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的历史和现状是什么？

栏目：古籍资讯发布：2023-08-06浏览：1收藏

丝绸之路的历史和现状是什么？,第1张

丝绸之路的历史和现状是陆路丝绸之路就是从西安到兰州，再经过河西走廊一直到新疆，到新疆以后从霍尔果斯出去，一直到中亚五国著名的几个大城市——阿拉木图、比什凯克、杜尚别、撒马尔罕等，然后从里海的南端。

也就是伊朗的北部通过进入土耳其，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北上，经过博斯普鲁斯海峡进入欧洲，北上就到达俄罗斯的首都莫斯科，然后转而进入东欧、西欧，到达荷兰的鹿特丹，再南下可以到意大利的威尼斯。

丝绸之路介绍

海上丝绸之路是从沿海的港口出发，从东南亚南下到马六甲海峡，通过马六甲海峡的孟加拉湾，出来进入印度洋以后到达非洲的东岸，然后从非洲的东岸绕道进入红海，穿过苏伊士运河到达地中海，再到达威尼斯。

这就是我们国家层面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样一个构想。其实我们今天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个路线和古代大体是一样的。这说明，我们今天“一带一路”构想是有重要的历史依据的。

从文献来看，中国先秦古籍像《穆天子传》、《山海经》等，里面提到“昆仑”、“群玉之山”、“采玉之山”、“瑶池流沙”、“烟火之山”等一些地理名称。“群玉之山”、“采玉之山”指的是昆仑山。

“瑶池”说法不一，有的说是在伊塞克湖那边，有的人说是乌鲁木齐附近天山上的瑶池。“流沙”一般认为是塔克拉玛干沙漠。“烟火之山”是指吐鲁番的火焰山。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这些成熟的文献中就已经有了记载。

葱岭以西与汉朝交往的国家中，有一个大秦国，大秦是罗马帝国的汉名。《后汉书》卷八八中这样写道：“大秦国一名犁，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地方数千里，有四百余城。小国役属者数十……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称大秦之前，安息人、东方人已习惯于把罗马称为“犁料”）实际上，大秦在汉语中是“泰西”的意思（泰西，旧时指西洋，主要指欧洲）。秦是西方之国，西海亦称秦海，大秦或海西都代表了极西的国家。汉代中国人把罗马当做“泰西”之国，公元初的罗马史家也把“赛里斯”（古希腊人给中国的另一个名称）当做亚细亚极东的国家。公元50年，罗马史家波庞尼斯·梅拉在他的书中写道：“亚细亚极东地方有印度人、赛里斯人、斯基泰人。印度人地处最南，斯基泰人居于极北，而赛里斯人则住在正中。”

公元一世纪时，由于丝绸贸易的需要，罗马世界与中国的商业往来，已经难以由里海北岸草原民族的中介得到满足，于是通过安息的丝路受到了更大的关注。《后汉书》中写到了罗马欲与中国通商的迫切愿望：“其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彩（缯：zēng，中国古代对丝织品的总称；彩，彩色的丝绸）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尽管如此，民间商业往来仍在战争的缝隙中继续进行，中国内地的丝织品以及铁器、铜器和漆器等经新疆源源西运，而经新疆运到中原的进口货物数量也很可观。进口货物中，除了奢侈品以外，大宗的是棉、毛织物和各种香药，其中很多出自罗马。

《魏略》（纪传体史书，三国魏鱼豢hudn撰，记曹魏史事）中详细记载了大秦的物产，实际上是罗马与中国进行交易的各项出口货单。在这张货单上，对矿物、动物、珠宝、玻璃、织物和香药等都分门别类地加以记述，其详细程度在中国古籍中前所未有。这种情况正好反映了公元初三个世纪中，中国和罗马之间商业往来的频繁以及经济交流的活跃程度。

中国方面也对中罗的直接往来作出了努力。《后汉书·西域传》中记述了公元97年东汉使者甘英欲往大秦的始末：“和帝永元九年，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临大海欲渡，而安息西界船人谓英日：‘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赍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英闻之，乃止。”这件本应在中西交通史上留下巨大影响的出使行动，竟因大海所阻而夭折，实属千古憾事，但从班超有意采取遣使行动以及甘英已“临大海欲渡”来看，这件事本身就反映了当时中国与罗马的接触水平。尽管甘英没能完成他的外交使命，这件事仍不失其历史意义。

第一个把丝国——“赛里斯”（Serice）之名介绍给西方的，是曾在波斯宫廷当过御医的希腊人克泰西亚斯（Cte～sias）。克泰西亚斯生活在波斯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5世纪末。公元前398年，他返回希腊，开始撰写《波斯》一书，共23卷，记述迄于公元前398年的波斯历史。此外，他还根据自己的采访笔记编写过一部印度史。尽管克氏之书今已不存，但“赛里斯”之名却一直传扬了下来。丝绸之路开辟之后，丝绸越来越多地运抵希腊罗马等地，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也日渐真切。

在罗马帝国时期，丝绸价高如黄金，其优异特质又非其他任何织物所能替代，因而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广泛注意。古罗马作家大普林尼（Gains Plinius Secundus，公元23～79年），曾对丝绸的经济价值与社会影响作过充分论述，在其百科全书式的著作《自然史》一书中，有一段关于中国丝绸的著名文字：

赛里斯国林中产丝，驰名字内。丝生于树上，取出，湿之以水，理之成丝。后织成锦绣文绮，贩运至罗马。富豪贵族之夫人娇媛，裁成衣服，光辉夺目……（罗马）奢侈之风，由来渐矣。

