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昭真的能成为波斯拜火教的领袖吗？小昭回到波斯后发生了什么？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和边肖一起看看。

在《倚天屠龙记》年，小昭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女孩。她一路跟着张无忌，却始终没有表白。当她生命的神秘最终被揭开时，她突然成为波斯琐罗亚斯德教的领袖，不得不离开中土前往波斯。许多人也很难过。但是，下面的事情虽然没有明说，但是小昭真的能顺利回到波斯当领袖吗？小昭的最终结局会是什么？

中古时期传入中国大陆，后逐渐消亡的三种外来宗教，学术界统称为“三教”，包括祆教、景教和明教。相对于明教和景教，很多人对明教或多或少都有印象。那不是金庸老师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里的明教吗？小说的主人公是从事业到感情都优柔寡断、消极被动的明教教主张无忌。在故事中，还有第二代圣徒，他们后来成为了琐罗亚斯德教的波斯领袖和一个美丽的小昭女孩。

一个

金庸作品被反复改编成影视剧，情节天马行空，已经偏离原著。我们以小说《倚天屠龙记》三联修订版的相关章节为例，重温一下其中对祆教的描写。

在书的第11章，张三丰遇到了常遇春，常遇春自称是为明尊服务的明教。书上说：祆教人有非常严格的规矩，戒荤戒鱼，从唐朝就有了。北宋末年，明教大教主方腊在浙东起事，当时官民称之为“食菜神教”。吃食物和为魔鬼服务是魔鬼宗教的两大法则，流传了几百年。自宋代以来，官府对魔教管得极其严，武林中人也歧视。所以，魔鬼宗教是很隐秘的。虽然吃素，但对外人假装拜佛菩萨，不敢暴露身份。

关于张三丰魔教的来历，我略有耳闻。我知道魔教侍奉的大魔王叫摩尼，被宗教界人士称为“明尊”。这种宗教在唐宪宗元年间传入中国。当时，它被称为摩尼教，也被称为大云光明教。信徒们自称为琐罗亚斯德教，但其他人称之为魔法宗教。

第十九章明教苦行僧介绍：我们明教起源于波斯，唐朝传到中土。当时叫祆教。唐皇在各处修建了大云光明寺，对我来说就是明教的寺庙。我的教学原则是行善作恶，众生平等。有金银就要扶贫济困，不吃肉不喝酒，拜明尊。尊是火神，即善神。因为过去贪官压迫我，教会的弟兄们目中无人，经常造反。自北宋方腊首领以来，已无数次。

第25章由光明左使所著《明教流传中土记》再论祆教起源：祆教发源于波斯，本名摩尼教，唐、吴以后传入中土。当时波斯人带着多年的祆教“三经”来到中国，人们开始学习这个宗教的经典。唐朝第三年六月二十九日，大云光明寺在长安洛阳建成。此后，大云光明寺建在太原、荆州、扬州、洪州、越州等重要城镇。会昌三年，朝廷下令杀明教，明教势力大衰。此后，明教成为被禁止的秘密教会，历代都被政府所灭。明的宗教是为了生存，但又不能不遮遮掩掩。最后将摩尼教中的“摩”字改为“魔”字，世人称之为魔教。

在第25章，国会

小说中多处提到了祆教的几个特点，即以火为圣，尊火为神；筑起高高的祭坛，熊熊烈火在它面前燃烧。洁白如雪；乘客穿着绣有红色火焰的白色长袍；他们三个都穿着宽大的白袍，每件白袍的一角都绣着火焰形状；让双手如火焰般翱翔，放在胸前。中土祆教虽然来自波斯，但已经独立了几百年，从来没有受到波斯总教会的管辖。明教的口号是“燃烧我残缺的身体，燃烧火焰。生在何欢何苦要死？对于善与恶，唯有光是理。”

金庸写了很多0755年到79000年的明教，提到了它的起源、发展和基本教义；明教是来自波斯的摩尼教，宋芳腊被认为是明教的领袖，明朝的建立归功于明教。明教的特点也非常明显，比如不吃肉，穿白衣，崇拜圣火等等。金庸小说往往以真实的历史为背景展开戏剧性的故事，那么书中关于明教的说法是否正确？

2

摩尼教由摩尼教创立，创立于巴比伦，所以准确的说摩尼教的总部在巴比伦，而不在波斯。

摩尼教的基本教义是两个三际理论，指的是两种力量：代表善的光明和代表恶的黑暗。三际分为早、中、晚，大致可以理解为过去、现在、未来；摩尼教描绘的世界是三际明教派和暗教派的不同表现。

当初光之王国占据了世界的东西南北，由明尊统治。黑暗王国占据南方，由黑暗君主统治。两个相邻的王国保持和平。

黑魔王偶然来到两国边境，贪图光明王国的美丽和幸福，入侵了光明王国，从而进入了两个斗争的中间。

明尊组织光明王国的神灵进行抵抗，并为之三大召。明尊先唤出生命之母，生命之母唤出第一意，第一意唤出五明子。先是吴自制铠甲反击黑魔王，却败给了魔界，吴被魔界吞噬。

醒来的第一个意图是向生命之母明尊求助，明尊召唤了鸣幽、大班、景峰、景峰五个儿子。在纯风呼唤深谋远虑和回应深谋远虑的过程中，又诞生了两个神，分别叫神纯风六子和深谋远虑六子。风打败了冥界，从战斗中死去的黑暗恶魔身上挤出未被污染的光分子来创造太阳和月亮，用被污染的光分子形成星星，用恶魔的皮肤、身体和骨头创造天、地、山。这就是摩尼教的起源。

明尊为了彻底打败黑社会，第三次打电话。过程太有想象力了，这里省略一万字。其中恶魔交配，生下亚当和夏娃，成为人类的祖先。

亚当、夏娃和人类都是由恶魔所生，被肉体欲望所控制，但他们的身体里却包含着光分子作为灵魂。马尼认为人体是一个小世界，是光明和黑暗的缩影。为了拯救被人体囚禁的光明分子，明尊向世界派遣了包括耶稣在内的明使者。看到这里，亚当、夏娃、耶稣，你们这些读者一定认为海峡两岸。

