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横跨欧亚大陆数千年的“丝绸之路”和“通西域”大业，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西汉开创者张謇、东汉和定远侯。在中华民族“地理大发现”时期，他们一个个上万里，经历雨雪风霜，面对千难万险，面对刀光剑影，却百折不挠，不辱使命。最后，他们与西方国家进行了良好的沟通，在国外宣布了中国的国家权力，开启了持续数千年的丝绸之路。他们的英雄业绩经历了几千年，如今成就斐然。心向往之。

永乐帝朱棣在位的22年，也可以称为中华民族的又一个“地理大发现”时期。这期间有80多个国家与大明交流，甚至远至中非朝贡。当时，七下西洋、打通万里海的三宝太监郑和已经名噪一时，而与此相关的另一位杰出外交家——年在万里重开丝绸之路的陈诚，却没有多少历史学家触及。事实上，这位被“三宝太监”的荣光埋没的大明使者，以其顽强的决心和无畏的斗志，五次从西方的阳关下西洋，与郑和共享“万国来朝”的壮丽景象。

陈澄，本名卢茨，元至正二十五年，江西吉水人。据当地吉水人记载，自童年起，他“写了许多语录，如写博客、增强志气、了解西藏、回蒙古等。”洪武十八年，陈佳丽聘请明初大学者梁音为师。在一起一天一夜后，梁音称赞陈诚的父亲：“你儿子很聪明。虽然很难有一个团队的天赋，但他可以建立一个遥远的未来和希望。”

虽然《四书五经》很受推崇，也认真研究过，《四书五经》也不是陈诚的强项，但是经过几年的努力，还是不尽如人意。吴二十六年进士。第二年，龚和朝廷考了前三名，最后“成了第一”，但成绩一比，很多人才列为“甲”“乙”。陈诚？作为翰林学院的“判官”，他是一个“七品”的小官，比同年的“甲”、“乙”都低。尽管如此，陈诚并没有因为自己卑微的官职而废言。但朝廷内外政策都是错的，有豪言壮语和建议。洪武二十八年，秦王朱商平定甘肃临洮叛乱，“灭吐蕃万人”。捷报传来，众大臣纷纷表示祝贺，但陈诚认为此举“操之过急，恐有不公平之处。”上表暗示朝廷派遣使者的速度很快。一年后，陈诚人生的转折点终于到来。朱元璋提拔陈诚为兵部“驾臣”，派他出使西域？沙里怕回鹘。从那以后，他一直旅行了几千英里。

这次出使的原因是洪武二十四年，在今新疆建立了“东察合台汗国”。“东察合台汗国”是从蒙古帝国的前“察合台汗国”分离出来的，其疆域包括今天的新疆伊犁和中亚部分地区。公元1391年，东察合台汗的儿子黑可汗派遣使节到南京迎接朱元璋，与明朝正式建立了宗藩关系。但朱元璋注重的是对东察合台汗国西部邻国帖木儿帝国的描述。

说到当时活跃在中亚地区的“帖木儿帝国”，中国的史料记载很少。而这个起于“西察合台汗国”，征战中亚的帝国，却被西方史学界誉为“继成吉思汗之后蒙古的又一伟大征服者”，逐渐成为此时西方明朝的又一威胁。早在洪武三年，朱元璋就派傅友德出使西域。甚至在甘肃、青海、东疆大败元军时，帖木儿推翻了原察合台汗国的统治者。此后，他在南方作战中击败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西方，在南方多次进攻和掠夺印度，扩张了无数地方。就连远在欧洲的西班牙国王也尊称他为“养父”。帖木儿在东方对明朝的态度一直是恭顺的。吴鸿二十一年，明朝在捕鱼方面大获全胜。帖木儿派使者到南京，纪念明朝为“可去之国”。然而，根据法国历史学家布里俄斯在《帖木儿帝国》一书中的记载，“他毕生的梦想是释放中国的臣服。”

东察合台汗国向中国进贡时，帖木儿不断入侵东察合台汗国边境，双方互有胜负。东察合台汗国的报告和朱元璋派往帖木儿帝国的两名使节的被扣留，使朱元璋实现了帖木儿帝国的野心。于是，明朝开国功臣侯松生先被调至凉州镇守，后又向镇西派遣使节，意图加强西北防御。初出茅庐的陈诚接过了任务。

陈诚没有辜负他的使命。洪武二十九年冬，陈诚来到柴达木盆地招募当地部落。曾有人建议明朝“尽一切努力移民实边”，但陈诚坚决拒绝，认为此举“有害天地”。之后，陈诚任命当地部落首领为官员，在柴达木盆地建立安定卫、曲仙卫、阿端卫三大重要军区，并要求朝廷派出“熟悉农业的官员”，推广中原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发展当地生产。

这就使得当地的游牧部落转而定居下来，使得部落“随波逐流”。一年后，安南入侵大明边境，陈诚再次被派往安南。据越南史料记载，安南的“谦、稳、利之言，显示了明朝的伟大力量”，最终吓坏了安南的统治者和官员，派他到南京道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第四年，陈诚调任广州府任“管家”，调解“色目人”与当地村民的纠纷，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主持修复当地清真寺。从那以后，当地所有的民族都和睦相处。有多少？“善于处理外交事务”的陈诚，在大明政治上也有突出的建树。

永乐二年，帖木儿在撒马尔罕召开中亚蒙古人会议，声称要“推翻明朝，收复失地”。此后，他在中国投入20万大军，悍然发动了反明朝的“讨伐”。消息传来后，朱棣命令凉州左知府宋胜组织军队备战，陈诚在柴达木盆地设置的“三防”也日夜组织军队备战。然而到了冬天，帖木儿在三月间病死，大规模的“远征”徒劳无功。

