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王朝最后一个谥号颁给了谁

栏目:古籍资讯发布:2023-08-06浏览:1收藏

封建王朝最后一个谥号颁给了谁,第1张

王国维。正是这个王国维,死后被大清王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赐予了中国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个谥号,谥“忠悫”。中国封建社会里的“谥号”是封赏那些对国家有贡献死了的人,可以说是盖棺定论,是给死人的“面子”。虽然人死之后万事皆空,但活人着的人,都要为死人争这份面子,这就是“死要面子”,这是前辈为家族做的最后的贡献。

王国维这位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的国学大师,是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位受谥者。清末,爱新觉罗·溥仪称帝时,王国维被聘为“南书房行走”,官居五品。当宣统皇帝被冯玉祥逐出故宫,皇帝被赶下历史舞台之后,他这五品行走,无路可走之际只好一头跳进昆明湖。人们在他衣带里发现了他的遗书,写有“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的词句。溥仪看过“遗折”后大受感动,发上谕,说王国维“孤忠耿耿,深恻朕怀”,“危身奉上曰忠,行见中外曰悫”,于是特“著加恩予谥忠悫”。派贝子溥伒前往祭奠,赏给陀罗经被和两千银圆治丧。清末风云人士康有为在王国维自尽三个月之前猝死,康的门生们曾向溥仪申请谥号“仁忠”,但被拒绝。这说明溥仪对王国维的“殉清”是另眼相看的。

王国维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黑暗、最动荡的时期,时代的剧变和文化的沦丧使他对世界和人生产生了绝望。这位国学大师的心灵是孤独和悲观的,他才会感到,“五十之年,只欠一死”,他的自杀为后世留下了深深的颤栗和遗憾,给中国文化界留下了巨大遗憾,更为国学史留下了最具悲剧色彩的“谜案”,也给后人留下了一个难解之谜。据史料记载,当时的一些清朝遗老把王国维比作自沉汨罗江的屈原。

王国维的死,是一种主动选择,如同平静之中去赴一位老朋友的约会,没有丝毫激昂的成分。正是这种视死如归的平静,为王国维在文化史上圈定了一个独特的位置。王国维是一位情理兼具的哲学家,他也是一位体质羸弱、性格忧郁,但他的感情丰富、细腻而又敏感。在传统文化的长期熏陶下,他的情感倾向更加明显,他将清廷的存亡视作自己精神支柱。因此,清亡后他还留着辫子。王国维的一生是困惑和痛苦的一生,也是寻求解脱的一生。“自沉”是他的理性选择,也是他解决自己“人生悖论”的结果。

关于他的死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着“殉情说”“逼债说”“惊惧说”“谏阻说”“文化信念说”“诸因素说”等争议。但不管怎么说,他是以自己肉体的死,来换取精神的永生。尽管如此,当时及后来人,都认为是不值得。

《清史稿》“卷四百九十六列传二百八十三”有王国维传:王国维,字静安,浙江海宁州诸生。少以文名。年弱冠,适时论谋变法自强,即习东文,兼欧洲英、德各国文,并至日本求学。通农学及哲学、心理、论理等学。调学部,充图书馆、编译名词馆协修。辛亥后,携家东渡,乃专研国学。谓:“尼山之学在信古,今人则信今而疑古,变本加厉,横流不返。”遂专以反经信古为己任。著述甚多,撷其精粹为观堂集林二十卷。返国十年,以教授自给。壬戌冬,前陕甘总督升允荐入南书房,食五品俸,屡言事,皆褒许。甲子冬,遇变,国维誓死殉。驾移天津,丁卯春夏间,时局益危,国维悲愤不自制,於五月初三日,自沉於颐和园之昆明湖。家人於衣带中得遗墨,自明死志,曰“五十之年,祗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云云。谥忠悫。海内外人士,知与不知,莫不重之。

王国维学所涉及文、史、哲、甲骨学、经学、文字学、美学等跨越古今,是成就卓著的全才学术巨子,也是中西文化相融合于一身的一代国学大师。他撰写的《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是中国评论史上公认的开创局面的杰作;他的《宋元戏曲史》一书,是中国戏曲史研究的开山之作,在文学史上享有很高的地位;他还是新兴学科甲骨文、敦煌学的奠基人之一;他把历史文献与出土资料密切参证的治史方法——两重证据法,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推崇。他集史学家、文学家、考古学家、词学家、金石学家、美学家、翻译理论家于一身的学术大师,为后人留下了著述62种,批校的古籍逾200种。他所著的《流沙坠简序》、《殷墟书契考释序》、《宋代金文著录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周制度论》等,均被称为“划时代之作”。其史学论文几乎篇篇皆有发明创新,后汇编成《观堂集林》20卷。王国维的学术著作,以史学为最多,文学为最深,文字学为最基本,并涉及其他许多方面,他的殷周制度史、宋元戏曲史、古文字学等方面的成就如江河宣泄而下,一发而不可收,都是空前而超过了同时代学者,实是令人瞠目。

王国维被誉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梁启超赞其“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鲁迅称赞王国维的《流沙坠简》一书时说,“要谈国学,那才算得一种研究过学的书”。而郭沫若则评价他“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物,那好像一座崔嵬的楼阁,在几千年的旧学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发前人所未能发,言腐儒所不敢言”。郭沫若在《评鲁迅与王国维》一书中,对王国维再次高度概括。

王国维他在《人间词话》里写道:“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王国维提出的“境界说”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他对诸多词人作品的精准点评,百年来一直被许多人视为研判的标准。“三境界”是每个人一生中爱情、仕途、财运几乎都要经历的三个过程。第一境:迷惘。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第二境:执着,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第三境:反朴归真,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浓浓的禅意使后世人飘逸散发的思想找到寄托之地,数十年来无人能出其右。

大师骤然远去,未能给后世留下更多令人仰视炫目的成就,实是令人感到莫大遗憾。他的那个“封建王朝最后的谥号——忠悫”,与他的文学成就史学研究成果相比,根本不能相提并论。那个谥号,鲜有人提及,早已被雨打风吹去;但大师留下的那些“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文字,已然同大师的名字一样永恒。

1 年号,庙号,谥号都有什么不同

中国古代的帝王除有姓名之外,往往还有庙号、谥号、尊号和年号这些称号多见于史书1 庙号 庙号始于西汉,止于清朝,是封建皇帝死后,在太庙立室奉祀时的名号一般开国的皇帝称祖,后继者称宗,如宋朝赵匡胤称太祖,其后的赵光义称太宗也有个别朝代前几个皇帝皆称祖,如明朝朱元璋称太祖,其子朱棣称成祖清朝努尔哈赤称太祖,福临(顺治)称世祖,玄烨(康熙)称圣祖但是在隋以前,并不是每一个皇帝都有庙号,因为按照典制,只有文治武功和德行卓著者方可入庙奉祀唐以后,每个皇帝才都有了庙号2 谥号 谥号是后人根据死者生前事迹评定的一种称号,有褒贬之意所谓“谥者,行之迹”,“是以大行受大名,细行受细名行出于己,名生于人”谥号有帝王之谥,由礼官议上;有臣属之谥,由朝廷赐与还有称谥,是门徒弟子或是乡里、亲朋为其师友上的谥号帝王将相之谥在西周时即已出现秦时曾一度废除,汉代恢复,直至清末私谥可能始于东汉,或谓春秋时期已有民国以后,称谥在一段时间内仍存在谥法有固定用字,如慈惠爱民曰文,克定祸乱曰武,主义行德曰元等,这是美谥;杀戮无辜曰厉,去礼远众曰炀,好祭鬼怪曰灵等,这是恶谥;还有表示同情的哀、愍、怀等一般人的谥号多用两字,如岳飞谥曰武穆,海瑞谥曰忠介3 尊号 尊号是为皇帝加的全由尊崇褒美之词组成的特殊称号或生前所上,或死后追加追加者亦可视为谥号尊号一般认为产生于唐代实际早在秦统一中国之初,李斯等人就曾为当时的秦王政上尊号曰“秦皇”不过这时的尊号一词的含义与唐代以后的不甚相同尊号开始时,字数尚少,如唐高祖李渊的尊号为“神光大圣大光孝皇帝”越到后来,尊号越长,如清乾隆皇帝全部称号为“高宗法天隆运、至诚先觉、体元立极、敷文奋武、钦明孝慈、神圣纯皇帝”,除了庙号“高宗”二字外,其尊号竟有二十余字之多4 年号 年号是中国皇帝纪年的名号,由西汉武帝首创,他的第一个年号为“建元”以后每个朝代的每一个新君即位,必须改变年号,叫做改元明朝以前,封建皇帝每遇军国大事或重大祥瑞灾异,常常改元如汉帝在位五十四年,先后用了建元、元光、元朔、元狩、元鼎、元封、太初、天汉、太始、征和、后元十一个年号唐高宗在位三十三年,先后用了永徽、显庆、龙朔、麟德、乾封、总章咸亨、上元、仪凤、调露、永隆、开耀、永淳、弘道十四个年号明朝自第一代皇帝朱元璋开始,包括明、清两代,每一个皇帝不论在位时间长短,只用一个年号,如明太祖只用洪武,清高宗只用乾隆在我国古代文献中,对前代帝王多不称姓名或尊号,都称庙号、谥号或年号具体参见《中国古代帝王称号的演变》。

