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园”，是由康熙皇帝命名的。玄烨御书三字匾牌，就悬挂在圆明园殿的门楣上方。对这个园名雍正皇帝有个解释，说“圆明”二字的含义是：“圆而入神，君子之时中也；明而普照，达人之睿智也。”意思是说，“圆”是指个人品德圆满无缺，超越常人；“明”是指政治业绩明光普照，完美明智。这可以说是封建时代统治阶级标榜明君贤相的理想标准。

　　另外，“圆明”是雍正皇帝自皇子时期一直使用的佛号，雍正皇帝崇信佛教，号“圆明居士”，并对佛法有很深的研究。著有《御选语录》19卷和《御制拣魔辨异录》。在清初的佛教宗派格局中，雍正皇帝以禅门宗匠自居，并以“天下主”的身份对佛教施以影响，努力提倡“三教合一”和“禅净合一”，是佛教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康熙皇帝在把园林赐给胤禛（后为雍正皇帝）时，亲题园名为“圆明园”正是取意于雍正的法号“圆明”。历史发展　　圆明园是清代著名的皇家园林之一。圆明三园面积五千二百余亩，一百五十余景。圆明园最初是康熙皇帝赐给皇四子胤禛(即后来的雍正皇帝）的花园。在康熙四十六年即公元1707年时，园已初具规模。同年十一月，康熙皇帝曾亲临圆明园游赏。雍正皇帝于1723年即位后，拓展原赐园，并在园南增建了正大光明殿和勤正殿以及内阁、六部、军机处诸值房，御以"避喧听政"。乾隆皇帝在位60年，对圆明园岁岁营构，日日修华，浚水移石，费银千万。他除了对圆明园进行局部增建、改建之外，除在紧东邻新建了长春园，在东南邻并入了绮春园。至乾隆三十五年即1770年，圆明三园的格局基本形成。嘉庆朝，主要对绮春园进行修缮和拓建，使之成为主要园居场所之一。道光朝时，国事日衰，财力不足，但宁撤万寿、香山、玉泉"三山"的陈设，罢热河避暑与木兰狩猎，仍不放弃圆明三园的改建和装饰。

　　建筑特色　　圆明园位于北京西北郊，建于明朝。1709年，清朝康熙帝把该园赐给四子胤祯（后 来的雍正帝），并赐名圆明园。经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五位皇帝150多年的 经营，集中了大批物力，役使了无数能工巧匠，倾注了千百万劳动人民的血汗，把它精 心营造成一座规模宏伟、景色秀丽的离宫。

　　清朝皇帝每到盛夏就来到这里避暑、听政，处理军政事务，因此也称“夏宫”。 圆明园周围连绵10公里，由圆明园、万春园、长春园组成，而以圆明园最大，故统 称圆明园（亦称圆明三园）。此外，还有许多属园，分布在圆明园的东、西、南三面， 其中有香山的静宜园、玉泉山的静明园、清漪园（后来的颐和园就是在此基础上建造起 来的）等，全园面积合计5000多亩。

　　圆明园不仅汇集了江南若干名园胜景，还创造性地移植了西方园林建筑，集当时古 今中外造园艺术之大成。园中有宏伟的宫殿，有轻巧玲珑的楼阁亭台；有象征热闹街市 的“买卖街”，有象征农村景色的“山庄”；有仿照杭州西湖的平湖秋月、雷峰夕照， 有仿照苏州狮子林的风景名胜；还有仿照古代诗人、画家的诗情画意建造的，如蓬莱瑶 台、武陵春色等。可以说，圆明园是中国劳动人民智慧和血汗的结晶，也是中国人民建筑艺术和文化的典范。不仅如此，圆明园内还珍藏了无数的各种式样的无价之宝，极为 罕见的历史典籍和丰富珍贵的历史文物，如历代书画、金银珠宝、宋元瓷器等，堪称人 类文化的宝库之一，也可以这样说，它是世界上一座最大的博物馆。

　　圆明园是人工创造的一处规模宏伟、景色秀丽的大型园林。平地叠山理水，精制园林建筑，广植树木花卉。以断续的山丘、曲折的水面及亭台、曲廊、洲岛、桥堤等，将广阔的空间分割成大小百余处山水环抱、意趣各不相同的风景群。园内水面约占三园总面积的十分之四，在平地上人工开凿大中小水面，由回环萦流的河道串联为一个完整的河湖水系。园内又缀叠有大大小小的土山250座，与水系相结合，水随山转，山因水活，构成了山复水转、层层叠叠的园林空间。使整个园林宛如江南水乡般的烟水迷离，虽由人做，宛自天开。

　　·建筑的水主题特征：

　　圆明园的园林造景多以水为主题，因水成趣，其中不少是直接吸取江南著名水景的意趣。圆明园后湖景区，环绕后湖构筑九个小岛，是全国疆域《禹贡》“九洲”之象征。各个岛上建置的小园或风景群，既各有特色，又彼此相借成景。北岸的上下天光，颇有登岳阳楼一览洞庭湖之胜概，“垂虹驾湖，婉蜒百尺，修栏夹翼，中为广亭。纹倒影，滉漾楣槛间，凌空俯瞰，一碧万顷”。西岸的坦坦荡荡，酷似杭州玉泉观鱼，俗称金鱼池"凿池为鱼乐国，池周舍下，锦鳞数千头。"圆明园西部的万方安和，房屋建于湖中，形作卍字，冬暖夏凉，遥望彼岸奇花缬若绮绣。雍正皇帝喜欢在此居住。圆明园北部的水木明瑟，用泰西（西泽）水法引水入室，转动风扇，“林瑟瑟，水泠泠，溪风群籁动，山鸟一声鸣。”乾隆皇帝喜欢在此消暑。长春园西湖中的海岳开襟，在白玉石圆形巨台上建有三层殿宇，远远望去好似海市蜃楼一般。

　　福海之中的蓬莱瑶台，取材于神话中的蓬莱仙岛，原名蓬莱洲。相传，秦始皇曾派遣一个名叫徐福的人，率领千余名童男童女，出海东渡，去替他寻仙境、求仙药，以企长生不老。这当然只能是“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而雍正皇帝则让工匠在圆明园的东湖之中用嶙峋巨石堆砌成大小三岛，象征传说中的蓬莱、瀛洲、方丈“三仙山”，岛上建有殿阁享台，“望之若金堂五所。玉楼十二”，并按“徐福海中求”的寓意，把东湖命名为“福海”。在福海四岸另外还建有十多处园林佳景。福海，东西、南北各宽五、六百米，加上四周小水域，共约35公顷，相当于北海公园的水面。这里水面开阔，景色秀丽，每于端午佳节，在此举行大型龙舟竞渡活动。七月十五日夜，清帝于此观赏河灯。冬日结冰后，皇帝乘坐冰床在福海赏游。福海实际上是圆明园的水上娱乐中心。

　　·建筑的集全国之大成特征：

　　圆明园还有个显著特点，就是大量仿建了全国各地特别是江南的许多名园胜景。乾隆皇帝弘历曾经六次南巡江浙，多次西巡五台，东巡岱岳，巡游热河、盛京（即沈阳）和盘山等地。每至一地，凡他所中意的名山胜水、名园胜景，就让随行画师摹绘成图，回京后在园内仿建。据不完全统计，圆明园的园林风景，有直接摹本的不下四五十处。杭州西湖十景，连名称也一字不改地在园内全部仿建。正所谓：谁道江南风景佳，移天缩地在君怀。

