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世宗雍正在给其宠臣田文镜的请安折上批示说：“朕安好，邬先生安否？”让雍正问候的这个“邬先生”即是辅佐田文镜的师爷邬思道。

据说有一次田文镜与邬师爷闹了别扭，邬师爷来了个“不合则去”，卷铺盖走了人，此后田文镜如同失去拐棍，在地方行政和对上奏请屡遭雍正斥责，不得已又把邬师爷请了回来。

田文镜做官靠师爷在清代具有相当普遍性，许多官员一日不可没有师爷，而师爷也成了隐藏在官场中的最大隐性权利拥有者。

“代官出治”的同时滋生了大量的地方政务不良之风。清代曾有这样说法：“无幕不成衙”这里的“幕”就是指幕友、幕宾，即俗称的师爷。按照清代从总督巡抚到州县大小几千个衙门计算，每个衙门有五个幕友计算，全国的师爷最少有数万人之多。师爷们混迹官场，首先靠的还是能力。学幕必须拜师，学成才能出徒，其所学范围也非常广。包括收钱粮赋税，开支各种费用，往来文件和缮写公私函件，这些成为师爷最基本的本领，汪祖辉曾说自己学习刑名一幕，就用了整整六年时间。

田文镜 （1662年—1733年），字抑光_图

师爷是官员权力的附属品，而师爷对于官员犹如“即可之于饮食，寒暑之于裘葛，而不可离矣。”由此也逐渐衍生出师爷群体，他们不但呼朋引类，暗通信息，上下交结，形成了一种令主官都难以控制的社会势力。

在幕府所有岗位以刑名师爷、钱谷师爷为最好岗位，一个掌握了审判权力，另一个掌握了钱粮权力，其收入更是其他岗位师爷的数倍。不仅收入高，有的师爷通过关节，收揽了大量的政治资源，走上了官老爷的位置。过程是由督抚一级上报吏部，可以授予官职，但总体看来，能够当上官的师爷毕竟是少数，大部分是“布艺终老而已”绍兴有个教范家相的人，早年做幕僚，他母亲却觉得儿子虽然赚了钱却不能给祖上争光“泯泯无闻”，为此他发奋读书，终于考中进士。清代的理学家戴震和名臣林则徐也都有类似的经历，到了咸丰、同治后，做官的资格限制逐渐被打破淡化，由作师爷专项从政的人数也越来越多，如素有中兴名臣的左宗棠也是这一发展过程。但是总体看来，大部分师爷都属于权力赘生物，利用其服务官员的优势，搞隐形“贪”，属于清代官场中比较另类的非典型捞钱人群。

法国人乔治拉比拍摄的清朝衙门审判案犯情景_图

实权的刑名师爷

清代的“无幕不成衙”非常具有普遍性，总督官员、州府官员和地方县太爷们离开了师爷如同失去拐棍，寸步难行。

“刑名钱谷动系考成，尽人而知其当重矣”，虽然其他种类的师爷也不可轻视，但刑名师爷是仅次主官的角色。主官在审案时，有的刑名师爷干脆在大堂后面拉个幕帘，听主官文案后，提出具体意见，往往最终主导了案件的审判结局，刑名师爷有一套完整的看家功夫，即“六法”和“九不可”，至于所谓的三班六房在主官审案时都说话，都出主意被称为的“满堂官”并不能代替刑名师爷的最终意见。《中国的科名》

在当时刑名师爷掌握好案子就是抓到了钱，往往是勾连书吏、衙役，按照出钱多少进行中间环节商定，俨然形成了一条流水线的利益链。有的刑名最厉害的时候是“一鸡两吃”，让诉讼双方最后都成了被压榨的对象，比着出钱，谁出的多，就让谁赢。《清实录》里记载州县官员和刑名师爷故意对案件进行延迟不结的办法进行捞钱。

清代衙门实况旧照_图

中兴名臣曾国藩在出任直隶总督时，发现一个怪现象，就是案件积压太多，有的已经几年不给办案，为此他对当时的州县官员和从属的师爷们给出了画像： “性情卑鄙，操守不洁”，“貌似有才，心实贪酷”， “擅作威福，物议沸腾”，或 “品行卑污，工于逢迎”，“浮征勒派，民怨尤甚”，或“词讼置之不理，积压尤多”。

