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喜欢国学，于丹老师和蒙曼老师，都是宣传国学的，他们在一些文化类节目中出彩，让大家记住了她们，但是，她们在一些场合中有不一样的见解，让大家觉得她们名不符实。最终，她们离开了我们的视线！

一、从红极一时到形象崩塌

于丹，北师大的教授，她擅长的是主持，而不是文化解读。但是，她却凭着解读《论语》火了，于丹用现代的思维方式解读了《论语》，让大家耳目一新。

这个感觉就跟《明朝那些事》的作者一样，用通俗的语言来描述古籍典章，让人感觉很有趣，也很愿意品读下去。

于丹老师在百家讲坛上侃侃而谈，惊艳四座。大家对这个节目的关注度很高，让于丹老师感受到火。她不仅出书，还四处演讲，这些费用，远远超过她当老师。可能也是这种经历，让她有了不一样的感觉，她不再是一位老师了，而是一位商人。

作为商人，就要谋利，到北大演讲的时候，只是告诉学生们一些鸡汤，引发学生不满，这是于丹老师没有想到的。

在商业环境下，可以说鸡汤，虽然这些鸡汤，对于一些人而言，是有毒的。于丹老师觉得，这样的解读，没有问题。

让她备受质疑的，是她的行为。在英国住酒店的时候，她对酒店不满意，就要求换一家，换了好几家以后，她生气了，骂了助理和翻译，这个事情，被曝光了。

很多人没有想到，一位温文尔雅的女子，竟然会当众骂人，哪怕是助理做错了，也不能当面骂，因为这会让助理很丢脸。

作为一个文人，素质应该很高，不应该有如此不雅的行为。看看郭德纲，他被传与王梦婷有关系，虽然这个事情被王梦婷辟谣了，但郭德纲没有任何反应，只是在社交网络上写了一幅字：大年初五，捏小人嘴。

面对别人的诽谤，他无意争辩，也不愿多说。只是用这样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态度。他没有上过大学，但很有文化。

于丹老师是一位文化人，但她的行为却没有文化。可能当时很生气，但这样做的结果却让自己的形象受损。于丹老师没有在公众场合解释这个事情，可能还会在大学里教书育人，但她的做法，与《论语》中的谨言慎行相违背。

不仅是她，还有蒙曼老师。蒙曼老师的讲课风格与众不同，她在《百家讲坛》里讲课，是问题导入式的，再用浅显易懂的方式来解答，引起共鸣。

二、从解读者到跌落神坛

蒙曼老师的父母是大学老师，她从小也颇有文化修为，每年都给自己开了个50本书的书单，对于经典的书籍，也不会放过。

也是这些阅读，让她沉淀了文化素养，也是这些努力，成就了她。在《百家讲坛》里，她先讲的是武则天，抛出各种问题，再加以解读，很多人听了以后，觉得很有趣。

因为《百家讲坛》面对的，不仅仅是学生，而是社会各界人士，三教九流，无所不包。她用幽默的语言，将历史知识传播开来，让大家耳目一新。

当她讲课的时候，几乎是座无虚席。她成为《百家讲坛》的名讲师，也让她火出圈了。很多节目请她到现场点评，这其中就有《中国诗词大会》。

在这个文化类节目中，蒙曼老师也是点评得头头是道，让大家欣赏佳作的同时，还欣赏了她的幽默。但是，她在点评《悯农》时出现了问题。

她说《悯农》是在种庄稼，这个是不是错误呢？锄禾日当午，这个锄禾，应该是除杂草，跟种庄稼好像不搭边。要说种庄稼包括种植、除草等行为，也是可以的。

但是，《春夜喜雨》的感觉解读是四川人吃火锅，就有点牵强了。虽然四川人喜欢吃火锅，但是，《春夜喜雨》的感觉是作者对天下的关怀之情，这种情怀，是比较大的格局。

更重要的是，《乌衣巷》的解读，就有点过了。“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个燕子飞到的是变革之家。

刘禹锡身处的环境，不是社会变革，而是时逢乱世。他主要表达的是旧时豪门随着人事的变迁而湮灭的过程，与变革有关，但不是变革之家。

大家对蒙曼老师的崇敬之情减少了，觉得她对诗词的解读，口水化了。文化解读，是不是可以口语化？可以的，但是过于口语化了，就有点烂俗了。

蒙曼老师的人气，逐渐下降了，大家对文化人的认知，提升了。她们作为文化的传播者，还是有一定贡献的，但是，她们将文化知识的水准，拉低了，这是很多人不喜欢的。

文化解读，因人而异。不能为了满足一些人的审美趣味，就以为大众也是这样的审美。她们的行为，被人唾弃，是可以想见的。

三、对文化的理解，因人而异，不可强求

于丹老师和蒙曼老师，对文化的解读，没有太大问题，可能是她们的名气太大了，大家对她们的期望太高了，不允许她们有一点瑕疵。当她们出现问题的时候，大家无法容忍，最终她们跌落神坛。

