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代乾德年间，都城汴梁大旱。宋太祖赵匡胤下诏，让汴梁东西两市各自演出歌舞，然后祈求上天下雨。东市很快搭起了彩楼，请来了当时的琵琶名家康琉。

康琉登上彩楼，他弹了一曲略有创新的羽调《霓裳羽衣曲》，他的声音悦耳动听，仿佛天籁一般，所有人都被他所吸引住了。

东市人更是欢声四起，他们以为西市绝对无法匹敌了。结果第二天，西市也搭起了一座彩楼，一位妙龄女郎抱着琵琶缓缓出场了，她走到彩楼上，缓缓弹了一曲《祈雨曲》，这竟然是新谱的曲子。

那位女郎轻轻弹起琵琶，她拨子一动，发出了好像打雷一般的声音，不久又好像小雨叮咚，其妙入神。

康琉大惊，因为当时的燕乐已经开始衰败了，人们很少能谱出新的燕乐大曲，大多是沿袭唐代的旧曲加以改造，都城汴梁的百姓也很少能听到新曲。结果这位女郎不仅创出了新曲，还能弹得如此美妙动听，可见她的技艺绝不一般。

康琉这才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他走上西市彩楼，态度极为恭敬。康琉拱手要拜那女郎为师，女郎便收下了他，不仅教会了他很多弹琵琶的技巧，还让他学会了谱写新燕乐曲的本事。康琉一连学了几年，最后，他终于成了宋代的燕乐弹奏大师和谱曲大师了。

据古籍记载，宋初教坊所奏的大曲中有《凉州曲》、《伊州曲》、《水调曲》、《剑器曲》等唐时旧曲，也有了《平音普天乐》、《宇宙荷皇恩》、《垂衣定》等宋时新声。

宋代大曲的完整形式仍由散序、歌、破3部分组成。但宋人对于唐大曲的庞大结构并不全部采用，往往用其部分，称为“摘遍”。至于宋代人们所作新声，如《薄媚大曲》、《采莲大曲》、《水调歌头》等，几乎都是“摘遍”，各曲的具体结构也各有差异。

宋代大曲的歌词是长短句，宋代著名学者陈曾认为宋大曲乐句的句法结构较复杂，曲调也较为细致。宋代也有一些新的大曲作品出现。据古籍书记载，宋初教坊所奏的大曲共有40多首。

宋代大曲最主要特点是，不但占主导地位的歌舞大曲有所发展，还产生了许多新的音乐品种，从而使大曲声乐和器乐得到了全面发展，成为近代音乐的基础。

在宋代，由于工商业发展，都市繁荣，以市民为代表的平民有了自己的娱乐场所，当时称之为“瓦市”、“勾栏”，“瓦市”、“勾栏”在都市之中，既经营贸易，也进行平民艺术的演出活动。

如果说宋代以前的大曲几乎都是以宫廷演出为代表的话，那么，宋代以后的大曲就要以这些“瓦市”、“勾栏”，还有其后的“戏楼”、“茶馆”等的演出为代表了。从历史作用上来说，宋代宫廷大曲已经无足轻重了。所以，宋代前的大曲史几乎是宫廷音乐史，宋代以后的大曲史却是市民的音乐史。

宋代“瓦市”又称“瓦舍”、“瓦子”，是指在城市的旷场上形成的交易市场，“瓦市”中设有为数不等的“看棚”，也就是上架布棚，四周用绳网或草荐围起的简陋表演场地，有些“看棚”中心设低矮栏杆，将观众与表演者分开，这种看棚就称为“勾栏”。

在“勾栏”内表演的艺术品类非常丰富，其中有关大曲的就有嘌唱、唱赚、鼓子词、诸宫调、杂剧等多种。这些都是宋代以后新出现的大曲门类。

嘌唱和唱赚是艺术歌曲，嘌唱是取现成的令曲小词，经过变奏、变调处理而进行演唱的大曲品种。唱赚则选择一些流行的歌曲，组织在同一宫调内，前加引子，后有尾声，大曲歌词从头到尾只用一韵。也就是说，唱赚所唱，是一宫、一韵、多曲外加头尾的大曲。

这一时期的唱赚所选用的曲调，有曲破、嘌唱、番曲等，这些曲调也就成了曲牌。唱赚的伴奏乐器有笛、鼓、板。唱赚首先将曲牌连缀组合，并由此而创造出一种新的曲式结构。

鼓子词和诸宫调都是说唱，其说和唱都得围绕一定的故事内容展开。但鼓子词音乐较简单，往往反复演唱同一曲调，不过它有伴唱，可以减少一些单调之感。

宋代大曲中的诸宫调比鼓子词前进了一大步，它是11世纪时，在北宋都城汴京“勾栏”内卖艺的艺人孔三传首创的。

孔三传所创的诸宫调的主要特色在于大曲的结构上，它把同一宫调的一些曲调联合成一组，而各组之间的宫调却不相同，所以叫做“诸宫调”。其曲牌来源于唱赚、词曲及当时的民歌。