这些参劾措辞激烈，可以想见曾国藩对当时州县官吏的不作为、贪渎违纪到了极端痛心疾首。此后他开始大面积把不合格的州县官吏进行汰换。与此同时集中精力清理积压案件。在曾国藩看来当时直隶官场的最大弊病就是不作为，乱作为。

在身体条件极差，双目几近失明的情况下，把同治八年三月底，直隶积压的同治七年以前的案件竟达一万二千余件全部结清。仅保定府衙门中由朝廷交办下来处理的重大上访案件就达一百三十余件。这些案件有的搁置二三年，有的一拖就是八九年。

曾国藩不得不感叹：“吏治之弊，民生之困，端由于此。”一生强势镇压太平军的曾国藩不得承认输给了清代的官场。

清朝钱谷师爷的账本_图

滋润的钱谷师爷

“接收交待，奏销钱粮，门牌清册，地丁人口，屯田粜谷……”从60多项事务上看，钱谷师爷没有刑名师爷权重，但涵盖面却非常广泛，直接涉及管理当地百姓的各项杂物。除了负责本县衙内的钱粮业务，还负责大量田产纠纷民事案件，银钱债务，买卖交易和各种收税业务等等非常庞杂，能够坐上州县官吏的钱谷师爷滋润非常了得。他既是钱粮总管，又身兼财务出纳和现金管理等等，捞钱非常容易。

不光如此，钱谷师爷的薪俸也非常高，早在乾隆时期就已经达到220两，到乾隆后期县一级的钱谷师爷已经增加到800两年薪，这都是合理收入，如果是上一级的钱谷师爷，则多达2000两年薪。

清代的钱粮师爷的“便民易知由单”，用以通知纳粮花户_图

除此之外，作为钱谷师爷，还有着一些“政治权利”，即上级师爷可以给下级单位推荐师爷，从中收取大量好处。因为上级师爷可以左右地方官的升迁，如果拒绝师爷的意见，那么今后肯定没有好果子吃。有的地方官员为了讨好大老爷的“身边红人”主动和师爷套近乎，主动让他们推荐人选，这样就达成了默契。咸丰年间的官员何桂清对此曾总结说：“各省州县官员到任，他的幕友们必然要推荐门生故旧，代办刑名师爷和钱谷师爷，地方官还不知道这些人能否胜任，就马上拿出重金邀请。”

当然也有一些例外，如清代官员段光清在当上建德之先后去拜见州府官员，谈话时问他是否请了幕府，段光清回答说：“刑名、钱谷两席已定”这个首府官员非常不高兴说：“尔处朋友竟行自定，殊不知我处朋友皆上级所荐也。”可以想见，一个大清高级官员在安排师爷上如此重视，可见其地位和利益的重要。

　　综观孔子的一生，他的主要业绩，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孔子是教育家。

　　孔子从近四十岁开始办学，到七十三岁逝世，一生的主要身份是教师。其中，他五十一岁做官到五十五岁辞职，这三年多期间，仍有学生在身边，由他言传身教。他周游列国，始终有一批学生相随，在《论语》中我们可以看到，他随时随地教诲学生、回答学生的提问，乃至路途中在大树下集体休息时，也指导学生演习礼仪。他们的列国之行，如同老师带领一批批学生外出考察、学习。教育工作是孔子热爱的工作，也是他一生的主要事业。

　　在孔子之前，中国只有贵族学校，只接收贵族阶级子弟入学，广大平民没有受教育的权利，可以说，教育为贵族所垄断。孔子打破了贵放对教育的独占，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所平民学校，实行“不分贫富、贵贱、国籍等区别，凡志愿入学者人人可以入学”的办学方针，向广大民众敞开教育的大门，把受教育权还给人民，这在中国历史和世界教育史上都是伟大的创举。他接收的学生来自各国，大部分是平民，其中一部分家境相当贫寒。他的学生前后共有三千人，其中著名人物七十二人，孔子为社会培养了大批栋梁人才。

　　孔子创办的是私立学校，独立自主，不受外力干预。他有自己的办学方针，自编的教材，突破了传统的贵族教育的格局，在教育思想、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改进和革新。孔子的办学模式、教育思想和教学经验，为以后两千余年遍布中国和东亚各国的塾学和书院所继承，推进了中国文化教育和世界文明的发展。孔子是古代伟大的教育家，被尊奉为“万世师表”。

