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上河图》介绍

《清明上河图》画卷，北宋风俗画作品，作者张择端。以精致的工笔记录了北宋末叶、徽宗时代首都汴京郊区和城内汴河两岸的建筑和民生，描绘了清明时节北宋汴梁以及汴河两岸的繁华景象和自然风光。这幅长卷采用散点透视的构图方法，将繁杂的景物纳入统一而富于变化的画面中。画中人物500多，衣着不同，神情各异，其间穿插各种活动，注重戏剧性。构图疏迷密有致，注重节奏感和韵律的变化，笔墨章法都很巧妙。

全图分为三个段落。

首段，汴京郊野春光。疏林薄雾，掩映着几家茅舍、草桥、流水、老树、扁舟。两个脚夫赶着五匹驮炭的毛驴，向城市走来。一片柳林，枝头刚刚泛出嫩绿，令人感到虽是春寒料峭，却已大地回春。路上一顶轿子，内坐一位妇人。轿顶装饰着杨柳杂花，轿后跟着骑马的、挑担的，从京郊踏青扫墓归来。环境和人物的描写，点出了清明时节的特定时间和风俗，为全画展开了序幕。

中段，繁忙的汴河码头。人烟稠密，粮船云集。人们有在茶馆休息的，有看相算命的，有在饭铺进餐的。有间"王家纸马店”，是卖扫墓祭品的。河里船只来往，首尾相接，或纤夫牵拉，或船夫摇橹，有的满载货物，逆流而上，有的靠岸停泊，紧张卸货。横跨汴河上的是一座规模宏大的木质拱桥，结构精巧，形式优美，因状若飞虹，故名虹桥。有一只大船正待过桥，船夫们或用竹篙撑，或用长竹钩住桥梁，或用麻绳挽船，或忙着放下桅杆以顺利通过桥拱。邻船的人也指指点点像在大声吆喝着什么。桥上的人也伸头探脑紧张议论，期盼大船顺利通过。

后段，热闹的市区街道。以高大的城楼为中心，两边屋宇鳞次栉比。茶坊、酒肆、脚店、肉铺、庙宇、公廨……商店中有绫罗绸缎、珠宝香料、香火纸马的专门经营，还有医药门诊、大车修理、看相算命、整面修容……各行各业，应有尽有；大的商店门首还扎"彩楼欢门”，悬挂市招旗帜，招揽生意。街市行人，摩肩接踵，川流不息。做生意的商贾、看街景的士绅、骑马的官吏、叫卖的小贩、乘轿的大家眷属、身负背篓的行脚僧人、问路的外乡游客、听说书的街巷小儿、酒楼中狂饮的豪门子弟、城边行乞的残疾老人……男女老幼，士农工商，三教九流，无所不有。轿子、骆驼、牛马车、人力车、太平车、平头车……形形色色，样样俱全。五米多长的画卷里，共计描绘了五百五十多人物；牛、马、骡、驴等牲畜五、六十匹，车、轿二十多辆；大小船只二十多艘；房屋、桥梁、城楼等也各有特色，体现了宋代建筑的特征。

《清明上河图》景物繁多，巨细无遗，却并不显得琐碎繁缛，表现出画家对大场面宏观把握的能力，以及于真放中见精微的绘画境界，令人无法不钦佩其细致入微的观察力和生动传神的表现力。

这幅是清明上河图的仿本，（清院本）清明上河图，由清宫画院的五位画家陈枚、孙祜、金昆、戴洪、程志道在乾隆元年（1736年）合作画成，可以说是按照各朝的仿本，集各家所长之作品，再加上明清时代特殊风俗，如踏青、表演等等娱乐活动，因此增加了许多丰富的情节，如戏剧、猴戏、特技、擂台等等，画的事物繁多，虽然失去了宋代古制，却是研究明清之际社会风俗不可缺的材料。同时，由于西洋画风的影响，街道房舍，均以透视原理作画，并有西式建筑列置其中。此卷用色鲜丽明亮，用笔圆熟细致，界画桥梁、屋宇、人物皆细腻严谨，是院画中极精之作。

历尽劫难的《清明上河图》

北宋著名画家张择端绘制的不朽杰作《清明上河图》，是我国绘画史上的无价之宝。它是一幅用现实主义手法创作的长卷风俗画，通过对市俗生活的细致描绘，生动地再现了北宋汴京承平时期的繁荣景象。此画的第一位收藏人是宋徽宗，是他用瘦金体亲笔在画上题写了“清明上河图”五个字。这件享誉古今中外的传世杰作，在问世以后的800多年里，曾被无数收藏家和鉴赏家把玩欣赏，是后世帝王权贵巧取豪夺的目标。它曾辗转飘零，几经战火，历尽劫难……《尘埃历尽———中国珍贵文物蒙难纪实》一书（山东画报出版社），记述了《清明上河图》历尽劫难的遭遇。以下是摘自该书的部分内容。

