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酒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酒类之一，源于中国，且唯中国有之，与啤酒、葡萄酒并称世界三大古酒。约在三千多年前，商周时代，中国人独创酒曲复式发酵法，开始大量酿制黄酒。黄酒产地较广，品种很多，著名的有山东即墨老酒、江西吉安固江冬酒，无锡惠泉酒、绍兴状元红、绍兴女儿红、张家港的沙洲优黄、吴江的吴宫老酒、百花漾等桃源黄酒；上海老酒、鹤壁豫鹤双黄、福建闽安老酒、江西九江封缸酒、江苏白蒲黄酒（水明楼）、江苏金坛和丹阳的封缸酒、河南双黄酒、广东客家娘酒、张家口北宗黄酒和绍兴加饭酒（花雕酒等）、广东珍珠红酒等。

黄酒以大米、黍米、粟为原料，一般酒精含量为14%—20%，属于低度酿造酒。黄酒含有丰富的营养，含有21种氨基酸，其中包括有数种未知氨基酸，而人体自身不能合成必须依靠食物摄取8种必需氨基酸黄酒都具备，故被誉为“液体蛋糕”。

黄酒是中国的汉族特产，属于酿造酒。在世界四大酿造酒（白酒、黄酒、葡萄酒和啤酒）中占有重要的一席。酿酒技术独树一帜，成为东方酿造界的典型代表和楷模。

女儿红

十八年佳酿天下红

因历史典故而来的女儿红酒，色如琥珀，澄黄透明;味比琼浆，醇厚甘鲜;酒体协会协调，口感极佳，更具有半干型绍兴酒特有的馥郁芳香。它以精白优等糯米、生麦曲和鉴湖水为主要原料，采用独特酿造工艺，多年陈化而成，滴滴入口，唇齿留香！故以陈醇，真来形容女儿红酒，陈以炼香，醇赋酒格，女儿红酒的命名，源于江浙一带地方风俗：民间生女之年要酿酒数坛，以喻望女成凤之意，并在坛外雕绘有我国民族风格的彩图，泥封窖藏，待到女儿长大至十八岁出嫁时，把酒取出来招待宾客，以示喜庆吉祥。

绍兴花雕，是以酒坛外面的五彩雕塑描绘而得名，色彩斑斓，图案瑰丽，题材多样，四时花卉，灵禽神兽，历史典故，无所不有。她不仅为绍

兴黄酒增添了诱人的装潢，也为古城绍兴镶了一道独特的光环，揉和着绍 兴浓郁的民俗，展示出一幅令人神往的风情画卷。

绍兴花雕是从我国古代女儿酒演变而来。

竹叶青酒

据史记载，竹叶青是我国历代都生产的名酒。其色泽金黄带绿，纯净透明，香甜适中，柔和爽口，有淡淡的苦味而无强烈的刺激性，其余味中有汾酒和药材浸液形成的特殊感觉。45度酒，适当饮用有调和腑脏、疏气养血等良好功效。

竹叶青的酿制方法最初仅是在酒液中浸泡嫩竹叶，以取得淡绿清香的色味。自从白酒普遍生产和饮用以后，配入竹叶青的酒基多以白酒为主。配入的原料更是多种多样了。目前，国内各地生产竹叶青，以山西汾阳杏花村汾酒厂的产品为最佳。

杜康酒

据史书记载，杜康是夏代仲康时用粮食酿酒的鼻祖，周宣王时杜康后人因避难而定居于洛阳南的汝阳县。杜康当年造酒的遗址说是在汝阳

县蔡店乡杜康村，这里酿造杜康的泉水清冽碧透，味甘质纯，因杜康为造酒者的始祖，使杜康成了今天酒的化身。

杜康酒属浓香型酒，以优质小麦、精选糯米、高梁为酿酒原料，高中温曲混合使用，并采取“香泥窖封，低温入池，长期发酵，精心勾兑”等先进工艺制成。杜康洒久负盛名，历史文人多有赞誉，三国曹操曾有“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的千古名句。

