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是中国古代科学中一门重要的学科，根据中国古代数学发展的特点，可以分为五个时期：萌芽；体系的形成；发展；繁荣和中西方数学的融合。

一、中国古代数学的萌芽原始公社末期，私有制和货物交换产生以后，数与形的概念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仰韶文化时期出土的陶器，上面已刻有表示1234的符号。到原始公社末期，已开始用文字符号取代结绳记事了。

西安半坡出土的陶器有用1～8个圆点组成的等边三角形和分正方形为100个小正方形的图案，半坡遗址的房屋基址都是圆形和方形。为了画圆作方，确定平直，人们还创造了规、矩、准、绳等作图与测量工具。据《史记·夏本纪》记载，夏禹治水时已使用了这些工具。

商代中期，在甲骨文中已产生一套十进制数字和记数法，其中最大的数字为三万；与此同时，殷人用十个天干和十二个地支组成甲子、乙丑、丙寅、丁卯等60个名称来记60天的日期；在周代，又把以前用阴、阳符号构成的八卦表示八种事物发展为六十四卦，表示64种事物。

公元前一世纪的《周髀算经》提到西周初期用矩测量高、深、广、远的方法，并举出勾股形的勾三、股四、弦五以及环矩可以为圆等例子。《礼记·内则》篇提到西周贵族子弟从九岁开始便要学习数目和记数方法，他们要受礼、乐、射、驭、书、数的训练，作为“六艺”之一的数已经开始成为专门的课程。

春秋战国之际，筹算已得到普遍的应用，筹算记数法已使用十进位值制，这种记数法对世界数学的发展是有划时代意义的。这个时期的测量数学在生产上有了广泛应用，在数学上亦有相应的提高。

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也促进了数学的发展，尤其是对于正名和一些命题的争论直接与数学有关。名家认为经过抽象以后的名词概念与它们原来的实体不同，他们提出“矩不方，规不可以为圆”，把“大一”(无穷大)定义为“至大无外”，“小一”(无穷小)定义为“至小无内”。还提出了“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等命题。

而墨家则认为名来源于物，名可以从不同方面和不同深度反映物。墨家给出一些数学定义。例如圆、方、平、直、次(相切)、端(点)等等。

墨家不同意“一尺之棰”的命题，提出一个“非半”的命题来进行反驳：将一线段按一半一半地无限分割下去，就必将出现一个不能再分割的“非半”，这个“非半”就是点。

名家的命题论述了有限长度可分割成一个无穷序列，墨家的命题则指出了这种无限分割的变化和结果。名家和墨家的数学定义和数学命题的讨论，对中国古代数学理论的发展是很有意义的。

二、中国古代数学体系的形成

秦汉是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经济和文化均得到迅速发展。中国古代数学体系正是形成于这个时期，它的主要标志是算术已成为一个专门的学科，以及以《九章算术》为代表的数学著作的出现。

《九章算术》是战国、秦、汉封建社会创立并巩固时期数学发展的总结，就其数学成就来说，堪称是世界数学名著。例如分数四则运算、今有术(西方称三率法)、开平方与开立方(包括二次方程数值解法)、盈不足术(西方称双设法)、各种面积和体积公式、线性方程组解法、正负数运算的加减法则、勾股形解法(特别是勾股定理和求勾股数的方法)等，水平都是很高的。其中方程组解法和正负数加减法则在世界数学发展上是遥遥领先的。就其特点来说，它形成了一个以筹算为中心、与古希腊数学完全不同的独立体系。

《九章算术》有几个显著的特点：采用按类分章的数学问题集的形式；算式都是从筹算记数法发展起来的；以算术、代数为主，很少涉及图形性质；重视应用，缺乏理论阐述等。

这些特点是同当时社会条件与学术思想密切相关的。秦汉时期，一切科学技术都要为当时确立和巩固封建制度，以及发展社会生产服务，强调数学的应用性。最后成书于东汉初年的《九章算术》，排除了战国时期在百家争鸣中出现的名家和墨家重视名词定义与逻辑的讨论，偏重于与当时生产、生活密切相结合的数学问题及其解法，这与当时社会的发展情况是完全一致的。

《九章算术》在隋唐时期曾传到朝鲜、日本，并成为这些国家当时的数学教科书。它的一些成就如十进位值制、今有术、盈不足术等还传到印度和阿拉伯，并通过印度、阿拉伯传到欧洲，促进了世界数学的发展。

三、中国古代数学的发展

魏、晋时期出现的玄学，不为汉儒经学束缚，思想比较活跃；它诘辩求胜，又能运用逻辑思维，分析义理，这些都有利于数学从理论上加以提高。吴国赵爽注《周髀算经》，汉末魏初徐岳撰《九章算术》注，魏末晋初刘徽撰《九章算术》注、《九章重差图》都是出现在这个时期。赵爽与刘徽的工作为中国古代数学体系奠定了理论基础。

赵爽是中国古代对数学定理和公式进行证明与推导的最早的数学家之一。他在《周髀算经》书中补充的“勾股圆方图及注”和“日高图及注”是十分重要的数学文献。在“勾股圆方图及注”中他提出用弦图证明勾股定理和解勾股形的五个公式；在“日高图及注”中，他用图形面积证明汉代普遍应用的重差公式，赵爽的工作是带有开创性的，在中国古代数学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

刘徽约与赵爽同时，他继承和发展了战国时期名家和墨家的思想，主张对一些数学名词特别是重要的数学概念给以严格的定义，认为对数学知识必须进行“析理”，才能使数学著作简明严密，利于读者。他的《九章算术》注不仅是对《九章算术》的方法、公式和定理进行一般的解释和推导，而且在论述的过程中有很大的发展。刘徽创造割圆术，利用极限的思想证明圆的面积公式，并首次用理论的方法算得圆周率为 157/50和 3927/1250。

刘徽用无穷分割的方法证明了直角方锥与直角四面体的体积比恒为2:1，解决了一般立体体积的关键问题。在证明方锥、圆柱、圆锥、圆台的体积时，刘徽为彻底解决球的体积提出了正确途径。

东晋以后，中国长期处于战争和南北分裂的状态。祖冲之父子的工作就是经济文化南移以后，南方数学发展的具有代表性的工作，他们在刘徽注《九章算术》的基础上，把传统数学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他们的数学工作主要有：计算出圆周率在31415926～31415927之间；提出祖暅原理；提出二次与三次方程的解法等。

据推测，祖冲之在刘徽割圆术的基础上，算出圆内接正6144边形和正12288边形的面积，从而得到了这个结果。他又用新的方法得到圆周率两个分数值，即约率22/7和密率355/113。祖冲之这一工作，使中国在圆周率计算方面，比西方领先约一千年之久；

祖冲之之子祖暅总结了刘徽的有关工作，提出“幂势既同则积不容异”，即等高的两立体，若其任意高处的水平截面积相等，则这两立体体积相等，这就是著名的祖暅公理。祖暅应用这个公理，解决了刘徽尚未解决的球体积公式。

隋炀帝好大喜功，大兴土木，客观上促进了数学的发展。唐初王孝通的《缉古算经》，主要讨论土木工程中计算土方、工程分工、验收以及仓库和地窖的计算问题，反映了这个时期数学的情况。王孝通在不用数学符号的情况下，立出数字三次方程，不仅解决了当时社会的需要，也为后来天元术的建立打下基础。此外，对传统的勾股形解法，王孝通也是用数字三次方程解决的。

