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曾侯乙墓，恐怕最为声名远扬的文物应当就是曾侯乙编钟了吧。编钟很可能最早由铙（音同挠）发展而来，铙又被称为执钟，其形制很像倒放的编钟（甬钟）。商代晚期出现了编组铜铙，比如妇好墓中出土的5枚编组铜铙。及至西周时期，出现了编钟，并在周朝进入兴盛，按形制可分为镈钟、甬钟和钮钟，在曾侯乙墓编钟中均有体现。

甬钟由舞部、钲部、篆部、鼓部，枚和铣组成。位于甬钟最上端的舞部上立有甬柱，这是甬钟的特点。西周时期的甬钟五音缺商，据说是为了表现西周对殷商的否定。与甬钟不同，钮钟的舞部上端为长方形数环钮，其合瓦形的构造可以实现“一钟两音”的效果。甬钟是将甬柱直接插入铜木结构的横梁上，而钮钟则是悬挂在横梁上。镈钟也有环钮，但与其他编钟不同的是表面绘纹极多，且口缘平，可以单独悬挂在钟悬上，故而又称之为“特钟”。

编钟一般而言都遵循这样的规律：编钟越小，音调越高，音量也越小；编钟越大，音调越低，音量也越大。曾侯乙墓出土编钟为三层，最上层为三组钮钟，共19件，中下两层为甬钟，楚王赠镈在也在下层，共45件。三层编钟均按照钟体大小、音调高低的顺序排列，以“L”形的曲悬摆放。

当年发掘墓葬过程中，墓室均被泡在积水中，抽水机抽了好长时间。随着水位下降，墓室也渐渐揭开面纱，L形编钟铜木架在两千多年后终于再次呈现在世人面前。除了个别编钟外，大部分编钟都依然悬挂在铜木架上，65件编钟，数量如此之多，体积如此之庞大，为世间罕有。

考古人员在万余件文物中发现大量刻有“曾侯乙”名字铭文的青铜器，按照惯例，可以认定墓主人即为曾侯乙，但史籍几乎没有关于曾侯乙的记载，无法确切知道其生活的年代。然而曾侯乙编钟中有一件镈钟却帮助考古人员确定了曾侯乙生活年代，此钟即为楚王赠镈。

楚王赠镈上刻有铭文：“隹（唯）王五十又六祀，返自西（阳），楚王酓（熊）章乍（作）曾侯乙宗彝，（奠）之于西阳，其永（持）用享。”楚王五十六年，王（楚惠王熊章）特铸造镈钟作为祭奠曾侯乙的礼器，从西阳送到曾国，希望曾侯乙永远持有使用它。通过“王五十六又祀”铭文，确定其年为公元前433年，曾侯乙应该是在这一年去世，或者更早些日子。

先秦时期，一国诸侯为另一国诸侯铸造宗彝极为少见，到目前为止，也只在曾侯乙墓中发现了这一件楚王赠镈，可见楚随两国关系之亲密。或许，将这件镈钟背后的随楚关系再往前推两代楚王，我们就好理解为什么楚王会在曾侯去世时赠送镈钟给他了。

楚惠王祖父楚平王当年听信费无极谗言，杀害了楚国忠臣伍奢及其长子伍尚，次子伍员（字子胥）逃往吴国。伍子胥发誓报仇雪恨，将专诸推荐给吴国公子光，后来专诸用鱼肠剑成功刺杀吴王僚，助公子光成为吴国国君，是为吴王阖闾。之后，伍子胥又举荐孙武为吴国军师，助吴国建立其强大的军事力量。

伍子胥帮助吴国强盛起来后，兴兵伐楚，接连五战即占领了楚国郢都，几乎将楚国覆灭。此时楚平王已死了十年，伍子胥仍不放过，挖出平王尸体，鞭尸三百以报杀父兄之仇。平王之子昭王逃往随国，随侯拒绝向吴国交出楚昭王。此时，前往秦国求援的楚国大臣申包胥已得到秦国的出兵支持，吴国遂退兵。

自此以后，楚随两国关系就不再寻常，昭王去世后，子章继位，是为楚惠王。为表未忘随国收留昭王之恩，惠王得知曾侯乙去世后，便送镈钟以表达感恩之心，并将继续与随国保持世代友好的关系。