古老的乳酒

狩猎，是原始人的重要生产活动。随着狩猎方法和工具的改进，人们可能一次捕到较多的活的野兽，一时吃不完，就用绳子缚住或者用围栏围住，留待以后宰杀。被缚或被关的野兽中完全可能有正在哺育幼兽的母兽，也可能在被缚、被关时生了幼兽，于是人们就有了尝到兽奶的机会，当然也有了挤兽奶的条件。挤下的兽奶一时吃不完，保管不善，和含糖的野果相似，也会受到自然界的微生物的作用生酒。人们偶然尝了这种酒，觉得味道很好，就有意识地模仿着酿造起来，就是最早的乳酒了。所以有的学者认为，新石器时代原始畜牧业发展起来以后，就可能有了乳酒，可见这种酒之古老。《礼记·礼运》中提到的“醴酪”，就是指的乳酒。至于是什么动物的乳酿制的酒，则说不清了。从一些古籍中看，马乳制的酒肯定是乳酒中很重要的一种。如汉代朝廷专设有“挏马官”，负责生产马乳酒。宋史中也提到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一带)“马乳酿酒，饮之亦醇”。元代诗人许有壬写的《马酒》诗中说：“味似融甘露，香疑酿醴泉。新醅撞重白，绝品挹清元。”看来这种酒既甘甜，又醇厚。

兰陵美酒

产于苍山县城西南的兰陵镇。酿制历史可上溯到春秋时代， 距今有2000多年。当时，兰陵名为东阳，所以此酒古称东阳酒。系采用重酿工艺制成。取黍米为原料，以纯净甘冽的古老深井水制糊，放麦曲糖化，然后添优质大曲酒，入瓷缸密封，重酿半年启缸。酒色呈琥珀光泽，晶莹明澈；保有原料的天然混合香气，浓郁袭人；酒质纯正甘冽；口味醇厚绵软。含酒一般在25度左右，糖14--15%，以及天冬氨酸、谷氨酸、丙氨酸等17种氨基酸，营养丰富。

常饮有养血补肾功能。是一种黄酒类优质滋补酒。新加坡《南洋商报》曾载文说：“兰陵美酒酒质醇厚，适合各界男女饮用。”此酒自唐代声誉鹊起，畅销 西京（今西安）、江宁（今南京）、钱塘（今杭州）等名城。唐代大诗人李白曾赋诗赞曰：“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

状元红

女儿酒就是生女儿的人家，在女儿出生当年酿制几坛酒，密藏于地窑或夹墙内，一直到女儿出嫁时取出来，或作陪嫁，或在婚宴上款待客人。因为女儿酒的酿制寄托了父母希望，所以酿制时不仅选料、技艺十分精心，连酒坛也刻意妆扮，请画匠粉绘各种吉祥图案和题上吉祥祝辞，如“花好月圆、万事如间、白首偕老”等，将父母心愿表达出来。这种酒坛后来被人称“花雕”。

生女儿人家如此，生儿子人家也不甘落后，于是绍兴人就有了生儿子就酿酒，并在酒坛上涂上朱约色，着意彩绘的，这种酒被命名为状元红，表示儿子有状元之相。

无论是女儿酒、状元红，从酿造到饮用，即使是不提倡晚婚的古代，也要等17到18年以后，一坛酒存放17到18年以上往往会浓缩成半坛，甚至更少些，其质量肯定更佳，在女儿成亲或儿子大喜的日子里，做父母的用这种酒来款待诸亲好友，受赞扬自然不在话下，于是更喜上加喜。

状元红以优质高梁为原料，以大麦制曲，并采用清河泉头水为酿造用水，加入人参、砂仁、豆蔻、川牛膝等30余味名贵中药，浸泡提炼，成为成品。

酒液红润晶莹，色泽自然，芳香馥郁、甘美可口。适量饮用的调和血气，补中固本，强壮身体，延年益寿之功效。

葡萄酒

魏文帝曹丕喜欢喝酒，尤其喜欢喝葡萄酒。他不仅自己喜欢葡萄酒，还把自己对葡萄和葡萄酒的喜爱和见解，写进诏书，告之于群臣。魏文帝在《诏群医》中写道：“三世长者知被服，五世长者知饮食。此言被服饮食，非长者不别也。中国珍果甚多，且复为说蒲萄。当其朱夏涉秋，尚有余暑，醉酒宿醒，掩露而食。甘而不酸而不脆，冷而不寒，味长汁多，除烦解渴。又酿以为酒，甘于鞠蘖，善醉而易醒。道之固已流涎咽唾，况亲食之邪。他方之果，宁有匹之者”。

