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大典》是清朝永乐年间，由2000多名学者花费5年时间完成的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一共有一万多册，字数达到了惊人的37亿字，估计一个人想全部读完一辈子时间可能都是不够的。那《永乐大典》中到底包含了哪些内容呢既然是百科全书肯定是什么方面的内容全部包含其中了，所以对我们了解古时候的文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永乐大典》如今保存下来的并不是很多。大部分都被销毁或者流散海外了。

先说说《大典》的正本与副本

《永乐大典》是明成祖朱棣命太子少师姚广孝和翰林学士解缙主持，三千多人参加，历时四年，于永乐六年(1408年)修成的大型类书，参与编校、誊写圈点者三千余人，辑入古今图书七八千种，包括经、史、子、集、释藏、道经、戏剧、平话、工技、农艺等，搜集极为宏富。至永乐六年(1408年)冬成书，全书目录六十卷，正文22877卷，装成11095册，总字数约在37亿字左右，赐名《永乐大典》。

《大典》成书于南京，书成后未能刻板，只抄写一部，永乐十九年(1421年)朱棣迁都时，命令撰修陈循将文渊阁藏书每种挑选一种，共装100柜及《大典》正本一起运至北京皇宫。《大典》到京，贮于文楼，其他100柜图书则暂存左顺门北廊。正统六年(1441年)，文渊阁建成，于是将左顺门北廊的书运入阁中，《大典》则仍贮文楼。正统十四年(1449年)南京文渊阁不幸失火，《大典》所据原稿及所藏其他图书均付之一炬。自此，《大典》遂成孤本。

《大典》由于种种原因，从成书起，便束之高阁。《野获编·补遗》记载：“(明成祖)多修马上之业，未暇寻讨，列圣亦不闻有简阅展视者。”有明一代277年，历16帝，其间除明孝宗为使自己长命百岁，曾将《大典》所辑金匮秘方书录给太医院外，只有明世宗“按韵索览，几案间每有一、二帙在焉”。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北京宫中失火，奉天门及三大殿均被焚毁。世宗怕殃及附近的文楼，严令将《大典》全部抢运了出来。为了预防不测，他还决定重录一部副本。此事搁置了几年，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秋，才召选书写、绘画生员109人，正式开始抄绘。重录前，世宗与阁臣徐阶等经周密研究，制订出严格的规章制度，誊写人员早入晚出，登记领取《大典》，并完全依照《大典》原样重录，做到内容一字不差，规格版式完全相同，每天抄写三叶，不得涂改，也不允许雇人抄写。这样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正本的原貌。

重录工作在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十二月朱厚熜辞世时尚未竣工，到隆庆元年(1567年)四月才算大功告成，共费时五年。

明亡后发现，永乐正本已不知下落，正本去了哪里后人不断推测，主要有以下几种不同的看法：

一是随明世宗殉葬于永陵说。因为在明代帝王中，曾阅读过《永乐大典》的，仅孝宗、世宗两人。世宗对《永乐大典》“殊宝爱之”，所以正本极有可能殉葬于永陵。在明代，生者所爱书籍殉葬不乏其人，如上世纪山东发掘鲁荒王朱檀墓时就有《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等典籍。而明永陵的宏伟超过明代诸陵，以其建筑规模，也存在殉葬《大典》正本的可能。但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朱厚熜逝世，次年隆庆元年三月办完丧事，而《大典》录副工作到四月份才告结束，没有正本录副就无法进行，永陵说疑问重重。

二是有研究认为她藏于皇史宬夹墙。著名历史学家、山东大学教授王仲荦先生等认为修成于明世宗嘉靖十三年(1534年)的皇史宬，大殿墙壁奇特，东西墙厚35米，南北墙厚61米，为建筑中所罕见。《永乐大典》正本有可能藏于皇史宬夹墙内。

三是郭沫若等先生大典毁于明亡之际的看法，认为明末，正本付之一炬。更具体一点，正本是被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焚毁了。起义军在占领北京42天后被迫撤离，撤走时，曾放火焚烧宫楼。

四是毁于清朝乾清宫大火一说。据《鲒埼亭集外编》记载：雍正间，《永乐大典》副本由皇史宬移藏翰林院，全祖望在翰林院看时发现有缺，于是猜测正本“乃知其正本尚在乾清宫中，顾莫能得见者。”到清末，缪荃孙不但承袭此说，还进一步发挥：“嘉庆二年(1797年)，乾清宫一场大火，正本被烧毁了。”有的学者指出这没有根据。因为乾隆曾清理宫藏图书，所有善本全部集中乾清宫旁的昭仁殿。但是《永乐大典》有1万多册，如正本在乾清宫是极易被发现的，《天禄琳琅书目》中未编入《大典》，证明正本当时并没有藏在乾清宫中。

目前我们见到的《永乐大典》都是嘉靖年间抄录的副本，正本在哪里是否还在天壤之间，由于史籍没有明确记载，我们不妨寄一线希望，某一天我们还会见到她。

第二个问题我想让大家认识《大典》的副本

《永乐大典》副本迄今四百余年，经历兵燹火厄，人为偷盗等，不完全统计，散落在国内外的《大典》仅有400册左右，继续搜寻，不排除天壤间还会有新的发现。

既然《大典》副本是按正本原样重录的，正本已不存在，就让我们介绍一下副本的版本情况：

载体材料

纸张：《大典》使用的是以桑树皮和楮树皮为主要原料制成的皮纸，当时北方习惯称为白棉纸。因“其纵纹扯断如棉丝，故曰‘棉纸’”。(明宋应星《天工开物》)这种纸在嘉靖前后产量很大，纸质洁白柔韧，是印书的佳选。藏书家们习称“白棉纸本”。《大典》本用纸厚度为012毫米的白棉纸。

墨：明代以徽州墨最著名，产量也大，以黄山松烟加多种配料制成，销售全国。程氏、方氏等徽墨商世代经营，驰名海外。朱墨则以朱砂矿物质制成，颜色经久不褪。

字体插图

字体：除标题首字用多种篆、隶、草体书写外，正文为楷书台阁体。明清时对科举试卷文字，要求端正整齐，大小一致。所以生员和经过科考任命的馆阁、翰林院官员都擅长这种字。明代楷书一般横竖撇捺都比较张扬，不甚拘谨，有宋元遗韵。明末以后，受董其昌影响，字体追求圆润，馆阁体字日渐平庸。《大典》字体端正整齐，而有洒脱精神，实为写本精品。

插图：《大典》中各类插图包括人物故事、博古器物以及宫室建筑、园艺花木、山川地图等，用传统白描线条笔法，人物景象，生动逼真，工致精美。嘉靖录副时，也由画工以原图摹绘而成。因此，这些插图是宋元和明初画家们的绘画作品的遗存，在绘画史、书籍插图史方面也极具价值。