不过，悬挂在编钟架上的楚王赠镈只是礼器，并不作为演奏的乐器。曾侯乙编钟令世人惊叹的还远不止这些，比如绝迹两千年的“一钟双音”在曾侯乙编钟上的重现。所谓“一钟双音”指的是一个编钟可以敲击出两种不同的音，铸造这样的编钟需要极高的青铜器铸造水平，在经济上也是划算的。原本一件编钟只能敲出一个音，能敲出两个音的编钟就意味着能够减少稀缺的青铜资源的消耗。

然而，随着青铜器时代的衰退，“一钟两音”的铸造技术也渐渐失传，仅存于古籍记载之中。宋徽宗时期，徽宗有感于全国音律混乱情况，下令铸造大晟钟作为定音之器，不过这些钟也并不具备“一钟双音”效果。清乾隆皇帝也曾用黄金铸造了十六件圆形编钟，作为定音之器。

两千多年来，无人知晓如何实现“一钟双音”，直到曾侯乙墓编钟的出现，人们才重新了解“一钟双音”。早在宋朝时期，沈括在其《梦溪笔谈》中论述编钟作为乐器的原因时写到：盖钟圆则声长，扁则声短。声短则节，声长则曲，节短处声皆相乱，不成音律。所以作为乐器的钟都是扁的，圆钟则无法演奏，西方的钟几乎都为圆形，所以并不能用来演奏。

曾侯乙墓编钟合瓦形的构造才是决定它能实现“一钟双音”的重要原因，敲击正鼓与敲击侧鼓会产生不同的振动，这种振动又经过了精确的工艺处理，使之产生的两种音互不影响。当年参与曾侯乙编钟研究的王湘在曾侯乙发掘前刚发表了关于“一钟双音”实现的理论研究，很多人对他的研究结果持有怀疑态度，而恰好出现的曾侯乙编钟却给了他的研究结果以最强有力的支撑。

编钟为青铜乐器中的重器，货真价实的重器，比如曾侯乙编钟总重达两千五百多公斤，由两千多公斤中的铜木架支撑。前文已有介绍，除了编钟外，曾侯乙墓还出了众多土琴、瑟、编磬、丝竹乐器等。

何谓“乐”，《礼记•乐记》曰：“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儒家将乐分为三个不同层次：声、音、乐。所谓“声”，就是没有节奏、旋律的声音；音有节奏与旋律，生自人心，“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乐由音生，本质上来说依然是源自人心对于事物的感想所发。

不过音与乐似乎看起来是一样的，但事实上只有“德音”才能称之为乐，也就是说音是乐的充分不必要条件。《礼记•乐记》：“夫乐者，与音相近而不同”，“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伦理者也。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所以，只有合于道的音才能称之为乐。

如何才是合于道的音？声被赋予了节奏旋律就能成为音（声成文，谓之音），音若合于德，才能成为乐，谓之“德音”。魏文侯问子夏说，“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何也？”子夏回答，郑卫之音虽是流行，但五音皆乱，这是乱世之音，与乐相差甚远。古乐“始奏以文，复乱以武，治乱以相，讯疾以雅”，所以常被君子称道，而“郑音好滥*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趋数烦志，齐音敖辟乔志”，此四音均有害于德，所以祭祀时也不会演奏它们。

“声音之道，与政通矣”，从《诗经》说起，周朝设有专门采集各地诗歌的官职，采风的官员将各地反映民风政德的诗歌记录下来，早期的诗是用来唱的常识恐怕也不必再多说明了吧。一开始，乐就与政建立了不可分割的关系。

故而通过欣赏某地的乐就能知晓这个地方的政是如何（政治与政并非同义），原因有二：其一，作为万民之主的诸侯国君喜欢听什么样的音乐，也会直接影响民风。因国君提倡而盛行的乐曲必然也会长期影响百姓的情趣所向，所以人民表现出来的性情也正是受了乐的长期熏陶而成。其二，乐生于人心而感于物。“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国家处于如何境地，就有什么的乐产生，故而观音知政。

先秦时代，礼乐关系大体为：“礼为主，乐为辅；以礼为体，乐为用”。“礼乐”通常同时出现。，前文有述：“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礼“天地之序”性质决定了它相较于乐更具有强制性，表现为礼制；而乐则相对温和，并不具有强制性。乐从人心而发，出自内里，而礼则是加之于人的外在的规章制度。

