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穆天子传》之所以能够面世，必定有学者认为其真。西晋年间，著作佐郎郭璞第一个替《穆天子传》作注，此风一开，不下数家，大多据后世情状释三代山川部落，使读者能够更清楚地了解周穆王的戎马生涯。据《穆天子传》的记载及注本的诠释，周穆王曾经西征犬戎于陇西，入河伯之邦并礼河于兰州一带，观昆仑丘、舂山于青海湖头，巡骨仟、重黎、巨蔸等部落于武威地区，会西王母于张掖南山，休猎于疏勒河、北山地区，涉流沙于居延海、巴丹吉林大漠，涉黄渡济，浪游太行、漳水、滹沱河，雁门山，进而驱驰于阴山、蒙古高原、塔里木盆地、葱岭、中亚，共计行程十九万里(周里比今里小)，其内容极为丰富。西晋初的荀勖在《穆天子传目录》中写道：“古文《穆天子传》者，太康二年汲郡县民不准(人名)盗古冢所得书也，皆竹简素编。以臣勖前所考定古尺，度其简长二尺四寸，以墨书，一简四十字。”王隐修《晋书》于东晋元帝大兴初年，在《束皙传》中提到此《穆天子传》，也云：“汲冢竹书大凡七十五卷。……有《周王游行》五卷，说周穆王游行天下事，今谓《穆天子传》。”由此看来，《穆天子传》原名为《周王游行》，民间有传本，似乎可避伪书之嫌了。

然而，历代许多学者对于《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的远游行程抱怀疑态度，对《穆天子传》的可靠性提出质疑。清代学者姚际恒是力主《穆天子传》为伪书的代表。经过考证，他认为《穆天子传》源出《左传》、《史记》，多用《山海经》语，体例则类似起居注，应当是汉朝以后好事者的伪作。一些疑古派文献学者，则进一步断定其为晋人的伪造。法国学者沙畹，甚至以为“穆天子；并非指周穆王，而是指秦穆公，故《穆天子传》与《山海经》一样，属于荒诞之书，毫无史料价值。

“美国方面的研究发现我们的神话古书《山海经》所讲的地理环境，证实大禹治水到过了美国。所以《山海经》变成流行研究了。不但如此，我们要研究《山海经》之类的东西，讲到地球上的许多神秘，《列子》这一篇里特别多。如果当神话看，它好像与《封神榜》一样，都是笑话；如果以另外一种眼光，拿地球物理太阳以及地质学，乃至哲学的观点来看的话，它与我们上古史非常有关。当然不只是中国的上古史，人类的上古史也一样。”（摘自《列子臆说（中）》第119页)

由此可见《穆天子传》的意义还要靠国人去探索发掘，不能只凭借几个在国外权威所谓“中国通”的一派胡言。而那些根据不懂装懂的外国人的话来人云亦云的否认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国学者，就更加可悲了。

沙畹被誉为“欧洲汉学泰斗”、“ 西方汉学第一人”在我看来还是很值得怀疑的。在此举一个例子说明，公元1780年，传教士钱德明发表了一篇论文，认为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发明的七声音阶是从中国抄袭的。钱德明的观点。当即遭到了欧洲学者的排斥。法国人沙畹在1898年说，中国的音律是公元前4世纪由亚历山大东征军传入的。这个说法在今天的观点看来是极其可笑的。公元前4世纪，至今不足2500年，而1986年5月到1987年6月，考古工作者在新石器时代的贾湖遗址的78号墓葬中发掘出的七声音阶的贾湖鹤骨笛至今有8000余年历史。 可见沙畹的话和《穆天子传》谁才是荒诞！