唐初封建统治者继承隋制，656年在国子监设立算学馆，设有算学博士和助教，学生30人。由太史令李淳风等编纂注释《算经十书》，作为算学馆学生用的课本，明算科考试亦以这些算书为准。李淳风等编纂的《算经十书》，对保存数学经典著作、为数学研究提供文献资料方面是很有意义的。他们给《周髀算经》、《九章算术》以及《海岛算经》所作的注解，对读者是有帮助的。隋唐时期，由于历法的需要，天算学家创立了二次函数的内插法，丰富了中国古代数学的内容。

算筹是中国古代的主要计算工具，它具有简单、形象、具体等优点，但也存在布筹占用面积大，运筹速度加快时容易摆弄不正而造成错误等缺点，因此很早就开始进行改革。其中太乙算、两仪算、三才算和珠算都是用珠的槽算盘，在技术上是重要的改革。尤其是“珠算”，它继承了筹算五升十进与位值制的优点，又克服了筹算纵横记数与置筹不便的缺点，优越性十分明显。但由于当时乘除算法仍然不能在一个横列中进行。算珠还没有穿档，携带不方便，因此仍没有普遍应用。

唐中期以后，商业繁荣，数字计算增多，迫切要求改革计算方法，从《新唐书》等文献留下来的算书书目，可以看出这次算法改革主要是简化乘、除算法，唐代的算法改革使乘除法可以在一个横列中进行运算，它既适用于筹算，也适用于珠算。

四、中国古代数学的繁荣

960年，北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五代十国割据的局面。北宋的农业、手工业、商业空前繁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火药、指南针、印刷术三大发明就是在这种经济高涨的情况下得到广泛应用。1084年秘书省第一次印刷出版了《算经十书》，1213年鲍擀之又进行翻刻。这些都为数学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从11～14世纪约300年期间，出现了一批著名的数学家和数学著作，如贾宪的《黄帝九章算法细草》，刘益的《议古根源》，秦九韶的《数书九章》，李冶的《测圆海镜》和《益古演段》，杨辉的《详解九章算法》《日用算法》和《杨辉算法》，朱世杰的《算学启蒙》《四元玉鉴》等，很多领域都达到古代数学的高峰，其中一些成就也是当时世界数学的高峰。

从开平方、开立方到四次以上的开方，在认识上是一个飞跃，实现这个飞跃的就是贾宪。杨辉在《九章算法纂类》中载有贾宪“增乘开平方法”、“增乘开立方法”；在《详解九章算法》中载有贾宪的“开方作法本源”图、“增乘方法求廉草”和用增乘开方法开四次方的例子。根据这些记录可以确定贾宪已发现二项系数表，创造了增乘开方法。这两项成就对整个宋元数学发生重大的影响，其中贾宪三角比西方的帕斯卡三角形早提出600多年。

把增乘开方法推广到数字高次方程(包括系数为负的情形)解法的是刘益。《杨辉算法》中“田亩比类乘除捷法”卷，介绍了原书中22个二次方程和 1个四次方程，后者是用增乘开方法解三次以上的高次方程的最早例子。

秦九韶是高次方程解法的集大成者，他在《数书九章》中收集了21个用增乘开方法解高次方程(最高次数为10)的问题。为了适应增乘开方法的计算程序，奏九韶把常数项规定为负数，把高次方程解法分成各种类型。当方程的根为非整数时，秦九韶采取继续求根的小数，或用减根变换方程各次幂的系数之和为分母，常数为分子来表示根的非整数部分，这是《九章算术》和刘徽注处理无理数方法的发展。在求根的第二位数时，秦九韶还提出以一次项系数除常数项为根的第二位数的试除法，这比西方最早的霍纳方法早500多年。

元代天文学家王恂、郭守敬等在《授时历》中解决了三次函数的内插值问题。秦九韶在“缀术推星”题、朱世杰在《四元玉鉴》“如象招数”题都提到内插法(他们称为招差术)，朱世杰得到一个四次函数的内插公式。

用天元(相当于x)作为未知数符号，立出高次方程，古代称为天元术，这是中国数学史上首次引入符号，并用符号运算来解决建立高次方程的问题。现存最早的天元术著作是李冶的《测圆海镜》。

从天元术推广到二元、三元和四元的高次联立方程组，是宋元数学家的又一项杰出的创造。留传至今，并对这一杰出创造进行系统论述的是朱世杰的《四元玉鉴》。

朱世杰的四元高次联立方程组表示法是在天元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把常数放在中央，四元的各次幂放在上、下、左、右四个方向上，其他各项放在四个象限中。朱世杰的最大贡献是提出四元消元法，其方法是先择一元为未知数，其他元组成的多项式作为这未知数的系数，列成若干个一元高次方程式，然后应用互乘相消法逐步消去这一未知数。重复这一步骤便可消去其他未知数，最后用增乘开方法求解。这是线性方法组解法的重大发展，比西方同类方法早400多年。

勾股形解法在宋元时期有新的发展，朱世杰在《算学启蒙》卷下提出已知勾弦和、股弦和求解勾股形的方法，补充了《九章算术》的不足。李冶在《测圆海镜》对勾股容圆问题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得到九个容圆公式，大大丰富了中国古代几何学的内容。

已知黄道与赤道的夹角和太阳从冬至点向春分点运行的黄经余弧，求赤经余弧和赤纬度数，是一个解球面直角三角形的问题，传统历法都是用内插法进行计算。元代王恂、郭守敬等则用传统的勾股形解法、沈括用会圆术和天元术解决了这个问题。不过他们得到的是一个近似公式，结果不够精确。但他们的整个推算步骤是正确无误的，从数学意义上讲，这个方法开辟了通往球面三角法的途径。

中国古代计算技术改革的高潮也是出现在宋元时期。宋元明的历史文献中载有大量这个时期的实用算术书目，其数量远比唐代为多，改革的主要内容仍是乘除法。与算法改革的同时，穿珠算盘在北宋可能已出现。但如果把现代珠算看成是既有穿珠算盘，又有一套完善的算法和口诀，那么应该说它最后完成于元代。

宋元数学的繁荣，是社会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传统数学发展的必然结果。此外，数学家们的科学思想与数学思想也是十分重要的。宋元数学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反对理学家的象数神秘主义。秦九韶虽曾主张数学与道学同出一源，但他后来认识到，“通神明”的数学是不存在的，只有“经世务类万物”的数学；莫若在《四元玉鉴》序文中提出的“用假象真，以虚问实”则代表了高度抽象思维的思想方法；杨辉对纵横图结构进行研究，揭示出洛书的本质，有力地批判了象数神秘主义。所有这些，无疑是促进数学发展的重要因素。

中西方数学的融合

中国从明代开始进入了封建社会的晚期，封建统治者实行极权统治，宣传唯心主义哲学，施行八股考试制度。在这种情况下，除珠算外，数学发展逐渐衰落。

16世纪末以后，西方初等数学陆续传入中国，使中国数学研究出现一个中西融合贯通的局面；鸦片战争以后，近代数学开始传入中国，中国数学便转入一个以学习西方数学为主的时期；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近代数学研究才真正开始。

从明初到明中叶，商品经济有所发展，和这种商业发展相适应的是珠算的普及。明初《魁本对相四言杂字》和《鲁班木经》的出现，说明珠算已十分流行。前者是儿童看图识字的课本，后者把算盘作为家庭必需用品列入一般的木器家具手册中。

