都注明了读音，要依据注音，认真读准。

这里要着重提一提“破读”的问题。所谓“破读”，就是改变字（词）的读音以区别不同的意义或词性的一种方法。

如“衣”用作名词时读yī，用作动词（穿衣）时读yì；“食”在表示吃时读shí， 在表示给人吃时读sì。不过现在有的破读音已经进入现代汉语中，一般字典也已有注明，如美好的“好”（形容词）读hǎo，爱好的“好”（动词）读hào，难易的“难”（形容词）读nán，灾难的“难”读nàn等等。

而有些破读现在已不加特别区分，如叶公好龙的“叶”，旧读shè，现在可以读为yè了。掌握破读，对辨析词性词义，加深对文言文的理解，是很有必要的。

第二要注意停顿。包括句中停顿和句间停顿。

能正确划分句中停顿和句间停顿，表明了对语句层次和大意的正确理解，这要在对词句含义理解的训练中，通过诵读来实现。 此外，还要注意读出语气、读出语势，等等。

实际上，诵读就是在初步理解的基础上，反复熟读课文，逐步加深理解，直至可以背诵的学习过程。 我们不赞成在文言文的学习中，搞繁琐的语法分析，机械的诵记名词术语，也不主张呆板的所谓字字落实、句句落实。

我们主张学习文言文，要在诵读中感知，在诵读中领悟，在诵读中积累语言的素材，最后达到将文言变成自己语言习惯的一个部分。 这样的一个学习过程，诵读、识记、理解是同步进行的。

我们所说的对文言文的理解，主要是指对文章内容上的整体的领会、把握。这种领会和把握应当：①着眼于全篇的内容；②着眼于文意的沟通；③着眼于文章的篇章。

至于背诵，这也是由于文言文学习的特殊性所决定的。字词的识记，词句含义的理解，作品思想内容的把握，都要靠熟读成诵才能做到。

而且，语言文字的学习，概念和规则并不是最重要的，不是记住了规则就能说话、写作、阅读；语言学习是先实践、运用，然后理解。因而语文学习需要背诵，而文言文的学习则更强调背诵了。

能够“诵读古典诗词和浅易文言文，理解词句的含义和作品的思想内容”，主要靠背诵量的不断积累。因此，新修订的小学、初中、高中语文教学大纲，都对背诵作了量的规定。

其中，小学背诵古诗词80首，初中背诵文言文20篇、古诗词50首，高中背诵古文20篇、诗词曲50首。这样一些篇目全部诵读至背诵，烂熟于心，达到上述文言文阅读。

4 急求 中讲对富人,领导,朋友,聪明人沟通的那段文言文

《鬼谷子》转丸①第十三

原文：

说者②，说之也；说之者，资③之也。饰言④者，假⑤之也；假之者，益损⑥也。应对⑦者，利辞⑧也；利辞者，轻论⑨也。成义者，明之也；明之者，符验也。难言者，却论也；却论者，钓几也。佞言者，谄而于忠；谀言者，博而于智；平言者，决而于勇；戚言者，权而于言；静言者，反而于胜。先意承欲者，谄也；繁称文辞者，博也；策选进谋者，权也。纵舍不疑者，决也；先分不足而窒非者，反也。故口者，机关也，所以关闭情意也。耳目者，心之佐助也，所以窥间奸邪。故曰：“参调而应，利道而动。”故繁言而不乱，翱翔而不迷，变易而不危者，观要得理。故无目者不可示以五色。无耳者，不可告以五音。故不可以往者，无所开之也；不可以来者，无所受之也。物有不通者，故不事也。古人有言曰：“口可以食，不可以言。”言有讳忌也；“众口烁金”，言有曲故也。人之情，出言则欲听，举事则欲成。是故智者不用其所短，而用愚人之所长；不用其所拙，而用愚人之所巧，故不困也。言其有利者，从其所长也；言其有害者，避其所短也。故介虫之捍也，必以坚厚。螫虫之动也，必以毒螫。故禽兽知用其所长，而谈者知用其用也。

故曰：“辞言五，曰病、曰恐、曰忧、曰怒、曰喜。”病者，感衰气而不神也；恐者，肠绝而无主也；忧者，闭塞而不泄也；怒者，妄动而不治也；喜者，宣散而无要也。此五者，精则用之，利则行之。故与智者言，依于博；与博者言；依于辨，与辨者言，依于要；与贵者言，依于势；与富者言，依于豪；与贫者言，依于利；与贱者言，依于谦；与勇者言，依于敢；与愚者言，依于锐。此其术也，而人常反之。是故与智者言，将此以明之；与不智者言，将此以教之；而甚难为也。故言多类，事多变，故终日言，不失其类，故事不乱。终日变，而不失其主，故智贵不妄。听贵聪，智贵明，辞贵奇。

注释

①转丸：灵活、婉转。《文心雕龙·论说》：“转丸骋其巧辞，飞钳伏其精术。”《草堂诗笺》：“应对如转丸，疏通略文字”。这里指巧言善辩。

②说者：游说的人。

③资：供给，资助。

④饰言：有修饰的语言，也就是很好听的话。

⑤假：借，引申为凭借、借助。

⑥益损：增减的意思。

⑦应对：应酬、答对。

⑧利辞：伶俐的言辞。

⑨轻论：轻浮、不庄重的言论。

5 古人著作为什么要用文言文

古代人平时说话也是用文言文吗？还是用白话文说话呢？

古代也是文白分开的！除了先秦时期，因为文言文就是那时的口语演变而来。换言之，古人说话是一套语言，写文章是一套语言。说话用口语，写作用文言。你会觉得这样搞岂不是太麻烦？为什么不合二为一，直接写白话文呢？

