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原文：

　所有的婚姻，任凭怎么安排，都是赌博，都是茫茫大海上的冒险。天下毕竟没有具有先见的父母或星相家，能预知自己儿女婚姻的结果，即便是完全听从他们的安排也罢。

　所有的婚姻，都是缔构于天上，进行于地上，完成于离开圣坛之后。

　林语堂对婚姻的认识就和许多的婚姻指南一样，很有道理但无济于事。

　在苏东坡一生中，先后有三个女人与他相伴，王弗、王闰之、朝云，在当时的环境下，她们似乎只是他生命的陪衬，能够与苏东坡这样的男人结缘，她们应该也感到幸福。相比之下，我还是喜欢现代男女平等的世界，有争吵也有和平，共同面对生活中的琐事，在斗争中真正尊重彼此。

　古代的话语权主要是掌握在男人手里的，作品中的女性多显柔弱甚至病态，苏东坡诗文中的女性已经算是比较大气的。这或许可以部分解释李清照的伟大，也让我有点想通了我为什么不喜欢《红楼梦》。

　15　　原文：

　怀有两封致欧阳修与梅尧臣的书信，父子便自旱路赴京，迢迢万里，要穿剑阁，越秦岭，为时须两月有余。

　父子三人第一次赴京走的是旱路，第二次出川走水路，我以前一直记错了。慢节奏的时代，读书人出门多与自然山水相亲近，文章真能得山水之助力，即便人生遭遇许多痛苦，总还能有安放心灵之所。与自然的疏离是我近十年心神不稳的重要原因，虽说“大隐隐于市”，实则古人的“市”生活节奏也比现在的“市”慢得多。去赶考就走两个月，去某个地方上任又可以走上几个月，苦则苦，个中亦自有乐在。不知道这种想法是否有盲目歆羡古人的嫌疑，但我的确是太向往慢节奏的生活了，现在就像一个陀螺不停被抽着转动，期待三个月之后完成手头的事情可以慢一些。

　16　　原文：

　殿试的日子到了。皇帝任命欧阳修为主试官，另外若干饱学宿儒为判官。在读书人一生这个紧要关头到来之际，大家心中都是紧张激动，患得患失。过去多年来三更灯火五更鸡地苦读力学，都是为了这一时刻。考生必须半夜起身，天甫黎明就要来到皇宫之外，身上带着凉的饭食，因为没考完是不许出考场的。在考试时，考生要各自关闭在斗室之中，有皇宫的侍卫看守。朝廷有极严厉的规定，借以防止纳贿或徇私。考生的试卷在交到考试官之前，先要由书记重抄一遍，以免认出试卷的笔迹。在重抄的试卷上，略去考生的名字，另存在档册里。考生在考完放出之时，考试官则关入宫中闱场，严禁与外界有任何接触，通常是从正月底到三月初，直到试卷阅毕呈送给皇上为止。考生首先考历史或政论。次考经典古籍，最后，在录取者的试卷已阅毕，再在皇帝陛下亲自监察之下考诗赋，然后再考策论。宋仁宗特别重视为国求才，对这种考试极为关注。他派贴身臣仆把题目送去，甚至有时为避免泄露，他还在最后一刹那改变题目。

　宋代对于科举考试的重视首先可以说是科举制度发展的必然，搞糊名制的做法是历史的进步。宋朝重文轻武，考中的名额也多，终于导致冗官冗费，尾大不掉。

　单就这考试本身来说，其实还是比较公平的，考策论也还是能考出一些真知灼见。苏东坡文集中的策论与他在做官时候的行为对应起来看还是有紧密的联系。也就是说，科举制度还是能够选拔出真实人才的，至于后来的八股文，则完全是由于思想专制情形下，读书人无法在考场上施展真才实学，问题已经不仅仅是科举的问题。即便科举禁锢思想，真正思想独立的人还是在努力思考，文学艺术还是在尽最大的可能发展，所以人类才有希望，文明才在延续。

　今天回顾唐宋的科举考试，有些诗文还能流传下来，明清八股文却没有，这就是历史的选择。明清时期小说的发展是由当时的非主流文人完成的，优秀的小说后来成为了那个时代文学的最佳代表。同样要看到的是，科举制度下受禁锢的文人中也有许多同样写出了精彩的诗文，虽然跟唐宋没法比，但毕竟也是时代的呼喊。

　17　　原文：

　苏氏兄弟都以优等得中。苏东坡的文章，后来欧阳修传给同辈观看，激赏数日。那篇文章论的是为政的宽与简，这正是苏东坡基本的政治哲学。不过，不幸有一个误会。欧阳修对此文章的内容与风格之美十分激赏，以为必然是他的朋友曾巩写的。为了避免招人批评，他把本来列为首卷的这篇文章，改列为二卷，结果苏东坡那次考试是名列第二。在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四月八日，苏东坡考中，在四月十四日，他那时才二十岁，成为进士，在三百八十八人之中几乎名列榜首。得到此项荣誉，于是以全国第一流的学者知名于天下。

　学者的说法可能有问题，如果不是翻译的错误。从学术水平上来说，二十岁的书生距离学者应该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后来苏轼苏辙约定注释五经，那时他们算真正的学者了。

　苏轼科举得中的故事比较著名，这其中欧阳修自然起了重要作用，多年后苏轼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也提携了不少人才，这也算是良性循环吧。高中进士，在当时看来就是读书时代的完美句号，新的生活即将在面前展开，记得唐朝孟郊高中，是“春风得意马蹄急，一日看尽长安花”，不知道苏轼高中之后是否也得意忘形呢古人读书自然是为做官，这么优秀的人才，在倚重文官的宋朝大起大落也就不奇怪了。

　欧阳修算是幸运的，虽然一生也有起落，比起苏东坡已经好多了，也许正因为如此，他的诗文比起苏东坡来，也就洒脱些。苏东坡的旷达里其实融合了苦涩，欧阳修大体是快乐的。这个说法当然可以商量。

　18　　原文：

　苏东坡的宦途正要开始，母亲病故。根据儒家之礼，这当然是极其重大之事，甚至官为宰相，也须立即退隐，守丧两年三个月之后，才能返回复职。东坡的姐姐已于数年前去世，因此苏氏全家三个男人晋京应试之后，家中只有母亲和两个儿媳妇。母亲死时还没听到京都的喜讯。

　后文说“居丧守礼之下的一年又三个月的蛰居生活”不知道是原文错误还是译文错误。关于古代守丧，我查到一个资料可供参考

　这里面没有明确说宋代，从苏东坡的经历来看，他们兄弟都是守完丧的。这里是母丧，后来是父丧。

　古人守丧这么久当然于物质生产有损，但对于精神或大有裨益，劳形苦思没有必要，但可以借此理清生命中的一些重要问题。两年三个月还是长了一些，不过现代人办完丧事就迅速回到繁忙的工作中，也是太急促了，这有助于快速从悲伤中出离，但也会让生命意识淡薄。

　关于父母，苏东坡的文章里提到的不多，也可能是我读书不细，但在他生命中，他们肯定伴随他的灵魂，直到生命尽头。他的母亲在临死前不知道儿子高中，会有遗憾么林语堂这一笔有意无意间还是透露了国人望子成龙的心理。

　古人说“父母在不远游”，或许苏轼兄弟本来是想将来可以把母亲接走的，结果天不遂人愿。

　19　　原文：

　在东坡写给弟弟最早的和诗之中，东坡已经显示出他那完美的诗才。他按规定用“泥”和“西”两字作韵脚，写出了下列的诗：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趾爪，鸿飞哪复计东西。

