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翻印的古书比较好，有些版本利于收藏；人民文学出版社是主流出版社，通常来说书的内容质量不错，文学类的书为主，这类书这个出版社很专业；黄山书社、线装书局主要是翻印古籍为主，不是权威出版社，逊于中华书局。

硬要排名的话：（我认为）

中华书局约等于人民文学>上海古籍>线装书局>黄山书社

有哇，古代叫携镌、覆版、或者翻版。

唐代有个人叫冯宿，文宗时担任东川节度使。任职期间，他曾经给皇帝上表请奏，“准敕禁断印历日版。剑南两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历日鬻於市。每岁司天台未奏颁下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有乖敬授之道。

唐代的历书都是由钦天监逐年发布，以备农时。结果没想到政府还没公布呢，盗版历书已经在安徽和四川等地满地都是了。朝廷对此事很紧张，盗版分利是小事，万一里面印错了日子耽误了农时，那可就是大麻烦了，立刻下令禁毁缉拿。

冯宿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到了僖宗朝，盗版历书果然闹出乱子来了。

僖宗那会儿，朝廷权威已经给毁得差不多了。黄巢一来，他只能逃往四川。在这时候，江东一带的市面上出现了大量盗版历书，错谬百出，连大月小月都搞错了。当地人一人拿一本，日子对不上，打了起来闹去衙门。官员居然回答：“尔非争月之大小尽乎？同行经纪，一日半日，殊是小道。” 他觉得一月大小，差一天而已，有毛好争的，纯粹浪费时间，全给撵出公堂去了。

可见这盗版之害，从唐代开始就是有的。

宋代出版业发达，所以这样的事就更多了。

北宋有一位大儒叫李觏，是盱江书院的创始人，一生著述不少。在他编写的《皇续稿序》中，这位读书人不无郁闷地留下这么一段记载：“庆历癸未秋，录所著文曰《退居类稿》十二卷，后三年复出百余篇，不知阿谁盗去，刻印既甚差谬，且题《外集》，尤不韪。”

翻译成白话文很简单：”我的书不知被哪个王八蛋给盗了。”

别说李觏，就连苏轼这样的文坛超级偶像，也要为这种事头疼。

苏轼有一次给朋友陈传道写信说：”某方病市人逐于利，好刊某拙文，欲毁其板，况欲更令人刊耶……今所示者，不唯有脱误，其间亦有他人文也。” 苏轼的书被盗版不说，还粗制滥造，脱字漏字，甚至还把其他人的文字掺杂进来——也难怪苏轼气得恨不得亲自去毁版，盗文事小，欺名事大，把旁人著作搁到他的名下，赚钱的是盗版书商，挨骂的可是苏轼。

这些宋代的盗版商人胆子超大，不光盗印名人著作，连政府公务员用书都敢盗。庆历年间杭州曾经出过一个案子，有一个当地官员把宋代的刑法全书《刑统律疏》偷偷改了个名，叫《金科正义》，然后偷偷刻版往外卖——你说这得有所猖獗。

这些盗版书商甚至把主意打到了朱熹头上。朱熹曾经写过一本《论孟解》，结果被建阳书商给盗了版，全国卖的十之八九都是麻沙本。朱熹特别郁闷，给朋友写信说：“《论孟解》乃为建阳众人不相关白而辄刊行，方此追毁，然闻鬻书者已持其本四出矣。” 语气里充满了深深的无奈。

好在宋代官府在版权保护方面颇有作为，很快捉住了建阳的盗版商，毁掉了盗版，然后下文说只许朱家自己翻印刻版。

不光是朱熹，就连朱熹的表侄子都因此受益。朱熹有个表侄子叫祝穆，也是他的弟子，喜欢旅游，后来写成一本书叫《方舆胜览》，结果立刻被人给盗版翻刻成了《节略舆地纪胜》。祝穆大怒，效仿老师告去官府。官府连忙发布公告：“据祝太傅宅干人吴吉状：”近日书市有一等嗜利之徒，不能自出己见编辑，专一翻版，窃恐或改换名目，或节略文字，有误学士大夫披阅，实为利害。……两浙路转运司状，乞给榜檄约束所属，不得翻刻上件书版，并同前式，更不再录白。”

宋代总体来说，对盗版的打击还是挺给力的。罗璧《识遗》一书说：“宋兴，治平以前，犹禁擅镌。“ 如果你刻的是经书，得提请国子监审查。如果你刻别的书，也得先刻一本出来，给有关部门审核，别是抄别人的。

宋人出版书，还发明了牌记，就是版权声明。宋刻《东都事略》上有声明：“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许覆板” 这个覆版、携镌，都是盗版的古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