　　第二，孔子是思想家。

　　孔子生活在春秋末年的社会大变革时期。经过整个春秋时期的长期诸侯兼并战争，在急剧的社会动乱中，各国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势力（基本是陪臣），登上政治舞台。贵族阶级没落，地主阶级的土地私有制正在代替封建贵族领主的农奴制，农奴解放的潮流遍及各国，旧的社会关系瓦解。新兴地主阶级仍然是一个剥削阶级，他们在发家和夺权过程中所用的手段，更加凶恶和卑劣无耻。在这个时代，孔子依据他所能见到的文献资料及其对现实的观察，继承从原始氏族社会到夏、商、周三代优秀的文化传统，提出以人为本的人本思想、仁学学说体系、以德治为中心的政治思想、完善个人道德的修养论，并确立了以中庸哲学为基础、以礼制为形式而建构和谐社会的理想；这些思想学说都达到他那个时代的认识高度。由于时代的局限，他向往的是和平、繁荣、礼乐文化昌盛的西周社会，希望推行西周的礼乐文化而重建盛世。其实他对西周的认识，都是从书本上得来的，对西周的社会矛盾缺乏真切和全面的了解。他的思想学说，包括哲学、政治、社会伦理、教育学、文艺学以及做人处世和个人修养诸多方面，对中国社会发展和世界文明也有深远的影响。虽然在其整个思想学说体系中，尤其在政治方面也有难以避免的若干落后、保守的因素，但瑕不掩瑜，从总体来看，在两千五百年前是先进的思想，而且其中许多基本观念，具有原始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成分，至今仍属于中华民族传统的先进文化的组成部分。称孔子是伟大的思想家，他当之无愧。

　　第三，孔子是古文献整理专家、中国上古时代的大学者。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经过世世代代的传承和发展，没有传承，便是文化的中断；文献是文化传承的重要媒介。先秦文献的主要载体是竹简，一部书的竹简要几百枚至几千枚，刻制不易，搬运不易，保管也不易，主要由宫廷专门机构和贵族世家保存。孔子时代，王室衰亡，宫廷和各国公庭保管的文献大量散佚，如以《诗》、《乐》为例，据《论语·微子》记：

　　太师挚适齐，亚饭于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

　　〔译文〕太师师挚到齐国去了，二饭、三饭、四饭的乐师干、缭、缺，分别去了楚国、蔡国、秦国，打鼓的方叔去了黄河边，摇小鼓的武去了汉水，副乐师阳、击磬的襄到海滨去了。

　　这一段记录了鲁国宫廷的乐师纷纷走散、逃亡四方。又据《国语·鲁语》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宋国宗庙祭祀乐歌要到周太师那里去校正音律，说明宋国保存的文献散佚不全。孔子的贡献是长期努力从各处搜集散佚的古代文献，并且付出很大的精力进行整理编纂，使一些重要文献得以保存传世。他的这一贡献，是亘古以来无人可比的。

　　经过孔子几十年的工作，他亲手完成了六种古籍的整理和编纂。

　　（一）《诗》：后称《诗经》，包括“颂”（周、鲁、宋的宗庙祭祀乐歌）、“雅”（贵族创作的歌诗）、“风”（十五个国家和地区的民间歌诗），编集了距今两千五百年至三千年之间的歌诗共305篇。这是中国由口头文学转化为书写文学的第一部诗集，被称为中国文学的源头，与希腊史诗、莎士比亚戏剧并称世界古代三大文学名著。孔子不但对这本诗集的歌诗进行收集、整理、校勘，还进行正乐（校正音律）和语言规范化的处理。《论语》中有他教学生读《诗》以及他用《诗》和讲《诗》的记录。

　　（二）《书》：即《尚书》，又称《书经》，是夏、商、周三代历史档案文献。《尚书》就是上古的书，上起尧舜，止至东周，是中国最早的政事史料汇编，记录了距今四千年到两千六百年间的若干政事活动，涉及政治、军事、哲学、宗教、法律、地理、历法等诸多领域，是研究古史不可缺少的历史文献资料。据《纬书》说，《尚书》原有3240篇，经孔子辑佚整理，得120篇；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汉代时还有100篇，经魏晋南北朝又有散佚，现仅传58篇，包括《虞书》5篇、《夏书》4篇、《商书》17篇、《周书》32篇。

　　（三）《易》：即《周易》。原本是卜筮用书，但它含有丰富的哲学思想，也有许多社会史料和文学资料。孔子不迷信鬼神，也从不占卜。他五十岁时钻研《周易》，发现了它的哲学价值。《论语·述而》篇记录：“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他读《易》曾“韦编三绝”。据说，他为讲解《易》，写了《周易大传》，发掘《易》的哲学内涵，孔子是第一位把《易》作为哲学来读、来讲的学者，从而确定了这部文献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