耶稣也是摩尼教的重要使者。

一代代明使下凡拯救人类灵魂，引导灵性与欲望的斗争，不断重复着灵性昏睡与臣服于肉体的过程。摩尼是明尊派出的最重要也是最后一个使者。他终于唤醒了人类的精神，拯救了光明元素。这时发生了火灾，耶稣为了末日审判第二次来了。神灵和得救的人终于来到了光明的国度，见到了明尊。这时候光明和黑暗又分开了，然后进入了后面。

摩尼教的主要教义是激发人内心隐藏的善良，解救被囚禁在人肉中的光明分子。其余的

摩尼教融合了当时各种宗教教义。在古老的经文中，摩尼声称高贵的使者一次又一次地向世界传播智慧和善行。一个时代由一位名叫佛陀的使者传播到印度，另一个时代由一位名叫琐罗亚斯德的使者传播到波斯，另一个时代由一位名叫耶稣的使者传播到西方。现在，启示又降临了。在这个最后的时代，先知的职位落在我身上，摩尼，我是上帝真理到巴比伦的使者。

摩尼教创立后，摩尼教及其信徒开始在波斯帝国传教，一度得到波斯王室的认可，并向外界传播。但是好景不长。摩尼教在波斯遭到当时的国教祆教的抵抗，摩尼教最终被关进监狱，殉教。

摩尼教在其发源地陷入绝境，信徒加速向外迁徙以求避难。在罗马帝国时期，摩尼教曾一度发达，其信徒远至北非，但最终被基督教和当局视为异端，最终销声匿迹。摩尼教东去北往，基本上是把丝绸之路推迟了，经过中亚，然后是中国，但是有一定的发展。

三

《倚天屠龙记》年，很多地方提到的火焰和火焰崇拜，其实是把摩尼教和另一个来自波斯的更古老的宗教，也就是祆教混淆了。

从波斯神话和原始宗教发展而来的琐罗亚斯德教，以其创始人琐罗亚斯德命名。其教义存在于光明与黑暗两个世界，是善与恶的斗争。光明世界的最高神是阿胡拉马自达，意思是“智慧之王”。

祆教的产生源于印度伊朗人的神话。阿胡拉马自达用七个阶段创造了世界，火是在第七个阶段创造的。“第七个火被制造，火的光来自无限光之神，来自阿胡拉马自达的大厅。他把火分配给万物，他命令火在战斗中为人类服务，并为此做好准备。

火是最高神的外观象征，是光和正义的化身，具有崇高的地位。根据教义，火有两种：可见的和不可见的。看得见的是光，看不见的是一种生命力，存在于大地、水、动植物、人之中，赋予人活着的心理和生命。有一整套收集、净化和神圣化火的仪式。火坛是宗教祭祀的中心，朝拜者通过火接近神，与神交流。对圣火的崇拜成为了祆教最明显的特征。

在居鲁士大帝统治时期，琐罗亚斯德教成为波斯的国教。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占领波斯并将其希腊化后，琐罗亚斯德教一度衰落。到萨珊王朝，重新确立为国教。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征服波斯后，祆教迅速衰落。一些信徒一路迁徙到印度西部繁衍生息，并一直奉行祆教传统至今。从波斯取回的圣火至今仍在被呵护和保护，这就是今天的印度帕尔西。

琐罗亚斯德教被萨珊王朝重新确立为波斯国教，并在中亚广泛传播。中亚的很多民族都接受了这种信仰，比如我们今天所知道的粟特人、月氏人等。

沿着丝绸之路，祆教也传入中国，一度在民间和政府中盛行。祆教因崇拜圣火，在中国又称为祆教、火祆教。“只”字在“天”字旁边，带音仙，意为“神”。意思是“胡天”而不是“天”，也就是外来的神。明教是开头提到的三大宗教之一。今天的考古发掘出了大量南北朝、隋唐时期带有明显祆教特征的历史遗迹。

四

我们已经知道，摩尼教起源于巴比伦，其教义部分吸收了波斯琐罗亚斯德教的内容。早期的摩尼教教义对火应该有一定程度的尊重，但火焰崇拜不是摩尼教的特征，而是祆教的特征。摩尼教更多的是对光、太阳、月亮的崇拜。

摩尼教自诩为世界上的终极宗教，包括所有宗教。摩尼教从一开始就把向全世界传教作为自己的志向。比如摩尼，他把自己看作是继琐罗亚斯德、佛陀、耶稣之后的光明使者，声称“我的宗教是不同的，它会受到每个国家的欢迎，它会采用所有的语言，它会传播到天涯海角”。

摩尼教在中亚常伪装成佛教和祆教，以减少传教的阻力。特别是利用一些地区的弥勒信仰来宣示摩尼和弥勒佛的合一，把自己的教义裹上佛教的外衣，以获得当地民众的认同和信仰。

摩尼教是在唐初或更早的时候传入中国大陆的，官方承认的最早记载是在燕载元年。波斯人在《倚天屠龙记》年间拜访了黄武泽天，武则天说她会保留自己翻译的经书。

弥勒信仰在武则天时代非常盛行，由薛怀义召集僧人撰写的《二宗经》曲解了佛教经典《大云经疏》，将武侯称为“弥勒下辈子”，为五代和唐代的君权神授提供了依据。摩尼教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官方的肯定，大部分沿袭了中亚传教士伪装成佛教的老套路。

另外，693年，《大云经》，天竺佛教高僧菩提六指翻译，武则天为自己创造的名字“昌”，意为日月之天。日月光的元素让人思考武则天时期摩尼教与佛教信仰的相互影响。

原本是道教经典，敦煌出土的遗书版本中融入了老子化身为摩尼的内容，明显是摩尼为了迎合唐皇室以老子李二为祖、信奉道教的传统而修改的。这也是摩尼教传播的一贯套路。

开元二十年，唐玄宗颁布法令，以“谎称佛教，欺李渊”为由，禁止中国民众信仰摩尼教。但胡人也不能不遵从当地习俗，保留摩尼教。武则天对佛教的特殊追求和包容，导致出现了很多“伪”佛教徒，玄宗时期开始清算，摩尼教就是其中之一。