　　乾隆皇帝南巡之后，在圆明园先后仿建有四处江南名园。其中之一即福海西北的安澜园。乾隆二十七年南巡时，曾以海宁的陈氏隅园作为行馆，并赐名“安澜园”。乾隆皇帝很喜欢该园结构佳妙，回京后就在圆明园四宜书屋左右，仿其位置进行改建和增建。园成之后，也题名叫“安澜园”，当时仿建的另外三处名园，都在长春园内。一处是乾隆二十三年，在思永斋东院，仿照杭州西湖汪氏园而建的小有天园；一处是乾隆三十二年，仿照江宁（即南京）瞻园而建的如园；一处是乾隆三十七年，仿照苏州著名园林而建的狮子林。如园和狮子林，都分别有16个以上风景点。圆明园的西峰秀色，是雍正、乾隆二帝每于七月初七，设七夕巧筵的地方。这里可远借西山景色，河西岸有一组叠山，松峦峻峙，山涧之中瀑布飞流急下。在此近观仰视有如庐山的峻峙气势，取名叫“小匡庐”。坐石临流，仿自绍兴会稽山阴的兰亭。建于雍正朝，俗称流杯亭。东晋王羲之等文人雅士，曾于永和九年三月三（即上巳日），会于会稽兰亭，曲水流觞，赋诗修楔（祭祀活动），被传为佳话。圆明园的这座兰亭，在仄涧中，奇石峭列，激波分注，建有三开间的重檐敞亭。乾隆四十四年，收集到历代书法名家“兰亭序”帖6件，再加上大学士于敏中和乾隆皇帝自己的手迹，合为“兰亭八柱册”。乾隆皇帝让把此亭改建为八方，并换成石柱，每柱刻一帖，这就是著名的圆明园兰亭八柱。廓然大公，后来也总称双鹤斋，仿无锡惠山的寄畅园而建。这一景的北半部，是乾隆中叶，仿照盘山静寄山庄的云林石室的山石，叠石而成的。嘉庆诗赞“双鹤斋”：结构年深仿惠山，名园寄畅境幽闲。曲蹊峭茜松尤茂，小洞崎岖石不顽。人们知道颐和园的谐趣园，是仿惠山寄畅园建的，其实，当时在圆明园也仿建有寄畅园。只是两次仿建意境各有千秋。武陵春色，摹写的是陶渊明《桃花源记》的艺术意境。建自康熙末年，雍正朝时叫桃花坞，曾是弘历读书的地方，书室叫“乐善堂”。此景，号称有山桃万株。苏州阊门内旧有一处桃花坞，相传是唐伯虎的故居。圆明园的桃花坞，虽然袭用其名，但桃花之盛远不是吴下所能相比。

　　·建筑的造型特征：

　　圆明三园共有一百余处园中园和风景建筑群，即通常所说的一百景。集殿堂、楼阁、亭台、轩榭、馆斋、廊庑等各种园林建筑，共约16万平方米。比故宫的全部建筑面积还多一万平方米。园内的建筑物，既吸取了历代宫殿式建筑的优点，又在平面配置、外观造形、群体组合诸多方面突破了官式规范的束缚，广征博采，形式多样。创造出许多在我国南方和北方都极为罕见的建筑形式，如字轩、眉月轩、田字殿、还有扇面形、弓面形、圆镜形、工字形、山字形、十字形、方胜形、书卷形等等。加之在园林布局上，因景随势，千姿百态；园中各景又环环相套，层层进深，形成了丰富多彩、自然和谐的整体美。法国传教士王致诚，曾有一段形象的描述，他说：圆明园的建筑，形式变化较多，而且参差不齐，不落窠臼。它的每一座小的宫殿，都仿佛是按照奇特的模型制成的，像是随意安排的，没有一座与其他一座雷同。一切都如此饶有兴趣，人们不能在一览之下，就领略这幅景色，必须一点一点地仔细研究它。

　　·建筑的宗教特征：

　　圆明园的寺庙园林，也是反映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侧面。安佑宫（鸿慈永祜），是按照景山寿皇殿的旧例建造的。用来祭奉康熙、雍正皇帝“神御”，是园内的皇家祖祠。宫为九间，正脊重檐歇山，以**琉璃瓦覆顶，是园内体量最大的一个建筑物。周围有乔松偃盖，中轴线南端有两对华表，给人以庄严肃穆之感，方壶胜境，位于福海东北海湾岸边，是按照幻想中的仙山琼阁建造的，据史料记载，这里供奉有2200多尊佛像，有30余座佛塔。这处建筑的前部底座以汉白玉砌成"山"字形，伸入水中。整个建筑体态庞大，金碧辉煌。每当清晨薄雾初起，该建筑在烟雾中时隐时现，宛如琼阁瑶台一般。这处建筑的格调和气势，是我国现存园林建筑中所少见的。舍卫城，是一座典型的佛教建筑。据说是仿照古代印度桥萨罗国都城的布局建造的，城内共有殿宇、房舍326间。康熙以来，每当皇帝、皇太后寿诞，王公大臣进奉的佛像都存放在这里。其中有纯金的、镀银的、玉雕的、铜塑的，年复一年，竟达数十万尊。圆明园遭劫掠焚毁，仅此一处所造成的损失，无论是经济价值还是文化艺术价值，都是难以用数字估量的。

　　·圆明园建筑的评价：

　　圆明园体现了中国古代造园艺术之精华，是当时最出色的一座大型园林。乾隆皇帝说它：“实天宝地灵之区，帝王豫游之地，无以逾此”。而且在世界园林建筑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其盛名传至欧洲，被誉为“万园之园”。法国大文豪雨果于1861年有这样的评价：“你只管去想象那是一座令人心神往的、如同月宫的城堡一样的建筑，夏宫（指圆明园）就是这样的一座建筑。”人们常常这样说：希腊有巴特农神庙，埃及有金字塔、罗马有斗兽场，东方有夏宫。这是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无与伦比的杰作。位置与规模　　清王朝倾全国物力，集无数精工巧匠，填湖堆山，种植奇花异木，集国内外名胜40景，建成大型建筑物145处，内收难以计数的艺术珍品和图书文物。在这些建筑中，除具有中国风格的庭院外，长春园内还有海晏堂、远瀛观等西洋风格的建筑群，被誉为“万园之园”。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将圆明园烧毁。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烧杀掳掠，慈禧太后挟光绪皇帝逃奔西安，八旗兵丁，土匪地痞即趁火打劫把园残存和陆续基本修复的共约近百座建筑物，皆拆抢一空，使圆明园的建筑和古树名木遭到彻底毁灭。其后，圆明园的遗物，又长期遭到官僚、军阀、奸商巧取豪夺，乃至政府当局的有组织地损毁。北洋政府的权贵们包括某些对圆明园遗址负有保护责任者，都倚仗权势，纷纷从圆明园内运走石雕 、太湖石等，以修其园宅。那侵略者不仅抢夺了那珍贵的历史文物，而且毫不留情地把它化成灰烬。圆明园占地350公顷，其中水面面积约140公顷，圆明园的陆上建筑面积比故宫还多一万平方米，水域面积又等于一个颐和园，总面积竟等于85个紫禁城！

　　它继承了中国三千多年的优秀造园传统，既有宫廷建筑的雍容华贵，又有江南水乡园林的委婉多姿，同时，又汲取了欧洲的园林建筑形式，把不同风格的园林建筑融为一体，在整体布局上使人感到和谐完美。真可谓："虽由人做，宛自天开"。圆明园不仅以园林著称，而且也是一座收藏相当丰富的皇家博物馆。法国大作家雨果曾说："即使把我国所有博物馆的全部宝物加在一起，也不能同这个规模宏大而富丽堂皇的东方博物馆媲美"。园内各殿堂内装饰有难以计数的紫檀木家具，陈列有许多国内外稀世文物。园中文源阁是全国四大皇家藏书楼之一。园中各处藏有《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荟要》等珍贵图书文物。

　　圆明园，曾以其宏大的地域规模、杰出的营造技艺、精美的建筑景群、丰富的文化收藏和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内涵而享誉于世，被誉为“一切造园艺术的典范”和“万园之园”。