帖木儿死后，他的国家陷入内乱。他的孙子哈里，生前被指定为继承人，与第四子沙哈如激烈争夺皇位，“反明复辟”大业搁浅。此时明朝在西北也动作频频。永乐四年，朱棣在新疆哈密建立了哈密卫等军事基地，并派驻重兵，正式对今天新疆的“诸侯国”行使主权。内忧外患之下，帖木儿帝国开始修复与明朝的关系。一年后，第一个继承帖木儿帝国皇位的海瑞，释放了早年被帖木儿扣押的明朝使臣福安、杨，委托他们带着帖木儿帝国的愿望与大明重修旧好。永乐5年6月22日，这个失踪了几十年的使团终于回到了首都。当时“举朝廷为忠”。这时，被调往文远馆的陈诚得知帖木儿帝国正在内战中夺取皇位，立即向朱蒂提出建议。永乐六年，朱蒂派遣使者率领帖木儿帝国的吉果代表团，并带来了朱蒂的手书。内战中两大派系哈里和沙哈鲁的纷争，在帖木儿帝国当地调解。赢得王位的沙哈鲁最终释放了被囚禁的哈利，并把伊萨卡岛变成了他的黑色封地。帖木儿帝国持续三年的内战终于“和解”了。第二年，正式成为帖木儿国王的沙哈如派代表团到南京迎接朱蒂，并赠送豹子、狮子等礼物。双方恢复了朱元璋时代的“宗主”关系，从此友好往来。

最先提出“使者”的陈诚没有被任命，因为此时他已经成为“文远馆政务官”，正在协助解缙编纂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帝王巨著《永乐大典》。同时，他收集了大量的史料，整理了中国驻外使团的所有细节和中国周边国家的面貌。今天，我们可以了解中国古代许多“外交官”的英雄姿态和古代中国与其他国家友好交往的历史，陈诚为此做出了巨大贡献。

永乐十一年九月，已经是吏部验印司一员的陈诚终于迎来了他的第二次西域之行，。帖木儿帝国的八位使节被任命为大明的“教务长”。为了这个任务，陈诚做了周密的计划，让朱棣挑选“元朝遗民”陪他旅行。代表团从北京出发，经玉门关进入西部地区。经过一年多的长途跋涉，终于在次年十月到达帖木儿帝国的首都赫拉特。陈诚出使帖木儿周边中亚各国，先后被任命为达什甘、失落、色兰、沙鲁海牙等国国王，并任大明大使。1414年10月，帖木儿国王沙哈茹在赫拉举行盛大仪式欢迎陈诚一行。会见中，陈诚以大国使者的风采赢得了沙哈鲁的尊重。当然，也有“不和谐”的插曲。“秋华派”的沙鲁将军阿哈黑，祖上曾是元朝的重要大臣，当场发难，指责明朝赶走了元朝，一直与蒙古人为敌。陈诚更是针锋相对。坦白说，“国之幸只在德，不在魏。”。然后逐一列举了元朝前各族官员在明朝受到优待的事实，一位身负使命的回民官员萨都木“现身”现场。告诉帖木儿的君主和大臣们，明朝与帖木儿的良好沟通是“以德护民之举”，如果继续争论下去，只会“给贵国的一生带来灾难”。帖木儿的君主和官员对阿哈黑的礼遇印象深刻，阿哈黑当场被沙哈如下狱。曾经在帖木儿帝国占据重要地位，一直主张抗击明朝的“秋华派”彻底失势。随后，沙哈鲁在内宫为陈诚一行举行家宴，并让他的“接班人”Ug拜访陈诚

陈诚在帖木儿期间，还走访了当地著名的宗族和商会，组织各国驻帖木儿的使节，逐一驳斥逃往当地的使节对明朝的歪曲描述，“驳蛮慷慨论”，而中国使团带来的瓷器、丝绸等精美礼品在当地引起轰动。苏联历史学家弗拉基米尔佐夫对此给予高度评价：“这是一次对帖木儿帝国和外国都有深远影响的外交事件。这位睿智的中国特使不仅以其雄辩的口才和高尚的风度赢得了沙哈鲁的尊敬，更向世人展示了中国博大的文化和强大的国力，以及对帖木儿人民睦邻友好的诚意。此后，无论时局如何变化，对东方的友好政策成为他们一致的选择。”永乐十三年十月，陈诚一行回到南京，向朱蒂赠送了《西游记》和《西域各国志》，详细记录了中亚各国的风土人情。这两部专著不仅在中国史料中占有重要地位，也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到了近代，很多西方历史学家专程到中国来买这本书。这次回归伴随着派往中亚乃至西亚各国的使团，甚至还有埃及马穆鲁克王朝的使节，多达300人。“所有国家都来朝鲜。”大明与中西亚各国的“朝贡关系”自此得到巩固。

其次，陈诚出使西域后，向朱蒂出谋划策，力劝她接受他国要求，开放与西方国家的双边贸易，坚持认为这样既能“减轻过境之苦”，又能“与时俱进，百年受益”。朱棣采纳了陈诚的建议，在哈密、新疆、凉州和甘肃建立了“互助市场”。允许西方国家的商队在这里交易。这一政策的“连锁反应”是，帖木儿帝国还重建了伊朗西部的古驿道，这条驿道因战争而废弃，并延伸至土耳其甚至埃及。至此，自元末废弃的丝绸之路再现了商旅的繁荣。中国的丝绸出口到西亚和东非，中东乃至欧洲的商品和文化经典逐渐输入中国。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著名的数学成就《求解高次方程的方法》在元末失传，后被阿拉伯数学家归还中国。此后，虽然明朝的国策有所改变，但这条贸易路线从未中断。直到明末崇祯年间，陕西Xi和甘肃凉州仍是西方商旅聚集的“国际都市”。

永乐十四年四月，陈诚率团出使西域。这次的主要任务是与西方国家就每年的商队交换数量达成一致，达成贸易协议。陈诚准备让朱棣“选择那些擅长商业的人”。值得一提的是，杨杉就是其中之一。他以振振有词的口才说服了瓦拉，迫使瓦拉在“文化大变革”后回到了明朝的英宗。这些人在后来陈诚与西方国家的贸易谈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年8月，陈诚再次抵达帖木儿帝国，愉快地与帖木儿帝国达成了商业协议。同时，他还送给沙河路一件明朝宫廷画师精心准备的礼物，上面有一幅沙河路送给永乐皇帝宝马车的“奔马图”。沙鲁深受感动。他不仅热情接待了陈诚一行，还亲自给朱棣写了一封信。朱棣也回复了一封同样热情的信。坦率地说，两国“远隔千山万水，却心心相印”，希望“两国人民从此共享和平与幸福”。在当时，东西方最强大的两个皇帝之间的书信往来，是一个关于“世界和平”的永恒话题。