随着珠算的普及，珠算算法和口诀也逐渐趋于完善。例如王文素和程大位增加并改善撞归、起一口诀；徐心鲁和程大位增添加、减口诀并在除法中广泛应用归除，从而实现了珠算四则运算的全部口诀化；朱载墒和程大位把筹算开平方和开立方的方法应用到珠算，程大位用珠算解数字二次、三次方程等等。程大位的著作在国内外流传很广，影响很大。

1582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到中国，1607年以后，他先后与徐光启翻译了《几何原本》前六卷、《测量法义》一卷，与李之藻编译《圜容较义》和《同文算指》。1629年，徐光启被礼部任命督修历法，在他主持下，编译《崇祯历书》137卷。《崇祯历书》主要是介绍欧洲天文学家第谷的地心学说。作为这一学说的数学基础，希腊的几何学，欧洲玉山若干的三角学，以及纳皮尔算筹、伽利略比例规等计算工具也同时介绍进来。

在传入的数学中，影响最大的是《几何原本》。《几何原本》是中国第一部数学翻译著作，绝大部分数学名词都是首创，其中许多至今仍在沿用。徐光启认为对它“不必疑”、“不必改”，“举世无一人不当学”。《几何原本》是明清两代数学家必读的数学书，对他们的研究工作颇有影响。

其次应用最广的是三角学，介绍西方三角学的著作有《大测》《割圆八线表》和《测量全义》。《大测》主要说明三角八线(正弦、余弦、正切、余切、正割、余割、正矢、余矢)的性质，造表方法和用表方法。《测量全义》除增加一些《大测》所缺的平面三角外，比较重要的是积化和差公式和球面三角。所有这些，在当时历法工作中都是随译随用的。

1646年，波兰传教士穆尼阁来华，跟随他学习西方科学的有薛凤柞、方中通等。穆尼阁去世后，薛凤柞据其所学，编成《历学会通》，想把中法西法融会贯通起来。《历学会通》中的数学内容主要有比例对数表》《比例四线新表》和《三角算法》。前两书是介绍英国数学家纳皮尔和布里格斯发明增修的对数。后一书除《崇祯历书》介绍的球面三角外，尚有半角公式、半弧公式、德氏比例式、纳氏比例式等。方中通所著《数度衍》对对数理论进行解释。对数的传入是十分重要，它在历法计算中立即就得到应用。

清初学者研究中西数学有心得而著书传世的很多，影响较大的有王锡阐《图解》、梅文鼎《梅氏丛书辑要》(其中数学著作13种共40卷)、年希尧《视学》等。梅文鼎是集中西数学之大成者。他对传统数学中的线性方程组解法、勾股形解法和高次幂求正根方法等方面进行整理和研究，使濒于枯萎的明代数学出现了生机。年希尧的《视学》是中国第一部介绍西方透视学的著作。

清康熙皇帝十分重视西方科学，他除了亲自学习天文数学外，还培养了一些人才和翻译了一些著作。1712年康熙皇帝命梅彀成任蒙养斋汇编官，会同陈厚耀、何国宗、明安图、杨道声等编纂天文算法书。1721年完成《律历渊源》100卷，以康熙“御定”的名义于1723年出版。其中《数理精蕴》主要由梅彀成负责，分上下两编，上编包括《几何原本》、《算法原本》，均译自法文著作；下编包括算术、代数、平面几何平面三角、立体几何等初等数学，附有素数表、对数表和三角函数表。由于它是一部比较全面的初等数学百科全书，并有康熙“御定”的名义，因此对当时数学研究有一定影响。

综上述可以看到，清代数学家对西方数学做了大量的会通工作，并取得许多独创性的成果。这些成果，如和传统数学比较，是有进步的，但和同时代的西方比较则明显落后了。

雍正即位以后，对外闭关自守，导致西方科学停止输入中国，对内实行高压政策，致使一般学者既不能接触西方数学，又不敢过问经世致用之学，因而埋头于究治古籍。乾嘉年间逐渐形成一个以考据学为主的乾嘉学派。

随着《算经十书》与宋元数学著作的收集与注释，出现了一个研究传统数学的高潮。其中能突破旧有框框并有发明创造的有焦循、汪莱、李锐、李善兰等。他们的工作，和宋元时代的代数学比较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和西方代数学比较，在时间上晚了一些，但这些成果是在没有受到西方近代数学的影响下独立得到的。

与传统数学研究出现高潮的同时，阮元与李锐等编写了一部天文数学家传记—《畴人传》，收集了从黄帝时期到嘉庆四年已故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270余人(其中有数学著作传世的不足50人)，和明末以来介绍西方天文数学的传教士41人。这部著作全由“掇拾史书，荃萃群籍，甄而录之”而成，收集的完全是第一手的原始资料，在学术界颇有影响。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近代数学开始传入中国。首先是英人在上海设立墨海书馆，介绍西方数学。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曾国藩、李鸿章等官僚集团开展“洋务运动”，也主张介绍和学习西方数学，组织翻译了一批近代数学著作。

其中较重要的有李善兰与伟烈亚力翻译的《代数学》《代微积拾级》；华蘅芳与英人傅兰雅合译的《代数术》《微积溯源》《决疑数学》；邹立文与狄考文编译的《形学备旨》《代数备旨》《笔算数学》；谢洪赉与潘慎文合译的《代形合参》《八线备旨》等等。

《代微积拾级》是中国第一部微积分学译本；《代数学》是英国数学家德·摩根所著的符号代数学译本；《决疑数学》是第一部概率论译本。在这些译著中，创造了许多数学名词和术语，至今还在应用，但所用数学符号一般已被淘汰了。戊戌变法以后，各地兴办新法学校，上述一些著作便成为主要教科书。

在翻译西方数学著作的同时，中国学者也进行一些研究，写出一些著作，较重要的有李善兰的《尖锥变法解》《考数根法》；夏弯翔的《洞方术图解》《致曲术》《致曲图解》等等，都是会通中西学术思想的研究成果。

由于输入的近代数学需要一个消化吸收的过程，加上清末统治者十分腐败，在太平天国运动的冲击下，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掠夺下，焦头烂额，无暇顾及数学研究。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近代数学的研究才真正开始。

赈灾拼音：zhèn zāi

赈灾

释义：赈济灾荒，亦作“赈灾”。救济灾民。

词语分解

赈的解释 ： 救济：赈济。赈灾。赈捐。赈恤。以工代赈。放赈。 富裕：“邑居隐（殷）赈”。 笔画数：； 部首：贝； 笔顺编号：

灾的解释： 水、火、荒旱等所造成的祸害：水灾。火灾。灾难。灾害。灾患。 个人的不幸遭遇：招灾惹祸。幸灾乐祸。破财消灾。 笔画数：； 部首：火； 笔顺编号：

古代赈灾

古籍文献：明 徐光启 《农政全书》卷三：“ 穆皇帝 清浄化民，宽仁驭下。二年之耕籍，三年之赈灾，休有烈光。”《清会典事例·户部·蠲恤七》：“又覆准，赈灾之时，饬令地方官豫将被灾分数，及赈恤事宜，先行宣示。” 洪深 《青龙潭》第三幕：“拿出有限几个钱装点场面；同时倒要抢在头里做一名赈灾董事。”