可是，这桩公案并没有了结。今学者常征旧题新作，意欲推倒《穆天子传》为伪书的成说。原来，常征曾读过洪颐煊氏校注本《穆天子传》，竟发现书中所记山川村落都可一一考出。又与《水经注》对照，有郦道元据《穆天子传》注释有关山川的明显痕迹。惊讶之余，他用力研究，逐条加以排比训释，终于在1977年完成《穆天子传新注》一书，力证其书不伪，并且明确指出：“《穆天子传》者，西晋所出汲冢周书也，非晋人伪造，非汉人伪文，亦非战国时人作”，而是“身髓周穆王征巡四海的周史官作的先秦古籍之—”。 当代作家李卫东在《外星人就在月球背面》一书中论证了引用并论证了《穆天子传》是真实可信的。

关于《穆天子传》真伪问题的讨论，经历了真——伪——真的过程。然而，仍然不能认为争论已经结束了。

专家鉴定认为：《〈因话录〉校笺》存在抄袭问题，违背学术规范。“《因话录》校笺”项目的资助机构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决定取消“《因话录》校笺”的立项资格，追回全部资助经费，对项目负责人黎泽潮提出批评。

2015年1月6日，安徽师范大学党委宣传部官方微博回应称，经鉴定，黎泽潮的《〈因话录〉校笺》存在抄袭问题，校园学术委员会办公室建议给予严肃处理。2015年1月13日，黎泽潮因抄袭被免去传媒学院副院长职务。

很多同学都会带着这样的疑问去找论文检测老师咨询：“知网查重时我明明标注了引用为什么还是被标红算抄袭了”。其实很多同学的引文都是按照学校的参考文献标准来标注的，很多时候检测老师也很难完美的解答这类问题。今天我们来仔细分析下知网查重如何正确标明引用：

写论文时，有意引用成语、诗句、格言、典故等， 以表达自己想要表达的思想感情，说明自己对新问题、新道理的见解，这种修辞手法叫引用。如何正确标明引用是每个毕业生论文必讨论的话题，然而对于知网查重来说，引文并不能降低重复率，因为知网查重的结果——总文字复制比包括引用和抄袭两部分重复率的和。引用的作用是使论据确凿充分，增强说服力，富启发性，而且语言精炼，含蓄典雅。

一、知网检测系统识别参考文献的标准：

1 有明显的“参考文献”标记，参考文献4个字独占一行，下面是各个参考文献条目；

2 每个参考文献有明显的标号，标号可以是以下任意一种：Num、[Num]、(Num)；

3 标号可以是Word自动生成也可以手工书写；

4 标号内不要添加标点符号，例如：不要[Num]或(Num、)等；

5 每个参考文献中最好有时间休息或者URL或《》书目信息；

6 一条参考文献内及在此条参考文献没有结束时不要有手动换行或者回车符（即顺其自然，满行后会自动换行，请勿人为！）

二、引用文献来源必须是知网

虽然参考文献格式非常标准，但是引用的文献来源必须是知网，因为我们99%的高校采用的是知网检测系统，对比的是知网数据库，因此参考文献标注的引用文献名称必须来源知网数据库。如果不是知网里的文献，比如古籍图书，知网检测系统根本检测不到不会标红更不会算重复，更不要谈什么引用啦！

三、引用内容不能过短

引用内容过短知网检测系统就不能够精准的搜索到引文，比如“我爱雷锋”这样一句话，每个学生都可能写过这样的话，知网数据库太多了，根本对不上是谁写的，引文就检测不到。引用尽量整段或者句子比较长才有可能检测到引用。

四、引用内容必须完全一样

如果引用的内容是经过自己转述或者白话，甚至标点符号有所变化都有可能检测不到引用。

总结：论文中的引用如何正确的标识，必须同时满足以上4个条件才有可能检测到引用（少数系统自动识别引用除外）。值得说明的是对于知网查重来说，总文字复制比包括抄袭率和引用率，也就是说不管是引用还是抄袭都算重复率的。因此并不需要太刻意的添加引用。加和不加引用不影响知网查重总结果。适当标明引用可以显的文章高水平，使论据确凿充分，增强说服力，富启发性。但也不能过度引用。目录是论文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门，净溪知网查重前面讨论过“论文中如何生成正确的目录？”