　　（四）《礼》：又称《礼经》，实际指《仪礼》17篇。（后来“十三经”中的三《礼》，指《仪礼》、《周礼》、《礼记》。《周礼》是战国人编的，《礼记》是汉代编的礼学论文集。）这17篇，全是周代礼仪的详细记录，记录婚、冠、丧、祭等礼节仪式的过程及其具体安排，其中保留了我们民族原始礼仪的若干成分。《仪礼》是孔门弟子从事司礼活动的依据，其中若干成分一直沿袭到现代的礼俗活动之中。

　　（五）《乐》：又称《乐经》。孔子特别爱好音乐，也精通音律。他认为音乐的功用是陶冶人的情操，激发人的情感。如何运用音乐，既关系人的意志，也影响社会风气和国运兴衰，所以他推重一些乐曲，也坚决反对一些乐曲。《乐经》是他推崇的乐曲的曲谱，也有一部分理论说明文字。到汉代时，《乐经》已经失传。

　　（六）《春秋》：《春秋》本来是鲁国历代史官逐年逐月大事记的名称，孔子依据鲁国的史记，参考其他国的史册，以鲁国纪年及十二公年次为序，进行整理修纂，记载了公元前722年至公元前481年共242年间各国史事1800多条。因为孔子编著的这本书，中国历史分期便把这个时期称为春秋时期。孔子作为教学用书，就是当时的近代史教材。它用的鲁国纪元，记的是这一历史大变革时期的各国之事，书中记的都是原始记录，经后人考证，所记的天象一一符合现代的科学推算，再验证出土文物和他国史书，记事可作为可信的历史资料。孔子编修《春秋》，并非只是抄集各国的史官记事，也非单纯记述史事，而是“以述代作”，在记述中表现出他的政治主张。司马迁《史记》说：孔子“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后人把书中表现的政治思想，称为“春秋大义”；把他一字不苟、字寓褒贬的严谨笔法，称为“春秋笔法”；《春秋》的义理和笔法，都对后世影响深远。《春秋》文字简约，最长的一条记事，也只有23字，读《春秋》必须有“传”“记”作解释和补充，才能够明了。通行的传记有《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后世将经和传合编，《春秋》三传均列入“十三经”。

　　学者孔丘整理编修以上六种古籍，为中华民族保存了珍贵的上古文献，而且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孔子是中国古代第一位成绩巨大的古文献整理专家。

　　教师孔丘用这种教材教授学生，用《诗》作文学和语言教材，用《书》作政治教材，用《易》作哲学教材，用《礼》作礼仪教材，用《乐》作音乐教材，用《春秋》作近代史教材。孔子死后，儒家弟子继续使用这六种教材，称为“六经”。汉代起，《乐经》失传，“六经”只剩下“五经”，仍为儒家的传统教科书，是千百年来世世代代读书人必读的课本。

　　第四，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孔子先后有弟子三千，其中著名人物七十二人，弟子们一部分从政，大多数从事司礼或教育工作。他们代代相传，奉孔子为祖师，读孔子编定的教材，孔门弟子在战国时期形成儒家学派。

　　战国时期是文化学术兴盛、诸子辈出、百家争鸣的时代，儒家学派是其中影响最大的学派。

　　在战国时期的儒家学派，先后有多位儒学大师，他们尊奉孔子的思想学说，又各从不同的方面丰富和发展了儒家学说。如曾参着重发展了儒家的“孝”道，据说后来列入儒学十三经的《孝经》，是曾子受之孔子的亲传于后来编著完成的。孔子的学生子夏（卜商）以文学见长，战国初期在西河（今陕西合阳县洽川）开门讲学，讲传《诗经》和《春秋》。曾子的弟子子思是孔子的孙子，发挥孔子的中庸哲学思想，完成了后来定为“四书”之一的著作《中庸》。子思与其再传弟子孟轲（孟子），被后世称为思孟学派。孟子是战国中期的儒学大师，把孔子的人本学说发展为民本学说。战国后期的儒学大师荀况（荀子），则把孔子的礼仪学说与法制紧密结合，促进了中国大一统的封建专制主义帝国的形成和巩固，成为战国后期儒家学派中的又一个派系。