　　1860年10月6日英法联军洗劫圆明园，文物被劫掠，10月18日-19日，三千多名侵略者闯入院内，把园中的建筑被烧毁。曾经奇迹和神话般的圆明园变成一片废墟，只剩断垣残壁，供游人凭吊。

　　1早期的风景胜地

　　北京城的西北郊区自古以来风景优美，水泉清澈，一向是吸引游人的好地方。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已为蓟城居民及文人雅士瞩目之所。辽南京时期及金中都时期这里开始建设行宫、寺院等皇家建筑和宗教建筑。逐渐发展成蓟城郊区的风景区。元代之后，古代园林中的行宫建筑已荒圯，但池沼散布，田园阡陌的大片宜人的地方，被墨客们冠以"丹陵祢"之雅号。从此这里成为后来达官贵族们的别墅胜地。如明代武清候李伟在今北京大学西门外对面(昆明湖以东)一带建的清华园就是一座典型园林。

　　2圆明园的兴衰

　　清王朝定鼎中原，建都北京，沿袭了明代的城池和宫苑，把基本建设的重点放在了对西郊的开发。康熙皇帝六次南巡，把江南风景及建筑风格引进北京，在李伟的清华园遗址上建起了畅春园，此园是具有特殊形制的离宫别院，大约竣工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畅春园附近，"赐园"毗郊，其中之一，是康熙四十八年(1709)赐给其四子雍NFDBE王的圆明园，但该园比后来的圆明园小得多。此园大约在后来的"镂月开quot;景区，占地约500亩。胤祯登极后，将圆明园扩大，在南部建殿宇，为"外朝"，后面的大组建筑群为"内廷"。扩建后占地约3000亩。其中大水面是福海。乾隆皇帝亦曾六下江南，搜集天下名胜，"移天缩地"点缀园中，不遗余力地扩建修整圆明园，此时园中已有"四十景"之名称。从而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乾隆九年后，在圆明园东部和南部又陆续建了长春园和绮春园(后改万春园)两座辅园。三座园林有门相通，成为一体，平面布局成一个倒置的品字。圆明园是三座园林的总称。嘉庆年间对圆明园的修缮工程仍不断进行。此时圆明园的总面积已达5200余亩，人工水面占总面积的一半以上，堆叠的岗阜岛堤300多处，建筑面积15万平方米，景点160处。园中殿宇不仅装饰、陈设考究，还是收藏无数古籍珍宝、工艺美术品的综合性艺术大宝库。 可惜如此辉煌壮丽连续营建150年的万园之园，毁于英法联军的魔爪。 1860年9月联军占领了大沽口，沿白河北上占领河西务,震动了京师。咸丰皇帝于9月22日逃往承德，10月5日联军占领海淀，6日傍晚法军进了圆明园，7日英军也进园。先是掠夺抢劫和破坏，17日开始焚烧。联军的罪恶火焰一直烧到19日，三天三夜的火海，将圆明园中富丽堂皇的宫殿和人类文明吞噬殆尽。

　　3圆明园的劫后之劫

　　英法联军本想将圆明园夷为平地，但毕竟三园面积太大，罪恶的魔掌一时遮不过来，于是有一些景点如"廓然大公"、"蓬岛遥台"等幸存了下来。当时幸存，为后人的偷盗又开了方便之门。到同治十二年(1837)慈禧"归政"之后，想修复圆明园，终因该园损失太大和国库空虚而未能全部实现，重修计划只好先集中在圆明、万春两园。即使如此，由于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建材缺乏而被迫停工。1900年八国联军进京，慈禧光绪又西逃，驻守西北郊的八旗兵丁勾结宫监和当地恶霸、地痞，将园内建筑拆卸盗卖、林木砍伐，使园内的建筑荡然。民国初期的军阀、官僚地痞更肆无忌惮，大规模地挖掘地下的建筑残存遗迹，地面上的残存物更不必说，如华表、石狮、石雕、太湖石等早贩卖他处。此现象沿续了几十年，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还有在遗quot;挖宝"者。此现象由于持续时间长，当时形成了专门的一种行业，以遗址为"趸货的宝地"。

　　4对圆明园遗址的处理

　　建国后，对圆明园遗址相对重视起来，但是如何处理，意见莫衷一是。50年代在这里进行了大面积的绿化工作，又陆续地修建了一些房屋和道路，便于对遗址的管理。一百多年的时间，遗址内已自然地形成了居民点，尽管政府三令五申不准迁入园内一人一户，但是自然的繁衍亦是一股不容抗拒的力量，到80年代初期，园内已住有3000多农民，有的已经是第四代了，有位学者说："对圆明园遗址消极保护是不行的，只有对它整修、利用，才是积极的保护、真正的保护"。80年代中期以后，经各方努力，找出了一条保护、建设遗址的新途径，即采取政府、管理处与附近农民合作建园，民办公助、以园养园的方针。于是圆明园遗址出现了新气象。到90年代初，已成为一处颇具规模的"遗址公园"。

　　(二)遗址简介

　　1圆明园

　　(1)"前朝"政治活动区

　　在101中学以西，颐和园路之北，是圆明园的大宫门。宫门内是以"正大光明殿"为中心的一组宫殿区，围绕前湖，形成一个中轴线，该轴线包括前湖之后的"九洲清宴"，包括东面的一组"勤政NFDBE贤殿"、"保合太和殿"和"吉祥所"；西面的"翻书心"、"长春仙馆"和"四宜楼"等。该组建筑中，中轴线两旁布置着内阁六部等中央机关和保卫圆明园的八旗直房等。

　　(2)供奉清帝影像的安佑宫

　　在圆明园的西北角有一组特殊的宫殿区，规模宏大，肃穆端庄。这就是供奉清朝历代帝后影像的安佑宫。该组宫殿始建于乾隆五年(1740)二年后竣工。大殿九楹，左右配殿五楹，宫门五楹，前后有华表两对(现一对在北京大学，一对在北京图书馆)，牌坊三座，极为壮观。

　　(3)万方安和

　　这是一组建筑形式奇特的建筑，在后湖西侧杏花春馆的西北方，平面布局呈""字形，共有三十三间，可以达到冬暖夏凉的要求。这种形式是属于适合建在南方园林"户外室"的类型。目前""字形殿基仍清晰可见。

　　(4)舍卫城

　　这又是一组特殊建筑，在福海西北方。城内有买卖街,宫监、宫女妆扮店员,商人进行交易，类似颐和园中的苏州街。城内有殿宇、游廊三百二十六间。舍卫城、方壶胜境、安佑宫是园内规模最大的三组建筑群。

　　(5)方壶胜境

　　在福海之北的海湾里，有用汉白玉建成"山"字形三层的石座伸向水里，上面建有哕鸾殿、琼华楼、珠宫等。在现存的园林里，很少有与此景相比的景色。

　　(6)福海

　　福海是全园中心，园中最大的水面，海中有三个小岛，中心岛上建"蓬岛瑶台"七间和畅襟楼、随安室等建筑。东南岛上有"瀛海三山"之亭，向西北渡桥到北岛。此建置亦属"一池三山"之格局。

　　2长春园

　　从福海向东，过圆明园的明春门即到长春园。园内主要建筑有淳化轩，左右有廊各十二间，每间嵌石碑六块，收集书帖几十卷，诸家墨迹九十九人。园中最著名建筑就是西楼远瀛观。该园以中西合壁式建筑见长，风景美丽，建筑雄伟，独具一格。其他景观有狮子林、纳景堂、清闷阁，占峰亭、清淑斋、延景楼等。建于湖中的"海岳开襟"为一座二层圆台建筑，上面建有"得金阁"，遥望好似海市蜃楼。

