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通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迄今已有177个缔约国，它是影响最大、参与国最多的国际公约之一；教科文组织还据此成立了世界遗产委员会，作为实施公约的决策机构。世界遗产委员会的重要职责之一是批准世界遗产名录，确定和解除濒危世界遗产名单。所谓“世界遗产”就是经过权威认定的具有突出的价值、为人类罕见、无法替代的文化和自然财富。世界性、杰出性、独特性是世界遗产的显著特征。

根据形态和性质，世界遗产又分为文化遗产、自然遗产、文化和自然双重遗产、记忆遗产、口头与非物质遗产、文化景观遗产。记忆遗产既指文字记忆遗产，也指非文字记忆遗产。

《世界记忆名录》收录具有世界意义的文献遗产，是世界遗产项目的延伸。

在丽江举行的为期4天的世界记忆工程国际咨询委员会第七次会议，昨天进入最为紧张的时刻，在经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员代表和观察员多轮讨论后，25个国家申报的29项文献通过评审，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确认签署后将被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 其中中国此次申报的唯一项目———“清代大金榜”成功进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此次会议入选的文献还有德国的格林童话、法国卢米埃尔兄弟的**以及第一张新大陆地图的印刷品原件、伯拉姆斯音乐作品集等等。此前中国仅有三项文献入选：清代内阁秘本档中有关17世纪在华西洋传教士活动的档案、我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以及东巴古籍。作为清代科举制度中最高一级的考试———殿试的成绩榜，金榜有大、小金榜之分，大金榜用于张挂以告示天下；小金榜则为大金榜的副本，供皇帝御览。

此次通过世界记忆工程国际咨询委员会第七次会议评审的是公元1894年(光绪20年)公示于长安街的大金榜，长约19米，高约089厘米。该金榜为黄纸、墨书，押盖“皇帝之宝”的朱印，用满、汉文书写，满文从左向右，汉文从右向左，两种文字的年月日落款相汇于榜中之处，中间是用满、汉文大大书写的“榜”字。 据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存大小金榜约200多件，其中大金榜只有几十件，多数为小金榜，时间跨度从公元1667年(康熙六年)至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目前这部分档案只有简单的簿册流水登录，没有详细的内容目录。

“科举取士”是清代选拔和储备官员的主要途径：科举经“童试”、“乡试”、“会试”后，由皇帝在皇宫内太和殿对会试取中的贡士御题策试，称“殿试”。取中为进士，分“三甲”列名榜示天下，由于该榜为黄纸质地，故称“金榜”或“黄榜”。同时由于该榜是以皇帝的名义所发，又称“皇榜”。

依照清朝制度，每次文、武科的大金榜分别于揭晓日张挂于东、西长安门外榜示天下，三日后收贮于内阁。而小金榜则是大金榜的副本。清代每届殿试后，大金榜告示天下，同时内阁还要抄一副本送进宫中供皇帝御览，称小金榜。清代的大金榜一般长约19~20米，高约089厘米，但最长的大金榜可达到200米，甚至300米，内容开头通常为皇帝制书，下面为三甲进士题名，榜中满汉文年月日处押“皇帝之宝”，同时在榜纸骑缝外押“皇帝之宝”。为便于张挂，大金榜上部每一米左右间隔就有一个纸绳圈。

小金榜的内容、形式与大金榜大致相同，只是不押印，一般为黄纸折件式，通常长度约1米，高约35厘米。

参加此次申遗大会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全国明清档案资料目录中心主任胡忠良在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说，之所以此次只将公元1894年(光绪二十年)的大金榜单件申遗，而非全部馆藏的大金榜，原因在于大金榜本身不是特别多，有缺失，也不具有系统性，反而不如单件申遗成功的可能性大。

我国从隋朝(隋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开始设科举，至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前后绵亘1300年。中国的科举制度，持“自由报名、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取仕”的原则，成为独具特色的官吏人才选拔制度。隋唐之后的1300年间，曾产生了700多名状元，近11万名进士，数百万名举人(秀才更是不计其数)。

“归根结底，科举制度是‘儒家学说’的根基，也推动了传统儒家文化的发展。秦汉以来，采纳的是按‘孝廉方正’的标准来考核和提拔官员的制度，但这样的考试制度，无法防止裙带关系的渗透。因此隋唐开始采纳的科举制度是一种相对公平的考试制度，”胡忠良说，“‘亚汉文化圈’受到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也在不同的时期推行过类似于科举的考试制度。因此，学术界已出现新的‘科举学’，甚至提出了‘东亚考试圈’的概念。”

据了解，清朝时大金榜存放于内阁大库，现今则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552号库，开放性木质排架，库房安装有中央空调，因此具备恒湿、恒温、封闭的文献存放条件。

由于金榜被视为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标志性的档案文献，加上清代金榜全部用墨笔在手工纸上书写，因此也是典型的中国传统纸制文书，对研究中国古代文书文献具有重要意义。同时，金榜全部为满汉文合璧，对于研究满语，尤其是满汉名字转译来说，也是十分有价值的原始资料。

“现存金榜最早形成于17世纪，距今已200多年。由于一些历史的原因，部分档案存在着虫咬及墨水浸涸的现象，损坏程度近50%，急需抢救保护。”胡忠良感叹说。

新知：世界记忆工程

为了抢救和保护正逐渐老化、损毁及消失的人类记录，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世界记忆工程”，使之成为《世界遗产名录》的一个延伸项目。“世界记忆工程”关注的是文献遗产，包括手稿、图书馆和档案馆保存的任何介质的珍贵文件以及口述历史的记录等等。

199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了一个国际咨询委员会，总体上负责“世界记忆工程”。“世界记忆工程”主要由世界、地区和国家三个层面的咨询委员会构成，即在国际咨询委员会之下，亚太地区委员会和拉美—加勒比海地区委员会，以及各国的国家委员会。

参与申遗的项目要经国家咨询委员会筛选后直接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咨询委员会申报，而地区委员会则主要负责了解和陈述该申报遗产对于其所在地区的影响。世界记忆工程还鼓励建立地区和国家名录，在此背景下，中国国家档案局于2000年建立《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第一批有48件组珍贵档案文献收入，目前第二批申报工作已经结束。列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中的档案文献经筛选后方可申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

截至此次评审会议，全世界共有121项文献遗产入选《世界记忆遗产名录》。以前历届入选《名录》的包括埃及苏伊士运河的相关文献，贝多芬、肖邦、舒伯特的音乐曲谱原稿；歌德、易卜生的著作原稿，德国古登堡1455年印制的欧洲第一部印本书《四十二行圣经》，俄帝国时代的地图，法国占领毛里求斯的文件等等。

清华大学院校代码是10003。院校代号是全国各高校录取时为方便考生填报志愿而加注的由数字组成的代号串，即院校代码或学校代码。院校代码就如同是学校的一个身份证号，方便查询学校信息。

代号编排

院校代码由教育部统一编排，号码有5位。各省教育考试院为方便高考生填报志愿，将有在本地区（包含省、直辖市，自治区）招生计划的高校重新编排，号码有4位。由于每年高校办学情况有变动，故高校代码有调整。