《长美谈》的媒人陈诚，永乐十六年第四次出使西域。在此之前，陈诚的母亲罗氏因病去世。按照习俗，陈诚得在家呆三年，可是？迪伊认为“不是他不能负这个责任”，命令他“看清楚形势，看清形势”。同年十月初二，陈诚一行到达帖木儿首府赫拉特。这次出使，他带了两本古籍，北魏贾思勰的《齐姚敏书》，北魏郦道元的《水镜诸书》。陈诚主动联系帖木儿主管农业的官员，解释书中的难点。甚至在陈诚的建议下，沙哈鲁在他的宫殿里开了一个“试验场”。此后，中国先进的农业灌溉技术在中亚广泛传播。陈诚回国，沙赫茹居然“差了一百多里，我也说不出怎么放弃。”这感人的一幕在中亚和西方的许多史料中都有记载，但告别的双方都不认为这是告别。

永乐十八年十一月，陈诚带着中亚各国的五百使团回京，朝见打算征北蒙古的朱棣。朱棣特地派出6000精锐骑兵从苏州一路护送。此时北京被重兵包围，旌旗招展。朱棣帖木儿的使节被允许在当地“自由访问”，各路军队不得“逗留”。他还从明军的“3000营”、“5营”、“魔营”中挑选精兵，为使节表演骑马射击、步兵突击、火器训练等“军事科目”。

史铁木尔特使初来时，以“我国无此俗”为由，拒绝向朱棣行跪拜之礼。然而，半年的“拜访”后，回国前再次见面，却跪拜排队，“磕头碰地”。帖木儿使团的首领阿尔杜莎甚至坦率地告诉朱棣，这次帖木儿赠送的“名马”是沙哈茹的父亲帖木儿南征北战时的“皇家坐骑”。它一直是帖木儿的“国宝”，这次它被赠送给朱棣“以示最大的尊重”。这些话让朱棣看起来很棒，并订购了一份丰厚的礼物。帖木儿特使回国后，详细记录了这次出使的细节，西方近现代史家对明朝军事实力的研究大多以此为依据。这个任务无疑收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陈诚也从两广学说提升到参政权利。此时安南造反，大批“越南难民”由海路涌入广东，广东都指挥使马可建议难民不得入粤，违者格杀勿论。陈诚竭力阻止流民中掠夺百姓的“盗贼”，在难民集中安置的广东省屯门、虎门、东莞等地搭起帐篷，发放粮食和生活用品，再次“扶夷”。永乐二十二年正月，在广东战功卓著的陈诚再次被调至北京，筹划第五次西域之行？访问团于4月4日出发，5月到达甘肃时，突然传来朱棣去世的消息。明朝仁宗皇帝朱高炽即位后，颁布了一项法令来停止这一使命。陈诚在安抚哈密、柴达木的少数民族部落后，于11月回到北京。此时明仁宗“没做远事”，于是大规模的传教暂停，属于陈诚的阶段结束。次年，陈诚辞官回乡，念其“传事于洋人”的才能，明宣宗颁布圣旨，要他“回乡用，每年给他双倍俸禄”。宣德三年，帖木儿再次向大明派遣使节，热情邀请大明派遣使节回访。其中，帖木儿国王沙哈茹承认担心陈诚，希望大明再派特使去陈诚，被明宣宗婉拒。此时，陈诚回国后，在临川建“奈园”，而？很多好朋友每天背诗，过着田园生活。宣德五年，开始撰写人生最后一部外交书《历官事迹》。他除了记录五次出使西域的全过程外，更详细地阐述了有关双边谈判、邀请外国人、尊重少数民族风俗、贸易等方面的各种知识。明代名臣李东阳、杨廷和、王重固等人对此书赞不绝口，近代洋务运动先驱李鸿章等人也从中受益匪浅。另一部记载中越边界划分的书《与安南辩明丘温地界书》，确认了数百年来的中越传统边界线，直到20世纪仍是中越边界谈判的重要参考。三十三年后，陈诚再次出山，被朱祁镇、明英宗任命为光禄寺右郑桐正二品。天顺二年，在官邸病逝，享年93岁。这位五下西域，交好各国，宣示明朝国威的著名外交家，虽然身世低微，但确实是中世纪中国外交史上的重要人物。在中亚乃至西方，陈诚也宣称广为流传。如今，哈萨克斯坦等地保存了许多陈诚当年出使的遗迹。苏联历史学家弗拉基米尔佐夫对他作出了公正的评价：“这位杰出的中国外交官，以真诚的态度和不放弃的精神，解决了世界上两个最强大帝国之间的矛盾，给帕米尔高原周边各民族带来了和平与安宁。他是15世纪最杰出的和平使者。”

电视剧《芈月传》孟嬴：秦国大公主，燕昭王的母亲，在史书上被称为燕易后。剧中的她是芈月的又一面镜子，一样的远嫁他国，一样的在丈夫死后受到打击被流放，一样的扶持儿子登位，一样的为儿子的江山呕心沥血，其与芈月最大的不同点就是她一生更愿意成为男人背后的影子，而芈月却更愿意站到前台和世界搏杀。作为秦惠文王嬴驷的长女，她早熟懂事、聪明干练，为了家国可以远嫁外邦。她重情隐忍，并具有自我牺牲精神，以自己的隐忍和牺牲成就了父亲和儿子，却也终因自己与苏秦的爱情被江山社稷给牺牲掉而郁郁早亡。

孟嬴是秦国的公主，一向以美貌著称，相对于其美貌，她内在所具备的髙尚美德和修养则更为后世之人津津乐道，孟嬴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难得的烈女。周景贵十八年(前527年)，楚国楚平王在位期间，太子建当时已经15岁了，却还没有娶妻子。因此，楚平王便向秦国求亲，准备娶秦国公主嬴为妻，并派费无忌去秦国迎亲。没想到，费无忌到达秦国见到孟赢之后，被她的倾世美貌所折服。

楚平王向来好女色，于是费无忌计由心生，在孟廒到达郢都之后，他竟然劝楚平王娶孟嬴，而素来贪恋女色的楚平王便不顾伦理道德，将这位本应成为自己儿媳的女子纳作自己的妃子，而将太子的夫人换成另外的女子。就这样，美丽的孟蠃公主竟然被本应成为自己公公的楚平王簕道地占有。