　　3万春园

　　在福海东南，前称绮春园。大宫门在该园的东南角，门前有东西朝房。门内主殿是迎辉殿。这座园林是太后、嫔妃们的居住之地，慈禧时重修了该园，改名万春园。园内有"含光楼"、"四宜书屋"等三十景。"露水神台"虽不属三十景之内，但其铜人承露的铸造极有特色。万春园比不上圆明园的富丽堂皇，又不同于长春园的雄伟挺透，但它有着自己的流畅自如的特殊风格。

　　(三)遗址公园

　　为了达到整修、利用的方针，政府和当地农民共同努力，在多方面的配合下，首先完成了园内居民的搬迁工作，然后决定以开发中心区福海为着手点，让它首先造福于民。1984年数十万人参加了挖掘福海的义务劳动，同时将挖出的土方堆砌成小山。没能参加义务劳动的人民，自动捐款、支持福海复苏。福海在众人努力下，按原计划修复了"蓬岛瑶台"。湖中清水透澈，水面冒出尖尖的荷舟，200多条游艇泛于800亩湖面上。福海终于在涸竭了125年后，于1985年7月1日开始接待游人了。 继福海的开发之后，还修缮了万春园宫门及其附属建筑，新辟了圆明园展览馆，数座桥梁和万花阵等旅游景区。在新复苏的遗址公园内近年来常举办大型游览活动。如1991年夏季举办了全国文化艺术节，各少数民族来园展示各自的文艺节目，吸引了大量游人。 圆明、长春、万春三园路线图

　　(四)爱国主义教育的大课堂

　　圆明园遗址本身就是列强侵华的铁证，凡游园的中国人，无不为之愤慨。60多年前李大钊凭吊圆明园时，曾愤然作诗，痛斥毁园的贼寇。现在虽然在园中大面积绿化，万春园中建园林别墅，但有意识地保留西洋楼遗址、大水法、观水法、远瀛观等遗迹，清理遗址，整理石雕，保留着劫后惨状，做为爱国主义教育的大课堂。现在这里经常是党团员过组织生活，青年学生、工人接受教育的处所。

罗振玉

罗振玉（1866年8月8日－1940年5月14日），字式如、叔蕴、叔言，号雪堂，永丰乡人，晚号贞松老人、松翁。祖籍浙江省上虞县永丰乡，出生于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他以学术的眼光发现挖掘中国传统文献，并以科学的方法进行整理，刊布流传，其功大焉。先后出版了《敦煌石室遗书》(1909年)、《鸣沙石室佚书》(1913年)、《敦煌古写本周易王注校勘记》(1916年)、《鸣沙石室古籍丛残》(1917年)等

罗振玉是中国近代农学家、教育家、考古学家、金石学家、敦煌学家、目录学家、校勘学家、古文字学家，对中国的科学、文化、学术颇有贡献，参与开拓中国的现代农学、保存内阁大库明清档案、从事甲骨文字的研究与传播、整理敦煌文卷、开展汉晋木简的考究、倡导古明器研究。

罗振玉一生著作达189种，校刊书籍642种。

中文名：罗振玉

外文名：LuoZhenyu

别名：式如、叔蕴、叔言

出生地：江苏淮安

出生日期：1866年8月8日

逝世日期：1940年5月14日

职业：近代农学家，教育家，考古学家，金石学家，敦煌学家

毕业院校：淮安私塾（今属江苏）

主要成就：“甲骨四堂”之一

代表作品：贞松堂历代名人法书、殷墟书契、三代吉金文存、高昌壁画精华

生平经历

罗振玉（1866年~1940年），祖籍浙江上虞，出生于江苏淮安，字叔言、叔蕴，号雪堂，晚年更号为贞松老人。清末奉召入京，任学部二等谘议官，后补参事官，兼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辛亥革命后逃亡日本，后曾参预制造伪满洲国活动。书法善篆、隶、楷、行，是创以甲骨文入书者之一。所作小行楷题跋精严工稳。曾搜集和整理甲骨，铜器、简牍、明器、佚书等考古资料，均有专集刊行。编著有《贞松堂历代名人法书》，《高昌壁画精华》、《殷墟书契》、《殷墟书契菁华》、《三代吉金文存》等。

罗振玉5岁入私塾，跟随乾嘉朴学的传人李岷山读书，15岁学作诗词，16岁中秀才。自幼对经史、训诂潜心学习，留意金石名物，尤倾心于经史考据之学，研究经史文字。20岁起专力研读古碑帖，写成《读碑小传》，由此开始著书立说。

1890年，罗振玉在乡间教私塾。甲午战争之后，他深受震动，认为只有学习西方才能增强国力，于是潜心研究农业，与蒋伯斧于1896年在上海创立“学农社”，并设“农报馆”，创《农学报》，专译日本农书。自此与日本人交往渐多。1898年又在上海创立“东文学社”，教授日文，与梁启超齐名的大学问家王国维便是东文学社诸生中的佼佼者。

1900年秋，任湖北农务局总理兼农务学堂监督。后任武昌江楚编译局帮办、上海南洋公学虹口分校校长，并赴日本考察教育。1903年被两广总督岑春煊聘为教育顾问。翌年，在苏州创办江苏师范学堂，任监督。1906年调北京，在清政府任学部参事兼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罗振玉携眷逃亡日本京都。期间著述《殷墟书契》前编、后编及《菁华》等，并由王国维协助，撰成《殷墟书契考释》及《流沙坠简考释》。

1919年春回国，在天津举办京旗赈灾事务。

1921年，参与发起组织“敦煌经籍辑存会”。

1924年，应清废帝所召，入值南书房。同年11月，清室小朝廷被冯玉祥驱逐出皇宫，他与陈宝琛将溥仪偷送到日本使馆。

1925年，使馆庇护下在1925年2月23日深夜，在日，陪同溥仪秘密迁至天津日本租界地张园，后因功被委为顾问。

1928年末，迁居旅顺。大云书库。内藏《大云无想经》和碑碣墓志、金石拓本、法帖、书画等30余万册。

1932年3月，参加溥仪就任伪满洲国执政典礼，并代溥仪向外宾致答词。伪政权任命他为参议府参议，后改为临时赈务督办。翌年6月，任监察院院长，满日文化协会常务理事。

1934年伪满洲国改行帝制，被邀为大典筹备委员会委员，受到“叙勋一位”的封赏。

1936年任满日文化协会会长。

翌年3月，罗振玉返回旅顺寓所，继续整理刊行所藏古文物史料。他曾搜集和整理过甲骨、铜器、简牍、明器、佚书等考古资料，均有专集刊行，流传较广者有《殷墟书契》和《三代吉金文存》等。

罗振玉以他的博学，先后培养了容庚、商承祚、柯昌济、关百益、孙宝田及他的儿子罗福葆、罗福颐等人，使之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学有建树的专家。另外他对校勘学、目录学、姓氏学、宗教学、也多有建树并著述留传后世。其一生著作130多种，刊印书籍500种以上。

罗振玉在政治上十分保守，始终效忠清室。九一八事变后追随溥仪，出任满洲国参议府参议、满日文化协会会长等职，受当时人批判为“汉奸”。

1940年5月14日，在旅顺逝世，终年74岁。

评价

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序言》中写道：“在中国文化史上实际做了一番整理功夫的要算以清代遗臣自任的罗振玉，特别是前两年跳水死了的王国维欲清算中国古代社会，我们不能不以罗、王二家之业绩为出发点了。”郭沫若对罗振玉的评价，准确地概括了罗振玉国学研究的成就及其贡献。