　这首七绝成了东坡诗的佳作。此处“飞鸿”一词是人心灵的象征。实际上，本书中提到东坡的行动事故，也只是一个伟大心灵偶然留下的足迹，真正的苏东坡只是一个心灵，如同一个虚幻的鸟，这个鸟也许直到今天还梦游于太空星斗之间呢。

　首先这不是一首七绝，而是七律。后边四句是：

　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

　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这是苏东坡的代表作，为什么译者会译成七绝，我也不明白。少年时代读到这首诗的时候就略有所感，随着年岁渐长，去过许多地方，连“指爪”都不曾留下，对其中的味道认识又深了一些。

　在某些年纪特别想做一些能让人印象深刻的事，结果徒然努力了，有时反遭人耻笑，直到有一天懂得沉静下来。苏东坡这首诗前四句用的类似大白话加一个比喻，因为包含至理，故而千古流传。鸿泥雪爪之喻谁都明白，却只有苏东坡能写得这么妥帖，这就是水平。有时读到这样的诗会废书而叹，天才妙手已成佳句，吾辈复何为哉

　老僧新塔，坏壁旧题，这些东西组合在一起说明人生的印迹相当好，而尾联一个问句，长路蹇驴，有声有形，也颇让人入神。以理入诗，这首自是代表，难得的是理趣与诗趣并不冲突，而是融合一体，非一流诗笔不足办此。

　真正的苏东坡直到今天还梦游于太空星斗之间么如果真的存在这个空间，我们活着估计是无法见到他了，还是暂时忍忍吧。那个诗文中的苏东坡倒是一直与我们同在，正是化身千万，各有神采。

　20　　原文：

　但是构成人生的往往是许多小事，大事则少而经久不见，所以苏东坡则事事多听从妻子。

　当我爱时，我是充实的。我运动时，我是自由的。我思考时，我是自由的。我写作时，我是自由的。我睡着而又无梦时，我的生命是沉静的。面对宽和的山林，我是放心的。亲人的信任，朋友的投契，对手的尊重，这些都那么好……这些都不是人生中的小事，而是乐事。

　坐在会场上听台上的人讲一个小时(甚至更久!)废话，打电话，接电话，完成一样资料，再完成一样资料，继续完成一样资料，接着完成一样资料——这些资料躺在某个地方死掉了偶尔有人会去翻翻尸体——还需要完成资料……让别人完成资料，排队等到该你办事，换个时间再来排队等到该你办事，油价长得很快降得扭扭捏捏，电梯维修电梯总是维修，工资还没有发工资已经过了半个月还没发工资和付出不成正比工资没有别人高……

　这些小事就这样扰乱我的生命这些小事同样参与构成我的人生这些小事总有一些应该被消灭掉。

　我也不愿意干什么大事，我只希望保护家人十年内读完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二十四史沈从文全集写几本书写好毛笔字打好乒乓球羽毛球身体健康去很多地方。

　苏东坡想不想经历那么多大事呢

1 曹皇后

慈圣光献曹皇后，真定人，枢密使周武惠王彬之孙也。

明道二年，郭后废，诏聘入宫。景佑元年九月，册为皇后。

性慈俭，重稼穑，常于禁苑种谷、亲蚕。 庆历八年闰正月，帝将以望夕再张灯，后谏止。

后三日，卫卒数人作乱，夜越屋叩寝殿。后方侍帝，闻变遽起。

帝欲出，后闭阁拥持，趣呼都知王守忠使引兵入。 贼伤宫嫔殿下，声彻帝所，宦者以乳妪欧小女子奏，后叱之曰：“贼在近杀人，敢妄言耶！”后度贼必纵火，阴遣人挈水踵其后，果举炬焚帘，水随灭之。

是夕，所遣宦侍，后皆亲剪其发，谕之曰：“明日行赏，用是为验。”故争尽死力，贼即禽灭。

阁内妾与卒乱当诛，祈哀幸姬，姬言之帝，贷其死。 后具衣冠见，请论如法，曰：“不如是，无以肃清禁掖。”

帝命坐，后不可，立请，移数刻，卒诛之。 初，王安石当国，变乱旧章，后乘间语神宗，谓祖宗法度不宜轻改。

熙宁宗祀前数日帝至后所，后曰：“吾昔闻民间疾苦，必以告仁宗，因赦行之，今亦当尔。”帝曰：“今无他事。

”后曰：“吾闻民间甚苦青苗、助役，宜罢之。安石诚有才学，然怨之者甚众，帝欲爱惜保全之，不若暂出之于外。”

帝悚听，垂欲止，复为安石所持，遂不果。 苏轼以诗得罪，下御史狱，人以为必死。

后闻之，谓帝曰：“尝忆仁宗以制科得轼兄弟，喜曰：‘吾为子孙得两宰相。 ’今闻轼以作诗系狱，得非仇人中伤之乎？捃注过至于诗，其过微矣。

吾疾势已笃，不可以冤滥致伤中和，宜熟察之。”帝涕泣，轼由此得免。

晚得水疾，侍医莫能治。元丰二年冬，疾甚，帝视疾寝门，衣不解带。

旬日崩。年六十四。

及崩，帝哀慕毁瘠，殆不胜丧。 有司上谥，葬于永昭陵。

（《宋史·慈圣光献曹皇后传》） 慈圣光献曹皇后，是真定人（今河北正定）人，也是枢密使周武惠王曹彬的孙女。明道二年，郭皇后被废，曹皇后被聘入宫中。

景佑元年九月，她正式被册封为皇后。曹皇后性情慈善节俭，重视农耕，常在皇家宫苑中种植谷物，亲自养蚕。

农历八年闰正月，仁宗皇帝准备在闰正月十五晚再一次陈设彩灯过灯节，被曹皇后劝住了。过了三天，几个卫士作乱，乘着夜间穿房越舍，直趋仁宗皇帝的寝室。

曹皇后当时正在侍奉皇帝，听说事情有变，慌忙起来。仁宗皇帝打算出逃，曹皇后关闭殿门，抱住皇帝，急忙呼唤都知王守忠，命令他带兵入宫平乱。

乱兵在殿前杀伤宫中的嫔妃侍女，叫喊声响彻皇帝的住所，太监们假报是奶妈打年纪小的宫女，曹皇后申叱道：“乱兵就在附近杀人，你们还敢胡说！”她估计乱兵必定会放火，暗地派人带着水跟在他们后面，果然乱兵点火烧着帘幕，跟着的人随即用水将火泼灭。这一夜，凡是派出去的太监侍从，曹皇后都亲手剪掉他们的头发，对他们说：“明天论功行赏，就以头发为证。

”因此，人们都争先出力，乱兵很快被消灭。宫女参与卫卒变乱的，论罪当死，她们向仁宗所宠爱的妃嫔哀求免死，这位宠姬转告仁宗后，仁宗答应了。

曹皇后便穿戴上正式的服饰，进见皇帝，请求依法处理作乱的宫女，并说：“不这样，无法肃清宫中（的坏人）。”仁宗让她坐下，曹皇后不坐，站着坚持自己的要求，过了不久，最后还是把宫女杀掉了。

起初，王安石当政的时候，变革了旧的典章制度，曹皇后在适当的机会对神宗皇帝说祖宗留下来的法律制度不应该轻易改动。熙宁年间祭祀太庙的前几天，神宗皇帝来曹皇后的住所。

曹皇后说：“以前我每当听说老百姓有什么苦处，一定要告诉仁宗皇帝，仁宗皇帝就推行减租政策，现在也还是应该这样。 ”神宗皇帝说：“现在没有什么事。”

曹皇后说：“我听说老百姓对于青苗法、助役法叫苦不迭，这两种法令应当停止实行。王安石确实有才干学问，但怨恨他的人太多了，皇上要是爱惜他，想保全他，不如暂且放他到外省去。”