抄袭冯契学说精华——一个莫须有的指控

冯契是当代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其学说独创性主要体现在以“转识成智”为核心的“智慧说”上，已为当代学术界所公认。华东师范大学杨国荣教授指出，“以智慧的探索为中心”，冯契“为当代中国哲学留下了一个创造性的体系”。（2000年月12月5日《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院方克立教授认为，“冯契先生的智慧学说，力图解决知识如何发展成为智慧，如何实现真、善、美统一的理想，如何实现人的本质力量全面发展等问题。” 武汉大学萧父教授有个精致的概括：“他一生的哲学沉思，围绕着知识和智慧的关系问题展开，在他的晚年，创造性地提出了‘智慧说’的思想体系。”安徽师范大学臧宏教授以为，冯契创立了“以‘转识成智’为主要内容的‘智慧说’体系。”（以上均见于2005年10月27日《社会科学报》）同济大学博导章仁彪把它揽到自己的的名下，构成了货真价实的剽窃。这见于章仁彪两篇文章：《“转识成智”培养创新人才》（2003年12月15日《同济报》）、《以职为志，转识成智，由技进道》（2003年第6期《复旦教育论坛》）。

在前一篇文章中，章仁彪说：“怎样把‘以知识为导向的教育’转化一种‘以创造为导向的教育’？我称之为——‘转识成智’。”接着说：“知识是否是智慧呢？我以为也是有区别的，即知识还不等于智慧。”“值此‘信息爆炸’、科研课题更新周期不断缩短之际，教育如何化理论为方法、化知识为能力，关键就在于如何更好地开发人的潜能与智慧，‘转识成智’才是教育的真正目的。”

在后一篇文章中章仁彪以“转识成智”为小标题，在论述中他说：“知识不等于智慧，任何教育都离不开知识的传授，但教育要旨在于‘转识成智’，即把一种有限的、适用于特殊领域的知识，转化为一种具有普适性的智慧……教育所要做的正是这种‘转识成智’的努力。”

且看冯契先生是如何说的：“我借用‘转识成智’这一传统哲学术语来表示由知识到智慧的转化”，“认为认识过程中有知识到智慧的转化。”（《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冯契文集》第一卷，第411—412页）冯契先生对“转识成智”作了扬弃，不注重其佛教这人生解脱的本义，给予了全新的认识论上的新义。这一创造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在对知识与智慧作了具体的界说后，又论述了如何由知识经验这一特殊领域，经过理性直觉的飞跃，进到无条件的超名言的领域。（同上书，第412—425页）

显然，章仁彪的话是从冯契先生的论述中抄袭来的。冯契先生化了半个世纪的努力，得出来的“转识成智”，被章仁彪笔锋轻轻一转，变成了“我称之为”。这不是剽窃还能是什么呢？还有确实的证据，章文中所说的“化理论为方法”，这一观点是冯契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来的。冯契先生对《逻辑思维的辩证法》一书有个概括：“主旨在讲化理论为方法，说明认识的辩证法是如何通过逻辑思维的范畴，转化为方法论的一般原理。”（同上书，第50页）章仁彪不作任何注明。

不仅在文章中行抄袭之事，章仁彪在他担任文法学院院长期间，多次在同济大学讲座、讲演与研究生入学欢迎会上，宣扬自己的那套“转识成智”的所谓“。此后他在上海、珠海、海南等大肆宣扬他那番“创见”：

2004年4 月，在第六届上海市家庭教育宣传周有“转识成智――谈现代聪明学”的讲演。

2006年12月8日，在华南热带农业大学作《转识成智，化性为德，创新人才培养何以可能？》的讲演。

2007年12 月8日，作《转识成智，化性为德》的讲演。

2008年1月7 日，在华东理工大学作《转识成智，化性为德》的讲演。

以上四次，仅是从网上查出的，这位被誉为“旁征博引”的“教育哲学家”，其看家本领固然是从从冯契先生的“智慧论”那里剽窃而来的，早在2003年底，从华师大毕业、在同济工作的青年教师一言道破“天机”：“冯契先生的见解，怎么一下子成了他的东西。”