奸臣严嵩夺画酿冤案

严嵩是明代大奸臣之一。他与其子严世蕃依仗权势，巧取豪夺了大批书画古玩。

明代李日华《味水轩日记》载：陆完死后，他的夫人将《清明上河图》缝入枕中，不离身半步，视如身家性命，连亲生儿子也不得一见。陆夫人有一娘家外甥王某，言辞乖巧，非常会讨夫人欢心。王某擅长绘画，更喜欢名人书画。便挖空心思向夫人央求借看《清明上河图》。反复恳请后，夫人勉强同意，但不许他带笔砚，只许他在夫人阁楼上欣赏，而且不许传给别人知道。王某欣然从命，往来二三个月，看了十余次以后，竟临摹出一幅有几分像的画来。当时专横跋扈的严嵩正四处搜寻《清明上河图》，都御史王忄予得知后，便花800两纹银从王某手中购得赝品，献给严嵩。严嵩府上有一装裱匠汤臣，认出画是假货，便以此要挟王忄予，令其出40两银子贿赂自己，但王忄予对其不予理会。汤臣恼羞成怒，在严嵩设宴欢庆时，将图上旧色用水冲掉，严嵩在众人面前大为窘迫，以后便寻机将王忄予害死，临摩此画的王某也因此受到牵连，被抓去饿死狱中。

明代另一人沈德符所著《野获编补遗》中却是另一种说法：严嵩党羽鄢懋卿总理淮、浙盐政，胡宗宪总督吴、越兵事，他们都为严嵩搜罗名字画。他们得知《清明上河图》在已故内阁首辅王鏊家时，便去索购，但王家富甲一方，不为钱财所动。无奈之中，二人找严嵩府上装裱匠汤臣商议，汤与当时镇防蓟州的王忄予素有来往，对王忄予之子世贞、世懋有仇，因此鼓动王忄予买画，但王忄予亦购不来。汤臣便设计让王忄予把苏州人黄彪临摹本买来献嵩，又在严嵩高兴时将真情告知，严嵩窘怒，遂杀王忄予。

清代人《清夏闲记》上又载：太仓王忄予收藏有《清明上河图》，严嵩子严世蕃知道后强行索要，王忄予便送去摹本，当时汤臣恰好在旁。从前王忄予巡抚两浙时，见汤贫困潦倒，便将他推荐给严世蕃。汤臣不思报恩，反想构陷王忄予以求发达，便对严云：此画他曾在王忄予家中见过，王忄予送来的是赝品，如若不信，只看屋角雀是否一脚踏二瓦便可证实。严世蕃细看，果如其言，心中深恨王忄予。恰好此时俺答部进犯中原，王忄予为蓟、辽总督，严嵩父子乘机将他害死。后人曾据此写过《一捧雪传奇》一戏，只是将《清明上河图》改成了“一捧雪”白玉杯，王忄予改成了莫怀古。

以上几种说法虽然各执一词，但都与事实有些出入。实际上，陆完死后，其儿子急等钱用，便将《清明上河图》卖至昆山顾鼎臣家，后被严嵩父子强行索去。这之前严嵩确曾托王忄予买过“名画”，王忄予也确曾买苏州人王彪之摹本献给严嵩，后被识破。只是南方人“王”、“黄”不分，黄彪应是王彪而已。

隆庆时，严嵩父子被御史邹应龙弹劾，终于官场失势，严世蕃被斩，严府被抄，《清明上河图》再度收入皇宫。

度尽劫波终得归宿

《清明上河图》到清朝后先由陆费墀（安徽相乡人）收藏。陆费墀是乾隆时进士，他得图后也在上面矜印题跋。后被毕沅购得。毕沅（1730—1797），镇洋（今江苏太仓）人，乾隆二十五年（1760）中进士。毕沅生平喜爱金石书画，家中收藏颇为丰富。他得《清明上河图》以后，与其弟毕泷（清代收藏鉴赏家）同赏，现今画上有二人印记。

毕沅在关中任职时，对地方上的文物尽心修缮保护，不料这些却成了他的“罪行”。毕沅死后不久，湖广人民反清，清廷认为毕沅任湖广总督期间，“教匪初起失察贻误，滥用军费”，不但将毕家世职夺去，而且将其全家百口全部杀掉，家产也被抄没入宫。