后来，孟廒还为楚平王生下了一个儿子，也就是后来的楚昭王轸。之后，楚平王对于亲信费无忌更是宠信有加，而与他的儿子之间的隔阂则越来越大。4年后，太子在费无忌的挑拨逼迫之下，被迫逃离楚国国都，躲到城父(今河南宝丰东)去，但太子建的灾难并未因他的离开而终止。第二年，楚平王再次从自己的亲信费无忌那里听到了关于太子企图结党叛乱的谣言，虽然这只是费无忌的一家之言，但楚平王却深信不疑，于是立即下令追杀太子并将其处死。为了保命，太子建慌忙逃亡宋国(今河南商丘地区)。

太子的老师伍奢一向为人耿直，对主子忠心耿耿，但楚平王完全听不进伍奢的多次谏言，反而将其闪禁并杀害。伍奢的大儿子伍尚也被楚平王杀害，其次子伍子胥则逃到吴国为其效力，并始终不忘报复楚国，为父兄报仇。公元前506年冬天，楚吴两国在柏举大战，吴国大败楚国，一举攻人楚国都城郢都，楚昭王轸出逃。此后，旲军更是势如破竹，并开始在都城内大肆打杀掠夺，甚至还侵人到后宫，戏弄后宫妃嫔。

在后宫，吴王闾见到了倾世王妃孟赢，并为其美貌所折服，企图对其施暴。而忠贞的孟嬴对其恶行大加呵责，使阖闾羞愧不已。面对咄咄相逼的阗闾，孟廉誓死抵抗，只求保持自己的忠贞。面对孟蠃的拼死抵抗，阖闾无可奈何，只好退到宫外。后来，在秦国援兵的援助下，楚军对吴国发起反攻，再加上吴国适逢内乱，阖闾大军被击退，楚昭王也得以回到宫中。

有《曹冲称象》、《司马光砸缸》、《凿壁偷光》、《悬梁》、《刺骨》等。

1、《曹冲称象》

三国时期曹操的小儿子曹冲年龄五六岁的时候，知识和判断能力如一个成年人。有一次，孙权送来了一头巨象，曹操想知道这象的重量，询问他的属下这件事。但他们都不能说出称象的办法。

曹冲说：“把象放到大船上，在水面所达到的地方做上记号，再让船装载其它东西，称一下这些东西,那么比较下就能知道了。”曹操听了很高兴，马上照这个办法做了。

2、《司马光砸缸》

司马光是北宋的政治家、文学家，在他小时候，有一次，跟小伙伴们在后院里玩耍，有个小孩爬到大缸上玩，失足掉到缸里的水中。

别的孩子们一见出了事，放弃他都跑了，司马光却急中生智，从地上捡起一块大石头，使劲向水缸击去。水涌出来，小孩也得救了。

3、《凿壁偷光》

在汉代有一个叫匡衡的人勤奋好学，但是家里很穷，买不起蜡烛，匡衡白天要干活，晚上才有时间读书，匡衡没办法就利用邻居家的小洞烛光刻苦学习，最后饱读诗书成了有名的学者。

4、《悬梁》

东汉时，有一个叫孙敬的年轻人，孜孜不倦勤奋好学，闭门从早读到晚也很少休息，有时到了三更半夜的时候很容易打瞌睡；

为了不因此而影响学习，孙敬想出一个办法，他找来一根绳子，一头绑在自己的头发上，另一头绑在房子的房梁上，这样读书疲劳打瞌睡的时候只要头一低，绳子牵住头发扯痛头皮，他就会因疼痛而清醒起来再继续读书。

5、《刺骨》

战国时期的苏秦是一个有名的政治家，但是他在年轻的时候学问并不多，到了好多地方都没有人关注，即使有雄心壮志也得不到重用，于是他下定决心发奋图强努力读书。

由于他经常读书读到深夜，疲倦到想要打盹的时候就用事先准备好的锥子往大腿上刺一下，这样突然的痛感使他猛然清醒起来，振作精神继续读书。

1、凿壁借光

东晋时期的一位道教理论家葛洪，曾托汉代刘歆之名撰写了《西京杂记》一书。书中记载了匡衡凿壁借光的故事：匡衡字稚圭，勤奋好学。可是家境贫寒，晚上想读书而无烛照明。邻居家倒是每到夜晚，总烛光明明，可惜这光照不到他匡衡的屋里。怎么办呢？匡衡便把自己家靠邻舍的那堵墙壁凿开以引邻居家的烛光来读书。后人即用“凿壁、空壁、偷光、偷光凿壁、凿壁借辉、借光”等指勤学苦读，有时也引申为求取他人教益。

2、苏秦刺股

战国时期的著名社会活动家、外交家苏秦，一次因多次游说秦王失败而返回故里。回家后，他的妻子不下床迎接他，嫂嫂不给他做饭，父母亲和他连话都不说。苏秦为之大耻，乃发奋读书。“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 …”后人用“刺股、锥股、握股”等形容勤学苦读，刻苦自励。

3、闻鸡起舞

《晋书·祖狄传》中记载着这样一件事：祖狄和他的好朋友刘琨“俱为司州主簿”，二人常常互相勉励，立志为国效力。他们二人常常“共被同寝”半夜听到鸡叫，即起来操演武艺。后人用“闻鸡起舞”比喻有志之士及时奋发。

4、悬梁苦读

古时后有一个刻苦好学的人叫孙文宝，他不分白天黑夜，总是在孜孜苦读。等到晚上疲劳不堪需要睡觉的时候，孙文宝仍然怕睡过头，耽搁太多的时间，于是他就用绳子把头发和屋顶上的大梁拴在一起，只要头一晃动即可醒来继续用功苦读。终于成为“当世大儒”。后人即用“悬梁、悬头”等指勤学苦读，奋发向上。

5、囊萤映雪

一天半夜，孙康从睡梦中醒来，把头侧向窗户时，发现窗缝里透进一丝光亮。原来，那是大雪映出来的，可以利用它来看书。于是他倦意顿失，立即穿好衣服，取出书籍，来到屋外。宽阔的大地上映出的雪光，比屋里要亮多了。孙康不顾寒冷，立即看起书来，手脚冻僵了，就起身跑一跑，同时搓搓手指。此后，每逢有雪的晚上，他就不放过这个好机会，孜孜不倦地读书。这种苦学的精神，促使他的学识突飞猛进，成为饱学之士。后来，他当了一个大官。晋代时，车胤从小好学不倦，但因家境贫困，父亲无法为他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为了维持温饱，没有多余的钱买灯油供他晚上读书。为此，他只能利用白天时间背诵诗文。