著作

书法展示学术全集：

《南宗衣钵跋尾》

《南宗衣钵跋尾卷二》

《甲云窗漫稿》

《雪堂金石文字跋尾序》

《雪堂金石文字跋尾》

《雪堂书画跋尾》

《松翁近稿》

《面城精舍杂文甲乙合编》

《雪堂校刊群书叙录上》

《雪堂校刊群书叙录下》

《丙寅稿》

《辽居稿》

《辽居乙稿》

《松翁未焚稿》

《车尘稿》

《丁戊稿》

《后丁戍稿》

《贞松老人外集》

《贞松老人外集（卷三）》

《辽海吟》

《辽海续吟》

《集殷虚文字楹贴》

《集殷虚文字楹贴汇编》

《扶桑两月记》

《五十日梦痕录》

《集蓼编》

《存拙斋》

《上虞罗氏枝分谱》

《殷商贞卜文字考》

《读碑小笺1》

《读碑小笺2》

《眼学偶得》

《石交录四卷》

《俗说一卷》

《俑庐日札》《石交录（卷三、四）》

书法编著：

《贞松堂历代名人法书》

《高昌壁画华》

《殷墟书契》

《殷墟书契菁华》

《三代吉金文存》

成就

甲骨研究

罗振玉是最早在甲骨学研究方面取得主要进展的学者。他从1906年起收集甲骨，总数近2万片，是早期收藏最多的藏家。除鼓励刘鹗编集《铁云藏龟》外，还亲自访求，判明甲骨的真实出土地——小屯。在甲骨文研究者中，罗振玉占有重要地位，为“甲骨四堂”之一，是甲骨学的奠基者。他对甲骨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

1、他搜集、保存、印行了大批原始资料。著有《五十日梦痕录》《殷虚书契前编》（1913年）、《殷虚书契菁华》（1914年）、《铁云藏龟之余》（1915年）、《殷虚书契后编》（1916年）等书。1933年又编著《殷虚书契续编》。同时他还编有《殷虚古器物图录》（1916年）及《附说》各一卷。

2、他率先正确地判定了甲骨刻辞的性质及出土处之地望。他指出卜辞属于殷商时代，是王室遗物；断定它作为文字学资料能代表中国文字的来源，作为史料，它比正史更可靠。同时他还指出甲骨出土地小屯即殷虚遗址，也就是殷朝国都。这对后来的甲骨学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

甲骨自受到收藏家及学者的注意后，古董商为了谋取高利，隐瞒了真实的出土地。罗振玉一开始研究甲骨就致力于调查其真实出土地，并且考订出这些甲骨出土于商代晚期都城，属于殷室王朝遗物。甲骨出土地和性质的考订，直接导致后来安阳殷虚的发掘。罗振玉派人去小屯，不仅收集甲骨，还收集了一批不为古董商重视的出土物，他以“古卜用龟，辅以兽骨”的文献记载为出发，认为在搜集甲骨时必须龟、骨“兼收并蓄”。在《洹洛访古游记》中，他记载了殷虚的地形，甲骨出土情况，考订其它出土物及绘简图，成为第一部实地考察安阳殷虚的著作，对整个甲骨研究学科的形成和发展上起了“导夫先路”的作用。

3、他考释出大量的单字。他以甲骨文字本身的特点为主要依据，参照《说文解字》，并将甲骨文与金文、古文、籀文、篆文做比较，以阐释文字的渊源与流变情况。他还利用字形或后世文献资料推求字的本义及其通假关系。先后于1910年在《殷商贞卜文字考》中释出单字近三百个，于1915年在《殷虚书契考释》中释出单字近五百个，其中多得到学界认可。1916年，他还将未识别的卜辞中的千余字编成《殷虚书契待问编》，供大家探讨。

4、他首创了对卜辞进行分类研究的方法。《殷虚书契考释》一书将卜辞分为卜祭、卜告、卜出入、卜田渔、卜征伐、卜禾、卜风雨等8类，为后世的甲骨分类研究开创了先例。

5、与王国维一起，确证了甲骨文中的合书的现象。在金文研究方面，他也搜集了大量的资料。著有《殷文存》（二卷，1917年）、《秦金石刻辞》（三卷，1914）、《贞松堂集古遗文》（16卷，《补遗》3卷，《续编》3卷，1931～35年），收录以前诸家著录中未见之器铭2427件。《三代吉金文存》（20卷，1937年），收录当时见到的已著录和未著录的4831件青铜器铭。集一时铜器铭文原始资料之大成，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他还提出通释古金文的设想，提出综合比较研究的方法，指出金文在文字学上的价值。他研究石鼓文，著有《石鼓文考释》（7卷，1916年）；他搜集整理汉晋木简，著《流沙坠简》（合作，1914年）、《流沙坠简考证》（1934年）等书。此外，他还著有《干禄字书笺证》《俗说》《集蓼编》等多部著作。他的工作内容丰富，甄别谨严，成绩浩瀚，方法崭新，“为我们提供出了无数的真实的史料”（郭沫若语）。

敦煌学术

敦煌学已经走过了100年的历程。100年中，无数学者为这门显学奉献了毕生精力。而随着南博31件敦煌文献的发现，金石大家罗振玉对敦煌学的贡献变得更加清晰——敦煌学的奠基人就是罗振玉。

继河南安阳殷虚被辨认后，西北边陲敦煌石窟又有数万件隋唐以后经卷写本、石刻等珍贵文物的发现。外国人明火执杖掠夺，清廷却毫无觉察。罗振玉竭立使其免遭流失国外，但留在国内的却也未逃厄运，道貌岸然的官僚伸出贪婪的黑手，彼此勾结私吞国宝，贼喊捉贼，有些更把运车截拦，窃取其中精华，还把盗窃之余的长卷破坏截割。罗振玉是中国境内研究敦煌文书的先导者，他以浓厚的国学功底开研究之先，1914年和王国维开创和倡导简牍研究，共同开辟“国学”新领域的硕果。

宣统元年，他到北京的伯希和处，看到伯希和所获敦煌写卷，并得知藏经洞仍有数千卷文书，乃力促学部电令甘督查封石室，将所余遗书悉数解送京师。使这批宝藏于宣统二年秋，运抵北京，最后入藏于京师图书馆。对于流散的敦煌文也留心购存，所得文书及海外藏卷照片，大多收入《鸣沙石室佚书》、《鸣沙石室佚书续编》、《鸣沙石室古籍丛残》、《敦煌石室遗书三种》、《贞松堂西陲秘籍丛残》、《敦煌石室碎金》、《敦煌零拾》、《沙州文录补》、《敦煌石室遗书》、《佚籍丛残初编》、《石室秘宝》等书中。还和王国维将斯坦因在敦煌、罗布泊等地发现的汉晋木简照片汇为《流沙坠简》，并做考释。撰有《雪堂校刊群书叙录》二卷、《补唐书张义潮传》、《瓜沙曹氏年表》等多种敦煌学论著，尤其注重对中国传统四部书写本的研究和整理。另有《殷虚书契》、《三代吉金文存》等，其著作及刊刻大多收入《罗雪堂先生全集》。

鉴藏大家

罗振玉是典型的鉴藏大家。他不但要自己收藏甲骨、铜器、简牍、明器、佚书等考古文物资料和字画，还要做足研究整理的工作。内藏《大云无想经》和碑碣墓志、金石拓本、法帖、书画等50余万册。据考证，仅甲骨片前后就收藏“二三万片”，其他如青铜器、古明器、碑拓等的收藏数量也相当可观。罗振玉在搜集、研究与传播中国传统学术上的贡献，在近代学术史上称得上是第一人。他以学术的眼光发现挖掘中国传统文献，并以科学的方法进行整理，刊布流传，其功大焉。

罗振玉善识文物，喜研文史。从殷墟甲骨、汉晋木简、墓志铭文，到宫中所藏历代图书、历史档案，乃至珍宝、钱币等，他都有系统的研究，并撰写了许多学术价值颇高的专著。罗振玉41岁入学部，因公务简，又不肯奔走钻营，有很多时间搜求文物，钻研学问。“每涉足厂肆，尽廉俸所入，搜求古物书画，虽资力有限，不敢和洋商巨贾相竞争，但破铜烂铁，在所不遗，往往批沙得宝，又人弃我取。”罗振玉获得了很多两汉六朝、唐宋等朝的珍贵文物，为其考古研究积累了实物材料。