当前学术界研究冯契“智慧说”的学术论文，已达百余篇之多，目前已有以“智慧说”为内容的学术专著。这一学就有着向其它领域漫延的趋势。如上海大学陈新汉教授把“智慧说”应用于教学领域，华东师范大学李志林教授则应用于金融领域等等。他们应用时，均是注明系冯契的观点。

章仁彪抄袭的是冯契先生的学术宗旨，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观点。这种抄袭大胆至极，在学术界早已认同的前提下，把“转识成智”作为自己文章的标题，并在全国各地宣扬。

至于章仁彪经常用的“由技进道”的观点，也是抄袭自冯契先生的。

章仁彪说：“职业教育重技能培训，但只有转技为艺，进而由技进道。”他引用的材料是《庄子》中“疱丁解牛”的寓言，讲“疱丁解牛” 的过程，“成为一种化技为艺、由技进道，集真善美为一体的诗意创作和生存之道。”（见《以职为志，转识成智，由技进道》一文）

冯契先生在《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一书中，用“疱丁解牛”的材料，得出了二点结论：“第一，哲学思想体现于具体生动的艺术形象之中，成了诗的意境。第二，庄子在这里并不否定人为，而是要求由人为到自然，由‘技’进于‘道’。”（《冯契文集》第四卷，第232页）

从材料到观点如此相仿，只能证实一条，章仁彪那些关于现代教育理念、培养创新人才的主张，全是抄袭是冯契先生的。理由很简单，章仁彪没有发表过关于佛教与庄子的学术论文。

（知识不等于智慧，要把知识变为智慧，这在教育上是个常识。冯先生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很好地解释了这个常识，并藉此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但是，是否需要提及一个教育常识时还要言必称冯契先生？我估计冯先生也没有把一个常识性观点拥为己有的初衷。更何况，“理由很简单，章仁彪没有发表过关于佛教与庄子的学术论文”的理由太荒谬，没有发表过关于佛教与庄子的学术论文，就不能引用佛教与庄子的观点，照此标准，推而广之，估计90%以上的学者都有抄袭之嫌。）

回应

见了揭露文章以后，同济大学博导章仁彪在2009年5月26日博客作了个说明。内有“有关学术问题，事关学术氛围，特重发被指‘抄袭’的论文于此，相信读者自会作出自己的的判断”等语，对此作三点剖析。

剖析

一、“狸猫换太子”——乱扣帽子的文革遗风

章仁彪重发的论文，题目是《“转识成智”：创新人才的培养何以可能？》，系为一次论坛上所作的演讲，且不注明时间。我们说的论文，是《同济报》（已公开发行）2003年12月15日上的《“转识成智”培养创新人才》。题目相似，我们两相对照以后，发觉阐述内容大不相同。一般地说，一个人对自己的发表过的文章是不会健忘的。京剧有一出戏叫《狸猫换太子》，用在这里最恰当的了。其实搞抄袭的人的本性，总是不诚实的。

（兄弟，你自己也说得清清楚楚，同济报是校内新闻刊物，不是学术刊物，而另一篇是一次论坛上所作的演讲，内容相似本就不冲突。一个学者在校内新闻刊物上简要介绍自己的观点，有何不可，有必要扣帽子吗？）