显然，诸宫调是在宋代大曲基础上的再创造，诸宫调的伴奏乐器也与大曲相同，是笛、鼓、板。

更值得注意的是，诸宫调对这些曲牌的运用，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有时往往会根据内容的需要而在不同的方面做出突破，例如变奏，变更句式等，这就是宋代大曲基本曲牌的变体。

诸宫调在曲牌组合、宫调转换、体式变化等多方面做出的总体性创造，为我国大曲发展史树起了一个新的里程碑。

1、郦道元

郦道元(约公元466，469，470或472年-527年 )，字善长，范阳涿州(今河北涿州)人。

他自幼博览群书，年轻时曾随父亲到山东访求水道，后又游历秦岭、淮河以北和长城以南广大地区，考察河道沟渠，搜集有关的风土民情、历史故事、人物掌故、神话传说，撰《水经注》四十卷。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郦道元。

郦道元一生猎奇涉险，不畏险阻，与水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把一生献给祖国的大江小河，所著的《水经注》是我国最全面、最系统的综合性地理著作，该著作详细介绍了一千五百多条河流，书写了他壮丽的如水年华。

北魏之后，《水经注》成为历代统治者和治水官员的必修课目。明清两代，对《水经注》的研究已经成为了专门的学科，名为“郦学”。

2、刘备 

刘备（161年－223年6月10日），字玄德，东汉末年幽州涿郡涿县（今河北省保定市涿州市）人。

东汉汉灵帝末年，刘备因起兵讨伐黄巾军有功而登上汉末政治舞台，三顾茅庐后始得诸葛亮辅佐。

汉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与孙权将周瑜等大胜曹操于赤壁，其后得到荆州五郡，后又夺取益州。夺取汉中击退曹操后，刘备于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七月自立为汉中王。

魏黄初二年（公元221年），时曹丕已于去年十月逼迫汉献帝禅让皇帝位，蜀中又传言汉献帝已经遇害，刘备遂于成都武担之南即皇帝位，年号章武。次年伐东吴兵败，损失惨重，退回白帝城。

3、赵云

赵云，字子龙，常山真定（今河北省正定）人。

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再次派遣大军南攻，当时刘表刚死，其子刘琮继位，派遣使者向曹操请降。刘备措手不及，于是率军向南逃往江陵，但是刘备不愿放弃自愿跟随他的人民，每天仅能行走十几里，曹操便派轻骑兵快马追赶，一天之中追袭了三百里，终于在当阳长阪附近追上了刘备。

刘备便丢下妻儿，仅带着数十骑向南逃逸。当时，有人对刘备说，赵云向北投靠曹操去了。刘备闻言便用手戟打那告状的人说：“子龙不会弃我而去。”

不久之后，赵云果然怀抱刘备的幼子刘禅，保护著刘备的妻子甘夫人，到刘备身边。之后，刘备便任命赵云为牙门将军。

赤壁之战后，赵云跟随刘备平定荆州江南之地。刘备任命赵云为偏将军，并取代投降的赵范，兼任桂阳（今湖南郴县）太守。赵范有一名寡嫂名为樊氏，有国色之貌，赵范欲将她许配给赵云，意欲和赵云结亲。但是赵云坚持不同意，并说：“我们是同姓，你的嫂子就像是我的嫂子一样。”。

当时有人劝赵云接受这名美女，赵云回答说：“赵范是被迫投降，心不可测，何况天下女子不少。”不久之后，赵范果然借机逃走，而赵云也就因此不受到影响。

4、祖冲之

祖冲之（429年－500年），字文远，范阳遒县（今河北省涞水县）人

在天文学方面，祖冲之创制了中国历法史上著名的新历——《大明历》。在《大明历》中，他首次引用了岁差，是我国历法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他还采用了391年中设置144个闰月的新闰周，比古代发明的19年7闰的闰周更加精密。 祖冲之推算的回归年和交点月天数都与观测值非常接近。

在数学上， 祖冲之推算出圆周率的真值应该介于31415926和31415927之间，比欧洲要早一千多年。

在机械制造上，曾制造了铜铸指南车、利用水力舂米磨面的水碓磨、能日行百里的“千里船”和计时仪器漏壶、欹器等。

5、柴荣 

后周世宗柴荣(921年10月27日-959年7月27日)，是五代时期后周皇帝，在位六年。邢州尧山柴家庄(今河北省邢台市隆尧县)人。

励精图治，整顿军事、政治、经济，严明军纪,赏有功，斩临阵退却者，检阅禁军，汰老弱，留精锐，募天下壮士。诏群臣直言，撰《平边策》，禁官吏贪污。

停废大批寺院，收购民间铜器佛像铸钱。颁《均田图》，均定河南等地60州田赋，减免租税，招抚流散，兴修水利，发展经济。扩建京城，恢复漕运，修订刑律，改订历法，考正雅乐，纠正科举弊端，搜求遗书、雕印古籍等。