16世纪末，一些西方国家开始向资本主义迈出一步，而古代中国还在封建社会蹒跚而行。中国自然科学的一些部门已经逐渐落后于一些西方国家。因此，一些西方传教士开始使用数学、地理、天文、历法、医学等。作为媒体试图打入在华传教的楔子。第一个用西方先进科学传教的人是在明神宗的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为了传教，利玛窦穿着佛衣，学习中文，与中国官员一起翻译了几何原本、乾坤体义、测量法义三本书。万历二十九年，利玛窦去世。次年，与他一起受到明神宗皇帝礼遇的迭戈德潘托加和熊三八被允许参与历法修订。这是明朝政府第一次允许外国人帮助政府修订历法。虽然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熟练使用历法的国家之一，但是明朝的大统历是从元朝的授时历继承下来的。用了200多年没有大的变化，节气误差已经很大了。明朝大臣徐光启思想比较开明，一直主张学习西洋历法的优点。这样，很多传教士就想以历法为手段，来赢得朝廷的青睐和传教的便利。一位名叫汤若望的德国传教士在世界末日时跑到了北京。在玄武门寿山书院，他设立历局，制作历法，翻译历书。了解到这一点，徐光启向政府推荐了他的日历局编译日历和建立工具。崇祯皇帝想请他做点大事，结果明朝垮了。清朝一入关，汤若望就自告奋勇向清廷赠送了浑天仪、地平仪、日晷、望远镜等仪器。9月1日，他还在朝臣面前准确地测试了日食。汤若望他的科学知识赢得了朝廷的赏识，因此他成为中国秦天监狱的第一任官员。不久，他获得了邵青、依桐大夫、宣彤老师和太常寺郑桐使、光禄大夫等称号和头衔。一个外来的教士，在中国做大官，受到龙族的宠爱，他那些一味排外、目中无人的臣子当然是不舒服的。顺治皇帝时期，吴明轩诬告汤若望，但顺治皇帝不予理睬。然而，顺治皇帝去世期间，鳌拜威权时期，杨光宪是个老派的西n一位卫生官员，还告诉汤若望等人按照西方世界写新法，要求中国人为西方世界服务，说：新法是错误的，不准确的，即使是准确的，也不允许外国人在大清国的床边打呼噜。他们按日历躲在金门刺探政府机密；他们花钱买人的人心，而那些趁着清朝造反，离开了邪教的人；他们只做了200年的历法，费迪南德南怀仁好像想让大清国无边无际；他们器械武器精良，足以成为大清国的隐患；他们在澳门有数万兵马，想接管清朝。杨光贤还提出，让中国没有好历法，不如让中国有西方人！杨光先鳌拜的守旧思想不谋而合美国希望恢复过去，镇压持不同政见者，并加强独裁权力。鳌拜等。进行了75天对汤若望等73岁的外国人和中国秦天监狱其他官员进行审讯和审查，并无端杀害李祖白、春秋、冬冬、中官正、宋克诚、宋发、朱克贤、刘友泰等人，多亏了康熙帝的祖母孝庄皇后的反对。汤若望下台后不久，杨光宪和吴明轩分别有了监察人和监察人的头衔。但两人用大统术统治日历，失误连连。康熙帝上台后，决定通过实践检验来比较新旧历法的优劣。他把比利时传教士费迪南德南怀仁和其他外国人的男子

他在天体数学方面有一定的造诣，但他也向汤若望和南怀仁请教过数学，学过欧几里得神武图说和阿基米德初等几何学师从法国传教士张成和白晋，并学习了天文、地理、生理解剖等科学。他聘请费迪南南怀仁等人参与制定应用几何学，编纂永年历等书籍，聘请白晋等人绘制除新疆以外的全国地图历象考成总图和分省地图，聘请西方人教授天文学、毕达哥拉斯学等研究，使西方数学在明末传入中国，到了清代，中西数学大获成功。康熙帝还多次派人到国外招募科学家，并指示牧师给教皇写信，要求医生来中国。因为教皇两次派人干涉中国的内部生活，康熙皇帝坚决抵制，最后下令禁止天主教在中国传播。康熙美国对自然科学的开明政策使自然科学有了一定的发展，自然科学界出现了一批耀眼的明星。清朝早期最著名的日历计算器是王羲之和梅文鼎。王锡禅是江苏吴江人。他精通中西，能说明原因，能检验两种不同理论的得失。此外，他还总是在阳光明媚的夜晚爬上屋顶仰望星空，经常一夜不睡。所以他学的越深，写的越多，六卷皇舆全览图。第一卷讲毕达哥拉斯学说，后五卷讲推步。论证太阳比地球大、地球比月亮大的方法接近现代天文学的水平，并首次提出日食、月食初亏、末次接触方位角的科学算法。然而，被誉为清代第一数学家的却是安徽宣城的梅文鼎。梅文鼎废寝忘食40年，写了80多种书。是我国第一部历法研究史专著，对西历、回历以及我国古代各种历法进行了系统的考证和研究。梅文鼎努力学习，钻研书本，并请了一位不怕路途遥远的老师。为了搞清楚九九加减法，他查古籍，学西学，整整花了十年；为了理解历法，从时间历法一直追溯到三阶历法和季度历法，并融合了中西历法理论。他对新的西方科学理论没有偏见，说礼可问诸田，官可问诸郊。知识能因为来自西方就被抛弃吗？他心胸开阔，慷慨大方。每当有人提问时，他总是详细讲述自己的最新观点。他说：只要能把这些知识发扬光大，让古人的优秀学问不至于失传，我死而无憾，我也可以我不想我自己的名声！他科学地整理了元代宋世杰晓庵新法中的叠积术，创造了新的解法，接近现代数学的水平。他和李锐一起，对赵的毕达哥拉斯图，并创造了一种新的证明方法，这就是所谓的朱庆的访问图，并完成了在中国的阶段法数学。康熙四十四年五月十一日至十三日，康熙帝连续三天召见梅文鼎，并赐扇和食物，以及御书一册。梅文鼎在清代真正登上了数学的巅峰。的作者王浩和古今历法通考的作者张履祥是清初农业和园艺的杰出代表。在我国历史上，最早的皇家双季稻品种的培育者是康熙皇帝。清初最伟大的水利学家是黄晨和金夫，张爱生编撰的广群芳谱反映了当时水利科学的发展水平

康熙四十三年、五十六年，康熙帝两次派人勘查河源，肯定了元朝“河水出星海”的理论，澄清了古代说“河水出昆仑，潜源再现”的错误，发现黄河发源于星海以西的阿尔坦河，接近已探明的河源。清初有一位全才科学家，不仅有大局观，还研究过纬、钩、战、渠等知识，是一位杰出的机械发明家。他制造了运输机械和带发条装置的机器人。但最重要的是，他建造了机枪和榴弹炮。这位杰出的科学家名叫戴紫。戴子是浙江仁和人。他总结了旧钹的优缺点，创造了仁竹钹，形似琵琶，有两个扳机。当扣动第一个扳机时，火药和子弹会自动落入矛腔，第二个扳机开始动作，这样可以连续射出28发子弹。天空炮只有两英尺一英寸长，重量只有三百磅。像瓜一样的炮弹，每个二三十斤，里面有洞，可以装炸药，发射时还可以调节射程。这门炮被康熙命名为威远将军。赵莫多之战，飞阳谷与加尔丹交战，敌营仅被三炮摧毁。但是，因为戴紫在参与补农书的编撰时与费迪南德南怀仁意见相左，又因为费迪南德南怀仁没有t用一年时间造出了火箭炮，只用了八天就穿好了，因此被费迪南德南怀仁深恶痛绝地陷害，被康熙皇帝流放辽东。他受尽了夜冷晨空的煎熬，在被赦免的时候死在了回家的路上。