有人说，在互联网时代，知识是一视同仁的。可能是的，但需要有相关的文化储备才可以。于丹和蒙曼的文化储备很好，也能解读很多文化知识，但与大众的认知有偏差，可能就不理解了。

例如马未都曾说，床前明月光的床，不是我们熟悉的床，而是马扎。这让很多人疑惑，难道当时的老师，是骗自己的吗？

不仅仅是这个，还有司马光砸缸，很多人认为，这个缸就是我们现在理解的，但是，马未都先生表示，按照出土文物，缸在南宋才出现，北宋出现的，应该是瓮。有一个成语叫请君入瓮！

这些知识，需要相当的文化储备才可以，但是，不等于我们不知道，就不能自主理解。虽说于丹和蒙曼等文化人对文化有自己的解读，但千人千面，自己也愿意解读文化知识。

有人会说，没有文化储备的解读，可能是望文生义。错了不害怕，更不丢人，大家指出来，自己改正，也是一个促进作用。正所谓：活到老学到老！

文化知识，是每个人都应该有的，要是于丹和蒙曼老师能够好好解读文化，让我们雅俗共赏，也是不错的。

但是，她们选择了口语化的解读，还说了一些不大对的知识，这样就有点误导大家了。至于她们私下里会不会道歉，那就不知道了。

很多人觉得，于丹和蒙曼的形象坍塌，实际上就是他们对知识的误读，要是普通人误读，是可以的。但她们不行，因为她们的形象是文化的传播者。

她们应该有虔诚之心学习文化知识，踏实的心进行宣讲，而不是为了一时的名气，希望她们在之后的人生路上，会传播更多有价值的知识！

写在最后：

文化人说文明话，做文明事。于丹老师的言行不一，导致她的形象受损；蒙曼老师对诗词的解读，出现了瑕疵，让她跌落神坛。这样出名的文化人，都能出错，更何况我们这些普通人。

懂文化，学知识，是为了提升自身的文化素养，是为了让自己的精神境界更高。而不是为了沽名钓誉，也不是为了当文化小丑，大家觉得呢？

可以读二十四史，是中国古代各朝撰写的二十四部史书的总称，由于《史记》的写法被历来的朝代纳为正式的历史写作手法，故将和《史记》一样用纪传体写作的史书称“正史”。它上起传说中的黄帝（约前2550年），止于明朝崇祯十七年（1644年），计3213卷，约4000万字，用统一的有本纪、列传的纪传体编写。

1921年，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下令将《新元史》列入正史，与“二十四史”合称为“二十五史”，而多数地方不将《新元史》列入，而改将《清史稿》列为“二十五史”之一，如果将两书都列入正史，则形成了“二十六史”。

“二十四史”是中国古代24部纪传体史书的统称，按照各史所记朝代的先后排列，分别为：《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二十四史”共计3217卷（《汉书》《后汉书》《魏书》和两《唐书》有复卷，实际为3300卷），约4700万字（以中华书局点校本统计）。记述的范围，自传说中的黄帝开始，到明末崇祯皇帝止，涵盖我国古代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天文、地理等各方面的内容。

以“二十四史”为代表的纪传体史书，在中华文明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二十四史”以本纪、列传、表、志等形式，纵横交错，脉络贯通，记载了各个朝代的历史概貌；同时又以中国历代王朝的兴亡更替为框架，反映了中国错综复杂的历史进程，使中国和中华民族成为世界上唯一拥有近四千年连贯、完整历史记载的国家和民族。这是中华民族引以为荣并值得进一步发扬光大的宝贵历史文化遗产。

点校本“二十四史”，是毛泽东主席指示，周恩来总理亲自部署，由中华书局组织全国百余位文史专家，全国学术界、出版界通力合作，历时二十年完成的新中国最宏大的古籍整理出版工程，是代表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最高成就的标志性成果。“二十四史”点校工作的探索和实践，为传统文献的整理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确立了现代意义上的古籍整理的基本范式和标准，为古籍整理学科的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已故国学大师张岱年先生在1997年谈到中华版点校本“二十四史”的时候指出：

乾隆时代武英殿本“二十四史”在当时是标准本，但是武英殿本仍有不足之处，近代商务印书馆搜求各时代的善本，编成“百衲本二十四史”，当时可谓“二十四史”的最佳版本。但是传统的“二十四史”没有标点，没有断句，读起来仍有一定困难。五十年代，由国家领导建议，集中当时全国史家，对“二十四史”进行校订，加上标点，是为标点本“二十四史”，实为“二十四史”的最佳版本。