唐昭宗天复元年（公元901），定州安喜（今河北定县）常山一户姓杜的人家，主人杜爽的妻子范氏生下了一个女儿。杜爽范氏夫妇前后共生养了五子三女，这个女孩虽是他们的长女，却被家人称为“四娘子”，这大概是一个按照排行得来的称呼。

　　杜家世居常山，不但家境殷实而且世代好善，在四乡八里很有声望。就在杜四娘渐渐成长的同时，人世间也发生着一系列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唐王朝结束了，历史进入“五代十国”的时期，中原大地征伐杀戳四起，各路王侯将相“你方唱罢我登场”，群雄逐鹿乱纷纷。杜四娘就在这样的大环境下长大成人了。

　　大约是后梁贞明二年（公元916）的冬天，一个年青人从保州（河北保定）的家乡出发，打算到镇州（正定）去谋个前途，没想到才过定县，就遇上大雪不断道路雍塞。青年孤身一人既饥且寒，只得奔到杜家庄院门前避雪。杜家看庄的家人素知主人乐善好施，也就有样学样地给了青年些充饥的饭食和睡觉的地方。大雪一下几日不止，青年也就在庄院上一直耽搁了下来。几天相处下来，家人发现这青年虽然衣履简朴，却状貌俊伟言谈谨慎手脚勤快，不象是寻常人家子弟，便向主人杜爽报告了此事。

　　杜爽听了家人的叙述后很感兴趣，立即与青年见了面。果然一见就觉得确非凡品，很是心爱，便大力挽留他多住些日子，当成贵客款待。

　　青年在杜家庄一住月余，与主人相谈甚欢。杜爽也渐渐弄清了青年的来历。原来这青年名叫赵弘殷，虽然落魄，却也是个官宦之后。他的曾祖父赵朓在唐时曾任县令之职，祖父赵珽也官至御史中丞。然而祸福变迁，到父亲赵敬少年时，赵家就已经没落了，幸亏赵敬胸有大志，硬是重振了家业，甚至还做到了营州、蓟州、涿州刺史的级别。自赵敬死后，赵家又再次一落千丈。但赵弘殷虽是一介平民，仍然没有忘却祖宗的荣耀，也期望自己能够象父亲那样重新白手起家。这一次他就是打算去投奔河北郑州的赵王王镕，谋求前途的。

　　杜爽听了这番话，又经过一个来月的仔细观察，对赵弘殷本人和他的家世都刮目相看，认为他绝非池中物，不但终有出人头地之日，而且还能成就大事业。于是杜爽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将赵弘殷招为女婿，将自己年方及笄的女儿四娘子嫁给他。

　　就这样，一场大雪为赵弘殷带来了一段姻缘。

　　这场姻缘的缔结，想来也招得了当时族人乡里们或多或少的议论，对于杜庄主贴钱嫁女，招这么一个前途未卜、家世也口说无凭的借宿少年为婿的行为，恐怕有不少人认为杜老头儿不是疯癫就是受骗上当了。没准还有更多的人捂着嘴偷笑，幸灾乐祸地觉着杜四娘子是“米箩跳进糠箩”，等着看富家**是怎么折堕的。只是这些人怎么都不会想到，这场联姻是杜爽此生最明智的决定，他将因此成为大宋开国皇帝的外祖父。

　　由于被老丈人认定是人材而轻易财色兼收，似乎是老赵家的祖传好运。

　　赵弘殷的父亲赵敬青年时在保州老家过布衣平民日子时，同乡刘昌便认定他是个人材，也平空将个女儿嫁了给他。这位刘**便是大宋开国皇帝赵匡胤的祖母了，身后被孙子追封为“简穆皇后”。如今赵敬的桃花运在他和刘**的儿子身上再次重演。赵弘殷原本只是想来避一场雪，不料却得了一个多月好吃好喝的招待，还白得了一位上好的妻子和愿意大力支持自己奔前途的富实岳丈。这等好运简直就是天上掉了金元宝在头上，直到今天也足够让许多奔波劳碌却还是办不齐结婚生子物质条件的男人羡慕得两眼发绿。可见话本小说里美人儿带着钱财向穷小子投怀送抱的好事也并不全是秀才们的白日梦。

　 赵弘殷求取前途的步伐并没有因为贪恋新婚之乐而停顿，婚后不久他就加入了赵王王镕的麾下，杜四娘子从此跟随丈夫开始了她颠沛流离饱尝乱世艰辛的婚姻生活。

　　乱世中成就事业的人往往都是有真本事的，赵弘殷就是一个例子。他很快就以骁勇善战得到了王镕的注意，因此得到了更多更大的表现机会。终于有一次他率五百骑驰援后唐庄宗李存勖，不但立下战功而且得到了李存勖的赏识，成了李存勖的属下。此后赵弘殷的前途就算是踏上了路，虽然屡有波折，虽然王朝更替频繁，他的功名还是步步向前：后唐时任飞捷指挥使，后汉时任护圣都指挥使，后周时任右厢都指挥、领岳州防御使、检校司徒、天水县男……死后还得到了后周皇帝追赠的武清军节度使、太尉之职。总之是当兵吃粮，改朝换代只当是换个上司，谈不上什么殉国死节忠不忠心的话。