栏格版式

全书为手绘朱丝栏本，框高355厘米，宽235厘米，四周双边。八行，大字单行十四五字，小字双行不顶格28字。版心上下大红口，红鱼尾。上鱼尾下题“永乐大典卷×××”，下对鱼尾之间题叶次。其边栏、书口象鼻、鱼尾都系手绘，《大典》用纸需数十万张，手绘栏格也是大工程。有推测，如果不用工具既慢又不齐，可能是用薄板将边栏、书口处镂空，加以固定，再在板上用笔刷上红色而成，栏内的直格是另一次完成，中国古代卷轴制度的写本多打乌丝栏格，据说也有专用的笔床。书内文字，正文为墨色，引用书名及书口文字用红色。断句用红色小圆戳钤印，朱墨灿然，便于阅读。

装订形式

《大典》为包背装，即每叶纸，字面向外由中缝对折，书脊先用纸捻订牢，外面用硬纸板裹一整块黄布连脑包装作书皮。装裱后在书皮左上方贴长条黄绢镶蓝边书签，题“永乐大典×××卷”。右上方贴一小方块黄绢边签，题书目及本册次第。每册30-50叶不等，每册多为二卷，也有一卷或三卷的。全书高52cm、宽约31cm。

第三个问题我讲讲《大典》副本的流散

据记载，《大典》嘉靖副本贮藏皇史宬配殿约150年，到清雍正间(1723年—1735年)被移贮翰林院敬一亭。从此这部内府藏书开始被大臣们借阅辑录佚书，从而不断遗失并遭受各种破坏。乾隆三十八年(1772年)修《四库全书》曾利用此书，清查时发现已缺失2422卷，约一千册。此次共从中辑佚书300余种。

嘉庆、道光间修《全唐文》和《大清一统志》时又利用《大典》，这期间由于监管制度不严，又被官员大量盗窃。另外，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侵占北京，翰林院遭到野蛮破坏和抢劫，丢失《大典》不计其数。尤以英侵略军抢掠最多，作为战利品运回该国。光绪元年(1875年)修缮翰林院建筑时，清查所存《大典》已不足5000册。

另据记载，次年翁同龢入翰林院检查《大典》只剩800册。最后是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翰林院成为战场，《大典》除战火焚毁破坏以外，再加上人为抢劫，使翰林院所藏副本至此化为乌有。各国侵略者将抢劫的大量财富文物盗运回国，《大典》从此散布在世界各国图书馆和私人手中。国内一些文人书贾也竞相购买收藏，以为奇货可居。这部曾藏于明内府、清官署的万余册《大典》，不到百年几乎是灰飞烟灭。宣统二年(1910年)京师图书馆成立时，教育部只拨交劫余的60册《大典》，作为京师图书馆最初的收藏。

第四个问题我讲讲国家图书馆的《永乐大典》收藏

《大典》的毁灭，不仅是中国学术的重厄，也是世界文化的巨大损失。为搜寻《永乐大典》作出巨大贡献的郑振铎先生在50年前就曾经感慨地说到：假如《永乐大典》全部保存到现在的话，我们对于中国古文学史的面貌是可以看得更完全的。……仅仅就这百存三四的《大典》说来，我们已经可以从那里边得到不少的珍罕而且重要的资料了。

经过国内外学者调查，现藏《永乐大典》400册左右。作为国家图书馆的四大专藏，《永乐大典》在国家图书馆的收藏和保存过程充满了传奇色彩。经过百年的努力搜求，今天，国家图书馆的《永乐大典》数量已达222册，在架书为162册，其中60册暂存台湾。

实际上在清末筹建京师图书馆时，学部就提议将翰林院残存的《大典》移交京师图书馆庋藏，但未得办理。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周树人(鲁迅)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主管图书馆、博物馆等部门的工作。在他的建议和努力下，教育部咨请国务院，将翰林院所存《大典》残本送归教育部，交由京师图书馆储藏，获国务院批准。教育部当即派员前往陆润庠处，将64册《大典》运至教育部。除4册置于教育部图书室展览外，另60册送往京师图书馆，这是国家图书馆入藏的第一批《永乐大典》。

京师图书馆在细心整理，妥善保护这60册《大典》的基础上，四处征集，广为搜罗，其间，京师图书馆几易馆名，但大典的收藏工作却从未停止过。到1934年，馆藏《永乐大典》的数量已达93册。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华北局势动荡不安，政府下令古物南迁。北平图书馆先将敦煌写经、古籍善本、金石拓片、舆图及珍贵的西文书籍装箱后存放在天津大陆银行等较为安全的地方。1933年5月，教育部电令北平图书馆将宋元精本、《永乐大典》、明代实录及明人文集挑选精品南迁，以防不虞。接电后，北平图书馆即将包括《永乐大典》在内的善本典籍运往上海，存放于公共租界仓库，并成立国立北平图书馆上海办事处负责管理。在保存下来的装箱单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永乐大典》南运的情况。

1937年“八一三”事变以后，上海沦陷，不久欧战爆发，国内局势进一步恶化，国家图书馆存放在上海的图籍的安全遭到威胁。代理馆长袁同礼先生和上海办事处钱存训先生通过驻美国使馆与美国联系，决定将这批善本再做挑选之后运往美国寄存。选取的三千种书中有60册《永乐大典》。于太平洋战争发生之前运抵美国，由美国国会图书馆代为保管。1965年，这批善本转运台湾，目前暂存台湾。

八年抗战，国难当头，但爱国文化人士抢救、搜集古籍善本的工作一直没有停止过。困居上海的郑振铎先生不停地出入书肆，寻找善本，并和国家图书馆保持联系。袁同礼馆长则四处筹措购书经费。那一段时间收集的善本中有两册《永乐大典》。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党和政府更加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永乐大典》的收集也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

1951年，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将11册大典赠还中国政府。文化部接收后即拨交国家图书馆。为纪念这一举动，国图举办了一次《永乐大典》展览，宣传《大典》的价值及其惨遭劫掠的遭遇。展览极大地激发了各界群众的爱国热情。一些爱国人士和藏书单位纷纷将自己收藏的《大典》交由国图集中收藏。

1951年8月20日，周叔弢先生将家藏的一册《永乐大典》无偿捐献给国家并致信国图：“仆旧藏《永乐大典》一册，杭字韵，卷7602至7603，谨愿捐献贵馆，……珠还合浦，化私为公，此亦中国人民应尽之天责也。”几乎与此同时，在张元济先生的倡议下，商务印书馆董事会一致通过，将商务印书馆所属东方图书馆所藏21册《大典》赠送国图。随之，赵元方先生也将家藏的一册《大典》捐赠出来。1958年，北京大学将4册《大典》移送国图。广东文管会也移送3册。向国图捐赠大典的还有张季芗先生、金梁先生、徐伯郊先生、陈李蔼如先生以及赵万里先生。

此后在1954年，苏联国立列宁图书馆又送还我国52册，1955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送还我国3册，苏联科学院也通过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送还1册。这样67册曾经远离故国的《永乐大典》又回到了祖国怀抱，在国图“团聚”了。