至于今代，乃见凿通金山，远赴赛里斯国以取衣料……据最低之计算，吾国之金钱，每年流入印度、赛里斯及阿拉伯半岛三地者，不下一万万赛斯透司，此即吾国男子及妇女奢侈之酬价也。在这里，大普林尼不但盛赞了中国丝绸的精美，还特别强调了丝绸作为当时最高级的奢侈品使罗马金银大量外流的后果。当然，如果据此便认为丝绸乃是导致古罗马衰亡的祸国，那是言过其实，但从大普林尼对这一问题的重视程度看，却可知丝绸贸易在当时占有着巨大份额。中国的工艺特产能对一个远方大国产生如此影响，在世界历史上当属罕见。

从史书的记载中可知，奔波于陆上或海上丝绸之路的众多商旅，除中国和亚洲各国人士外，也有不少罗马人和希腊人。公元二世纪中叶，希腊天文学家和地理学家克劳德·托勒密（ClaudiusPtolemy，约公元90—168年）在其所著《地理学》一书中，援引另一位希腊地理学家马里努斯（Marinus）的记载，提到一位名叫马埃斯·蒂蒂安努斯的希腊商人，世代经营赛里斯贸易，他的父亲和他都经常派商队前往中国。虽然他本人从未到过东方，他的商行却掌握了有关贸易路线的详细资料。显然，在蒂蒂安努斯手下工作的商务人员为数不少，像他那样的商行也非个别。随着丝绸贸易的兴盛，西方对养蚕缫丝的秘密也逐渐知晓。大普林尼时还只知“丝生于树上”，到二世纪中叶，希腊地志学家保萨尼阿（Pausanias）在《希腊纪事》中，已对蚕丝作了较为具体的说明。他指出赛里斯人之丝非取自植物，而是由希腊人所称“塞儿”（意指蚕）的昆虫所产；塞里斯人为蓄养这种昆虫还建造了冬夏咸宜的房屋（即蚕房）。尽管保萨尼阿之说仍有不少误传，比如说蚕龄5岁，头4年喂小米，第5年喂芦草之类，但其基本内容肯定是得自与中国有过亲身接触的人士。

甘肃文化·丝绸之路的西陲孔道·河西走廊与河西四郡

(1) 丝绸之路的咽喉地段——河西走廊

河西走廊是丝绸之路的咽喉地段，是甘肃境内丝绸之路交通网的汇集地，条条道路尽管有不同的走向及途经地区，但最终大多向一个方向靠拢，进入河西地区，成为一条主要通道，这与它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有关。河西走廊东起乌鞘岭，西到敦煌，东西长约一千二百公里，南北宽一百至二百公里，像一条狭长的走廊。走廊的南面是著名的祁连山(又称河西南山)，终年白雪皑皑，不易翻越，而祁连山以南地区，亦是崇山峻岭，道路艰难。走廊的北面则是龙首山、合黎山、马鬃山(又称河西北山)，这些山的外面就是腾格里沙漠、巴丹吉林沙漠等渺无人烟的区域。在古代交通工具不甚发达的情况下，全靠人走马行翻山越岭，穿过沙漠，都是极其艰险的。而中间则地势平坦，祁连山融化的雪水灌溉着土地，形成了一个水草丰美、可农可牧的区域。由于河西独特的自然条件、优越的地理位置，所以自古以来东来西往的行人商队，大多都通过这条走廊，河西走廊成为一个天然的平坦通道。

(2) 丝绸之路重镇——河西四郡

丝绸之路正式开通之前，河西走廊属匈奴领地，匈奴休屠王、浑邪王等所属部落在这里游牧。前121年，浑邪王归降汉朝，汉朝先后在河西设置酒泉、武威、敦煌、张掖四郡，通称河西四郡。从此河西走廊成为中原地区通向西域的著名通道，也是中外文化交流汇集地，中外贸易的中转站与贸易中心之一。

①河西都会凉州。武威地处河西走廊的最南端，是丝绸之路进入河西走廊的门户。汉武帝时在武威置郡。武威郡城最初是由匈奴建筑的，匈奴称为盖臧城，汉代人讹称为姑臧。东汉时将武威郡治从汉时的今民勤县东北迁至姑臧，所以姑臧也称武威。曹魏时期，凉州刺史移驻这里，武威又称凉州。武威地扼河西走廊入口，地势重要，为兵家必争之地，也是东西交往，中外贸易的重镇。西汉时“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而姑臧称为富邑”(《后汉书·孔奋传》)。武威“地广人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汉书·地理志》)。晋永嘉之乱后，凉州无大动乱，生产比较稳定，人民争逃凉州，成为豪富麇集之地。唐武则天时，郭元振令部下屯田，凉州“积军粮十余年，牛羊披野”(《张掖县志·仕宦》)。武威蚕桑业发达，盛产白绫，既是贡品，又是外销产品，运销西域诸国。由于武威等地的生产、贸易有很大发展，“通货羌胡，市日四合(一般为一日三集，此地一日四集)，每居县者，不盈数月辄致丰积”(《后汉书·孔奋传》)。贸易繁荣，武威成为丝绸之路上的一个大的贸易集散点。当时武威有许多外国商人异常活跃，远在咸海之滨的粟特国(隋唐时的康国)商人也不远万里来到武威进行商贸活动。“粟特国，在葱岭之西，古之奄蔡，居于大泽(咸海)……其国商人先多诣凉土贩货”(《魏书》卷一○二)。由于西域商人云集到武威，他们携带来大量的钱币，以致在南北朝时，武威通用西域的金银货币。唐代，武威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交往的中心城市之一。由于军事、政治地位的重要，特别是当时人口众多，物产丰富，北通突厥，南达吐谷浑、吐蕃等地，一些胡商长住这里从事转手贸易，武威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玄奘经过武威时，亲眼目睹了武威的繁盛，称赞“凉州为河西都会，襟带西蕃、葱右诸国，商侣往来，无有停绝”(《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开元、天宝年间，由于丝路畅通，武威贸易兴盛，唐代一些诗人也在他们的诗作中描述了武威的盛况。元稹在其《西凉伎》中写到：“吾闻昔日西凉州，人烟扑地桑柘稠。葡萄酒熟姿行乐，红艳青旗朱粉楼。”天宝初，岑参曾在河西节度使高仙芝幕下任职，他在《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一诗中，描述武威“弯弯月出挂城头，城头月出照凉州。凉州七城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反映了武威的人口众多。当时人口已超过十万以上，其中有不少胡人留居凉州。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有一首《西凉伎》的诗歌，诗中曰：“西凉伎，西凉伎，假面胡人假狮子。……紫髯深目两胡儿，鼓舞跳梁前致辞。”胡人的舞狮也称为“西凉伎”，李端《胡腾儿》诗中也谓：“胡腾身是凉州儿，肌肤如玉鼻如锥”。从南北朝时期出现的西凉乐，到隋唐时期的“西凉伎”、“凉州儿”，都是中原与西域地区文化交流融合的产物，“西凉”、“凉州”在当时已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象征。