2 我想要一份历史基本常识,例如皇帝的称号分为:年号,庙号,谥号

1)庙号:庙号始于西汉,止于清朝,是封建皇帝死后,在太庙立室奉祀时的名号。

一般开国的皇帝称祖,后继者称宗,如宋朝赵匡胤称太祖,其后的赵光义称太宗。也有个别朝代前几个皇帝皆称祖,如明朝朱元璋称太祖,其子朱棣称成祖。

清朝福临(顺治)称世祖,玄烨(康熙)称圣祖。但是在隋以前,并不是每一个皇帝都有庙号,因为按照典制,只有文治武功和德行卓著者方可入庙奉祀。

唐以后,每个皇帝才都有了庙号。 2)谥号:谥号是后人根据死者生前事迹评定的一种称号,有褒贬之意。

所谓“谥者,行之迹”,“是以大行受大名,细行受细名。行出于己,名生于人。”

谥号有帝王之谥,由礼官议上;有臣属之谥,由朝廷赐与。还有称谥,是门徒弟子或是乡里、亲朋为其师友上的谥号。

帝王将相之谥在西周时即已出现。秦时曾一度废除,汉代恢复,直至清末。

私谥可能始于东汉,或谓春秋时期已有。民国以后,称谥在一段时间内仍存在。

谥法有固定用字,如慈惠爱民曰文,克定祸乱曰武,主义行德曰元等,这是美谥;杀戮无辜曰厉,去礼远众曰炀,好祭鬼怪曰灵等,这是恶谥;还有表示同情的哀、愍、怀等。一般人的谥号多用两字,如岳飞谥曰武穆,海瑞谥曰忠介。

3)尊号:尊号是为皇帝加的全由尊崇褒美之词组成的特殊称号。或生前所上,或死后追加。

追加者亦可视为谥号。尊号一般认为产生于唐代。

实际早在秦统一中国之初,李斯等人就曾为当时的秦王政上尊号曰“秦皇”。不过这时的尊号一词的含义与唐代以后的不甚相同。

尊号开始时,字数尚少,如唐高祖李渊的尊号为“神光大圣大光孝皇帝”。越到后来,尊号越长,如清乾隆皇帝全部称号为“高宗法天隆运、至诚先觉、体元立极、敷文奋武、钦明孝慈、神圣纯皇帝”,除了庙号“高宗”二字外,其尊号竟有二十余字之多。

4)年号:年号是封建皇帝纪年的名号,由西汉武帝首创,他的第一个年号为“建元”。以后每个朝代的每一个新君即位,必须改变年号,叫做改元。

明朝以前,封建皇帝每遇军国大事或重大祥瑞灾异,常常改元。如汉帝在位五十四年,先后用了建元、元光、元朔、元狩、元鼎、元封、太初、天汉、太始、征和、后元十一个年号。

唐高宗在位三十三年,先后用了永徽、显庆、龙朔、麟德、乾封、总章、咸亨、上元、仪凤、调露、永隆、开耀、永淳、弘道十四个年号。明朝自第一代皇帝朱元璋开始,包括明、清两代,每一个皇帝不论在位时间长短,只用一个年号,如明太祖只用洪武,清高宗只用乾隆。

在我国古代文献中,对前代帝王多不称姓名或尊号,都称庙号、谥号或年号。一般来说,对隋以前的皇帝多称谥号,如汉文帝、晋武帝、隋炀帝等。

唐至元朝的皇帝多称庙号,如唐太宗、宋仁宗、元英宗等。明、清两朝的皇帝多称年号,如嘉靖皇帝、唐熙皇帝等。

在某些特定场合,也称其全部名号,即庙号、尊号、谥号的合称,如前述乾隆的名号。遇到这种全称,应注意区分其庙号、尊号和谥号。

另外,在古籍中,对一些王侯将相知名人也常常不称其名,而称其谥号。如称岳飞作岳武穆,称海瑞作海忠介,等等。

另附解释:庙号是中国古代帝王死后在太庙里立宣奉祀时追尊的名号,一般认为,庙号起源于商朝,如太甲为太宗、太戊为中宗、武丁为高宗(成汤有可能是太祖)。庙号最初非常严格,按照“祖有功而宗有德”的标准,开国君主一般是祖、继嗣君主有治国才能者为宗。

周朝确立谥号制度,对君主和大臣的一生作为给予盖棺定论的评价。庙号制度被废止。

秦朝连谥号制度也废止了。 汉朝以后承袭了庙号这一制度。

汉朝对于追加庙号一事极为慎重,不少皇帝因此都没有庙号。刘邦是开国君主,庙号为太祖(但自司马迁时就称其为高祖,后世多习用之),谥号为高皇帝(谥法无“高”,以为功最高而为汉之太祖,故特起名焉)。

汉朝强调以孝治天下,所以继嗣皇帝谥号都有“孝”字。两汉皇帝人人都有谥号,但有庙号者极少。

西汉刘邦为太祖高皇帝(孝惠帝刘盈上庙号)、刘恒为太宗(孝景帝刘启上庙号)、刘彻为世宗孝武皇帝(孝宣帝刘询上庙号)、刘询为中宗孝宣皇帝(光武帝刘秀上庙号);东汉刘秀为世祖光武皇帝(孝明帝刘庄上庙号)、刘庄为显宗孝明皇帝(孝章帝刘炟上庙号)、刘炟为肃宗孝章皇帝(孝和帝刘肇上庙号)。另外东汉还有几个皇帝有庙号:刘肇为穆宗孝和皇帝、刘佑为恭宗孝安皇帝、刘保为敬宗孝顺皇帝、刘志为威宗孝桓皇帝,不过这一些庙号在孝献帝时被取消。