更值得我们感怀的是，在五六十年代，在共和国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对文物的收藏给予了极大的关注，特批专款从香港著名藏书家陈清华手中购回了一批珍贵古籍，其中有4册《永乐大典》。至1965年，馆藏永乐大典达到220册。

大典的收集过程中还有一段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1983年，在山东掖县农民孙洪林家中发现了一册《永乐大典》。发现时，这一册《永乐大典》的天头地脚部分已经不存，书里夹着花样、鞋样。幸运的是，当时的农家妇女虽然不识字，但从祖上因袭的敬字惜纸的传统，使这册《大典》得以保存了下来，也可以算做《大典》流传过程中的一件幸事。得知此书的重要价值后，孙家将书送到了掖县文化馆，掖县文化馆将书又转送到国图，国图在收到此书后即由专业修复人员做了复原。这册流落在外多年的典籍终于与其他《大典》聚合了。截至这一年，国家图书馆《永乐大典》的收藏量已经达到221册。

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启动，在专家赴上海鉴定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时，一个机缘，一册新的《永乐大典》又呈现眼前，在两年后经过运作，即将入藏国家图书馆，这是模字韵湖字一册，与原藏国图的部分可以实现缀合。

《永乐大典》的收集、保藏是国家图书馆善本藏书的一个缩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家图书馆善本书收藏的历史。近百年来，政府的支持、众多爱国人士和关心国家图书馆事业的人们的奔走寻访、国外收藏单位的送还、几代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呕心沥血，无一不令人感动。作为国家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是一刻也不能忘怀的。

第五个问题是国家图书馆以外的《永乐大典》

除国家图书馆的收藏外，上海图书馆、四川大学、以及英国、日本、德国、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公私藏家手中，还藏有近200册《永乐大典》。根据已经了解的情况主要有如下30家藏家：

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四川大学图书馆、台湾中央图书馆、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日本国会图书馆、日本东洋文库、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日本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日本天理图书馆、日本静嘉堂文库、日本斯道文库、日本大阪府立图书馆、日本武田长兵卫、日本石黑传六、日本小川广己、英国大英博物馆、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英国伦敦大学东方语言学校、英国剑桥大学、英国马登、德国汉堡大学图书馆、德国科隆基莫图书馆、柏林人种博物馆、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美国康乃尔大学、美国波士顿图书馆、越南河内远东学院、南朝鲜旧京李王职文库。

我们看到英国、日本藏家更多一些。因为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翰林院成为战场，而英使馆与翰林院围墙之间隔不到1米，所以很容易解释为什么英国收藏的《永乐大典》会多一些。在翟兰斯日记中，记载现藏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一卷《大典》，就来源于英国。1989年曾在爱尔兰发现五册《永乐大典》的信息，2002年，《永乐大典》600年国际研讨会上还有一册阿伯丁的《永乐大典》扫描件赠送给国家图书馆，也是未见著录的。还有在会上学者透露在纽约公共图书馆也收藏有《永乐大典》。而日本藏《永乐大典》的数量或许是占了地利的因素，东洋文库1920年曾经一次在田中庆太郎的文求堂书店购买了10册《永乐大典》，之后到1943年共六次购入《永乐大典》，总共63卷34册。大约在1940年，东洋文库曾想一次购买刘氏嘉业堂的49册，但因时逢战乱、资金短缺，未能遂愿。通过当时的满铁，将其收藏在了大连图书馆。大战后，它们经过旧苏维埃联邦归还至北京图书馆。也许通过我们的古籍普查，还会有新的发现。

永乐大典存卷现藏情况一览表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可你知道世界上最长的书叫什么吗不知道吧，那就跟着我一起去看看吧!

　《永乐大典》编撰于明永乐年间，初名《文献大成》，是中国百科全书式的文献集，全书22937卷(目录占60卷)，11095册，约37亿字，这一古代文化宝库汇集了古今图书七八千种。但《永乐大典》惨遭浩劫，大多亡于战火，今存不到800卷。《永乐大典》作为世界上著名的百科全书，显示了古代汉族文化的光辉成就，是一部集大成的旷世大典。

　《永乐大典》：简介

　《永乐大典》图册明成祖朱棣曾于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命令翰林学士解缙等纂修一部类书。解缙组织学士们，日经继夜纂书，于第二年便纂集成书，取名《文献大成》。然而，由于短期草就，内容不丰富，不合成祖之意。不久成祖又加派太子少师姚广孝等为监修，动员儒臣文士参加编校、录写、圈点工作。大约用了3000儒臣文士，收集了七、八千种图书，包括绎、史、子、集、释藏、道经、戏剧、评话、工技、农艺等，上至先秦，下到明初，统会古今，包罗万象，集古今之大成。

　经过四年的精心纂修终于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冬天完成了，定名为《永乐大典》。原书编成后，即藏于南京文渊阁。直至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北京皇宫建成，此书才移藏于北京文楼。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宫内失火，此典经抢救免于焚毁，五年后明世宗朱厚烽恐原本又遭意外，命阁臣儒士109人摹写副本一部，经五年到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完成。便藏于皇史崴。明朝灭亡之际，正本被焚。副本传到清乾隆已缺2000余卷，至光绪二十六年被八国联军大部分焚毁。解放后陆续收集到215册。

　《永乐大典》：典籍种类

　《永乐大典》图册《永乐大典》收录古代重要典籍至七八千种之多，上至先秦，下达明初，这在当时真可以说是“包括宇宙之广大，统会古今之异同”。宋元以前的佚文秘典，多得藉以保存流传。收录的内容包括：经、史、子、集、释庄、道经、戏剧、平话、工技、农艺、医卜、文学等，无所不包。所辑录书籍，一字不易，悉照原著整部、整篇、或整段分别编入，这就更加提高了保存资料的文献价值。全书体例“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检索非常方便。全书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目录六十卷，共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三亿七千万字。该书编成后，即珍藏在南京的文渊阁。永乐迁都后，又移至北京，深藏在故宫内的文楼(即文昭阁)里。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八月，誊写副本一部，从此《永乐大典》才具有正副两部，分别珍藏在文渊阁和皇史宬两处。

　全书举凡天文、地理、人伦、国统、道德、政治制度、名物、奇闻异见以及日、月、星、雨、风、云、霜、露和山海、江河等均随字收载。全书分门别类，辑录上自先秦、下迄明初的八千余种古书资料，大凡经史子集与道释、医卜杂家之书均予收辑，并加以汇聚群分，甚为详备。它保存了明代以前大量的哲学、历史、地理、语言、文学、艺术、宗教、科学技术等方面丰富而可贵的资料。

　《永乐大典》汇集了上自先秦、下迄明初的八千余种古书典籍，除了著名的经史子集，还有哲学、文学、历史、地理、宗教、医卜等各类著作，包罗万象，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百科全书，它比著名的《不列颠百科全书》成书年代早了300多年。《永乐大典》内容包括诗文、戏曲、僧、道、医药、工艺等方方面面，其中，《永乐大典》还收录了许多后世已经残缺或佚失的珍贵书籍，如《薛仁贵征辽事略》、宋本《水经注》等，其所征引的材料，都是完整地抄录原文，因而许多宝贵的文献能保存其原貌，人们称《永乐大典》为“辑佚明初以前珍本秘籍的宝库”。