　　然而在赵弘殷转战疆场开拓功名的同时，做为妻子的杜氏却生活得很不容易。赵弘殷初入军伍时收入微薄，杜氏拖儿带女生活异常艰辛，在这样的情形下，她的长女（追封陈国长公主）与长子（赵匡济追封邕王）都先后夭折了。等到丈夫有了些功名，虽然温饱无忧，但夫妻仍不免聚少离多。因此直到成婚后的第十年，即后唐天成二年（公元927）二月十六日，两人在洛阳夹马营（可能是军营休整处）生下次子赵匡胤。自赵匡胤出生后又过了足足十二年，即后晋天福四年（公元939）十月七日，两人才在浚仪（开封）的官舍中生下第三子赵匡义。八年后才轮到第四个儿子赵廷美出生。在赵廷美之后，杜氏还生过一个儿子赵光赞（夭折，追封夔王）和一个女儿（后封秦国大长公主）。

　　算起来杜氏一共生了七个孩子，长大成人的则有三子一女。而这四个儿女中，次子赵匡胤、三子赵匡义（赵光义）的出生前后经过在史书上留下了神乎其神的记载。据说当杜氏产育赵匡胤时，产房中有赤光绕室，还有经宿不散的扑鼻异香，与寻常产房中的血腥之气大异其趣。赵匡胤因此还得一个小名叫“香孩儿”。这香孩儿不但化血腥为异香，还一生下来就遍体金色且三日不变。十二年后赵匡义诞生时更不同凡响，不但重演了一遍哥哥投胎时的节目，而且还格外加重戏码，产房中的赤光如云霞般蒸腾，香气不但绕室，而且还香遍整条街巷。果然皇帝就是皇帝，初次亮相就端的与小民投胎之时大不相同。

　　在王朝频频更替、一家人随着丈夫职务的变迁四处迁徙的日子里，杜氏由一个殷实人家的**逐渐变为一个性格坚毅有胆识见解的成熟女人，她治家严谨循礼，对儿女的教育也很上心。不过作为军人之妻又身在乱世，她的教子方式当然与读书人的方式大有不同。

　　赵匡胤的文化课学得不怎么样，但生来胆大心细爱冒险，骑射本领非同凡响。怎样的烈马他都不惧惮。也亏了他命大，有一次驯马的时候马使性子在城楼的斜道上狂奔，一撩蹶子将他远远地甩了出去，先是撞上城楼门楣，又重重地摔落在地上。旁观的人都魂飞魄散，认为赵匡胤不但死定了，而且肯定脑袋都要撞碎。谁知他却毫发无损地站了起来，不但毫无惧色反倒性气更足，发力追上烈马纵身腾上，非要将马驯服不可。胆量如此之大，别说围观的人，就是那匹马，都要判个服字给他了。

　　做为母亲，杜氏对于赵匡胤近乎莽撞的胆大忧心忡忡，决定尽早给他完婚成家收收性子。

　　后晋开运初年（公元944），十七岁的赵匡胤在父母的安排下完婚了。迎娶了赵弘殷的护圣营同僚贺景恩十六岁的女儿为结发之妻。

　　赵匡胤成婚这年，三弟赵匡义还不满六岁，才刚是启蒙的年龄。年龄虽小，赵匡义的脾性却已经初见端倪。无论是兴趣爱好还是性格，这个小孩子都与他的哥哥大相迳庭。赵匡胤好武善骑射，还很能交朋友，性情豁达，颇有些江湖习气。赵匡义却不然，他和同龄的孩子游戏时，其它孩子都会不知不觉地对他心生畏服之情，不敢对他呼呼喝喝。赵匡义还嗜好读书。出身行伍的赵弘殷对于自己竟也能生出个会读书的儿子，感到非常欣慰。到后周时期，他外出征战时，对各地金银财宝分毫不取，只是专心搜求各类古籍善本带给赵匡义，赵弘殷夫妇还时常察考儿子的读书成绩，在父母的严格督促下，赵匡义不但学识渊博，而且还多才多艺、很有智谋。

　　年幼的弟弟既然“读万卷书”，做哥哥的赵匡胤便打算“行万里路”了。大约在后汉乾佑元年（公元948）前后，二十一岁的赵匡胤离开父母弟妹和成亲才三四年的妻子贺氏，开始了长达两年的游历。

　　实际上并不是赵匡胤自己存心要“志在四方”，真正的原因还在于那个乱纷纷的世道。

　　赵家的一家之主赵弘殷是靠了后唐庄宗李存勖的赏识进入仕途的，然而没几年李存勖就被人杀死，随之后唐朝廷内斗不断，后晋后汉又陆续有来，在这样的大形势下，赵弘殷相当一段时间以来官运平平，一家人的生活也大不如前。赵匡胤眼见这样的情形，便打算自己外出闯荡以求取功名。