夏天的一个晚上，他正在院子里背一篇文章，忽然见许多萤火虫在低空中飞舞。一闪一闪的光点，在黑暗中显得有些耀眼。他想，如果把许多萤火虫集中在一起，不就成为一盏灯了吗？于是，他去找了一只白绢口袋，随即抓了几十只萤火虫放在里面，再扎住袋口，把它吊起来。虽然不怎么明亮，但可勉强用来看书了。从此，只要有萤火虫，他就去抓一把来当作灯用。由于他勤学苦练，后来终有成就，官至御史大夫。

试论李鸿章的对日外交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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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虹叶自成 目前阅读362人次

摘 要：李鸿章作为清政府的重臣，在对日外交中发挥了主要作用。他最早主张与日本建交，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后，李鸿章的“联日”思想一度动摇。1879年日本正式吞并琉球之后，李鸿章开始对日本采取强硬的立场。中日甲午战争后，李鸿章无论在外交还是在军事上都遭到惨败，他转而求助于“联俄拒日”。李鸿章的对日外交由于种种原因最后都不可避免的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关键词：李鸿章；联日防俄；甲午战争；中俄密约

中图分类号：K252文献标识码：A

国内对李鸿章的研究卷帙浩繁，但对其对日外交思想的研究主要散见于各种传记和其他研究资料中，缺乏对李鸿章对日外交思想的系统研究。本文试对李鸿章从联日、防日到拒日的全过程作一系统研究，以使人们更全面地了解李鸿章的对日外交思想。

一、李鸿章的“联日”思想

李鸿章力主与日本签订《中日修好条规》是李鸿章“联日”的开始。日本明治维新后，李鸿章逐渐认识到其迟早会对中国造成威胁。而当时的日本明治政府企图首先打开名义上是中国属国的朝鲜的大门，要求与朝鲜建立排斥中国的“正常关系”。在遭到朝鲜的坚决抵制后，一方面开始大力宣扬所谓“征韩论”，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改变策略，决定先与清政府订约建交。“日清平等后，朝鲜自然列于下位，从中国回来，路过朝鲜王城，再签订日朝条约。利用所谓远交近攻之策，使清廷无法援助朝鲜。”①在这种背景下，日本政府于1870年8月派柳原前光等来华议约。日本要求订约的要求遭到清政府许多顽固派的极力反对，于是柳原前光到天津拜见了刚刚调补直隶总督的李鸿章。李鸿章第二天便致函总理衙门，表示他的态度说：“日本距苏浙仅三日程，精通中华文字，其兵甲较东岛各国差强，正可联为外援，勿使西人依为外府。”②以日本为外援就成为日后李鸿章“联日”的主要原因。由于李鸿章力主订约，清政府改变了原来的立场。1871年9月，李鸿章与日本全权大臣伊达宗城谈判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及《通商章程》。

此时李鸿章主张与日本订约并提出“联日”，主要出于以下考虑：一是考虑到日本与中国地缘接近，又日渐强大，试图“以示羁縻”，防止日本侵略中国。

但是，李鸿章反对援引西方国家之例把种种不平等特权订入条约，尤其排除了最惠国待遇条款。李鸿章也看到了日本对朝鲜的野心，所以在《条规》第一条写入“两国所属邦土，亦各以礼相待，不可稍有侵越”，“隐为朝鲜等国预留地步”③。二是避免日本与西方勾结，“若拒之太甚，势必因泰西各国，介绍固请。彼时再准立约，使彼永结党援，在我更为失计”④。三是联络日本对付西方列强，条规第二条“两国既经通好，自必互相关切。若他国偶有不公及轻藐之事，一经知照，必须彼此相助，或从中善为调处，以敦友谊”⑤。隐含了李鸿章联络日本对付西方的意图。但是实际上这一条规并不能构成中日同盟，“必须彼此相助”仅仅意味着道义上的支持，对双方没有约束力。由于清朝已经衰落，日本刚刚开始“明治维新”，中日也不可能结成一个强有力的同盟对抗西方列强。有人解释为李鸿章试图建立东方联合战线，甚至“以东制西”，都是不恰当的。李鸿章对此并没有太大的信心⑥，他顶多希望在再次遭到西方侵略时能与日本互通声气，取得日本的支持，而不至于使日本也加入西方侵略的阵营。他提出的“联日”应该没有超出以上讲到的三点理由。

1874年5月，即《修好条规》批准互换后不到一年，日本即悍然派兵侵略台湾，对当地高山族人民大肆烧杀掳掠。李鸿章开始认识到日本对中国居心叵测，“联日”的想法因此有所动摇，并开始意识到要采取措施防范日本。他上《筹议海防折》，强调了海防的重要性，力主兴建水师。之后，清廷分别任命李鸿章、沈葆祯督办北洋、南洋海防事宜，李鸿章开始着手创办中国历史上第一支近代水师，提出要与“日本角胜于海上”⑦。

但是日军侵台虽然使李鸿章对日本开始产生怀疑，却仍没有放弃联日的想法⑧。在处理日本侵台的问题上，他采取了退让的政策⑨。他认为日本的兵力不足与中国为敌，早晚也得撤兵。而且中国即使能够取胜也不与日军开战。李鸿章在台湾事件中主张对日妥协，主要顾虑的是中日开战的后果，“恐是中外构乱之始”，“兵连祸结之象”，担心中日战争一起，列强乘机加大对中国的侵略。尤其1871年后沙俄占据伊犁，对我国西北边疆构成极大威胁，因此主张对日让步以“联日防俄”。

二、李鸿章从“联日”转为“防日”

1879年4月，日本宣布吞并琉球，改为冲绳县。日本的行动充分暴露了它在亚洲扩张的野心。李鸿章对此深为震惊，对日本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在回复何如璋的信中，反复表达了他的激愤与憎恶情绪：“遽废琉球为县，其无情无理，不守条约，不顾公法，实为地球各国所未有，殊堪痛恨。”⑩由于当时中俄仍为伊犁问题关系紧张，俄国还派出了一支由两艘铁甲舰、13艘快船组成的舰队开赴远东，法国正在步步入侵越南，因此李鸿章不敢对日本灭琉一事采取强硬态度，只是请当时经中国赴日本游历的美国前总统格兰忒调停中日琉球争端。格兰忒的斡旋并未奏效，仅仅导致1880年日本派使来华谈判。日本在谈判中提出，将琉球南部的两个荒岛还给中国管辖，但是作为交换条件，要求修改1871年签订的《中日通商章程》，取消其中关于禁止“内地通商”的规定，给予日本片面最惠国待遇特权，即所谓“分岛改约”。总理衙门起初接受了日本的要求，与日本草拟了《球案条约》。