　《永乐大典》：起因和条件

　《永乐大典》外观图册一是消除“靖难之变”的影响。朱棣是以武力从侄儿手中夺得帝位，这在程朱理学盛行的当时，很多朝臣和知识分子都认为是倒行逆施。朱棣对此采取了恩威并施的办法，一方面对拒不从命者开杀戒，另一方面提倡文教、振兴学术，加以怀柔。编撰群书可以把大批知识分子置于中央政府的直接控制下，埋头于断简陈编之中，可以使他们钳口不言，无暇多问政事。同时，又可减少人们对“靖难”的关注。因此，明成祖即位不久，即敕修《大典》。

　二是《大典》的编修不仅是永乐初年政治斗争的需要，也是明王朝立国以来“文治”政策发展的结果。据《明史·成祖本纪》记载，朱棣是一个“雄武之略，同符高祖”的封建帝王。他即位后，“六师屡出，漠北尘清”，“幅员之广，远迈汉、唐”。但他并不满足于此，他还要把自己的“文治”也推到“远迈汉、唐”的高峰。因此，用一部“序百王之传，总历代之典”的“一统之制作”来标榜“大混一之时”的盛世，显得非常必要。

　三是《大典》的编修也是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明王朝取代元朝，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复兴元代不甚发达的文教业。通过《大典》这样一部类书，对汉民族的传统文化进行系统的整理与总结是这一任务的组成部分。不过，《大典》也绝非像某些文章称誉的那样将所有典籍悉收并载。据《东林列传》所载，永乐初年，饶州儒士朱季友进呈了一部“专诋周、程、张、朱之学”的图书，结果，不仅人被杖谴，书也被焚毁。据《宾退录》记载，朱棣也曾命解缙等清理建文朝的奏议文章，将“有关农、桑、礼、乐者，存之;其有干犯‘靖难'事者，焚之。”可见，对上述这类图籍，《大典》也要毫不客气地予以摈弃。称之“奥典”，也是相对而言。

　四是具备了修纂《永乐大典》必备的文化和经济条件。据记载，明军攻占元都后，将元政府典藏全部运往南京。元朝先后得到宋、辽、金三代在北京的藏书，数量极多。同时，太祖、成祖两朝，还曾多次诏求民间藏书。因此，明立国不久，就拥有了极为宏富的政府藏书，这在中国藏书史上极为罕见。后来，《大典》的纂辑工作，就在当时的皇家图书馆———文渊阁中进行，所有这些藏书，都成为《大典》辑录的底本。此外，唐、宋两代，学术发达，撰著飞速增长，而宋代雕版印刷业繁盛,使书籍的传播更加广泛，公、私撰著流传极快，这些著作也都被《大典》所汇录。所有这些，必然使它在规模上远逾前代;而且朱元璋和朱棣都极为重视文化教育，当时各级学校遍设全国，这也为《大典》的编修创造了浓厚的学术气氛和坚实的人才基础;朱棣即位后，兴修水利、广开漕运，奖励农桑，社会经济日趋繁荣，为编制《大典》这样工费浩繁的大类书，提供了可靠的经济基础。

　综上，在明成祖统治时期，编修《大典》所需的各方面条件都已具备。

　成书经过/《永乐大典》 编辑1403年朱元璋第四子朱棣借“靖难”之名，赶走建文帝，夺取政权，年号“永乐”。为了炫耀文治，朱棣命翰林院学士解缙、太子少保姚广孝为监修，编纂一部大型类书，用以系统地收集天下古今书籍，以便于查考。

　解缙等奉谕，组织一百四十七人，按照《洪武正韵》的韵目，将各种资料抄入书中。次年十一月，全书编纂完成，赐名《文献大成》。史书中说，朱棣"览所进书，尚多未备"，于是再命重修。解缙领命，重组编撰力量，开馆文渊阁。参加者计正总裁三人，副总裁二十五人，纂修三百四十七人，催纂五人，编写三百三十二人，看样五十七人，誊写一千三百八十一人，续送教授十人，办事官吏二十人，共二千一百八十人。而先后"供事编辑者三千余人"。

　永乐五年(1407)，全书大体定稿，姚广孝领衔进呈，朱棣阅后表示满意，亲自撰写了《序言》，正式定名为《永乐大典》，并聘请抄书者誊抄全书。至1408年冬，《永乐大典》全书抄写完毕。永乐十九年北京紫禁城建成，朱棣迁都北京，《永乐大典》随之运到了北京，长期贮藏于宫城内的文楼。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宫中火灾，火势危及文楼。火灾之后，嘉靖皇帝萌生了将《永乐大典》再抄一部副本另外保存的念头。重录副本直到隆庆元年(1567年)方告完成，与永乐正本的格式、装帧完全一致。永乐正本移放到文渊阁，明亡之后下落不明。

　《永乐大典》：载体材料

　《大典》使用的是以桑树皮和楮树皮为主要原料制成的皮纸，当时北方习惯称为白棉纸。因“其纵纹扯断如棉丝，故曰‘棉纸’”。(明宋应星《天工开物》 )这种纸在嘉靖前后产量很大，纸质洁白柔韧，是印书的佳选。藏书家们习称“白棉纸本”。《大典》本用纸厚度为012毫米的白棉纸。

　墨

　明代以徽州墨最著名，产量也大，以黄山松烟加多种配料制成，销售全国。程氏、方氏等徽墨商世代经营，驰名海外。朱墨则以朱砂矿物质制成，颜色经久不褪。

　《永乐大典》：字体插图

　除标题首字用多种篆、隶、草体书写外，正文为楷书台阁体。明清时对科举试卷文字，要求端正整齐，大小一致。所以生员和经过科考任命的馆阁、翰林院官员都擅长这种字。明代楷书一般横竖撇捺都比较张扬，不甚拘谨，有宋元遗韵。明末以后，受董其昌影响，字体追求圆润，馆阁体字日渐平庸。《大典》字体端正整齐，而有洒脱精神，实为写本精品。

　《大典》中各类插图包括人物故事、博古器物以及宫室建筑、园艺花木、山川地图等，用传统白描线条笔法，人物景象，生动逼真，工致精美。嘉靖录副时，也由画工以原图摹绘而成。因此，这些插图是宋元和明初画家们的绘画作品的遗存，在绘画史、书籍插图史方面也极具价值。

　栏格版式/《永乐大典》 编辑全书为手绘朱丝栏本，框高355厘米，宽235厘米，四周双边。八行，大字单行十四五字，小字双行不顶格28字。版心上下大红口，红鱼尾。上鱼尾下题“永乐大典卷×××”，下对鱼尾之间题叶次。其边栏、书口象鼻、鱼尾都系手绘，《大典》用纸需数十万张，手绘栏格也是大工程。有推测，如果不用工具既慢又不齐，可能是用薄板将边栏、书口处镂空，加以固定，再在板上用笔刷上红色而成，栏内的直格是另一次完成，中国古代卷轴制度的写本多打乌丝栏格，据说也有专用的笔床。书内文字，正文为墨色，引用书名及书口文字用红色。断句用红色小圆戳钤印，朱墨灿然，便于阅读。