到了唐朝,除了某些亡国之君以及短命皇帝之外,一般都有庙号。 庙号常用“祖”字或“宗”字。

开国皇帝一般被称为“太祖”或“高祖”,如汉太祖、唐高祖、宋太祖;后面的皇帝一般称为“宗”,如唐太宗、宋太宗等。但是也有例外。

“祖”之泛滥,始于曹魏。到十六国时期,后赵、前燕、后秦、西秦等等小国,其帝王庙号几乎无不称祖。

在称呼时,庙号常常放在谥号之前,同谥号一道构成已死帝王的全号。习惯上,唐朝以前对殁世的皇帝一般简称谥号,如汉武帝、隋炀帝,而不称庙号。

唐朝以后,由于谥号的文字加长,则改称庙号,如唐太宗、宋太祖等。 一般来说,庙号的选。

3 年号庙号谥号尊号分别指什么举几个例子怎么区分

年号是中国古代封建皇帝用以纪年的名号年号被认为是帝王正统的标志,称为“奉正朔”认为中国皇帝的最后一个年号为清末的“宣统”(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庙号是中国古代帝王死后在太庙里立宣奉祀时追尊的名号,一般认为,庙号起源于商朝,庙号常用「祖」字或「宗」字开国皇帝一般被称为「太祖」或「高祖」,如汉太祖、唐高祖、宋太祖;后面的皇帝一般称为「宗」,如唐太宗、宋太宗等但是也有例外「祖」之泛滥,始于曹魏到十六国时期,后赵、前燕、后秦、西秦等等小国,其帝王庙号几乎无不称祖谥号古代帝王、诸侯、卿大夫、高官大臣等死后,朝廷根据他们的生平行为给予一种称号以褒贬善恶,称为谥或谥号 皇帝的谥号是在嗣位皇帝的参与下得到的;末代皇帝的谥号由下一王朝的帝王追赠,或者由遗民政权上谥,比如明崇祯帝的谥号南明上的是“绍天绎道刚明恪俭揆文奋武敦仁懋孝烈皇帝”,清代定鼎中原后,追赠崇祯的谥号为“庄烈帝”大臣的谥号是朝廷赐予的,一般由礼部(礼官)主持,在皇帝同意的情况下赐谥尊号一般很长,因为大臣们会尽量把好的词语都往皇帝身上加,尊号一般在皇帝在世之时便开始有群臣上请,并不断加长如唐玄宗的尊号是“开元天地天宝圣文神武孝德应道皇帝”,宋太祖为“启运立极英武睿文神德圣功至明大孝皇帝”,太后相应的也有类似的号,名为徽号,如慈禧的徽号就是“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圣母皇太后”由于尊号太长,所以平民百姓很少称呼皇帝的尊号。

4 年号,谥号,庙号,尊号,帝号怎样区别

1 年号 年号是中国皇帝纪年的名号,由西汉武帝首创,他的第一个年号为“建元”。

2谥号 谥号是后人根据死者生前事迹评定的一种称号,有褒贬之意。

3庙号 庙号始于西汉,止于清朝,是封建皇帝死后,在太庙立室奉祀时的名号。

4 尊号 尊号是为皇帝加的全由尊崇褒美之词组成的特殊称号。

5帝号 是在我国古代,统治者或有地位的人死后,给他另起的称号

中国封建政权最高统治者的称号。包括谥号、庙号、年号和尊号。庙号、谥号为最高统治者死后追加的称号,是后人及后世对亡帝的称呼。自西汉至隋朝的皇帝多称谥号。自唐朝至元朝的皇帝多称庙号。年号,为最高统治者为纪在位之年而立的名号。对明朝、清朝两朝皇帝多以年号为称。尊号,为皇帝在位时期,由臣下给予的尊称,亦作为帝号。尊号始于唐朝武则天时期,尊号字数不一,常遇事而累加。称呼时习惯于使用尊号之首的两个字。参见“谥号”、“庙号”、“年号”。

5 怎样区分年号庙号谥号

年号是皇帝在位的时候就有的,古代没有公元纪年,用年号来纪年比如 贞观 开元 康熙 乾隆,明朝以前一个皇帝不只有一个年号,明朝以后皇帝一般只有一个年号,所有后人以年号代称皇帝 比如说康熙皇帝 实际康熙是年号庙号是顾名思义就是宗庙里供奉而起的称呼 一般是XX宗 XX祖 唐太宗 宋高祖 清圣祖(康熙黄帝)谥号是皇帝死后,后人对其的评价而定的称号 要说的是谥号不仅仅皇帝有,诸侯,有功名的大臣等历史上一些著名人物也有比如说齐桓公,楚庄王,汉文帝 汉武帝 以康熙为例,康熙是年号 清圣祖是庙号 合天弘运文武睿哲恭俭宽裕孝敬诚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 这个是最长的是谥号。

1 文言文王鬷全文翻译

原文:

天圣中,鬷尝使河北,过真定,见曹玮,谓曰:「君异日当柄用,愿留意边防。」鬷曰:「何以教之?」玮曰:「吾闻赵德明尝使人以马榷易汉物,不如意,欲杀之。少子元昊方十余岁,谏曰:'我戎人,本从事鞍马,而以资邻国易不急之物,已非策,又从而斩之,失众心矣。'德明从之。吾尝使人觇元昊,状貌异常,他日必为边患。」鬷殊未以为然也。比再入枢密,元昊反,帝数问边事,鬷不能对。及西征失利,议刺乡兵,又久未决。帝怒,鬷与陈执中、张观同日罢,鬷出知河南府,始叹玮之明识。未几,得暴疾卒。赠户部尚书,谥忠穆。

译文:

北宋宋仁宗天圣年间,鬷曾经出使河北,路过真定,拜见曹玮,曹玮对他说:“您日后一定会被委以重任(当柄用我不知道怎么翻译),希望您能留意边防的事务。”王鬷说:“有什么可以赐教的?”曹玮说:“我听说赵德明曾经派人用马榷来交换汉朝的东西,不合自己的心意,想要杀了他。他的小儿子才十几岁,进谏说:‘我们戎族人,原本以鞍马为生的(这个翻译我不确定对不对),却来资助邻国,交换不是急需的物品,已经不是什么好的计策,然而又把它交换回来,却要把它斩了,这样会失去民心啊。’德明听从了他的话。我曾经派人暗中观察元昊,形状外貌不平常,将来一定会成为边疆的祸患。”王鬷没有认为是这个样子的(要是直译的话就是“他没有把这些话放在心上”)。等到第二次进入枢密的时候,元昊造反了,皇帝几次询问边疆的事务,王鬷不能回答上来。等到西征失败,,讨论……(刺乡兵是什么玩意),又很久没有决断。皇帝大怒,王鬷和陈执中、张观同一天被罢免,王鬷担任河南府的长官,才感叹曹玮的明智的认识。没过多久,王鬷得了急症重病死了。追赠户部尚书,谥号是忠穆。

2 文言文阅读:应孟明

宋史列传一百八十一应孟明传

原文

应孟明,字仲实,婺州永康人。少入太学,登隆兴元年进士第。试中教官,调临安府教授,继为浙东安抚司干官、乐平县丞。侍御史葛邲、监察御史王蔺荐为详定一司敕令所删定官。

轮对,首论:“南北通好,疆场无虞,当选将练兵,常如大敌之在境,而可以一日忽乎?贪残苛酷之吏未去,吾民得无不安其生者乎?贤士匿于下僚,忠言壅于上闻,得无众正之门未尽开,而兼听之意未尽孚乎?君臣之间,戒惧而不自持,勤劳而不自宁,进君子,退小人,以民隐为忧,以边陲为警,则政治自修,纪纲自张矣。”孝宗曰:“朕早夜戒惧,无顷刻忘,退朝之暇,亦无它好,正恐临朝或稍晏,则万几之旷自此始矣。”次乞申严监司庇贪吏之禁,荐举徇私情之禁,帝嘉奖久之。它日,宰相进拟,帝出片纸于掌中,书二人姓名,曰:“卿何故不及此?”其一则孟明也。乃拜大理寺丞。

故大将李显忠之子家僮溺死,有司诬以杀人,逮系几三百家。孟明察其冤,白于长官,释之。出为福建提举常平,陛辞,帝曰:“朕知卿爱百姓,恶赃吏,事有不便于民,宜悉意以闻。”因问当世人才,孟明对曰:“有才而不学,则流为刻薄,惟上之教化明,取舍正,使回心向道,则成就必倍于人。”帝曰:“诚为人上者之责。”孟明至部,具以临遣之意咨访之。帝一日御经筵,因论监司按察,顾谓讲读官曰:“朕近日得数人,应孟明,其最也。”寻除浙东提点刑狱,以乡部引嫌,改使江东。