神宗皇帝听了很吃惊，几乎已经准备停止施行这些法令，但还是被王安石操纵了，这件事无果而终。 苏轼因为写诗犯了法，被关在御史台的监狱中，大家都以为他必死无疑。

曹皇后听说此事，便对神宗皇帝说：“我想起仁宗皇帝在殿试中取中苏轼兄弟时，高兴地说：‘我为子孙们找到两位宰相。’现在听说苏轼因为作诗而被关进监狱，该不会是受了仇人的诬蔑吧？从诗句中搜寻过错，即使有错也是小错。

我的病已经很重了，不能再因为冤枉好人、滥加罪名而伤害天地的中正和平之气。对苏轼一案，还要仔细审查才好。”

神宗皇帝流下眼泪。苏轼因此而得以免罪。

曹皇后晚年时候患了水疾，医生都没有办法治。元丰二年的冬天，她病得很重了，神宗皇帝到她的寝宫来探病，甚至睡觉时都不脱外衣。

病了十天左右，曹皇后去世了，享年六十四岁。曹皇后死，神宗皇帝哀伤过度而消瘦，几乎坚持不到办完丧事。

主管官员为曹皇后报谥号，葬在永昭陵。 。

2 求

慈圣光献曹皇后，是真定人（今河北正定）人，也是枢密使周武惠王曹彬的孙女。

明道二年，郭皇后被废，曹皇后被聘入宫中。景佑元年九月，她正式被册封为皇后。

曹皇后性情慈善节俭，重视农耕，常在皇家宫苑中种植谷物，亲自养蚕。 农历八年闰正月，仁宗皇帝准备在闰正月十五晚再一次陈设彩灯过灯节，被曹皇后劝住了。

过了三天，几个卫士作乱，乘着夜间穿房越舍，直趋仁宗皇帝的寝室。曹皇后当时正在侍奉皇帝，听说事情有变，慌忙起来。

仁宗皇帝打算出逃，曹皇后关闭殿门，抱住皇帝，急忙呼唤都知王守忠，命令他带兵入宫平乱。乱兵在殿前杀伤宫中的嫔妃侍女，叫喊声响彻皇帝的住所，太监们假报是奶妈打年纪小的宫女，曹皇后申叱道：“乱兵就在附近杀人，你们还敢胡说！”她估计乱兵必定会放火，暗地派人带着水跟在他们后面，果然乱兵点火烧着帘幕，跟着的人随即用水将火泼灭。

这一夜，凡是派出去的太监侍从，曹皇后都亲手剪掉他们的头发，对他们说：“明天论功行赏，就以头发为证。”因此，人们都争先出力，乱兵很快被消灭。

宫女参与卫卒变乱的，论罪当死，她们向仁宗所宠爱的妃嫔哀求免死，这位宠姬转告仁宗后，仁宗答应了。曹皇后便穿戴上正式的服饰，进见皇帝，请求依法处理作乱的宫女，并说：“不这样，无法肃清宫中（的坏人）。

”仁宗让她坐下，曹皇后不坐，站着坚持自己的要求，过了不久，最后还是把宫女杀掉了。 起初，王安石当政的时候，变革了旧的典章制度，曹皇后在适当的机会对神宗皇帝说祖宗留下来的法律制度不应该轻易改动。

熙宁年间祭祀太庙的前几天，神宗皇帝来曹皇后的住所。 曹皇后说：“以前我每当听说老百姓有什么苦处，一定要告诉仁宗皇帝，仁宗皇帝就推行减租政策，现在也还是应该这样。”

神宗皇帝说：“现在没有什么事。”曹皇后说：“我听说老百姓对于青苗法、助役法叫苦不迭，这两种法令应当停止实行。

王安石确实有才干学问，但怨恨他的人太多了，皇上要是爱惜他，想保全他，不如暂且放他到外省去。 ”神宗皇帝听了很吃惊，几乎已经准备停止施行这些法令，但还是被王安石操纵了，这件事无果而终。

苏轼因为写诗犯了法，被关在御史台的监狱中，大家都以为他必死无疑。曹皇后听说此事，便对神宗皇帝说：“我想起仁宗皇帝在殿试中取中苏轼兄弟时，高兴地说：‘我为子孙们找到两位宰相。

’现在听说苏轼因为作诗而被关进监狱，该不会是受了仇人的诬蔑吧？从诗句中搜寻过错，即使有错也是小错。我的病已经很重了，不能再因为冤枉好人、滥加罪名而伤害天地的中正和平之气。

对苏轼一案，还要仔细审查才好。”神宗皇帝流下眼泪。

苏轼因此而得以免罪。 曹皇后晚年时候患了水疾，医生都没有办法治。

元丰二年的冬天，她病得很重了，神宗皇帝到她的寝宫来探病，甚至睡觉时都不脱外衣。病了十天左右，曹皇后去世了，享年六十四岁。

曹皇后死，神宗皇帝哀伤过度而消瘦，几乎坚持不到办完丧事。主管官员为曹皇后报谥号，葬在永昭陵。

3 求宋史郭逵传的翻译如题

郭逵郭逵字仲通，他的祖先从邢州移居洛阳。

康定年间，哥哥郭遵在对敌作战中死去，录用郭逵任三班奉职，编属於陕西范仲淹麾下。范仲淹用学问劝勉他。

延安清刚社募兵误杀了内属的羌人，即将定为死罪，郭逵请求赦免了他们，使十三名壮士活了下来。 刚议论夺取灵武，郭逵说：“路途远粮草就接济不上，城市大兵却不多，不会得到好处。”

没多久，泾原任福全军覆没，人们都佩服他有先见之明。陈执中安抚京东，上奏让他任驻泊将。

陈执中同宾客辅将议论当今的名将，共同推崇葛怀敏。郭逵说：“葛怀敏很好对付，日后一定败坏朝廷的事情。

”陈执中开始很生气，过了几天，问也说：“您从哪儿知道葛怀敏不是名将并要败坏事情呢？”回答道：“喜好功劳心存侥幸，只有勇力没有谋略，是可被擒获的。”陈执中感叹道：“您真懂得军事，葛怀敏已经全军覆没了。”

任真定兵马监押。保州的士兵叛乱，田况派郭逵去招降他们。

郭逵和叛将侍其臻曾一同事奉范仲淹，驱马跑到城下，出示他以前佩带的紫囊。侍其臻认得它，就和他的党羽韦贵、史克顺都拜了两次，邀请郭逵登上城墙。

相见以后，向他们讲明祸福，人们有的不能立即打消疑虑，说：“如果投降，恐怕不被免罪。”郭逵请求用自己作人质，於是开城投降。

评功加官合门祗候、环庆兵马都监。遭遇母亲的丧事，不能解除官职，共请求三次才允许。

庆帅杜杞赠给他四十万钱送行，他谢绝了。丧事完毕，任泾原都监。

攻下古渭城，转任通事舍人，徙河北缘边安抚都监。辅助吴奎出使契丹，正赶上它的君主接受尊号，他进入观礼。

出使回来，贬黜为汾州都监。 庞籍镇守河东，让他代理忻州。

契丹来索求天池庙的土地，庞籍不能决断，把它推托给郭逵。郭逵访求得到太平兴国年间的旧文书，证明它是朝廷的土地，契丹惭愧屈服。

湖北溪蛮彭仕羲叛乱，加官带御器械，为湖北路钤辖兼澧州知州。 得到蛮人的亲信做向导，全部平定了各险要地区，於是攻下他们所居住的桃花州，彭仕羲弃城逃跑，手下的人全部投降。