　《永乐大典》：装订形式

　《大典》为包背装，即每叶纸，字面向外由中缝对折，书脊先用纸捻订牢，外面用硬纸板裹一 。

　整块黄布连脑包装作书皮。装裱后在书皮左上方贴长条黄绢镶蓝边书签，题“永乐大典×××卷”。右上方贴一小方块黄绢边签，题书目及本册次第。每册30-50叶不等，每册多为二卷，也有一卷或三卷的。全书高52cm、宽约31cm。

　编修方式/《永乐大典》 编辑类书还是百科全书

　目录学家认为，类书是一种采辑抄录各类图书资料，按一定方法分门别类地加以整理编排，便于人们查阅的工具书。它是古代学术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积累了数量浩繁的图书文献、并有专人进行整理以后才出现的。《永乐大典》是当时最大的一部类书。

　郭沫若从编排形式上，认为西方的百科全书与《永乐大典》相近，于是在影印《大典》的《序》中说：“大典之成，不仅在我国文化史上提供了一部最早最大的百科全书，而且在世界文化史中也是出类拔萃的”，张忱石在《永乐大典史话》前言中也说：“《永乐大典》是明成祖\(朱棣\)永乐年间编纂的一部大型百科全书……比法国狄德罗、达兰贝尔主编的百科全书和著名《大英百科全书》都要早三百余年。”所以《大典》又有了中国古代最大的百科全书之誉。实际上说《大典》就是明代编纂的一部百科全书，还有值得商榷之处。

　与百科全书的差异

　中国古代类书编排方法，主要有按事物分类的，有以书名或条目首字按韵目排列的。《永乐大典》则是先按字韵再分类的编排方法。

　《永乐大典》等类书与西方百科全书存在差异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永乐大典》是把自古到当时所有的图书资料全面地加以搜集，将相关内容一句、一段或整篇、整部书地摘引抄录下来，甚至同一事物可以有不同说法全部汇编，供人参考，不分辨是否正确。西方百科全书则是按知识门类确定成若干卷、若干条目，然后延请权威学者撰述自己的观点或推荐研究成果，介绍正确的知识、学术观点和著作。

　其次，按照现在掌握的情况，唐以前的典籍姑且不论，在雕版印刷大量使用的宋代，出版的书籍应有万种以上，元代也有三千多种，在《永乐大典》纂修时还能收集到七八千种，而今日所知在世界范围的宋元善本也仅仅保存了3000余部。也就是说透过《永乐大典》我们可以看到大量后来已经失传先秦至明初的秘籍史料，对于学人辑佚和校勘古籍可发挥重要作用。清代四库馆臣曾从中辑出佚书300多种，加上后来学者所辑已达600种，今后辑佚还将继续。而百科全书则具有当时学者撰述、面向大众的教科书的特性，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和科学知识的更新，还会不断修订再版。

　再次，从编辑目的功用来看，《大典》等古代类书，主要目的在保存整理历史文献，方便查询，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百科全书则是近代教育的产物，发挥着对全民的教育作用。

　《永乐大典》：流失经过

　《永乐大典》图册现在《永乐大典》存世仅百之三四，经过情况如下：学术界一般认为，大批书毁于明清之际的战火，也有人提出可能作为嘉靖皇帝殉葬品埋入永陵，有些学者称之为未解之谜。

　比较可靠的情况是：

　一、嘉靖副本先是存放在故宫东南的皇家档案库皇史宬，到清朝雍正年间，又移贮到以南的翰林院敬一亭。

　二、因为官吏的窃取，英法联军的盗购，八国联军的焚掠。这些书屡遭厄运，最后散佚甚巨。

　三、康熙年间，在皇史宬发现了嘉靖副本，已佚不少。乾隆三十七年修篡《四库全书》时，曾清查嘉靖抄本，发现已缺失2422卷，1000余册。

　四、嘉庆、道光年间修《全唐文》和《大清统一志》时，被翰林院官员又偷盗出100余册。

　五、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侵占北京，翰林院遭到破坏和抢劫，丢失《大典》不计其数。尤以英军抢掠最多，作为战利品运回本国。此后一些利欲熏心的官吏偷盗《大典》后，“密迩各使馆”，以10两银子1册售与洋人。

　六、光绪元年(1875年)清理《大典》时，仅存5000余册。到光绪二十年(1894年)，仅仅20年就只剩下800余册。

　七、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六月，八国联军侵入北京，东交民巷成为战场，藏书四散。侵略者对《大典》肆意抢掠，甚至用它们代替砖块，构筑工事，《大典》几乎全部遭到焚毁，幸存的或被侵略者作为战利品劫掠而走，或被国内一些懂得此书价值的翻检拾走。

　八、宣统元年(1908年)筹建京师图书馆时，只剩下64册了。到1959年为止，收集到《永乐大典》原本两百一十五册，加上复制副本等，共得七百三十卷，今天国内所幸存者有1960年中华书局影印的《永乐大典》730卷，加上后来从世界各地征集的65卷，共计795卷。

买旧书

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是在光绪年间。湖南三味堂刻魏源《元史新编》，也在光绪年间。一九四八年寒假中某一天，我在南阳街旧书店中随意乱翻，偶尔在书牌上发现了三味堂，从而知道了“三味”乃是一个典故，并非只在绍兴才有用作名字的。寻求这种发现的快乐，便是我从小喜进旧书店的一个理由，虽然那时读不懂现在也读不懂元史。

五十多年前，长沙的旧书店差不多占满了整个一条南阳街。那时习惯将刻本线装书叫做旧书，以别于铅印洋装的新书。学生当然以读新书为主，但有时看看旧书的亦不罕见，教本和讲义也常有线装的。四八年冬我正耽读巴金译的克鲁泡特金和罗稷南译的狄更斯，但仍常去旧书店。叶德辉在长沙刻的《四唐人集》十分精美，其中的《李贺歌诗编》尤为我所最爱，却无力购买。有次侥幸碰到了一部也是“长沙叶氏”刻的《双梅影闇丛书》，因为卷首残破，四本的售价只有银圆二角（一碗寒菌面的价钱），便立刻将其买下了。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头几年，是旧书最不值钱的时候。土改中农民分“胜利果实”，最没有人要的便是地主家的书，只能集中起来用人力车或木船送到长沙城里卖给纸厂做原料。街头小贩担头挂一本线装书，一页页撕下来给顾客包油条或葱油粑粑，成了早晨出门习见的风景。这真是有心人搜求旧书的大好时机，可惜我那时正因为爱看旧书不积极学习猴子变人受批评，年年鉴定都背上一个大包袱，正所谓有这个贼心没这个贼胆，眼睁睁错过了机会。