会广西谋帅,帝谓辅臣曰:“朕熟思之,无易应孟明者。”即以手笔赐孟明曰:“朕闻广西盐法利害相半,卿到任,自可详究事实。”进直秘阁、知静江府兼广西经略安抚。初,广西盐易官般为客钞,客户无多,折阅逃避,遂抑配于民。行之六年,公私交病,追逮禁锢,民不聊生。孟明条具驿奏除其弊,诏从之。禁卒朱兴结集党侣,弄兵雷、化间,声势渐长,孟明遣将缚致辕门斩之。

光宗即位,迁浙西提点刑狱,寻召为吏部员外郎,改左司,迁右司,再迁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宁宗即位,拜太府卿兼吏部侍郎。庆元初,权吏部侍郎,卒。

孟明以儒学奋身受知人主,官职未尝幸迁。韩侂胄尝遣其密客诱以谏官,俾诬赵汝愚,孟明不答,士论以此重之。

3 王复传文言文阅读答案

王复,字初阳,固安人。正统七年(1442)考中进士。授予刑科给事中。声音洪亮,容貌壮美,善于陈述自己的想法上奏。提升为通政参议。也先侵犯京师,邀约大臣出去迎接上皇。众人不敢前去,王复请求出行。于是升迁为右通政,代理礼部侍郎,与中书舍人赵荣偕同前往。敌人露出刀刃夹道威胁他们,王复等人不为此而恐惧。返回后仍担任通政事务,再升迁为通政使。

成化元年(1465),延绥总兵官房能上奏追赶袭击河套部众,皇帝降旨奖励犒劳。王复认为七百里奔赴作战不恰当,并担心因企求意外成功而挑起争端,请敕令告诫晓谕,皇帝认为他说得对。晋升为尚书。

锦衣千户陈珏,本来是画工。到去世时,侄子陈锡请求继承百户。王复说:“世袭虽然是先帝的命令,然而不是战功,应不许可。”于是停止。

毛里孩侵扰边境,皇帝命令王复出京巡视陕西的边疆守备。从延绥到甘肃,观察地势,进言说:“延绥东起黄河岸边,西至定边营,萦绕二千多里。险要关口全在内地,而境外并无屏障,只凭墩堡来防守。军队反而驻扎在里面,老百姓却居住在外面。敌人一旦入境,官军还没有行动,老百姓已经被掠夺完了。再加上西南抵达庆阳,相隔五百多里,烽火不能连接,寇贼到了,老百姓还不知道。请迁移府谷、响水等十九个堡垒,置于接近边疆的重要之地。而从安边营至庆阳,从定边营至环州,每二十里筑墩台一个,共计三十四个。随着地势修建壕沟和城墙,以求声息相闻,易于防守抵御。”奏章呈上去后,皇帝都听从了他的建议。

改派王复到工部。王复严格遵守法令制度,声名超过在兵部。当时中官请求修筑皇城西北面的回廊,王复提议放缓这件事。给事中高斐也说灾害频繁,不宜役使万人作无益的事情。皇帝都不许可。中官率领腾骧四卫军的,请求发给棉上衣和鞋裤。王复坚持不许可,说:“朝廷制造这些东西,本来是给出征的士兵,使得即日出发,不用烦劳去缝制。京军则每年供给冬衣的布和棉花,这是已成的制度,怎能改变?”大应法王割实巴去世,中官请求建寺造塔。王复说:“大慈法王都只建了塔,没有建造寺庙。现在不应该创立这个制度。”于是只是命令建塔,还是派遣四千名士兵供其役使。

王复喜欢古籍爱好学习,遵守廉洁约束的准则,跟人相交没有城府,当官识大体,在工部任职十二年,碰上灾害变异,谏官说他衰老,王复请求退休。皇帝不许。过了两个月,谏官又弹劾王复。皇帝于是传旨,命令他辞官归乡。死后,被赠予太子太保,谧号庄简。

4 梁谳字闻山文言文阅读翻译

梁巘,字闻山,安徽亳州人。乾隆二十七年举人,官四川巴县知县。晚辞官,主讲寿春书院,以工李北海书名於世。初为咸安宫教习,至京师,闻钦天监正何国宗曾以事系刑部,时尚书张照亦以他事在系,得其笔法,因诣家就问。国宗年已八十馀,病不能对客,遣一孙传语。巘质以所闻,国宗答曰:“君已得之矣。”赠以所临米、黄二帖。

后巘以语金坛段玉裁曰:“执笔之法,指以运臂,臂以运身。凡捉笔,以大指尖与食指尖相对,笔正直在两指尖之间,两指尖相接如环,两指本以上平,可安酒杯。平其肘,腕不附几,肘圆而两指与笔正当胸,令全身之力,行於臂而凑於两指尖。两指尖不圆如环,或如环而不平,则捉之也不紧,臂之力尚不能出,而况於身?紧则身之力全凑於指尖,而何有於臂?古人知指之不能运臂也,故使指顶相接以固笔,笔管可断,指锲痛不可胜,而后字中有力。其以大指与食指也,谓之单勾;其以大指与食指中指也,谓之双勾;中指者,所以辅食指之力也,总谓之‘拨镫法’。王献之七、八岁时学书,右军从旁掣其笔不得,即谓此法。舍此法,皆旁门外道。二王以后,至唐、宋、元、明诸大家,口口相传如是,董宗伯以授王司农鸿绪,司农以授张文敏,吾闻而知之。本朝但有一张文敏耳,他未为善。王虚舟用笔祗得一半,蒋湘帆知握笔而少作字乐趣。世人但言无火气,不知火气使尽,而后可言无火气也。如此捉笔,则笔心不偏,中心透纸,纸上飒飒有声。直画粗者浓墨两分,中如有丝界,笔心为之主也。如此捉笔,则必坚纸作字,輭薄纸当之易破。其横、直、撇、捺皆与今人殊,笔锋所指,方向迥异,笔心总在每笔之中,无少偏也。古人所谓屋漏痕、折钅义股、锥画沙、印印泥者,於此可悟入。”巘少著述,所传绪论仅此。当时与梁同书并称,巘曰“北梁”,同书曰“南梁”。(选自《清史稿》

5 文言文阅读王竑,字公度

王竑,字公度。正统四年进士。英宗北狩,郕王摄朝午门,群臣劾王振误国罪。读弹文未起,王使出待命。众皆伏地哭,请族振。锦衣指挥马顺者,振党也,厉声叱言者去。竑愤怒,捽顺发呼曰:“若曹奸党,罪当诛,今尚敢尔!”且骂且啮其面,众共击之,立毙。王恐,遽起入,竑率群臣随王后。王使中官金英问所欲言,曰:“内官毛贵、王长随亦振党,请置诸法。"王命出二人。众又捶杀之。当是时,竑名震天下,王亦以是深重竑。

王即帝位,也先犯京师,命竑与王通、杨善守御京城,擢右佥都御史,督毛福寿、高礼军。寇退,诏偕都指挥夏忠等镇守居庸。竑至,简士马,缮厄塞;劾将帅不职者,壁垒一新。

景泰元年八月,竑以疾还朝。寻命同都督佥事徐恭督漕运,治通州至徐州运河。明年冬,敕竑兼巡抚淮、扬、庐三府,徐、和二州,又命兼理两淮盐课。

四年正月以灾伤叠见,方春盛寒,上言:“请敕责诸臣痛自修省,省刑薄敛,罢无益之工,严无功之赏。”且引罪乞罢。帝纳其言,遂下诏修省,求直言。

先是,凤阳、淮安、徐州大水,道殣相望。竑上疏奏,不待报,开仓振之。至是山东、河南饥民就食者坌至,廪不能给。惟徐州广运仓有余积,竑欲尽发之,典守中官不可。竑往告曰:“民旦夕且为盗。若不吾从,脱有变,当先斩若,然后自请死耳。”中官惮竑威名,不得已从之。竑乃自劾专擅罪,因言:“广运所储仅支三月,请令死罪以下,得于被灾所入粟自赎。”帝复命侍郎邹干贲帑金驰赴,听便宜。竑乃躬自巡行散振,不足,则令沿淮上下商舟,量大小出米。全活百八五万余人。

