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者，述也，以文字记述事物者也，书之含义甚多，今人称述书为书籍，为别于书法言也。书籍之肇始甚早，文字发明之后，即有书籍。不过，各代所用书写之质料，及其装订之形式，多有不同耳。从古至清，所有之书籍，以其形式可分为三期。由古至周末，为简牍时期；由秦至唐，为卷轴时期；由宋至清，为线装时期，兹分别述之如下：

简牍时期：三代以前，所用以载文者，竹木而已。载于竹者，曰简；载于木者，曰牍；连编简牍，则谓之策。古者，大事书之于策，小事则书之于简牍而已。初以刀刻，继以漆书，周宣王时，始有墨书。三代以上社会之文化，完全赖此以推进，国家之文明，亦完全赖此以保存，与后世之书籍功用正同。是简牍者，实即当时之书也，创之最早，行之最久。降及周末，尚仍流行“孔子读易韦编三绝”。既以韦编，其为简策也可知。是孔子之时之所谓书籍者，仍为简牍也。由古至周，所有书籍完全为简为牍，故谓之为简牍时期。 卷轴时期：嗣以简牍之书写烦难，而所载之文字有限，在秦以前人文简易之时，尚足应用。及秦灭六国，事务增繁，官私文书，日益增多，以前书写之方式，在事实上已感运用不能圆滑，不适于使用。而首感棘手者，厥为狱隶。因狱隶之文字，时间有限，不能任意积压，遂由狱隶之片倡而自动发生改革。篆书之耗时也，而改篆为隶；竹木之难治也，而代以缣素。以帛作书，从此肇始。但缣素价昂，一般平民无力购用。故缣素虽兴，只于官方通行，社会尚不普遍也。即以前所遗传之典籍文书，仍以简策保存者为多；钞录于缣素者，尚少也。迨至汉时，发明造纸，从此书写上又发生一极大之转变。盖纸为书写之惟一合适质材，有缣素之长而无竹木之短，价值既廉，得之亦易。此后遂以纸张为书写之独用品，缣素竹木均受自然之淘汰，而无人使用矣。惟无论缣素或纸张，其文字均系手写，所谓书籍者亦不过手写之纸卷，并非如今日之书也。及隋文帝开皇十三年，敕废像遗经，悉令雕撰。从此始有刻板印刷之书籍。以常理言之，刻印与抄写，其难易何止倍蓰，宜乎刻印发明，社会景从，各种书籍均改刻印也。乃事实竟大谬不然，除敕令刻印之刻经典外，其余文书仍均手抄，且以抄本为贵。此固由于提倡者之不力，要亦由于刻印之不佳使然。盖刻印初创前无取法，办理者既非有经验之人，而从事者又系毫无训练之辈。刻印度既不精良，文字尚多错误，其不受社会欢迎，固其宜也。且当时之士子，尚有一种特殊之成见，以为手抄一次，足抵目读数次。故多数上层社会家庭，仍多为其子弟聘请名师，专为指示抄写一切经史，印刷之书，概不购读。故刊印之木虽发明于隋，然终隋之世，未有特殊之进展。及唐，刻印之事，仍未畅行，社会心理仍贵抄录，不尚雕撰。迨至五代，后唐长兴三年二月，冯道、李愚等奏请刊印九经，从此重要经书均用刻印，而不再事抄写矣。雕刻刷印，至此方为成功。然一般每易误会，以为一代所刻之经书，即与现之经书同。其实则相去悬殊，极为不同。盖自以缣素作为以来，直至五代所有之书籍，无论缣素或纸张，无论手抄或刻印，均系成卷成轴，所谓邺候架插三万轴者是也。并非如今装辑成本、成册、成部、成套者，其一卷即系一卷书。《史书》载宋以前之书籍，均系若干卷，并无若本者，盖系统记实。非如今以卷为虚以设之符号，有名无实地。其后，以卷本之舒卷为不便，检阅烦难，乃变而为折，又以折之久而易断，乃分为薄帙。及至有唐中叶，又创用叶子，即将长卷折叠成为若干叶，其形式宛如今之手折，或前清朝考之籍，无论缣素或纸张，无论手写或刻印，其形式完全为卷轴，故谓之为卷轴时期。 线装时期：至宋，因长卷之种种不便，遂依据叶子之格式，而改进为今日之线装式。即将一叶分割，使不连续，以一叶为一板，一叶为变易，但在检阅上、诵读上以及收藏，其为便利已不可以道里计也。故吾人所读之线装书，其实际肇始于宋，为时仅千年。宋以前，绝未有线装书也。文字多为刻印，抄写者甚少。至宋仁宗庆历中，有布衣毕升为活板，用胶泥刻字，从此又有活字印板之发明。元王桢亦有活字印刷法。明弘治嘉靖中，无锡华燧、安国先名曰“了聚珍板”。是均活字印刷也。在印刷上比较经济，但在书籍上，固与刻印无殊也。总之，自宋至清，其书籍之形式完全相同，均为线装，故此时期谓之为线装时期。清末则渐有洋装，民国后且有取线装而代之之势，其形式与装订，尽人所悉，毋庸赘述矣。 历代流传下来的古籍分为抄写本、刻印本两类，抄写本即人工抄写的图书，刻印本即采用雕版印刷或活字印刷的图书。但具体区分，又有种种不同的版本名称。

写刻情形：

按照写刻的不同情情形，可分为祖本、写本、影写本、底本、抄本、精抄本、稿本、彩绘本、原刻本、重刻本、精刻本、修补本、递修本、配本、百衲本、邋遢本、活字本、套印本、巾箱本、袖珍本、两截本、石印本、铅印本等等。