一九五七年后被赶出报社“自谋生活”，反而又有了逛旧书店的“自由”，当然这得在干完劳动挣得日食之后。这时的古旧书店，经过“全行业改造”，已经成为新华书店下属的门市部，全长沙市只剩下黄兴南路一处，而且线装刻本是一年比一年少了。但民国时期以至晚清的石印、铅印本还相当多，我所读的胡适和周作人的书，便差不多全是从这里的架子上找得的，平均人民币二角到三角钱一本。我初到街道工厂拖板车时，月工资只有二十八元，一家数口，拿出两三角钱并不容易。后来学会了绘图做模型，收入逐步增加，两元四角钱十本的《四部丛刊》连史纸本《高太史大全集》才能买得。

最值得一说的是“民国二十五年八月初版”的饶述一译《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时为一九六一年秋天，正在“苦日子”里。当我在古旧书店架上发现了这本久闻其名的书时，却被旁边另一位顾客先伸手拿着。一时急中生智，也顾不得许多，便一把从他手中将书夺了过来。他勃然变色，欲和我理论，我却以和颜悦色对之曰：“莫急，莫急，我只拿这本书问一个小小的问题。”一面迅速走向柜台向店员道：

“你们收购旧书，不看证件的么？”

“怎么不看，大人凭工作证，居民凭户口本，学生凭学生证。”（其实店堂里贴有告示，乃是明知故问。）

“学生怎么能拿书来卖，还不是偷了自己家里的书。这本书便是我儿子偷出来卖的，我要收回。”

“这不行。对店里有意见可以提，书不能带走。”

“好罢，意见请你向店领导转达。这本书就按你们的标价，一块钱，由我买回去，算是没有教育儿子的报应好了。不过你们也确实不该收购小学生拿出来的书，是吗？”

店员原以为我要强行拿走书，作好了应战的准备；结果却是我按标价买走这本书，店里无丝毫损失，自然毫无异议表示赞成，立刻收款开发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便属于我了。

先伸手拿书的那位顾客站在一旁，居然未插一言（也许他本来无意购买，只是随便看看；也许他比我还穷，口袋里连一块钱也拿不出来），到这时便废然离去了。

这件事我一直在友人中夸口，以为是自己买旧书的一次奇遇和“战绩”。二十多年之后，我在岳麓书社工作时，因为岳麓是古籍出版社不便重印译本，便将此书拿给湖南人民出版社去出（索要的“报酬”是给我一百本书送人），结果酿成滔天大祸，连累人家受处分。有位从旁听过我夸口的老同事，便写材料举报我，标题是“如此总编辑，如此巧取豪夺的专家”，以为可以把我推到枪口上去，结果却失算了。因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毕竟是公认的世界文学名著，并非*秽读物，出版社错只错在“不听招呼”，扩大了发行范围。而买书时的我也不过是街道工厂一搬运工，并非甚么总编辑和专家，“巧取”则有之，“豪夺”则根本谈不上也。

如今我仍然不是甚么专家，总编辑更早就被选掉了，不过旧书有时还是要去看一看，翻一翻的。古旧书店早已名存实亡，古旧书便散到了清水塘、宝南街等处的地摊上。二十多年来陆续翻得的，有《梅欧阁诗录》，是张謇在南通开更俗剧场，建梅欧阁，请梅兰芳欧阳予倩前往演出的纪念诗集，线装白棉纸本，卷首有照片十九帧，非卖品，以一元五角购得。有《杜氏家祠落成纪念册》，是民国二十年杜月笙在浦东高桥修家祠举行盛大庆典时，由上海中国仿古印书局承印，赠给来宾作纪念的，线装上下二册，由杨度编辑（名义是“文书处主任”），章士钊为作后记（题作《杜祠观礼记》），有蒋中正、于右任等多人题词，价三元。还有一册“光绪十一年乙酉八月刊刻”的《杨忠愍公集》，我为张宜人“请代夫死”的奏疏感动，以为这是从另一角度对专制政治残酷黑暗的揭露，花二元四角钱买了下来。本亦只以普通旧书视之，可是今年五月十三日报纸上登出了准备申报《世界记忆名录》的“首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单”，上列第十项“明代谏臣杨继盛遗书及后人题词”，正是区区此本。虽然那该是真迹，此只是刻本，但一百一十八年前的刻本，在今天也弥足珍贵了。

我所拣得的旧书都很便宜，但也有贵的，而且是越来越贵了。一月前在清水塘地摊上，见有《新湖南报反右斗争专刊》合订本一册，第一期便是蓝岗揭露唐荫荪、锺叔河“同人报右派集团”的材料，薄薄十几页索价高达五十元，几经讨价还价，才以二十五元得之。假如没有自己这三个字还有朱纯的两个字在上头，我还真的舍不得当这一回“二百五”呢！

（二零零三年八月）

目前市场上出售古籍书，较为盛行，但唐、宋、元、明等朝代的古籍书已是凤毛麟角，难以见到，故大多数均为清代或者民国时期的书籍。

对于如何鉴别清代版本古籍书的问题，根据笔者多年来的一些实践体会，有如下几点以供参考。 对清代书籍的版别要有所认识，其大致可分内府刻本、官刻本、私刻本、坊刻本等四大类别。内府刻本主要指武英殿刻本；官刻本主要指各省、府、州、县学校、书院刻本；私刻本主要指私人刻书；坊刻本指书坊刻本，如苏州扫叶山房，扬州文官堂、宁波群玉山房，安徽屯溪茹古堂、金陵奎璧斋等等。 对清代书籍的特征要有所掌握清初刻本多有明代遗风，字形长方、横细竖粗。如顺治刻本《甲申集》、《梅村集》。康熙以后多为硬体字和软体字。硬体字即仿宋体；软体字即写体，如《板桥集》、《绿窗遗稿》、《杨太后诗》等。 对清代书籍的纸张要有所了解。其多为开化纸、棉纸、黄榜纸、毛边纸、毛太纸等，颜色呈暗黄，纸质柔软耐久。 对清代书籍的版式要有所辨别。一般多为左右双边，也有四周双边、单边。多白口、少黑口，装帧大多为线装。 总之，对清代版本书籍的鉴定方法除上述几方面外，还应注意书的作者及成书年代是否相符，也是鉴定清代古籍书是否属真本或仿本的重要一环。

胶装方式包括两种：无线胶装和锁线胶装 一般书本的页数较多的话，会采用锁线胶装的方式，因为牢固度、耐翻度会较好，使用寿命较长；而如果是无线胶装，会很容易出现散页、断胶等现象 买书的时候注意一下就是。看看是不是比较常见的出版社出版的。

　　线装书除了竹纸、棉纸、麻纸、宣纸外，还有官册纸，白棉纸、连史纸、藤纸、机宣纸。

　　我国传统手工纸品类繁多，分类方法也有不少，可以按原材料分、按地域分、按生产工艺分、按用途分、按生熟分等，可以分成很多品类。但是就我国传统手工纸的原材料来说，大多不出这十个字“麻构竹藤桑，青檀稻瑞香”。因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把传统的手工纸大致分为以下五大类：麻纸、皮纸、藤纸、竹纸、宣纸。