6 文言文阅读

小题1:A

小题1:C

小题1:①谢:道歉。②异:认为……奇特(奇异)。③窃:私下。④去:离职,离开。

小题1:(1)(2分)司马朗字伯达,是河内温县(地)人。

(2)(2分)沿山的居民果然大乱,(纷纷)向内迁徙,有的被强盗掠夺(抢掠)。(得分点:“内” 和“为”)

此题为课外文言文的考查,涉及到文言实词与虚词,人物形象的分析。前二个小题均为选择题,相对来讲降低了难度。但是没有一定的积淀,也是容易拉开差距的。

7 王拱辰文言文阅读答案

译文供参考:王拱辰,字君贶,开封咸平人。

原名拱寿,十九岁时考取进士第一名,仁宗赐名“拱辰”。任怀州通判,直集贤院,历任盐铁判官、修起居注、知制诰。

庆历元年(1041)为翰林学士。 契丹使者刘六符曾对贾昌朝说“:一条界河有什么险要可言?乘一叶小舟就可以渡过来,将士们投下马鞭就可以填平。

或者,挖掉河堤,做十万个装满沙土的袋子放在上游,随时都可以打通道路。”仁宗将这一问题同拱辰讨论,拱辰说“:打仗总是要搞阴谋的。

对方果然能这么办,不应该告诉我们,这必然是在说大话。设置险阻保卫国家,先王就是这样干的,祖宗也是利用险要地形抵御敌人的。”

不久,契丹又派刘六符来,要求宋割让关南十县,并指责当年太宗伐燕是无理取闹,师出无名。全朝廷上下都不知该怎样对答才好。

拱辰说“:当年王师征河东,契丹既已同我们互通往来,却又袭击石岭关以支援河东反贼。太宗生气,于是回师伐契丹,怎能说没有道理?”于是写回书说:“先有石岭关的交锋,后来才有蓟门之役。”

契丹得到答复后,恢复了和好。仁宗高兴地对大臣们说“:若不是拱辰熟悉历史,还真难答复啊。”

拱辰又代理开封知府,任御史中丞。夏竦当上了枢密使,拱辰说:“夏竦主持西部边务时,没有什么建树,无功而还。

现在让他主持国家的两大最高军、政机构之一,怎样表率天下?”因而同皇帝当面争执,言辞激烈。皇帝没有想通,陡然起身,拱辰上前牵住他的衣角。

皇上最后听了他的话,夏竦离职。又说:“滕宗谅在庆州所作所为违背了法度,而仅仅降级调任虢守,恐怕以后边臣都会像他一样了。

应该施以重罚。”皇上没有听从,他就请假回家,请求降职降级。

于是皇上将滕宗谅调到岳州,命令拱辰继续负责原先的工作。拱辰拜见皇帝时,皇帝说“:你们这些参谋官,各陈己见就可以了,不要以为朝廷没有采纳你们的某一建议就是压制你们,而轻易地离职,沽名钓誉。

从今以后你们觉得应该说的,就尽量说出来,不要有所回避。” 僧绍宗以铸佛像为名欺骗老百姓,京城居民争相将金子投入炼炉中,后宫也出钱帮助他。

拱辰说“:西部连年派兵驻守,我们却将财费用于不该用的地方,这会导致军心动摇,引起民怨。”皇上就下令禁止了僧绍宗的这一活动。

苏舜钦在进奏院时宴请宾客,王益柔醉作《傲歌》,拱辰劝苏的下属鱼周询、刘元瑜举报这件事。结果苏、王被贬谪到远方,一起宴会的人都被驱逐到地方上去了。

当时执政大臣是杜衍、范仲淹,他们对传统规章制度多有改革,拱辰的朋友感到不安。舜钦、益柔都是范仲淹推荐提拔上来的,舜钦又是杜衍的女婿,因此,拱辰借这个机会搞翻了这批人,当时舆论很是瞧不起拱辰的为人。

后又以翰林学士身份代理三司使。因为推举富民郑旭不当,出任郑州知州,又先后迁任澶、瀛、并三州。

几年后归来,任学士承旨兼侍读。皇上在迩英阁存放《太玄经》和占卦用的蓍草,对拱辰说“:我常研读这些。

你也了解这些吗?”拱辰作了回答,并说:“希望陛下注意儒家的经典《六经》,再以记录历代兴衰盛亡的史书为辅助就够了,这些杂书不足以为学。” 至和三年(1056),重新任三司使。

出使契丹,与契丹主在混同江会面,一块儿饮宴钓鱼。契丹主每次钓到鱼,必定替拱辰斟酒,亲自弹奏琵琶助酒兴。

又对其丞相说:“这位是南朝的少年状元,考取翰林十五年了,因此我要特别厚待他。”回来后,御史赵扌卞认为他的行为不合礼制“:他日契丹使者如果以此为例来要求我们,我们又怎样拒绝呢?”湖南转运判官李章、潭州知州任颛贱价强买死商人的珠宝,罪行败露后被抓,拱辰将全部珠宝都贿赂给了后宫,赵扌卞也一并弹劾这件事。

改任宣徽北院使,赵扌卞说:“宣徽之职位,本来是给有功勋的人的,只有前任执政大臣和节度使才能获得此职位,拱辰怎么能污辱这一职务呢?”于是让他以端明殿学士身份知永兴军,先后主管泰、定二州、河南大名府,累官至吏部尚书。 神宗即位后,照资格拱辰应转任仆射,欧阳修以为仆射是宰相级别,不应按资排辈,只任命他为太子少保。

熙宁元年(1068),又召他回来任北院使。王安石任参知政事,讨厌他老同自己作对,趁两位宰相有事之机,赶他去管应天府。

八年(1075),入朝见皇帝,任中太一宫使。 元丰初年(1078),转任南院使,赐给他金方团带。

再次判大名,改任武安军节度使。三路长官编制老百姓的户籍建立保甲制度,天天招集百姓训导,禁令苛刻急躁,老百姓往往被逼去做盗匪。

郡县官隐瞒这些情况,不敢上报。拱辰毅然上书指责其弊端“:不仅仅老百姓的物质利益大受损害,而且耽误他们的务农时间,这是在用法律来迫使他们犯罪。

他们逐渐演化为大盗的征兆已经可以看出来了。纵然不能全部废除这些办法,也应该让那些最穷苦、承受能力最差的百姓免于受害,缓和一下形势。”

当权者指责拱辰抗拒新法,拱辰回答说:“这是老臣在尽忠报国啊。”接连上奏不停。

皇帝醒悟了,于是第五等户得以免受其害。 哲宗即位,迁任彰德节度,加封检校太师。

这年死去,终年七十四岁。追赠开府仪同三司,谥号“懿恪”。

陶渊明,字元亮,别号五柳先生,晚年更名潜,谥号靖节。

陶渊明是中古时代的大思想家。他的文学思想是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对真的理解,既注重历史与生活的真实,更注重思想情感和襟怀抱负的真实,是较完美的艺术真实。同时,他对自然的理解也表现其文学思想的独特性。他不言教化、不事雕凿,注重情感的自由抒发,注重诗文的自然天成,这是一种非常高的境界。然而,无论是提倡艺术真实,还是推崇文学的自然,都是为了酣畅淋离地表现人生。这是陶渊明文学思想的灵魂。