李鸿章在中日谈判之初，也主张分岛改约。但后来，他逐渐认识到防日比防俄更重要，中俄关系紧张时日本往往乘机要挟，而且“日人之诡异，断不肯助我拒俄”。尤其当李鸿章得到确切的消息，中俄关系有缓和的希望，“俄人实为自固门户起见，尚未蓄意起衅”，同时又意识到日本的侵略野心不小，于是对日本的态度转趋强硬。他在给清廷的奏折中开始反对“联日拒俄”之说，认为：“与其多让与倭而倭不能助我以拒俄，则我既失之于倭，而又将失之于俄，何如稍让于俄而我得借俄以慑倭。”主张暂缓批准《球案条约》，对俄稍作让步而反对日本。1881年6月中俄就伊犁问题签订《改订条约》后，李鸿章立即致信总署，要总署“力持定见”，不要害怕日本的“虚疑恫喝”。由于清政府拒绝批准《球案条约》，琉球问题被长期搁置起来，实际是不了了之。自球案发生后，李鸿章对日本的侵略野心和危害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同时意识到日本下一个侵略目标必将是朝鲜，于是开始筹议朝鲜问题，采取一系列措施防范日本对朝鲜的侵占与渗透。

李鸿章首先建议朝鲜与各国建交通商。1881年，美国要求与朝鲜通商，李鸿章力促朝美双方预定了条约内容。之后，德、英等国都效法与朝鲜订约，肯定了中国在朝鲜的宗主国地位。加强了清政府对朝鲜的控制，但是同时，日本也在抓住各种时机将势力逐步渗入朝鲜，李鸿章对此认识不足，出现了很多重大失误。

1882年朝鲜壬午兵变后，日本以“保护使馆”为名胁迫朝鲜签订《济物浦条约》，规定日本也可以在驻朝使馆驻兵。李鸿章在奏报清廷时表示他的意见说，日本未将割地、开矿及陆路通商各事强迫朝鲜接受，除赔款五十万元稍嫌过多而外，可说“无甚流弊。”实际上，日本获得驻兵权，为日后大军入境对朝鲜进行全面侵略埋下了伏笔，而李鸿章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甲申政变后日本派伊藤博文来华谈判，在这次谈判中，李鸿章接谕旨，与伊藤博文签订天津专条，规定中日从朝鲜撤兵，将来朝鲜若有变乱，中日两国若要派兵，应先行知照。

天津条约允许日后日本与中国有共同的派兵权，无异于饮鸩止渴，对朝鲜和中国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甲申政变后日本在朝鲜的政治势力受到极大挫折，没有也不可能采取战争威胁来要求拥有对朝鲜的派兵权，反而是清政府通过天津条约把派兵权送到了日本手里。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就是依据此条约派重兵侵入朝鲜的。

三、甲午战争后李鸿章的“联俄拒日”思想

甲午战争失败后，日本成为中国最危险的敌人，因此李鸿章急于为清政府“结强援”，以抵抗日本。俄国在马关条约后与德、法出面干涉迫使日本还辽，使李鸿章对“联俄拒日”寄予了极大的希望。

李鸿章在赴日谈判之初，就曾与喀西尼密谈，达成俄国干涉中日谈判，中国给与俄国在中国东北筑路、开矿的报酬的协议。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直接威胁到俄国在远东的利益。俄国立即与德、法两国进行干涉。三国干涉的结果迫使日本将辽东半岛归还中国。之后清朝朝野“联俄拒日”的呼声四起。两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纷纷上书主张“联俄”以抗击日本。1896年，俄皇尼古拉一世加冕典礼邀请李鸿章参加，李鸿章赴俄并与俄签订了《中俄密约》。条约规定俄国在黑、吉两省修筑东省铁路，并有驻兵权；中俄两国日后一经有事，互相支援等。

《中俄密约》签订后，李鸿章对此非常得意，认为可为清政府保得至少10年的和平。后来的历史表明，《中俄密约》的签订和“联俄”政策遭到了彻底的失败。首先俄国之所以阻止日本侵占东北是因为俄国试图将东三省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而决不容许日本侵入。签订《中俄密约》的目的则只在于修路，而“防御同盟不过鱼饵，原无诚意，文忠只思借外援而未悟及此。故密约甫签而俄皇已以胶州面许德皇矣”。其次，从此东三省成为俄国的势力范围，“俄人遂建铁路于东北，势力亦由之而渐入东三省。及庚子俄人更占东北，于是发生日俄战争，驯至于‘九一八’……幕幕层层，莫不导源于中俄密约”，成为东北一系列危机的肇端。最后，各西方列强纷纷效仿，在中国租借地方，代建铁路和开矿，划分势力范围，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

四、李鸿章对日外交的失败及原因

从上可以看出，李鸿章的对日外交总的来说并没有摆脱其总的外交政策如“力保和局”、“以夷制夷”的影响，但是比较而言，其对日外交思想又与对英、法等西方国家的外交有很大的不同。李鸿章认为英、法的侵略是远道而来，“重在利商”，而主要不是为了攫取领土，主张在信守条约的基础上，避免与其发生新的冲突，一旦发生新的冲突，也以妥协退让、息事宁人的态度处之。俄国因在19世纪中叶夺取了中国大片的领土，70年代后又屡次进犯伊犁，曾被李鸿章视为最大的威胁，但是左宗棠平定新疆后，俄国的威胁缓解了，俄国在远东暂时还没有力量进行新的侵略，因此一度被李鸿章视为可以联络的对象。而日本因为地缘接近，国力又日渐强盛，觊觎的又是作为东三省屏蔽的朝鲜，因此，随着日本侵略野心的逐渐暴露，李鸿章对日本在外交上还是采取了“积极防御”的政策。但是他过于依赖外交调停，因而对“以夷制夷”寄予厚望。在中日交往之初，俄国在中国西北和东北边疆都表现出了咄咄逼人的态势，因此李鸿章试图联络日本以抵制俄国。当俄国的威胁缓解，日本的侵略野心逐渐暴露时，李鸿章开始防范日本，并试图联俄制日。同时他也试图利用英国与日本的矛盾制约日本。但实际上，英俄两国都不可能为大清国的利益而卷入中日冲突，甚至希望从中获利。李鸿章的“以夷制夷”实际上“甘堕洋人之术而不知悟也”，不可能不遭到失败。他自己后来也认识到了这一点，认为“国际上没有外交，全在自己立地，譬如交友，彼此皆有相当的资格，我要联络他，他也要联络我，然后够得上交字，若自己一无地位，专欲仰仗他人帮忙，即有七口八舌，亦复无济于事”。过于依赖列强调停的结果是在军事上采取了消极应战的态度。李鸿章军事上的“消极应战”是中国在中日战争中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也导致其对日外交的最后失败。