　　刚开始的时候赵匡胤把事情想得很简单，以为还可以靠父亲的老关系找到门路得到重用。然而事实却是到处碰壁。漫无目的的游历让年青气盛的赵匡胤吃尽了苦头。有一次他来到复州(今湖北省沔阳县西北)，想投靠父亲的老同事、时任复州防御使的王彦超。谁知王彦超并不买帐，总算还留了三分情面，用十贯钱打发他走人。无可奈何的赵匡胤只得冒着风雨重新上路。（王彦超怎么也不会想到，仅仅过了十年，赵匡胤便当上了宋朝开国皇帝宋太祖。王彦超才干品行过人，宋太祖对他甚是礼遇重用，但是看到他时难免总会想起旧事，终于忍不住在某一次借着酒劲发问：“卿昔在复州，朕往依卿，何不纳我？”打赵匡胤当皇帝那天起，王彦超恐怕就早已经想到这位赵世侄终会有按捺不住的一天了，他的反应非常敏捷，回答得成竹在胸：“浅水岂能藏神龙耶，当日陛下不留滞于小郡实乃天意也!”赵匡胤听后心情大好，也就不再追究下去了。）

　　类似的事情肯定发生过不止一次，或者有些人的反应还不如王彦超。饱尝人情冷暖的赵匡胤始终没有碰到任何机遇，盘费却已将磬净。走到襄阳地方时，为省些住店银子，他便往寺庙求宿。于是他时来运转的契机到了。

　　在这座不知名的小庙里，赵匡胤遇到了一个精通术数的老和尚。老和尚刚一见这个满面风霜的青年便认定他绝非凡品，不但主动馈赠盘缠，还指点迷津道：“北往则有遇矣。”赵匡胤遵嘱而行，北上邺都，正赶上后汉枢密使郭威奉命征讨李守真，在此招兵买马。他就投到了郭威的麾下。

960年正月，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作了皇帝，他就是宋太祖。因为弟弟赵光义（原名赵匡义，因避宋太祖讳，改现名）在陈桥兵变中立有大功，所以宋太祖非常器重他。

宋朝建国后，宋太祖任命赵光义为开封府尹（都城最高行政长官），封他为晋王。朝令排班时，赵光义的位子排在众臣之首，以表示地位的崇高。宋太祖对这个弟弟的礼遇也特别深厚，多次到他的府上叙兄弟之情。晋王府第由于地势高，池子里经常缺水，宋太祖亲自督促工役千方百计解决水源问题。有一次赵光义病了，不省人事。宋太祖听说后，十分着急，赶忙前去探视。还亲自点燃艾草，给弟弟热炙。赵光义醒后，觉得炙得头痛。宋太祖就用艾草炙自己，试验怎样炙才有效而不至于引起头痛。就这样，整整大半天，宋太祖都呆在晋王府中，直到赵光义发透了汗，完全苏醒过来，才回宫去。

有一天，赵光义到宫中赴宴，喝醉了酒。宋太祖怕他出事，亲自送他出宫，下殿阶时，还搀扶着他。这些事对普通人来说，算不了什么。但宋太祖以皇帝之尊，对弟弟如此厚待，可就不同寻常了。古代帝王，大多少情寡义。虽同胞手足之间，也是如此。宋太祖如此行事，实属凤毛麟角。

976年，还不到五十岁的宋太祖突然死去。其弟赵光义即位，是为宋太宗。由于宋太祖死的十分突然，且宋太祖皇位舍子传弟这件事又很不正常，所以引起种种猜测和传说，一直宋太祖之死成了千古疑案。在这里，我们姑且相信正史的记载，说他是正常死亡吧。

按照正史的说法，宋太祖临终遗命，皇位传给弟弟，弟弟死后再传给自己的儿子。这样，宋太宗以后皇位的继承者应该依次为其弟廷美和宋太祖的两个儿子德昭和德芳。但是，宋太宗不想遵从宋太祖遗命，他要将皇位传给自己的儿子。因此，他即位不久，就相继把三个威胁帝位的危险人物一个个清除掉。

首先被清除掉的是德昭。979年，德昭跟随宋太宗征讨契丹。有一天夜里，军中突然不知宋太宗的去向，有人谋划立德昭为帝，以安定军心。但是不久，就知道了宋太宗的下落，立德昭为帝的事也就没有再提起。后来，宋太宗知道了这件事，很不高兴。由于这次北征最后以失败告终，撤退回朝后，过了很久也没有对前一次讨平北汉论功行赏，将士们产生了不满情绪。德昭为这件事向宋太宗进言，请求早日行赏。宋太宗听后，勃然大怒，大声训斥道：“待你当了皇帝之后，再赏赐他们也不算晚！”这话的分量太重了！这不是公然怀疑侄子有篡位的野心吗？德昭当然受不了。他惶恐不安地回到寝所，用水果刀自刎而死。