陆机在《饮酒乐》中写道：

蒲萄四时劳醇，琉璃千钟旧宾。

夜饮舞迟销烛，朝醒弦促催人。

春风秋月桓好，欢醉日月言新。

《饮酒乐》中的“蒲萄”是指葡萄酒。诗中描绘的是当时上流社会奢侈的生活：一年四季喝着葡萄美酒，每天都是醉生梦死。这时的葡萄酒是王公贵族们享用的美酒，但已比较容易得到，决非汉灵帝时盂他用来贿官时的价格，否则谁也不可能一年四季都喝它。

材料：辣豆瓣酱10g，花椒5g，泡姜10g、泡蒜10g，大葱10g、红枣10g、枸杞10g。

1、大葱切成段、泡姜切成厚片。

2、电火锅里加入适量油，加入辣豆瓣酱、花椒，炒香。

3、接着加入泡姜、泡蒜、一起炒香。

4、然后加入适量水，放入大葱、红枣、枸杞，盐。

5、煮开后改成小火继续熬煮，大概半个小时就行，让汤汁充分入味。

花雕酒是黄酒大品类中的一支，古籍显示其起源于六千年前山东大汶口文化时期，而后兴盛于江浙之地。

原料选材上等糯米、麦曲，辅以良泉净水，经过筛米、浸米、蒸饭、摊冷、落作（加麦曲、淋饭、鉴湖水）、主发酵、开耙、灌罐后酵、榨酒、澄清等古法酿制，储存时用特制的、上面雕有龙凤、花草、鱼鸟图文的瓦罐或土罐，因此而得名，当然，现在的包装有了更的选择性。

花雕酒呈色为橙黄或红褐清澈透明，酒香馥郁芬芳，口感柔和鲜美、甘润醇厚是为上品。

花雕酒酿酒以糯米为主材，发酵用酒曲（酒饼），酒曲中的酶将糯米饭干糖化，经酵母作用把糖分发酵成酒。发酵过程，控制糖分含量转化成酒精度高低不同就产生了花雕的干型、半干型、甜型等。通常花雕酒的酒精度一般在10-15度之间。下面是干型、半干型、甜型区分方法：

干型总糖含量等于或低于150g/L，“干”表示酒中含糖量少，糖份都发酵变成了酒精。

半干总糖含量在151g/L-400g/L的酒，“半干”表示酒中糖份还未全部发酵成酒精，保留部分糖份。

甜型总糖含量高于1000g/L的酒，“甜型”表示酒中糖份少部分发酵成酒精，控制糖化过程，抑制微生物发酵，加入高浓度米酒，保持鲜甜醇厚。

一般自饮根据个人口感喜好。

干型呈橙黄至深褐色，清亮透明有光泽，口感醇厚鲜爽有劲，酒香浓郁。半干醇香中丝丝甜味，馥郁芬芳、柔和味美。甜型鲜甜醇厚，浓郁醇香，酒体温润协调。

花雕酒品牌有：塔牌、会稽山、古越龙山、女儿红、醉回首、即墨老酒、唐宋、安昌太和等。

陆士谔一生创作的百余部小说中，以《新上海》与《新中国》最著名。《新上海》将清末上海十里洋场种种光怪陆离的“嫖、赌、骗”丑恶现象作了深刻揭露，写得淋漓尽致。199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十大古典社会谴责小说”，陆士谔的《新上海》与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同列其中。《新中国》是陆士谔32岁写下的代表作，这是一部令今人万分惊叹的小说。该小说又名《立宪四十年后之中国》，小说以第一人称写作，是一部以梦为载体的幻想之作。书中写道：“万国博览会”在上海浦东举行，为此在上海滩建成了浦东大铁桥和越江隧道，还造了地铁。有趣的是为造地铁（电车隧道），还发生不同意见的争执，有说造在地下，有说要造高架；争论到最后，说是造高架行驶噪声太大，且高架铁竖柱影响市容又不方便，最终定下造地下电车隧道。他创作的以抗击八国联军为题材的小说《冯婉贞》的部分内容竟被编入《清稗类抄》，后人又将此作为史实编进了历史课本。此外他还给包括古典四大名著在内的各种小说写作续书，其中最著名者是《新水浒》，书中描写梁山好汉开银行，办铁路，发展工业等，探讨了经济与技术发展和人性的冲突。