祖本，版本学中的专业术语。中国古籍中无论是刻本或是写本，最接近著作人或成书年代的本子最为真实完整，错误也最少，称为祖本或母本。

底本，是古籍整理工作者专用的术语。影印古籍时，选定某个本子来影印，这个本子就叫影印所用的底本。校勘古籍时要选用一个本子为主，再用种种方法对这个为主的本子作校勘，这个为主的本子也就叫校勘所用的底本。标点古籍时也要选用一个本子在上面施加标点，这个本子也可叫标点使用的底本。注释、今译以及做索引时，也都要分别选用一个本子来注，来译，来做索引，这个本子也可叫注释、今译或索引的底本。除影印外，其他各种整理方法所用的底本，通常也可叫做“工作本”。

写本，早期的图书，都依赖于抄写流传，雕版印刷术普及之后，仍有不少读书人以抄写古籍为课业，所以传世古籍中有相当数量是抄写本。宋代以前，写本与抄本、稿本无较大的区别，但宋元以后，写本特指抄写工整的图书，例如一些内府图书，并无刻本，只以写本形式传世，像明代《永乐大典》、清代《四库全书》以及历朝实录。

影写本，明清时期，藏书家为保存稀见宋元版书原稿，雇请抄手，用优良纸墨，照原样影摹下来，版式、字体往往与原本相差无几，这样的写本被称作影写本，又叫影抄本。其中以汲古阁毛氏影宋写本最为著名。

抄本，精抄本，由于工抄写的图书，非抄写者亲撰。其中抄写精美，字体工整的称为精抄本。

稿本，已经写定尚未刊印的书稿，称为稿本。其中，由作者亲笔书写的为手稿本，由书手抄写又经著者修改校定的为清稿本。稿本因其多未付梓，故受人重视，尤其是名家手稿及史料价值较高的稿本，一向为藏书家珍爱。

彩绘本，以两种或两种以上颜色绘写的图书。多用于插图或地图较多的图书，如民间流传的《推背图》等。

原刻本，据原刻本重印的图书。其中凡版式、行款、字体依照原刻本摹刻的，称为仿刻本、翻刻本、覆刻本、影刻本；对原刻本内容进行增删校订或添加评注的，则称为增刻本、删刻本、评注本。

精刻本，指校勘严审、字体工整、纸墨优良的刻本。其中请名人书写上版的刻本（多在书版上留有姓名）称为写刻本。

修补本，递修本，将旧存书版重新修整、补配之后印出的图书称为修补本或重修本。有的书版保存时间较长，历经多次修补，则称递修本。如果宋朝书版经过宋、元、明三朝修补的，则称为三朝递修本或三朝本。

配本，将不同地区的书版，配合起来印成一种完整的书，称为配本。如清代金凌、淮南、江苏、浙江、湖北五省官书局出二十四史，版式不同，却同为一部书。

百衲本，百纳即补缀很多的衣服，利用零散不全的版本全成一部完整的书，称为百衲本。清初人宋荦汇集宋元三种版本印成百衲本《史记》，近代又有百衲本《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其中，商务印书馆于1930-1937年影印的百衲本《二十四史》最为著名。该本选用当时最古的善本影印。如《史记》用宋庆元黄善夫家塾本，《汉书》用宋景佑刻本，《晋书》以几种宋刻本配齐，南北朝七史均用宋眉山七史本，《隋书》和《南史》、《北史》用元大德刻本，《旧唐书》用宋绍兴刻本，《新唐书》用宋嘉佑刻本，《旧五代史》世无传本，用清人自《永乐大典》中辑出的本子，《新五代史》用宋庆元刻本，宋、辽、金三史均用元至正刻本，系初刻本，《元史》用明洪武刻本，《明史》用清乾隆武英殿原刻本。

邋遢本，古代书版因刷印多次，已经模糊不清，印出的书被称为邋遢本，如著名的宋眉山七史到明代还在使用，印出的书字迹迷漫，被称为“九行邋遢本”（因眉山七史9行18字）

活字本，用胶泥、木、铜、铁、铅、锡、磁、瓢制成方块单字，然后排版印刷的图书，称为活字本。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北宋中期，毕升首先发明了泥活字，元代王祯又用木活字排印了《农书》，但均未见存本。现存最早的活字本是1972年发现的西夏文木活字排印本《大方广佛华严经》。明清时期活字本较多，明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华燧以铜活字排印了《锦绣万花谷》，弘治八年（公元1495年）又排印了《容斋随笔》和《古今合璧事类备要》等书。清雍正年间，内府以铜活字排印了一万卷《古今图书集成》，乾隆间又以枣木活字排印了《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此外，流传到中国的还有朝鲜活字本。

套印本，用两种或两种以上颜色分版印刷的图书。常见的有朱墨二色套印本，被称为朱墨本。此外，还有三色、四色、五色、六色套印本。明代发明分版分色套印和凹凸版印技术，称为饾版和拱花，这种印刷方法，常用于版画。

巾箱本，袖珍本，巾箱即古人放置头巾的小箱子，巾箱本指开本很小的图书，意谓可置于巾箱之中。宋戴埴《鼠璞》载：“今之刊印小册，谓巾箱本，起于南齐衡阳王手写《五经》置巾箱中。”由于这种图书体积小，携带方便，可放在衣袖之中，所以又称为袖珍本。古代书商还刻印有一种儒经解题之类小册子，专供科举考生挟带作弊之用，这种袖珍本则称为挟带本。

两截本，有的书在版面中增加一条横线，使之分为上下两块，称为两截本或两节本。常见于图文并茂的小说戏曲，便览大全之类图书。

铅印本，采用现代铅印技术排印的古籍。清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上海成立了中国最早的铅印出版机构“墨海书馆”，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出版了最早的汉文铅印本《六合丛谈》。此后，不少古籍也采用铅印法。晚清及民国铅印古籍多用线装，与刻本外观形式相似，要注意鉴别。

石印本，用石印印刷的图书。这也是晚清时传入中国的一种现代印刷方法。采用药墨写原稿于特制纸上，覆于石面，揭去药纸，涂上油墨，然后用沾有油墨的石版印书。石印与铅印本均是油墨印刷，与水墨印书的刻本古籍有区别，而且石印本多为手写软件字，易于辨认。