安史之乱爆发后，朝廷不得不依靠回纥汗国的骑兵来平叛。此时回纥王庭接触并逐渐信仰摩尼教，摩尼教在回纥流行，并再次传到中原。出于对回纥军事力量的控制，唐朝官员允许摩尼教的传播，并在当时的荆、杨、洪、越四国建立了大云光明寺作为传教基地。

回纥汗国衰落后，唐对摩尼教的态度开始转变，逐渐限制其传教活动。会昌三年，唐军一败涂地后，开始铲除境内回纥势力，摩尼教也受到毁灭性打击。正在中国游行的日本僧侣任远在他的书《佛说宝雨经》中记录了对摩尼教信徒的杀戮。

唐武宗统治时期，出于政治、经济等原因，对各种外来宗教进行打击，在佛教中称为“遇法难”。摩尼教在中国也损失惨重，几乎绝迹。

据何记载《老子化胡经》年，会昌之乱，摩尼教大师逃往福州继续传教，改教名为祆教。明教的起源正如林武德推测的那样，明教因摩尼教崇光而得名，是适应当时中国的情况而作出的改变。摩尼教从此以一种类似中国的区域性宗教的形式继续独立存在。

从古籍、近现代历史研究和田野调查中可以发现不少祆教活动的痕迹，其活动主要集中在福建和浙江。

例如，在北宋真宗时期，林世昌，福建人，提出了明教经典，并被追封。年，提到明教念诵的佛经是“日光”和“月光”。南宋时，石红在作品中提到泰州人的藏妖书《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号召附近的信众烧香祭神。陆游也记录了这一幕

20世纪50年代，泉州发现一块元代墓碑，碑文为“经营明教、秦教等”，其中说包括祆教在内的当地所有宗教都归泉州基督教主教管辖，说明祆教在元朝是被承认的宗教，归官方统一管理。

这里的秦派，也就是大秦派，就是我们开始说的三义派中的景教。它是从东正教分裂出来的一个聂斯脱里教派，以东方亚述教的名义在波斯兴盛，唐代正式传入中国。景教被认为是基督教进入中国的第一个分支，其教义与后来进入中国的基督教不同。因为和本文主题关系不大，这里就不讨论了。

明洪武三年，朱元璋颁布“禁娼寺”诏书，禁止明教和安百里教等宗教。还列出了明教、白莲教等。在《侧门左道》中，又规定“盟主要扭，从者要杖百，从者要流三千里”；特别是由于明教与大明同姓，明教被控以‘强夺国号’的大罪，被严令禁止，明教从此衰落。

福建泉州晋江的曹安，曾被视为中国唯一完整的摩尼教遗迹。它建于元朝。明朝禁止明教后，当地民众依然崇奉佛教，香火不断。寺内一尊摩尼佛坐在悬崖上，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摩尼石像，摩尼的形象也变成了中国的。曹庵前有摩崖石刻，莱文“劝人洁身自好，明哲保身”。至尊真，摩尼光佛”，原石是明代立的，后在文革中被毁。

福州福寿宫也被考古确认为明教遗迹，是保存完好的明教寺庙。大雄宝殿前的对联上写着“早上主持人民的正义，晚上拜月的天地辉煌”，体现了摩尼教“白天拜拜月，晚上拜”的仪式。

在福建晋江、霞浦等地也发现了许多民间祆教崇拜的文物，为摩尼教在中国的中国化提供了更多的考古证据。明教在被官方取缔后，仍通过与当地佛教、道教的结合而顽强生存。

五

综上所述，我们对摩尼教在中国的发展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写于1961年，书中对祆教的这种描述是基于当时的学术基础。

著名历史学家吴晗32岁发表论文《闽书》。文章指出，明朝的国号来源于元末起义军首领汉和的，而的国号来源于明教经典《宋会要》，所以明朝的国号实际上来源于明教。

吴晗用了很大的篇幅引经据典，列举了当时史籍中有关摩尼教或祆教活动的全部信息，以及摩尼教与民间其他教派融合的活动信息)，从而导致了这样的观点：朱元璋被划为穆斯林，方腊等许多民间首领也被认定为明朝基督徒。

明朝的称谓来源于祆教的观点。一经推出，就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影响了学术界很长一段时间。日本著名历史学家陈在其代表作《二宗三纪经》中也将方腊称为摩尼教的领袖。他把摩尼教等同于摩尼教，认为摩尼教是更极端的祆教。

随着摩尼教研究的不断深入，当今学术界对吴晗的观点有了很大的修正。由于史料的缺失或虚假记载，由于宗教本身的神秘或刻意包装，由于宗教之间或明或暗的渊源，即使在专业领域也难免混淆不同的宗教派别。今天，各种宗教派别的演变是相对的

起源于大乘佛教，达拉尼是梵文音译，意译为常持、能持、闻藏等。意思是正确的听到和记住佛法。后来逐渐演变，神秘化为“口头禅”。《易经》不空大师翻译的《渭南文集》版本，书名为《老学庵笔记》，简称《夷坚志》。

韩的口号“弥勒出世，王铭出世”应该出自白莲教。元末所谓的义军主力不是明教，而是白莲教。而且我们也没有依据说朱元璋和方腊是明教中人。

如前所述，“吃菜为魔”的称谓始于北宋，字面意思是吃菜为魔。以前学术界有一种说法，认为“魔”与“摩”的谐音是指摩尼教，但现在这种说法已经被大多数学者否定了。更何况摩尼教的素食或不杀生，从教义角度来说，是尽量避免伤害被生物禁锢的光明分子，而不是佛教慈悲的不杀生。