学校介绍

清华大学（TsinghuaUniversity），简称“清华”，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位列国家“双一流”、“985工程”、“211工程”，入选“2011计划”、“珠峰计划”、“强基计划”、“111计划”，为九校联盟（C9）、松联盟、中国大学校长联谊会、亚洲大学联盟、环太平洋大学联盟、中俄综合性大学联盟、清华—剑桥—MIT低碳大学联盟成员、中国高层次人才培养和科学技术研究的基地，被誉为“红色工程师的摇篮”。

截至2020年12月，清华大学校园面积44212公顷，建筑面积28764万平方米；在校生53302人。

据2021年1月学校官网显示，清华大学设有21个学院，59个系，开设82个本科专业。2022年2月，学校新增科学史专业。

历史沿革

学校前身清华学堂始建于1911年，校名“清华”源于校址“清华园”地名，是晚清政府设立的留美预备学校，其建校的资金源于1908年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1912年更名为清华学校。1928年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南迁长沙，与国立北京大学、私立南开大学组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迁至昆明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46年迁回清华园。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清华大学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中国高等院校1952年院系调整后成为多科性工业大学。1978年以来逐步恢复和发展为综合性的研究型大学。

人才培养

清华大学本科教育传承“培养具有为国家社会服务之健全品格的人才”的教育理念，建立了价值塑造、能力培养和知识传授“三位一体”的教育模式，坚持和完善世界一流、中国特色、清华风格的教育教学体系。通过构建研究型本科教学体系，优化本科培养方案、建设优质的课程，持续提升教育质量，使学生通过本科阶段的培养成长为“高素质，高层次，多样化，创造性”的骨干人才。

2009年，“清华学堂人才培养计划”推出。“清华学堂人才培养计划”将各方面办学优势转化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优势，清华学堂数学班、物理班、化学班、生命科学班、计算机科学实验班和钱学森力学班均已开班，并入驻清华学堂。2017年，世界文学与文化实验班加入“学堂计划”，学校尝试在文科领域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改革。2019年5月，人工智能班加入“学堂计划”。截至2019年5月，学堂计划共计8个班，每年约200人。

新雅书院是清华大学2014年成立、2016年首次面向全国招生的一所住宿制文理学院（residential-liberal-arts-college）。书院秉承渊博雅正、器识为先、传承创新的办学理念，以通专融合、学科交叉为导向，探索“文理、古今、中外会通”的世界一流、中国特色、清华风格的人才培养新模式，为不满足单一学科培养并具有较大综合发展潜力的学生提供优质的文理通识教育和富有弹性的、跨学科的专业教育；培养文理基础雄厚、专业知识扎实、跨学科学习和创新能力突出、在各行各业能够发挥先导作用的创新型卓越人才。

新雅书院文理兼收，通专并举，学生入学时不分专业，第一年以在书院的“教育特区”里接受优质的小班通识教育为主，一年后根据个人能力和志趣，从容、自主地选择最适合自己、最能发挥自身潜能的专业。

2018年，清华大学通过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派出联合培养博士生294名，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37名，赴国外一流大学进行学习和研究；面向中外研究生开设联合培养双授联授学位项目46项和英文学位项目25项。

2017-2018学年，清华大学共有37个院（系、所）开设502门英文研究生课程，比2016-2017学年增加80门。其中，联合培养项目和英文学位项目开设课近380门，约390名教师参与授课。

1950年12月，清华大学接收首批外国留学生14名，这也是新中国接收的第一批外国留学生。截至2017年，清华大学累计招收培养外国留学生3万余人。

截至2018年3月，来自120多个国家的2800多名国际学生在清华大学攻读学位，包括1200余名本科生，1600多名硕士与博士研究生。此外，每年有近千位国际交换、访问学生来校进行课程学习与合作研究。2018-2019学年度，清华大学将有15个本科大类、超过100个硕士专业和80个博士专业招收国际学生，其中18个硕士项目与7个博士项目为全英文授课学位项目。

清华大学的继续教育始于上世纪50年代；1985年，经国家教委批准，清华在全国高校率先成立继续教育学院，开展并统筹管理全校的继续教育工作。2002年初，学校进行继续教育体制机制改革，定位于非学历非学位，成立了继续教育处，负责对全校非学历非学位继续教育行使行政管理职能，继续教育学院改制成为二级实体学院，专门从事非学历继续教育。

清华大学是中组部全国干部教育培训基地、教育部全国重点建设职业教育师资培养培训基地、教育部高等学校继续教育示范基地、人社部国家级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环保部国家环境保护培训基地，并担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继续教育分会理事长单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中国的继续工程教育教席设在清华大学。

教学成果

自1989年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设立起，清华大学共获得126项奖励。近三届获奖情况为：2009年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奖20项，其中作为第一完成单位的12项，含一等奖3项，二等奖9项。2014年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奖18项，其中作为第一完成单位的10项，含一等奖3项，二等奖7项。2018年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奖11项，其中作为第一完成单位的7项，含一等奖2项，二等奖5项。

学术科研

根据《清华大学科研机构管理规定》，清华大学科研机构根据其批准设立的主体不同，分为三类，包括政府批准机构、学校自主批建机构和学校与校外独立法人单位联合共建机构。

截至2019年3月，在运行的校级科研机构共421个，其中政府部门批准建立的科研机构共160个，学校自主批准建立的科研机构共131个，学校以协议形式与校外独立法人单位联合建立的科研机构共130个。

科研项目是开展高水平科学研究和支撑高质量人才培养的重要依托，也是引领学科发展的重要力量。国家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是清华大学科研项目和经费的重要来源。

2018年，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立项29项，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项目4项，航空发动机和燃气轮机基础研究专项5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我校立项604项，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生态环境部等部委项目201项，北京市各类科技计划基金项目87项。文科院系新增课题812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立项14项,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1项。

2018年，清华大学承担的国家自然科学重大项目有10项，由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重大项目有15项。

《清华大学科技成果重点推广项目》汇集并展示了清华大学年内最新的科技成果，反映了学校在高新技术领域的最新成就。由该刊发布的科技成果着眼于公共安全、能源环境、信息、先进制造、新材料、医疗卫生等领域，作为学校向地方、企业重点推广的项目，从而促进最新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高效转化，推动科技成果的持续研究。

师资力量

截至2018年12月底，学校有教师3485人，其中45岁以下青年教师1743人。教师中具有正高级职务的1381人，具有副高级职务的1648人。教师中有诺贝尔奖获得者1名，图灵奖获得者1名，中国科学院院士51名，中国工程院院士39名，16名教授荣获国家级“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167人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52人入选青年学者，239人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152人获得优秀青年科学基金。

合作交流

清华论坛主题包括科技、经济、文化、生态等方面关乎中国与世界发展的重大问题。清华论坛2005年10月举办第一讲，截止到2018年11月22日共举办85讲。

2017年，清华大学共召开国际（双边）学术会议近百次，部分重要学术会议包括“第四届中国国际积极心理学大会暨2017国际积极教育国际研讨会”、“第六届世界和平论坛”、“亚洲大学联盟成立大会暨首届峰会”、“生物大分子：结构、催化和调控国际会议”、“第16届国际传热大会”、“2017IEEE图象处理国际会议”、“第六届世界摩擦学大会”等。