清廷将《清明上河图》收入宫以后，便将它收在了紫禁城的迎春阁内。嘉庆帝对其珍爱有加，命人将它收录在《石渠宝笈三编》一书内。此后，《清明上河图》一直在清宫珍藏，虽然经历1860年英法联军以及1900年八国联军两度入侵北京，洗劫宫室，但居然逃过了劫难，均未受损。

1911年以后，《清明上河图》连同其他珍贵书画一起，被清末代皇帝溥仪以赏溥杰为名盗出宫外，先存在天津租界内的张园内。1932年，溥仪在日本人扶植下，建立伪满洲国，于是这幅名画又被带到长春，存在伪皇宫东院图书楼中。

1945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日本侵略者的末日也到了。溥仪和他的日本主子一见大事不好，便乘飞机逃往大栗子沟，伪满皇宫因失火而一片狼藉。混乱之中，有不少人便趁机进宫“抢洋捞”，伪皇宫的大批珍贵之物便在这场动乱中流散到了民间，其中，就有《清明上河图》。

1946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长春。解放军干部张克威同志，通过当地干部收集到伪满皇宫流散出去的珍贵字画十余卷，其中就有《清明上河图》。1947年，张克威同志调到东北行政委员会工作，临行前他将这十余幅卷轴交给了当时开辟东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林枫同志。

《清明上河图》经林枫之手进了东北博物馆，后来又调到北京故宫博物院珍存。从那以后，这儿便成了它的最后归宿地。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大干将之一李作鹏，曾利用权势将《清明上河图》强行从故宫博物院“借”出，据为己有。他还伙同邱会作、吴法宪等人一起，霸占了其他一大批珍贵文物。林彪倒台以后，《清明上河图》才又重见天日，如今依然珍藏在故宫博物院中。

卢芳，东汉曾被封为代王，他在新莽末年，自称为武帝曾孙刘文伯，联合三水地区羌、胡贵族起兵，后被匈奴单于立为帝。公元40年投降东汉，被封为代王。卢芳是卢氏唯一称帝的人。

卢照邻，唐朝诗人。被誉为"初唐四杰"之一，所作诗多忧苦愤激之词，以《长安古意》最为有名。

幽忧子卢照邻卢承庆，字子馀，是幽州琢人号幽忧子。父赤松，为隋河东令，与高祖雅故。闻兵兴，迎见霍邑，拜行台兵部郎中。承庆美仪矩，博学而才，少袭爵。贞观初为秦州参军，入奏军事，太宗伟其辩，擢考功员外郎，累迁民部侍郎。帝问历代户版，承庆叙夏商至周隋增损曲折，引据该详，帝嗟赏。俄兼检校兵部侍郎，知五品选，辞曰：“选事在尚书，臣掌之，为出位。”帝不许曰：“朕信卿,卿何不自信”历雍州别驾、尚书左丞，高宗永徽时，坐事贬简州司马，阅岁改洪州长史。帝将幸汝汤泉，故拜汝州刺史。显庆四年，以度支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坐调非法，免。俄拜润州刺史，以金紫光禄大夫致仕。卒，临终诫其子曰：“死生至理，犹朝有暮。吾死敛以常服，晦朔无荐牲，葬勿卜日，器用陶漆，棺而木椁，坟高可识，碑志著官号年月，无用虚文。”赠幽州都督，谥曰定。初，承庆典选校百官，有一官督漕运，遭风失米，承庆考之曰：“监运损粮，考中下。” 其人容色自若，无言而退。承庆重其雅量，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中。”既无喜容，亦无愧词。承庆嘉之，又改曰：“宠辱不惊，考中上。”其能著人善，类此。� (——《新唐书·卢承庆传》)

卢怀慎（？—716），滑州灵昌（今河南滑县西南）人，武则天时任监察御史，后历任侍御史、御史大夫，玄宗开元元年（713）为宰相。卢怀慎自知才能不如另一宰相姚崇，因此凡事避让，在任期间的政绩只在于荐贤举能，任宰相三年后病故。卢怀慎为官廉洁，家无储蓄，门无遮帘，饮食无肉，妻儿饥寒，生活得很贫穷。他是唐代比较清廉的一位宰相。卢怀慎的儿子卢奂在广州作太守时，不为当地的奇珍异宝所动，能保持清廉节操，也受到当时人的称赞。