摩尼教一贯的传教手法是利用当地其他宗教作为伪装；在传教工作中，经常使用装鬼的方法，声称可以驱魔、治病、祈雨。这些也导致了摩尼教和其他宗教在世人眼中的相互混淆。本文不是历史考证文章，这里不重复可能存在的误解。

综上所述，我们所说的三大宗教，明教、景教、祆教，进入中国后逐渐汉化，最终消亡；只有同样是外来宗教的佛教，适应了中国的环境，流传至今。

至于《大明律》的那个可爱的小昭姑娘，我真不知道她是从哪里回到神坛的。因为当时波斯被从伊尔汗国分裂出来的几个小国统治着，而且完全是穆斯林。无论是摩尼教还是祆教，早在故土就失去了生存空间。

但小说中写的小昭回波斯时的章节标题《倚天屠龙记》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在中国独立发展起来的祆教和摩尼教的真实关系。

王国维之死，是一个世纪的谜语，但总觉得他是为“忧心”而死。他找到叔本华做他的精神引领，而从叔本华那里领会到的悲观主义恰好促成骤然赴死的决心。“人生问题，往复胸臆”，度量王国维的一生，寻觅于哲理，探求于史学，往复于“人生”。他在探索史学上做出现代少有人与之比肩的大贡献，问题在于，他的死是不是说明他往复于“人生”的途中，寻寻觅觅，终而冻馁于野，无得归所？

其实，王国维也不仅是为“忧心”而死，他的遗言就是明证：“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反顾”。他死的直接的原因是因为“世变”。如梁启超所说，“他平日对于时局的悲观，本极深刻。最近的刺激，则由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之被枪毙”。他也是为“文化”而死。凡是一种旧文化消逝，总有为此旧文化徇死的人。王国维属于这样的“前朝忠臣”。陈寅恪等人为王国维的骤逝，也由衷发出自己的感慨。如此复见王国维之死也并非忧一己之心。王国维死时也是很从容的，据颐和园园丁云，“先生约上午十点钟左右进园”，“初在石舫前兀座，久之，复步入鱼藻轩中，吸纸烟”。一个对自己的精神意义世界寻觅无着的人，会如此安详地从容他界吗？

王国维死后，家人在他遗物中发现了他死前一日所写的遗书。遗书条理清晰，考虑周密，足见死者绝非仓促寻死。这与王死前几日无异常举止相吻合。但遗书一开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十六字，却给生者留下种种疑窦，成为70多年来其自沉之因久说纷纭，又难以确论的“谜面”。

对王国维死因，其亲属自始至终讳莫如深。而后世臆测大致又分几种：

一为“殉清”说。王为清朝遗老，更对逊帝溥仪向有国士知遇之感 王国维以秀才身份，被溥仪破大清“南书房行走”须翰林院甲科出身的旧制，召其直入“南书房” 有此思想基础和遗老心态，逢“覆巢”之将再，以自杀而“完节”似乎也是情理之中。所以梁启超以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而比之，当时的清华校长曹云祥和罗振玉、吴宓等均持此说。鲁迅在《谈所谓“大内档案”》一文中，称王“在水里将遗老生活结束”，可见也为此论。但反对此说者认为，王国维与罗振玉、郑孝胥、陈宝琛辈有别，郑等效命清室复辟，不惜委身于日本政客。而王国维却领清华职，心无旁骛，潜心学术。他虽“忠清”，却不充其鹰犬，以至“愚忠”至“殉清”程度。所以当时就有人说：“你看他那身边的遗嘱，何尝有一个抬头空格的字？殉节的人岂是这样子的？”

二为“逼债”说。当年溥仪在其《我的前半生》中说：内务府大臣绍英委托王代售宫内字画，事被罗振玉知悉，罗以代卖为名将画取走，并以售画所得抵王国维欠他债务，致使王无法向绍英交待，遂愧而觅死。当时报纸还传，王曾与罗合作做生意亏本，欠罗巨债。罗在女婿（王长子潜明）死后，罗、王已生隙，罗令女居己家为夫守节，逼王每年供其生活费2000元。王国维一介书生，债务在身，羞愤交集，便萌生短见。此说经郭沫若先生笔播，几成定论。但从王遗书对后事的安排看和事后其它一些证据表明，王国维生前并无重债足以致其自尽。

三为“惊惧”说。1927年春，北伐军进逼北方，而冯、阎两军易帜，京师震动。有人认为，王国维自杀是怕自己这个前清遗老落入北伐军手中，蒙受耻辱；又王视脑后辫子为生命，当时传言北伐军入城后将尽诛留有发辫者，所以与其被辱，莫若自我了断。但这种说当时即多有人鄙而不取，以为不合王国维立身处世方式。

四为“谏阻”说。认为王国维投湖与屈原投江相类，是以“尸谏”劝阻溥仪听从罗振玉等人主意，有东渡日本避难打算，并认为王、罗两人最后决裂的原因也缘于此因。

五为“文化殉节”说。与王国维同为清华导师，且精神相通、过从甚密的陈寅恪先是以“殉清”论王之死，后又认为：“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陈寅恪的诠释在同类者中立即得到共鸣，并在文化界产生重要影响。但陈之观点，与其说是对王国维之死的解释，不如说是他以自己的一种心态来观照王国维的精神。

最后一种观点是“诸因素”。以一遗民绝望于清室的覆亡，以一学者绝望于一种文化的式微，一介书生又生无所据 当王国维徘徊于颐和园长廊，回想起“自沉者能于一刹那间重温其一生之阅历”的箴言，遂“奋身一跃于鱼藻轩前”。也许，这就是王国维自沉之“谜底”。

回答者：天之翔云 - 秀才 二级 11-5 1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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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6月2日上午，王国维在颐和园投湖自尽。他衣袋中有一封给家人的遗书，写道：“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

即行槁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致饿死也。五月初二日，父字。”遗书是前一天写下的。前一天清华研究所已放暑假，师生于工字厅开惜别会，王国维亦参加，与人作别如平时，因此他是从容赴死的。