②“张国臂掖”的河西重镇张掖。张掖是丝绸之路重镇，位于河西走廊中心，北部的居延及沿长城一线，是走廊中部抗击匈奴的主要军事支撑点。张掖之名意为“断匈奴之臂，张中国之掖”。汉武帝设张掖郡，以 得城为郡治( 得城原是匈奴 得王所居之地)，所以 得城又叫张掖，位于今张掖城西北。十六国时，沮渠蒙逊建立的北凉(401—439)就以张掖为都。西魏、北魏和北周时，这里又设甘州州治，所以又称甘州。唐末五代时，回鹘族在这里建立政权，被称为甘州回鹘。西夏时，甘州称为镇夷郡。元代在张掖设置甘肃路总管府、甘肃等处行中书省。明代一度曾是陕西行都司(辖河西各地)的治所。

张掖是古代河西丝绸之路交通线上的重要十字路口，东西有直通长安、中亚、西亚的丝绸大道;南北有从西宁、居延至北方蒙古的草原丝绸之路，这两条通道都以张掖为枢纽，在中西交往中起过重大作用。张掖又是我国早期民族交会的中心，月氏、乌孙、匈奴等民族都曾在这里繁衍生息。中亚昭武九姓国人，都认为自己的祖先来自张掖县西北的昭武(在今临泽县鸭暖、板桥乡一带)，反映了张掖地区与中亚所固有的内在联系。特别是在隋朝时，张掖成为国际贸易市场，“西域诸国悉至张掖交市，帝令矩护视”(《新唐书·裴矩传》)。大业五年(609)6月，隋炀帝亲到张掖，会见西域二十七国使臣、商人，中外贸易达到。甘州回鹘建立政权后，张掖又成为西域回鹘商人进入中原的落脚点，甘州回鹘以张掖为基地，与中原王朝进行贸易，维护了丝路畅通。

张掖水源丰富，有河水、泉水、山谷水等多种水源灌溉万顷良田，是河西的主要农业区，也是重要牧区，自古有“金张掖”之美称。张掖稻米久享盛名，早在武则天时期，甘州刺史李汉通就在张掖屯田栽种水稻，黑河之畔的乌江大米，更是闻名遐迩，古今称道。因为盛产稻米，所以古甘州酒店擅长用米酿酒，有一种大米酿成的缸子酒，掺入黄酒、鸡汤，再截张掖泽边丛生的芦苇杆为筒，客人据管而吸，这种古老的酒和喝洒法被杜甫誉为“芦酒”(陈良《丝路史话》)。张掖水稻成为诗人歌颂的题材，明代郭绅《观刈稻诗》赞美道：“甘州城北水云乡，每至秋深一望黄。穗老连畴多秀色，实繁隔陇有余香。”据文献记载，古张掖城四周平畴绵延，阡陌交错，泉流映带，沼泽湾回，芦苇丛生，水草交横，池塘种植莲藕和养鱼。元代张掖人燕不花在他的《竹枝词》中描绘了张掖酷似江南的秀色景象：“湖头水满藕花香，夜深何处有鸣榔郎来打鱼三更里，凌乱波光与月光。”张掖既是“张国臂掖”之地，也是景色秀美的鱼米之乡。

③河西保障之襟喉——酒泉。酒泉位于河西走廊的西部，是丝绸之路上的另一重镇。前121年，汉武帝设立酒泉郡，郡治在福禄。《河西旧事》曰：“福禄城，谢艾所筑，城下有金泉，味如酒，故曰酒泉。”十六国时，西凉迁都到这里，北魏时属敦煌管辖。隋初，将酒泉改为肃州，州治在福禄县，福禄又称肃州。隋末，福禄县又改为酒泉县。五代北宋时，是甘州回鹘的中心地区，西夏时为番和郡。酒泉是“诸夷入贡出师往来之道”，“戎羌通驿之途”，是保障丝绸之路安全的军事前哨之地，汉代对匈奴的几次用兵均出自酒泉。据说当年霍去病率兵攻打匈奴来到这里，汉武帝赐酒为他庆功，因人多酒少，遂将酒注入泉内与将士共饮。现在酒泉城东泉湖公园内有一亭，亭侧有泉，即其地。酒泉是河西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通道，晋代谢艾所筑福禄城现存一东城门楼，即现在的酒泉鼓楼。鼓楼四面题刻着“东迎华岳”、“西达伊吾”、“南望祁连”、“北通沙漠”，说明了酒泉在中外交通中的重要地理位置。

明代是丝绸之路再度复兴繁荣的时期，酒泉在明代丝绸之路上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酒泉是西方商贾荟聚之地，哈烈(在今阿富汗西北赫拉特一带)曾派使者和商贾多人经酒泉来到北京，当时许多西域商人、使臣都从肃州启程向东。自元朝以来还有许多撒马尔罕、喀什噶尔人在这里经商，娶妻生子，俨然土著。《明史·西域传》说：“元时回回遍天下，及是居甘肃者尚多，诏守臣悉遣之。”酒泉是古代军事要地，也是交通西域诸国的重镇。