张 飞：三国时蜀汉大将，河北涿县人。

曾与刘备、关羽桃园三结义，为后世留下一

段佳话。

张 良：西汉谋臣，安徽毫县人。

刘邦称他"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与萧

何、韩信被誉为汉初三杰。

张 骞：西汉外交家，陕西城固人。

两次出使西域，建立起了我国与中亚各国的友好

往来。

张 衡：东汉科学家、文学家，河南南阳南召县人。

他提出"浑天说"，绘制星象图，发

明"浑天仪"、"地震仪"等 。

张仲景：东汉医学家，河南镇平人。

勤求古训，博采众方，著《 伤寒杂病论》，造

福人民，为后人尊为医圣。

张 旭：唐代大书法家，江苏苏州人。

他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而后乃下笔，逸

势奇绝，连绵回绕，人称"草圣"。

还有张作霖，

张道陵：(公元34～156年)，张天师，字辅汉，又名张陵，沛国丰人(今江苏丰县)，东汉建武十年农历1月15日生于吴地天目山。

其为创汉功臣张良(字子房)之八世孙，史籍又称其名为张陵。

张道陵七岁时即能诵《道德经》，并能达其要旨。

长成后身材高大魁梧，古籍中描绘其形像为：庞眉文额，朱顶绿睛，隆准方颐，目有三角，伏犀贯顶，垂手过膝，使人望之肃然起敬！

张 让：(公元？～189年)，颍川人(今河南禹县)。

著名东汉宦官。

张让在汉桓帝、汉灵帝时历为小黄门、中常侍、列侯等职。

其在职时以搜刮暴敛、骄纵贪婪见称，汉灵帝极为宠信，常谓“张常侍是我父”。

汉中平六年(公元189年)何进谋诛宦官，不幸事情泄露，他和宦官赵忠等一起杀害何进。

不久，在袁绍捕杀宦官时投河自尽。

张 芝：(公元？～192年)，子伯英，敦煌酒泉人(今甘肃酒泉)。

著名东汉书法家。

张芝善作草书，临池书写，池水为之变黑。

张芝所作草书，上下牵连，气势连贯，一笔呵成，开后世狂草之先河，被称为“草圣”。

张 穆：(生卒年待考)，字石舟，平定州大阳泉村人(今山西阳泉市)，是清朝著名的蒙古史学者。

张穆虽然只活了四十四岁，但他的著作叠起来足有三尺来厚。

他出身在书香官宦世家，他年少时，勤奋好学，才华横谥。

张 说：(公元667～730年)，字道济，一字说之，原籍范阳(今河北涿县)，世居河东(今山西永济)，徙家洛阳。

著名唐朝文学家。

张 载：(生卒年待考)，字孟阳，安平人(今河北安平)。

著名西晋文学家。

张载性格闲雅，博学多闻。

曾任佐著作郎、著作郎、记室督、中书侍郎等职。

西晋末年世乱，托病告归。

张载与其弟张协、张亢，都以文学著称，时称“三张”。

其中载、协相近，亢则略逊一筹。

《文心雕龙》说：“孟阳、景阳，才绮而相埒。

”一说“三张”指张华与张载、张协二人，张亢不在其内。

明朝人张溥把张载和张协的作品辑，为《张孟阳景阳集》，收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

张 华：(公元232～300年)，字茂先，汉高祖重要谋臣张良的后裔。

西晋时期众所推崇的文坛领袖，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

张 协：(公元？～307年)，字景阳，安平人(今河北安平)。

著名西晋文学家。

张协曾任公府掾、秘书郎、华阳令等职。

晋永宁元年(公元301年)为征北将军司马颖从事中郎，后迁中书侍郎，转河间内史，治郡清简。

晋惠帝末年，天下纷乱，他辞官隐居，以吟咏自娱。

晋永嘉初，复征为黄门侍郎，托病不就，后逝世于家中。

张协与其兄张载、其弟张亢，均是西晋有名的文人，时称“三张”。

钟嵘在《诗品》总论中把他们与陆机、陆云、潘岳、左思等并提，作为西晋文学的代表。

《隋书·经籍志》录张协有集四卷，已失传。

明人张溥辑，《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有《张孟阳·景阳集》。

张 溥：(公元1602～1641年)，字乾初，后改天如，号西铭，苏州太仓人(今江苏苏州)。

张溥师从徐光启，少时嗜学，所读书必手抄。

诗文敏捷，与同里张采齐名，号“娄东二张”。

明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集江南诸社合为“复社”，倡复古学，以嗣“东林”自诩。

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进士，授庶吉士，乞归葬亲。

崇祯六年(公元1633年)主“复社”虎丘大会

张 鲁：(生卒年待考)，字公旗，沛国丰县人(今江苏丰县)。

张道陵之孙，继祖父在蜀地传道。

后到汉中，建立起政教合一的道教政权，自称师君，下设祭酒管理各地。

在各地道路上设“义舍”，置“义米、义肉”，任往来路人量腹取足。

入其道者先交五斗米，又称“五斗米道”。

曹操进入汉中后投降之。

张 绣：(公元？～27年)，武威祖厉人(今甘肃靖远西南部)，汉朝董卓部将张济之侄。

在李傕、郭汜之乱中，张济的地位和李傕、郭汜相等。

张济逝世后，张绣领其军，屯兵于宛城(今河南南阳)。

后降曹操，不久又叛。

操征袁绍时再降曹，为扬武将军，在官渡之战中有功。

汉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逝世于征讨乌桓途中。

张 颌：(公元？～231年)，字儁义，河间鄚县(今河北任丘北部)。

初从韩馥镇压黄巾，后归附袁绍，任宁国将军。

官渡之战后降曹操，授左将军。

魏明帝时在街亭(今甘肃秦安东北部)大破蜀将马谡。

诸葛亮于蜀汉建兴九年(公元231年)第四次出兵攻魏，回师时在木门(今甘肃天水境内)设伏。

张颌追蜀军至木门，中箭身亡。

张 遂：(公元673～727年)，一行和尚，魏州昌乐人(今河南濮阳南乐)。

著名唐朝天文学家。

张遂自幼天资聪颖、刻苦好学，博览群书。

青年时代到长安拜师求学，研究天文和数学，很有成就，成为著名的学者。

张 旭：(生卒年待考)，字伯高，一字季明，世称张长史，唐朝吴县人(今江苏苏州)。

著名唐朝书法家。

张旭在唐开元年间曾来常熟任县尉，据史籍《唐国史补》等史书所记，他性嗜酒，常喝得酩酊大醉，醉后呼叫狂奔，然后挥笔写字，有时竟用头发沾着墨汁疾书，洒醒后观赏自己的书法，龙飞凤舞，飘逸万态，逸势奇绝，连绵回绕，以为有神力相助。

常熟人民为了纪念张旭，直到今天，城内东门方塔附近还保留着一条沉“醉尉街

张师德：(生卒年待考)，字尚贤，开封襄邑人(今河南睢县)。

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公元1011年)辛亥科状元。

张师德为北宋第二位状元张去华之子，在父亲夺魁五十年后，张师德又金榜题名第一，为世人艳羡。

张师德中状元后，授将作监丞，通判耀州，迁为秘书省著作郎、集贤校理，判三司都理欠凭由司。

曾上疏请求赦免因贫苦无力还债之人，获准。

一次，张师德上殿奏事，真宗以时事问之，师德回答详备，真宗喜道：“朕在藩邸时即知卿父名，今又知卿才。

”以后每次派人出使，真宗就说：“张师德可用”，而契丹、高丽使者来朝，又大多让张师德接待。

宋天禧初(公元1O17年)，张师德安抚淮南时染病，改判司农寺，擢右正言，知制诰。

判尚书刑部，出知颍州。

迁刑部员外郎，判大理寺，为群牧使。

再迁为吏部郎中。

因病，知邓州，徙汝州，拜左谏议大夫，罢知制诰。

张师德孝谨有家法，不结交权贵，但体弱多病，不堪重任，曾在任九年未得升迁，并逝于任上。

张师德著有文集十卷，传世。

张邦昌：(公元1083～1127年)，字子能，永静军东光人(今河北部)。

著名南宋卖国贼。

张邦昌举进士，历任礼部侍郎、少宰、太宰等职。

宋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金军围攻东京(今河南开封)时，任河北路割地使，力主对金投降。