迁任礼宾使，徙南路钤辖、邵州知州。武冈蛮谋反，郭逵讨伐平定了它。

累积迁官为容州观察使。仁宗的山陵，让郭逵执掌值宿守卫。

迁任殿前都虞候，出朝为泾原路副都部署。 治平二年，以检校太保同签书枢密院，随即出朝领陕西宣抚使，判渭州。

郭逵虽然立下了军功，但是突然跻身於政治领域，议事的人心中不服，谏官、御史交相议论他，没有依从。神宗即位，迁任静难军留后，召回朝。

谏官再次竭力争辩，才改任宣徽南院使、判郓州。 到郓州七天后，徙镇守鄘延。

种谔接受嵬名山投降，取得绥州，夏人於是杀了杨定。朝中的议论认为就要发生边界争端，想放弃绥州。

郭逵说：“胡虏已经杀死了朝廷的官员，而我们又放弃绥州不守，显得软弱已经过分。而且嵬名山带领全族来归服，应该怎样安排他呢？”不久夏人想用塞门、安远两寨来交换，朝廷答应了。

郭逵说：“这正是商於六百里的计策。除非先交付两寨，不能给他们地。”

派他的部属赵。

4 郝景春传文言文阅读答案

译文供参考：

郝景春，字和满，江都人。乡试中举，授盐城教谕，因犯过失而罢职归家。启任陕西苑马寺万守监录事，后调为黄州照磨，代理黄安县事。到任刚三日，农民义军突然来攻城，景春等坚守八天八夜，义军撤走。

崇祯十一年（1638），升任房县知县。农民起义军领袖罗汝才率九营之众向熊文灿请降，文灿同意受降，而汝才又犹豫起来。景春单骑至义军兵营去劝说，并与汝才及其同党白贵、黑云祥歃血为盟。汝才到文灿军门投降，而所部诸营分驻于竹奚谷、保康、上津，自己与贵、云祥驻于房县城郊。当时，郧阳各县城墙都被破坏，只有房县有赖于景春安抚，大体上可以防守。然义军杂处其间，居民日夜不安。景春与主簿朱邦闻、守备杨道选一方面修理防御工事，一方面与义军诸营和睦相处。

崇祯十二年（1639）五月，张献忠在谷城举兵反明，约汝才一同行动。景春子郝鸣銮还是生员，有万夫不敌之勇，他对其父说：“房县城为敌攻击目标，仅疲惫瘦弱的士兵不过二百人，城何以守住？”便穿上铠甲去见汝才说“：你难道不念曾与我父亲烧香盟誓之言吗？希望你慎重，不要与张献忠一同作乱。”汝才假意允诺。鸣銮察觉出汝才的允诺并非真心诚意，回来与道选领兵登城防守，而献忠所遣前锋已至城下。鸣銮等斩义军将领上天龙，遣使向熊文灿求援，去了十四次，都未见到文灿。

不久，义军大队人马至房县城下，献忠兵打白旗，汝才的队伍打红旗。忽然两军合在一起并力围攻。义军将领白贵、黑云祥向城上高呼：“把城让给我们，保证无事。”献忠又令张大经来劝降。景春在城上大骂，鸣銮且守且战，坚持了五天五夜。义军损失不少，献忠左足受伤，其心爱战马也被杀死。守军指挥张三锡开北门放汝才入城，城被攻破，道选在巷战中牺牲。大经促使汝才劝景春投降，景春不肯。又问他府库财物何在，景春厉声道“：库藏若还有财物，你们也破不了城！”义军杀一典史、一守备来恐吓他，景春终不屈服，与其子鸣銮一道被杀。其仆陈宜和朱邦闻一家都死。朝廷闻知，赠景春尚宝少卿，建祠奉祀，后又改赠太仆寺少卿。

5 王复传文言文阅读答案

王复，字初阳，固安人。正统七年（1442）考中进士。授予刑科给事中。声音洪亮，容貌壮美，善于陈述自己的想法上奏。提升为通政参议。也先侵犯京师，邀约大臣出去迎接上皇。众人不敢前去，王复请求出行。于是升迁为右通政，代理礼部侍郎，与中书舍人赵荣偕同前往。敌人露出刀刃夹道威胁他们，王复等人不为此而恐惧。返回后仍担任通政事务，再升迁为通政使。

成化元年（1465），延绥总兵官房能上奏追赶袭击河套部众，皇帝降旨奖励犒劳。王复认为七百里奔赴作战不恰当，并担心因企求意外成功而挑起争端，请敕令告诫晓谕，皇帝认为他说得对。晋升为尚书。

锦衣千户陈珏，本来是画工。到去世时，侄子陈锡请求继承百户。王复说：“世袭虽然是先帝的命令，然而不是战功，应不许可。”于是停止。

毛里孩侵扰边境，皇帝命令王复出京巡视陕西的边疆守备。从延绥到甘肃，观察地势，进言说：“延绥东起黄河岸边，西至定边营，萦绕二千多里。险要关口全在内地，而境外并无屏障，只凭墩堡来防守。军队反而驻扎在里面，老百姓却居住在外面。敌人一旦入境，官军还没有行动，老百姓已经被掠夺完了。再加上西南抵达庆阳，相隔五百多里，烽火不能连接，寇贼到了，老百姓还不知道。请迁移府谷、响水等十九个堡垒，置于接近边疆的重要之地。而从安边营至庆阳，从定边营至环州，每二十里筑墩台一个，共计三十四个。随着地势修建壕沟和城墙，以求声息相闻，易于防守抵御。”奏章呈上去后，皇帝都听从了他的建议。

改派王复到工部。王复严格遵守法令制度，声名超过在兵部。当时中官请求修筑皇城西北面的回廊，王法俯瘁谎诓荷搭捅但拉复提议放缓这件事。给事中高斐也说灾害频繁，不宜役使万人作无益的事情。皇帝都不许可。中官率领腾骧四卫军的，请求发给棉上衣和鞋裤。王复坚持不许可，说：“朝廷制造这些东西，本来是给出征的士兵，使得即日出发，不用烦劳去缝制。京军则每年供给冬衣的布和棉花，这是已成的制度，怎能改变？”大应法王割实巴去世，中官请求建寺造塔。王复说：“大慈法王都只建了塔，没有建造寺庙。现在不应该创立这个制度。”于是只是命令建塔，还是派遣四千名士兵供其役使。

王复喜欢古籍爱好学习，遵守廉洁约束的准则，跟人相交没有城府，当官识大体，在工部任职十二年，碰上灾害变异，谏官说他衰老，王复请求退休。皇帝不许。过了两个月，谏官又弹劾王复。皇帝于是传旨，命令他辞官归乡。死后，被赠予太子太保，谧号庄简。

6 世说新语第二则阅读答案,原文及翻译关于荀慈明

以下为答案及原文。其他词语的答案也包含其中。

言语第二之七、亲亲之义

（原文）荀慈明与汝南袁阆相见，问颍川人士，慈明先及诸兄。阆笑曰：“士但可因亲旧而已乎？”慈明曰：“足下相难，依据者何经？”阆曰：“方问国士，而及诸兄，是以尤之耳。”慈明曰：“昔者祁奚内举不失其子，外举不失其雠，以为至公。公旦《文王》之诗，不论尧、舜之德而颂文、武者，亲亲之义也。《春秋》之义，内其国而外诸夏。且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不为悖德乎？”