陆士谔对医学及武术均有兴趣，这也是他写武侠小说的功底之一。他饱读医书后，又拜名医唐纯斋为师，到20世纪20年代初，竟悬壶上海。他虽以医为业，却未尝弃文，写出以清初社会现实为背景的武侠小说20余部，其中《血滴子》尤为走红，以致世人多以为雍正之传位和丧命，都是出自血滴子成员之力。另撰有《也是西游记》、《飞行剑侠》、《七剑八侠》、《七剑三奇》、《三剑客》、《红侠》、《黑侠》、《白侠》、《顺治太后外纪》、《女皇秘史》、《清史演义》、《清朝开国演义》《十尾龟》等书行世。在言情小说方面，他还写过《新孽海花》、《孽海花续编》，因《孽海花》原书作者曾朴读后提出抗议，陆即接受意见将书毁掉。 1910年，晚清小说家陆士谔在其幻想小说《新中国》中，写下了这些令后人惊叹不已的句子，神奇地预言了将要在上海举办的世博会，并点出地址在浦东。近日，记者专访了陆士谔的嫡孙陆贞雄，听其讲述这位神奇前辈是如何构建出百年世博奇梦的。

时年32岁的陆士谔写下了《新中国》，虽然全篇只有2万字，却预言到了百年之后的强盛中国及世博会的举办。全书以梦为载体，作者化身“陆云翔”，以第一人称描述了自己梦中所见：上海的租界早已收回，法庭律师皆为华人，马路异常宽广，洋房鳞次栉比。

最为神奇的是，他写道：那年“万国博览会”在上海浦东举行，为了方便市民前往参观，在上海滩建成了浦江大铁桥和越江隧道，还造了地铁。为造地铁，还发生了不同意见的争执，有说造在地下，有说要造高架，争论到最后，定下造地下电车隧道。“把地中掘空，筑成了隧道，安放了铁轨，日夜点着电灯，电车就在里头飞行不绝。”还有“一座很大的铁桥，跨着黄浦，直筑到对岸浦东。”

如今住在黄浦区的陆贞雄认为，祖父书中虽未出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字样，但他勾勒了一幅未来城市发展的美好蓝图，并相信终能实现。《新中国》结尾，陆云翔被门槛绊一跤跌醒，才知是一场梦。妻子说“这是你痴心妄想久了，所以才做这奇梦。”而他却说“休说是梦，到那时真有这景象也未可知。”时至今日，这一切果然成真。 身在积贫积弱的旧中国，陆士谔何以“做”出如此恢宏的奇梦？何以预言到百年后的世博？陆贞雄认为，“祖父更多的是靠他睿智的头脑、渊博的知识、丰富的想象，以及对中国综合国力的准确估计，然后层层推理，最后才构想出这个百年奇梦的。”

陆士谔弟妹等亲属都是当时进步团体如同盟会、南社的成员，使其很早就接触了《***宣言》等进步读物，因此他认为革命进步人士必将建立起一个独立自主的 “新中国”。而且，陆士谔在当时是一个“很西洋化”的人。在陆贞雄给记者看的老照片中，有一张是陆士谔与其妻李友琴的西式婚纱结婚照。

在“梦中”，陆士谔还对世博的一些细节预言精准。如《新中国》梦中的三大工程与现实中的延安东路隧道、地铁一号线、南浦大桥等地点方位均吻合。陆贞雄分析，这与祖父的医生职业有关，“他经常要到各处出诊，对上海的地理位置非常熟悉。”所以清楚哪些地方人流量大，哪些地方最需要修建这些工程。 14岁时，陆士谔从青浦珠溪镇（今朱家角）老家到上海当学徒，却因一口“家乡土话”被人歧视。3年后回到家乡师从名医唐纯斋学医。1905年，27岁的陆士谔到上海行医谋生，1925年因为医好了一名富商的疑难病而成名，被誉为沪上十大名医之一。

陆士谔爱读稗官野史，还爱写这一类小说，到上海第二年，便以“沁梅子”笔名出版了《精禽填海记》。之后，他一边行医一边大量写小说。

陆贞雄介绍，写《新中国》，缘于当时的“改良小说社”的征文。“祖父看到征文后就开始写《新上海》、《新中国》。”但当时，书出来后反响并不好，“都觉得是胡扯，说他构想的是‘乌托邦’，没有人看，有些人将书扔掉或烧掉了，所以现在存书很少。”据陆贞雄说，原先上海图书馆也仅存一本。