卢俦，字世美，原范阳人，为五代南唐李氏时正议大夫制诰兵部尚侍郎封尚书赠太子太保。他戍守武宁县境修河南岸，练兵之暇，兴修水利，广栽树林，福荫后人。遗有太保堰、磨源垅、将鼓岭、千年古樟，供人凭吊。因石境原属武宁地域，吴楚交界，军事要地，故也在卢俦戍守的范围之内。南唐亡，遂家于武宁，今武宁卢氏悉俦后裔。殁后，遂葬于石境哨前。他在墓在哨前村以东约300米处，墓地为长方形，是一块前氏后高的坡地，坟茔如磨，故当地人也叫“磨子坟”。墓表在“文革”中被毁，墓室保存完好。该墓被列县级重要文物保护单位。

俦公二十三世孙宏万由西卢新居迁升仁乡十都卢塘坳。

卢挚，元代文学家。诗文与刘因、姚遂齐名，世称"刘卢"、"姚卢"。

卢镗，明朝大将。在浙东参与水陆十余战，斩敌千余，成为抗倭名将，名仅次于戚继光、俞大猷。

卢象升，字建斗，明朝宜兴人，天启年间的进士，曾当过大名、广平、顺德等地的兵备。后来升为按察使。他善于骑射，精通兵法，能治军。明朝末年，盗寇四起，他督军战贼，所到之处，贼寇闻风丧胆，升为兵部侍郎，调往京师，在高水桥于清兵激战七日，粮尽矢穷，奋战而死，福王时追谥忠烈，请谥忠肃，著有《忠肃文集》。

卢荫溥（1760 ---1839），字南石，山东德州人。乾隆四十六年（1781）中进士，六十年（1795）被任为提督河南学政。嘉庆六年（1801），被任为军机处章京。十八年（1813），为兵部左侍郎、右侍郎，户部左侍郎，十九年（1814）任国史馆副总裁。二十年（1815）转任刑事部左侍郎。二十二年（1817）任礼部尚书兼国史馆总裁。不久，调为兵部尚书兼署刑部尚书。此时卢荫溥五十八岁，可谓年富力强。嘉庆皇帝认为他“实心任事”，特加太子少保之衔。后又调为户部尚书兼吏部尚书。二十五年(1820)秋,嘉庆皇帝驾崩,卢荫溥因撰写遗诏不慎将皇帝的诞生地写错了,而降品五级,但仍留任原职。旋即调为工部尚书。

道光元年(1821)卢荫溥任吏部尚书兼顺天府府尹。接着，道光皇帝以“职任较繁”为由罢了他的军机大臣之职，不久又借口他在工部尚书任内“失察”，将其降四级留任。十年（1730），卢荫溥被授予体仁阁大学士之衔。十一年（1831）十一月，充文渊阁领阁事。十三年（1833）三月，卢荫溥请求退休，道光皇帝以大学士加太子太保，食全俸，准其奏请。

道光十九年（1839），卢荫溥被晋加太子太傅之衔。不久，卢荫溥病卒。

卢荫溥一生，历经乾隆、嘉庆、道光三朝，从政五十多年，历任军机大臣、吏、户、礼、兵、刑、工各部尚书，并多次奉诏出使，按事决狱，“勤劳懋著”，“专心职守”、“殚心竭力”、“老成练达”，实为清朝中期的“股肱”、“耳目”之臣。

卢文绍，清朝古籍校勘家。他校正《吕氏春秋》、《白虎通》等古籍三十八种，纠正错误多处。著有《群书拾补》。

卢贤拔，曾被太平天国封为丞相、镇国侯。太平天国早期文献、奏章制度多由他撰定草创；历任北洋军师长。

卢氏在历史上有很多名人，史籍中明确记载有468人，其中宰相8人，尚书13人，刺史89人，太守15人，侍郎12人，将军7人，御史17人，常侍17人。44人封爵，其中封公20人，封侯8人，封伯9人。秦代有卢生，被秦始皇派往东海求神仙药，不获被坑杀。博士卢敖，曾避难隐于庐山。卢植，东汉时任尚书，其子卢毓，三国时任魏司空。卢毓子卢钦任晋尚书仆射。卢毓子卢廷任晋侍中尚书。卢廷子卢志任晋中书监。卢志子卢湛为东晋文学家。卢湛孙卢邈任范阳太守。卢邈子卢玄任北魏中书侍郎，封固安宣侯。卢玄子卢度世任青州刺史。

卢氏在魏晋、南北朝时成为四大姓，和崔、王、谢姓并称。郡望为范阳，聚众较多，社会声望极高。后周时雷姓因和卢声相近，改为卢姓。还有西汉卢绾封为燕王。东汉卢芳被匈奴单于立为帝。东晋时卢盾任广州刺史。北周时卢辩任大将军。隋代诗人卢思道。