981年，宋太祖的另一个儿子德芳因病逝世。宋太祖的两个儿子都死了，能威胁宋太宗皇位的只剩下弟弟廷美一人了。第二年，有人告发廷美妄图谋夺帝位，宋太宗于是免了他的官职，将他流放到边远地区。凡是与廷美关系密切的人也全部放逐。984年，廷美在流放的地方抑郁而死。这样，宋太宗可以安安稳稳德地把帝位传给自己的儿子了。从此，整个北宋时期，皇位都由宋太宗的子孙代代相传，而宋太祖的子孙却都受到压制，不得闻名于世。

宋太祖对其弟宽厚友爱，而宋太宗却对弟弟、侄子如此刻薄、嫉恨，这也大概是人们怀疑宋太祖是被他害死的原因之一吧。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南宋的第一个皇帝赵构没有儿子，而宋太宗的后裔在北宋灭亡时全被女真人掳掠到北方去了，帝位只好由宋太祖的后裔宋孝宗（德芳的第六代孙）继承。而南宋的第五代皇帝宋理宗则是德昭的第九代孙。这样，从南宋的第二代皇帝开始，帝位一直由宋太祖的子孙继承，宋太宗系统从此中断。世人认为，这一皇位的继承，是对宋太宗不遵守宋太祖遗命、没有让其子孙继承帝位的报应。

更令人惊诧不已的是，宋太祖兄弟末世子孙的遭遇竟是那样地不同。1127年，靖康之变，北宋灭亡。徽、钦二帝和后妃皇子470多人及宗族3000余人被掳掠北去，受尽凌辱。几代之后，二帝之子孙近族已被屠杀殆尽。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宋太祖的末世子孙的遭遇却要好得多。1276年，元军包围南宋京城临安（今浙江杭州），南宋小皇帝出降，被封为瀛国公。小皇帝至通州，元世祖命赐大宴十日，小宴十日，然后赴京陛见。小皇帝长大后，元世祖又妻以公主，可见待遇之厚。终元之世，一直对南宋宗室多加抚恤。同为赵宋宗室，其遭遇竟是如此地不同！读史至此，谁不感到这是历史的报应、历史的讽刺呢？莫非冥冥之中，真的有什么因果报应么？历史可真会捉弄人！

　　在我国封建时代，为了维护统治秩序和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人们对皇帝、官长以及尊亲长辈的名字，不能直接说出来或写出来，而要用别的字代替，或以其他方式表示（如空字或缺笔），以示尊敬，这就是所谓的避讳。避讳，是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一种习俗，也是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有学者对中国避讳历史进行了专门研究，出版有《中国古代避讳史》等著作。

　　据说，避讳之习起源于周朝。“入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礼记·曲礼上》)凡到他人家中，要先问其家人名讳。以免在交谈中，因犯讳而失礼。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记述了一个故事：“田登作郡，自讳其名，触者必怒，吏卒多被搒笞。于是举州皆谓灯为火。上元放灯，许人入州治游观。吏人遂书榜，揭于市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就是避讳的典型例子。了解一下我国历史上相沿上千年的避讳习俗，对于了解现代汉语中一些词语的来历，很有帮助，还可以知道古代为了避讳是怎么样把本来很清楚的语言搞得乱七八糟的。

　　讳，又称名讳，即古代帝王或尊长者之名。“讳，忌也。”(《说文解字》)封建时代等级森严，封建礼教极端强调等级名分，为了体现下对上、卑对尊的恭敬，严格划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级区别，避讳便应运而生，并在统治者的提倡、推动下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历经上千年有增无减，成为封建时代体现等级名分、维系礼教秩序的重要手段。

　　避讳的对象有四类，一是帝王，对当代在位的帝王及本朝历代皇帝之名要避讳，称之为“国讳”或“公讳”。如在刘秀时期，秀才被改成茂才；乾隆曾下诏门联中不许有五福临门四字，为的是避讳顺治帝福临之名。有时甚至还要避讳皇后之名，如吕后名雉，臣子们遇到雉要改称野鸡。二是长官，即下属要讳长官本人及其父祖的名讳。甚至一些骄横的官员严令手下及百姓要避其名讳，称“官讳”，亦称“宪讳”。“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的成语所反映的，就是避官讳。三是圣贤，称“圣讳”，主要指避至圣先师孔子和亚圣孟子的名讳，有的朝代也避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之名，有的还避周公之名，甚至有避老子之名的。比如孔夫子，名“孔丘”，北宋朝廷下命令，凡是读书读到“丘”字的时候，都应读成“某”字，同时还得用红笔在“丘”字上圈一个圈。清朝尤甚：凡是天下姓“丘”的，从此以后，都要加个耳字旁，改姓“邱”字，并且不许发音为“邱”，要读成“七”字。于是，天下姓“丘”的，从此改姓“邱”了。到了今天，有姓“丘”的，又有姓“邱”的，原因就是有的改了，有的又改回原来的“丘”字了。四是长辈，即避父母和祖父母之名，称“家讳”或“私讳”。与别人交往时应避对方的长辈之讳，否则极为失礼。唐代诗人李贺之父名晋，“晋”与“进”同音，故李贺一生不能举进士。司马迁的父亲叫“司马谈”，所以《史记》里，把跟他父亲名字相同的人，一律改了名。例如“张孟谈”，改为“张孟同”；“赵谈”，改为“赵同”。后来《后汉书》的作者范晔也是如此，因为范晔的父亲叫“范泰”，所以在（后汉书》里，叫“郭泰”的，竟人不知鬼不觉的变为“郭太”了；叫“郑秦”的，也变为“郑太”了。又如唐朝的诗人杜甫，父亲的名字叫“杜闲”，为了避“闲”字的讳，杜甫写了一辈子的诗，却没在诗中用过“闲”字。杜甫母名海棠，《杜集》中无海棠诗，避母名也。