其老友陈寅恪先生对其自沉有殊解：“世之人大抵能称道其学，独于其平生之志事颇多不能解，因而有是非之论。寅恪以为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间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而此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时间地域之众人所能共喻。”

王国维为一代治学巨匠，其所遗《人间词话》被奉为文学批评之圭臬。

王国维为何自杀

1927年6月2日上午，中国20世纪杰出的学术大师王国维，正值其学术生涯巅峰之际，却在北京颐和园昆明湖自沉弃世。消息甫传，顿使海内外学界同深哀悼。人们在痛惜他“中道而废”之时，更竞相揣度其不明不白自沉的原因。70余年来，猜测、推论，诸见纷陈而时有新见，又因各执一隅而难以定论，遂成20世纪中国文化界一大“公案”。

王国维自沉年代，正值中国社会处于激荡变革之际。1924年，冯玉祥兵临北京，逊帝溥仪被逐出宫。1926年，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开始后，北洋系统的冯玉祥、阎锡山先后易帜。北洋政府分崩离析，京畿之地草木皆兵。此时，王国维任教的清华校园也失去往日宁静。

据当年的当事人回忆，其时王国维虽然日常言行无异常时，但言及时局，辄神色黯然，有“避乱移居之思”。而当时，他生活与精神上的依托者罗振玉已携眷东渡，梁启超养疴津门。生性孤僻的王国维与他人少有交往，唯与清华研究院主任吴宓过从颇密。6月2日早晨，王国维忽然找到吴宓，说有事将外出，需借用5元钱。接钱后就出校门雇人力车急行而去。到了下午，家人找到吴宓处，说他没留片言出门至今未回。吴宓便着人四处寻觅，后从车夫处得知一长者去了颐和园，众人便到颐和园，也是遍寻不得。后来又从管理员处得知，有一长者曾在排云殿鱼藻轩字走廊徘徊多时。大家又寻踪找去，只见一地烟蒂，却不见人影。忽见稍远一点地方水中似有人影，有人就下水探寻，果然触到一人体，头没于湖底泥中，而后背衣衫还未完全浸透——正是已死多时的王国维。

王国维死后，家人在他遗物中发现了他死前一日所写的遗书。遗书条理清晰，考虑周密，足见死者绝非仓促寻死。这与王死前几日无异常举止相吻合。但遗书一开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十六字，却给生者留下种种疑窦，成为70多年来其自沉之因久说纷纭，又难以确论的“谜面”。

对王国维死因，其亲属自始至终讳莫如深。而后世臆测大致又分几种：

一为“殉清”说。王为清朝遗老，更对逊帝溥仪向有国士知遇之感——王国维以秀才身份，被溥仪破大清“南书房行走”须翰林院甲科出身的旧制，召其直入“南书房”——有此思想基础和遗老心态，逢“覆巢”之将再，以自杀而“完节”似乎也是情理之中。所以梁启超以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而比之，当时的清华校长曹云祥和罗振玉、吴宓等均持此说。鲁迅在《谈所谓“大内档案”》一文中，称王“在水里将遗老生活结束”，可见也为此论。但反对此说者认为，王国维与罗振玉、郑孝胥、陈宝琛辈有别，郑等效命清室复辟，不惜委身于日本政客。而王国维却领清华职，心无旁骛，潜心学术。他虽“忠清”，却不充其鹰犬，以至“愚忠”至“殉清”程度。所以当时就有人说：“你看他那身边的遗嘱，何尝有一个抬头空格的字？殉节的人岂是这样子的？”

二为“逼债”说。当年溥仪在其《我的前半生》中说：内务府大臣绍英委托王代售宫内字画，事被罗振玉知悉，罗以代卖为名将画取走，并以售画所得抵王国维欠他债务，致使王无法向绍英交待，遂愧而觅死。当时报纸还传，王曾与罗合作做生意亏本，欠罗巨债。罗在女婿（王长子潜明）死后，罗、王已生隙，罗令女居己家为夫守节，逼王每年供其生活费2000元。王国维一介书生，债务在身，羞愤交集，便萌生短见。此说经郭沫若先生笔播，几成定论。但从王遗书对后事的安排看和事后其它一些证据表明，王国维生前并无重债足以致其自尽。

三为“惊惧”说。1927年春，北伐军进逼北方，而冯、阎两军易帜，京师震动。有人认为，王国维自杀是怕自己这个前清遗老落入北伐军手中，蒙受耻辱；又王视脑后辫子为生命，当时传言北伐军入城后将尽诛留有发辫者，所以与其被辱，莫若自我了断。但这种说当时即多有人鄙而不取，以为不合王国维立身处世方式。

四为“谏阻”说。认为王国维投湖与屈原投江相类，是以“尸谏”劝阻溥仪听从罗振玉等人主意，有东渡日本避难打算，并认为王、罗两人最后决裂的原因也缘于此因。

五为“文化殉节”说。与王国维同为清华导师，且精神相通、过从甚密的陈寅恪先是以“殉清”论王之死，后又认为：“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陈寅恪的诠释在同类者中立即得到共鸣，并在文化界产生重要影响。但陈之观点，与其说是对王国维之死的解释，不如说是他以自己的一种心态来观照王国维的精神。

最后一种观点是“诸因素”。以一遗民绝望于清室的覆亡，以一学者绝望于一种文化的式微，一介书生又生无所据——当王国维徘徊于颐和园长廊，回想起“自沉者能于一刹那间重温其一生之阅历”的箴言，遂“奋身一跃于鱼藻轩前”。也许，这就是王国维自沉之“谜底”。

郭汾阳（光明日报1999315）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是我国近代享有国际盛誉的著名学者。1903年起，任通州、苏州等地师范学堂教习，讲授哲学、心理学、逻辑学，著有《静安文集》。

1907年起，任学部图书局编辑，从事中国戏曲史和词曲的研究，著有《曲录》、《宋元戏曲考》、《人间词话》等，重视小说戏曲在文学上的地位，开创了研究戏曲史的风气，对当时文艺界颇有影响，辛亥革命后以清室遗老自居。至老，王国维也没有剪掉作为时代象征的辫子。

