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座部佛教各种文字的巴利三藏原典，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贝叶和仿贝叶的漆写本或墨写本，另一类是排印本。 ⒈贝叶写本──锡兰的僧伽罗文，柬埔寨文、缅文、泰文和孟文字母等都有贝叶写本的巴利文原典，其中保存得最完整的，根据现有的资料，恐怕要算泰国皇家图书馆所藏的拉玛一世（1782～1809）和拉玛三世（1824～1851）所修订的皇室本贝叶三藏了。拉玛一世时修编的泰文字母三藏典籍，开始于1788年十一月至次年三月完成，前后共历时五月，参加这一工作的共有二百三十名硕学长老和三十名皇家学者，全部三藏共有贝叶三千五百六十八筴，包括律藏四十卷，经藏一百五十七卷，论藏五十六卷和巴利语词遍三十五卷。这次编定的全藏还抄出了两套副本作为僧侣考试和各寺院抄录之用。后来在拉玛三世执政时，又由当时的皇族高僧瓦吉罗纳那亲王（即拉玛四世）先后两次由锡兰借来了巴利圣典七十卷作参考，修订了拉玛一世本后，又抄录出七部保存，其中的一部，据说装帧得非常精致。

⒉贝叶刻本──用针形笔把文字刺写在贝叶上的佛经。这种刺写本除了僧伽罗文外，还有中国傣族地区的西双版纳傣文，老挝和泰国北部的傣允及缅甸掸邦的景东一带的贝叶佛具，也是属于这一类型的。

⒊仿贝叶的漆写本或墨写本──缅甸的古巴利体字母佛典，大多是用墨漆写在较贝叶略为宽大的纸质或铜质的红漆描金的薄片上。中国德宏傣族地区因为不产贝叶，佛教徒所供诵的佛典都是构皮棉纸装订的墨写本，西双版纳、临沧和孟连等地，还有一些折叠式的裱本；这些大小形式不同的写本基本上和汉族地区的这一类型差不多。中国傣族地区的巴利语系佛典，从总目上看来，是包括了全部三藏的音译及意译各经在内的，而且还有着不少的其他藏外典籍。 现在已经编印出版的上座部三藏，共有以下的几种︰

（一）巴利原典

⒈僧伽罗字母本，从十九世纪末叶以来，在锡兰出版的佛典有长部、中部、相应部及增支部各经。佛涅盘二千五百年纪念时，锡兰决定把全部巴利三藏译为僧伽罗语并与巴利三藏同时出版，现正在印刷中。

⒉泰文字母的排印本。属于全藏的有两种︰一为拉玛五世时1893年的曼谷版全藏，系根据拉玛三世时写本修订后付印的，共三十九卷，印刷了一千部，尚缺《小部经》中的〈本生〉、〈譬喻〉、〈天宫事〉、〈饿鬼事〉、〈长老偈〉、〈长老尼偈〉、〈诸佛谱系〉和〈所行藏〉各经。后来拉玛七世于1928年又印行了四十五卷的全藏一千五百部，并补排了拉玛五世曼谷版所缺的各经。此外，泰国还有把全部二万四千页的贝叶三藏缩编为一百零八筴，印刷在一千六百二十张贝叶上的简本全藏及专为雨安居时念诵而编印的各经，共九十筴，以便在三个月的雨安居中每天诵完一筴。

⒊缅甸字母本。曾先后出版过包括律藏、经藏中的《长部》各经和论藏的二十卷、二十一卷、三十八卷和三十九卷等四种版本。从1956年至1960年间又校勘了全部三藏，其后又印出了巴利和缅甸语译文的两种版本的全藏，五十一卷本的注疏和十一卷本的解疏。

⒋印度的天城体梵文字母本。虽然，这部藏经远在六十年前即已计划编印，但最近几年来才开始出书，现已印出包括经律部分的二十卷，还在陆续地编印中。

⒌英国巴利圣典协会版的拉丁字母本全部三藏六十五卷和注疏。

（二）译文

除了缅甸语译本已在上面提到外，还有以下的几种文字︰

⒈日本出版的《南传大藏经》共六十五卷，系根据巴利圣典协会本译出，未包括全部注疏在内，藏外部分只有︰《弥兰王问经》、《岛史》、《小史》、《清净道论》、《一切善见律注序》、《摄阿毗达磨义论》及《阿育王石刻》等。