　　避讳的形式，主要有三种：

　　其一为改字。若遇到应避讳的字时，就改用其他的字。这种避讳的方法出现较早，也较普遍。如秦始皇讳政，秦朝改正月为端月。“端月，正月也。秦讳政，故曰端。”(《史记》)汉文帝讳恒，传说的后羿之妻姬娥遂改称嫦娥。汉光武帝讳秀，秀才改称茂才。清圣祖讳玄烨，紫禁城的北门玄武门遂改称神武门。

　　其二为空字。若书写中遇应避讳的字时，采用空一格(字)、打一方框或“讳”、“某”等字表示。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凡遇当朝皇帝的名讳，就不作任何解释，只写“上讳”二字。如“秀，上讳”。

　　其三为缺笔。如遇到应避讳的字时，则少写一笔或两笔。一般多为最后的一笔或两笔。如清雍正时规定，凡书中遇“丘”字，必须缺笔。若姓名或地名中的“丘”字，一律改为“邱”字。《红楼梦》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雨村拍案笑道：‘怪道这女学生读至凡书中有`敏'字，皆念作`密'字，每每如是，写字遇着`敏'字，又减一二笔，我心中就有些疑惑．今听你说的，是为此无疑矣……’”写的就是黛玉每遇其母的名字“敏”时，读、写都注意避讳（即家讳）。

　　避讳的习俗，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延续了千多年。历朝历代对避讳的规定和要求，也不尽相同。有的朝代相对较松，有些朝代则十分严格。总的来看，唐朝以后，对避讳就非常重视了。历代皇朝出于巩固其统治地位的需要，对避讳都很讲究。唐高祖的祖父叫李虎，故唐朝一代不能称“虎”。于是，虎便被“兽”、“彪”等字所替代。“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遂变成“不入兽穴，焉得兽子”；“画虎不成反类犬”，则成了“画龙不成反类犬”。就连“老虎”的名称也不能叫，而称其为“大虫”。宋太祖即位后，规定自其始祖开始，所有先祖的名字都要避讳。且与名字同音或音近的字，均不能使用。赵匡胤的祖父名敬，因此宋代不称镜子，只称鉴子。明武宗既姓朱，又属猪，所以在正德十四年，他下了一道圣旨，禁止民间养猪。他认为养猪、杀猪，是对皇帝的不敬。不料此令一下，几年后，全国的猪几乎断种，以至于节日用来祭祀天地祖庙的猪都无法找到。后来，由于大臣们的劝谏，他才不得不取消这道令人哭笑不得的禁令。国讳是如此，即使是家讳，古人也十分重视。前述李贺、杜甫等人的例子，在历史上不胜枚举。北宋著名文学家苏洵，则因其父名序，故所撰文章皆改“序”为“引”。其子苏轼为他人作序时，均改称“叙”。

　　每当一个新的朝代建立，就有新的国讳。之后，新皇帝即位，又要增加一两个避讳的字。如果是短命王朝，到改朝换代时，避讳的字数还不是很多。但如果是延续时间很长的朝代，到朝代结束前，累积的避讳字数就往往很可观。直到一个朝代结束，所有曾避讳的字，才可以重新使用。由于避讳在一个朝代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讳字数量常成倍增长。这对于当朝人写文章，特别是科举考试，造成极大的不便。稍有不慎，触及讳字，轻者落选，重者获罪，甚至招致杀身之祸，更有甚者还会株连九族。在中国历史上，还有一些事物因多次避讳，其名称彻底改变，令后人很难寻觅其踪迹。如唐代以前的文献资料中，记载有一种植物叫“薯蓣”。唐后期，唐代宗李豫即位，遂改称“薯药”。入宋后，宋英宗赵曙即位，又改称“山药”。有些姓氏，也因为当朝皇帝的名讳，而改作其他的姓氏。如庄氏，因避汉明帝刘庄讳，改为严氏，如东汉严子陵，本姓庄；姬氏，因避唐玄宗李隆基讳，改为周氏；淳于氏，因避唐宪宗李纯讳，改为于氏等。不仅改姓，也有因避讳而改名者。如生活在西汉末年的孔子后裔孔莽，因王莽篡汉称帝，遂改名孔均；唐初宰相裴世矩，因避唐太宗名讳，去“世”，称裴矩。即使是神，也有因避国讳而改名者。如佛教的观世音菩萨，就因避唐太宗名讳，而省去“世”字，称为观音菩萨。因避讳，不仅在世者要改名字，就连早已故去者也不能幸免。如秦汉之际的策士蒯彻，死后又因汉武帝刘彻即位，而在《史记》、《汉书》中，被称作蒯通。南齐时，将军薛道渊因避齐太祖萧道成名讳，去“道”字，只称薛渊。但到唐朝编修《南史》时，又因避唐高祖李渊名，遂改其名为薛深，改来改去，弄得后世读者难以辨认。古代的地名，也有因犯讳而改名的；如秦始皇之父，秦庄襄王讳楚，秦始皇称帝后，即下令将湖北楚州改称荆州。西晋愍帝(末帝)司马邺即位，建业(今江苏南京)改称建康。五代后唐庄宗李存勖即位，因其父名国昌，遂改孝昌县为孝感县。