（译）荀慈明（荀爽）遇见汝南袁阆，袁阆向他问起汝南的知名人士，荀慈明先说起自己的几位兄长。袁阆笑道：“难道仅仅因为是自己的亲戚朋友，就可以算是名士吗？”荀慈明说：“您指责我，有什么凭据吗？”袁阆说：“刚才我问的是国家名士，而你先提到的都是你的哥哥，所以我指责你。”荀慈明说：“从前祁奚告老还乡时，内举不忘他的儿子，外举不忘他的仇人，人们认为他是非常公道的。周公旦作《文王》诗，不言尧舜的功德，却赞美文王武王的伟绩，这是因为他爱自己亲人的道理呀。《春秋》的义理，是以鲁国为内，以华夏诸国为外。况且不爱他的亲人却爱外人，这不是有悖道德吗？”

7 文言文阅读宋史荆罕儒传

《宋史·荆罕儒传》原文及译文——翻译1、原文：荆罕儒，冀州信都人。

父基，王屋令。罕儒少无赖，与赵凤、张辇为群盗。

晋天福中，相率诣范阳，委质燕王赵延寿，得掌亲兵。开运末，延寿从契丹主德光入汴，署罕儒密州刺史。

汉初，改山南东道行军司马。周广顺初，为率府率，奉朝请，贫不能振。

显德初，世宗战高平，戮不用命者，因求骁勇士。通事舍人李延杰以罕儒闻，即召赴行在，命为招收都指挥使。

会征太原，命罕儒率步卒三千先入敌境。罕儒令人负束刍径趋太原城，焚其东门。

擢为控鹤弩手、大剑直都指挥使。从平淮南，领光州刺史，改泰州，为下蔡守御都指挥使兼舒、蕲二州招安巡检使。

四年，泰州初下，真拜刺史兼海陵、盐城两监屯田使。明年三月，世宗幸泰州，以罕儒为团练使，赐金带、银器、鞍勒马。

六年春，军吏耆艾诣阙请留，恭帝诏褒之。建隆初，升郑州防御，以罕儒为使，改晋州兵马钤辖。

罕儒恃勇轻敌，尝率骑深入晋境，人多闭壁不出，虏获甚众。是年冬，复领千余骑抵汾州城下，焚其草市，案兵以退。

夕次京土原，刘钧遣大将郝贵超领万余众袭罕儒，黎明及之。罕儒遣都监、毡毯副使阎彦进分兵以御贵超。

罕儒锦袍裹甲据胡床享士，方割羊臂臑以啖，闻彦进小却，即上马麾兵径犯贼锋。并人攒戈舂之，罕儒犹格斗，手杀十数人，遂遇害。

刘钧素畏罕儒之勇，常欲生致，及闻其死，求杀罕儒者戮之。太祖痛惜不已，擢其子守勋为西京武德副使。

因索京土原之不效命者，黜慈州团练使王继勋为率府率，阎彦进为殿直，斩其部下龙捷指挥使石进德等二十九人。罕儒轻财好施。

在泰州，有煮海之利，岁入钜万，诏听十收其八，用犹不足。家财入有籍，出不问其数。

有供奉官张奉珪使泰州，自言后唐张承业之子。罕儒曰：「我生平闻张特进名，幸而识其子。

」厚加礼待，遗钱五十万，米千斛。罕儒虽不知书，好礼接儒士。

进士赵保雍登科覆落，客游海陵。罕儒问其所欲，保雍以将归京师，且言缘江榷务以丝易茗有厚利。

罕儒立召主藏奴，令籍藏中丝，得四千余两，尽以与之。然好勇善战，不顾胜负。

常欲削平太原，志未果而及于败，人皆惜之。罕儒兄延福。

延福孙嗣。《宋史·荆罕儒传》原文及译文——翻译2、译文：荆罕儒，翼州信都人。

父亲荆基，官任王屋令。荆罕儒年青时不修德行，和赵凤、张辇一起做盗匪。

后晋天福年间，他们相伴来到范阳，投靠燕王赵延寿，掌管赵延寿的亲兵。开运末年，刘延寿随契丹国君耶律德光攻入汴州，暂时任命荆罕儒为密州刺史。

后汉初年，改任山南东道行军司马。后周广顺初年，官任率府率，可以参加朝会，生活却穷困难当。

显德初年，后周世宗皇帝大战于高平，杀了不听命令的将领，就寻求骁勇善战的人。通事舍人李延杰推荐了荆罕儒，世宗皇帝使召荆罕儒赶来相见，任命他为招收都指挥使。

会战太原时，世宗命荆罕儒率领三千步兵先进入敌境。罕儒下令士兵背负物资走小路急攻太原，焚毁太原东门。

因战功被提升为控鹤弩手、大剑直都指挥使。承受世宗平定淮南，被任命为光州刺史，后又改任泰州刺史，又任下蔡守御都指挥使，兼任舒、蕲二州招安巡检史。

显德四年，泰州刚被攻下，荆罕儒真正官拜泰州刺史，兼任海陵、盐城两监屯田使。第二年三月，世宗驾临泰州，任命荆世罕为团练使，赐下金带、银器、鞍勒马匹。

显德六年春，军吏长者拜见皇帝请求让荆罕儒留任泰州，后周恭帝下诏表彰他。北宋建隆初年，荆罕儒升任郑州防御，以荆罕儒为防御使，又改任晋州兵马钤辖。

荆罕儒自恃勇武过人轻视敌人，曾经率骑兵深入后晋境内，敌人大多闭城不出，荆罕儒率部掠获很多。这年冬天，荆罕儒又带着一千多骑兵抵达汾州城下，焚毁晋军草场，领军扬长而去。

傍晚时荆罕儒率军在京土原扎营，刘钧派大将郝贵超带领一万多兵马来攻打荆罕儒，黎明时到了京土原。荆罕儒派都监、毡毯副使阎彦进分兵抵挡郝贵超。

荆罕儒身着锦袍披盔甲坐在胡床上鼓舞士气，正割着羊腿大吃，听说阎彦进所部稍有退却，立即上马率兵径直攻向敌军。多名敌军一起拿弋攒击他，荆罕儒仍然力战不休，亲手杀死十几人，就这样遇害了。

刘钧一直害怕荆罕儒的勇武，一直想活捉他，等到听说荆罕儒的死讯，就找出杀死荆罕儒的人，把他们杀掉了。宋太祖为荆罕儒的死痛惜不已，提拔他的儿子荆守勋为西京武德副使。

就追索京土原之战上不拼命作战的人，贬慈州团练使王继勋为率府率，阎彦进为殿直，斩杀荆罕儒部下龙捷指挥使石敬德等二十九人。荆罕儒轻财物好施助于人。

在泰州时，有海盐收益，年收入惊人，皇帝恩准他收八成的盐税，仍然不够他用。家中财货收入有记录，用出去的却不计数目。

曾经有供奉官张奉珪出使泰州，自己说是后唐张际业的儿子。荆罕儒说：“我一生只听说张特进的大名，终于有幸认识了他的儿子。”

优厚地款待他，送他五十万钱，一千斛大米。荆罕儒不识字，却喜欢礼遇儒士。

进士赵保雍科考落榜，游经海陵。荆罕儒问他的打算，赵保雍告诉打算回京城去，还说缘江榷务（官署名）中用丝绸换茶叶有丰厚利润。

荆罕儒立马召来管仓库的仆人，叫他打点仓库中丝绸，有四千多两，。

国学的核心典籍

一、国学的核心经典

国学的核心经典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意识思想——儒家经典，而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十三经”。