刊刻时代：

按照刊刻时代区分，有唐刻本、五代刻本、宋刻本、辽刻本、西夏刻本、金刻本、蒙古刻本、元刻本、明刻本、清刻本、民国刻本等等。

唐刻本，唐代中晚期雕版印刷刚刚出现，抄写本仍是图书的主要形式，流传下来的印刷品多为佛经和历书。

五代刻本，五代十国时期（公元907-公元959年）刻印的图书。包括后唐、后晋、后周刻印的蓝本九经及后蜀、吴越、南唐刻印的类书、别集、佛经。五代刻本大都亡佚，现能见到的多是刻经，有敦煌发现的后晋天福八年（公元934年）所刻《金刚经》，吴越所刻《宝箧印经》等。

宋刻本，两宋时期（公元960-公元1279年）在宋王朝统治区域内刻印的图书。由于雕版印刷术的普及，官私刻书业极为繁盛，刻书范围已包括经、史、子、集各类图书，刻印质量上乘，被历代藏书家视为珍本。

辽刻本，与北宋同时代，在契丹统治区域内刻印的图书。契丹书禁甚严，辽刻本极少流传。1974年，在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中发现了60余件印刷品，多为辽代刻经，还有最早的刻本《蒙求》。

西夏刻本，西夏建国于1032年，1227年为蒙古所灭。西夏自创文字，并以西夏文刻印了《大藏经》等书，但传世很少。考古工作者在宁夏贺兰山中发现了8册蝴蝶装西夏文刻经。

金刻本，大致与南宋同时，在金代统治的中国北方地区刻印的图书。其中以平阳府（今山西临汾）刻书最为发达，官方设有经籍所，主持刻书。金刻本流传下来的不多，较著名的有《刘知远诸宫调》和《赵城金藏》。

蒙古刻本，元朝立国之前在平阳刻印的图书。基本沿袭金代平阳经籍所旧规。传世品有1247年刻《析城郑氏家塾重校三礼图注》，1249年平阳府张存惠晦明轩刻《重修政和经史证类本草》，1244年刻《玄都宝藏》残卷等。

元刻本，元代（公元1279-公元1368年）刻印的图书。北方以大都（北京）、平阳为中心，南方以江浙、福建为书坊集中心。元代刻本流传较多，且有独特风格。

明刻本，明代（公元1368-公元1644年）刻印的图书。这一时期，无论在刻书地区、刻书形式、刻书范围等方面都远胜前代。流传下来的明刻本以中后期作品较多，正统以前较少。明中期以后刻本有两个显著变化，一是出现了适应于印书的仿宋字，二是线装取代了包背装。

清刻本，清代（公元1645-1911年）刻印的图书。这一时期，官私刻书业均达到鼎盛。尤其是乾嘉时期，考据学兴起，学者热衷于版本校勘，出现了大批校核精审，刻印典雅的图书。现今流传的古籍大部分是清刻本。其中，乾隆前后所刻精刻本受到学者重视，有不少被列为善本。

民国刻本，中华民国时期（公元1912-1949年）刻印的图书，以汇刻、翻刻历代珍本、善本居多。这一时期，影印、铅印技术已大量采用，传统的雕版印刷势渐衰微。

刻书地域：

按照刻书地域分，则有浙本、建本、蜀本、平阳本、外国本（日本本、高丽本）等。

浙本，宋代浙江地区刻印的图书。宋代两浙路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刻书数量大，质量高，杭州、衢州、婺州、温州、明州、台州、绍兴等地均刻印图书，因而有杭本、衢本、婺州、温州、明州、台州、绍兴本的区分。

建本，又称闽本，为宋元明福建地区刻印的图书。宋代福建刻书集书于建宁、建阳两地，建阳麻沙镇盛产榕木竹纸，易于雕印图书，因而书坊林立，一些著名书坊历宋元明三代未衰，所印图书又称为麻沙本。

蜀本，五代及两宋时期四川地区刻印的图书。以成都、眉山较发达，成都在北宋初刻印了著名的《开宝藏》，眉山则刻有《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七史及《资治通鉴》等书。蜀本又分大字、小字两种。

平阳本，又称平水本，金元时期山西平阳（又叫平水，今山西临汾）地区刻印的图书。金灭北宋以后，将北宋开封的刻工掠至这里，又设立刻书机构，从此平阳成为北方刻书中心。

日本本，又称东洋本，古代日本刻印的古籍。多用日本皮纸，与高丽本相似，惟质量不及高丽本。日本本常间用平假名和片假名，较易识别。

朝鲜本，又称高丽本，古代朝鲜刻印的汉文古籍。中国印刷术最早传入朝鲜，朝鲜刻本继而传入中国。朝鲜本刻印比较精美，书品宽大，写刻清晰，多采用洁白的皮纸。

刻书性质：

根据刻书的性质，又可区分为官刻本、家刻本和坊刻本。

官刻本，由官府刻印的图书。五代以来，历朝中央和地方官府均有刻书之举，但所设机构不同，所以官刻本又有各种不同名称。主要有：

监本，历朝国子监刻印的图书。主要是各种儒家经典、文史名著。据文献记载，从五代开始，国子监刻印有九经，北宋承其遗制，继续刻印经史，南宋时，旧版不存，遂征调地方版片至京师国子监印书，称旧版为“旧监本”，新版为“亲监本”。明朝在南京和北京均设国子监，都刻印了二十一史，因而又有“南监本”和“北监本”的区别。

公使库本，两宋地方官府动用公使库钱刻印的图书。

经厂本，明代司礼监所辖经厂刻印的图书。多《五经》、《四书》、《性理大全》等常见古籍。特点是书品宽大，字大如钱，但由于主持其事的是宦官，因而校勘不精，错讹较多。

内府本，明清两朝宫殿刻印的图书。明内府刻书主要是经厂本，清内府刻书多殿本。内府刻书往往不惜工本，讲究形式，但清内府本校勘亦精。昭连《啸亭杂录》续录有内府刻书目录。