　　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成为官方确立的国学，在国家的政、刑、礼、乐和社会的一切活动中，是居于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在长达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儒学在中国社会的地位和影响，基本上长期沿袭下来。两千年中的各个时代，名垂历史的许多儒学大师，都对儒学有所发展和改造。儒学的主要内容是经学，即研究和传播儒家经典的学问，始终以孔子手定的五经（以及衍生的其他各经连同五经并称十三经）为研究的主体，也以孔子的思想学说为本源。

　　历史上和仍在传播于现代中国和世界各国的儒学，是以孔子思想学说为本源而构成的思想体系，在今日的世界仍有重大影响。现在有几百所孔子学院遍布全球。

1、，《安仁县志》载：“南宋嘉定年间（1208—1224），境内建立玉峰书院（今龙市玉峰岭上）、清溪书院（今排山宝塔坳），宋丞相周必大（今江西吉安人）布衣时曾游学于此”。2、周必大从政40多年，71岁退休，不荣归故里——江西庐陵，而执意要回“玉峰书院”讲学，给“玉峰书院”增添了极大的知名度，增添了辐射全国的亮丽光泽。周必大著书八十一种之多，均为不朽精华文萃，传世佳作，被后人汇编为《益国文忠公全集》，其中的不少作品就是在“玉峰书院”所著和整理的。他的《杂记》、《诗话》、《类稿》都冠以“玉堂”二字。“玉堂”者，乃“玉峰书院”这所学堂也。

最后的国学大师:钱穆

　梁漱溟被称为“最后一个儒家”，钱穆则被称为“最后的国学大师”。但是相对于前者的声誉日隆，钱穆的名字并非世人皆知，很多人对他的印象，恐怕仅停留在 对他的点名批评上。

　怎么会找到我头上

　在 那篇著名的社论《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中， 点名批评了胡适、傅斯年和钱穆，说他们是“被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中国反动 ”所能控制的“极少数人” 。

　被点名时，钱穆正在去香港的途中。对于这次点名，他反应激烈。胡适、傅斯年和 政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个跑到美国做寓公，一个追随 去了台湾。钱穆的情况与他们不同，他既没有留学背景，也没有上过大学，抗战胜利后，他的“足迹不到京（南京）、沪、平（北平）、津，不在公立学校教书”，“单枪匹马，一介书生”，“怎么会找到我头上”。

　如果当初钱穆选择留在内地，战犯名单上就不会有他的名字，也不会被 点名批评。

　钱穆离开之前，曾到岭南大学拜访陈寅恪，邀请他到香港任教，遭到拒绝。之后他又去乡间邀请熊十力，对方也无意离开。钱穆给远在重庆的梁漱溟写信，没有得到回复，他又到中山大学见杨树达，杨树达也无意离开。

　一生为故国招魂

　钱穆做出了与主流知识分子截然不同的选择。

　钱穆自学成才，36岁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和《先秦诸子系年》，“基本上解决了学术界长期聚讼的公案。”他在乡间当了18年小学、中学老师，然后走向大学讲台。推荐他的人是顾颉刚。

　作为中国学术界鼎鼎大名的人物，顾颉刚与钱穆素昧平生，但读过他的作品后，对其史学功底大加赞赏：“君似不宜长在中学中教国文，宜去大学中教历史。”

　钱穆36岁的时候离开家乡，受聘于北大文史学院，开授中国通史课。当时的北大名师云集，钱穆的讲堂设在北大梯形礼堂，前来旁听的各系学生众多，每一堂近三百人，坐立皆满，盛况空前。钱穆自言，每堂讲课“几如登辩论场”他对问题往往反覆引申，广征博引。

　一口洪亮的无锡官话震撼了在场的每一个人，由于他与当时的文史学院院长胡适都擅长以演讲的方式授课，因此在学生中即有“北胡南钱”之说。

　钱穆所处的年代，西学东来，势不可挡，儒家被认为是“弱国愚民”的根源，国学渐渐失宠。中国人出现了严重的认同危机。

　在大变局的时代中，钱穆也有过疑惑。上学时，一位体育老师得知钱穆读过《三国演义》，对他说：“这种书以后不要再读。这种书一开始就写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乱，这是中国历史走上了错路。如今欧洲英法诸国，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乱。我们此后正该学他们。”

　这番话对钱穆影响深远，自此，“东西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困扰了他一生，也引发了他毕生的治学宗旨：面对近代西方文化的强劲挑战，中国传统文化究竟该何去何从？