发展演变：十三经是由先秦的六经、西汉的五经逐渐发展而来的，最终形成于南宋。先秦，六经：《易》、《诗》、《书》、《礼》、《乐》、《春秋》；汉朝，五经：以《易》、《诗》、《书》、《礼》、《春秋》为“五经”，立于学官。唐朝，九经：唐朝时，《春秋》分为“三传”，即《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礼经》分为“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这六部书再加上《易》、《书》、《诗》，并称为“九经”，也立于学官，用于开科取士。晚唐，十二经：唐文宗开成年间，在国子学刻石，内容除了“九经”之外，还加上了《论语》、《尔雅》、《孝经》。五代，十一经：五代十国时后蜀国主孟昶刻“十一经”，收入《孟子》，而排除《孝经》、《尔雅》。南宋，十三经：正式形成于南宋时《孟子》正式成为“经”，和《论语》、《尔雅》、《孝经》一起，加上原来的“九经”，构成“十三经”。

至此，儒家的十三部文献确立了它的经典地位。清乾隆时期，镌刻《十三经》经文于石，阮元又合刻《十三经注疏》，从此，“十三经”之称及其在儒学典籍中的尊崇地位更加深入人心。清孔尚任《桃花扇·逮社》：“你看十三经、廿一史、九流三教、诸子百家、腐烂时文、新奇小说，上下充箱盈架，高低列肆连楼。”清昭连《啸亭续录·石经》：“雍正中，有生员蒋衡字湘帆者善书法，立志书十三经，十余年乃成。”（参阅清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八；清钱泰吉《曝5书杂记》卷上）

《十三经》的内容极为宽博：

《周易》是占卜之书，其外层神秘，而内蕴的哲理至深至弘。

《尚书》是上古历史文件汇编，主要内容为君王的文告和君臣谈话记录。

《诗经》是西周初至春秋中期的诗歌集，内分“风”、“雅”、“颂”三部分，“风”为土风歌谣，“雅”为西周王畿的正声雅乐，“颂”为上层社会宗庙祭祀的舞曲歌辞。

《周礼》主要汇集周王室官制和战国时期各国制度。

《仪礼》主要记载春秋战国时代的礼制。

《礼记》是秦汉以前有关各种礼仪的论著汇编。

《春秋》三传是围绕《春秋》经形成的著作，《左传》重在史事的陈述，《公羊传》、《谷梁传》重在论议。

《论语》是孔子及其门徒的言行录。

《孝经》为论述封建孝道的专著。

《孟子》专载孟子的言论、思想和行迹。

《尔雅》训解词义，诠释名物，经学家多据以解经。

儒家文化在封建时代居于主导地位，“十三经”作为儒家文化的经典，其地位之尊崇，影响之深广，是其他任何典籍所无法比拟的。最高统治者不但从中寻找治国平天下的方针大计，而且对臣民思想的规范、伦理道德的确立、民风民俗的导向，无一不依从儒家经典。儒家经典施于社会的影响无时不在、无处不在。

二、《十三经注疏》

“十三经”各注释版本中，以清代学者阮元主持校刻的《十三经注疏》最为完善，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参考资料，是文史研究工作者经常要查检的书。十三经注疏清代由阮元主持校刻的一部，号称善本，但卷帙浩繁，不便查检。原世界书局将阮刻本缩印为两巨册，使用较方便。

《周易正义》，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尚书正义》，魏·王肃伪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等正义。

《毛诗正义》，汉·毛亨传、郑玄笺、唐·孔颖达等正义。

《周礼注疏》，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

《仪礼注疏》，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

《礼记正义》，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春秋左氏传正义》，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春秋公羊传注疏》，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

《春秋谷梁传注疏》，晋·范宁注、唐·杨士勋疏。

《论语注疏》，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

《孝经注疏》，唐玄宗注、宋·邢昺疏。

《尔雅注疏》，晋·郭璞注、宋·邢昺疏。

《孟子注疏》，汉·赵岐注、宋·孙奭疏。

《十三经》是儒家文化的基本著作，就传统观念而言，《易》、《诗》、《书》、《礼》、《春秋》谓之“经”。《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属于《春秋经》之“传”。《礼记》、《孝经》、《论语》、《孟子》均为“记”。《尔雅》则是汉代经师的训诂之作。这十三种文献，当以“经”的地位最高，“传”、“记”次之，《尔雅》又次之。十三种儒家文献取得“经”的地位，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南宋宿儒朱熹以《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并列，形成了今天人们所熟知的《四书》，并为官方所认可。

三、十三经简介

（一）《周易》

原称《易》，又称《易经》，是古人卜卦用的书。周朝统治者习惯用蓍草来占卜吉凶。称为占筮。占卜时根据蓍草茎数量的奇、偶，排成各种卦，再参照占筮书的记述，判断出吉凶。《周易》就是这类占筮书的一种。

《周易》中用“”和“”两个最基本的符号代表阳和阴，分别称为阳爻、阴爻。把和叠列三层，可以形成八种组合形式，叫做八卦，又称经卦。即乾，坤，震，巽，坎，离，艮，兑。为了记住这八卦的符号，古人总结了顺口溜：

乾三连，坤三断

震仰盂，艮覆碗

离中虚，坎中满

兑上缺，巽下断

这八卦的每一卦代表一种物象，一种事物，如乾为天，坤为地，震为雷，巽为风，坎为水，离为火，艮为山，兑为泽。对于每一卦象的含义还可以进一步引申，例如乾既代表天，又可以代表国君、朝廷、君子、男人、刚健、阳气等，而坤除了代表地外，还可以代表臣子、女人、柔弱、阴气等。用八卦的卦象两两重7叠，又能组合成六十四卦，称为别卦。在《周易》中，对于每一卦以及卦中的各爻，都有阐述其意义的解说，这就是卦辞和爻辞，它们是《周易》的正文部分。

《周易》的作者和著作时代是怎样的？《周易》的起源为河图、洛书。传说远古时代，黄河出现了背上画有图形的龙马，洛水出现了背上有文字的灵龟，圣人依此制定出八卦。到了殷商末年，周文王把八卦演为六十四卦，春秋时期，圣人孔子为之作《易传》十文，即《十翼》。可见《周易》是不同时期由不同的人写成的。班固《汉书·艺文志》有“人更三圣，世历三古”的说法。就是说：《周易》的成书，经历了上古、中古、下古三个时代，由伏羲、文王、孔子三个圣人完成。古代曾有伏羲氏、神农氏推演八卦的说法，那只是传说，并不可信。近代学者们根据卦辞、爻辞记载的一些历史材料，比较有把握地推断这部书是西周初年的作品，但具体的作者仍然难以判断。

现今传世的《周易》中，还包括解释经文的传，称为十翼。十翼是由《彖传》上下、《文言》、《系辞》上下、《说卦》、《序卦》、《象》上下、《杂卦》等十部分组成的。十翼的作者并非一人，而且也不是作于同一时代。据研究，《彖传》写作最早，似在春秋、战国交替之际，其余的则是战国至西汉初年的作品了。这十翼对《周易》的解释未必都能符合经文的原意，因此不能完全依赖它们去理解《周易》的正文。

《周易》本是一部占卜算卦的书，但是书中在讲到阴阳二者之间的矛盾变化时，也反映了古人的某些朴素辩证法的观点。到了汉朝，《周易》被尊为六经之首，人们认为它包含了其他各经最根本的道理。汉朝在国家学校中教授《周易》的博士就有施、孟、梁丘三家；此外，民间还有大约十家，它们都属于不同的流派。20世纪70年代，在长沙马王堆汉墓中曾经出土帛书《周易》的残本。它同今天流行的《周易》相比，虽然六十四卦的卦名全都相同，但是卦的次序却很不一样。汉朝的学者们大多以象数之学来讲解《周易》，也就是依据形象和数量来推测自然界的变化对社会政治的影响，因此《周易》常常成为他们预言灾异的工具。三国时期，王弼改变了大谈象数的风气。他注释《周易》主要是借机阐发自己的哲学思想。王弼在注中糅合了《老子》、《庄子》的道家学说，为魏晋时期的“玄学”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在古代有大量解说《周易》的著作，除了一部分涉及古代哲学思想的以外，还有许多是宣扬封建迷信的，必须注意把它们区分开来。