陆贞雄介绍，“祖父爱喝老酒”，所以《新中国》开头，就是在正月初一喝闷酒，“两斤花雕下肚就昏昏欲睡”，便开始了这一“百年奇梦”。

他曾预测在100年后，上海浦东将会举办“万国博览会”，而今变成了现实。上海世博会，在我国成功举办了。

陆士谔“预言2010年上海世博会”乃误传

为2010年上海世博拍摄《上海传奇》的贾樟柯导演说：“他(陆士谔)写了一本科幻小说，他预言2010年上海会开世博会，而且世博会就在浦东举行，那个时候要建一个海底隧道。100年后，世博会真要在上海举行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梦想成真的故事。”

上海世博会事务协调局与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大型电视纪录片《百年世博梦》也如此说。经传媒的广泛报道，“陆士谔百年前精准预言上海2010办世博会”这一说法已深入人心。这样一个“梦想成真”的故事确实很动人，很值得宣传。但遗憾的是，这个故事其实经不起考证。实在说，这是典型的“人云亦云，以讹传讹”。

近期，笔者为了编著《清末民初万国博览会亲历记》(商务印书馆2010年4月出版)一书，辗转得到陆士谔百年前写就的《新中国》一书，方知今天我们所说并非真实。倘没有看到原始材料，笔者恐怕也会是这“陆氏预言说”的“以讹传讹者”了。

陆士谔不仅没有“精准预言”“2010年”，而且他所说的“内国博览会”亦非我们今天所说的“万国博览会”。 在陆士谔的小说《绘图新中国》中，小说主人公陆云翔在好友李友琴的导游下，观览了1951年的上海，他来到人民广场(跑马场)的“新上海舞台”看新剧，在南京路(大马路)坐地铁，到了外滩，忽惊见黄浦江上跨着一架“大铁桥”，他便问“导游”：“这大铁桥几时建造的？”女士道：

足有二十年光景了，宣统二十年(按，1928年)，开办内国博览会，为了上海没处可以建筑会场，特在浦东辟地造屋，那时上海人因往来不便，才提议建造这桥的，现在浦东地方已兴旺的与上海差不多了。

那李友琴是在介绍黄浦江上的大铁桥的来历时，顺便提了这么一句，说这桥是1928年在浦东开办“内国博览会”时为了方便人们来往才建造的。白纸黑字，怎么就成了“陆士谔百年前精准预言上海2010办世博会”了呢？时间不对，一为1928年，一为2010年；性质也不对，一为“内国博览会”，一为“世界博览会”。

读者诸君可能要问：“内国博览会”是不是“万国博览会”手民之误？百年前的书出点小错也不是不可能的。就拿此书为例，目录的第二回回目为“拍马屁挡手煎药，送仙丹小妇多情”，而正文中第二回回目则是“冠全球大兴海军，演故事改良新剧”，这样的错误就有点离谱了，显然正文中的回目是正确的。

那么，“内国博览会”会不会是“万国博览会”手民之误呢？那“内”字或与“万”字形相近，但要知道，此书是繁体字版，如果是“万”字的话，当印为“万”字，查此书后面出现的“万”，果被印成繁体“万”字，看来此处“内”字不可能因字形相近而印错，必为“内”字无疑。

其实，“内国博览会”就是“国内博览会”之意，这在今天听起来别扭，但在当时却并不别扭，恰手头有例可佐证。在1915年出版的冯自由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大赛会游记》中提到中国馆之建筑时，这样说：“工程出诸宁梓之手，是以新派而造旧物，未免凿枘不合，宁梓擅西制，使建宫殿，似不及内国工人。”看来“内国”与“外国”相对举，就是“国内”之意。

还有例子，在同一本书中，介绍巴拿马太平洋世博会报知局时，这样说：“会场中特设一局曰报知局，专理一切集会及交际事宜，凡有社团开会，须预在此局挂号，由局员编制日期，不致纷乱，其职掌有四：一内国及万国之大会；二关于学术之集会；三秘密结社及特别团体之集会；四介绍旅馆铁路及太平洋沿岸名胜。”看来“内国”与“万国”相对举，就是“国内”之意。

倘真的是万国博览会，陆士谔当会直接道明的，吴趼人在1905年所写的《新石头记》中，便这样说：“浦东开了会场，此刻正在那里开万国博览大会。我请你来，第一件是为这个。这万国博览大会，是极难遇着的，不可不看看。”这里“万国博览大会”就不是“内国博览大会”。