　面对汹涌而至的新思想，钱穆坚持不为时代潮流裹挟而去，他选择在古籍世界里寻找另一个世界。他始终相信，没有什么比历史更能寄托中国人的智慧与情感。他写了《国史大纲》，他说：“我把书都写好放在那里，将来一定有用。”

　1939年6月，钱穆在云南蒙自完成了《国史大纲》的写作，这部书不但是近代中国史学界最重要的一部通史着作，而且出版之时正值国难当头。书中所讲述的从国史的学习辨识中寻求抗战救亡之道，从传统文化的演进中汲取民族复兴和国家变革的精神力量，这种坚定自信的文化史观，使当时的中国人，尤其是广大的热血青年深受激励与鼓舞。

　钱穆晚年弟子辛意云回忆说，当战打起来的时候，他说中国一定赢，他说一般人只懂得物质的计量，战力多少，军力多少，他说可是忘记了，战争是一个总体性的行动。除了这些之外，还有文化力、道德力、民族力，他们忽略了这个部分，中国一定赢，所以他写完了国史大纲，一下子洛阳纸贵。

　“也鼓励了好多的青年高级知识分子从军，同时让中国人开始对自身有了自信，所以我觉得他是了不起的，他在我们今天这样一个大动荡，而且对自身完全没有自信的时候，他提供了我们重新思考，从新认识自己的一个可能，而且在关键时刻提出最正确的看法。”

　在《国史大纲》的开篇，钱穆对读者提出了四项对待国史的殷切期待，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对本国历史要持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而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让钱穆成为20世纪中国史学家中最具中国情怀的一位，他的学生余英时说，钱穆的一生，是“为故国招魂”的一生。

　崇洋蔑己的隐忧

　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理想，对于钱穆来说只是一种奢望。1948年底，钱穆的长子钱拙因为参加学生运动，而被江南大学开除，钱穆并不赞同各地学生赴北平 ，但是同样反对 和校方以高压手段对待参加 的年轻学生，而此时，在苏州家乡念书的老三钱逊也跟父亲有了一层隔膜。

　1942年，在成都蒋介石曾问过钱穆，为什么不从政，钱穆说，读书人不一定都要从政，蒋介石又问到，关不关心政治，钱穆说，读书人一定关心政治，但我不愿从政，各司其职就好，蒋介石就此不再提及。

　“做一个现代中国的士”，是钱穆的理想和志业所在。

　他曾经以“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为讲题，以王安石、司马光为例，阐述弘“道”的知识分子在历史中的重要作用，由此得出结论：“士是中国社会的中心，应该有最高的人生理想，应该能负起民族国家最大的责任。更重要的，是在他们的内心修养上，应能有一种宗教精神。”

　钱穆认为，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只接受了西方的权利观念，没有接受他们的宗教精神，只讲个人权利，不讲仁爱与牺牲。

　避居香港后，钱穆赤手空拳创办了新亚书院，它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前身。

　在租来的仅有的4间教室里，钱穆想努力保存中国文化的气韵。新亚书院草创时期，前来授课的教师中有不少都是国内大学的一流教授，然而他们的薪水却少得可怜。教师们议定，身兼校长与文史系主任两职的钱穆应该拿最高工资，月薪200元，依次而下，教授们各得港币百元、八十元不等，而这样的标准仅仅与当时香港公立的二等教师收入相当。

　新亚书院的生源几乎全部是来自内地流亡的青年学生，钱穆在自己的《师友杂忆》中这样写到，彼辈皆不能缴学费，更有在学校天台上露宿，及蜷卧三四楼间之楼梯上者，遇余晚间八九时返校，楼梯上早已不通行，须多次叫他袱被而过，总计全校师生不到百人，而学费收入仅仅得百分之二十而已。

　日后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学者余英时先生，则记述了另外一个故事。有一年的暑假，香港奇热，钱穆先生又犯了严重的胃溃疡，一个人孤零零的躺在一间空教师的地上养病，我去看他，心里真感到为他难受。

　我问他，有什么事要我帮你做吗，他说，我想读王阳明的文集，我便去商务印书馆给他买了一部来。我回来的时候，他仍然是一个人躺在教师的地上，似乎新亚书院全是空的。

　“新亚”之名由钱穆所起，他希望借此提倡“新亚洲”，为在香港的中国人争取稍微光明的未来。新的大学组建之初，钱穆坚持由中国人担任校长，并以中文大学来命名。他说现在香港是英国人的殖民地，这么靠近中国，中国又分裂成大陆和台湾，作为中国人，我们怎么能不站在中国人的立场，这一点一定要顾到。1949年的钱穆孤身一人流落香港，他的妻子和五个孩子却留在了大陆，最小的女儿钱辉那时还不满9岁。