隋末有农民起义首领卢明月，部下40万人，自称无上王。唐代有8人任宰相（卢承庆、卢怀慎、卢翰、卢迈、卢杞、卢商、卢携、卢光启）。唐初诗人卢照邻为四杰之一。还有诗人卢纶、卢仝（茶仙）。画家卢鸿、卢耕伽。宋代梁山好汉卢俊义。元代卢世荣任右承相。文学家卢挚。明代大破倭冠的将领卢镗。文学家卢木冉 。抗清英雄卢象升。清代校勘学家卢文弓召。礼部尚书卢荫溥。封缰大吏卢坤曾将英国侵略者军舰驱逐出虎门。近现代拼音文字提倡者卢戆章。北洋军阀卢永祥。民族资本家卢作孚。国民党起义将领卢汉等。

宋代都市生活繁华，市民文化也随之勃兴，相继出现过众多市井文娱活动，其中有一项“说话”伎艺——也就是说书、讲故事——尤其受到士庶民众的广泛欢迎。然而因为品类繁杂琐屑，加以载籍纷歧不一，历来都缺乏缜密而详审的研讨。以所谓“南宋说话四家”为例，王国维、鲁迅、胡适、陈汝衡、王钟麟、孙楷第等近现代学者，或因所据文献不尽相同，或对资料释读存有分歧，便先后产生过各种说法；至于每一家说话流派内部所包含的具体细目，也同样聚讼纷纭，难有定论。钩稽排比相关史料，居然还牵扯到不少中外学者延续数十年之久的争论，能够从学术史的视角发现一些有意思的话题。

　　对小说、戏曲等俗文学作品颇感兴趣的诗人戴望舒在上世纪40年代中期写过一篇《谈〈东京梦华录〉里的一个句读问题》（收入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吴晓铃编《小说戏曲论集》），就涉及“说话”伎艺中“讲史”一派艺人的家数问题。他在文中述及自己写作的缘起，乃是因为“最近读到日本京都东方文化研究所出版的《东方学报》第十四册第二分册。内中最引起我注意的是吉川幸次郎先生的《元杂剧之构成》那一篇。吉川幸次郎先生是日本少壮的中国学家，近年从事元曲研究，于学术界贡献甚巨”。他提到的这一期《东方学报》出版于1944年2月，此时的吉川幸次郎刚届不惑之年，但已经在日本汉学界崭露头角，数年之后还凭借《元杂剧研究》获得京都大学文学博士学位，此次发表的正是其博士论文中的一部分。戴望舒对吉川的研究近况显然极为关注，然而在礼节性的称赞致意之后，随即就提及，他的论文中“也有一个小小的错误，那便是关于引用《东京梦华录》的句逗问题”。南宋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卷五《京瓦伎艺》中曾经详细开列过一份包括“说话”在内的民间艺人名单，近现代学者在考察“说话人”家数的时候经常会加以征引和分析。戴望舒认为其中一段文字应当标点为“霍四究：说《三分》。尹常卖：《五代史》。文八娘：叫果子”，而吉川幸次郎居然掐头去尾地读成了“说三分：尹常卖。五代史：文八娘”。为了证明自己判断无误，戴望舒还从《东京梦华录》原书当中寻找到了重要的佐证：“同书卷六《元宵》条有‘尹常卖：《五代史》’等语，即可为吉川先生误读之证。”通过前后文的比勘互证，来坐实吉川在研读中确实存在断句失误。

　　平心而论，《东京梦华录》中有不少内容确实很难读懂，尤其是涉及市井民俗的部分，由于缺乏相关资料作为参考，有时几乎难以索解。从上世纪三十年代起耗费二十余年时间校注此书的历史学家邓之诚就曾经大叹苦经：“断句以《伎艺》《饮食》为最难，其他讹夺俱难强解。虽力求不误，而误者必多。”（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东京梦华录注·自序》）戴望舒对此应该也深有体会，所以并没有对吉川幸次郎的误读多加苛责，而是相当体谅地说：“《东京梦华录》是一部极可爱而又极不易读的书，而遇到这种地方，文字之连上读或接下读又是毫无标准的，读错了原无足怪。”兴许是为了宽慰对方，他又附带批评道，即便是中国学者也难免会出现类似的谬误：“赵景深先生曾把‘尹常卖：《五代史》’读为‘尹常：卖《五代史》’；孙楷第先生读此节时句逗的错误又完全和吉川先生一样。”所述赵景深的断句失当，留待下文再予细说。先来看孙楷第的讹误，源自他发表在1930年《学文》创刊号上的《宋朝说话人的家数问题》，其中引录《东京梦华录》此节文字，标点作“说三分尹常卖，五代史文八娘子”，两相对照，确实和吉川幸次郎的理解相仿。据邓之诚所述，他在整理《东京梦华录》时曾经得到过孙楷第（字子书）的慷慨襄助，有不少资料“皆友人孙子书举以告我者”（《东京梦华录注·自序》），可见孙氏对此书素有研究，颇多蓄积，然而在细节方面仍不免略有疏失，足证戴望舒所说的“读错了原无足怪”，洵非虚语，并无客套。