可见，“内国博览会”不太可能是“万国博览会”之误。

因此我们可以说，陆士谔不仅没有“精准预言”“2010年”，而且他所说的“内国博览会”亦非我们今天所说的“万国博览会”，所谓“精准预言2010年在上海召开世博会”只是粗心的后人的一厢情愿罢了。

他在今天蒸蒸日上的声名与其说来源于“预言世博会”，不如说来源于百年前他对上海未来的幻想，而这些幻想在今天有的变成了现实。

然而陆士谔在今人的眼里声名却蒸蒸而日上，何故？这还得归功于他的小说《绘图新中国》。表面上，他的声名来源于“预言世博会”，实质上，他的声名来自于百年前他对上海未来的“幻想”，而这些幻想在今天有的变成了现实。

这部“理想小说”讲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宣统二年(1910)正月初一，主人公陆云翔(按，即作者自己)百无聊赖，在喝了好友李友琴赠送的20年陈的花雕后，“穿越”到宣统四十三年(1951)的上海，而一个文明发达、面貌一新的上海令他感到陌生和惊诧。

他在好友李友琴的“导游”下游览了这个熟悉而又陌生的上海。这时上海租界的治外法权、行政权已收回，领事裁判权已经废掉，租界已经交还我国，洋货已被国货淘汰了，京沪开通了火车(宣统八年召集国会时，由于观礼的人太多，“京沪火车为了此事特加上几班特别专车”)，外人侨寓我国不得不遵守我国法律，我国的各式兵舰坚固灵便都非他国所能及，我们海军军力“全球第一”。

这时，人民广场(跑马场)竖起了座拥有“十二万个座位”的“新上海舞台”，全市都设有了售票点，走在覆有透光琉璃瓦的“雨街”上不用打伞，南京路(大马路)下有了地铁，黄浦江上架起了铁桥，黄浦江底挖掘有隧道，法院(“裁判所”)里中国人正在控告那违法的外国人，上海交大(“南洋公学”)变成了综合性大学，我国高校都有了外国留学生前来求学，汉语成为“现在全世界文字势力最大”的语言文字，“吾国的工人差不多个个都是小康”，女人们开始走出家门做会计工作(“总账房”)，嫖娼赌博都已被禁绝，我国生产出了“式样极其灵巧，用油也极其省俭”的汽车，人们出门可以租坐“出租车”，从徐家汇到南京路十多里间店铺从没间断过。

“国民游憩所”里阅报室、丝竹室、棋话室、弹子房、藏书楼、古董房、书画房，应有尽有，新发明的烟火在空中可以燃出图画，洗澡改用成一种“从化学里头分化出来的很能够去污涤垢并能杀一切微生虫”的“汽”，中国发明了“西洋各国从不曾有过”的飞艇，人们可以随时乘座“空行自行车”，穿着“水行鞋”就能安然地在淀山湖上行走，捕鱼人借用“测水镜”和“听鱼机”来捕鱼，水面上行走的都是那电机船，用X光透照可以在不伤蚌苗而采得珍珠，社会安定国人文明不得不开始裁减侦探，苏汉民初步试制成功去除恶根性的“除恶药”，吴淞口海军在大演习，“走遍全国，寻不出一个穷人”，“愁富”的人只好盘算着到海外投资(“把钱运到外国去做一番事业”)，联合国安理会(弭兵会议会所以及解决国际争端的“万国裁判衙门”)就设在我中华。

待到作者一觉醒来，却发现自己仍睡在榻上，原来所有光怪陆离的美妙景象，只是一场幻梦。

正是陆士谔对上海、中国未来的想象，以及这中间的诸多想象在今天成为现实，而不是他预言到什么世博会，调动起人们的好奇心，从而使得陆士谔一时成为一个“神人”，此书成为一本“奇书”。

今人视陆士谔为“神人”，视《新中国》为“奇书”，正是我们把他当成“预言家”，把此书视为“预言小说”之故。

在笔者看来，把此书当成“预言小说”，不如看作“幻想小说”(正如此书封面所印的“理想小说”)；把陆士谔当成“预言家”，不如看作“幻想家”。预言与幻想区别在哪里呢？预言更多地体现着预言者的“神机妙算”和“远见卓识”，而幻想则更多地寄托着幻想者的“渴望”和“希冀”。