陶渊明对社会人事的虚伪黑暗有极清醒的认识,因而他的隐逸不是消极的逃避现实,而是具有深刻的批判社会现实的积极意义。当他在漫长的隐居生活中陷入饥寒交迫的困境时,尽管也彷徨过,动摇过,但最终还是没有向现实屈服,宁固穷终生也要坚守清节。据说郡官派督邮来见他,县吏就叫他穿好衣冠迎接。他叹息说:“我岂能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从此,不为五斗米折腰传为佳谈。陶渊明喜欢喝酒,“寄酒为迹”抒发自己不愿和腐朽的统治集团同流合污的心愿,表现出诗人恬淡旷远的襟怀、孤傲高洁的品格,也正是因为如此它的作品才虽平淡质朴却诗意盎然。

陶诗文共一百四十几篇,引用《列子》、《庄子》典故多达七十次之多,不能不说对老庄思想接受甚深。陶渊明崇尚老庄的自然美学观,同时又是生活劳动在田园之中,很自然地,田园生活便成了他的审美对象化,也因此成就了中国田园诗歌的辉煌。陶渊明以自然为美,以真为美的诗美思想,闪耀在诗情上,便是照亮了人物个性,使读者强烈感受到诗人傲岸不屈,追求自由的人格魅力;体现在内容上,则是把田园生活引进 了诗坛,为中国诗歌的发展开辟了一片新天地;渗透在艺术上,则是产生了真朴淡远的艺术境界和冲淡自然的美学风格。这就是伟大诗人的陶渊明,千百年来,他的品格,他的诗歌,他的田园,连同他的那份悠然,一并成为后世诗人与读者崇拜和研究的对象,就足以说明他美学思想的无尽生命力。

1、庙号是东亚地区皇帝于庙中被供奉时所称呼的名号,起源于重视祭祀与敬拜的商朝。

2、年号是中国封建王朝用来纪年的一种名号(亦可以作为表示年份)。一般由皇帝发起。先秦至汉初无年号,汉武帝即位后首创年号。始创年号为建元。此后形成制度。

古代在受中华文化影响的国家和地区,评价一个人物的是非功过,往往不是只言片语就能叙述清楚,古人为了方便对历史人物盖棺定论,选择用谥号来进行概括。

总的来说,古代历史上的皇帝、皇后以及诸侯大臣等社会地位相对较高人物,在其去世之后朝廷会依据其生前所作所为,从而给出一个具有评价意义的称号,这就是通常意义的谥号,用来高度概括一个历史人物的生平。

3、谥号是对死去的帝妃、诸侯、大臣以及其它地位很高的人,按其生平事迹进行评定后,给予或褒或贬或同情的称号,始于西周。

扩展资料:

谥号分类:

有褒扬性的美谥、怜惜性的平谥、贬义性的恶谥三种。

1、美谥,如:庄、武、文、宣、襄、明、睿、康、景、懿。主要是褒奖。

2、平谥:如:怀、悼、哀、闵、思、殇,有点同情的意味。

3、恶谥,如:厉、灵、炀,都含有否定的意思。

由于恶谥是对死者的批评,这在古代是比较反感的事情。所以北宋做出规定:不立恶谥,只作美谥、平谥。

谥号的字数,从一个字开始,发展到后来用好多个字,简直成了褒义词堆砌。在一个字或者几个字的情形下,人们一般用谥号称呼皇帝,比如隋炀帝。

-年号

-谥号

-庙号

谥号的选定要根据谥法,谥法规定了一些具有固定涵义的字,供确定谥号时选择。这些字大致分为下列几类:上谥,即表扬类的谥号,如:“文”,表示具有“经纬天地”的才能或“道德博厚”、“勤学好问”的品德;“康”表示“安乐抚民”;“平”表示“布纲治纪”。下谥,即批评类的谥号,如:“炀”表示·好内远礼”,“厉”表示“暴慢无亲”、“杀戮无辜”,“荒”表示“好乐怠政”、“外内从乱”等。中谥多为同情类的谥号,如:“憨”表示“在国遭忧”,在国逢难”,“怀”表示“慈仁短折”。 : 根据对西周时期青铜器铭文的研究表明,至迟到周穆王前后,给地位较高或较有身份的死者加以谥号的做法已比较多。谥法初起时,只有美谥、乎谥,没有恶谥。谥号之有善恶,西周共和以后。周厉王是一个贪婪的君,“国人”发动暴动,他逃到彘(今山西霍县东北),后来就死在那里。“厉”便是对他予以斥责的恶谥。

先秦时的谥号以用一个字为常,也有用两三个字的。用一个字的如:秦穆公、晋文公;用两三个字的如魏安簧王、赵孝成王等。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议定以“皇帝”作为封建国家最高统治者的称号,同时因谥号的定夺将形成“子议父、臣议君”的局面,故而废除谥法。他自称为始皇帝,后世则以数计,如二世、三世等等。汉代又恢复了谥法,而且这一时期谥法制度也日趋严密,朝廷中正式设立大鸿胪一职,管理王公列侯的谥法。汉代以后,谥号大多为两个宇:汉文帝刘恒谥号全名为孝文帝,萧何谥为文终侯。

唐宋时期是谥法大发展的时期。谥法一方面成为封建帝王尊大谥以美足其虚荣心的工具,同时也成为驾驭群臣的褒贬手段。武则天时开皇帝追尊四代祖宗的先例,打破了皇帝一、两字谥号的旧例,更开创了皇帝生前叠加谀词上尊号谥美的先例,有的帝王活着的时候可以被奉上好几次尊号。如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受尊号为“元圣文神武皇帝”。帝后也可有尊号,后来称作徽号。如清代同治帝尊自己的生母那拉氏为圣母皇太后,上徽号为“慈禧”。徽号也可每逢庆典累加,那拉氏的徽号最后积有“慈椿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等十六个宇。宋代皇帝谥号比唐时更加谥美,而且也开后代予大臣谥二字的定例。值得一提的是,宋太祖赵匡胤实行重文抑武,因此宋代大臣谥号多以“文”字为荣,终宋之世,谥号为“文”者达一百四十多人,为“武”者仅二十人。

明清时期,谥法内容基本固定下来。首先是各筹级人员的谥号字数固定下来。如明代皇帝谥号为17字,亲王1字,大臣2字;清代皇帝21字,硕亲王1字,大臣2字。其次,赐谥权高度集中于皇帝手中,要取决于“圣裁”。据统计,西汉到清末,历代宗室、百官得谥者共10473人,而明代两代就有5935人,占总数的57%左右。帝王的谥号一般是由礼官议定经继位的帝王认可后予以宣布,臣下的谥号则由朝廷赐予。

谥号中还有一种私谥,这是有名望的学者、土大夫死后由其亲戚、门生、故吏为之议定的谥号。私谥始于周末,到汉代才盛行起来。古代除对帝王可以称呼其谥号外,称呼高官司大臣、学者名流的谥号也是一种尊重的称呼。有些人的谥号由于经常被后人称呼,几乎成为他们的别名。如岳武穆(岳飞)、陶靖节(陶渊明)等。

一般认为,庙号始于商代,汉代承袭了这一制度。汉代对于追尊庙号一事是极为慎重的,因此不少皇帝都没有庙号。但这一制度发展到南北朝时已不太严格了,从唐代开始,除了某些“亡国之君”以及短命皇帝之外,更是无帝不”宗”了。

追尊的庙号常用“祖”字或“宗”字。自汉代开始,开国皇帝一般被称为“太祖”或“高祖·,如汉高祖、唐高祖、宋太祖、明太祖;开国皇帝之后的嗣君一般称为“宗”,如唐太宗、宋太宗、明神宗等。但也有例外,如明代朱橡取代建文帝做了明朝皇帝,他并非开国皇帝,却庙号明成祖;清人关后的第一任皇帝顺治皇帝也非大清的开国皇帝,仍被尊为“世祖”。