次年(公元1127年)金兵攻陷东京，他附金建立了傀儡政权，曾自称“楚帝”月余。

宋高宗即位后，张邦昌被流放到潭州(今湖南长沙)处死，终年四十四岁。

张 观：(生卒年待考)，字思正，绛州绛县人(今山西绛县)。

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公元1014年)甲寅科状元。

张观年少时，即以严谨好学闻名乡里。

中状元后，授将作监丞、通判解州。

宋仁宗即位，迁太常丞，为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诰，出知杭州。

还朝后，进为翰林学士、知审官院，累迁左司郎中，以给事中权御史中丞。

时遇灾异，宋仁宗诏求直言，张观上疏道：“承平日久，政宽法慢，用度渐侈，风俗渐薄。

”条陈知人、严禁、尚贤、节用四事。

河北发大水，又上疏建议：“导积水以广播种，缓催久以省禁锢，宽刑罚以振淹狱，收逃田以募归复，置工役以先急务，止配率以阜民财，通商旅以济艰食。

”复知审官院，遂拜同知枢密院事。

张唐卿：(公元1010～第十卷37年)，字希元，山东青州人(今山东淄川)。

生于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逝世于宋仁宗景佑四年。

宋仁宗景佑元年(公元1034年)甲戌科状元。

张唐卿十七岁，曾以诗文拜谒韩琦，韩琦对其才华甚为推重。

中状元后，张唐卿通判陕州。

期间，处事干练，决断如流。

曾有一人之生母改嫁后逝世，后其父亦染疾而亡。

在安葬父亲时，此人恨母亲不能与父亲同穴，遂掘墓盗尸，将母亲尸骨与父亲同葬一处。

事发，官吏欲依法治罪，遇张唐卿复审，言：“不过只知有孝，不知有法而已。

”遂释放此人。

不久，张唐卿父亲病逝，因悲痛过度，唐卿亦吐血而亡，年仅二十八岁。

时人对其孝，既敬佩又惋惜，韩琦含泪为其撰写了墓志铭。

张之翰：(公元？～1296年)，字周卿，晚号西岩老人，邯郸人。

著名元朝清官。

元中统初任名磁路知事。

至元中，拜行台御史，按察福建行省。

不久称病辞官。

因居官清正，朝中人望，纷纷向朝廷推荐他复职，复任户部郎。

至元末，升翰林侍讲学士。

请补外任，拜授松江知府。

他上任后，减汰运往朝廷漕米的耗损虚数年十万担，防止了官吏贪污，减轻了人民负担；倡导教育，增设各类学校。

当地百姓为纪念其善政，将其《检荒诗》刻在石上，传昭后人。

元贞二年(公元1296年)死在任上，归葬邯郸，著有《西岩集》三十卷。

张景岳：(公元1563～1640年)，又名张介宾，字会卿，别号通一子，因为他善用熟地，有人称他为“张熟地”，会稽人(今浙江绍兴)。

明朝中医理论家，浙江绍兴人，

张非木：(公元1494～1544年)，字体周，邯郸人。

著名明朝清官，

明正德十四年(公元1519年)举人，明嘉靖十一年(公元1532年)进士。

任河南延津县令时，适逢灾荒，以赈灾济粮的政策平息民乱，受到百姓爱戴。

民间流传“前有长(清)张父，后有邯郸张母”的歌谣。

后升任南京河南道御史，清正廉洁。

明嘉靖二十三年(公元1544年)病逝，终年五十岁。

张国彦：(公元1525～1598年)，字熙载，号弘轩，邯郸人。

著名明朝万历朝兵部、刑部尚书。

明嘉靖进士。

授襄陵知县，后升兵科给事中。

再迁山西参政、陕西右布政使、江西左布政使。

政绩斐然，于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升顺天府尹。

以后奉召守关有功，迁户部侍郎，不久为都御史，万历十八年(公元1590年)迁兵部尚书，后任刑部尚书等职。

其子张我继、张我绳、张我续均为明朝官僚。

张我续官至户部尚书、太子太傅，一门父子两尚书。

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号太岳，江陵人。

著名明朝政治家。

明穆宗时入阁，神宗时为首辅，综核名实，信赏必罚，整饬纪纲，推行一条鞭法，为相十年(明太祖朱元璋时已经没有宰相的设置，但是他却有宰相的实权)，海内称治。

逝世后谥号“文忠”。

著有《太岳集》、《帝鉴图说》等。

张大千：(公元1899～1983年)，原名权，改名爰，宇季爰，号大千，斋名大风堂。

生于四川内江，祖籍广东番禺。

近代著名国画家、美术教育家、美术理论家、书法家、文学家、收藏家，美食家、旅行家。

张大千以其深厚的文化学养以及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成为海内外知名的文化名人。

张九龄：(公元678～740年)，字子寿，韶州曲江人(今广东曲江)，世称张曲江。

著名唐朝诗人、初唐诗坛大家，和张说并称“二张”。

张九龄和张说一样出名，二人均位至宰相之尊，均有著名诗篇传世。

张九龄早年得张说赏识并推荐，唐中宗年间中进士，唐玄宗二十二年官至中书令。

后受李林甫排挤，贬为荆州长史。

张九龄的诗作前期温婉淡雅，后期质朴遒劲，雄浑刚健。

其诗作《感遇》十二首及《望月怀远》传诵久远。

张 纮：(公元151～210年)，字子纲，广陵人。

东吴谋士，和张昭一起合称“二张”。

孙策平定江东时亲自登门邀请，张纮遂出仕为官。

后来，张纮至许都为孙策求官，至此就在留在了许都，任会稽东部都尉。

但孙权继位时张纮又返回了东吴，任长史之职。

张纮后来在公元210年建议孙权迁都秣陵，孙权正在准备迁都时张纮逝世，终年六十岁。

孙权为之流涕。

张纮还是一位著名的文学家。

他在许都时和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见过一面，张纮称陈琳的文章写得好，陈琳说道：“我的文章比起你的来，就好比小巫见到大巫一样。

”成语“小巫见大巫”也由此而来。

张 汤：(公元前？～前115年)，杜陵人(今陕西长安东南部)。

张汤早年专门学习律令，曾任长安吏、茂陵尉等职。

后经丞相田推荐，补授侍御史。

审理陈皇后巫蛊一案时，他穷治党羽，汉武帝刘彻很赞赏他的能力，升迁其为太中大夫。

后又与赵禹一起编，定《越宫律》和《朝律》。

当时汉武帝阳儒阴法，张汤投其所好，审办大案必附会《春秋》、《尚书》等古义，并猜摹汉武帝的意向办理。

武帝想加罪的，他就交给执法严苛的属吏去办；武帝想开释的，他就交给执法轻平的属吏去办。

审理淮南王、衡山王、江都王反叛案，他都穷究根本，由是汉武帝对他信任益专，加官迁至御史大夫。

汉朝屡次对匈奴用兵，山东水旱灾又频仍，以致国库空虚，他秉承汉武帝意旨，请求改革币制，盐铁官营，算缗告缗，以排斥富商大贾，铲除豪强兼并之家，形成了“丞相取充位，天下事皆决于汤”的局面，因此也受到一些人对他的嫉妒憎恨，屡有人举发他；至汉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丞相府长史朱买臣、王朝、边通共同揭发张汤的阴私事，汉武帝令赵禹责问，张汤遂自杀。