清华大学先后与发改委、科技部、教育部、环保部、工信部、水利部、建设部等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建立科技合作关系，其中清华大学与中国气象局、国家质检总局、国家海洋局等部委开展的战略合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和成功的经验。在与国家各部委合作的过程中，一般包括专项技术联合攻关、设立科研基金、合作申请国家科技计划项目、技术咨询与服务、高技术装备应用、共建科研中心等多种形式。

清华大学校地合作的具体模式为：以项目为龙头，带动产学研合作的发展；设立校地科技合作基金；与重点地区共建“产学研合作办公室”。

清华大学在1995年成立了清华大学与企业合作委员会（简称“企合委”），1996年成立企合委海外部，自1995年成立起，已有中国海内外成员单位190家。

清华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研究机构和海外知名跨国企业通过共建联合研究机构、框架合作、委托研发、联合研发、设立合作研究基金、海外技术许可与转让等灵活多样的合作模式，开展前瞻性、高水平的科研合作与交流。

学术资源

图书馆：截止到2018年底，清华大学图书馆（含专业图书馆及院系资料室）的实体馆藏总量约5255万册（件），除中外文印刷型图书外，读者可使用的文献资源还包括：古籍线装书222万多册；期刊合订本约592万册；校馆统筹年订购印刷型中外文报刊2739种；本校博、硕士论文162万余篇；缩微资料28万种；各类数据库683个；电子期刊142万种；电子图书21264万册，电子版学位论文4971万篇。

档案馆：清华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始于1905年，包括清华学堂、清华学校、国立清华大学、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和清华大学等各主要历史时期的文书档案；清华建校以来的学生学籍注册卡、成绩卡；科研、工程项目档案；历年获奖教材；学校各建筑物基建档案、图纸；纸质、电子版研究生论文档案；在校教职员工和学生的个人档案，以及著名校友实物档案，大量声像档案等等。截至2014年3月，案卷总数达14万余卷，以件为保管单位档案总数约38万件，总排架长度3344米。

学术期刊

1、《清华大学学报》

清华大学学报包括三种期刊：《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Tsinghua-Science-and-Technology》、《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其中：《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被Ei、CA、MR、РЖ、INSPEC、Zbl等国际性文献检索机构收录，在中国历次全国性科技期刊评比中均获一等奖，1999年建国50年评优活动中获“首届国家期刊奖”，2001年《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以“双高”期刊进入“中国期刊方阵”，2002年获“第二届国家期刊奖”。

《Tsinghua-Science-and-Technology》在2015年Science-Citation-Index-Expanded-IF达到1063，被Engineering-index-（Ei，USA）、INSPEC、SA、Cambridge-Abstract等国际性文献检索机构收录。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是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入选“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名刊工程”，为“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成员单位。

2、《世界建筑》

《世界建筑》为国家一级杂志和建筑科学类核心期刊。

3、《装饰》

《装饰》为中国艺术类核心期刊、国家核心期刊、全国中文艺术类10种核心期刊之一、全国百家重点图书室推荐期刊，连续三届（首届、第二届、第三届）获“国家期刊奖”。

4、《清华法学》

《清华法学》为CSSCI来源期刊（正版）、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中心重要转载来源期刊、CLSCI十六种法学核心期刊之一。

5、《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是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核心期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核心期刊。

特色专业及学科

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22个：数学、物理学、生物学、力学、机械工程、光学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电气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信息与通信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建筑学、土木工程、水利工程、化学工程与技术、核科学与技术、生物医学工程、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药学

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15个：数量经济学、设计艺术学、专门史、分析化学、精密仪器及机械、环境工程、免疫学、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皮肤病与性病学、影像医学与核医学、妇产科学、肿瘤学、麻醉学、内科学、外科学（骨外科、胸心外科）

国家重点（培育）学科·2个：物理化学、外科学（普外科）

国家级特色专业·23个：计算机软件（设5个专业方向）、水利水电工程、化学、自动化、机械工程及自动化、能源动力系统及自动化、建筑学、化学工程与工业生物工程、数学与应用数学、工程管理、英语、物理学、车辆工程、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测控技术与仪器、生物医学工程、工业工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土木工程、环境工程、工程力学与航天航空工程、生物科学

(1)简策

简策就是编简成策的意思。“策”就是“册”的假借字。古代有些词有音无字，行文时只好依声托事，借用同音的字加以表示。这种现象，文字学上就称为同音假借，也称为古音通假。“册”是象形字，像是绳穿、绳编的竹木简。所以《说文解字》解释“册”字说：“象其札一长一短，中有二编之形。”《礼记·聘礼》中说：“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在这句话的“策”字之下，有两个不同时代的人分别作了解释。一位是东汉的郑玄，他说：“策，简也。”一位是唐代的孔颖达，他说：“策是众简相连之称。”郑玄的意思，“策”就是竹木简；孔颖达的意思，“策”是编连在一起的竹木简。两个人的解释都对，但角度不同。我们把这两个人的解释综合起来，那就是一根一根写了字的竹木片就称为“简”，把若干根简编连在一起就成了“策”(册)。可见简策的确是编简成策的意思。

古人编简成策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单绳串连；一种是两道绳、乃至四道绳的编连。汉代刘熙在《释名》中说：“札，栉也，编之为栉齿相比。”这意思是说在写好的竹木简上端钻孔，然后用绳依次串编。上边好像梳子背，下边诸简垂挂，如同梳子的栉齿并列相比。另一种是用麻绳或丝线绳，像编竹帘子一样地编连竹简。编绳的道数取决于竹木简的长短。短简两道编绳即可，甘肃出土的《永元兵器簿》，就是两道编绳(图6)。长简两道绳子编不结实，就编三道或四道编绳。如武威出土的《仪礼》汉简，简长三尺，其编绳就是四道。至于是先写后编，还是先编后写，则两种形式都有。

图6 东汉永元兵器簿编简

为了保护正文不致磨损，古人编简时常在正文简前边再加编一根不写文字的简，叫作赘简。今天书籍的封面，就仍然带有这种赘简的遗意。赘简上端常常书写篇名，下端书写书名。这是因为古人写书于简，不能无阶段地写下去，那样编简太大，不易检阅和收藏，所以常常写到一定长度就结为一篇。而用书的人也常常要先查找篇名，然后才能找到自己所要检索的内容。可是古书往往一书包括很多篇，例如《论语》就有22篇，《孟子》也有七篇。七篇中的各篇还要再分上下。如《滕文公上》、《滕文公下》、《公孙丑上》、《公孙丑下》等。如果所要查找的内容不知道在哪一篇，那就无从着手了。所以古人很重视篇名，把篇名写在赘简上端，以示醒目。而把书名反倒写在赘简的下端，以示篇名的归属。这种格局虽然是仅适应简策书籍而出现的特定形式，但对后世书籍形式的影响却是极其深远的。直到雕版印书盛行的宋代，特别是北宋时代，卷端题名还常常是小题在上，大题在下。这仍是简策书籍格局的流风余韵。