“乐者为同，礼者为异”。礼制规定了万物之间存在着高低贵贱的等级差别，而乐则体现了万物之间的谐和。人致力于乐则能调节心灵，极致则和悦，这是内在；致力于礼则调节行为举止，极致则恭顺，这是外在。故而致力于礼乐的推广，既能提高个人修养也能实现对国家的有效治理。

作为地处南方江汉之间的姬姓诸侯国，曾国虽难免受到南方蛮夷文化的影响，但始终以周室为尊，曾侯乙墓中也处处体现周文化的影子，比如对龙的崇尚，甚至曾侯乙的名“乙”也是因字形像龙而用此字为名的。

当我尚是中学生时，我对曾侯乙墓的了解也仅限于出土了数量庞大的青铜器文物，是近数十年来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与马王堆汉墓齐名。然而当我第一次亲眼见到曾侯乙编钟时，我才知道那些青铜编钟并非只是物件，凝聚其上的还有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这种文明直至今日依然未曾断绝。

礼乐文明；诗酒精神；理性机制作者简介：季雪冰,女,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对外汉语教学、中国文化史。

：：A：1002-2139-6--02一、三代先民朴素的诗酒理性和古希腊神话中一开始就走向绝对自由和精神迷狂的狄奥尼索斯酒神不同,华夏先民在遥远的时代就自觉地形成了朴素的理性倾向。战国策记载了夏禹绝旨酒疏仪狄的故事：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钦而甘之,遂疏仪狄,绝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

夏禹不是不喜欢喝酒,而是更高的理智战胜了口腹之欲,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使夏禹最终疏远了仪狄,留下了一段流传千古的佳话。易经释困卦为九二,困于酒食,释未济卦为饮酒濡首,亦不节也,都是凶险的征象,语句中也包含着对饮酒的警诚之意。随后的五子之歌、胤征、伊训和微子都延续了这种对酒谨慎和批判朴素理性。这种朴素的理性不仅表现在饮酒上,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见到它的影响,后世中华文明务实中庸不走极端的思想在远古时期就可以见到它的源头。

然这种朴素的理性很快便被弥漫着巫神风习的夏商王朝用铺天盖地的美酒冲决。如果说嗜酒与巫神崇拜的风习为夏商时代的古人步入迷醉的虚幻之境以摆脱黑暗残酷的社会现实打开了一扇可以逃遁的天堂之门,那么对于统治阶层而言,这种日趋极端的滥饮之风和对巫神的过度依赖最终将整个王朝基业送进了地狱。武王伐纣灭商之后,周初统治者特别是周公姬旦继承借鉴了夏商体制并进行了一系列深刻的变革。周人提倡天命靡常、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德不失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敬德保民,人的力量和意志第一次超越了神权威,这就从根本理念上否定了殷人宗天尚鬼的神本传统。周公又以礼为社会秩序的基础和核心制礼作乐,明贵贱,辨等级,正名分,创制出基本上涵盖国家、社会和人生方方面面的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礼乐配合显得文质彬彬,这种让后世儒家仰慕无限的郁郁乎文哉的礼乐制度,尽善又尽美地展示了一个伟大成熟的文明所拥有的和谐与典雅。周公还以宗族血缘关系为纽带建构了宗法制社会,它虽然因束缚了人的自由发展而屡遭后世学者诟病,但在当时相对低下的生产力条件下对于人类团结起来共同抗拒抵御各种灾难打击却不失为明智之举。这一切从根本上结束了巫神支配人类命运的时代,开启了张扬民本思潮的理性时代之大门。