　新亚书院成为20世纪后半叶中国教育的奇迹之一。而办学的16年，是钱穆“生平最忙碌之十六年”。之后，钱穆得到了蒋氏父子的礼遇，蒋介石为他建造了素书楼，蒋经国则聘请他为“总统府”资政，在钱穆之前，没有学者出任过此职。

　晚年的钱穆依然坚持在素书楼传道授业。有一次，他在家中为学生讲课时突然说：“其实我授课的目的并不是教学生，而是要招义勇兵，看看有没有人自愿牺牲要为中国文化献身！”

　但是在“现代”的冲击下，“传统”早已无招架之力，钱穆所赞美的那个“礼”的世界早已崩溃。这让钱穆的学术生涯走得格外寂寞，他期待国人对历史拿出温情的诉求，却无法获得商业市场的认同。

　钱穆生前曾对妻子说：“自古以来的学人很少有及身而见开花结果的。在今天讲文化思想，似乎不像科学家的发明，不论别人懂与不懂，即可获得举世崇拜，因为科学有一个公认的外在价值，而讲文化思想只有靠自己具有一份信心来支持自己向前，静待时间的考验，故其结果往往要在身后。”

　钱穆始终认为，中国人对中国文化失去信心是中国文化的最大危机，学校偏重自然科学，崇洋蔑己，更是中国文化的隐忧。钱穆90岁生日那天，他的学生们在素书楼为老师祝寿，老人点燃一根烟后，晃了一晃手中的火柴，火柴渐渐熄灭。他说人生真的就像这根火柴一样，摇一摇，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熄了，活到我这个时候有了体会，其实人生真的是很辛苦的，你要努力活过这一天，所以你们要珍惜你们的现在。

　1967年，钱穆先生在蒋介石邀请下，离开香港赴台湾定居，却在晚年因政治因素，被迫迁离居住了20余年的“素书楼”，3月后病殁于台北。 代表台北市 再此向钱穆遗孀胡美琦致歉，他说素书楼风波让我耿耿于怀，这是对文化的暴力，希望台湾再也不发生这样的事情。