⒉中国的《普慧大藏经》中有从日译《南传大藏经》转译的部份，计有︰

⑴《本生经》只有译出〈因缘总序〉和一

至一五0个本生故事两卷。

⑵《长部》经典一至三十四各经共两卷。

⑶《中部》经典的根本五十经一卷。

⑷《发趣论》一卷。

⒊英译本。自十九世纪末叶以来，先后出版的英译上座部佛典，几乎概括了全部三藏，收编在《东方圣书》和《佛教圣书》之内，此外还有各种不同的选译本或节译本等。如《律藏》大小品即有三种不同的译文。

⒋其它的欧洲文字，如德国、法国等的三藏零散译文大约共在二十种左右。

⒌柬埔寨王国于佛历2472年（西元1928）起即组成三藏委员会，从事南传佛典的柬语翻译工作，经过僧俗学者十一年来的不懈努力，已在佛历2482年（1938）完成了这项艰钜的工作，共译为一一0卷，现已出版六十七卷。

⒍中国的两种傣文佛典译文。都是贝叶或纸写本，基本上包括了全部三藏各经在内。

⒎寮文字母的南传三藏，不论是巴利原典或译文可能还没出版过。

◎附二︰Charles Eliot着·李荣熙译《巴利系佛教史纲》第六章（摘录）

巴利文经典最突出的特点，同时也是缺乏同情心的读者最感厌倦的特点，就是单字、语句和整段文节的重复。这一部分是文法或至少是文体所产生的结果。巴利文造句法的简单性以及很少使用从属子句，导致了相同的片语有规则地并排平列，好像地板上的木板条一样。用几个主词，例如五蕴，来叙述某一件事时，很少发现有一个单独句子包含一个复合的说明。一般说来，首先叙述第一蕴的事，然后再照样重述其它各蕴。但是这种文句冗长的特性，另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在长时期中三藏经典只以口授相传。三藏经典以口授的形式传入锡兰一百五十多年以后，于西元前二十年伐多伽摩尼王在位时，才第一次在锡兰写成文字。这一情况使我们无须怀疑经文的真实性。因为全部印度古代文学，不论是散文或者诗歌，都是以口授流传下来的。甚至在今日，如果全部文稿和书籍都遗失了，大部分古代文学都能够复原。佛教徒没有像婆罗门那样制订详细规则来保存和记忆他们的圣典，而且在佛教初期他们具有这样的观点，认为佛教教义不是需要背诵的符咒，而是应该理解和付诸实践的原则。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努力背诵佛陀的言教，而且也许获得成功，把这些言教变成最广泛使用的方言。背诵整部吠陀经典以及附属论文，即有关仪式、韵律、文法和世系的附属论文，这是当时常见的事（在印度现在仍能见到这一现象）。有这样的记忆力，那是不难记住一系列说教中的要点的。佛陀逐日说法，大约有四十五年。他虽然有时谈论特殊事情，但他无疑有一套讲词，经常重覆讲用。由于他不断地迁移地方，向新听众说法，所以不致有人反对这样的重覆。在他的弟子中间有受过训练的婆罗门信徒，在他逝世时必然有许多人，也许有几百人，已经背熟了他的主要言论的概要。

但是一段说教不如一首诗或以某种记忆法编写的材料那样容易记忆。一个明显的帮助记忆的方法，就是把说教分为若干标题，冠以数目，每一标题附带某种显著的短语，如果这些短语能够重覆，那就更好。因为一个预定的公式在许多适当的地方出现，就能保证正确无误。

巴利文经典令人生厌的机械性的重覆叙述，也可能一部分是由于僧伽罗人不愿遗失外国传教师传授给他们的圣语，因为达到这种程度的重覆并不是印度文体的特点。这种情形在梵文佛经中不是像巴利文佛经那样显著，但是在耆那教文献中却非常明显。适当的使用复述文体是《奥义书》的特色，我们在《奥义书》中发现有反覆叙述的公式，还有按照一个方式构成的连续片语，只有少数几个字不同。

但是我仍然觉得重覆叙述不仅是说教记录的特点，而且也是说教本身的特点。我们持有的版本，无疑地是把一段自由说教压缩成为编有号码的段落和重覆叙述的产品。佛陀所说的话一定比这些生硬的表格更为活泼柔软得多。（中略）