二、周公礼乐文明中的理性机制与诗酒礼仪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周公发布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正式禁酒的法律酒诰。酒诰的发布固然有殷商遗民继续酗酒滋事扰乱社会安定的因素在里边,但从更深的建设性角度来看,周公的酒诰意在建立一套以德为核心的民本意识形态进而彻底替换以神为本的夏商统治理念,建立一个受到理性控制的人类文明社会以替代时常冲破理性束缚因酒亡国的非理性社会。那么,由此而开始的酒禁意不在禁酒本身,而在于重新建立一套合乎新时代要求的饮酒规范。周人创造了酒德这个新概念。什么是酒德？简而言之,就是酒诰所归纳的饮惟祀；无彝酒；执群饮；禁沉湎。接下来,周人便创制了一套关于酒的规范：周礼中专门设立了管理酒的职位酒正、酒人、浆人；仪礼则从冠、婚、丧、祭、乡、射、朝、聘几乎所有方面酒的饮用进行了详细的规范,比如饮酒礼仪的四步骤：拜、祭、啐、卒爵以及特殊的饮酒名称酬、酢、旅酬、行酒；后世编写的礼记则不但对造酒提出了六点严格要求秫稻必齐,曲蘖必时,湛炙必洁,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齐必得,而且对酒和酒器的摆放也进行了说明玄酒在室,醴在户,粢醍在望,澄酒在下。陈其牺牲,备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钟鼓,修其祝嘏,以降上神与其先祖。为了防止人们醉酒,周人也设立了许多严格的规矩,礼记乐记中说道：一献之礼,其宾主百拜,终日饮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所备酒祸也,在繁冗的礼仪中,采取延长每喝一盅酒的时间来防止酒祸发生。为了强化酒德,周代曾专门设置一种叫萍氏的官职,督察提醒人们饮酒须谨慎有节制。就连饮酒器也常常警示人们节制饮酒,比如爵上有双柱,于饮酒不便,意在劝人适可而止,不可醉酒,再如后世用来罚酒的斗制作人形,意在提醒酒友不要重蹈国君酗酒而亡国之后尘。

单是对酒的规定在周代已经是无分巨细、具体明晰,更遑论其他礼乐制度了。难怪后世孔子对开创有周一代煌煌文明盛世的周公仰慕不已,甚至在梦中也要去追寻他的身影,孔子的一生都在梦想恢复周代的礼乐文化。如果说周公所开创的礼乐文明是对夏商周数代文化的总结、继承和创新的话,那么孔子则是期望用周公所开创的制度重新拯救这个陷于危亡战乱的民族。

三、孔子的酒德观念与诗酒精神的演进在对待酒的态度上,孔子和周公更是不谋而合。孔子本质上并不是一个周公式手握重权能够叱咤风云的政治家,再加上他所处的更是一个礼崩乐坏、天下大乱的时代,孔子的身上比周公多了几分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剧色彩,在面对乱世乱象时也少了周公发布酒诰时的那种杀伐凌厉之气,因而在面对现实人生之时会流露出更多的人生关怀。孔子本人并不反对饮酒,甚至自己就有海量,人称尧舜千钟,孔子百觚。他关于酒的两句名言几乎成了后世评价酒德的重要标准,一句是惟酒无量,不及乱,另一句是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将其与周公发布的酒诰作一比较,便可见出孔子酒德的人性光辉。周公酒诰是站在一个政治家治理国家的角度来考虑推行禁酒令的,而且这种酒的背后我们从中看到的更多是威严和压抑。孔子的酒德观念虽然本质上与周公并无本质不同,但在立足点上已经站在了周公的对立面,从个体生命的角度来委婉的表达自己的观点了。正是这种差异,使孔子本人在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中具备了更加深厚的现实基础,也因而获得了更加坚韧的生命弹性。当周公创制的礼乐制度随着春秋战国的兵燹很快崩解之后,并不依靠强力意志推行自己主张的孔子终于在晚年停下了奔波的脚步开始编定六经,正是他晚年的这些努力将由周公开创的礼乐文明制度以更加生动的形式保存下来,甚至成为一个民族曾经辉煌的记忆与梦想。这种记忆和梦想保留在孔子编订的六艺经传中,也保留在他三千弟子心中,一旦未来需要时便迸发出强大的生命力渗透进整个民族的文化血液中,深深地影响了这个民族未来的精神气质和文明格局。

周公创制的礼乐制度和宗法制度在春秋战国时期迅速土崩瓦解,但他所开启的民本理性大门却再也无法关闭。特别是在天下大乱的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终于可以不再受到巫神的精神欺骗与天子维权的现实压抑,纷纷冲出大门走向更广阔的天地间,中国文化一下子就进入一个百花争艳的时代,这是一个不需要美酒就可以沉醉的时代,这也是一个无论饮下多少美酒都无法沉醉的时代。无论饮酒与否,华夏民族的思想者们围绕现实人生的理性酒神精神论辩的大幕已经沿着孔子推进的个体生命体验之路缓缓开启。

参考文献：1、刘向战国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2、十三经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7月；3、张远芬主编中国酒典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