殿本，清康熙间，于武英殿设修书处，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又设刻书处，派亲王、大臣主持校刻图书，所刻之书称为殿本。殿本校刻精致，纸墨上佳，堪与宋刻本相媲美。所刻《明史》、《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等书，一向被列为清刻善本。

聚珍本，清乾隆年间选刻《四库全书》珍本，武英殿采用活字印刷，共刻木活字25万余个，乾隆定名为“聚珍版”，所印图书遂称武英殿聚珍本。后来各地官书局也仿聚珍版印书，被称为“外聚珍”，而武英殿活字本被称为“内聚珍”。

书局本，清同治间，由曾国藩提倡，江西、江苏、浙江、福建、四川、安徽、两广、两湖、山东、山西、直隶先后创立官书局，所刻图书称为“书局本”或“局本”。

私刻本，即私人出资刻印的图书，其中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私家刻书称为家塾本或家刻本。自宋代以来，私家刻书持续不衰，有的以室名相称，如宋廖莹中“世彩堂本”，余仁仲“万卷堂本”，明范钦“天一阁本”，毛晋“汲古阁本”，清纳兰性德“通志堂本”，鲍廷博“知不足斋本”，黄丕烈“士礼居本”；也有以人名相称，如宋“黄善夫本”，明“吴勉学本”。

坊刻本，历代书坊、书肆、书铺、书棚刻印的图书。坊刻本以营利为目的，刻印较差，往往校勘不精，惟宋代坊肆刻书，如临安陈氏、尹氏书籍铺等，所刻图书与官刻本、家塾本不相上下。

流传情况：

根据流传情况和珍贵程度，古籍又可分为足本、节本、残本、通行本、稀见本、孤本、珍本、善本等等。

足本，内容完整无缺的图书。

节本，因原书篇幅过巨，刻印时只节取其中一部分，或是因为其它原因予以删节，称为节本或删节本。

残本，指内容残缺的图书。古籍在流传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造成残缺，有的仅是缺卷、缺册，经过抄配，仍能补全；有的残缺过甚，只能作为他书的配本。一般说来，残本较足本的价值要降低很多。

通行本，指刻印较多、流传较广、年代较晚的古籍版本。

稀见本，刻印较少，流传不多的古籍。如明刻方志，历代族谱、家谱，均不多见。

孤本，世所仅见的古代图书，往往不见于诸家著录，如明《永乐大典》。国内仅存一部的书则可称为“海内孤本”，如宋刻30卷本《五臣注文选》。

珍本，写刻年代较早，流传很少，研究价值较高的古籍，通常指宋元刻本，内府写本，有史料价值的稿本及名人批校本。

善本，最早是指校勘严密，刻印精美的古籍，后含义渐广，包括刻印较早、流传较少的各类古籍。由于历代藏书家中，善本肯定是旧本，那些抄写、刻印年代较近的只能是普通本，如晚清藏书家丁丙在其《善本书室藏书志》的编例中，规定收书范围是：1．旧刻、2．精本、3．旧抄、4．旧校。他按照那个时代的标准，将旧刻规定为宋元版书，精本为明代精刻。依据这一划分，随着时间的推移，收藏家心目中的善本年代界限也日益后移。民国时期，明刻本渐渐进入旧刻行列，20世纪中期以后，乾隆以前刻本全都变成了善本，甚至无论残缺多少，有无错讹，均以年代划界。实际上，真正的善本仍应主要着眼于书的内容，着眼于古籍的科学研究价值和历史文物价值。1970年代末，《中国善本书总目》开始编纂，在确定收录标准和范围时，规定了“三性”、“九条”，这应该是对善本概念的一个完整周详的表述：

（1）元代及元代以前刻印或抄写的图书。

（2）明代刻印、抄写的图书（版本模糊，流传较多者不在内）。

（3）清代乾隆及乾隆年以前流传较少的印本、抄本。

（4）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印行的图书。

（5）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6）辛亥革命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及较少见的刻本、抄本。

（7）辛亥革命前的有名人学者批校、题跋或抄录前人批校而有参考价值的印、抄本。

（8）在印刷上能反映中国印刷技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印刷水平的各种活字本、套印本，或有较精版画的刻本。

（9）明代印谱，清代集古印谱，名家篆刻的钤印本（有特色或有亲笔题记的）。

中国的古籍包罗万象，涉及人文领域的古籍是推动文化传承和发展的重要载体，古籍整理是基础性工程、综合性工程

一般说来，古籍整理就是对古籍进行标点、校勘、注释或者影印。与从前的私塾教育相比，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国家基础教育中旧学的部分有所削弱，大部分人对于古代文献接触较少，所以需要对古籍进行新式的标点和校勘以及注释、翻译，既有利于广大读者阅读，也为文史研究提供基本的文献资料。整理古籍的过程，也是对古代文献所反映的思想进行理解和消化的过程。对古籍中一个字、一句话的理解不准确，后续的研究就可能出现偏差。以汉代王充的《论衡》为例，一位前辈学者在其著作中认定《论衡》的某些思想是唯物的、某些思想是唯心的，裘锡圭先生的《读〈论衡〉札记》从文字学角度深入分析相关字、句的意义，得出的一些结论与那位前辈截然相反。学术研究是一个整体，作为基础性研究的古籍整理与对某部作品、某位作家的研究是相互呼应、相互配合的两个环节，不应该有高低之分。

中国的古籍包罗万象，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涉及人文领域的古籍是推动文化传承和发展的重要载体。仅就道德而言，从个人品德到社会公德，以至维系社会和谐稳定，古籍里都有所涉及。从这个角度看，古籍整理不仅是一项基础性工程，而且是一项综合性工程。