后来武帝知道张汤的家产不过五百金，皆为俸赐所得，遂尽诛三长史，当时的丞相也羞愧自杀。

张 昭：(公元156～第二第十卷三6年)，字子布，彭城人(今江苏徐州)。

少年时好学，擅长隶书，治《左氏春秋》，博览群书，著名于时。

汉末社会大乱，徐州士民多避难扬州，张昭也随着南渡。

孙策创业江东，任张昭为长史，抚军中将，以管仲视之；孙策临终时，以弟孙权托付之。

张昭对孙权时常正色直谏。

孙权常说：“我与张公谈论，不敢妄言。

”全国惮之。

吴置丞相，众共推张昭，孙权说：“丞相事烦，而此公性刚，所言不从，怨咎将兴，非所益也。

”乃用顾雍。

孙权称帝后，封张昭为娄侯。

张昭在家无事，著《春秋左氏传注》、《论语注》。

吴嘉禾五年(公元236年)逝世，孙权素服临吊，谥号“文侯”。

张惠言：(公元？～年)。

著名东汉易学家。

张惠言以治《易》学名家。

他以传《春秋》之法治《易》，“求其条贯，明其统例，释其疑滞，信其亡阙”，对东汉末今文《易》学家虞翻学说系统阐发，成为一代《易》学大家。

张世杰：(公元？～1279年)，范阳人(今河北涿县)。

著名南宋抗元将领。

张世杰行伍出身，因战功升都统制。

德佑元年(公元1275年)元兵南下，他率部保卫临安(今浙江杭州)，曾收复浙西诸城，又在焦山(今江苏镇江)江中大战，但失利。

元军进迫临安时，他和文天祥主张力战到底，为丞相陈宜中所阻。

次年临安失守，他率军由海路至福建，与文天祥、陆秀夫等立端宗，坚决抵抗。

兵败后，仍率水军在广东沿海坚持。

宋景炎三年(公元1278年)宋端宗死，又立赵为帝，任少傅、枢密副使，奉居山(今广东新会南部)。

后与元将张弘范在海上决战，兵败突围，遇台风溺死。

张世杰与文天祥、陆秀夫被称为“宋亡三杰”。

张弘范：(公元1238～1280年)：字仲畴，涿州定兴人(今河北涿州)。

其父张柔(汉军八万户之一)也是蒙古名将。

他早年辅佐其兄张弘略掌管顺天路事，公元1262年授行军总管，受命征讨叛将李璮于济南。

张弘范扎营在城西险地，李璮出军突击诸将的营寨，唯独不向他进攻。

弘范说：“我的营寨在险地，李璮示弱于我，必会以奇兵来袭，他肯定以为我还未醒悟。

”遂筑长垒，在内伏甲士，在外挖壕，开东门。

当夜又令士卒把壕挖得更深更宽。

李璮不知道，第二天果然带飞桥来攻，士兵都陷在壕中，能跨壕而上突入门内的，都被伏兵杀死，并迫降两名敌将。

公元1269～1271年以万户参与襄阳、樊城之战。

他率军千余驻万山，断宋军援兵；又献割断襄、樊两城连兵，献先破樊城，后取襄阳之策，为主帅阿术采纳，公元1274～1277年以先锋随从丞相伯颜率兵沿汉水入长江，进占建康，直取宋都临安，因功授镇国上将军、江东道宣慰使，公元1278年授蒙古汉军都元帅，统率水陆军两万，分道追击南宋残部，俘宋丞相文天祥于五坡岭。

次年初，他率水师追至厓山，遇宋水军结船固守，遂控扼海口，长期围困，断其退路，巧妙利用海潮南北对进，并以遮障防矢石，勇登宋舰搏战，大破宋军，取得了以少胜多的战绩。

宋臣陆秀夫负幼帝赵昰赴海死，宋遂亡，他立石碑记功。

公元1280年正月病重，他沐浴更衣，由人扶至中庭，面对朝廷方向再拜，然后坐下，命上酒奏乐，与亲友道别。

又取出忽必烈所赐剑甲，交给嗣子张珪说：“你父亲靠这些立功，你不要忘记了。

”说完端坐而死。

张守皀：(公元？～739年)，陕州河北人(今山西平陆)。

唐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为瓜州刺史，连败吐蕃，稳定了西部边境。

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徙幽州长史、河北节度副大使、辅国大将军等，屡败契丹，为“开元盛世”的繁荣稳定做出了贡献。