④华戎所交一都会——敦煌。敦煌是汉唐时期军事重镇和国际要邑，地处河西走廊的西端，三危山、鸣沙山在它的南面，北面是戈壁，中部是党河下游所冲积的一块平原。

中国古籍早就对敦煌有过记载，《尚书·禹贡》载，“黑水西河惟雍州”，马端临在《文献通考》卷三二二解释古雍州条时将敦煌置于古雍州境内。我国许多远古神话传说中也都不约而同地涉及到敦煌这个地区，如《淮南子·主术训》说：“昔者神农之治天下也，……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东至旸谷，西至三危，莫不听从。”《尚书·舜典》载：“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李吉甫指出：“三危山在县(敦煌县)南三十里，山有三峰，故曰三危，《尚书》‘窜三苗于三危’，即此山也。”(《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十)从这些记载来看，远古时代，敦煌就与中原地区有联系。到夏商周三代，敦煌属古瓜州范围，《禹贡·山水泽地篇》注曰：“杜林云，敦煌古瓜州也，州之贡物，地出好瓜，民因氏之。”

从战国到秦汉，活动在敦煌地区的主要是月氏、塞种、乌孙等民族，而月氏最为强大，到秦汉之际，活动在这一地区的主要是月氏和乌孙。西汉初，匈奴强大，赶走乌孙、月氏，占据了河西。汉武帝即位后，抗击匈奴，河西走廊归入汉朝版图。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汉书·武帝纪》)。

敦煌自古以来就是中西交通要道，裴矩在《西域图记》中曾指出去西域的道路有三：北道、中道、南道，但每道都“发自敦煌”，因此他说：“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隋书·裴矩传》)唐代李吉甫解释“敦煌”二字：“敦，大也，以其广开西域，故以盛名”(《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十)。指出敦煌在中西交通及西汉边防上具有重大意义，是极其重要的“咽喉”地区。

敦煌是东西方文明的荟萃之地，敦煌最先受到佛教传入的影响，成为我国早期佛教的中心之一。北魏初年，敦煌已布满佛教寺院，唐代达到极盛，佛教大寺至少有十六所，僧尼达九百余人(《敦煌资料》第一辑)。虔诚的信徒们不仅建寺院，挖洞窟，塑佛像，绘壁画，形成灿烂的敦煌佛教艺术。佛学高僧远在这里从事佛经的翻译，使敦煌成为我国早期佛典的翻译要地，留下了丰富的佛教典籍和其他古文献。敦煌历史地理、敦煌遗书、敦煌石窟艺术、敦煌学理论，这一切构成了一门国际显学——敦煌学。敦煌是历史上华戎交会一都城，也是今天闻名遐迩的敦煌学的诞生地。

一直都在使用，只是没有北方丝绸之路名声响亮。

南方丝绸之路泛指历史上不同时期四川、云南、西藏等中国南方地区对外连接的通道，包括历史上有名的蜀身毒道和茶马古道等。南方丝绸之路的早期通道如何打开，目前难以考证。据英国人哈维的《缅甸史》、霍尔的《东南亚史》等著作记载，公元前2世纪以来，中国的丝绸从缅甸经印度到达阿富汗，远及欧洲。

南方丝绸之路总长有大约2000公里，是中国最古老的国际通道之一。它以四川宜宾为起点，经雅安、芦山、西昌、攀枝花到云南的昭通、曲靖、大理、保山、腾冲，从德宏出境;进入缅甸、泰国，最后到达印度和中东。

主要路线

南方丝绸之路主要有两条线路：一条为西道，即“旄牛道”。从成都出发，经临邛（邛州）、青衣（名山）、严道（荥经）、旄牛（汉源）、阑县（越西）、邛都（西昌）、叶榆（大理）到永昌（保山），再到密支那或八莫，进入缅甸和东南亚。这条路最远可达“滇越”乘象国，可能到了印度和孟加拉地区。

另一条是东道，称为“五尺道”。从成都出发，到僰道（宜宾）、南广（高县）、朱提（昭通）、味县（曲靖）、谷昌（昆明），以后一途入越南，一途经大理与旄牛道重合。根据目前所能见到的文献资料，最早走这条线路的古蜀先民的知名人物是秦灭蜀后南迁的蜀王子安阳王。安阳王率领兵将3万人沿着这条线路进入了越南北部红河地区，建立了瓯骆国，越南历史上又称之为“蜀朝”。

南方丝绸之路是中国古代西南地区一条纵贯川滇两省，连接缅、印，通往东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各国的古老国际通道，它和西北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同为中国古代对外交通贸易和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

从四川成都经云南至缅甸、印度并进一步通往中亚、西亚和欧洲地中海地区的“蜀身毒道”，是历史文献所记载的最早的中西交通线路，也是富于盛名的“南方丝绸之路”的西线。

南方丝绸之路的中线为从四川经云南到越南和中南半岛的交通线，历史文献记载为“步头道”和“进桑道”。南方丝绸之路的东线为从四川经贵州、广西、广东至南海的“牂牁道”，或称为“夜郎道”。

南方丝绸之路早在商代已开通，古代中国在西南方向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和交流是经由南方丝绸之路进行的，它是古代中国西南地区同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以至欧洲地中海地区文明交流互动的重要载体。