1913年起转治经史之学，专攻古文字学、古器物学、古史地学，先后致力于历代古器物、甲骨金文、齐鲁封泥、汉魏碑刻、汉晋简牍、敦煌唐写经、西北地理、殷周秦汉古史和蒙古史等等的考释研究，还做了很多古籍的校勘注疏工作。他治史严谨，考证精湛，信而有征，不囿成见，主张以地下史料参订文献史料，多能发前人所未发，对史学界有开一代学风的影响。

1923年春，当时溥仪小朝廷要选海内硕学之士，王国维经升允推荐，到北京充任逊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五品）。

次年冬天，冯玉祥“逼宫”事件发生，王国维结束了“南书房行走”的工作。胡适、顾颉刚等人邀约他出任新成立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王国维推而不就，仅任教授；以其精深的学识、笃实的学风、科学的治学方法和朴素的生活影响了清华学人，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文字学、历史学、考古学方面的专家学者。时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并称清华四大导师“教授的教授”。

1927年在北京颐和园投水自尽，给中国知识界留下了深深的颤栗和遗憾，也给后人留下了难解之谜。

当时的一些清朝遗老把王国维比作屈原怀忠而自沉汨罗。《清史稿》还为他立了个“忠义传”。一向苛以誉人的鲁迅先生认为“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热风·不懂的音译》）。郭沫若称他为新史学的开山。

参考资料：

回答者：lmasdf - 见习魔法师 三级 11-5 1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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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早年到罗振玉办的“东文学社”学习外语，并在罗振玉资助下于1901年赴日本留学。后来却又被其利用，激愤之下，不肯偷生！

1922年在溥仪的紫禁城小朝延内当五品官“南书房行走”，并得到了“食五品俸”，“赐紫禁城骑马”的封赏。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上时，王国维由于自己的阶级局限性，思想极其郁闷，留下“经此世变，义地再辱”的遗书，投颐和园昆明湖自尽。

个人恩怨，“国家”存亡，圣人亦难免于俗世，死因大概如是，请各位方家指教！

为什么要读经典作品？

　　让我们先提出一些定义。　

　　一、经典作品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

　　至少对那些被视为“博学”的人是如此；它不适用于年轻人，因为他们处于这样一种年龄： 他们接触世界和接触成为世界的一部分的经典作品之所以重要，恰恰是因为这是他们的最初接触。

　　代表反复的“重”，放在动词“读”之前，对某些耻于承认未读过某部名著的人来说，可能代表着一种小小的虚伪。为了让他们放心，只要指出这点就够了，也即无论一个人在性格形成期阅读多么广泛，总还会有众多的重要作品未读。

　　任何人如果读过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全部作品，请举手。圣西门又如何？还有雷斯枢机主教？即使是十九世纪那些伟大的系列小说，通常也是提及多于读过。在法国，他们开始在学校读巴尔扎克，而从各种版本的销量来判断，人们显然在学生时代结束后还在继续读他。但是，如果在意大利对巴尔扎克的受欢迎程度作一次正式调查，他的排名恐怕会很低。狄更斯在意大利的崇拜者是一小撮精英，他们一见面就开始回忆各种人物和片断，仿佛在谈论他们在现实生活中认识的人。米歇尔·布托多年前在美国教书时，人们老是向他问起左拉，令他烦不胜烦，因为他从未读过左拉，于是他下决心读整个《鲁贡玛卡家族》系列。他发现，它与他想像中的完全是两回事： 它竟是寓言般的、神话学式的系谱学和天体演化学，他后来曾在一篇精彩的文章中描述这个体系。　　

　　上述例子表明，在一个人完全成年时首次读一部伟大作品，是一种极大的乐趣，这种乐趣跟青少年时代非常不同（至于是否有更大乐趣则很难说）。在青少年时代，每一次阅读就像每一次经验，都会增添独特的滋味和意义；而在成熟的年龄，一个人会欣赏（或者说应该欣赏）更多的细节、层次和含义。因此，我们不妨尝试以其他方式：

　　二、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些书，它们对读过并喜爱它们的人构成一种宝贵的经验；但是对那些保留这个机会，等到享受它们的最佳状态来临时才阅读它们的人，它们也仍然是一种丰富的经验。

　　因为实际情况是，我们年轻时所读的东西，往往价值不大，这又是因为我们没耐性、精神不能集中、缺乏阅读技能，或因为我们缺乏人生经验。这种青少年的阅读可能（也许同时）具有形成性格的作用，理由是它赋予我们未来的经验一种形式或形状，为这些经验提供模式，提供处理这些经验的手段，比较的措辞，把这些经验加以归类的方法，价值的衡量标准，美的范例： 这一切都继续在我们身上起作用，哪怕我们已差不多忘记或完全忘记我们年轻时所读的那本书。当我们在成熟时期重读这本书，我们就会重新发现那些现已构成我们内部机制的一部分的恒定事物，尽管我们已回忆不起它们从哪里来。这种作品有一个特殊效力，就是它本身可能会被忘记，却把种籽留在我们身上。我们现在可以给出这样的定义：

　　三、经典作品是一些产生某种特殊影响的书，它们要么自己以遗忘的方式给我们的想像力打下印记，要么乔装成个人或集体的无意识隐藏在深层记忆中。

　　基于这个理由，一个人的成年生活应有一段时间用于重新发现我们青少年时代读过的最重要作品。即使这些书依然如故（其实它们也随着历史角度的转换而改变），我们肯定已经改变了，因此后来这次接触也就是全新的。

　　所以，我们用动词“读”或动词“重读”也就不真的那么重要。事实上我们可以说：

　　四、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每次重读都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