三藏经典的可靠性必须用印度口授相传的标准来予以判断。它的最大缺点就是缺乏历史感，这一点我们一再注意到了。印度史传家忽视重要事件，他们记载的事情都是模糊不清，事情的规模和连贯性以及年代都不可查考。他们常常在很小的事实基础上，或者根本没有基础，就建立起一个故事的结构。但是故事一般是很明显的，所以过去历史学家的困难不是在于被这些故事引入歧途，而是在于忽视故事中可能包含的真实因素。因为印度人具有良好的语言记忆力，所以他们的世系、帝王世系和地名一般说都是正确的，而且他们特别喜欢记忆人名表。他们在叙述学理方面也有真正兴趣。如果佛陀被人曲解了，那倒不是因为缺乏传达深奥思想的智慧和能力，而是因为对神学感兴趣的人往往根据自己所爱好的见解来解释教主的教义。

三藏经典说明了印度传统的长处和弱点。历史感的微弱性可以从《小品》关于提婆达多的行为的记述中看出来。《小品》的编者似乎不能对他所认为的重大事件作出清晰的记载。就是这部著作讨论寺院规则时，则很丰富而明确，而且其中记载的言论具有真实可靠的风格。在佛教经典中，印度人记忆力的优点发挥了作用。历史的连贯性是没有问题的。在经典中我们只有一段导言，说明某些人物和地点的名称，然后就是一段说教。我们从律藏中知道，僧人们应当牢记这些事情，而这些事情正是他们能够背诵的东西。我认为没有理由怀疑在波罗奈所说的教法，以及《长阿含》第一篇中的重覆章节，是佛陀逝世以后不久公认为他的言论的巴利文版本。方言的变化没有重大意义。阿育王的巴布鲁敕文中记载说︰‘善法因此将久住于世。’据信这句话是引用语，而且很明确地十分接近《增一阿含》中的一段话。阿育王的原话是︰Saddhamma cilat hitikehasti，而巴利文则是︰Saddhammo ciratthi-tiko hoti。佛陀的语言和我们持有的典籍之间的差异，大致与此类似。在巴利文、梵文和同类的印度语言中，概念集中表现在单字上，而不是漫衍在全句中。这一事实就减低了语言变化的重要性，增加了表达概念的便利。因此波罗奈说教中的主要字眼，即使作为一个没有文法联系的字汇表，也是十分明确地表达了要旨。我可以同样地设想，《长阿含》的早期经典中所记载的关于宗教生活的进程的那些重覆段节，都是佛陀本人言论的回声。因为这些段节不仅具有古风而且还有雄辩与高尚的特征。

不止。

“百越族”，即古越族。“百越族”是后人由“百越”引申而来，实际并无“百越族”这个民族，正确称谓是古越人，古越族是远古时代世居在南方百越一带的古老族群。“百越”是古代中原部落对长江以南地区诸多部落的泛称。因这些部落纷杂且中原人对他们不甚了解，故谓“百”。文献上也有“诸越”等称呼。

《过秦论》“南取百越之地”，《采草药》“诸越则桃李冬实”。在先秦古籍中，对于东南地区的土著部落，常统称之为“越”。如吕思勉先生所指出，“自江以南则曰越”。在此广大区域内，实际上存在众多部落，故不同地区的土著又各有异名，或称“吴越”（苏南浙北一带）、或称“闽越”（福建一带）、或称“扬越”（江西湖南一带）、或称“南越”（广东一带）、或称“西瓯ou”（广西西部一带）、或称“骆越”（即雒越，今越南北部和广西南部一带）等等。[1]

唐宋以来，随着越人逐渐整合于南迁的汉族之中，先后形成广府、潮州（福佬）、客家等不同民系，而未被融入汉族的越人，则逐渐发展成壮、黎、瑶、畲等边疆族群

傣族孔雀舞的起源、传承脉络及其现存形式论文

　　在学习、工作中，许多人都写过论文吧，论文一般由题名、作者、摘要、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和附录等部分组成。那么，怎么去写论文呢？以下是我整理的傣族孔雀舞的起源、传承脉络及其现存形式论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摘要：　

　　傣族舞蹈经历了不同时期从生活到艺术的发展与流变，本文力图通过对孔雀舞的发展脉络和不同时期傣族孔雀舞的发展状况进行梳理，分析其当代存在形式，加深对傣族民间舞蹈文化的理解与认识，从而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强，达到保护、传承及推广民间舞蹈的目的。

　　关键词:

　　傣族孔雀舞;发展和流变;当代存在形式;