称呼时,庙号常常放在谥号之前,同谥号一道构成殁世帝王的全号。如汉武帝的全号是太宗孝武皇帝,隋文帝的全号是高祖文皇帝。习惯称呼中,唐代以前对殁世的帝王简称谥号,不称庙号;唐代以后由于尊号的出现,尊号、谥号加在一起很长,不便称呼,所以又改称庙号。到了明清两代,因为每个皇帝只有一个年号(明英宗除外),所以明清两代的皇帝习惯上常称他们的年号。称年号的皇帝生前也可以称呼,故而若康熙和乾隆皇帝在世时,称他们为“康熙帝”、“乾隆爷”,那就不能说是错误的,但如称他们为“圣祖”(康熙庙号)和“高宗”(乾隆庙号),就不对了。

我们在日常谈及古代帝王时,如汉武帝、唐太宗、乾隆皇帝等,往往把这些称谓视为同一概念,其实,其表述是不同的。称汉武帝是称其谥号,唐太宗称其庙号,乾隆皇帝则是称其年号。

中国古代的帝王除有姓名之外,往往还有庙号、谥号、尊号和年号。这些称号多见于史书。

1)庙号 庙号始于西汉,止于清朝,是封建皇帝死后,在太庙立室奉祀时的名号。一般开国的皇帝称祖,后继者称宗,如宋朝赵匡胤称太祖,其后的赵光义称太宗。也有个别朝代前几个皇帝皆称祖,如明朝朱元璋称太祖,其子朱棣称成祖。清朝福临(顺治)称世祖,玄烨(康熙)称圣祖。但是在隋以前,并不是每一个皇帝都有庙号,因为按照典制,只有文治武功和德行卓著者方可入庙奉祀。唐以后,每个皇帝才都有了庙号。

2)谥号 谥号是后人根据死者生前事迹评定的一种称号,有褒贬之意。所谓“谥者,行之迹”,“是以大行受大名,细行受细名。行出于己,名生于人。”谥号有帝王之谥,由礼官议上;有臣属之谥,由朝廷赐与。还有称谥,是门徒弟子或是乡里、亲朋为其师友上的谥号。帝王将相之谥在西周时即已出现。秦时曾一度废除,汉代恢复,直至清末。私谥可能始于东汉,或谓春秋时期已有。民国以后,称谥在一段时间内仍存在。谥法有固定用字,如慈惠爱民曰文,克定祸乱曰武,主义行德曰元等,这是美谥;杀戮无辜曰厉,去礼远众曰炀,好祭鬼怪曰灵等,这是恶谥;还有表示同情的哀、愍、怀等。一般人的谥号多用两字,如岳飞谥曰武穆,海瑞谥曰忠介。

3)尊号 尊号是为皇帝加的全由尊崇褒美之词组成

的特殊称号。或生前所上,或死后追加。追加者亦可视为谥号。尊号一般认为产生于唐代。实际早在秦统一中国之初,李斯等人就曾为当时的秦王政上尊号曰“秦皇”。不过这时的尊号一词的含义与唐代以后的不甚相同。尊号开始时,字数尚少,如唐高祖李渊的尊号为“神光大圣大光孝皇帝”。越到后来,尊号越长,如清乾隆皇帝全部称号为“高宗法天隆运、至诚先觉、体元立极、敷文奋武、钦明孝慈、神圣纯皇帝”,除了庙号“高宗”二字外,其尊号竟有二十余字之多。

4)年号 年号是封建皇帝纪年的名号,由西汉武帝首创,他的第一个年号为“建元”。以后每个朝代的每一个新君即位,必须改变年号,叫做改元。明朝以前,封建皇帝每遇军国大事或重大祥瑞灾异,常常改元。如汉帝在位五十四年,先后用了建元、元光、元朔、元狩、元鼎、元封、太初、天汉、太始、征和、后元十一个年号。唐高宗在位三十三年,先后用了永徽、显庆、龙朔、麟德、乾封、总章。咸亨、上元、仪凤、调露、永隆、开耀、永淳、弘道十四个年号。明朝自第一代皇帝朱元璋开始,包括明、清两代,每一个皇帝不论在位时间长短,只用一个年号,如明太祖只用洪武,清高宗只用乾隆。

在我国古代文献中,对前代帝王多不称姓名或尊号,都称庙号、谥号或年号。一般来说,对隋以前的皇帝多称谥号,如汉文帝、晋武帝、隋炀帝等。唐至元朝的皇帝多称庙号,如唐太宗、宋仁宗、元英宗等。明、清两朝的皇帝多称年号,如嘉靖皇帝、唐熙皇帝等。在某些特定场合,也称其全部名号,即庙号、尊号、谥号的合称,如前述乾隆的名号。遇到这种全称,应注意区分其庙号、尊号和谥号。另外,在古籍中,对一些王侯将相知名人也常常不称其名,而称其谥号。如称岳飞作岳武穆,称海瑞作海忠介,等等。

有关庙号、谥号、尊号和年号的工具书,有清代沈炳震编《廿一史四谱》、清陆费墀编《历代帝王庙谥年讳谥》、清刘长华编《历代名臣谥法汇考》及各种“中国历史纪年表”等。

在学习中,常会遇到关于封建帝王的各种称谓,如汉武帝、唐太宗、乾隆皇帝等。称汉武帝是称其谥号,唐太宗称其庙号,乾隆皇帝则是称其年号。

年号:年号是中国古代封建皇帝用以纪年的名号。年号是从汉武帝开始有的。汉武帝极为的那年(公元前140年),称为建元元年,第二年称建元二年,以此类推。新君即位必须改变年号,称为改元。文天祥《指南录后序》:“是年夏五,改元景炎”,是指南宋端宗极为,改年号为景炎。同一皇帝在位时也可以改元,如女皇帝武则天在位十四年,前后改元达十二次。明清两代皇帝一般不改元,一个皇帝一个年号,故往往就用年号来称呼皇帝,如明成祖朱棣在位年号永乐,称永乐皇帝;清爱新觉罗·弘历在位年号乾隆,称乾隆皇帝。

谥号:古代帝王、诸侯、卿大夫、高官大臣等死后,朝廷根据他们的生平行为给予一种称号以褒贬善恶,称为谥或谥号。《逸周书·谥法解》:“谥者,行之迹也;号者,表之功也;车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细行受细名。行出于己,名生于人。”上古谥号多用一个字的,如周平王(平)、秦穆公(穆);也有用两个字的,如魏安 王(安 )、赵惠文王(惠文)等。后世帝王谥号多用一字,如汉武帝(武,威强睿德曰武)、隋炀帝(炀,好内远礼曰炀);其余人(指非帝王者)大多用两字,如文忠公(文忠,欧阳修)、忠烈公(忠烈,史可法)等。

庙号:封建帝王死后,在太庙立室奉祀,特立名号,叫庙号。《宋史·礼志九》:“天资七庙,亲庙五,祧庙二……以今十六间为寝更立一祧庙,逐室各题庙号。”《后汉书·明帝纪》:“有司奏上尊庙为世祖。”自汉代起,每个朝代的第一个皇帝一般称太组、高祖或世祖,以后的嗣君则称太宗、世宗等。唐以前对殁世的皇帝一般简称谥号,如汉武帝、隋炀帝,而不称庙号,唐以后则改称庙号,如唐太宗、宋太祖等。

中国古代帝王,除了他们的姓名外,一般在死后都有庙号、谥号。而这些庙号、谥号在历史书籍及书报上是常见的。

所谓“庙号”,就是帝王的子孙在宗庙祭祀他时给他特立的名号。在上古时,帝王在生前死后都用的是同一个名字。后来,人们觉得直接称呼已死的先帝、先王不大方便,祭祀时直呼名字也有些不妥。所以,商时祭祀时就用每个王生日的天干来称呼他,不再用他的名字了,以表示恭敬。如夏、商两代的王,习惯上就是以庙号相称的,如夏朝太康、少康、孔甲,商朝的祖甲、帝乙等等。