罗振玉为保存和流传敦煌石室遗书做出过切实的努力。敦煌石室遗书是我国光绪年间新发现的一处千年宝藏。所谓“石室”指甘肃省敦煌的莫高窟（俗称千佛洞）。窟内藏有丰富的经书、绣像等，是中华文化艺术的瑰宝，却遭到斯坦因和伯希和的攫取。为了保存这些中华文化的“劫余”，罗振玉奔走呼告，筹措资金，并决心捐出个人全部俸禄，购买余下卷轴，后又主倡集资影印敦煌遗书，这在他的《鸣沙石室佚书序》中有所叙述。

他为保存内阁大库史料及明文渊阁藏书也作出了贡献。大库是清代内阁库藏档案、书籍的处所，库分东西，东库贮存《实录》、《圣训》、《起居录》等，由本阁满本房掌管。西库书籍多为明文渊阁藏书之孓遗，档案则是清列朝内外臣工的题本、奏本、历科殿试的大卷等。这些都是中国珍贵的历史文献，是一笔重要的文化遗产。

由于时局动荡，所藏大多被盗，散失在外。罗振玉得知这种情形后，主动承担起书籍的保存、整理、归类的工作。他曾直接或间接苦口劝说文襄和荣延，保存、整理库档。文襄虽表赞同，但以奏准销毁为虑，行推诿之实。罗振玉复与会稽司长进行了商议，将库档移往国子监，又同国子监丞徐梧生交涉，几起冲突，后经人出面调解，才获准。经过一番周折，这批史料总算保存下来了。

辛亥革命之后，民国政府有关部门对这批史料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有些还险些遭到被改为还魂纸的厄运降临。罗振玉闻知，急忙以高出原售价三倍的价格买回，保存起来。1919年春，罗振玉携家人从日本归国，定居天津。他先是在天津租下了3栋小楼，专门用于藏置书籍、文物，另外还单独租借了20多间房屋用以安置家人亲属。一年后，罗氏在天津建成了自家宅院，其中数间专门用来库藏大量的史料、档案，文墨古玩于是也就有了新居所。

罗振玉嗜古如命，在保藏文物、古籍上有着笃之弥深的热情。尤其是对清帝的书画非常珍视，他将清帝御赐的“寒岁”匾额，特复制一件悬挂在天津寓所的客厅中间，而把原件装裱珍藏起来。在天津日租界大罗天戏院内有许多古董铺，罗振玉每碰到清帝书画，无论如何一定买回珍藏，一次还“偶得”溥仪赐给其师傅陈宝琛的一副对联。在天津期间，罗振玉与另一位后来成为国学大师的王国维之间的学术合作与交流非常多。罗振玉对王国维除给予经济上的资助外，并提供大量的研究材料，指示研究途径，对其政治、学术等观点产生重要影响。也可以说日后清华“四大导师”之一的王国维，其文化底蕴中有一部分是在天津的罗家积淀起来的。

罗振玉收藏的书画、青铜器、古籍、简牍、明器、清宫档案等，称山海之富。藏品曾编成《三代吉金文存》、《明吴门四君子法书》、《贞松堂历代名人法书》、《高昌壁画精华》等。抢救内阁大库明清档案及文渊阁藏书，贡献巨大。1922年购原历史博物馆卖出旧书9000袋15万斤大内文书，建“库书楼”以藏。私人藏书丰富，先后收藏了广东孔广陶藏书，在日本期间，亦购买古籍众多。收藏有《永乐大典》残本数册。因收藏南北朝的写本《大云无想经》，遂将其藏书楼名为“大云书库”，另有藏书处曰“唐风楼”、“永慕园”、“宸翰楼”、“贞松堂”、“玉简斋”、“楚雨楼”、“殷礼在斯堂”、“面城精舍”等。书目有《大云书库目录》2册；《罗氏藏书目录》，著录3584部图书，3万余册，由王国维撰定。《唐风楼书目》1册，著录藏书1094种，11836册。东北解放后，罗继祖兄弟禀承祖母之命，全部捐给国家，共计9万册，存旅大图书馆；一部分归辽宁省图书馆，约有1万余册。刊刻古籍600余种，丛书有近20种。编《贞松堂历代名人法书》等。

轶事

与王国维

在近世中国学术史上，王国维与罗振玉是两个如雷贯耳的名字。研究罗振玉，就不能不提王国维，也不能不研究他们两人的经历与交往。他们在文学、经史、文字、训诂、音韵、考据、目录、版本等传统学术的诸多领域，研究博大精深，著述百种之多，是当之无愧的国学大师。

对于他们的学术成就，人们并不陌生，也毫无异议。但他们的经历与交往，却始终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而且众说纷纭，许多事情至今仍是一个讲不清的谜。

他们是浙江同乡，有着江南人的毓秀灵透。他们自幼接受的完全是旧式教育，国学基础非常扎实，二人都是在十五岁时考中秀才。戊戌之后，受新思潮的影响，他们转而力倡新学。罗振玉办《农学报》和《教育世界》，开办农务学堂和新式教育。王国维则研究叔本华、尼采、康德的哲学与美学，并写成著名的中西合璧的文学批评文章《红楼梦评论》。但辛亥之后，二人潜心于国学研究，在甲骨学、敦煌学上成就大著，由此奠定了他们国学大师的地位。可以说，他们的思想倾向和学术兴趣，经历了一个从旧到新，又由新转旧的过程。那么，是什么因素促成了这些转变呢？

他们在政治上的表现，也是人们品评的焦点。清亡前，他们同在学部任职。辛亥后，王国维受溥仪小朝廷之诏，供职南书房，并重新蓄起发辫，以清朝遗老自居。罗振玉则鞍前马后追随溥仪，为复辟效力，后甚至投靠日本。他们在政治上的趋于保守，以及罗振玉的走向反动，这自是历史事实，无须回避，只是这些无从动摇他们在学术上的至高地位，只是更具体地说明了历史人物的多面性和复杂性。

自1898年二人相识于上海，至1926年绝交，二人的交往历时近三十年。罗振玉世事洞明，机智练达。他善于经营理财，有相当的经济实力，是一个很有能量的社会活动家。王国维性格忧郁悲观，埋首学术，不问功利，是典型的学者气质，人称他“老实到像火腿一般”。正是这种性格和地位的反差，人们对王罗二人的关系，颇有不平。有人讲罗振玉廉价使用王国维的脑力劳动；有人讲罗振玉的《殷墟书契考释》，剽窃了王国维的研究成果；有人讲王国维投水自尽乃罗振玉所逼那么，真实或接近真实的情况究竟如何呢？

罗振玉社会活动多，经历也更复杂些，加之他后来的逆历史潮流之举，人们对他所做的一些文化事，也颇有微词。有人讲他贩卖假字画假古董骗人；有人讲他印古书为赚钱，等等。的确，罗振玉是一个嗜古如命的人。他多阅古物，见识过人，财力雄厚，而且生逢其时。从殷墟甲骨到敦煌文书，从汉晋木简到齐鲁封泥，他赶上了文物大发现的时代。他倾尽家资，收藏古物，潜心研究，成为名副其实的古器物学家。罗振玉印古书可能确实赚了一些钱，但整理古籍，传承了文化，这是极大的功劳，再者赚钱也是无可厚非的事。罗振玉终是一个有良知的文化人。1908年在学部任职期间，他费尽周折，阻止焚毁内阁大库旧档，保存下来八千麻袋的藏书、奏折、公文等重要的历史文献。1909年，当他从伯希和口中得知，敦煌藏经洞中还有八千件写经卷轴时，力劝京师大学堂买下这些国宝，使几经帝国主义分子劫掠的残存的敦煌文书，留存在国内。他对文化的珍爱，为保护国宝所做出的贡献，难道不值得人们感怀吗？