梁启超在评价李鸿章主持晚清内政外交的失败时曾指出：“所以失败之故，由于群议之掣肘者半，由于鸿章自取者半。其自取也，由于用人失当者半，由于见识不明者亦半。”这基本上也适用于李鸿章的对日外交。

第一，李鸿章作为总揽晚清对内对外大权的重臣，淮军和北洋水师的最高统帅，又办理洋务多年，虽然遭到种种制掣，李鸿章难以尽施其政，但是他始终大权在握，是清政府对日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和执行者，驻外公使、总理衙门甚至帝后两党在决定对日的重大决策时都倚重和听从他的意见。军事外交上的连连失利，李鸿章难辞其咎。他创建北洋海军，力保朝鲜，对日本进行积极的防御，与盲目轻视日本的满族大臣和只尚“清谈”的“清流”派相比，见识已是高了很多。但面对国力日渐强盛、正在全力扩军备战的日本，他的见识还是有很大的局限性。表现在：第一，他对日本的侵略野心始终认识不足。在马关议和之前，他从未去过日本，只是根据驻日公使的汇报了解到一些情况，对日本政府的真实意图和军事部署都缺乏深刻的了解和判断。而伊藤博文等人多次来过中国，并派出大量间谍全面了解了中国的情况。第二，他对敌我力量的对比没有比较清醒的认识。甲午战前，两国力量对比并不悬殊，清政府并非完全不能一战。而他总认为“彼之军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即暂胜终必败”，一味避战求和，而且往往在形势有利的情况下也以妥协退让了事。一旦战争爆发，又总想保存实力，不敢全力出击。日本在发动战争前夕对获胜也没有太大的把握，还因此面对国内强大的舆论压力，但在战场上始终拼死出战，并不断地扩大战争。第三，过于依赖“以夷制夷”，不可能得到列强真正的支持，列强为了自己的利益反而联合起来共同对中国进行敲诈，或事后索要报酬。第四，在一个弱肉强食、列强争霸的时代处处坚持“诚信”，认为“倘遇一国有侵占无理之事，尽可邀集有约各国公议其非，鸣鼓而攻，庶日本不致悍然无忌”，相信国际公法的约束作用，轻信条约的规范作用，结果条约无法规范别国，自己反而为条约所束缚。第五，战争爆发前轻许日本在朝鲜的驻兵权。战争爆发后，在军事部署和指挥上连连出现重大失误，如平壤战役有将无帅、鸭绿江防线战线过长、旅大防卫空虚等。没有这些失误，日军本来很难获胜。

第二，不可否认，李鸿章在推行其对内对外主张时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自鸦片战争后，清廷官员视“夷务”为“畏途”，不愿与列强打交道。李鸿章身处外交要冲，首先要听命于慈禧太后，又要奉清帝的圣旨，同时总理衙门、军机处政出多门，还要时时受到保守派和“清议”派的指责。他是清政府对外政策的主要参与者和执行者，但并不是最后的决策者。光绪帝一心主战，但并没有实权，只能连下圣旨催促李鸿章调军备战。慈禧太后则大权在握，在战争爆发之初她虽然也主战，但很快就转为主和，并为了争夺朝廷的最高统治权而与帝党明争暗斗，李鸿章实际上是主战和主和两种政策的双重执行者。上则“和战不定”，下则不服调遣。李鸿章在朝廷，始终是一“外臣”，除了淮军和北洋水师，他对自己权力范围之外的将帅和军队往往调动困难。因此，战争中救援不力导致孤军奋战的情况多次发生。为此，他也觉得无可奈何。“惟中国政体，官与民、内与外均难合一，虑其始必不能善其后……前兴之而后毁之，此信之而彼疑之。”在这种情况下，“内政不修，外交实无可办之理”，不可能不遭到失败。

第三，李鸿章对日外交的败因还来自很多方面。他总结为“四难”：“人才之难得，经费之难筹，畛域之难化，故习之难除。”具体则表现在清军战斗力低下、经费紧张等方面。

1清军的战斗力确实十分低下。一方面，清军中虽然也有如左宝贵、宋庆、依克唐阿等勇将，但大部分将领不懂近代化战争的打法，缺少谋略，因而战场上屡屡失利。李鸿章曾对受过西洋训练的陆海军人才寄予厚望，但是他们又“文秀有余，威武不足”。另一方面，清军中又有很多贪生怕死之辈，在平壤之战中，日本的军队一万二千多人，李鸿章的淮军达一万四千多人，实力大体相当。但是叶志超作为平壤战场统领，临阵退缩，弃城逃跑。其他将领除了一两位坚持抗敌之外都是一击即溃。日军攻入中国后，清政府调集了大量的兵力应战，却不断有守将不战而逃，以致日军不费吹灰之力攻城掠地。丁汝昌作为北洋水师提督，多次违背朝廷旨意，宁愿被动挨打，拒不出战，应对北洋海军的全军覆灭负主要的责任。李鸿章重用叶志超、丁汝昌，有用人不当之责。但是清军统帅素质低下，清军虚弱不堪一击，也是事实。将帅已是如此，清军士卒更是战斗力差，训练多年的老兵不是很得力，大部分新募的农民则根本不会打仗，加上枪炮笨重且严重缺乏，清军只能节节败退。