“谥号”产生于周朝。据说,周公做谥法,每个天子死后,就根据他生前的行为,给他一个代名。譬如,周武王,因为他灭商朝有武功,死后谥他为“武”,后人就不叫他周姬发,而叫他周武王了。周文王因为发扬文化,重视本国的农业生产,关心内政,就谥他为“文”,后人亦就不叫他周姬昌,而叫他做周文王了。这种谥法一直流传了两千多年,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才跟着清王朝一同被消灭了。

但是,谥法在秦朝时也曾一度中断。这是因为,秦王赢政于公元221年统一中国后,认为加谥号是“子议父,臣议君”,不可取。于是下令废除了谥法,自称“始皇帝”。后世子孙世代相传,即二世、三世皇帝。后来到了汉朝,庙号、谥号才恢复过来。如汉武帝,他本名刘彻,庙号“世宗”,谥号“孝武”,全称是“世宗孝武皇帝”,简称汉武帝。

那么,我们在实际的学习和工作中,怎么区分“庙号”和“谥号”呢一般说:凡称某某祖、某某宗的就是庙号,凡称某某帝的便是谥号。但在历史各阶段习惯上的称呼又有些不同。打开中国历史年表,就会发现唐朝以前,一般都只称“谥号”,如汉光武帝,魏武帝,隋炀帝等等。唐朝以后,一般都称庙号,如唐太宗、宋太祖、明神宗等等。不过在这期间,也有称谥号的:如唐玄宗李隆基的庙号是“玄宗”,谥号是“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这中间关键的是“明”字,因而唐玄宗又被称为“唐明皇”。明朝中叶后,帝王的称号又有所改变,多数以年号来称呼。如明朝末年皇帝朱由检,人们都叫他“崇祯”,“崇祯”就是他的年号。到了清朝,皇帝也都以年号相称,如康熙、乾隆、光绪等。

总之,只要我们在读书看报时对于我国朝代、古代帝王称号留心注意,分清它们的历史异同,掌握它们的规律,那么正确地区别和掌握它们是不困难的。

《咬文嚼字》1999年第1期《活人居然有谥号》一文指出,电视连续剧《封神榜》的演员们,不应该在剧中直呼“武王”“纣王”,因为这些称谓都是帝王死后所得的谥号 帝纣简介 ,生前是不可能具有的,所以听起来感到“有点别扭”。

该文的意见说对了一半。“武王”的“武”确实是周天子姬发的谥号,生前无人可知;但“纣王”的“纣”却不能这么说,古人对此就有不同的看法。

一种意见认为“纣”是谥号,因为历史文献中有记载,例如:

汉蔡邕《独断》卷下:“帝谥……残义损善曰纣。”

《吕氏春秋·功名》汉高诱注:“贼仁多累曰纣。”

另一种意见认为“纣”不是谥号,因为商朝还没有谥法,相传为周代文献的《逸周书·谥法解》中也未收载“纣”字的谥义。《尚书·西伯戡黎》唐孔颖达疏指出,“纣”字本来并没有不好的意思,后人之所以说“残义损善曰纣”,是因为见到商纣的暴虐无道,才特地附会给“纣”字这样的“恶义”。

还有一种意见则认为“纣”是“先号后谥”,即生前已作称号,死后即定为“谥”(见唐杜佑《通典·礼六十四》)。这显然是一种折中调和的说法。

我是同意第二种意见的,“纣”应当是生前的称谓而不是死后的谥号。理由如下:

汉代学者郑玄说:“纣,帝乙之少子,名辛 帝纣简介 ,帝乙爱而欲立焉,号日‘受德’,时人传声转作‘纣’也。史掌书,知其本,故曰‘受’。”(《尚书·西伯戡黎》孔颖达疏转引)

在汉代以前的文献记载中,对这位商朝末代帝王的称呼大致有两种写法:《尚书》一律写作“受”,而《周易》《礼记》《左传》《论语》《孟子》则全都写作“纣”。郑玄认为“纣”的名本来应当是“受”。纣本名为辛,是商王帝乙的少子。帝乙因为宠爱他,想让他继承君位,特地赐给他一个名号叫“受德”,意思是“有承受天命的德行”。由于“受”“纣”二字读音相近,当时人们就误“受”为“纣”,但宫廷史官职掌记录王言,知道这个字本来应当作“受”。郑玄是汉代的大儒,又是学贯群经的著名训诂家,他把这件事说得头头是道,应当是有所依据的。司马迁在《史记·殷本纪》中写道:“帝乙崩,子辛立,是为帝辛,天下谓之纣。”谥号是君主死后由嗣王和大臣们议定的,而司马迁却说“天下谓之纣”,可见他也不认为“纣”是谥号。清梁玉绳《汉书人表考》卷九在遍引蔡邕、高诱、裴驷、杜佑等人的注解后指出:“以桀、纣为谥,皆不足据。”

如果有人以为我在上面提到的几位古贤的论述还不够有力的话,那么,下面这条理由就是无可辩驳的了:即当商朝末年纣还活着的时候,周武王统率大军到达商郊牧野准备与商军决战,在发表的誓师文告中已经直呼其名为“商王受”(或“殷王纣”)。誓词的原文见于《尚书·牧誓》(也见于《史记·周本纪》,文字略有差异):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史记·周本纪》引作‘殷王纣’)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

在今本《尚书》中,还有《泰誓》《武成》等篇文告和记载,述及周武王直接称呼“商王受”的话。经清代学者考证,那些都属于魏晋时人伪造的《伪古文尚书》,不足为据。只有上面所引的《牧誓》一篇,才是商末周初留存下来的周朝 的正式文件。在这篇誓词中,武王姬发直接称纣为“商王受”,然后历数其不修对祖先的祭祀,遗弃先王的后裔亲属,以及信用诸侯各国逃亡人员,使他们祸害百姓等罪状,宣告自己出兵讨商是代天行罚。当时,武王还没有攻进商都朝歌,纣还没有登鹿台自焚而死。这就充分证明:“纣(受)”只能是帝辛生前的名号,而绝不会是他死后才有的谥号。

此外,我在前面提到,今本《尚书》中的《泰誓》(共上中下三篇)属于魏晋时人所伪造,不能引以为据。但是《史记·周本纪》中引用的一段《太誓》(古代“太”可通“泰”,如“泰山”可书作“太山”)逸文,却又另当别论。其文云:

武王乃作《太誓》,告于众庶:“今殷王纣乃用其妇人之言,自绝于天,毁坏其三正,离逷其王父母弟,乃断弃其先祖之乐,乃为*声,用变乱正声,怡说妇人。故今予发维共行天罚。”

这是周武王在伐商战争中发表的另一篇誓师文告,时间是在从盟津北渡黄河之后、到达牧野之前,文中也同《牧誓》一样,直呼“殷王纣”之名。

司马迁曾任汉朝的太史令,能够亲自阅览皇家“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凡是商末周初留存下来的 文件,他完全有可能看到。上面这段引自官方藏书的《太誓》逸文,应当是可信的。我想,凭着《尚书·牧誓》和《史记·周本纪》所引《太誓》逸文这两条证据,“纣(受)”是帝辛谥号的观点可以否定了。

(原载1999-03)

“周武王”的“武”也不是谥号

我在《咬文嚼字》1999年第3期上发表了一篇《“纣王”的“纣”是谥号吗?》,文中说到:“武王”的“武”是周天子姬发的谥号,“纣王”的“纣”则不是商帝辛的谥号,而是他生前的名号。

最近,编辑部转来了上海市北中学卞体颖先生的一封信。该信指出:

其实“武”也非姬发的谥号而恰是其自称,书载:“从西周开国到共王,王号都是自称,不是谥号,从孝王起,才是死后所加的谥。”

卞先生信中带引号的这段话,不知道摘自哪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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