1927年6月2日上午11时，王国维在颐和园投湖自尽。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来颐和园。他的死，又给后人留下一个谜。他在遗书中写到：“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人们对其死因的猜测，大致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为清朝殉节，尽遗臣之忠；一是与罗振玉的绝交，于心至寒；一是惧怕北伐军攻入北京，身遭辱杀。这些莫衷一是的猜测，至今无任何定论。

此时的王国维，年整五十，正值学术的旺期。如果说，民国初年这样变乱的时代，不值得大师留恋，这是时代负于大师的。但这样一位国学大师，他的思想和学术已经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这个国家和民族。他断然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是中国学术的巨大损失，怎不令人扼腕叹息！从这一意义上说，这是他负于时代和人民的。

但历史原本就是如此。而历史的真相，总是被纷繁复杂的人为或非人为的因素遮蔽着，让我们这些后人雾里看花。

溥仪记载

罗振玉在古玩、字画、金石、甲骨方面的骗钱行径，是由来已久的。他出身于浙江上虞县一个旧式书商之家，成年后在江西一个丘姓巨绅家教书。这位巨绅是个藏书家。罗振玉任西席的第三年，东翁突然去世，他利用女东家的无知，一方面装作十分哀痛的样子，拒绝接受这一年的束_，要用以充做奠仪，另方面表示，愿留下东家的几件旧书和字画，作为纪念。女东家认为这位先生心眼太好，就请他自己到藏书楼任意挑选。于是这位书贾世子就精选出几筐“纪念品”，内有百余卷唐人写经，五百多件唐宋元明的字画，满载而归。在这个基础上，他由刻三字经、百家姓的书铺变成了古玩字画商，生意越做越好，古玩字画的鉴赏家的名声越来越大，后来更通过售卖古籍文物的路子，和日本人拉上了关系。

他在日本的那些年，靠日本书商关系结交了一批朝野名流，有许多日本人把他看成了中国古文物学术的权威，常拿字画请他鉴定。他便刻了一些“罗振玉鉴定”、“罗振玉审定”的图章，日本古玩商拿字画请他盖一次，付他三元日金，然后再拿去骗人。后来他竟发展到仿刻古人名章印在无名字画上，另加上“罗振玉鉴定”章，然后高价出卖。他时常借口忙，把人家拿来请他鉴定的珍贵铜器，拖压下来，尽量多拓下一些拓片出卖。他的墨缘堂出售的宋版书，据说有一些就是用故宫的殿版《图书集成》里的扉页纸伪造的。殿版纸是成化纸或罗纹纸，极像宋版书用纸。据说内务府把那批殿版书交罗振玉代卖时，他把那一万多卷书的空白扉页全弄了下来，用仿宋体的刻版印了“宋版”书。我当时对这事是根本不知道的。有人说，罗振玉人品固然不佳，才学还好。据我看，他的才学究竟有多少，也很值得怀疑。在伪满时有一次他拿来一批汉玉请我观赏。我对汉玉说不上有什么研究，只是因为十分爱好，收藏了不少，所谓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当然，所谓汉玉，并不是非汉朝的不可，这只不过是对古玉的惯称。我看过罗振玉拿来的汉玉，不禁对他的“才学”暗吃一惊，因为全部都是假货。

罗振玉并不经常到宫里来，他的姻亲王国维能替他“当值”，经常告诉他当他不在的时候，宫里发生的许多事情。王国维对他如此服服帖帖，最大的原因是这位老实人总觉得欠罗振玉的情，而罗振玉也自恃这一点，对王国维颇能指挥如意。我后来才知道，罗振玉的学者名气，多少也和他们这种特殊瓜葛有关。王国维求学时代十分清苦，受过罗振玉的帮助，王国维后来在日本的几年研究生活，是靠着和罗振玉在一起过的。王国维为了报答他这份恩情，最初的几部著作，就以罗振玉的名字付梓问世。

罗振玉后来在日本出版、轰动一时的《殷墟书契》，其实也是窃据了王国维甲骨文的研究成果。罗、王二家后来做了亲家，按说王国维的债务更可以不提了，其实不然，罗振玉并不因此忘掉了他付出过的代价，而且王国维因他的推荐得以接近“天颜”，也要算做欠他的情分，所以王国维处处都要听他的吩咐。我到了天津，王国维就任清华大学国文教授之后，不知是由于一件什么事情引的头，罗振玉竟向他追起债来，后来不知又用了什么手段再三地去逼迫王国维，逼得这位又穷又要面子的王国维，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于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跳进昆明湖自尽了。

日该国立国会图书馆1959年6月进行机构调整时，成立了藏书构成审议会。1971年依据藏书构成审议会答复馆长咨询的报告，该馆制定了国立国会图书馆图书收集的指导方针（昭和四六年馆长决定第二号）。

随着时代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图书馆的社会功能也在变化。在这巨大的变化之中，国会馆重新认识自身应起的作用，研讨既定的图书收集方针。1992年5月，该馆成立了收集企画委员会，取代了持续近33年的藏书构成审议会。通过研讨，收集企画委员会就图书收集的指导方针提出委员会报告，经馆长主持的会议讨论，1993年6月1日该馆制定了新的资料收集的指针（平成五年馆长决定第二号），对1971年的收集方针进行了全面的修订，即确定了新的指导方针。

一、收集的目的和基本方针

为谋求适应时代发展的藏书构筑，有助于达到国立国会图书馆法第二条所规定的国立国会图书馆之目的，进行图书及其它图书馆资料（以下称资料）的收集。国内的资料，作为日本的文化遗产和信息资源，广泛地收集。国外的资料，选择性地收集。

二、国内的资料

新出版的国内资料，除了出版者的赠与、遗赠或依法第二十四条至第二十五条之规定缴送的外，用于使用和保存所必需的复本，依靠购入及其它方法收集。未收入的国内资料，努力通过购入、赠与、调拨和缩微化及其它方法收集。

三、国外的资料

国外的资料，通过购入、国际交换、赠与及其它方法选择性地收集。特别注意收集下列各类：

1 法令、议会资料

2 与日本有关的资料

3 参考图书

4 科学技术及相关资料

5 国际机构与外国政府的有关资料

四、电子出版物等

国内出版的电子出版物或馆外制作者做成的数据库，不拘第2项之规定，进行选择性地收集。在收集国内出版的电子出版物时，通过与发行者及有关机构、团体的协作获得。

五、立法及相关资料

除了第2项至第4项所规定收集的资料之外，为帮助国会议员履行职务所需的资料或情报，不限于其形态、种类，力求尽可能迅速地收集、利用。

六、由复制而成的藏书维护

收集到的国内资料，在有必要作为藏书的原始资料保存或提供适当的利用时，通过缩微化、电子化及其它方法进行复制。

七、与图书馆等单位的协作

进行资料收集时，力求与全国各类图书馆或资料收藏机构交换必要的情报，建立收集的协作体制。

八、资料收集方针书的作成

以本指导方针为依据，对应当收集的资料形态、种类、范围、语种、主题和优先次序以及在进行其它资料收集时必要的事项，在资料收集方针书中另行规定。

九、指导方针的修正

对应利用者的需求、出版物的多样化、印刷技术和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本指导方针大约每五年重新予以审视，进行必要的修正。

在这个资料收集的指针中，该馆首次使用了电子出版物数据库等词汇，表明电子化的浪潮越来越波及图书馆以及国会馆适应这种形势要求的姿态。1995年该馆依据资料收集的指针作成收集工作的指南资料收集方针书，1997年作为补充版策定了面向21世纪的藏书紧急整备计划，制定关西馆（暂称）、国际儿童图书馆（原支部上野图书馆）应收集的资料，外国资料、电子出版物整备的基本方针与实施计划。 现行的出版物呈缴制度