准确地说，《新中国》属于幻想之作，而不是预言之作。因为陆士谔是那不幸的现实中的挣扎者和痛苦者，他强烈地渴望改变现实，但又在坚硬的现实面前看不到改变的希望，于是只有通过幻想来自我安慰。从此一意义来讲，他并不是为那痛苦中的芸芸众生指示一个可能的未来生活图景的先知。

今天，我们常常惊怪于百年前的陆士谔能“预言”到南京路下有地铁、黄浦江上架铁桥、黄浦江底通隧道、大剧院里放**等，而且这些“预言”在今天都一一实现。我们的惊怪显然是建立在这些新生事物的设想都是一百年前的陆士谔在医房或书房里“独家想象”出来的。

其实，他之设想并不是他的“独家想象”，他之所想事物，在当时世上本就存在，只是当时的上海没有而已，看到他人所有，幻想自己也能有，此亦陆士谔的“准确预言”在今天能够灵验的关键之所在。

就说那轻轨地铁，早在1876年，李圭就在纽约看到了高架桥隧道上行车的景象，他说：“铁路、电线如脉络，无不贯通。轮车必须由城里经过者，则于空际建长桥，或于街底穴道以行。”(李圭：《环游地球新录》，谷及世校点，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4页)待到到达伦敦，伦敦的地铁更是发达和完善，李圭这样描述伦敦地铁：“美国各街多建铁路，行街车，便搭客，此城则于地底穴道，以行火轮车。分段设车票房。行人欲往何街何段，随处购票，下石阶四五十级，至地底车房搭车而行。亦有货摊小铺，以便行客，恍惚又一世界。是缘地狭人稠，诸国交会，街衢行人车马已不胜拥挤，乃创为地道，庶便往来也。”(同上，第86页)

当年在伦敦漫游的李圭还提到正在讨论中的英法海底隧道，“闻两国会议，拟将海底开通，建铁路行轮车，此举或可成也”。(同上，第146页)

我们知道，上海是西学新学荟萃之地，那么，34年后的陆士谔幻想上海将来大马路下通地铁，黄浦江下掘隧道，这有什么稀奇的呢？

接着要问的是，陆士谔是不是知道西方都市里有地铁有隧道的“新知”呢？答案是肯定的。在提到南京路下建地铁的时候，他的小说人物李友琴说，由于上海地狭人稠，路面行驶电车往往有碰撞行人等事，于是，“总要想一个改良的法子，于是大家研究，有人说欧美电车有架设着铁桥在半空里行的，有开筑着隧道在地底里行的，经大众议决，说空行不及隧行的便，电车在铁桥上行那铁桥是凌空的，行起来辘龙辘龙雷响似的，闹得两旁店铺及街上行走的人头都晕了，并且架桥的铁柱一根根竖在街上，也很讨厌的，决定开筑隧道，才改成现在的样子”。轻轨隧道还不是参考欧美吗？

再说那黄浦江下的掘隧道，也无不是受欧洲海底挖掘的启发。当陆云翔提出上海到浦东隔着这么宽一条黄浦江，难道黄浦江底下也好筑造隧道的疑问时，女士道：“怎么不能，你没有听见过欧洲各国在海底里开筑市场么，筑条巴电车路希什么罕。”可见，陆士谔对欧西在水底挖掘隧道的“新知”并不陌生。

因此，我们可以说，陆士谔的“预言”和设想只不过是一个“看到他人有，希望我也有”的渴望和幻想而已，并不是他独到的惊人的“发明”。

当然，我们说他之所想有所依据，并不是说他之所梦都有所据。其中也有些天马行空的“不靠谱的”幻想，才可能是他的独创，比如军舰上蒙覆着可以“制服炮弹”的“橡皮包甲”，能使人在水面上行走的“水行鞋”，可随时乘坐的“飞车”等，如果这些设想都实现了，我们才能说他是“神人”。

100年前，陆士谔小说人物随口提到上海曾于1928年举办过“内国博览会”，今天被粗心的人们误传为他“精确预言百年后上海举办世博会”，遂使士谔其人其书声名日隆，于是，采访探寻，翻印整理，好不热闹，这对士谔来说，不能不说是件幸事，然而，倘能启士谔于地下，他对今天的误解和喧闹能安心接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