三国时期社会上已有“三史”之称。“三史”通常是指《史记》《汉书》和东汉刘珍等写的《东观汉记》。《后汉书》出现后，取代了《东观汉记》，列为“三史”之一。“三史”加上《三国志》，称为“前四史”。

历史上还有“十史”之称，它是记载三国、晋朝、南朝宋、南朝齐、南朝梁、南朝陈、北魏、北齐、北周、隋朝十个王朝的史书的合称。后来又出现了“十三代史”。“十三代史”包括了《史记》《汉书》《后汉书》和“十史”。

到了宋代，在“十三史”的基础上，加入《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形成了“十七史”。

明代又增以《宋史》《辽史》《金史》《元史》，合称“二十一史”。

清朝乾隆初年，刊行《明史》，加先前各史，总名“二十二史”。后来又增加了《旧唐书》，成为“二十三史”。后来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旧五代史》也被列入正史，经乾隆皇帝钦定，合称“钦定二十四史”。乾隆四年至四十九年武英殿刻印的《钦定二十四史》，是中国古代正史最完整的一次大规模汇刻。

1920年，柯劭忞撰《新元史》脱稿，民国十年（1921年）大总统徐世昌以《新元史》为“正史”，与“二十四史”合称“二十五史”。但也有人不将新元史列入，而改将《清史稿》列为二十五史之一。或者，如果将两书都列入正史，则形成了“二十六史”。

1 方向略有不同

文学院成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所。目前本所拥有中国古典文献学和中国古代文学两个博士点暨硕士点。中国古典文献学是国内第二批博士点学科，1984年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现设有文学古籍整理与研究、古代文献学研究等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是国内第四批博士点学科，1990年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现设有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唐宋文学、元明清文学等研究方向。

古籍研究所成立于1981年，是由原国家教委批准成立的全国第一个古籍整理研究机构。该所以整理研究中国古代（尤其是元代）文献为主要发展方向。

2 优势不同

文学院从本科到博士都有，除了文献学还有很多其他方向，古籍研究所就那一个专业。

数十年来，北京师范大学的中国古典文献学和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形成了深厚的学术传统和良好的学术风气。在学术思想上，两个学科坚持文、史、哲沟通兼容的大文学史观念。在治学方法上，两个学科继承清代学者“义理、考证、辞章”三位一体的优良传统。在研究对象上，两个学科重视文学文本的探幽索隐和作家的心态发微，也重视探求各种文学史现象纵向的传承演变轨迹和横向的错综复杂联系，对各种文学史现象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综合研究和比较研究。在研究领域上，两个学科在中国古代散文研究、中国古代戏曲小说综合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学术史研究等方面，成果丰硕，特色显著。

文献研究不只是个技术活，个人认为文学院体系更完善积淀更深厚，资源更丰富。

3 师资力量

这个我就不多说了，你自己去网站对比一下就明白了。文学院文献学的导师貌似是郭英德教授，郭英德教授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跨世纪优秀人才，致力于中国古代戏曲史和戏曲文献、元明清文学、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等领域的学术研究，有《明清文人传奇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合著)、《明清传奇综录》、《明清传奇戏曲文体研究》、《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等著作。基本也属于镇院之宝一级的人物了。其他知名教授还有很多，网站都有你仔细看吧。

个人意见，两院系明显侧重不同，选择一个适合你的，且你喜欢的吧。

除了以下所列史书外均不属于二十四史书。

“二十四史”是合在一起的中国古代二十四部史书的统称，包括《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

所记内容，起自传说中的黄帝（约公元前30世纪初），止于明代的崇祯十七年（1644年）；编写工作始自西汉，止于清代，编写时间跨度长达一千八百多年。

这二十四部史书，得到了清代乾隆皇帝的钦定，是得到统治者认可的“正统”史书，也就是“正史”—“二十四史”的名字，正是由此而来的。

二十四史现代点校本

由中华书局组织全国百余位文史专家，全国学术界、出版界通力合作，历时二十年完成的新中国最宏大的古籍整理出版工程，是代表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最高成就的标志性成果。

“二十四史”点校工作的探索和实践，为传统文献的整理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确立了现代意义上的古籍整理的基本范式和标准，为古籍整理学科的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乾隆时代武英殿本“二十四史”在当时是标准本，但是武英殿本仍有不足之处，近代商务印书馆搜求各时代的善本，编成“百衲本二十四史”，当时可谓“二十四史”的最佳版本。

但是传统的“二十四史”没有标点，没有断句，读起来仍有一定困难。五十年代，由国家领导建议，集中当时全国史家，对“二十四史”进行校订，加上标点，是为标点本“二十四史”，实为“二十四史”的最佳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