我们要尊重学术工作的特点，按学术规律办事，不能用行政手段干预学术研究

从整体上看，建国以来的古籍整理工作发展是健康的。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在毛泽东、周恩来、陈云等领导同志的关心下，中华书局组织点校出版了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和《清史稿》，为后来的古籍整理工作开了一个好头。上世纪80年代，最有价值、最有分量的古籍整理工作要数全国高校古委会规划组织的“九全一海”，即《两汉全书》《魏晋全书》《全唐五代诗》《全宋诗》《全宋文》《全元文》《全元戏曲》《全明诗》《全明文》《清文海》等10部断代诗文总集的整理。这项工程有系统性、有目的性地把历代的主要诗文都涵盖进来，对于研究每个朝代的文化是重要的基础典籍。在普及方面，全国高校古委会组织了全国高校20个古籍研究所的专家，用近10年时间编写了一套《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精选从先秦到晚清的134部文史名著进行注释、翻译和解题，对普及传统文化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在这几项成就的基础上，今后的古籍整理工作要把精力放在两个方面:一是重要典籍的进一步整理，把标点、校勘、注释做得更准确、更深入，使之成为经典，能够流传后世，多年来很多学者都在为之努力;二是要推动海外汉籍的整理、出版和研究工作，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今，我们把很大精力投入到这项工作中。近年，在新闻出版总署和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的领导、规划下，古籍出版工作开展得很有章法，取得了突出业绩。全国20多家古籍出版社有个联合体，简称“古联体”，在新闻出版总署的统筹下承担了主要的古籍出版任务，出版了很多好书。但不容忽视的是，现在的古籍整理工作中有一股浮躁的作风。有些整理者没有古籍整理的基本功，也没有从事古籍整理工作的经验，就开始整理古籍，甚至主持重大项目，这样整理出来的古籍质量一定没有保证。有些重大项目，不经充分的专家评议、论证，就轻易上马，造成了巨大的资金浪费和荒唐的学术行为。我们讲“学术独立”，就是要尊重学术工作的特点，按学术规律办事，不能用行政手段干预学术研究，作出草率的决策。

海外所藏汉籍具有很高的版本、文献价值，应该把有价值的古籍影印复制回来，推动学术研究发展

宋元善本古籍的主体部分在中国，但海外所藏汉籍也具有很高的版本、文献价值。像日本收藏的1000部左右宋元版汉籍，有相当一批是孤本；或者是同一种书，日本藏的版本更早；或者是同一版本，日本藏的是全本，而国内只有残本。比如元代彭寅翁刻《史记》，现在世界范围内存9部，大陆和台湾有5部，日本有4部，9部中只有日本宫内厅书陵部和天理图书馆所藏的两部是全本。再如北宋刻本《史记》世界仅存3部，日本大阪的杏雨书屋藏本与北京国家图书馆、台湾傅斯年图书馆的藏本不是同一版本。这些有价值的古籍通过各种途径流传出去，原本回归已经基本不可能了，但我们应该关注这些汉籍的情况，把有价值的古籍影印复制回来，推动学术研究的发展。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做相关工作，日本宫内厅藏68种宋元版汉籍的影印本即将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日本国会图书馆、内阁文库（国立公文书馆）藏本的影印工作也已经完成，今后逐步扩大日本各藏书机构汉籍影印工作。此外，《美国图书馆藏宋元版汉籍图录》即将出版，也是由我们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外所藏汉籍善本丛刊》正在有序进行。

海外汉籍整理并非简单地影印复制，存在着多重困难:首先是人才队伍建设，需要一批既懂古籍又懂外语的专业人才，对海外汉籍进行版本鉴定和影印整理工作，像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所藏的144种宋元版汉籍中，经我们鉴定、考证后，有4种不是宋元版，而是明版；第二是经费支持，国外有的藏书机构需要支付较高的复制费用；第三是需要与海外各藏书机构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关系，以便于工作的顺利开展。

陈垣总结的校法四例，即校勘常用的四种方法。

(1)对校法。即以同书之祖本或别本对校，遇不同处，则注于其旁。刘向《别录》所谓“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冤家相对”者，即是此法。这是最基本的，也是最常用的方法。优点是还祖本以本来面目，缺点是比较死板，其主旨是只校异同，不校是非，只要与祖本相异，即照祖本改正。

对校法的底本选择，最佳者为祖本。祖本即是原稿的写定本。历来各本都是从它直接或间接传抄刊刻出来的。原稿不存，其次是初刻本。这就是校勘珍贵宋元旧刊的原则。底本确定后，再考查所用对枝本与祖本的渊源递增关系，校记异同作区别对待。与祖本同源之对枝伞主要作参答，与根本不同源之本的异同为校记重点，这样才能使校记简洁。

(2)本校法。即以本书前后行文互校互证，以决择其异同，校正讹误。此法适于孤本自校。但如古籍不出一手或史源不同，则不能本校。先秦古籍大多非一时一人之所作，则不能本书前后自校。《6tZ》先秦部分多用旧文，西汉部分多用档案，且又为父子相共之作，就不能用本校法统一异同。前人用本校法取得显著成绩的宋吴经的《新唐书纠谬》和清汪辉祖的《元史本证》。其所纠谬可视为史学研究，但不能据此去改动原错：因校勘是恢复祖本原貌，而不是替原作者改错。

(3)他校法。即以他书校本书。凡本书内容有采自前人者，可以前人之书校之，有为后人所引用者，可以后人之书校之，其史料有为同时之书所并载者，可以同时之书校之。此法用力较劳，范围较广，非有较深阅历者，难以运用。

在他校中尤需注意，古人引书不严谨，常有删节和改动，又类书、古许皆经过转手，摘引亦多不严谨。除非大误或有版本根据，一般不宜以他书校改本错，可以备列异同写入校勘记以供参考。

(4)理校法。即在无祖本或他本可据，或数本互异，无所适从之时，以道理定是非的校勘法。这种方法最难，也最容易出错误。陈垣说：“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险者亦此法。”