（二）《尚书》

原来仅称为《书》，是中国夏、商、周时代一些政治文献和传说资料的汇编，其中也包括某些追述更古时代的史事记录，因此它属于政治书。春秋以后，《书》被儒家学者们尊奉为经典，称之为《书经》。自汉朝开始，又称它为《尚书》。“尚”即是“上”，“尚书”就是指上古时代的史书。

最初《尚书》中保存的历史文献是很多的。至西汉初年，由山东人伏生传授下来的《尚书》只有28篇了。这部《尚书》是用汉代通行的隶书文字抄写的，所以汉朝人称它为“今文尚书”。传授今文《尚书》的学者们常常利用阴阳五行的观点阐发他们的迷信思想，形成了《尚书》的今文经学派，并且由朝廷立为博士官。西汉中期以后，又多次发现先秦时期用古文字体抄写的《尚书》，人们称之为“古文尚书”。它比今文《尚书》多16篇。东汉学者贾逵、马融、郑玄等人对古文《尚书》做了大量的注释工作。他们多从名物制度、文字训诂等角度来解释经文，形成了《尚书》的古文经学派。在汉朝，古文《尚书》未被朝廷所承认，没有能立于学官，以致西晋以后它全部散失，现今只能看到它的篇目名称了。东晋时期，豫章内史梅赜向朝廷贡献了一部《尚书》，共58篇。梅赜根据一些散佚的《尚书》文字，编撰成所谓古文《尚书》25篇，后人称之为“伪古文尚书”。梅赜同时又吸收了原来今文《尚书》的28篇（但被离析为33篇了），共凑成58篇。这就是现今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尚书》，它实际上是由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两部分合成的。此外，梅赜还贡献出一部《尚书孔氏传》，十三卷，说是西汉经学家孔安国解释《尚书》之作。这部书后来经清朝学者们考定，实系后人伪造，于是称它为伪《孔安国尚书传》，但也收入《十三经注疏》之中了。

（三）《诗经》

最初只称为《诗》，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春秋时期被儒家学者尊奉为经，以后称为《诗经》。书中收入了上起西周初年（公元前11世纪）下至春秋中叶（前6世纪）约五百年间的诗歌，保存到现在的作品共305篇。这些诗分为《风》、《雅》、《颂》三大类。《风》是十五个国家和地区的民歌，其中有揭露、斥责统治者的残暴压迫，也有对庶民的爱情、劳动等社会生活的歌颂。《雅》又分为《大雅》和《小雅》。《大雅》主要是颂扬周统治者的文治武功，其中有许多内容是涉及周初及“宣王中兴”等有价值的史料。《小雅》多是西周后期和东周初期的作品，内容以反映王室统治危机的政治诗为主。《颂》主要是统治者敬神祭祖的庙堂颂歌。需要指出的是，《风》、《雅》、《颂》三部分在内9容上不是截然分清的，它们也有混杂交错的情况。这三部分的区别，除了在内容上各有侧重外，还有音乐方面的不同。一般地说，十五国《风》要配以具有地方特色的民间乐曲歌唱；《雅》大多是用西周都城镐京（今陕西西安市西）一带乐调谱曲的；《颂》的配乐表现出庄重、肃穆的特点。

古代传说周王朝有定时派人到民间搜集诗歌的做法，叫做“采诗”。这大约就是《诗经》的最早来源。在周朝上层社会的政治活动中，人们常常借用《诗》的一章或一两句来委婉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所以孔子曾经告诫他的儿子伯鱼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不学《诗》便无法和人交谈。

《诗经》传至汉代，有齐、鲁、韩、毛四家。其中前三家都属于今文诗学，西汉时得到朝廷的承认，立于学官，各设了博士官并教授门徒。今文诗学至魏晋以后逐渐衰亡。毛《诗》相传为西汉初年毛亨、毛苌所传授，属于古文诗学。现今传世的是毛《诗》，共311篇，其中有6篇仅存名而无诗文。《诗经》中记载了许多周人早期的开发活动和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因此它不仅作为文学巨著对中国两千多年的文学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对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也具有极为重要的史料价值。

（四）《仪礼》

原来只叫《礼》，汉朝时又称它为《士礼》、《礼经》，到了晋代才称为《仪礼》。

讲究各种典礼仪式是儒家学说的重要内容。儒家希望通过“礼”来区分人们的贵贱尊卑地位、维护封建等级制度，《仪礼》就是详细记载古代各种礼仪的书。传说此书是周公所作，但缺少根据。《史记》等书则认为它出于孔子之手。现代学者一般认为，《仪礼》成书约在东周时期，不过书中记载的各种典礼仪式，应该在成书以前就存在了。孔子很注重采辑、整理各国礼仪，他把演习礼仪作为自己教学的重要内容，甚至在他游说列国的路途中，也坚持与弟子们在大树下演习礼仪。

现今传世的《仪礼》包括：士冠礼、昏（婚）礼、士相见礼、乡饮酒礼、聘礼、觐礼、丧服、士丧礼等，共17篇。它们记载了周朝统治阶级的加冠、婚丧、交际、敬老、宴饮、外交、觐见、祭祀等各种礼仪。西汉初年，由鲁高堂生传授下来的《士礼》即今《仪礼》17篇，至西汉中期分为戴德（大戴）、戴圣（小戴）、庆普三家礼学，它们都属于今文经学派，朝廷也设立了博士官。1959年在甘肃省武威发现了汉代抄在简上的《礼》多篇，为我们校定今本《仪礼》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本子。另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又有《礼古经》56篇，是汉武帝时发现的古文《礼经》，其中有17篇与今文的《仪礼》内容基本相同。至于另外的39篇，汉代称为《逸礼》，早已失传。

（五）《礼记》

先秦时期，儒家学者们在传习《仪礼》的同时，也传授一些有关的参考资料。这些资料可以进一步解释、补充《仪礼》经文，阐发其经义，人们称之为“记”。当时这种《记》很多，作者也只一两个人。至西汉时期，礼学家们也都各自选取一些《记》作为讲授《仪礼》的辅助教材。这些《记》流传到东汉中期，只剩下了两种：一种是相传为戴德选辑的85篇本的“大戴礼”；另一种是相传为戴圣选辑的49篇本，称为“小戴礼”。东汉学者郑玄为其中的49篇本作了注解，从而使它的影响越来越大，由原来从属于《仪礼》的地位转变为独立成书，人们称它为《礼记》。在唐代，《礼记》更被列为九经之一，它与《仪礼》、《周礼》鼎足而三，称为“三礼”。

《礼记》是一部儒家关于各种礼仪的论著、杂说汇编。它的内容庞杂，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方面：有专为说明《仪礼》的，如《冠义》，《昏义》、《乡饮酒义》等篇；有杂记丧服、丧事的，如《檀弓》、《丧大记》、《问丧》等篇；有记述各种礼节、礼制和守则的，如《投壶》、《礼器》、《明堂位》、《曲礼》、《内则》等篇；有记述孔子言论的（其中许多是假托孔子之名来阐发儒家的言论），如《仲尼燕居》、《孔子闲居》等篇；有比较系统地论述儒家某一思想的论文，如《礼运》、《学记》等篇。此外还有一篇属于授时颁政的《月令》，记述了夏历一年十二月的时令及有关的事物。《礼记》中有些篇章如《大学》、《中庸》等，谈及儒家关于如何修养道德、为人处世的哲学伦理观念，被后世理学家编入《四书》中，加以大力宣扬。《礼记》中还有《学记》、《乐记》两篇，从理论上对教育、音乐作了精辟的论述，至今仍可资借鉴。