但他后来生活腐败，冒功报捷遭贬，更主要的是他提拔重用了安禄山。

当然，这是他无法预料的后事，更不能怪他助长了安禄山的反叛气焰，是历史给了安禄山一次机会。

张九钺：(公元1721～1803年)，字度西，号紫岘。

潭县人(今湖南湘潭)。

清时湘潭昭潭书院山长。

生于康熙六十年，十二岁补博士弟子员，十三岁登采石太白楼赋诗。

清乾隆六年(公元1741年)拔贡，充正红旗官学教习。

乾隆二十七年举顺天乡试，屡试礼部均不第，后以明确通榜进士分发江西，历峡江、南昌知县，升莲花同知，改发广东历知始兴、保昌、海阳等县，后以捕盗不力落职。

此后，遍游河南嵩、洛、偃、巩间，寄情节吟咏，诗风要见雄奇。

过武昌时，总督毕沅重其诗名，迎入节署，集名流纪念苏轼生日，饮酒赋诗，张九钺即席为长歌，四座惊叹。

张九钺虽只是一县令，但吟啸谐谈，潇洒自得，达官贵人乐与交游，称为紫岘先生。

晚年回湘潭主讲昭潭书院十余年。

清嘉庆八年逝世，终年八十二岁。

张九钺有《陶园诗集》、诗余二卷、《历代诗话》、《晋南随笔》、《峡江志》等。

《沅湘耆旧集》收其古体诗九十七首，近体诗一百四十六首，世称“陶园诗老”，与新化“辽东诗老”欧阳辂并称。

张九钺诗有家学。

其祖父文炳，为诗“排宋入唐，追踪老杜”。

父辈中如埴、垣、坊等，均工于诗古文词。

从兄弟中，九镡以诗名。

自文炳以下五世，第三第十卷余人各有诗文别集。

代湘潭张氏一门，以文学显名于世。

张 栻：(公元1133～1180年)，字敬夫，号南轩，亦号乐斋，张浚子，四川绵竹人。

著名南宋理学家，岳麓书院山长。

宋绍兴三年生。

南宋高宗绍兴七年(公元1137年)浚谪居永州，张栻随父学。

绍兴二十年(公元1150年)张栻再随父徙居永州，负笈至南岳从容不迫胡宏问河南程氏之学，凡八年。

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以荫补官，辟宣抚司都督府书写机宣文字，除直秘阁。

宋乾道元年(公元1165年)居父丧，时刘珙知潭州，重建岳麓书院，栻主其事，并撰《潭州岳麓书院记》，主讲其间，由是岳麓书院名盛一时。

宋乾道三年朱熹闻知张栻得衡山胡氏之学，自闽来访，与张栻讨论中庸之道。

张栻邀请朱熹及其弟子林用中同游南岳。

三人唱和诗多达一百四十九首，编为《南岳倡酬集》行世。

宋乾道六年奉诏入朝。

次年冬被排挤落职，还长沙，主讲岳麓书院。

与朱熹、吕祖谦为讲学之友，时称“东南三贤”。

宋乾道八年刘珙复知潭州，修岳麓书院，张栻主教事。

翌年，辟岳麓书院教授。

为学宣扬“礼者天之理”，主张“明理居敬”等理学思想。

宋乾道十年诏除旧职，知静江府，经略安抚广南西路，从此离潭州。

宋淳熙七月年(公元1180年)逝世，终年四十七岁。

张栻居长沙，其故宅在妙高峰之阳，后人即其地建城南书院，今长沙第一师范学校即其遗址。

张 纲：(公元108～143年)，字文纪，著名汉朝大臣。

张纲为人刚正不阿，为忠义之臣，以德行服众，深为人民爱戴。

汉顺帝汉安元年，身为光禄大夫的张纲等八人被遣巡行州郡，以察贤奸。

其中张纲一人年纪最轻、官位也最小。

张纲才出洛阳都亭几里许，便慨然叹曰：“豺狼当道，安问狐狸？”意即：祸国大盗正在那儿当道呢！何必去抓小偷啊！于是他即日毁车返都，并上书弹劾权倾一时的内戚大将军梁冀、河南尹梁不疑兄弟，朝廷为之震动。

后有广陵张婴杀太守聚众数万，乃举张纲为广陵太守。

后张纲晓谕大义，使张婴投降，散其众。

张纲安治广陵，道之以德，民皆安服。

期年，张纲病逝，满城百姓恸哭。

张 俭：(公元115～198年)，字元节，山阳高平人(今山东邹县西南部)。

张俭在汉桓帝时任山阳郡东部督邮，宦官侯览家在山阳郡，其家属仗势在当地作恶，张俭曾上书弹劾侯览及其家属，触怒侯览。

汉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党锢祸起后，侯览诬张俭与同郡二十四人共为部党。

朝廷下令通缉，张俭被迫流亡。

官府缉拿甚急，张俭望门投止，许多人为收留他而家破人亡，直到党锢解禁才回到家乡。

张 角：(公元？～184年)，冀州钜鹿人(今河北平乡西南部)。

著名东汉末黄巾起义领袖。

张角初奉事黄老，依《太平经》部分内容创“太平道”，自称“大贤良师”。

当时汉朝政治黑暗，土地兼并剧烈，民不聊生。

张角以符水咒说为民治病，发展徒众，十余年间达数十万，遍及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分大方三十六，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帅。

汉灵帝中平元年甲子岁(公元184年)扬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三十六方遂同时起事，自号“天公将军”，以其弟张宝为“地公将军”、张梁为“人公将军”。

部众皆着黄巾以为标帜，故称“黄巾”。

后张角病逝于军中，张宝、张梁先后战败被杀。

张 宝：(公元？～184年)，张角之弟，冀州钜鹿人(今河北平乡西南部)。

著名东汉末黄巾起义领袖。

汉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张宝同张角聚集贫苦民众五十万举义反汉，称“地公将军”。

同年张梁在广宗(今河北威县东部)战逝世后，他率军在下曲阳(今河北晋县西部)抗击汉将皇甫嵩，后被部将严政刺杀于阳城。

张 宝：(公元1763～1832年)，字仙槎、梅痴，江苏上元人(今江苏南京)。

著名清朝诗人、画家及旅行家。

张宝在二十岁时即绝意功名，载笔浪游四十余年，足迹遍及当时中国十四个省。

他每遇名胜美景便绘图画景，并题诗其上，一时王侯公卿、学者、释道妇孺及外国使节争相藏、赠。

他曾五游岭南，与当地名士多有交往。

张宝在清道光二十八年(公元1848年)曾游历澳门，作有《澳门远岛》，图坐西向东，正面临澳门内港北湾，为澳门西侧隔海对面山所见的澳门全景，形象较真确，富有史料价值。

还有《泛槎图》六集刊行。

张 梁：(公元？～184年)，张角之弟，冀州钜鹿人(今河北平乡西南部)。

著名东汉末黄巾起义领袖。

汉中平元年(公元184年)随兄起义，称“人公将军”。

曾与张角击退北中郎将卢植、东中郎将董卓的进攻。

后东汉 派左中郎将皇甫嵩往攻，他率军在广宗(今河北威县东部)反击，后遭汉军夜袭，兵败战死。

我尽力查了，不知道够不够？

古代养蚕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传播

中国是世界上栽桑、养蚕、丝织最早的国家。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发明了栽桑养蚕的技术，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不断地发展和提高，并先后传播到世界各国。养蚕取丝是中国古代人民开发利用生物资源取得伟大成就的最显著例子之一，这是中国古代对世界人民的一项卓越贡献。

悠久的历史

据传说，养蚕织丝是黄帝的妻子嫘祖发明的。当然，像养蚕织丝这样的伟大发明，只能是广大人民群众在长期生产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的结果，决不可能是哪一个个人的发明。不过，这一传说说明，我国蚕桑生产的确有非常悠久的历史。

中国考古工作者在浙江吴兴钱山漾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发现有一批盛在竹篮里的丝织品，其中有绢片、丝带和丝线等。这说明，我国至迟在距今四千多年前，就已经有比较发达的蚕桑丝织生产了。如果再往前推，1926年考古工作者在比钱山漾遗址年代更早的山西夏县西阴村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过一个被切割过的蚕茧，这个蚕茧也许跟我们的祖先的蚕丝生产活动有某种联系。

蚕，原是野生在自然生长的桑树上的，以吃桑叶为主，所以也叫桑蚕。在桑蚕还没有被驯养之前，我们的祖先很早就懂得利用野生的蚕茧抽丝了。究竟在什么时候开始人工养蚕，现在还难以确定。但是早在殷周时期，我国的蚕桑生产已经有很大发展，可见开始人工养蚕远在殷周之前。

从古老的文献中，我们看到关于养蚕的直接记载。反映夏末殷初淮河长江一带的生产情况的《夏小正》中说：“三月……摄桑，……妾子始蚕。”这是说，夏历三月（阴历四月间）要修整桑树，妇女开始养蚕。

殷代甲骨文中不仅有蚕、桑、丝、帛等字，而且还有一些和蚕丝生产有关的完整卜辞。据甲骨文学家胡厚宣的研究指出，有的卜辞上记载，叫人察看蚕事，要经过九次占卜。可见蚕桑在当时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生产事业。甲骨文中还有关于蚕神和祭祀蚕神的记载，当时人们为了养好蚕，用牛或羊等丰厚的祭品祭祀蚕神。

考古学家还不是一次在殷墓中发现有形态逼真的玉蚕，例如河南安阳殷墓和山东苏埠屯都出土有商代的玉蚕。在殷商的铜器上也常发现有用蚕做装饰花纹的。这些都说明，蚕在当时人们心目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许多传世的殷代青铜器物附着有丝织物的痕迹或绢丝断片。经研究，有些丝织品反映出当时已经有相当高级的丝织技术；并且有大量事实说明，丝织品在当时社会经济生活中越来越重要，已经成为货物交换的中间媒介。要生产大量的丝织品，只有靠发展人工养蚕，才能提供足够的蚕丝原料。

到了周代，栽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