校勘之事，看似雕虫小技，仿佛人人可为，实则确非易事，它要求从事校勘之人，应具有全面的文化史知识和深厚的文献学功底，才能做好。

文书是指古代盟约、公文、契约、书札、案牍以及诏诰、奏议、文告、诉状等，如侯马盟书、敦煌文书、吐鲁番文书、徽州文书。

档案经过立卷归档集中保管起来的，具有查考、使用价值的各种文件材料，称为档案。

中国档案起源很早，清末河南安阳出土的甲骨卜辞，就“属于王室的文书记录，是殷代的王家档案”（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第46页）。存世和出土的西周铜器铭文，所记有册命、赏赐、志功、征伐、诉讼等各个方面的大事活动，自然也是具有档案性质的。中国现存的档案实物以明、清档案所存为最多，大约还有一千多万件（册），主要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档案是人们在各项社会活动中自然产生的，是原始的文字记录，从未经过修改和加工，是研究历史的第一手材料，它可以直接反映出历史原貌。档案与图书不同。由于档案具有这样的原始性和客观性，所以它比其他史料、典籍更加真实可靠。

总集汇集多个作者的单篇诗文为一书，称为总集，它是与别集相对而言的。

总集这种体裁的产生，则首推晋挚虞的《文章流别集》。《晋书·挚虞传》：挚虞“撰古文章，类聚区分为三十卷，名日《流别集》，各为之论，辞理惬当，为世所重”。可惜《文章流别集》今已亡佚。所以，今天所能见到的现存最早的总集，应是南朝梁萧统所编的《文选》。

别集指汇集某个作者所著多种文体作品为一书的文献著作，与“总集”相对而言。

“别集”这个词出现大约有2000年的历史，早在东汉就出现了，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别集开始盛行，并有了很大的发展，到唐宋以后就更加繁荣，出版的别集相当之多。

类书是我国古代采辑或杂抄各种古籍的有关资料，分门别类地加以整理，编排列于从属类目之下，以供人们查阅的工具书。

类书，“以杂见称”为其特点。所收内容往往是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旁及社会生活、科学技术、文化知识，举凡人间的学问，世上的知识，以类相从，无所不收，是具有百科全书性质的古典文献。

政书是辑录文献中的典章制资料，分门别类地加以编排和叙述，以便查考的工具书。简言之,政书就是专门记载历代或一代典章制度的专书。涉及的内容范围很广，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以及天文、地理、文学、艺术都包罗在内。 最早创制政书这种体裁的是唐代的刘秩,他收录了大量典章制度资料,编成《政典》，该书于唐玄宗开元(713～741年)末编成。

政书按其收录典章制度的时代范围,可分为两大类,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通古今”的,即所谓“九通”十通”。

一类是断代性质的,即所谓“会要”和“会典”。

丛书又称丛刻，丛刊，丛编，汇刻，合刻，是编辑根据一定的目的,汇刻有关的著作并冠以总名的一种著作集。丛书所收的著作，多的有几千种，少的只有寥寥数种。对丛书来说,这些被收入的著作，称为丛书的子目。

以“丛书”命名的图书,最早的是唐朝陆龟蒙的《笠泽从书》，但该书不是汇刻群书的丛书只是作者的诗赋杂文集。真正的汇刻丛书始于五代冯道倡议校刻的《九经》（又称《监本九经》），这是类编丛书汇编丛书,一般变为以南宋嘉泰二年(1202年)俞鼎孙、俞经辑抄的《儒学警语》为最早。该书汇辑了有关“举子之事业,人事之劝惩”的七种著作,是中国第一部综合性的丛书。

丛书种类很多,大体上可以分为综合性和专科性两大类《中国丛书综录》分为“汇编”和“类编”。“汇编”下分杂纂、辑佚、郡邑、独撰五目,“类编”下分经、史、子、集四目。

笔记指中国古代著作者随记录的短篇文献，并将这些短篇文献汇集成册出版的图书，也叫笔谈，或随笔。笔记所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于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笔记起始于先秦，魏晋南北朝有了较大的发展，当时的志怪体笔记较多，例如晋代张华的《博物志》和干宝的《搜神记》。南朝的刘义庆所著的《世说新语》，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轶事笔记的代表作。到了唐朝，笔记便“演志怪为传奇，变轶事为杂录”，例如《酉阳杂俎》。宋元以后，笔记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数量猛增，题材扩大。

表谱指按照事物类别或系统编制的反映时间和历史概念的表册性参考工具书、是历表、年表等历史表谱的总称。 表谱能帮助人们考查和换算不同历法，年，月，日，能使读者系统地了解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发展和演变的情况，有助于对中外历史进行横向比较研究。

表谱分为年表和表谱两种。

地方志是指记述某一个行政区域的自然和社会各方面情况的图书，也称方志。这种书的内容非常广泛，一般包括行政建制、沿革、疆域、山川、津梁、名胜、资源、物产、天文、气候、灾害、人物、文化、教育、科技、体育、民族、民俗等各个方面，反映了不同阶段的社会历史生活状况和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的发展状况，对于中国的经济、文化、科技建设和学术研究等方面都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中国的地方志最早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根据《周礼·春官》一书记载，周代曾经设有“外史”这一职务，负责“掌四方之志”。方志导源于我国古代记载地理知识的《山海经》和《尚书·禹贡》等。 1、书名与作者

①古书多无书名

古人著书，或叙事抒情，或论辩说理，都是动情于中，而形于言，往往是先写作而后命题，并不是先命题而后写作。据《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记载，汉高祖刘邦初定天下，曾指示陆贾为他写一部历史故事书，陆贾写了二十篇，刘邦看了很高兴，认为书中故事都是闻所未闻的新鲜话，所以起名为《新语》。由此可知，陆贾在写作前并未拟定书名。

古书不题书名，是常有的。现在所知的古书之名，大多数是后人追加的。②关于古书的命名：

以著作开头二字为书名者。如汉代史游所著识字课本《急就篇》，开篇云：“急就奇觚与众异，罗列诸物名姓字，分别部居不杂厕。”就是用“急就”二字作为书名。

公羊传校本

以作者姓氏或称号为书名者。如春秋三传：《左氏传》，左丘明撰；《公羊传》，公羊高撰；《谷梁传》，谷梁喜撰。 以概括内容命名者。如春秋时鲁国史书称《春秋》，就是以一年四季的春秋二字来概括一年，用以表示为一种按年纪事的编年史。