2“经费之难筹”是甲午战争清朝惨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北洋海军的经费来源确实非常紧张。在1875年清政府许诺的每年400万两“海防经费”中，到1877年末李鸿章只收到总数不足200万两。各省同时要给左宗棠远征新疆提供经费，李鸿章在80年代初期每年只从各省收到约60万两用作海防经费。1889—1890年，北洋海军每年收到约130万两，勉强够维持它现有的舰队、设备和人员。而且海军衙门自成立之日起，在经营海军的同时，又主管起为慈禧太后修筑颐和园的工程。据奕寰称：“钦工紧要，需款亦急，思维再三，只有腾挪新捐暂作权宜之计。所有工程需款，即由新海防捐输项下暂行挪垫。”1888年11月，醇亲王给李鸿章写信，要求他向几个省的督抚们筹款200万两，存入天津洋行，用利息进一步建造颐和园。1891年3—6月，清帝批准了海军衙门的奏折，建议颐和园的建筑款项应取自海防捐款和驻外使团专款。海军衙门因此向清帝建议“停购船械”。而且，经费滥用滥销，并不造册报户部核销，海军衙门究竟挪用多少或是否贪污了海防经费至今没有一个准确数目，只能大体加以匡算，估计在近10年间挪用海军经费近1000万两。与此同时，日本正在倾全国之力发展海军。据统计，1881年至1887年间，日本政府陆军费用增加了40%以上，而海军军费则急剧增加了200%。1893年起，日本天皇决定以六年为期，每年从宫廷经费中拨出30万元，再从文武百官的薪金中抽出十分之一补充造船费用。为此，李鸿章感慨道：“日本蕞尔小邦，犹能节省经费，岁添巨舰，中国自十四年北洋海军开办以后，迄今未添一船，仅能就现有二十余艘勤加训练，窃虑后难为继。”

在中日交往之初，两国都被迫开国，成为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对象。面对民族危机，中日都主张变法自强，学习西方。但在对待邻邦的态度上，两国迥然不同。中国试图“联日”，共同抗击西方列强。而日本一开始就提出“脱亚入欧”，甚至要“失之于欧美，取之与邻国”，毫不掩饰其对朝鲜和中国的侵略野心，并制定了具体的侵略政策，大力扩张武备，一步步将侵略构想予以实施。李鸿章主张“联日”，从一开始就不可能成功，防日的结果也是外强中干，中日战争的惨败宣布了对日外交的彻底失败，中国进一步衰落下去，而日本凭借从侵略中国中获取的巨大利益，国力迅速增长，并成为20世纪中国最大的敌人，历史的教训值得深思。

注 释：

①井上清：《日本军国主义》第2册，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58页。

②⑦《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一第3页、卷十九第2页、第32页、卷十一第45页。

③④《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十八第49页、卷一第53—54页、卷四十四第6—8页、卷二第115页、卷七十八第17页。

⑤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三联书店，1957年，第317页。

⑥参见王如绘《李鸿章对日本认识的转变》，《东岳论丛》1998年第5期，该文认为李鸿章试图组织东方联合战线，但也指出李鸿章对“以东制西”没有太大信心。⑧濮兰德（JOPBland）在所著《李鸿章》传中提出日本侵台事件是李鸿章改变联日外交的转折点，实际上李鸿章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还寄希望于“联日防俄”，正式转为“防日”应该是在搁置《球案专条》后。

⑨也有人认为李鸿章在日本侵台事件中持强硬态度，如调淮军赴台湾，反对赔偿兵费等。参见刘世华《李鸿章与日本》，《安徽史学》1996年第3期。但是李鸿章的淮军赴台湾后并没有采取任何实际行动，他也只是反对以兵费的名义赔偿，却同意以“抚恤代兵费”，并认为如再启兵端，无论胜负，何止数千万。

⑩薛福成：《庸安文别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21、160页。相同观点见陈伟芳《朝鲜问题与甲午战争》，三联书店，1959年，第84页。梁启超：《李鸿章传》，海南出版社，1993年，第41页。《中日战争》第2册，第340页。《李文忠公尺牍》卷七，第12页。《李文忠全集》朋僚函稿，卷十九，第41页。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283页。包遵彭：《清季海军经费考实》，《中国历史学会史学学刊》1969年第1期。大隈重信：《开国五十年史》（中文版），第210、218页。

(刘虹：加拿大滑铁卢大学政治系，加拿大；叶自成：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北京 100871)

20万页古籍通过达摩院技术数字化“回归”，我国还有多少文物流落在外？

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国家的文物回归有了重大的突破，达摩院通过当下的数字化技术成功将20万页的古籍收拢回归，让我们在新技术的加持下看到了古人的智慧。但在看到这让人惊叹的古籍之后，很多人都在想我国那些流落在外的文物，当下又过着怎样的光景？而又有多长的时间才能够回归到祖国的怀抱呢？

我们都知道在以前的中国物产丰腴，能工巧匠众多，因此有很多优秀的文物国宝流传，但随着侵略者的入侵在他们的硝烟与炮火的侵略下我们国家的很多国宝文物都被洗劫，流落海外，这其中最知名的就是十二生肖铜首，此外还有很多工艺精美的文物也辗转到了海外，这是中华大地炎黄子孙心中永远的一道伤疤。

总结近几年来我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追索海外流失文物的成功经验，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促成海外文物的顺利回归不仅需要加强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还需要国内各种制度设施的辅助和配合:不仅需要国家的支持与推动，还需要充分发挥民间组织和个人的积极作用。

要加强政府间的交流，在现有的国际法律框架内，通过外交谈判等手段达成双边或多边协议，以解决流失文物的回归问题。我国应该积极开展与相关国家政府间的沟通，尽可能就追索流失文物以及共同打击非法走私文物的犯罪活动等问题达成共识。注重与国际刑警组织的配合。具体而言，我国可以与国际刑警组织建立长期有效的合作机制向其提供有关我国珍贵流失文物的详细资料，充分发挥其在打击国际犯罪和进行司法鉴定方面的优势以实现我国海外流失文物的顺利回归。

在海外应当充分发挥当地华人团体，特别是华人律师团的作用。借助他们对当地法律的熟悉程度是诉讼实现其应有的效果，为我们成功维权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持。 积极开展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活动，通过国际文化传播的多种途径对我国的历史文化进行宣传，激发国外的文物持有者尊重历史、尊重中国的意识，促成其自发捐回文物的善举。

文物对于我们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文化意义，因此我们也希望文物能够更快的回归祖国的怀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