　　五、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即使我们初读也好像是在重温我们以前读过的东西的书。

　　上述第四个定义可视为如下定义的必然结果：

　　六、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从不会耗尽它要向读者说的一切东西的书。

　　而第五个定义则隐含如下更复杂的方程式：

　　七、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些书，它们带着以前的解释的特殊气氛走向我们，背后拖着它们经过文化或多种文化（或只是多种语言和风俗习惯）时留下的足迹。

　　这同时适用于古代和现代经典。如果我读《奥德赛》，我是在读荷马的文本，但我也不能忘记尤利西斯的历险在几个世纪以来所意味的一切事情，而我不能不怀疑这些意味究竟是隐含于原著文本中，还是后来逐渐增添、变形或扩充的。如果我读卡夫卡，我就会一边认可一边抗拒“卡夫卡式的”这个形容词的合法性，因为我们老是听见它被用于指称可以说任何事情。如果我读屠格涅夫的《父与子》或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恶魔》我就不能不思索这些书中的人物是如何继续一路转世投胎，一直到我们这个时代。

　　读一部经典作品还一定会令我们感到意外，当我们拿它与我们以前所想像的它比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总要一再推荐读第一手文本，尽量避免二手书目、评论和其他解释。中学和大学都应加强这样一个想法，也即任何一本讨论另一本书的书，所说的都永远比不上被讨论的书；然而他们竭尽全力要让学生相信的，事实上恰恰相反。这里存在一种流行很广的价值的逆转，即是说，导言、批评机器和书目被用得像烟幕，遮蔽了文本在没有中间人的情况下必须说和只能说的东西——而中间人总是宣称他们所知比文本自身还多。因此，我们可以总结：

　　八、一部经典作品是这样一部作品，它不断让周围制造一团批评话语的尘雾会，却总是把那些微粒抖掉。

　　一部经典作品不一定要教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东西；有时候我们在一部经典作品中发现我们已知道或总以为我们已知道的东西，却没有料到那个经典文本早就说了（或那个想法与那个文本有一种特殊联系）。这种发现同时也是非常令人满足的意外，例如当我们弄清楚一个想法的来源，或它与某个文本的联系，或谁先说了，我们总会有这种感觉。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定义：

　　九、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些书，我们越是道听途说，以为我们懂了，当我们实际读它们，我们就越是觉得它们独特、意想不到和新颖。

　　当然，发生这种情况通常是因为一部经典作品的文本“起到”一部经典作品的作用，即是说，它与读者建立一种个人关系。如果没有火花，这种做法就没有意义： 出于职责或敬意读经典作品是没用的，我们只应仅仅因为喜爱而读它们。除了在学校： 无论你愿不愿意，学校都要教你读一些经典作品，在这些作品当中（或通过把它们作为一个基准）你以后将辨别“你的”经典作品。学校有责任向你提供这些工具，使你可以作出你自己的决定；但是，只有那些你在学校教育之后或之外选择的东西才有价值。

　　只有在非强制的阅读中，你才会碰到将成为“你的”书的书。我认识一位出色的艺术史专家，一个极其广博的人，在他读过的所有著作中，他最喜欢《匹克威克外传》，他在任何讨论期间，都会引用狄更斯这本书的片断，并把他生命中每一个事件与匹克威克的生平联系起来。渐渐地，他本人、宇宙及其基本原理，都在一种完全认同的过程中，以《匹克威克外传》的面目呈现。如果我们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我们就会形成对一部经典作品的想法，它既令人仰止又要求极高：

　　十、一部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个名称，它用于形容任何一本表现整个宇宙的书，一本与古代护身符不相上下的书。

　　这样一个定义，使我们进一步接近关于那本无所不包的书的想法，马拉梅梦寐以求的那种书。但是一部经典作品也同样可以建立一种不是认同而是反对或对立的强有力关系。卢梭的所有思想和行动对我都十分亲切，但是它们在我身上催发一种要抗拒他、要批评他、要与他辩论的无可抑制的迫切感。当然，这跟我觉得他的人格与我的性情难以相容这一事实有关，但是，如果这么简单的话，则我避免读他就行了；事实是，我不能不把他看成我的作者之一。所以，我要说：

　　十一、“你的”经典作品是这样一本书，它使你不能对它保持不闻不问，它帮助你在与它的关系中甚至在反对它的过程中确立你自己。

　　我不相信需要为我使用“经典”这个名称辩解，我这里不用古代、风格和权威等字眼来区分。（关于这个名称的上述种种意义的历史，弗朗哥·福尔蒂尼为《伊诺第百科全书》第三册撰写的“经典”条目有极详尽的阐述。）基于我这个看法，一部经典作品的不同之处，也许仅仅是我们从一部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但在一种文化延续性之中有它自己的位置的作品那里所感到的某种共鸣。我们可以说：

　　十二、一部经典作品是一部早于其他经典作品的作品；但是那些先读过其他经典作品的人，一下子就认出它在众多经典作品的系谱图中的位置。

　　至此，我再也不能搁置一个关键问题，也即如何协调阅读经典与阅读其他一切不是经典的文本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与其他问题有关，例如： “为什么要读经典作品，而不是读那些使我们对自己的时代有更深了解的作品？”和“我们哪里有时间和闲情去读经典作品？我们已被有关现在的各类印刷品的洪水淹没了。”

　　十三，一部经典作品是这样一部作品，它把现在的噪音调校成一种背景轻音，而这种背景轻音是经典作品的存在不可或缺的。

　　十四，一部经典作品是这样一部作品，哪怕与之格格不入的现在占统治地位，它也坚持成为一种背景噪音。

　　事实仍然是读经典作品似乎与我们的生活步调不一致，我们的生活步调无法忍受把大段大段的时间或空间让给人本主义者的悠闲；也与我们文化中的精英主义不一致，这种精英主义永远也制订不出一份经典作品的目录来配合我们的时代。