以寓意命名者。如韩非子的《五蠹》、《孤愤》、《说难》等篇,屈原的《离骚》。

先秦典籍，往往不提作者姓名，一部《诗经》，三百余篇中除极少数可以考见作者姓名外，绝大部分是无名氏的作品。先秦诸子著作，题为某子，但并非他们自己的手笔，不少是出于门生、弟子、宾客及其子孙后代之手。

汉代以后，典籍作者署名逐渐增多，而标法不一，或标姓名，或标字号，或名号同时标出，或用自号而不用名，或带作者籍贯、官衔职务等等，如南宋词人张炎，号玉田，原籍天水，他的词集《山中白云》题为“西秦（指天水）玉田生张炎叔夏”。又如《资治通鉴》标示：“端明殿学士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朝散谏议大夫充集贤殿修撰、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上柱国、河内郡开国候、食邑一千八百户、赐紫金鱼袋臣司马光奉敕编集。”

2、古书篇名与序传

古书篇题列于正文之后

古人编书的体例，常与后人不同。小篇及章的目录，一般都放在一篇或一章之末。例如《荀子》书中有一《赋篇》，包括《礼》、《知》、《云》、《蚕》、《箴》五篇赋，每一赋的末了都把所赋的物名说出，并把这物名重叠一遍，这种重叠，决不是多余的重复。这礼、知、云、蚕、箴五个字，就是这五篇赋的题目，而且都题写在每篇之末。长沙马王堆汉墓土的帛书《老子》卷前4种佚书，题目都是在一篇或一章之后的。

把古书目录放在卷首，大概都是雕版印刷术盛行以后的事，书籍应用日广，篇题置于全书之末，翻检不便，于是很自然地出现了这样的变化。

古书序传常置全书之末

了解一部书的内容主旨、篇目体例以及成书经过等,最好先读它的序文。古书往往有序文(统称为序传)。《史记》的《太史公自序》就是典型的序传，它总结作者自己的世系,叙述著书的经过,考证学术源流，还给每篇的述作大意逐篇作了提要。

现代编印的书籍,序文均列于卷首，而古书的序传，则均列于一书之末。例如上列《史记》的《太史公自序》，又《淮南子》的《要略》，《汉书》的《叙传》，许慎的《说文解字叙》，梁刘勰《文心雕龙》的《序志》等。

3、古代“篇”与“卷”的含义

古代文献的著录，都以篇、卷为计，从刘向《别录》、刘歆《七略》开始就已如此。

木简

中国古代用竹、木简写书，编简成策（册），通常一策就是一编（篇）。故称之为“篇”。在竹、木简盛行的同时，也用缣帛写书，并以“卷”计。因此，对于“篇”“卷”两个词语的解释，一般认为：“篇”批量竹简、简册，后来用以指有首有尾完整的文章，也用来指称成著作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如《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作《孟子》七篇”。“卷”指写在缣帛上的卷子，后用以指全书的一部分，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一》：“凡书，唐以前皆为卷轴，盖今所谓一卷，即古之一轴。” 校雠是简册时代校书的一个环节，刘向所下的定义是：“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其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冤家相对，曰雠”。所谓“校雠”就是今天校勘中的对校，也即版本校。由于那时简册笨重，这一工作通常由两个人来完成。而今天的校勘含义较“校雠”宽泛了很多，除对校外，还包括本校、它校和理校等方法。

校勘与校对的区别：校对是出版的一个环节，它的唯一任务就是：保障出版物和原稿绝对一致。因此，校对基本上是一项机械性工作。有时为保障正确率，校对者甚至从文章末尾倒着校，使校对者读不成句子，以保证一个字一个标点的与原稿进行核对。校对虽然也是“对”，也是“核查”，很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的校勘，但校对是单向的，必须忠实于原稿，因此，与作为学术工作的校勘有明显的不同。 1、校勘有助于古籍整理：

古籍整理主要包括校勘、标点、注释、翻译、汇编等九个方面的工作。校勘除了本身就是古籍整理的一项重要工作以外，还是其他八项古籍整理工作的先导。因为，这八项工作都需要有一个文字正确无误的底本。如果不先做好校勘工作而以误本为底本，从而误解误释，不仅劳而无功，甚至得不偿失。

2、校勘有助于古籍研究：

对于某种古籍进行研究，首先应该有一个正确无误的底本。

3、校勘有助于疏通文字词义：（1）祛疑。看到文字错误难以疏通之处，谬妄者往往穿凿附会，望文生义，哄了自己也误了别人。（2）显真。有些文字虽是错的，但意义没有太大的变化。碰到这种情况，校勘同样必要。（3）明微。有些语词的含义，看上去简单易懂，而真要弄懂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4）欣赏。文字作品中，往往一字之差，就会影响到作品的韵味，埋没作者经营的苦心。

选择底本。这不是整理古籍的方法而只是整理的一个工序，但在所有工序中是最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工序。古籍不论用哪种方法来整理，都必须尽可能选择好底本。而选择好底本，又需要具备多方面的学问。

影印：这是整理古籍的一种方法。由于具体影印是印刷厂的事情，有了底本就可以送印刷厂影印成书，所以有些人把它看得很简单。其实，光选择底本这件事就需要不少学问，有些影印本还要加标点，附校记，做索引，就更不容易了。

校勘：这是整理古籍的一种方法和工序，而且是一种重要的、最常用的方法和必备的工序。除非找到古籍的原稿写定本，可以不必再作校勘外，要整理古籍就少不了做校勘。有时影印本也要做校勘附校记。同时，校勘这个工作做起来比较繁难，需要用上各种学问，因此要做好也最不容易。

辑佚：这是整理古籍的一种方法。是从类书、古注以及《永乐大典》中把已经佚失的古籍搜辑出来，虽不能恢复该古籍的全貌，至少能起豹窥一斑的作用。有些从《永乐大典》中搜辑的，还可以大体接近全貌。当然这不是整理古籍常用的方法，整理现存的古籍除发现有佚篇佚文外，就用不到辑佚。