○唐银青光禄大夫岭南五府节度经略采访处置等使摄御史中丞赐紫金鱼袋殿中监南康县开国伯赠扬州大都督长史张公神道碑　　公讳九皋，其先范阳人也。昔轩辕少子，以弦弧受氏，别封於张。留侯以五代相韩，安世以七叶荣汉，特生闲气，锺美大贤。馀庆遗芳，袭於令嗣矣。晋末以永嘉南渡，迁於江表；皇朝以因官乐土，家於曲江。高祖守礼，隋锺离郡涂山令。曾祖君政，皇朝韶州别驾。祖子胄，皇朝越州剡县令。烈考宏愈，皇朝太常卿、广州都督。皆世济明德，不陨令名。公特禀中和，诞生淳懿，恭推色养，孝自因心。幼岁丁太常府君忧，孺慕衔哀，栾棘无怙，毁能达理，志若成人。及日月外除，而顾复就养，思致逮亲之禄，方求筮仕之阶。ぷ金不珍，琢玉成器，殖学以明道，修身以践言。弱冠孝廉登科，始鸿渐也。岭南按察使尚书裴先，幕府求贤，轺车问俗，以公後进之秀，藉以从军，表授海丰郡司户。水变贪泉，珠还合浦，时所称也。其後五溪阻兵，群蛮聚略，帝命按察使裴先讨焉。以公有樽俎之谋，韬钤之用，奏授南康郡赣县令，於是坐其帷幄，置以戎车。公武能宣威，文可化俗，军需倚办，供亿无留。前宣慰使御史梁勋奏公清白有闻，後宣慰使竹承构奏公户口增益，共称尤异，[B14A]进上闻，特加朝散大夫，迁巴陵郡别驾。初丞相曲江，公之元昆，自始安郡太守兼五认按察使，以为越井殊方，广江剽俗，怀柔之寄，实在腹心。奏公俱行，可为同气，遂授南康郡别驾；季弟九章，以为桂阳郡长史。太夫人在堂，赐告归宁，承欢伏腊。白华共展於朝夕，衣锦时入於乡闾，棣萼美於诗人，德星聚於陈氏，代所稀也。无何，丁於内艰。柴毁，勺饮不纳，至性闻於州里，孝感达於神明。白雀驯狎於倚庐，黄犬随号於行哭，表其异也。服阕，除殿中丞，又迁尚书职方郎中。起草含香，停车待漏，位高元象，职在弥纶。及曲江公翊赞庙谟，盐梅鼎实，讲德论道，求贤审官。以识量通明，与闻其议，故能致君尧舜，克济忠贞，公之佐也。及元昆出牧荆镇，公亦随贬外台，遂历安康、淮安、彭城、睢阳四郡守。所莅之邦，必闻其政，作人父母，为国循良。於是瑞鹊成巢，嘉禾合颖，祥乌素翟而狎至焉。考绩议能，诏书[B14A]异，遂迁襄阳郡太守兼山南东道采访处置使。以连率之权，授以澄清之任，化行江汉，惠及黎元。进封南康县开国男，赏有功也。属南夷不龚，西蜀骚动，掎角之势，连於岭隅。以公有经略之才，委公以干城之任，乃除南海太守兼五府节度经略采访处置等使，摄御史中丞，赐紫金鱼袋。天书盈箧，厩马在庭，恩华宠光，旁午道路，公召募敢勇，缮治楼船，绥怀远人，安集犷俗，或指剑山之路。或出铜柱之乡。以回舶运粮，省泛舟之役；以于来授甲，宽土著之人。寄重务殷，用省功倍。天子嘉之，特赐银青光禄大夫，兼手诏益封开国伯，食邑七百户，旌其能也。且五府之人，一都之会，地包山洞，境阔海ヂ，异域，殊乡，往来辐辏，金贝惟错，齿革实繁。虽言语不通，而贽币交致。公禁其豪夺，招彼贸迁，远人如归，饮其信矣。秩满，迁殿中监。皇舆尽饰，玉食惟精，六尚委能，一心主办，服御器用，必信必诚。勤劳不遑，积忧聚。以天宝十四载四月二十日，疾亟薨於西京常乐里之私第，春秋六十有六。呜呼哀哉！哲人其萎，邦国殄矣。皇上哀悼，赙赠盈门，给递还乡，首邱归本。遂赠广陵郡大都督府长史。礼仪哀制，延素握，可谓饰终。以明年葬於始兴郡洪义里武陵原。夫人宏农谭氏，襄阳郡夫人，国子博士知几之子。克训母仪，用光阃则。粤以永泰三年，薨南康郡次。以大历四年合焉，礼也。嗣十一人：长曰捷，前端州刺史。次曰擢，前右金吾卫兵曹参军。次曰，试大理直康州刺史。次曰抗，检校户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赐紫金鱼袋朔方宁节度行军司马。次曰捍，前宏文生，皆王之荩臣，国之多士。令德之後，必大其门。公尝与季弟同泛沧溟，舳舻ゴサ，凡数百辈，忽惊飙震发，骇浪山连。当呀呷之时，谓汨没同尽，为猿为鹤，曷可保焉？而中宵返风，漂泊孤屿，迟明相视，各在津亭。同役之人，仅有存者，则知商邱蹈信，入之而不伤；吕梁履忠，游之而莫惴。恺悌君子，福禄绥之，宜其克享永年，亦既逢吉。且公之立身，可谓尽美。居丧致哀，称其孝也；入幕决胜，称其才也。列在藩翰，则德化之政闻；授之斧钺，则式遏之功著，佐元昆则润色王业，睦诸季则致美闺门。至於推挽忠良，揄扬俊，力行不怠，时议高之。夫生死有怀，古今同尽，殁而不朽，君子韪之。昕忝迹儒林，尝读旧史，览贤人之事业，知盛德之在焉。敢扬休声，以志贞石。铭曰　　轩辕锡羡，百代蕃昌，弦弧得姓，受邑於张。五代相韩，七貂居汉。平子数术，茂先翊赞。诞锺馀庆，克享大名。爰至我公，天姿挺生。率礼立身，依仁从政。学该百代，官逾三命。再登幕府，四列藩条。威行节制，化合讴谣。作牧襄阳，授兵南越。江汉底定，要荒胥悦。死生有命，修短靡常。礼赠殊秩，魂归故乡。梧贾成列，邱陵无改。夏日冬夜，精灵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