名称由来

早在古代，《史记》就记载了中、印、阿富汗的经济文化交流，《三国志》裴松之注引三国时人鱼豢的《魏略·西戎传》里，也提到罗马帝国“有水通益州（四川）”。

季羡林教授的论文《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及德国雅各比在普鲁士科学研究会议报告引公元前320年至公元前315年印度旃陀罗笈多王朝考第亚所著书，说到“支那产丝与纽带，贾人常贩至印度”。公元前4世纪成书的梵文经典《摩诃婆罗多》和公元前2世纪成书的《摩奴法典》等书中有“丝”的记载及支那名称，学术界认为这些丝织品来自中国四川。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任乃强、邓少琴等曾提出中国丝绸最早出在巴蜀的看法，任乃强又于20世纪80年代论述了中国西南通印度、阿富汗的“蜀布之路”，认为年代远早于北方丝绸之路。童恩正研究了从成都经云南、缅甸、印度、巴基斯坦到达中亚的商道的大概情况，认为战国时代已初步开通。日本学者藤泽义美、港台学者桑秀云、饶宗颐、云南学者方国瑜、陈茜、张增祺，均对这条由四川经云南西行印度的古老商路进行了研究。最早研究南方丝绸之路是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曾著《交广印度两道考》对南南方丝绸之路的陆道和海道有深入的研究。

“南方丝绸之路”的提出，是基于以巴蜀文化为重心，分布于云南至缅、印的地区内，出土大量相同文化因素，这些文化因素不仅有巴蜀文化，而且更有印度乃至西亚的大量文化因素，其时代明显早于经中国西北出西域的丝绸之路。由于丝绸之路作为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代称已为中外学者所普遍接受，因此便称这条由巴蜀为起点，经云南出缅、印、巴基斯坦至中、西亚的中西交通古道为“南方丝绸之路”（简称“南丝路”）。

形成时间

中国是丝绸的原产地，早在商周时期丝绸织造就已达到相当水平，四川是中国丝绸的主要原产地，丝绸织锦自古称奇。西汉扬雄《蜀都赋》曾称颂，蜀锦鲜艳华丽，品种繁多，发文扬采，转代无穷。史前时期“蚕神”嫘祖的后代、古蜀王蚕丛在成都平原“教民养蚕”，引发了巴蜀丝绸的兴起。到商周时代，成都的丝绸制作已发展到比较成熟的阶段。《蜀都赋》称，蜀地“黄润细布，一筒数金”，意思是蜀地的丝绸以**的品质尤佳。印度考古学家乔希指出，古梵文文献中印度教大神都喜欢穿中国丝绸，湿婆神尤其喜欢**蚕茧的丝织品。这种**的丝织品，应该就是扬雄所说的“黄润细布”。从印度古文献来看，湿婆神的出现时间至少相当于中国的商代。这说明，可能在商代，中国已经同印度发生了丝绸贸易关系。

1936年，在阿富汗喀布尔以北考古发掘出许多中国丝绸，这些丝绸有可能是从成都途经云南、缅甸、印度和巴基斯坦运到印巴次大陆，然后转手到达中亚的。《史记》多次提到“蜀布”等“蜀物”，其实就是蜀地生产的丝绸，由蜀人商贾长途贩运到印度出售，再转口贸易到中亚、西亚和欧洲地中海地区。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成都金沙遗址均出土大量来自缅、印的象牙，还出土了数千枚来自印度洋和南海的海贝。这些外来文化因素集结在像三星堆和成都金沙这样的大型都城和区域中心内，说明商代南方丝绸之路已发挥了中国西南与南亚地区贸易的功能。

南丝路的研究从1980年代逐步开始形成风气，出版发行的研究论著和一系列学术活动、宣传报道，在中外造成了很大影响。尤其是三星堆遗址发掘后，学者们注意到其中明显的印度地区和西亚文明的文化因素集结，于是提出南丝路早在商代即已初步开通的新看法，段渝认为其年代可上溯到公元前14、15世纪，早于曾由季羡林所提中、印交通起于公元前4世纪，向达所提公元前5世纪，丁山所提公元前6世纪，日本藤田丰八所提公元前11世纪等说法。

南丝路研究在学术界达到了多方面的共识，认为这是一条以商贸为主的多功能道路，国内的起点是成都，开辟年代在先秦。

蜀身毒道

《史记》载：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 ），派遣张骞出使西域，欲与大月氏联合抗击匈奴。张骞于建元二年行至陇西，经过匈奴控制区域，被俘，十三年后，元朔三年（前126 ）张骞历尽艰辛辗转回到长安，虽没有达到出使大月支联合抗击匈奴的目的，但其产生的实际影响和所起的历史作用，无疑是巨大而成功的。张骞向汉武帝报告，在大夏( 今阿富汗北部) ，看到了蜀国的布匹和邛竹杖，据大夏人告之购自身毒（今印度），张骞推测在大汉的西南方有一条道路由蜀地通往身毒国转而至大夏。《后汉书》载“天竺国一名身毒，在月氏之东南数千里” 。在此以前，汉代还完全不知道，在中国的西南方有一个身毒国的存在。张骞向汉武帝建议，遣使南下，从蜀往西南行，另辟一条通道直通身毒和中亚诸国的路线，以避开通过羌人和匈奴地区的危险，这就是蜀身毒道。而此时此道还不是官道，仅为民间商道。汉武帝意欲通过同大宛、康居、月氏、身毒和安息直接交往，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以期彻底孤立匈奴，便欣然采纳了张骞的建议，几次派人到滇国，希冀打通通往大夏的通道。汉使到达滇池区域十多年间，一直未能打通前往身毒国的道路，受到滇国周围部族的抵抗。在元封二年汉武帝派出兵力强行开道，大将郭昌于“元封二年（前109 ），发巴蜀兵击灭劳浸、靡莫，以兵临滇”，迫使滇王“举国降……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令复率其民。汉武帝苦心打通“身毒道”，历经挫折后，终于获得成功。从此结束了云南割据一方的历史，纳入中央王朝版图，也正式打通了通往缅甸、印度的通道，南方丝绸之路由此进入史册，就此拉开丝绸之路的文明进程。