一篇文章的简编完，或一编编好的简写完，便以最后一根简为轴，像卷竹帘子一样从尾向前卷起。《永元兵器簿》出土时，就保持着原来卷起的形式。武威旱滩坡出土的医简，有的也保留着卷起的原型。武威出土的汉代《仪礼》简，篇题和篇次并写在第一、二简的背面，卷起后正好露在外面。这也证明其原型是从尾向前卷起的。卷起的简需要捆好，而后放入布袋或筐箧〔qie切〕。居延出土的简策中有“书箧一”的记载。《汉书·贾谊传》中也有“俗吏之务在于刀笔筐箧”的说法。这些盛装简策的布袋、筐箧相当于“帙”〔zhi至〕，而一帙通常包函10卷。简策书籍这种编连卷收的做法，也只是适应竹木简的特质而形成的特定形式，但对后世书籍的装帧形式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帛书卷子装、纸书卷轴装的出现及长期流行，完全可以说是对简策卷起收藏形式的模仿。

(2)帛书卷子装

帛书与简书虽然制作材料不同，成书之后的面貌也各异，但在装帧形式上彼此却有许多相似之处。缣帛轻软，可塑性较强。表现在装帧形式上便既有折叠，也有卷子。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有的写在整幅帛上，难以卷收，故折叠随葬在一个漆盒内。有的写在半幅宽的缣帛上，则以一条23厘米宽的竹片为轴心，将帛书从尾向前卷成帛卷，这大概就是卷轴装的雏形了。

清代有位著名的史学家、目录学家，叫章学诚。他有一部著名的著作，叫《文史通义》。他在《文史通义·篇卷》中说：“古人之于言，求其有章有序而已矣。著之于书，则有简策，标其起讫，是曰篇章。”还说西汉刘向、刘歆父子受命整理国家藏书，“著录多以篇、卷为计，大约篇从竹简，卷从缣素，因物定名，无他义也。而缣素为书后于竹简，故周、秦称篇，入汉始有卷也。”这两段话的意思是说篇、章是竹木简书的计量名称，卷则是缣帛书的计量名称。周、秦时盛行竹木简书，故多以篇称之。入汉以后，缣帛为书普遍流行，卷便成了广为使用的计量名称。刘向、刘歆父子整理国家藏书，凡是整理完毕正式誊录进呈的书，都是用缣帛书写的。吴树平《风俗通义校释·佚文十一》说“刘向为孝成皇帝典校书籍二十余年，皆先书竹，改易刊定，可缮写者以上素也。”这里的“上素”，就是抄写在缣帛上。于是“卷”便成了主要计量单位。表明章学诚所说的“入汉始有卷也”的理论，基本上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也证明帛书的装帧形式主要还是卷子装。

(3)纸书卷轴装

用纸来制作书籍，东汉已发其端。纸具备着缣帛的轻软，但较之缣帛则更易成型。所以纸书出现之后，它的装帧形式便模仿帛书卷子装，而慢慢发展为普遍流行的纸书卷轴装。这无论是从文献记载，还是实物留存，都能得到有力的证明。

晋代傅咸的《纸赋》中，除了赞美纸的方正洁白，很便于书写之外，还说纸张“揽之则舒，舍之则卷”。这两句话实际是对卷轴装书籍的描绘。纸张有一定弹性，卷久了就有回收的惯性，所以用手揽之便舒展开来，可是一撒手就又收卷回去。这是卷轴装书籍固有的现象，也是这种装帧形式的弊病之一。可见晋时纸书已是卷轴装了。

《续高僧传》卷二，记载隋朝文帝时有一位沙门叫明穆彦宗，他曾经利用梵文经本校对佛经。说昔日“支昙罗什等所出《大集》卷轴，多以30成部”。说明早在隋朝以前，纸写的佛教《大集经》，已装潢成了卷轴。

《续高僧传》卷三十八，记载隋朝另一位沙门叫法泰，他自己精勤书写了一部《法华经》，多次显现灵瑞，所以要把它带到成都去进行装潢。可是中途过河掉在了水里，以后又失而复得，所以“至成都装潢，以檀香为轴”。可证隋朝的书籍不但已是卷轴装，而且所用轴材有的已是檀香木了。

《续高僧传》卷五，记载唐玄奘从印度取经回国之后，又奉皇帝之命在大慈恩寺翻译佛经。当他翻译完毕，装成卷轴之后，曾经上书皇帝，请求皇上给写一道序文。他说：“所获经论，奉敕翻译，见成卷轴，未有铨序，伏惟陛下睿思。”可见唐玄奘翻译过来的佛经，其装帧形式也都是卷轴。

《续高僧传》卷二十六，记载唐开元间沙门玄览，他一个人就“写经三千余轴”。

所有上述这些，都是唐及唐以前关于纸书采用卷轴装的记载。而唐以后关于这方面的记载，那就更是史不绝书了。北宋欧阳修在他的《归田录》中说：“唐人藏书，皆做卷轴。”元朝吾衍在他的《闲居录》中说：“古书皆卷轴。”明朝都穆在其《听雨记闻》中说：“古人藏书，皆作卷轴。”清朝高士奇在其《天禄识余》中说：“古人藏书，皆作卷轴……此制在唐犹然。”这些说法，也证明自纸书出现，直到唐、五代，大约八九百年的时间里，书籍盛行的装帧形式，的确是卷轴装。

本世纪初，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了大批遗书，其中主要是手写本佛经。现在分藏在世界各国，其中主要收藏在英国、法国、中国、俄罗斯、日本、印度等国。总计大约四万多件。这些敦煌遗书产生的时代，大约上起南北朝，下至五代，即公元420—960年这500多年的历史跨度内。此期正是手写纸书的高峰期。这些遗书，有的就是简单的一卷儿，有的木轴犹存，进一步又以实物，证明唐五代及唐五代以前，纸书的装帧形式，的确普遍流行卷轴装。

古时历代纸张的大小规格不尽相同。晋代纸高大约23—24厘米，长26—27厘米；唐代纸高25—26或26—27厘米，长40—43厘米或44—51厘米；五代时期纸张的规格大小不等。内容长的书，一张纸无法容纳，只好写完一张再接写第二张、第三张……直到写完为止，可能是几张、十几张、几十张，乃至数百张。一部用多张纸写完的书，按顺序粘接成一幅长条。长条可以先写后粘接，也可以先粘接好后写。写完的长条纸书，即可以从左向右，或说是从尾向首卷起。为使纸卷不至于折皱或损坏，在长条纸书最后一纸的末尾粘上一根圆木棒，然后以木棒为轴心从左向右搓卷，所以称作卷轴。轴的长度比纸的高度略长，纸书卷好后上下两端都有轴头露出，这样有利于图书保护(图7)。

古书卷轴装似乎也有精装与简装的区别。简装，仅用一根普通的圆木棒为轴，有的甚至连轴都没有，只是从尾向前卷起，也是卷轴装。精装就有不同的讲究了，据记载，王羲之、王献之晚年写的字要比青少年时写得好。他们在缣帛上写的字，要以珊瑚装饰轴头；在纸张上写的字，要以金属装饰轴头；最次的也要以玳瑁、旃〔zhan沾〕檀装饰轴头。可见晋代的卷轴装，有的已经相当精致了。

《隋书·经籍志》说隋炀帝即位之后，秘阁所藏之书，上品的要用红琉璃轴，中品用绀〔gan干〕琉璃轴，下品用漆轴。表明隋朝政府的藏书，其卷轴装潢已分出不同品级。《大唐六典》记载唐政府的藏书，经库书用钿白牙轴，黄带红牙签；史库书用钿青牙轴，缥带绿牙签；子库书用雕紫檀轴，紫带碧牙签；集库书用绿牙轴，朱带白牙签。可见唐代的政府藏书不但裱轴十分讲究，而且已经懂得用颜色来类分图书了。