《仪礼》仅仅记载了一些礼仪制度，而《礼记》则更多地论述了这些典礼制度的意义、作用，从理论上阐述了战国末期至秦汉时期儒家的“礼治”思想。《礼记》对于封建统治者强化思想文化统治、利用封建礼教束缚人们的思想、言行，可以产生更为深刻的影响，因此它越来越受到历代封建统治者的重视，在儒家经典著作中的地位也不断地上升。

（六）《周礼》

原名《周官》，西汉末年，学者刘歆将它改名为《周礼》。这是一部记载政治制度的书。

关于《周礼》的成书，过去古文经学家认为是周公所作，今文经学家则指斥为刘歆所伪造。现在一般学者都认为这部书是战国时期的儒家学者搜集了周王室的官制以及春秋时各国政治制度，并根据儒家的政治理想加以增减排比而成的汇编。据《汉书》河间献王本传记载，汉景帝时，河间献王搜集到流散在民间的古本《周官》，才使此书为世人所知。因为这部书是古文经，所以长期遭到古代今文经学家的诋毁。

《周礼》记有三百多种所谓周朝的职官，并对其所司职务作了介绍，其中也涉及周代的一些典章制度。全书共由《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等六大部分组成。书中的《冬官司空》早已佚失，西汉时以先秦古籍《考工记》补入。《周礼》一书对后世的政治有较大影响，诸如西汉末年的王莽改制、南北朝时期的宇文泰改革官制以及宋代的王安石变法等政治改革，都曾以《周礼》为号召，试图以此为依据。

近代学者曾以周代铜器铭文所记职官对照《周礼》的官制进行考查，找出一些不相符合之处，以此证明《周礼》系战国人所杜撰，并非是周朝政治制度的如实纪录。然而《周礼》中记述的另外一些制度，又确实在周代实行过，这可以从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那里得到证实。因此，这部书至今仍然受到人们的重视。《周礼》是我们研究周代典章制度的重要文献资料。

（七）《春秋》及其三传

“春秋”曾经作为东周各国史书的通称，同时也是春秋时期鲁国史书的专称。现存的《春秋》一书记述了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共244年间的鲁国历史。这是目前我国最早的一部编年史书。据记载，孔子曾对《春秋》进行了修订、整理，并且把它列为六经之一，作为教授学生历史知识的重要教科书。相传孔子在修订《春秋》时，曾经运用一些隐微的言辞，暗喻、示意某种深远的意义，后世儒家学者们把孔子这种文笔曲折而意含褒贬的所谓“春秋笔法”称为“微言大义”。例如《春秋》经于鲁隐公元年下说“郑伯克段于鄢”。《左传》对此则解释说，由于共叔段的表现违背了做弟弟的伦常，所以《春秋》经不用“弟”字称呼他；这一事件如同两个国君之间争权，所以用“克”字；又由于共叔段的失败是因郑庄公蓄意逼迫造成的，所以经文不称郑庄公的谥号，而用“郑伯”，以批评他对弟弟有失教诲。不过我们今天看来，《春秋》经的这种“微言大义”被古人过分渲染、夸大了。

古代为《春秋》经作的传，流传至今有三部，即《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和《春秋谷梁传》。《春秋》经本来有自己的单行本，后来按照编年次序，人们把它同各种传文合并起来，先列经文，后述传文。经文对史事介绍十分简短、概括，所以后世学者都要配合传文加以研读。

《春秋左氏传》又称《左氏春秋》或《左传》。旧传作者为春秋时的左丘明，近代学者们根据《左传》中所述史事，认为它当成书于战国初年。《左传》编年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终于鲁悼公四年（前464年），比《春秋》经多出17年；《左传》所记史事更延至鲁悼公十四年（前454年），比《春秋》经晚27年。

《左传》以叙事为主，书中用大量史实补充、说明了《春秋》经，有时也订正《春秋》经的某些错误。因此《左传》有助于我们了解《春秋》经的那些概括、简略的记载，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古代史料，加之它叙事生动流畅，成为中国古代著名的史学和文学著作。

《左传》成书于战国时期，本是用战国时的古文字写成的，因此在汉代它属于古文经传，而且长时期只在民间传授，未能被朝廷立于学官。《春秋公羊传》也称《公羊春秋》或《公羊传》，《春秋谷梁传》也称《谷梁春秋》或《谷梁传》。它们的编年都与《春秋》经一样。古代学者曾经认为《公羊传》和《谷梁传》分别为战国时的学者公羊高和谷梁赤所撰写，并且二人同受学于孔子的学生子夏。但是这种说法缺乏足够的根据。可以肯定的是，二书在战国时仅是口传心授，直到西汉初年才用隶书字体写成定本，因此它们都有属于今文经传。

《公羊传》和《谷梁传》的内容都有着重于解释《春秋》经文，很少述说史事，所以它们不是史书，只是儒家后学们以自己的主观臆测来阐释《春秋》“微言大义”的著作。《公羊传》、《谷梁传》二书的作者是要把所谓孔子的“春秋笔法”点破、说明，让人明了其中的意义。不过，实际上这两部书的内容冗长空洞，所讲的“大义”也未必符合《春秋》的原旨。同《左传》相比，这两部书没有给我们提供新的史料，也谈不上文学价值。不过汉代及以后历代的今文经学家常常利用它们来发挥自己的政治观点，把它们作为议论时事的理论根据，因此这两部儒家经传、特别是《公羊传》，在中国古代经学史、思想史上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八）《论语》

这是孔子弟子及其再传弟子关于孔子和他的少数弟子的言语行事的记录，其成书在战国初期。《论语》在西汉时还只作为经书的辅翼，被看作是传、记一类的著作。直到东汉时，才作为正式经书列入“七经”之中。

孔子名丘、字仲尼（前551—前479年），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也是春秋末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一生的学术活动以及他创立的儒家学说，对于传播和发展中国古代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论语》是研究孔子思想和儒家早期学说的最基本的依据，也是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教育史、文化史的重要文献。

《论语》一书传到汉朝时，已有三种不同的本子，即今文本的《鲁论》、《齐论》以及古文本的《古论》。现今传世的《论语》，是东汉学者郑玄参照上述各种本子整理而成的，共20篇。汉代以后，《论语》成为读书人的必读之书。南宋时，理学家朱熹把《论语》同《孟子》、《中庸》、《大学》合为《四书》，并为之作集注，使《论语》在宣扬封建礼教方面，处于更加突出的地位。

（九）《孟子》

这是一部记录孟轲言论行事、包括他和当时人及门人弟子们相互问答的谈话记录。《孟子》一书主要是由孟轲的门人万章、公孙丑二人所记，大约孟轲本人也亲自进行过润色。书中记载了孟子的政治活动、政治学说以及他的哲学、伦理、教育等思想。

孟子名轲，字子舆（约前372—前289年），是战国时期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曾受业于孔子之孙子思的门人。在封建社会，孟子被认为是孔子学说的继承者，他发展了孔子的儒家思想，在儒家哲学中形成了一个理论体系。孟子在政治上提倡“民贵君轻”思想，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他主张恢复古代的井田制度以及宣扬人性善等思想，则反映了他的好古、唯心观点。

在汉代，《孟子》同《论语》一样，仅被当作“传”、“记”一类著作。直到宋代，《孟子》才由理学家们作为经书列入“十三经”。南宋朱熹把它编入《四书》，并为之作集注，更加深了它在封建文人中的影响。《孟了》现今只存七篇。相传另有“外书”四篇，早已佚失，今本“外书”系明人伪作。

（十）《孝经》

今本《孝经》仅1799字，分为十八章，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