二、为何说抄袭——苍白的论证

章仁彪重发的论文中有一句话：“我的演讲题目是‘转识成智’，源自佛学。”讲了此话后，话锋一转，引了一些西方学者的话，不再讲佛学了。现在只得对章仁彪做些学术上的启蒙了，下面从本义、历史流传与冯契的创意来说。1、“转识成智”的本义为一种成佛的理论，。唯识宗认为，通过特定的修行，领悟到佛教的真谛，有漏（有烦恼）的八识就可转化为无漏（摆脱烦恼）的八识，从而得到四种智慧。有漏界为染污，无漏界为纯净，必须舍染归净，方可赢得人生的解脱。唯识宗以为，由染到净是成佛的前提。2、到近代始有熊十力从本体论上发挥“转识成智”。唯识宗是由唐代高僧玄奘（《西游记》中唐僧原型），到天竺取经后传到中国的。因内容过于繁复而不流行，中晚唐后以“自心是佛”、“顿悟成佛”、“无念为宗”为宗旨的禅宗，风靡神州大地。到了近代唯识宗得以复兴，杨文会、欧阳竟无等佛学大师加以研究，并引起世人的关注。现代新儒学大师熊十力，构建了“新唯识论”体系，但终其一生只完成了“境论”（本体论），而未写出“量论”（认识论）。3、冯契“转识成智”的认识论新义。冯契借用“转识成智”的概念，认为“智慧说”研究的是，“在实践基础之上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的交互作用中如何转识成智，获得关于性与天道的认识。”（《冯契文集》第一卷，第42页）冯契把“智慧说”界定为广义的认识论，认为人的认识活动，是“从无知到知和由知识到智慧的辩证发展过程。”（同上，第418页）他把“智慧说”展开为三部著作，共70多万字，并以两部100多万的中国哲学史的著作，作为“智慧说”的思想来源和理论准备及历史展开。（见中央党校许全兴教授《读冯契的“智慧说”》一文，刊于《冯契哲学思想研究》第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冯契“智慧说”赋予了“转识成智”以认识论的新义，为前无古人的独创。

（哥们，你啰啰嗦嗦一大堆，意思要说“转识成智”就必须先提冯先生。可“转识成智”一说一不是冯先生首创，二来即使是冯先生首倡，难带就由不得别人说了？这种胡乱戴帽子的行为实在是文革遗风！南大胡福明先生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后为小平同志所用，也没见学界规定提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言必称胡福明先生。照此标准，“转识成智”为佛教唯识宗理论，也早年为熊十力、贾题韬先生所倡，能不能说冯先生抄袭了佛教和熊、贾二位先生的观点？我估计，冯先生也会为你这样的徒子徒孙感到害臊的！！！）

三、抄袭无疑义乎——把祖师爷供上神坛究竟有何目的

在冯契“智慧说”未问世前，“转识成智”是极为冷僻的。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年版的《哲学大辞典》，不收此条目。“智慧说”面世后，“转识成智”从佛学专门术语，成为学术界频繁使用的概念。从时间上说，上世纪只是少数学者在使用，自本世纪起始为频繁见诸于报刊中。本世纪以来学术界有个共识，凡是从认识论新义讲“转识成智”，即从知识到智慧飞跃的，都是注明出自冯契“智慧说”的。上海大学陈新汉教授、笔名忠言的华东师大教授李志林，分别将它用于教育领域与金融投资活动中，他们均标明源自冯契“智慧说”的。章仁彪把它应用于人才创新，也未妨不可，但为什么不讲明是来自冯契呢？而狂妄自大的说“我称之为”。这不是典型的抄袭又是什么呢？如章仁彪拿得出一篇时间早于冯契的论述“转识成智”的佛学文章，那么就无抄袭之嫌疑了。章仁彪在各地大讲所谓“自创”的“转识成智”，为什么在2006年华东师大的一次演讲中，又提及了冯契“智慧说”了呢？冯契在华东师大工作了四十多年，且该校有着几代冯门弟子。其中原委不言自明。

我们只是依据事实，讲明学理，没有似他博客上说的“恶意诽谤”。从章仁彪玩弄重发论文的伎俩来看，却是在蓄意捣浆糊。读者只要根据我们所列线索，从书本和网上查一下就能明白真相了。

（所谓“智慧说”面世后，“转识成智”从佛学专门术语，成为学术界频繁使用的概念。我估计熊十力先生会喷你一大口口水，冯契先生也未必敢认同。）

（所谓本世纪以来学术界有个共识，凡是从认识论新义讲“转识成智”，即从知识到智慧飞跃的，都是注明出自冯契“智慧说”的。这大概是冯门弟子的共识，更是彻头彻尾的学霸行为。按照你们的论断，我搞一个“空气说”，你们以后提到空气时就必须提及我，最后呼吸空气时是不是还要征得我的同意？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