古人早都想到了，之所以设计两套语言是因为古人发现口语变化真的好快啊！而且不同地方人的口语差别也好大啊！那么如何进行跨越时空交流呢？当然是设计一套固定不变，贯通古今的语言，专门用来写作！这套语言一经形成，千年不变，于是后世的子孙只需加以学习，便畅读祖先文章，明晓其意，简直是跨越千年的沟通！这便是文言文的最重要作用！

君不见，2000年过去了，你还能读懂司马迁的《史记》，这就要归功于文言文了。假使当年没有文言文，全写白话文，那司马迁就等于是将口述历史记录下来，然后就成一本书。那我们现在拿到手里，啥也读不懂了！因为2000年过去了，口语变化实在太大了！不异于鸡同鸭讲啊！不信你回忆下，中学时代，读鲁迅的文章是不是感觉很佶屈聱牙啊？ 没错！谁让他们那批人搞白话文运动，净写白话呢！这就是白话的坏处，须知鲁迅距今才百年而已。

古人说话是不可能说文言的，因为文言是写作语言，要推敲用词，用在笔头写，不用在口头上。而且只有读书人学习以后才能掌握，一般老百姓不可能满嘴之乎者也，他们不会！至于读书人嘛，肯定说的也是白话，但是文言写多了，难免有些词汇、句子从嘴里蹦出来。于是，读书人的口语中可能会夹杂一些之乎者也。这也很正常，就像你现在碰见个文化人，会感觉他说话文绉绉的一样。

6 请问有什么能在与别人交流过程中,夸人认真,或者夸人有文笔,夸

卫风·淇奥

《诗经·国风》

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终不可谖兮。

瞻彼淇奥，绿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莹，会弁如星。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终不可谖兮。

瞻彼淇奥，绿竹如箦。有匪君子，如金如锡，如圭如璧。宽兮绰兮，猗重较兮。善戏谑兮，不为虐兮。

白话译文

看那淇水弯弯岸，碧绿竹林片片连。高雅先生是君子，学问切磋更精湛，品德琢磨更良善。神态庄重胸怀广，地位显赫很威严。高雅先生真君子，一见难忘记心田。

看那淇水弯弯岸，绿竹袅娜连一片。高雅先生真君子，美丽良玉垂耳边，宝石镶帽如星闪。神态庄重胸怀广，地位显赫更威严。高雅先生真君子，一见难忘记心田。

看那淇水弯弯岸，绿竹葱茏连一片。高雅先生真君子，青铜器般见精坚，玉礼器般见庄严。宽宏大量真旷达，倚靠车耳驰向前。谈吐幽默真风趣，开个玩笑人不怨。

《国风·卫风·淇奥》是中国古代现实主义诗集《诗经》中的一首赞美男子形象的诗歌。全诗三章，每章九句。诗采用借物起兴的手法，每章均以“绿竹”起兴，借绿竹的挺拔、青翠、浓密来赞颂君子的高风亮节，开创了以竹喻人的先河。此诗运用大量的比喻，首章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到第三章“如金如锡，如圭如璧”表现了一种变化，一种过程，寓示君子之美在于后天的积学修养，磨砺道德。

《诗经》中有许多人物的赞歌，称赞的对象也很广泛。其中重要一类被称颂的对象，是各地的良臣名将。《淇奥》就是一曲形象的赞歌，而时间、地点、人物的指涉性不强，因此可以说，诗中形象并非实指，而是周王朝时代一个品德高尚的士大夫，具有泛指意蕴。全诗分三章，反覆吟咏。但在内容上，并不按诗章分派，而是融汇赞美内容于三章之中。这是因为诗歌本身比较短小，不能长篇铺叙，无法按称颂对象的各个方面一一分述，只能混涵概括，点到为止。同时，三章内容基本一致，就起了反复歌颂的作用，使听者印象更加深刻。

《淇奥》反复吟颂了士大夫几个方面的优秀之处：首先是外貌。这位官员相貌堂堂，仪表庄重，身材高大，衣服也整齐华美。“充耳琇莹”、“会弁如星”，连冠服上的装饰品也是精美的。外貌的描写，对于塑造一个高雅君子形象，是很重要的。这是给读者的第一印象。其次是才能。“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文章学问很好。实际上，这是赞美这位君子的行政处事的能力。因为卿大夫从政，公文的起草制定，是主要工作内容。至于“猗重较兮”、“善戏谑兮”，突出君子的外事交际能力。春秋时诸侯国很多，能对应诸侯，不失国体，对每个士大夫都是个考验。看来，诗歌从撰写文章与交际谈吐两方面，表达了这君子处理内政和处理外事的杰出能力，突出了良臣的形象。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方面，是歌颂了这位君子的品德高尚。“如圭如璧，宽兮绰兮”，意志坚定，忠贞纯厚，心胸宽广，平易近人，的确是一位贤人。正因为他是个贤人，从政就是个良臣，再加上外貌装饰的庄重华贵，更加使人尊敬了。所以，第一、第二两章结束两句，都是直接的歌颂：“有匪君子，终不可谖兮！”从内心世界到外貌装饰，从内政公文到外事交涉，这位士大夫都是当时典型的贤人良臣，获得人们的称颂，是必然的了。此诗就是这样从三个方面，从外到内，突出了君子的形象。诗中一些句子，如“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善戏谑兮，不为虐兮”成为日后人们称许某种品德或性格的词语，可见《淇奥》一诗影响之深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