图7 卷轴装示意图

图8 卷轴插架示意图

为保护图书内容不受污损，卷轴装在正文第一张纸前边还要粘加一张空白纸，考究的粘加绫、绢等丝织品。粘加的这张空白纸或绫、绢，叫作“褾”〔biao表〕，也叫作“包头”或“玉池”。褾的右端接有不同质料、不同颜色的带。带的右端接有不同质料、不同颜色的别子，叫作“签”。卷子卷好，褾在最外层，用带绕捆，以签别住。卷轴存放的方法是在书架上平放，轴的一端向外，系上不同质料、不同颜色的书签。签上标写书名、卷次，以便于取阅。取阅图书时依签上所标抽出卷轴，用毕原位插入，所以称为插架(图8)。唐代文学家韩愈的《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诗》中说“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悬牙签，新若手未触。”描绘的便是一座插架宏富、装帧考究、满目琳琅的私人藏书宝库。

(4)经折装

经折装也称折子装，顾名思义，应该是从折叠佛教经卷而得名。前边说过了，到唐代为止，最盛行的书籍装帧形式，仍然是卷轴装。但到唐代，佛学在中国的发展也达到了鼎盛时期。一方面是僧尼遍于域中，另一方面翻译过来的佛经又普遍以卷轴装的形式流行。僧尼遍于域中，意味着善男信女诵经的普遍；卷轴装盛行，则意味着它对僧尼们诵经的不便。因为佛门弟子念经，要盘禅入定，正襟危坐，以示恭敬与虔诚。善男信女们念经时的这种姿态，卷轴装的不方便可想而知。任何一种纸卷，包括佛教经卷，卷久了，都会产生卷舒的困难。由于卷久的惯性，念过去的部分，经卷会由右向左自动卷起；未念到的部分，经卷又会自动由左向右卷起。这种情况，如果不及时调整镇尺的位置，经卷就会从左右两个方向朝中间卷起。试想，如此麻烦不便的卷轴装式，怎么能适应佛门弟子们那种盘禅入定、正襟危坐的读经方式呢！因此，一场对流行许久的卷轴装的改革，首先在佛教经卷上发生了。这就是将本是长卷的佛经，从头至尾地依一定行数或一定宽度连续左右折叠，最后形成长方形的一叠，再在前后各粘裱一张厚纸封皮，一种新型的装帧形式就出现了，这就是所谓的经折装。正像元朝吾衍和清朝高士奇所揭示的那样，经折装的出现，完全是针对卷轴装卷舒之难的弊病而发生的。元朝吾衍在《闲居录》中说：“古书皆卷轴，以卷舒之难，因而为折。久而折断，复为簿帙。”清朝高士奇在《天禄识余》中也说：“古人藏书，皆作卷轴……此制在唐犹然。其后以卷舒之难，因而为折。久而折断，乃分为簿帙，以便检阅。”这两位不同时代的古人，揭示了同一个道理，即经折装的确是由改造卷轴装而来。

1975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钱存训先生的《中国古代书史》，披露了一幅经折本图版，经名为《入楞伽经疏》，共211叶，原出自中国敦煌石室。其装帧形式就是左右相连折叠的经折装。这是唐代佛经出现经折装的实物证明。

英人斯坦因在他的《敦煌取书录》中，还描绘过一件五代印本佛经的装式，也是经折装。他说：“又有一小册佛经，印刷简陋……书非卷子本，而为折叠而成……折叠本书籍，长幅接连不断，加以折叠……最后将其他一端悉行粘稳。于是展开以后甚似近世书籍。是书时为乾祐二年，即纪元后九四九年也。”斯坦因看到并描绘的这件实物，表明印刷而成的佛经，在五代时期也有的是经折装式了。

(5) 梵夹装

过去的书史论著，常把经折装混为梵夹装。说经折装又称梵夹装，或者说梵夹装就是经折装，或经折装即梵夹装。其实这完全是一种误解。

梵夹装并不是中国古代书籍的装帧，而是古代中国人对古印度用梵文书写在贝多树叶上佛教经典装帧形式的一种称呼。梵是天竺国梵文文字的创始人。《祐录》卷一《梵汉译经音义同异记》中说：“昔造书之主凡有三人：长名曰梵，其书右行；次曰佉楼，其书左行；少者苍颉，其书下行。梵及佉楼居于天竺，黄史苍颉在于中夏。”印度是佛教的发祥地，产生在印度的佛教经典，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都是将梵文书写在贝多树叶上的，所以又称为贝叶经。当然也有不少写在桦树皮上。

我们在前边说过了，书籍的装帧形式，只能视书籍的制作材料和制作方法而采取相应的方式。古印度佛经既是采用修长硕大的贝多树叶或桦树皮书写，其装帧形式也就只能适应这种材料而采取相应的方式了，这就出现了古代中国人所称呼的梵夹装。何谓梵夹装？如果用最通俗的语言加以铨释，那就应该是古印度用梵文书写在贝多树叶或桦树皮上的佛教经典而采用夹板式以绳穿订的装式。对这种装帧形式，古代中国人称之为梵夹装。隋朝有个叫杜宝的，他有一部著作叫《大业杂记》。杜宝在《大业杂记》中说东都洛阳的“承福门即东城南门。门南洛水有翊津桥，通翻经道场。新翻经本从外国来，用贝多树叶。叶形似枇杷，叶面厚大，横作行书。约经多少，缀其一边，牒牒然今呼为梵夹”。夹原意同册，后来演化为夹。这段描述，比较明确地告诉我们，梵夹装是隋时人对传入中国的古印度书写在贝多树叶上梵文佛教经典装订形式的一种形象化的称呼。其具体的装订方式，是将写好的贝叶经，视经文段落和贝叶多少，依经文的次序排好，形成一摞。然后用两块比经叶略宽略长一点的经过刮削加工的竹板或木板，将排好顺序的贝叶经上一块下一块地夹住，然后连板带经穿一个或两个洞。一个洞者，穿绳之前先将绳的一端挽上疙瘩，以另一端将夹板及贝叶串连；两个洞者，则以绳子两端同时将夹板及贝叶串连，最后绕捆起来，一个梵夹装式就算完成了。这就是杜宝所说的“约经多少，缀其一边，牒牒然”的梵夹装。

图9 僧伽罗文贝叶经装帧

用贝多树叶来写经，不仅是古印度如此，近世中国南方少数民族中也有用贝叶写经的。北京图书馆就藏有僧伽罗文的贝叶经(图9)，其装帧形式就是典型的梵夹装。近年北京图书馆还入藏一批傣文贝叶小乘经，其装帧形式也是梵夹装。这些实物也印证了古印度梵夹装的形式特点，从而丰富了中国书籍的装帧形式。