　　孙楷第的这篇论文此后经过润饰，相继收入其《论中国短篇白话小说》（棠棣出版社1953年版）、《俗讲、说话与白话小说》（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以及《沧州集》（中华书局1965年版）等论文集中，最初在刊物上发表时所出现的那处断句错误都已经改正无误。不过仔细考察缘由，促使他修订疏漏的恐怕还未必是因为戴望舒的指摘，而是俞平伯在1931年4月发表于《清华中国文学会月刊》创刊号上的《〈东京梦华录〉所载说话人的姓名问题》（后收入良友图书公司1936年版《燕郊集》）。文章指名道姓与孙氏商榷：“考《梦华录》此节之文，极其凌乱，有联上读者，亦有联下读者。……乃孙君悉以属下，遂致所记名字悉误。”在示范了正确的断句方式应当是“霍四究，说三分；尹常卖，五代史”之后，俞平伯又在文章最后的附记中提到：“此文甫毕，在同书卷六‘元宵’条，歌舞百戏下有‘尹常卖五代史刘百禽虫蚁’可证。”同样通过书中的内证来判定对方的误读。孙楷第当时正供职于北平图书馆，同时还兼任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辅仁大学等校教职，就常情而言，应该很容易留意到同样在北大兼课的俞平伯的批评，据此修正自己的误读自然也顺理成章。

　　毫无疑问，若就文句之联上抑或属下，乃至寻求原书内证而言，早在戴望舒之前，俞平伯就已经解决了问题。不过再仔细推敲一番，宋人究竟如何“说话”的问题，实际上仍存待发之覆，即戴望舒在文章中还提到赵景深曾将其中一句读作“尹常：卖《五代史》”，可见“卖”字在上下文中到底该如何归属，依然存有分歧——邓之诚在《东京梦华录注》中将此句标作“尹常卖五代史”，便索性不予细究，含混敷衍过去了——赵景深的误读见于1940年《宇宙风（乙刊）》第二十九期上发表的《南宋说话人四家》一文，他根据孟元老的叙述，用图表的形式来展示当时说话人的家数分类情况，将“说三分：霍四究”与“卖五代史：尹常”并列，作为“讲史”类的两大派别。论文后来收入其《银字集》（永祥印书馆1946年）中，内容一仍旧贯，并无丝毫改动。究其原委，大概正如戴望舒在另一篇与这场争议相关的文章《释“常卖”》（亦收入《小说戏曲论集》）中所言，当是认为在《东京梦华录》原文中“‘说《三分》’与‘卖《五代史》’相对成文，尹常是姓名，固无可非难者”。其实类似的理解并不仅见于赵景深此文，在此之前，热衷于考证传统小说的胡适也注意到“宋代‘说话’的种类，各书说的不相同”，并在日记中通过列表的方式来比较《东京梦华录》与《都城纪胜》《梦粱录》和《武林旧事》等文献中的记载，以便考察“说话人”的流派分合。在《东京梦华录》一栏之中，就赫然列有“卖五代史”一项（参见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胡适日记全编》1922年10月21日条），可见他也同样将“尹常”视作该艺人的姓名，其断句方式和赵景深完全一致。

　　赵景深、胡适等人依循上下文句之间的对应关系而做出的判断似乎言之成理，不过戴望舒对这样的标点方式仍然持有异议。他在《释“常卖”》中认为“此未考‘常卖’系一专门称呼之误也。‘常卖’系一种专业之特称，今人称质库司事为‘朝奉’，称卖针线花粉者为‘货郎’，‘常卖’一辞，亦即类此”。他还特意摘录南宋赵彦卫《云麓漫钞》中“方言以微细物博易于乡市中，自唱曰常卖”的记载，并进而推论说：“意者尹某原为行贩，及改业小说人，仍袭其旧称也。”强调“常卖”意为走街串巷贩卖日常货品，是当时的行当名称，不能拆开分释，而“尹常卖”则是由姓氏加职业而构成的特殊称谓。这一结论无疑是信而可征的，直到此时，这个涉及宋人“说话”的问题才算得到较为圆满的解答。