中国于1950年代从古滇墓葬遗址中出土的文物中，发现部份来自西域远至今阿富汗的地方。由此证明南方丝绸之路当年已存在。

方国瑜先生从战国楚墓出土的“料珠两件”中推断，此类物品应是从蜀身毒道由印度传来，古道最迟于公元前4世纪已开通。而在司马迁的《史记》中记载在汉武帝元朔三年（前122），汉使张骞向汉武帝报告时就已推断蜀身毒道的存在。季羡林先生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也谈到了“蜀身毒道”：自公元前2世纪开始，此道与长安通印度的道路并存，该道是战国至汉晋时期以云南为枢纽的中印通道。印度古籍考庇利耶的《政事论》记载：公元前4世纪印度孔雀王朝时期有“产自支那成捆的丝”，而季羡林先生解释成此为“来自中国成捆的丝”。他在《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中认为：“中国内地的丝织品先传到云贵地区，后经滇缅通道传入印度。”

一条成熟的通道形成往往要经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在形成规模通道以前，民间一定相应存在了一些较为方便的交通网络遍布各乡村小镇，尤其当两端之间存在有必要的交换物资时，路途通道也就应运而生了，发展到一定程度，网状的乡村线路就会演变为商道，尤其是在官府的投入下会演变成为官道。发端于公元前四世纪的“蜀身毒道”不是没有可能，随着考古发现的推进，时间还在前移。

在英国人哈维的《缅甸史》、霍尔的《东南亚史》等著作中记载，公元前2世纪以来，中国经缅甸的商业通道：“循伊洛瓦底江为一道；循萨尔温江为一道；尚有一道循亲敦江经曼尼坡乘马需三月乃至阿富汗。商人在其地以中国丝绸等名产换取缅甸的宝石、翡翠、木棉、印度的犀角、象牙和欧洲的黄金等珍品。 ”说明此时该通道已非常成熟，运输品种多为奇货珍宝，交易终端远达欧洲，为南方发展贸易经济提供了较为便捷的条件。《三国志》载：“大秦道既从海北陆通，又循海而南，与交趾七郡外夷比，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异物”。永昌是东汉初设置的郡县，为今日之保山地区一带，《华阳国志·南中志》载：“永昌郡，古哀牢国。”其边界与缅甸接壤，时至今日任然是云南通往外界的门户，从疆域来看那时整个伊洛瓦底江上游属于哀牢国（古哀牢国内接巴蜀，外壤缅甸、印度，是中国与印度经济文化的连接地带），即后来的上缅甸部分属于永昌辖地。“永昌出异物”，说明那时已有来自于缅甸、印度甚至于大秦（古罗马）的异域商品，西南商道已经出现。

南方丝绸之路既是民间商道，同时又是使节往来、朝贡贸易、文化交流、宗教传播的文化通道，还是与中央王朝得以维系上下关系的政治通道。

西南是中国毗邻周边国家最多、边境线最长的省区之一。南方丝绸之路跨越四川、贵州、云南、西藏四省区，沿途有江川河流、高山峻岭，在云南境内海拔从764米到6740米，经过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伊洛瓦底江、元江（红河）和南盘江（珠江）六大水系；翻越乌蒙山、高黎贡山、横断山、哀牢山、无量山等山系。气候变化巨大，境内有七个气候类型。由于地形复杂和垂直高差大等原因，气候垂直变化差异明显。在这条通道上过去以马帮运输为主，在一天之间赶马人和马队有如经历一年四季，看似烂熳传奇，但对人的生理考验却到了极限，没有强大的适应体能则无法跨越险峻的高山深流。

南方丝绸之路经过不断的发展完善，成为一条纵贯东西南北的大通道，道路不断延伸，如网状遍及周围各地，它是从古至今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地区一条重要的贸易通道，通过马帮的运输，川、滇的丝绸、茶叶得以与西藏的马匹、药材，与内地的物资交易。曾经繁荣兴盛的南方丝绸之路同样也遭遇了不可逆转的挑战，道路改道，南方丝绸之路逐渐被214、317、318国道、铁路甚至航线所取代。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后南方丝绸之路逐渐沉寂，只有为数较少的村寨之间还有少量使用。

汉朝时期

远在四千年前，四川盆地就存在着几条从南方通向沿海，通向今缅甸、印度地区的通道。一些重要的考古发现，如三星堆出土的海贝、象牙，大溪文化的海螺和象牙，茂汶和重庆涂山出土的琉璃珠，都不是本地所产，而是来自印度洋北部地区的南海，这些都充分证明巴蜀先民与南方世界有所交通和交流。

公元前126年，在外漂泊13年的张骞回到长安，向汉武帝汇报西域的情报，促使武帝大破匈奴。同时张骞还汇报说，在汉帝国西南可能有一条途经身毒（今印度）的秘道，通往大夏（今阿富汗、巴基斯坦）。这一消息引起了汉武帝高度重视，于是派出4路人马前往探索，却被藏在深山峻岭中的当地部族阻挡。其中一路幸运来到滇池。滇王热情款待了远方来客，并留他们一住就是十来年。其间帮助他们西行，却为昆明人所阻，终未能完成对身毒的探险。

这就是南方丝绸之路的由来。中国于1950年代从古滇墓葬遗址中出土的文物中，发现部份来自西域远至今阿富汗的地方。由此证明南方丝绸之路当年已存在。

唐朝时期

新唐书·艺文志>记有地理学家贾耽所著的《皇华四达记》书名，全书已失，原七道只剩下五：安西入西域道、六：安南通天竺道和七：广州通海夷道，详细记录了唐代由中国经交州、广州通西域、印度，远至巴格达的通路：

1 安南-交趾-太平-峰州-南田-忠城-多利州-朱贵州-丹棠州-古涌步-汤泉州-曲江-剑南-通海镇-安宁故城-灵南城-白崖城-蒙舍城-龙尾城-太和城-永昌郡-诸葛亮城-悉利城-骠国-黑山-东天竺-伽罗都河-奔那伐檀那-中天竺-恒河-摩格陀