　　一、麻纸：

　　以麻类植物的韧皮纤维为原料所造，起源最早应用最广泛的是苎麻，其次还有大麻、亚麻。麻纸是中国古代图书典籍的用纸之一，是一种大部分以黄麻、布头、破履为主原料生产的强韧纸张。麻纸的特点是纤维长，纸浆粗（纸表有小疙瘩）纸质坚韧，虽历经千余年亦不易变脆、变色；外观有粗细厚薄之分，又有“白麻纸”、“黄麻纸”之别；其抄纸帘纹间距二三公分、三四公分、五六公分不等；有的横帘纹和竖帘纹相交，间距竖约一指半；背面未捣烂的黄麻、草迹、布丝清晰可辨；可作为可靠的古籍鉴定依据之一。隋唐五代时的图书（碑帖装裱）多用麻纸，宋元时已不占主要地位，明清时麻纸的使用更为稀少。麻纸后人伪造及难。

　　二、皮纸：

　　以树木韧皮纤维为原料抄造，一般来说皮纸包括构皮纸、桑皮纸、雁皮纸、三桠皮纸（又叫山棉皮）、柳构皮纸、纳西族的东巴纸、藏族的狼毒草纸，等等……其原料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桑科植物构树、楮树、桑树，另一类是瑞香科植物瑞香、结香、滇结香、荛花、狼毒草，等等……

　　皮纸之中构皮纸所见最多，由于构树和楮树都桑科构属，二者不易区分，习惯上认为是同一种树，所以一般将将此两种皮料所抄纸张都称之为构皮纸，约起源于汉蔡伦时期，后世闻名的澄心堂纸即为构皮纸，构皮纸在文献中也常被称之为棉纸。构皮纸之后为桑皮纸，因桑皮纤维表面裹有一层透明胶衣，桑皮纸常有丝质光泽，曾被称为蚕茧纸，著名的乾隆高丽纸也是桑皮纸。

　　三、藤纸：

　　以藤类植物的韧皮为原料抄造，主要有葛藤、紫藤、黄藤等等，亦称“剡藤”、“剡纸”、“溪藤”。唐宋时在剡溪一带曾极度辉煌，后因对当地的藤类植物过度砍伐而消失。而越中多以古藤制纸，故名“藤纸”。孙能传《剡溪漫笔小叙》：“剡故嵊地，奉化与嵊接壤亦有剡溪，为余家上游。其地多古藤，土人取以作纸，所谓剡溪藤是也。”因之纸名“剡藤”。

　　四、竹纸：

　　顾名思义竹纸就是以竹子为原材料造的纸。主要原料为毛竹，此外还有苦竹、绿竹、慈竹、黄竹等等。我国四川省夹江县和浙江省富阳市为竹纸的重要产地。竹纸种类繁多，常见的有毛边纸、毛太纸、元书纸、玉扣纸、连史纸，传统的富阳宣和夹江宣纸也属竹纸，不过现在很多都改由龙须草抄造。

　　以嫩竹为主料生产的夹江手工书画纸具有洁白柔软、浸润保墨、纤维细腻、绵韧平整等特点，被人们赞之曰"淡画不灰、淡泼浓、浓泼淡、诗有烟霞气，书兼龙虎姿"。与安徽宣纸齐名，曾被国画大师张大千先生赞之为"国之二宝"。

　　现在富春竹纸主要产于富春江南岸山区及青云、龙羊、新登等地。富阳素有"土纸之乡"之称。历史上，富春竹纸名品竟出，以其纸质柔软、卷舒虽久而墨中不渝，不为虫蛀的特点，享誉国内外。历史上，富春竹纸名品竞出，行销国内并出口日、韩、新加坡、菲律宾等国。其中，昌山纸获1915年农商部最高特货称号和巴拿马万国商品博览会二等奖、1926年北京国货展览会三等奖，京放纸获1915年巴拿马万国商品博览会二等奖、1926年北京国货展览会三等奖，元书纸和乌金纸获1929年杭州西湖博览会特等奖，刷黄纸和五千元书纸获1929年西湖博览会一等奖。由于多种原因的影响，生产陷于窘境，加上造纸匠人大都年事已高，富春竹纸传统制作技艺后继乏人，濒临消亡，亟待抢救、保护。国家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2006年5月20日，该制作技艺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7年6月5日，经国家文化部确定，四川省夹江县的杨占尧和浙江省富阳市的庄富泉为该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并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226名代表性传承人名单。

　　五、宣纸：

　　原产于安徽泾县（原属宁国府，产纸以府治宣城为名，故称“宣纸”），现主要产于安徽泾县。是中国古代用于书写和绘画的纸。宣纸起于唐代，历代相沿。宣纸的原产地是安徽省的泾县。此外，泾县附近的宣城、太平（今黄山市黄山区）等地也生产这种纸。到宋代时期，徽州、池州、宣城等地的造纸业逐渐转移集中于泾县。当时泾县为宁国府管辖，宁国府治在今宣城，宣城为宣纸集散地，所以这里生产的纸被称为“宣纸”，亦有人称泾县纸。由于宣纸有易于保存，经久不脆，不会褪色等特点，故有“纸寿千年”之誉。

　　严格来说，宣纸该属于皮纸的，早期宣纸由纯青檀皮抄造，是名符其实的皮纸，后来加入了稻草，纸张特性跟皮纸也有较大差距，所以单分出来，作为一个特殊的种类。至于宣纸的起源目前各家说法不一，也无定论，但其大规模出现是在明朝。

　　宣纸具有“韧而能润、光而不滑、洁白稠密、纹理纯净、搓折无损、润墨性强”等特点，并有独特的渗透、润滑性能。写字则骨神兼备，作画则神采飞扬，成为最能体现中国艺术风格的书画纸，所谓“墨分五色”，即一笔落成，深浅浓淡，纹理可见，墨韵清晰，层次分明，这是书画家利用宣纸的润墨性，控制了水墨比例，运笔疾徐有致而达到的一种艺术效果。再加上耐老化、不变色、少虫蛀、寿命长，故有“纸中之王、千年寿纸”的誉称。十九世纪在巴拿马国际纸张比赛会上获得金牌。宣纸除了题诗作画外，还是书写外交照会、保存高级档案和史料的最佳用纸。我国流传至今的大量古籍珍本、名家书画墨迹，大都用宣纸保存，依然如初。

　　由于现代人对宣纸的热爱以及过度的宣传和神话，宣纸戴了很多莫名其妙的光环，很多皮纸的荣誉都被扯到宣纸身上。其实宣纸只是我国传统手工纸的一种，虽然在近代由于宣纸得到不少书法、绘画大家的推崇，但在宣纸之外还有很多很好的手工纸，在某些特性上它们非宣纸所能比，这些纸曾经都辉煌过，为我们传统文化的传承做出过重要贡献，不能因为一家独大而被忽视和遗忘。毕竟琳琅满目、品类繁多才是书画人的福气。