在戴望舒之后，另一位俗文学专家叶德均又写了一篇《释常卖》（收入中华书局1979年版《戏曲小说丛考》），同样批评“近人论小说的专著和文学史之类，就有把‘卖’字当着‘卖唱’、‘叫卖’之类的‘卖’字看，和前面‘说’字作对待的。因而把‘尹常’二字当作人名，在旁边加个人名号，如赵景深先生《南宋说话人四家》（见《银字集》）一文”。而他的意见与戴望舒完全相同，即认为“尹常卖”才是对这位“说话人”的正确称呼。除了戴氏先前所举证的《云麓漫钞》之外，他又征引了《铁围山丛谈》和《中吴纪闻》这两部宋人笔记中的记载，进一步证实“‘常卖’一辞，是宋人习用的方言，指街市叫卖零星什物者。……常卖既是做小买卖的称谓，而尹氏又以常卖为名，当是未入瓦市说《五代史》以前，曾经做过‘常卖人’，因而称之为尹常卖”。由于增添了新的例证，使得戴望舒所作的推论更显得坚确不移。戴望舒曾在四十年代主编《星岛日报·俗文学》周刊，约请过众多学者撰文助阵，叶德均也在受邀之列；而在吴晓铃蒐集整理戴氏遗稿的过程中，叶德均也提供过参考意见（见《小说戏曲论集》中《读〈李娃传〉》一篇编者附记），足见两人在学术上颇有交谊，叶氏在考证“常卖”一词时或许受到过戴氏的启发也未可知。至于陆澹安《小说词语汇释》（中华书局1964年版）、许政扬《宋元小说戏曲语释》（收入中华书局1984年版《许政扬文存》）、龙潜庵《宋元语言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年版）等论著中也都列有“常卖”条目，各家结论基本相同，而考释更为详赡；甚至还有学者如戴不凡在《小说识小录》（收入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小说见闻录》）中，进一步寻绎宋人笔记中留存的蛛丝马迹，推测“尹常卖”的本名或为“尹昌”。尽管他们未必都参考借鉴过戴、叶两位的论文，但就时间而言，均已在两人之后了。

　　直接卷入这场争论之中的学者，当然会认真参考戴望舒等人的考释结果，以便修正自己的讹误。吉川幸次郎的博士论文《元杂剧研究》在1948年正式出版，其下编的第一、二两章《元杂剧の构成》就是根据此前在《东方学报》上发表的那篇论文修订润饰而成。在引录《东京梦华录》的那段内容时，吉川将原文转译为“霍四究が说三分、尹常卖が五代史”（据岩波书店1954年第二版），显然已经意识到自己先前的误读而及时加以补救。可惜的是，在六十年代初问世的郑清茂中译本《元杂剧研究》中，却不知道是由于什么缘故，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在将这段文字恢复为汉语时，竟然在“尹常”旁添加了专名线（据台湾艺文印书馆1987年第四版）。据郑清茂在《译后记》中自述：“我对元杂剧虽有偏爱，但自认没有什么深刻的研究。”又说：“我翻译本书时，最感棘手的是书中所引中文资料的还原工作。”他或许并不知晓此前围绕着这段文字的标点所发生过的一系列争议，在检覈《东京梦华录》原文时又疏忽失察，没有仔细参酌吉川的日译，反而以不误为误，最终导致吉川幸次郎的一番苦心付诸东流。郑氏在《译后记》中还郑重提到：“胡适之先生、郑因百先生、董同龢先生、陈世骧先生、牟复礼先生、严一萍先生、罗锦堂学长、郑再发学兄，他们对本书的翻译和出版，都曾直接或间接地给我指示或协助。”他将“尹常”视作人名，倒是和胡适先前所作判断如出一辙，不知是否受其影响。列入这份致谢名单之中的郑骞（字因百）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撰有《永嘉室札记》（收入大安出版社1988年版《龙渊述学》），其中有一条专门考释《东京梦华录》中“常卖”一词，依据《孙公谈圃》《云麓漫钞》和《志雅堂杂钞》等宋人笔记中的记载，指出“常卖为当时一种行业，或出入人家第宅，或沿街巷，或自设店铺，以贩卖杂货为生者也”，虽然未曾言及戴望舒、叶德均等人，可最后的结论倒是不谋而合。从其所举例证来看，又有溢出戴、叶两家范围之外的资料，想来并非有意掠美，而是无心暗合。只是在十年前郑清茂着手翻译《元杂剧研究》之际，郑骞还没有对这个问题做过仔细考辨，未能给予有针对性的指点。而对于大部分只能阅读中译本的读者而言，在这个细节上终不免被译者误导。