标点：这是整理古籍的一种方法和工序，而且和校勘一样也是常用的方法和必备的工序。不仅新整理出版的古籍都得施加标点，有些古籍影印时也得加上标点。标点这个工作，看起来比校勘简单一些，其实也需要学问，要做好并不容易。

注释：这是整理古籍的一种方法，但并不是常用的方法。有的古籍并不需要注释，有的已有合用的旧注释就不需要再做新注释，还有的分量太大而不可能作注释。注释当然要有学问，做出高水平的注释比自己写书更不容易。

今译：这是整理古籍的一种方法，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是注释工作的延续。要作今译的古籍比要注释的为数更少，其难度则并不亚于作注释。

索引：这是整理古籍的一种方法和工序，但不是常用的方法和必备的工序。有些索引附在古籍原书之后，有的则可脱离原书独立成册。有的索引做起来比较简单，有的则极为繁难，必须具有专门学问方能胜任。当今又有使用计算机技术编制古籍索引和全文数据库的，已取得可喜的成绩。

序跋：这不是整理古籍的方法而是整理的一个工序，但任何古籍在整理后都少不了这个撰写序跋的工序。当然，只有在做好其他工序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写出好序跋，但真正要写出好序跋，还得有更多的学问。

附录：这也不是整理古籍的方法而是整理的一个工序。有些古籍本来有附录，有些虽无附录，但有许多有用的材料可收集起来编成附录。如何收集、如何编都有讲究，不可等闲视之。

古籍整理的方法、工序一共有以上十项。古籍整理工作说具体点是要做这十项工作，或者可以说，这十项工作构成了古籍整理工作的全部内容。 一些珍贵的古籍善本，若沾上各种污渍将大大影响该书的收藏价值。因此，对各种不同的污渍应采用不同的除污方法，现简介如下，不妨一试：

除霉斑。用棉花球蘸上氨水或明矾水，轻轻地在书页的霉斑上擦拭，至除净后再用吸水纸吸干；也可用水和高锰酸钾冲浓汁，用毛笔将浓汁涂在霉斑处，等五六分钟后再用草酸水涂之，并用毛笔轻轻擦拭，如此数次能去除霉斑，最后用棉花球蘸上清水擦净。

除墨渍字迹。在染有墨渍字迹的书页下边，先垫一张吸水纸，再用20%的双氧水溶液或高锰酸钾溶液浸湿污迹，然后在书页上边放一张吸水纸，并压上重物，等干后墨水迹就会消失。如果用高锰酸钾溶液时留有褐斑，可以再用草酸或柠檬酸溶液除去。若书页上仅有一些字迹也可用褪色灵涂之即可。

除脏手指印。先用肥皂蹭去手指印，再用湿布擦去肥皂迹，最后在书页间衬上吸水纸，把水吸干；也可用棉花球蘸以温水冲兑的洗衣粉或洗洁精液轻轻擦拭，再用清水擦洗，最后将水分吸干。

除油迹。在油迹上放一张吸水纸，用熨斗轻轻地熨几遍，便可以把油分吸尽；也可用棉花球沾少许汽油或酒精轻轻擦除。

除苍蝇便迹和蚊虫污迹。用棉花球蘸上醋液或酒精，在苍蝇便迹和蚊虫污迹上轻轻擦拭，至除净污迹为止。

对于书籍上其他的一般污迹，只要用肥皂细心地擦拭，再用干净湿布轻轻抹净，然后在书页衬上吸水纸吸干水分，就基本上可以获得整旧如新的效果。 保存古籍我们一定要忌用化学胶水、化学浆糊、玻璃胶纸等修补古籍。

中国古籍的纸张，多采用天然原料的手工制纸，而现今通用的化学胶水、化学浆糊及玻璃胶纸对中国式纸张具有极强的腐蚀力，一般不隔多时，便会使纸张变质黄脆，触手即碎，故而绝不可用。正确方法应为采用天然面粉浆糊，调以麝香、花椒，可达到修复与避虫双重功能。如果藏家一时无法具备以上条件，也应宁可暂时不修，待请到行家里手，再行修复，绝不可仓促滥修，加厄典籍。

忌用洋纸夹衬古籍。

许多民国版本的拓片、字帖、纸墨拓工皆属精良，可版面之上却是黄斑累累，令人扼腕。这是因为民国时期的一些书贾作坊，贪求省惜工料费用，采用了一种叫做“油光纸”的纸张（当时流行的一种廉价的西式工业法制纸），作为字帖的衬纸。由于西式纸酸碱性不合量，具有一定腐蚀力，以致许多民国旧帖惨遭“黄斑之厄”。这一遗憾也使得当今的古籍藏家得出了一条教训，即：中国古籍必须远离一切西式纸张，二者隔离，方为上策。

忌用化学杀虫剂防杀蠹虫。

一些新手藏书家，因为惧怕蠹虫蛀毁古籍，便时常使用一些化学杀虫剂喷洒书橱，结果蠹虫猖獗如故，而古籍却反遭其害，黄斑遍布书身。惨痛之余，古籍藏家们也悟出一点，传统古籍的纸张极为“娇贵”，受不得任何化学品的侵害，而化学杀虫剂的腐蚀只会造成“爱而毁之”的结果。传统的正确防虫方法应为：在书橱中放置麝香、芸香或花椒（也可采用质量上乘的印度奇南香），以香气驱杀蠹虫，效果极佳。

版本学对今天学术研究的意义亦十分突出。首先，在标点、校勘和影印出版古籍时，首先要做的就是弄清版本和版本源流，确定底本。其次，在阅读古书、撰写论文引用古书时，也要讲求版本。比如在引用古籍时，是选择《四部丛刊》还是《四部备要》？是选择《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还是原刻本？不懂版本学是无法给出答案的。最後，对於今天的图书馆工作，比如编写馆藏古籍书目、撰写善本书志，首先要鉴定版本，这些都要有版本学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