日本现行的出版物呈缴制度是在1948年2月9日颁布的《国立国会图书馆法》中确立的。该法在规定了国会馆设立的目的、任务、组织机构的同时，也规定了国内的出版物须向该馆呈缴，并对呈缴出版物的范围和数量、呈缴的义务人、呈缴的免除、国会馆对呈缴义务人的补偿以及违法的处罚等进行了规范，由此确立了日本的出版物呈缴制度。

近几年，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电子出版物显著增加，加以收集和保存便成为国会馆迫切的课题。面对在呈缴制度创立之初无法想象的CD-ROM、DVD等电子媒体大量出现的状况，2000年4月7日，日本制定并颁布法律，对国立国会图书馆法作了部分修正。即呈缴制度在时隔50年之后进行了修订。并于同年10月1日开始施行。 主要有以下内容：

·呈缴出版物的范围·

图书；小册子；连续出版物；乐谱；地图；**胶片；录音制品、以印刷及其他方法复制而成的文书或图画；唱片；通过电磁方法以及通过人的知觉无法认识的方法记录文字、图像、声音或程序的物品。

作为应当向国立国会图书馆呈缴的出版物，新修订的呈缴制度增加了通过电磁方法以及通过人的知觉无法认识的方法记录文字、图象、声音或程序的物品。将这些固定在有形物上的电子化媒体出版物称之为封装（package）型电子出版物。

·呈缴的义务人·

国家机关及地方政府、公共团体出版物的发行者和民间出版物的发行者。

·呈缴出版物的数量·

国家机关、地方公共团体等的出版物发行时直接向国立国会图书馆呈缴最多不超过30部，以供馆内使用、与外国政府出版物的交换及其他国际性交换。由馆长根据需要决定都道府县出版物呈缴5部以下、市（含特别区）出版物呈缴5部以下、街村出版物呈缴3部以下的具体数量。

为文化遗产的保存及其利用，民间团体及个人发行的出版物，在出版物发行的30日以内，向国立国会图书馆呈缴内容完整的最佳版1部。

·呈缴的免除·

按照机密处理的、以及公文格式的和过于简易的国家机关出版物；再版出版物与前版或初版内容没有增减或变更，并且前版或初版已呈缴或捐赠、遗赠。

暂时免除**胶片的呈缴。

·国会馆对呈缴义务人的补偿·

国会馆对依法进行民间出版物呈缴的义务人支付相当于通常所需费用的补偿金。补偿金是实施呈缴所需各项费用的累加，包括1、出版费用（图书及录音制品定价的4成以上6成以下；胶片摄影资料定价的5成以上7成以下；盲文出版物的4成以上8成以下；连续出版物的4成以上5成以下。2、邮寄出版物所需的最低费用3、为呈缴所需的所有事务代理费用4、包装费用。

·以捐赠方式的呈缴·

国会馆将定期编制的全日本出版物目录（载有捐赠出版物的）免费邮寄给捐赠者或捐赠者的继承人。

·违法的处罚·

对无正当理由不履行呈缴义务的发行者，处以出版物零售定价5倍以下滞缴金。如果发行者是法人，则处罚对象是法人代表。 国家机关出版物（政府出版物）

由国家机关、地方公共团体等的出版物发行者直接向国立国会图书馆呈缴。政府各省厅和最高裁判所发行的出版物通过设在各自机关的属国会馆的35个支部图书馆进行收集。每周1次由在各支部图书馆间的巡回联络车向本馆呈缴。其他政府机构、地方公共团体、国家和公立大学等出版物每次发行时通过邮寄呈缴。

民间出版物

1、通过经销途径呈缴

通常，日本出版流通渠道的形式是出版社委托书籍经销商和零售书店发售，通过经销商配售给全国的零售书店，3个月后收回售出的书款，剩下的书也由经销商送还。因此，从1953年起，对民间团体及个人发行的出版物，国会馆委托日本出版经销协会通过2家图书经销商ト-ハン株式会社（东贩，原名东京出版贩卖株式会社）和日本出版贩卖株式会社（日贩）以半年为单位，轮流承担收集新版图书代为发行者呈缴业务。对接收的新版书，每周2次向国会馆呈缴。以此种方式呈缴的约占全馆呈缴的民间出版物总量的65%。针对由于种种原因造成漏缴的情况，国会馆与日本出版经销协会、东贩以及日贩共同协商，1991年开始通过这2家经销商向全国的出版物发行者散发宣传品，督促呈缴。为了改善以往用传统的手工作业调查经销商新版图书来确认漏缴的状况，1992年国会馆引入并实施通过经销途径的呈缴本调查、兼有复本书的选书、订购、接收业务机械化系统　BACCAS（Book Acquisition and Checking Computer Assisted System）。由东贩和日贩提供出版和呈缴本情报，系统确认漏缴， 1998年该系统升级为可以管理所有民间出版物的系统国内出版物收集管理系统。新系统可以将各经销商的情报联机读取，从而大大提高了查漏催缴的效率，迅速掌握呈缴的情况。

2、其它民间出版物的呈缴

不通过日本出版经销协会代办呈缴的地方出版物、直接发售的出版物、自费出版物、各团体的出版物，由发行者直接呈缴。但由于没有象东贩和日贩那样代为呈缴的组织，发行者对呈缴义务也不一定完全清楚，所以国会馆采取了以下做法：

对地方出版物，委托地方和小型出版物流通中心代理呈缴业务。以每月2次的频率进行收集。此外还依靠都道府县图书馆提供的该地区出版物信息以及读者、各图书馆、本馆职员提供的信息进行督促呈缴。

对自费出版物，由于大多为歌集、文集、自传和回忆录，其出版制作大部分由出版服务商承揽。因此，国会馆请各出版服务商将其经手的出版物代为委托者呈缴。

3、唱片的呈缴

主要经加盟日本唱片协会的各公司呈缴，1991年已有27家。现在以呈缴CD为主。

4、连续出版物的呈缴

大部分由发行者直接呈缴。

5、电子出版物的呈缴

在新的呈缴制度实施之前，加盟日本电子出版协会（JEPA）的各公司的出版物，由该协会进行呈缴，主要以书目、辞典类为主。目前国会馆正在与发行者、著作权者探讨新的呈缴制度规定的作为呈缴对象的封装型电子出版物 呈缴的途径及补偿金等问题，以建立适应电子出版物发行渠道的呈缴方法。

对于民间出版物，法律规定国会馆应给呈缴者补偿金，并对各类出版物明确了具体的额度。但国会馆在实施中进行了简化，原则上补偿图书销售价格的50%，再加上邮寄费和包装费等。

国会馆通过以上的呈缴方式进行国内出版物收集达到相当可观的数量。以1999年度图书为例，该馆新入藏日文图书146，702册；呈缴的政府出版物图书31，290册，民间出版物图书101，085册，呈缴的图书占90%。 宪政资料 收藏了日本自19世纪后叶以来的近代政治发展史的文献资料和日本近代政治家、外交家、军事家及其官吏和实业家等日本近代政治人物所收藏的日记、书信、备忘录草稿和办公文件等，计23万件。此外还有太平洋战争后日本被占领时期联合国司令部的全部重要文件计3000万页的缩微胶片。

法令、议会资料 包括日本在内的30个国家的国会议事录和约100个国家的政府公报、法令集、判例集、条约等重要资料。其中日本资料16万册，外国资料19万册。

科技资料 除收藏国外科技期刊25,500种外，还收集PB、AD报告，原子能与能源报告、外国博士论文、学会出版物以及标准等。

地图资料 收藏有40万张地图。其中有日本明治时代至今由官方制作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