辨识、鉴定中国古籍以确定其刻印或抄写的年代、版本源流以及其价值的工作。它是古籍整理中的一项重要的学术研究工作。中国古籍历代流传，数量极大，门类繁多，同一种书经多次翻刻、传抄，版本繁杂，舛讹丛生，给后世利用和学术研究造成重重困难，因而古籍版本鉴别就成为不可或缺的基础研究工作。从事古籍版本鉴别需要具备广博的文史知识和版本学、目录学知识以及长期的实践经验。

　　刻本书的鉴定依据字体刀法是决定版刻时代的主要依据。汉字是方块字，不同时代写字用的笔和写法有所演变，刻工的操作方法与技术水平也随时代有所发展，在字体结构等方面形成时代特点与差异。除时代特征外，刻版印刷发展的地区还形成独有的地方风格。从事鉴定工作,必须熟悉各时期、不同地方的刀法特色,掌握常人不易觉察的字体同异要领，从而得出判定。

　　牌记为刻书标识。一般在书的卷尾，也有在序或目录之后的，文字有详有略，主要标明刻版年月及出版者。宋元以后多出现于坊刻本。元、明、清三代的私家、官府、书坊刻本使用较多,形成明显可资查考的依据。但有些影刻、翻刻本也把原书牌记摹刻下来，所以要参照其他特征加以辨析。

　　序跋古籍大都有序跋。其内容多为阐扬本书著述的优长，记述刻、抄的经过和年代等等。鉴定者可从序跋正文及署款判定该书版本年代及真伪、讹托，从而成为鉴定古籍的依据之一，但须留意一书多刻时照刻底本的序跋以及抽撤刻书时的序跋的情况。

　　刻工宋、金、元、明、清的刻本，常在书中镌有刻版者的姓名。有的一部书的刻工多达数十人。刻工历来受版本学家重视，从刻工姓名可了解版刻时代与地区，是最直接的依据。但明、清一些影宋刻本，也把原刻本刻工摹刻下来，容易造成误认；同一刻工刻的书也有年代的不同。因此还须结合其他旁证以作出准确判断。

　　避讳封建社会用字最讲避讳，有避帝王讳，有避家讳或尊者讳。元代不讲究避讳，宋代及清代康熙、雍正以后避讳较严格。后世版本学家常以避讳字作为判定古籍大致时代的依据。但应注意翻刻、影刻本保留原书避讳字的情形。

　　行款版式由于刻书时代不同，书的行款版式变异较为鲜明，虽有交错、例外，但有基本规律可循，例如宋版书的书口(版心)多为“白口”，而元版及明前期版本多用“黑口”。对行款版式的鉴定历来被视为重要依据之一(见雕版印刷文献、中国古籍形制)。

　　纸张关于印本和写本书的用纸，前人没有系统的调查研究资料可供参考，很多纸不知其名称，而文献中提到的纸又难以与实物相联系，鉴定时所能根据的仅是纸质的精细厚薄，颜色的黄、白或灰以及帘纹宽狭而已。宋代有的浙刻本用白麻纸，纸质较匀净，有韧性；四川刻本也用白麻纸，有些纸质较粗，甚至有透空小孔。南宋初期福建印书所用竹纸，质地细润，纸色较白，但以后多用**竹纸，因而从宋、元到明代，黄纸成为福建印本的特征。明代以棉纸为贵，棉纸有厚薄之不同，纸质细润，白棉纸印书成为明代特色。明末出现了开化纸，纸质细白匀净，清代以开化纸印书最名贵，连史纸、竹纸应用亦多。宋以后，还有用公文纸(公牍纸)和其他册子、信札等旧纸的背面印书的，这些公文纸如载有年月也可借以推断印本的大致时代。总之，书籍的用纸是识别版本的一项依据，但要多作比较，因为有的书刻印于宋代，后世仍可用其书版再印，而区别初印本和后印本，只能从纸张来判别了。

　　抄本和稿本的鉴定印刷术发明以前，古籍都靠抄写流传。印刷术发明以后,甚至在雕版印刷普及以后,抄写本仍在中国传世古籍中占很大比重。历代流传的抄本，数量可观，质量也参差不齐。抄本之外，藏书家的手写本及学者的稿本更是古籍中的珍品。因此对抄本和稿本的鉴定十分重要。其鉴定方法，首先要从书写字体的一般时代特征入手，与鉴定刻本之刀法道理相同。有不少抄本标识较为明显，很多藏书家传抄的书都用印有专用格式的纸供抄写。如明代祁承家抄本在版心下镌有 “澹生堂抄本”字样；毛晋家抄书有一种黑格纸，版心下镌有“毛氏正本汲古阁藏”字样；清初曹溶家抄本所用纸的版心镌字为“李曹氏倦圃藏书”，等等。这些标识是鉴定的重要依据。此外，个人书法的风格、书中的避讳字、作者的时代等等，都是抄本和稿本鉴定的依据。

　　有助于鉴定的其他旁证印章古籍上盖有某人的藏书章，说明该书曾为某人所藏。流传久远的，藏印随之增多，可从中看出文献收藏的源流。著名藏书家大多有书目传世，由藏书章对照其藏书目录有助于考核一书的版本。但藏印有真伪之别，有条件时，可将真伪藏印比较对照，细察印章篆法和印泥色泽，加以辨别。

　　批校题跋古籍常经前人批校题跋。题跋中常包含目录学、版本学资料，对古籍鉴定有一定帮助。对待批校题跋应加分析，要以其本身质量、出自何人手笔，以及内容、字体来确定其可信程度，辨别其真伪。

　　文献资料各种文献资料中有很多关于版刻的记载。一些书目、笔记中常有记述文献著述、流传情况。一些地方志中的艺文志收有当地的刻书目录。有些著述，如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二十一，有<元刊本资治通鉴音注跋>一文，就曾辨明元刊本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一书中虽有王磬序，但并非元兴文署刻本。这些都是有益的旁证。

　　古籍版本的真伪前人有关于伪书之说，是指某一种书假托为古人著作,不属版本鉴别的范围(见中国古籍辨伪)。当古籍作为商品买卖后，一些人为了牟利,通过种种手段，或把原书时代提早，或以残本充作全本，以提高书的价值。明代就已出现冒称宋版的情况。在鉴别古籍版本时，应时时注意作伪现象。作伪常见的手法有两种：一是利用明清以来的影宋刻本或质量较好的刻本，去掉原书的序跋牌记，以充宋刻。如明嘉靖四年王延喆刻本《史记》，是照宋本翻刻的。书中多处有王氏刻书牌记,多镌于某一卷之末。去掉牌记不易察觉,常被充作宋刻。再如清康熙刻本《通志堂经解》中《经典释文》及某些宋人解经之作，也被人冒充宋本，高价出售。二是在原书上加工作伪，常见的有以下几种手法：①剜改原书版面，补刻另一书名。②剜改原书牌记，充作早期刻本。③剜改原书的目录和卷次，或去掉目录，以残本充全本。④假作牌记。⑤染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