　　另一位当事人赵景深在晚年整理部分文稿，汇为《中国小说丛考》（齐鲁书社1980年版）一书，那篇出过纰漏的《南宋说话人四家》也被收入并经过了修订。赵景深与戴望舒过从甚密，在结婚时甚至还盛邀对方出任过男傧相；和叶德均之间则有师生之谊，并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主持整理过叶氏的遗著，对他们两位的意见当然会格外留意参考吸取。虽然已经事隔多年，但能够亡羊补牢，避免谬种流传，还算为时不晚。

　　更有意思的是，在邓之诚的《东京梦华录注》由商务印书馆于1959年正式出版之后不久，与吉川幸次郎合作研究过元代戏曲的日本学者入矢义高便在日本《书报杂志》上撰写长篇书评给予极其严厉的批评。此文竟然旋即被翻译过来，刊登在《古籍整理出版动态》上，其内容“略谓校订失多于得，句读误至五十余处，注释有当注不注、注而不切，且注错者甚多。因定为低下之书，其疏漏之严重为近来中国出版注释书中所罕见”，言辞犀利刻薄却又有真凭实据，惹得自视极高的邓氏耿耿于怀，“夜中遂不寐，信心平气和之难耶！”“气坠，起坐良久，乃知又受凉矣！”（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邓之诚文史札记》1959年9月8日条）为了一探究竟，邓之诚立即致函日本友人杉村勇造，托其代为寻觅入矢义高的原文（同上，1959年9月14日条）。甚至在日本发生地震时，他还像小孩子斗气一般说道：“闻日本又遭海啸，名古屋最甚，骂我之入矢义高谅不致受虚惊也。”（同上，1959年9月27日条）而等到接获入矢义高的原文之后，他又评价说：“其辞极奚刻，指摘甚当，然亦有说可两存者。其人颇称许邓广铭、王利器、周祖谟，服其精审。予老矣！不欲与少年争得失，撰为此注颇有托意，时人恐未必能解也。”（同上，1959年9月29日条）尽管心有不甘而欲极力辩解，但也不得不承认自己确实存在失误。看到邓广铭等年轻一辈的学人受到对方推崇，又颇有几分失落怅惘，但也只能强作宽慰之词，聊以排遣抑郁。一个月后，他在日记中又留下一笔：“《光明日报·史学》载邓广铭等四人所为文，袭用入矢义高语句，盖赏其能骂我也。方以类聚，物以群分，诚然！”（同上，10月29日）指的应该是当天发表的由邓广铭、田余庆、陈庆华、张寄谦四人合作撰写的《十年来的中国史研究概述》，文中特别列有“古籍整理”一项，介绍“我们在古典历史文献的整理、注释、校勘、今译和标点断句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作为宋史专家，邓广铭对《东京梦华录注》自然会特别注意，对《古籍整理出版动态》上转载的那篇书评当然也不会错过，而批评起来也正如入矢义高那样并不客气（此文收入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邓广铭全集》第十卷中，涉及《东京梦华录注》的内容已经删削殆尽）。面对入矢义高和邓广铭等人桴鼓相应的批评，理亏的邓之诚也只能忍气吞声，自认倒霉，在日记中发泄一通。

　　入矢义高胆敢撰文批评邓之诚这样的知名史家，自然是有备而来，绝不会率尔操觚。实际上，他从1949年开始就召集同好逐字逐句地研读《东京梦华录》，所指摘的讹脱疏漏无疑都经过细致深入的考辨。历经数十年持之以恒的积累，入矢义高最终联手另一位日本宋史专家梅原郁合作译注《东京梦华录——宋代の都市と生活》，此书最先由岩波书店于1983年出版，后转由平凡社于1996年推出修订第二版，并在1999年出版了修订第三版。比起邓之诚的《东京梦华录注》来，无论是史料征引，还是文句考订，入矢义高和梅原郁的译注本都显得更为精审翔实。一方面固然是他们多年以来孜孜不倦、精益求精的结果，另一方面其实也充分借鉴了其他学者所作的考订辨析。尽管全书使用日语撰著，却非常值得翻译成汉语以供参考。而在笺注卷五中那段涉及宋代说话人家数的文字时，他们特别指出“尹常卖五代史”一句，曾经被不少学者误读为“尹常が五代史ヲ売ル”，意即“‘尹常’售卖‘五代史’”。两人随即参考戴望舒、叶德均两位的考证，对“常卖”一语加以详尽确切的注释——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学术论争中，这大概也算是中国学者又扳回了一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