2 诸葛亮城-腾充城-丽水城-龙泉水-安西城-弥诺江-大秦婆罗门国-大岭-

最早研究南方丝绸之路是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曾著《交广印度两道考》对南南方丝绸之路的陆道和海道有深入的研究

茶马古道

南方丝绸之路是一条以商贸交易为主的通道，最早应是中国丝绸的输出。据唐代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慧轮传》记载，在运输的物资中还包含了来自川、滇的糖、布、线、粉丝等生活日用品，而来自康藏地区及周边国家的马匹、皮毛、藏金、藏红花、麝香、贝母、鹿茸、虫草等也随着这条路，流散到滇、川等地。

随着此道物资的转运，从最早开始的土特产品到丝织品的发展，到唐宋以后，茶叶贸易份额加大，因此茶马贸易逐渐加重份额，古道上茶叶、马匹成为交易的重心，茶马交易成为贸易的象征。中国茶叶最早向海外输出，据史料记载可追溯到南北朝时期，当时中国商人在与蒙古毗邻的边境，通过以茶易物的方式，向土耳其输出茶叶。隋唐时期，随着边贸市场的发展壮大，加之丝绸之路上的市场繁荣，中国茶叶以茶马交易的方式，经回纥及西域等地向西亚、北亚和阿拉伯等国输送，中途辗转西伯利亚，最终抵达俄国及欧洲各国。

到了唐宋时期，茶饮大量传播至西域、北方游牧民族地区及吐蕃藏区，尤其是茶叶被藏族同胞大量接受后，西南商道则更多以茶叶、马匹等贸易为主，云南边销茶也因主要供应康藏地区兄弟民族饮用而得名。如此，藏区和川、滇边地出产的骡马、毛皮、药材等和滇川及内地出产的茶叶、布匹、盐和日用器皿等等，随着马帮转运，在横断山区的高山深谷间来来往往，川流不息，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日趋繁盛，形成了一条以茶马贸易为代表性的商道，即延续至今的“茶马古道”。

所谓茶马古道，首先是与茶有关，其次是与马有关。云南盛产云南马，该马种素有体质结实、短小精悍、运动灵活、善登山越岭、长途持久劳役、耐粗饲、有良好的适应性等特点，受到中原战略物资的青睐。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记载：“蛮马出西南诸番……大理马为西南番之最。”蛮马和大理马都是当时滇马的别称。明代设军马场于永胜县。宋代以来，滇马仍不断向省外输出。事实上，茶马贸易是对整个西南贸易的统称，茶、马则是贸易的象征性物质，行走的古道也称之为茶马古道。

从近现代的资料反映来看，茶叶、马匹贸易利润并不那么可观，但这与茶在另一端藏区或是西北游牧民族居住区域的特殊地位有关。茶在此间区域是稀缺的物资，又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食品，而马却是中原重要战略物资，为得到马匹这一重要的国家战略物资，自宋以来逐步设立完善了茶马司，茶马成为国家管控物资，以此羁縻地方势力，因此形成了“茶马互市”，达到统治者“以茶治边”“以茶驭蕃”的目的。中央王朝在西南成都、广西、云南等地设立了规模较大的马市，在茶区又推行了榷茶制，以保证这些物资的顺利管控，达到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意图，茶马司也成为帝国的隐喻。作为商家可以从中谋利，不必担忧商品的出售，这就意味着两地物资贸易有了足够的保障，因此茶马在整个贸易份额中占据了较大的比重，是交易的中介，也是灵魂之所在，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南方丝绸之路上逐渐以茶马互市为主要内容，以马帮为主要运输方式，南丝路再一次以运输货物为标志也被称为茶马古道。

随着时代发展，在古道上转运的物资一直在发生变化，从最初的转运土特产到后来的丝绸，从唐宋以后，茶逐渐进入该道，当然这时期也包括有丝绸、布匹、马匹、盐、土特产品、药材等等商品，其中茶、马是较为重要的输出和购进的物资，这些物资连接着两端的贸易，也架起了文化交流的桥梁，是中国西南地区具有独特历史文化价值的重要线性文化遗产。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国家开始致力于茶马古道的认定，木霁弘、陈保亚等专家学者对滇藏、川藏古代马帮行走路线进行了学术考察，在一路探察后，提出了茶马古道这一概念，在随后的学术研究、推介中得到了普遍认可，茶马古道被确认。

2000年以后茶马古道随着普洱茶的声名鹊起在几年间起起落落，2001年西藏昌都率先推出关于茶马古道的旅游品牌，并联合茶马古道上的甘孜、香格里拉联手组织了“茶马古道学术考察研讨会”，邀请到了来自国内知名高校、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就民族学、历史学、藏学、地质学、动植物学、旅游生态等学科开展了广泛的讨论，达成了共识：

第一、茶马古道主要穿行于藏、川、滇横断山脉地区和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三江流域，是以马帮为主要运输方式的古代商道，唐宋以来以茶马互市为主要内容；

第二、茶马古道是西南各民族和睦共处的历史见证，是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铁证；

第三、茶马古道是世界上海拔最高、最险峻的驿道，部分路段还在运行；

第四、茶马古道沿线拥有独特的高山峡谷地貌，最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是东亚植物区的核心地带；

第五、茶马古道的研究和旅游开发对沿线经济文化和生态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此次会议召开后，人们对茶马古道有了全面的认知，无论对其开展研究还是发展旅游休闲度假经济，都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2005年普洱茶热初见端倪，随着普洱茶热，茶马古道也随之再度受到关注。2007年后文物部门结合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云南、四川、西藏等省区都专门设立了茶马古道调查研究专题，进一步摸清了茶马古道的走向、线路、分布、相关文物遗迹和周边环境风貌等情况，为下一步文化保护研究工作打下了基础。