中国以纸张来制作书籍，至隋、唐而极盛。书籍的制作材料与贝叶不同，当然装帧方式也就不同。但中国纸制书中，包括写本和印本，也有裁成长条而模仿贝叶的。现藏于英国国家图书馆东方手稿部的中国敦煌遗书中，还颇有几件这样的遗书。它们状似长条，形仿贝叶，编绳虽然已不复存在，但当年的穿孔犹存，表明它们的确是中国纸书中模仿梵夹装的装帧形式。北京图书馆珍藏一件五代时回鹘文写本《玄奘传》。其书叶狭长，横作行书，每叶上靠近两端各有一红色圆圈，据说也是模仿的梵夹装式。北京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中，有一件唐写本《思益梵天所问经》(图10)。其写纸为长条形，意仿贝叶。厚厚一册，却中间穿孔，单绳穿装，是中国纸书遗存中典型的梵夹装。其夹板虽佚失一块，但另一块却原样留存。穿绳虽也大部分佚去，但仍有一段原绳贯穿册叶与夹板。直到后世刻印的藏文大藏经、蒙文大藏经，也都是纸作长条，横作行书，上下各有一块厚重的夹板，所以它们也是中国纸书中模仿梵夹装的装帧形式。只是这种装帧形式在中国并未普遍流行，所以也就鲜为人知了。但不管是古印度的梵夹装，还是中国纸书模拟的梵夹装，以及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古书中模仿的梵夹装，都和经折装毫无相同之处。所以经折装就是经折装，梵夹装就是梵夹装，两者既不相等，也不相通，不应混为一谈。

图10 唐写纸本《思益梵大所问经》梵夹装

(6)旋风装

过去很长时间里，中外学者对什么是中国古书的旋风装认识并不清楚。长期把经折装粘加一张整纸就说成是旋风装，或把经折装直接说成是旋风装，就是这方面的例证。事实上，旋风装跟经折装没有任何联系。它与经折装产生的文化背景完全不同。它们是在同一个时代里，同在卷轴装的基础上，由于不同的社会文化需求而产生出来的两种完全不同的书籍装帧形式。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政治、经济、科学、文化都有长足的发展。尤其是文学，诗歌几乎占据了整个文坛，使唐代成了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诗歌的发展，特别是近体律诗的发展，一方面要求要有严格的韵律，一方面遣词造句、运用掌故又要求典雅有据。这就促使唐代社会相应地产生并发展两方面的著作：一方面是备查检掌故用的类书空前发展；另一方面就是供起韵赋诗、检查格律的韵书一再被修正、增补、传抄而流布社会。唐代的韵书，类乎现在的字典，带有工具书的性质，是备随时查检使用的。因此，这类书籍的书写方式和装帧形式，也就都要以方便随时翻检为原则而作相应的改变。

但是，我们在前边说过了，唐代书籍最通行的书写方式和装帧形式，仍是单面书写的卷轴装。这样，在通行的装帧形式与要方便翻检之间便产生了很大的矛盾。继续采用单面书写的卷轴装，翻检方便难以解决；突破卷轴装，另外采取更新的装帧形式，一时又难以创造出来。于是便出现了一种既未完全打破卷轴装的外壳，又达到了方便翻检为目的的装帧形式，这就是旋风装。

在当今的世界上，中国古书旋风装的实物留存绝无仅有。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的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可以说是现存中国古书旋风装的典型实物例证。故宫所藏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全书共五卷24叶。除首叶是单面书字外，其余23叶均为双面书字，所以共是47面。其装帧方式，是以一比书叶略宽的长条厚纸作底，然后将书叶粘在底纸上。其粘法是，除首叶因只单面书字而全幅粘裱于底纸右端之外，其余23叶，因均是双面书字，故每叶都只能以右边无字空条处，逐叶向左鳞次相错地粘裱于首叶末尾的底纸上。所以从书叶左端看去，错落相积，状似龙鳞。收藏时，从首向尾，或者说是从右向左卷起，外表仍然是卷轴装式。但打开来翻阅，除首叶因全裱于底纸上而不能翻动外，其余均能跟阅览现代书籍一样，逐叶翻转，阅读两面的文字。这种装帧形式，既保留了卷轴装的外壳，又解决了翻检必须方便的矛盾。可谓独具风格，世所罕见。古人把这种装帧形式称作“龙鳞装”或“旋风装”。

图11 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装帧

北宋欧阳修在他的《归田录》卷二中说：“唐人藏书皆作卷轴，其后有叶子，其制似今策子。凡文字有备检用者，卷轴难数卷舒，故以叶子写之。如吴彩鸾《唐韵》、李郃〔he 合〕《彩选》之类是也。”故宫所藏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图11)，相传就是吴彩鸾书写的。欧阳修所见到的大概就是这类的东西。他说出了这种装帧形式产生的原因，也描绘了这种装帧像策子的特点，但未说出它究竟叫什么名字。

南宋初年的张邦基，则在自著《墨庄漫录》卷三中说：“成都古仙人吴彩鸾善书名字，今蜀中导江迎祥院经藏，世称藏中《佛本行经》十六卷，乃彩鸾所书，亦异物也。今世间所传《唐韵》犹有，皆旋风叶。字画清劲，人家往往有之。”可见南宋张邦基也见过这类的东西，他则把这类书籍的装帧形式称为“旋风叶”了。

元朝王恽在他的《玉堂嘉话》卷二中说：“吴彩鸾龙鳞楷韵，后柳诚悬题云：‘吴彩鸾，世称谪仙也。一夕书《唐韵》一部，即鬻〔yu玉〕于市，人不测其意。稔闻此说，罕见其书，数载勤求，方获斯本。观其神全气古，笔力遒劲，出于自然，非古今学人所可及也。时大和九年九月十五日。’其册共五(疑五为二误)十四叶，鳞次相积，皆留纸缝。天宝八年制。”可见元朝王恽也见过这类东西，而且见到的是唐代大书法家柳公权收藏并写了上述题识的那件东西。王恽描绘它是“龙鳞楷韵”，“是鳞次相积”。与故宫所藏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的装帧形态完全相同。

清朝初年的著名藏书家钱曾，也见过这类东西。《涵芬楼烬余书录》引证他的话说：“吴彩鸾所书《唐韵》，余在泰兴季因是家见之，正作旋风叶卷子，其装潢皆非今人所晓。”可见钱曾见到的，跟故宫所藏相传为吴彩鸾所写的《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其装帧是完全一样的。他将之称为“旋风叶卷子”。可见我们把故宫所藏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的装帧形式称作旋风装，是不乏古人见证的。

且考自然界旋风的形象特征，亦是因某处气压低，四周空气向一处注流而形成的螺旋式旋转的风，其中大而强烈的，就是龙卷风。这种风的特点，就是空气分若干层次前后朝一个方向旋转。它的立体形象就仿佛若干张鳞次相积卷起的芦席，像个圆筒。故宫所藏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其装帧形式，内中书叶错落相积，朝一个方向卷收，外壳又保留着卷轴装的格局。装帧完毕，卷收起来，内中书叶很像空气分若干层朝一个方向旋转的旋风。因此，我们认定这种形式才是中国古书的旋风装。不是经折装包粘一张整纸就成了旋风装，更不是经折装又称为旋风装。旋风装有自己的独立形态，但又没有完全摆脱卷轴装的制约。它是对卷轴装的一种改进，是卷轴装向册叶装转化过程中的过渡形式。经折装是对卷轴装的彻底改造，已由卷轴装过渡到了册叶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旋风装比经折装出现得要早。