　　这反而恰恰是莱奥帕尔迪的生活的环境：住在父亲的城堡，他得利用父亲莫纳尔多那个令人生畏的藏书室，实行他对希腊和拉丁古籍的崇拜，并给藏书室增添了到那个时代为止的全部意大利文学，以及所有法国文学──除了唱片小说和最新出版的作品，它们数量极少，完全是为了让妹妹消遣（“你的司汤达”是他跟保利娜谈起这位法国小说家时的用语）。莱奥帕尔迪甚至端起绝不算“新近”的文本，来满足他对科学和历史著作的极端热情，读布封的关于鸟类的习惯的著作，读丰特奈尔关于弗雷德里克·勒依斯的木乃伊的著作，以及罗宾森的关于哥伦布的著作。

　　今天，像青年莱奥帕尔迪那样接受古典作品的熏陶，已难以想象，尤其是他父亲莫纳尔多伯爵的藏书室已经崩溃。说崩溃就是说那些古书已所剩无几，也指新书已扩散到所有现代文学和文化里去。现在可以做的，就是让我们每个人都发明我们理想的经典藏书室；而我想说，其中一半应该包括我们读过并对我们有所裨益的书，另一些应该是我们打算读并假设对我们有所裨益的书。我们还应该把一部分空间让给意外之书和偶然发现之书。

　　我注意到，莱奥帕尔迪是我唯一提到的来自意大利文学的名字。这是那个藏书崩溃的结果。现在我应重写整篇文章，使它明白表示，经典作品帮助我们理解我们是谁和我们所到达的位置，进而明白意大利经典作品对我们意大利人是不可或缺的，否则我们就无法比较外国的经典作品；同样地，外国经典作品也是不可或缺的，否则我们就无法比较意大利的经典作品。

　　接着，我还真的应该第三次重写这篇文章，以免人们相信之所以要读经典作品是以为它有某种用途。唯一可以列举出来讨他们欢心的理由是，读经典作品总比不读好。

　　而如果有谁反对说，它们不值得那么费劲，我想援引纪奥伦（不是一个经典作家，至少还不是一个经典作家，却是一个现正被译成意大利文的现代思想家）：“当毒药正在准备中的时候，苏格拉底正在用长笛练习一支曲调。‘这有什么用呢？’有人问他。‘至少我死前可以学习这支曲调。’”

另：摘译本《经典的定义》 （逸人译）

1．经典是我们常听人说，“我在重读……”而不是“我在阅读……”的那类书。

2．我们将人们读了爱不释手，加以珍藏的书冠之以经典；但并非只是那些有幸初次阅读它们的人，才精心珍藏它们，欣赏它们。

3．经典具有特异的影响力，它们不可能从头脑中清除，它们潜藏在大脑的记忆层中，披上了集体或个体无意识的伪装。

4．每一次重读经典，就象初次阅读一般，是一次发现的航行。

5．每一次阅读经典实际上都是一种重读。

6．经典从来不会说，它当说的已说完了。

7．经典带着以往的阅读痕迹传承给我们，并且带着它们本身留给文化，或者更明白地说，语言和习俗的痕迹。

8．经典不一定教给我们以前不懂的东西。在经典中，我们有时发现的是某种自己已经知道(或者以为自己知道)的东西，但不知道是该作者率先提出的，或者至少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与其联系在一起。这同样是一种带给我们莫大欢愉的惊喜，就象我们总能从对血统、亲属关系和姻亲关系的发现中获益。

9．通过阅读经典，我们感到它们远比传闻中所想象的更新鲜、更出乎预料、更不可思议。

10．我们冠之以经典的书具有一种类似总体的形式，可与古代的法宝相提并论。根据这一界定，我们正在趋近马拉美所构想的“全书”的境界。

11．经典作家是那类你不可能置之不理的作家，他有助于界定你与他的关系，即使你与他有分歧。

12．经典只有与其它经典相权衡才能确定；但任何人都是先读了其它经典，然后才读它的，因而立刻就能在族谱上确认其地位。

13．经典是这样一种东西，它很容易将时下的兴趣所在降格为背景噪音，但同时我们又无法离开这种背景噪音。

14．经典是随背景噪音而存在的，哪怕在截然对立的兴趣控制着局面时，也是如此。

一、诸葛亮的“观其大略”读书法

诸葛亮隐居荆州隆中之时，与颖州石广元、徐庶、汝南孟公威是好友，并一起拜师游学。其他三人

读书学习“务于精熟”。诸葛亮读书却与诸生不同，他他没有钻进书堆，死记硬背，而是泛读大

概，撷取精华。

二、陶渊明的“会意”读书法

晋代文学家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中曾写到：“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

陶渊明读书时注意抓住重点，去繁就简和独立思考。

三、苏轼的“八面受敌”读书法

苏轼在他的《又答王庠书》里，介绍了他首创并实践的一种读书方法。他说：“书富如入海，百货

皆有之，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并取，但得其所欲求者尔。故愿学者，每次作一意求之。”意为书籍

丰富地如同在海洋中遨游。人的精力，不能够全部收取看尽。只要能够得到自己想要的书就行。

四、郑板桥的“精当”读书法

清代书画家郑板桥的“求精求当”读书法中的“求精”，是读书要有选择，选好书，读精品；“求

当”就是恰到好处，要适合自己的水平和工作需要。

五、钱钟书的笔记读书法

钱钟书先生渊博、古文功底之深厚、著述中引用之广博。常人所不知的是，钱钟书的博学，不仅与

他的天才有关，更与他的勤奋有关。据钱钟书夫人杨绛回忆，钱钟书做笔记的习惯是在牛津大学图

书馆读书时养成的，历时十余年的时间。

扩展资料：

阅读方法是理解读物内容，从中接受信息所采用的手段或途径。有不同类别和层次。

1 综合类，有朗读法、默读法、精读法、略读法、速读法等；

2 分项类，有解词、释句法，文章结构分析法，文章中心思想归纳法等；

3 与思维方法结合，有分析、综合、比较、概括、归纳和演绎阅读法等；

4  阅读笔记方法，有划重点、写标题，编写读书提纲，写读后感及读书心得等方法；

5 按文体阅读，有散文阅读法、小说阅读法、诗歌阅读法、剧本阅读法、科技文阅读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