历史价值

南方丝绸之路开通以来内接中原，外联南亚、东南亚，是佛教南传、藏传，本土宗教的交汇地，独特的地理位置，杂居交错的民族聚落，构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是中原文化、藏传文化、东南亚文化及当地民族文化融合的产物。从文化线路上来说，这些区域就是费孝通先生所定义的“藏彝走廊”地带，也是王铭铭教授“三圈说”的“中间圈”区域。

南方丝绸之路沿线处于中央版图边缘地带，一方面跨境而居，与当地土著在物品上互通有无，语言上交流通畅；一方面受到中央王朝管控，遥远的王权管控远达于此，在政令上畅通有效，儒学传统文化远播于此，通过人员交流、物品交换，在上下一体的秩序中，核心、中间、海外三圈间文化出现了上下纵横勾连。处于“中间圈”地带上少数民族是主体，但长期与汉族杂居交融，贸易的终点又延伸至“核心圈”“海外圈”范围内，构成了“边缘”与“中心”的互动。

南方丝绸之路是多国、多地域、多民族文化的碰撞和融和、排斥和吸收，是混合体而不是单一民族的特产。它对外来文化既没有照搬、移植或简单的改头换面，而是本土文化与多种外来文化碰撞融合，和谐共生，和而不同的复合文化。转运于不同时空中的丝绸、茶马，一路适应、融合，最后移植生根，在不断地适应中变迁，不断的创造再生，将圈内圈外的文化勾连融合，浑然一体。

考古学证据表明，中国古代文明经由西南地区与近东文明之间的接触和交流，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中叶就已存在了，其间文化因素的交流往还，多经由南方丝绸之路进行。四川和云南考古发现的来自西亚的石髓珠和琉璃珠，都证明中国西南与西亚地区的经济贸易和文化关系早已发生的事实。商代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雕像群和金杖、金面罩，由于上源既不在巴蜀本土，也不在中国其他地区，但却同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印度等世界古代文明类似文化形式的发展方向符合，风格一致，功能相同，在年代序列上也处于比较晚的位置，因而就有可能是吸收了上述西方文明区域的有关文化因素进行再创作而制成。

西方考古发现，希腊雅典kerameikos一处公元前5世纪的公墓里发现了5种不同的中国平纹丝织品，织法与四川丝绸相同。埃及和欧洲考古发现的中国丝绸，与中国考古发现的印度和近东文明的因素，两者在中西文明交流与互动的发生、发展年代上吻合。

西方地中海地区的古希腊、罗马，最早知道的中国丝绸，便是来自古蜀地的产品。由此可知，从中国西南到印度，再从印度经巴基斯坦至中亚阿富汗，由此再西去伊朗和西亚、欧洲地中海地区和北非埃及，这条路线正是中国丝绸经由南方丝绸之路西传的交通线。古代巴蜀丝绸在世界各地的传播，丰富了印度、中亚、西亚、北亚和欧洲文明的内容，而这条因丝绸传播而形成的线路，不仅对中国早期西南地区的经贸繁荣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对南亚、东南亚、中亚等地的经贸繁荣也有较大的影响。

不仅如此，南方丝绸之路对于中国西南地区以及东南亚、南亚的民族融合起到了重要作用。考古材料显示，自夏、商时羌系民族便经青藏高原的东缘（四川西部）向西南地区迁移，此后这种民族大迁移络绎不绝，到战国时期“因畏秦之威”又一次达到高潮。这些迁移的民族不单到达西南夷地区，一部分甚至进入了东南亚及南亚的东部地区。民族的迁移打通了沟通南北的交通通道，促进了文化交融。

南方丝绸之路在历史意义和价值意义上是世界性的，它具备的文化个性和创造精神不可替代。这种创造性是南方丝绸之路开放精神的必然产物，沿线文化是南方丝绸之路沿线族群的民族文化精粹的集中表现，是该线路民族文化的标志，是整体性的象征。南方丝绸之路文化在漫长的发展史上，已渐渐转型为象征精神，马帮终将消失，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化的彻底消逝，沿线旅游、博物馆，茶叶交易新市场等，无不是以茶马文化为内核的发展开拓，而这些也必将随着“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继续传承和发。

四周有山绕之，境内二大川，几贯流全境。"另一古希腊人马赛里奴斯在《史记》中更有详细描绘："地皆平衍，广土富饶，气候温和，天空不常见云""丝国"就是古蜀国根据三星堆出土文物佐证，刘教授得出惊人结论，"CHINA"即古时西土各国所认定的"丝国"所在正是古蜀国，即今天的成都地区。刘教授说，古蜀国丝织发达，位于南方丝路起点，古籍中"天空不常见云"也和当时的蜀中气候相似。

72岁的刘兴诗教授学识渊博，虽然主攻第四纪地质学，对历史地理学、史前古环境学、自然与人文地理学却多有涉猎。"CHINA最初所指正是今天的成都地区，成都应打出丝国牌。"刘教授认为，成都作为古南方丝路的起点，积淀着深厚的历史人文资源，"来中国寻根，最应该来的地方就是成都。"

中国有许多别的称谓：

1、赤县神州

在中国的古书《史记·孟子苟卿列传》中提到战国时齐国有个叫验衍的人，他说：“中国名为赤县神州。”后来人们就称中国为“赤县神州”。但更多的是分开来用，或称赤县，或称神州。

2、华

古代时候这个字的意思和“花”一样，引申为美丽而有光彩。对华的解释，有三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古代中原地区的人们，认为自己居住在衣冠整齐而华丽的文明地区，所以自称为华。

第二种说法是：“华”含有红色的意思。古代的周朝人喜欢红颜色，把红颜色看作吉祥的象征，所以就自称为华。

第三种说法是：华是由中国的古称“华夏”省略而来。“华”作为中国的简称，历史悠久。

3、中华

秦朝以前，华夏族称自己的祖国为中国，秦以后，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又有“中华民族”的说法。“中”是中国，“华”是华夏族的指称。中华民族是中国各民族的总称。

4、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