(7) 蝴蝶装

(8)包背装

首先，弄清楚图书馆员和图书管理员是两种不同的职业。图书管理员真的是不需要什么技术含量，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就可以胜任了。工作内容无非就是搬书、排架、解决普通读者的常见问题。现在许多公共图书馆已经将这部分工作外包了，也就是说图书管理员都是派遣工。而图书馆员则是与图书馆签订劳动合同的，很多是有事业编的。随着事业单位改革的不断推进，以后图书馆员可能都是聘用了。

为什么很多人喜欢进图书馆工作？

在大家的印象里，图书馆工作真的好轻松，好舒服，每天就是跟书呆在一起，工作清闲，有大把时间可以看书，工作环境又超级nice。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人啊总是喜欢盯着其他行业的优点看，缺点却常常被忽略。比如，在银行上班多么高大上啊，每天西装革履，看财经新闻，对国家和国际的经济和金融形势了如指掌，年收入多少多少万。其实大部分在银行上班的人都自嘲是金融民工，工作枯燥，工作时间长，收入也没有大家想象中高，面对各种指标的考核，压力大到想辞职。同样滴，图书馆行业也有其缺点，工作内容大概分为以下几部分，其实大家只需看看图书馆的组织机构就大概知道有哪些工作了。采编部，图书的采购和加工，简言之就是买书，然后把书的标题作者等信息录入图书馆管理系统，为图书贴索书号和条形码。咨询部，解决读者的提问。宣传部，策划读者活动，运营新媒体等。再就是常见的财务、人力等。当然有些大型图书馆，还有古籍部门和专门做科研的部门。这些部门的工作内容大家认为有趣吗？如果你想去图书馆工作，你想进哪个部门呢？在工资待遇方面，图书馆的工资就是社会平均水平，只能够日常花销，存钱不大可能，买房就更加不现实了。

高校图书馆0R公共图书馆？

二者目前看来没有可比性，高校图书馆各方面秒杀公共图书馆。无论工作环境、工资待遇、假期，高校图书馆都是胜出的一方。基本上，每所大学的图书馆都是学校的标志性建筑吧，里面环境也是最舒适的。而公共图书馆除了市图书馆和省图书馆环境好一点之外，其他的基层图书馆馆舍面积小，设备老旧，至少我所在的武汉市如此。工资待遇方面，各地有所不同，总体上，高校图书馆高于公共图书馆。假期就不用说了，寒假暑假法定节假日高校图书馆都有，而公共图书馆法定节假日还要轮班的。但是最近几年报考公共图书馆的人还挺多的，有的公共图书馆岗位报录比几百比一，也是厉害。说了这么多高校图书馆的好，但是想进去也是很难的啊，起码比公共图书馆难。首先得有硕士学位，这是高校工作的最低学历门槛。其次，现在高校图书馆对专业的需求越来越多元化，招进去的人各种专业都有，图书情报专业的学生躺进高校图书馆的机会越来越少了。

什么样的人比较适合当图书馆员？

家里条件不错，不缺房子票子，甘于平淡稳定的生活，热爱图书，乐于助人。我猜大家对图书馆的服务人员都有过不满。去图书馆办事，那些人的态度简直就不像是做服务的，倒有点像搞审批的，拽得不行，态度十分恶劣。这些人很多都有点背景，他们对图书馆并没有多少热爱，进去上班完全是为了混日子。真的希望这些老一辈的快点退休滚蛋，腾出位置给那些热爱图书馆的人。随着我国文化事业的蒸蒸日上，图书馆需要一批有热情、有干劲的年轻人来净化环境，推动创新和发展。

上部结构由锚固孔、悬臂和悬挂孔组成，悬挂孔支承在悬臂上，用铰相联。有单悬臂梁桥（三跨构成，中跨较大以满足通航要求）和双悬臂梁桥（可构成多跨的长大梁桥）。如陕西省咸阳渭河桥（主跨174米，全长448米，1954年建成)为钢筋混凝土悬臂梁桥。梁桥为桥梁的基本体系之一，使用广泛，在桥梁建筑中占有很大比例，其上部结构可以是木结构、钢结构、钢筋混凝土结构、预应力混凝土结构或钢筋混凝土桥面板和钢梁的组合结构。

历史古桥

坐落在咸阳故城附近的渭水三桥，在古代是很有名的。三桥包括中渭、东渭和西渭桥，都是多跨木梁木柱桥。其中，中渭桥始建于战国秦昭王的时候，后来秦始皇又作了改建和加固。这座桥全长约525米，宽约138米，接近南京长江大桥汽车道宽度；它由750根木柱桩组成了67个桥墩，68个桥孔，平均每孔跨径为772米，中间桥孔跨径达九米；在木柱桩群上加盖顶横梁组成排架墩，再在排架上搁置大木梁，然后铺上木桥面，桥两侧设雕花栏杆。中间桥孔高而大，两边桥孔低而小，呈八字形，既能使高大楼船顺利通过，又可以迅速排除桥面雨水，防止腐朽。桥两端还竖立着华表、镇水妖石件、石灯柱等，作示标、照明之用。到了汉朝，又重修了中渭桥，增建了东渭桥和西渭桥。

汉朝时的梁桥，已经比较普及了。山东省沂南出土的汉墓画像石上，甚至已刻有石梁桥的图案。唐朝时期出现了不少名闻天下的石梁桥。据《唐六典》说，天下著名的石梁桥有四座：河南洛阳的天津桥、永济桥和中桥，西安的灞桥。灞桥位于西安东北20里的灞水上，是一座石柱墩木梁桥。自汉朝建桥后，两千年间屡毁屡修，直到清朝道光十三年（公元1833年）花了九个月才建成了今天的多跨梁桥。桥长近400米，67孔，每孔净跨度六米左右，桥宽约七米。桥墩由六根石柱组成。六根石柱顶端盖上一根石梁，把它们合成一体，构成了桥梁史上最早的一种轻形墩，即今天所说的石排架墩。这座千百年来作为交通咽喉的古桥，今天已改造成为现代的公路桥。

到了宋朝，人们战胜自然的能力提高了，又在福建泉州建成了我国第一座濒临海湾的大石梁桥万安桥，即洛阳桥。这座桥桥长834米，宽七米，桥中间有岛，岛南七孔，岛北41孔，每孔跨度约11米。建桥之处正当入海口，水流湍急，当地又多地震台风，建桥工程相当艰巨。本书下一节对此将作专题介绍。洛阳桥建成后轰动一时，有“天下第一桥”的美誉，因而在当地掀起了“造桥热”。这个时期福建新建的石梁石墩桥无论在长度、跨度、重量、建造速度、施工技术、桥型和桥梁基础等方面都达到了新的水平，在中外建桥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突出的可以坐落在福建晋江市的安平桥和位于漳州市的虎渡桥为代表。安平桥总长811丈，五华里多，362孔，为世界上少见的古长桥，被誉为“天下无桥长此桥”。虎渡桥最大的石梁长237米，宽17米，高19米，重达207吨，可谓世界上最重的石梁。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梁桥的形式也在不断变化。例如在我国江南水乡地区，人们常常把这种桥建造成中间孔高大、边孔低小的八字式或台阶式，两边桥头还砌有外观非常别致的几级台阶踏步，以便引人上桥。在绍兴至杭州的运河边还有一种与河流平行的纤道桥。有些古石梁桥在桥下设闸或在桥上设渠道，使一桥多用。据史料记载，在甘肃与新疆交界地区古代被称作段国的地方，曾建有伸臂木梁桥。这种桥采用圆木或方木纵横相隔叠起，由岸边或桥墩上层层向河谷中心挑出，犹如古建筑中的层层斗拱。当地人称这种桥为“飞桥”，在南方木材较多的地区容易见到。有的桥上还有桥屋或桥廊，屋廊内有彩画、佛座仙像，桥景似花，所以称它为花桥。逢年过节花桥又成了人们娱乐、赶集、赶庙会的场所。如广西三江程阳桥就是把功能与装饰有机结合在一起的著名花桥。此外，还有木撑架桥以及伸臂木梁与撑架相结合的梁桥等。