　　上述三种避讳的方式，都是古人在长期的避讳“实践”中发明的，在当时满足了秩序和虚荣的需要，对后世却带来了极大的麻烦。改字和空字，常导致后人很难推断原字，甚至理解错误；缺笔则更易造成错读成其他字。如唐睿宗李旦，若省去最后一笔，就变成“日”字。由于避讳，就连社会生活中的一些习惯性名称也被改得面目全非。如先秦文献中记载了一种鸟，称为雉。西汉时，因吕后名雉，这种鸟便只得改称“野鸡”。与吕后同样，清末慈禧太后属羊，于是下令，不许人们说“养羊、杀羊、吃羊肉”一类的话。但是慈禧太后嘴馋，又不能不吃羊肉。于是又下令，管“羊肉”叫“福肉”“寿肉”，真是可笑之极。所幸的是，慈禧的“福肉”“寿肉”没有像野鸡那样被后世所接受。

　　在封建君权高于一切的时代，避讳被推演到荒唐可笑的程度。晋文帝名叫司马昭，那么“昭”字别人谁也不许用，于是，连古代的王昭君也得改名，叫“王明君”。晋愍帝叫司马业，那么“业”字就为皇帝独霸了去，甚至连地名“建业”(今南京）也改名叫“建康”。唐高宗叫李治，“治”字就变成皇帝独有的字，而且和“治”同音的字也得改。在行文中凡是遇到“治”的字都改写成“持”“理”等同义词的字。而“稚”字因和“治”同音，凡是用“稚”的地方，都必须用“幼”来代替。好在汉语当中同义词较多，否则真不知如何办才好。唐高宗的太子叫李忠，那么“忠”字也得避讳。朝中实行多少年的官职名“中郎将”，也奉命改为“旅贲郎将”。到了宋代，避讳之风达到不可思议的地步，同音、音近的也要避讳。宋仁宗名赵祯，与“祯”音近的“蒸”也要避讳，“蒸干饭”的“蒸”改为“炊”。比如，《水浒传》中，吴大郎所卖的饼，本来是蒸熟的，却不得再叫蒸饼，而改叫“炊饼”。宋徽宗因为属狗，因此天下的狗便走了运，有旨禁止天下杀狗。宋高宗赵构，因他名“构”，四川勾姓大家，姓都改了姓，统统不准再姓“勾”。为避“构”字而牵连及于够、媾、购、遘……等同音字，达五十多个！

　　由避讳闹出的笑话也不少。南宋有位大臣名字叫钱良臣，他的儿子对父亲的名讳自然是非避不可的，每当读书遇“良臣”二字，其子便改读为“爹爹”。一天，读《孟子》，有“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之句，便在父亲的面前大声念道：“今之所谓爹爹，古之所谓民贼也”。五代时的冯道，字可道，历事五个朝代为相，人称“不倒翁”，自称“长乐老”。一天，他让一个门客给他讲《道德经》。门客为避讳，连称：“不敢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说”。在场者都笑得前仰后合。袁世凯搞帝制复辟之时，北京煤铺墙上“元煤”二字得涂掉，“元煤”的谐音不是“袁没”吗？“元宵”，听来像“袁消”，更不好了，于是将“元宵”改为“汤圆”。替李鸿章操办洋务的盛宣怀，是近代最大的官僚资本家，这人偏爱火腿，有人投其所好，送来两条云南宣威火腿，礼帖上写着“宣腿一双”。一个“宣”字，触犯了他的名讳，恨恨然道：“什么宣腿宣腿的，拿走！”为了避讳，著名特产也横遭白眼了。

　　可以说，古代因避讳而更改名称的事例，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避讳这种习俗，给古代社会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国讳，更反映了专制统治的特点，也给今人研究中国古代历史造成一定的难度。不过，由于避讳具有很强的时限性，一个讳字的出现和消亡，都有明确的时间限定。这也为后人对史料的辨伪，特别是文物的鉴定，提供了可靠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