我国历史上最早记载的梁桥为钜桥，桥建于商代（公元前16~ 前11世纪）。周武王伐纣，克商都朝歌（今河南省鹤壁淇县朝歌镇），发钜桥（今浚县钜桥镇）头积粟，以赈济贫民。自周代以迄秦汗，中国多造石柱、木梁桥。

宋代建造为数众多的石墩、石梁桥。200多年间，仅泉州一地，见于古籍的桥梁就有110座，其中名桥10座。如安平桥，有362孔，桥长5里（2223米），故又名五里桥（现桥长2100米），保持了700余年的桥长记录。桥始建于宋，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成于绍兴二十一年（公元1151年），历时13年。

又如泉州万安桥，俗称洛阳桥，共有47孔，建于洛阳江入海口，桥总长约890米，桥宽37米。桥始建于宋·皇祐五年（公元1053年），完成于宋·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两桥均为国家重点文物单位。

福建漳州江东桥的石梁最为巨大。该桥于宋嘉熙元年（公元1237年）由木梁桥改为石梁桥，计有15孔，每孔三片石梁。石桥现存5孔，其中最大的石梁长237米，宽17米，高19米，重量达2000kN（千牛）(200吨)。这样巨大的石梁，在没有重型起重设备的古时，其采、运、安装等工作都是十分艰巨的。

不论木梁或石梁，为了加长桥跨，采用了多层并列梁，由下向上逐层外挑的方法，以支承中部的简支梁。在当时石梁称为叠涩；木梁称飞桥或称握桥，即为伸臂梁桥。木伸臂梁在公元4世纪时已有记载。石桥叠涩，出檐不远；木桥伸臂达到20米。现存清代重修的甘肃文县阴平桥为单孔木伸臂桥，桥跨达60余米，桥上建有桥屋。

木梁桥上一般建有桥屋或桥廊，侗族风雨桥就是一种桥屋。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的程阳永济桥，是一座4孔5墩的木伸臂桥屋，全长644米，建于1916年，5座墩台上均有桥亭，用桥廊把桥亭相互贯通。桥亭起着重力平衡作用，把装饰与功能有机结合在一起。

行政办公室

行政办公室是图书馆的综合管理协调部门，主要职责有：协助馆领导制定图书馆工作计划及规章制度，并负责检查执行；负责图书馆日常的具体业务及临时性工作；负责全馆公共设施和财产的管理及正常运行；负责全馆的安全保卫、消防工作；负责全馆清洁、卫生工作及自习室管理；来宾接待：来宾的接待和服务工作等。

资源建设部

资源建设部是图书馆的文献资源基础建设的重要部门，包含馆藏文献的采集、分类、著录、典藏、加工和装订等元素。简而言之，大凡是图书馆的各种文献均是经过本部门的采集、分编、加工和分流后呈献给各位读者。综合阅览室藏书38余万册，其最大的特点在于“全”。集中了馆藏中所有参考工具书、珍本书、各种全书、丛书、类书，集馆藏各学科的图书样本，是学校图书馆数十年的文献积累，是馆藏中的精品。光盘及古籍阅览室则为读者提供了个性化的服务。

新书阅览区最大的特点在于“新”，所有图书均为处于等待分编加工阶段的新书。在新书阅览区，读者可以在第一时间接触到新书，先利用后加工，最大限度地提高了图书的利用率，为读者提供了最新的文献资源。

流通部

中心图书馆流通部位于东区馆四楼，是集图书外借和阅览于一体的综合性流通服务部门，目前拥有各类中外文图书50万多册。

期刊部

现有中外文期刊2100余种。室内期刊实行按学科分类排架，全开架阅览，便于读者使用。室内工作人员负责期刊签到、排架、内阅管理;负责对期刊资料的宣传和读者的阅读辅导以及负责期刊的整理、剔旧与管理。读者在期刊部可享受到图书馆的全面服务，读者可充分利用馆藏。咨询服务部

各种参考咨询(口头、电话、邮件、虚拟在线咨询等)、新生入学教育、数据库培训与专题讲座、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代查代检、课题查新、借阅证办理、磁带翻录和文献复制、电子屏信息发布、信息检索课教研室教学管理与安排等工作与服务。

数字化技术部

图书馆技术部负责图书馆自动化管理系统的维护、自动化管理设备的维护和管理、图书馆各类数据库的更新和维护、专题数据库原始数据的采集、加工和发布、制作电子图书、中外文期刊专题以及校内外师生的著作、论文的电子化，同时负责图书馆网站的建设和维护。为全校师生提供电子资源的24小时开放，制作电子图书、中外文期刊专题以及校内外师生的著作、论文的电子化（载体光盘、磁盘）等服务。

阅览部

阅览部是图书馆读者服务工作的一线部门。充分利用藏书优势、环境优势，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为读者提供优质服务，是阅览部的工作宗旨。阅览部由东区中心馆与西区工学馆的三个综合阅览室及光盘、古籍阅览室组成。现有阅览座位700余席，阅览室内环境优美，设施齐备，是看书治学的理想场所。

现 王玉平教授 材料学硕士生导师。

1982年毕业于武汉建材学院(本科)，1990年毕业于重庆大学热力系非金属材料专业(硕士)。

1990年—1995年在我校材料学院工作，任教研室副主任。

1995-1997年任米易县科技副县长。

1997-2001年任西南工学院材料系副主任。

2001-2012年西南科技大学图书馆馆长。 李嘉华教授　1985——1996 四川建筑材料工业学院（西南工学院）学生处、建筑工程系工作并任教，历任学生副处长、处长、系党总支书记。　　1996——1998 重庆建筑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建筑设计与理论专业读研究生　　1998——2005 西南科技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党总支书记，1998年12月获建筑学副教授任职资格，2003年12月获建筑学教授任职资格和研究生导师资格　　2005——2013 西南科技大学基建处处长，教授，研究生导师　　2013年起任西南科技大学图书馆馆长

341　信息加工的含义

所谓信息加工是指把搜集来的大量的原始信息，按照不同的目的和要求进行筛选和判断、分类和排序、著录和标引、编目和组织、存储和分析，而使之成为具有一定使用价值的信息的过程。

一般而言，搜集来的原始信息是一种初始的、零乱的、孤立的信息。只有把这种零次信息进行分类、排序，使之成为规则的、有序的、系统的高次信息，才能使用；只有通过著录和标引，使零次信息变成二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