　　一、傣族孔雀舞的起源分析

　　（一）傣族先民与孔雀的渊源

　　傣族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背景深厚的民族，其聚居于中国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等多个州市，位于北纬三十度附近，是孕育生命、文化以及神秘自然风光的黄金地带，同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及诸多生命源泉处于同一纬度。在新石器时代以前，傣族就在南鸠江、萨尔温江、勐卯江（位于云南省境内瑞丽地区）等流域繁衍生息；公元前850年傣族人民建立了达光王国，也称为哀牢国，在《史记·大宛列传》《汉书·张骞传》的记载中称傣族先民为“滇越”，在《后汉书·和帝本纪》中称傣族先民为“掸”1，因滇越与越人同俗共源所以被称之为“滇越”，而掸国地处于滇、缅、泰、印之间被称之为“掸国”，由此可见掸国即是滇越。

　　在诸多古籍中有着关于孔雀的各种记载，以及云南滇池地区出土的很多汉代的青铜器物上都有孔雀雕饰，从服饰、摆件到劳作工具、生活用品，都彰显出古时候的傣族先民就非常喜爱孔雀。在傣族的神话中孔雀亦是带来幸福美好的象征：传说中创世之神英叭曾为了帮助叭阿拉武建勐（现云南景洪地区），放出孔雀，让其飞到远方去寻觅谷子，将未消化的谷子作为种子，从此人们开始了农耕；佛经故事《孔雀王》中记载：孔雀是神鸟、圣鸟，它喝过的井水和河水，它都念过咒语，人们喝过“孔雀水”或沐浴后，就能有病治病、无病增寿。2据说在当地修建完整的佛寺当中，佛祖身边都有一对神鸟，即“金娜丽（雌）”“金娜拉（雄）”，且在佛寺里佛坛上也会摆放孔雀羽毛。可见傣族人民对于孔雀是喜爱崇拜的，也正因如此才滋养了这片舞蹈的土壤。

　　（二）傣族孔雀舞的起源

　　在傣族人民的心目中，一直把孔雀视为象征美丽善良、聪明睿智、吉祥幸福和不畏强暴的“神鸟”“圣鸟”，傣族人民对于孔雀的依赖从未消失，通过历史记载及神话传说中可以看出“孔雀”这一神鸟与傣族人民的生活、文化、信仰都息息相关。

　　在古老的傣族图腾神话中，存在着一种身披孔雀架子的人首雀身的孔雀，因此，傣族先民一致认为孔雀与傣族古老部落有着亲密的血缘关系；“孔雀舞”也一直以来伴随着傣族人民的脚步从未停止发展，其对于傣族人民的影响是深刻而久远的。在民间流传着许多有关孔雀舞的优美传说，一种说法是在很久以前，佛祖做大摆，众人前来朝贺，有一对人面鸟足的动物也来朝贺，它们跳起了优雅的舞蹈，众人也跟着跳了起来，这一舞蹈就是今天人们跳的孔雀舞；另一种说法是：傣族的领袖召麻粟带领着民众去寻找幸福的故事。

　　傣族地区大多属于亚热带湿热气候，气温舒适、物产资源丰富，最具代表性的西双版纳地区森林密布、植物茂盛，繁殖着孔雀、大象等珍奇异兽，孔雀活跃于丛林中，因此从原始时期开始，人类很有可能通过狩猎的方式去观察、模仿孔雀的形态、动作和生活习性。

　　据历史记载，早在7000年前云南地区就产生了农耕文明，成为我国境内最早的水稻发源地；到了尧舜时期有“象耕鸟耘”的传说，人们驯服大象来帮助自己耕地，由此可见人类与动物所产生的联系是密不可分的，也是十分久远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文明不断地建立，人们不再单纯地依靠劳作劳动赖以生存，经济科技水平日益发达对人们的物质生活有了一定的保障，因此人们开始追寻精神文化的满足。孔雀以其独特的魅力及高雅的形态吸引着人们，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模仿孔雀起舞，同时也产生了诸多关于孔雀舞的传说，其源于自然，始于生活，吸取万物之灵，深切地感受傣族人民的勤劳勇敢，温柔善良的'民族个性。

　　二、傣族孔雀舞的传承脉络

　　（一）早期的传统民间孔雀舞

　　孔雀舞，傣语叫“戛洛勇”“烦罗咏”或“嘎楠罗”，即孔雀跳的意思，其象征着美好吉祥、正义善良等传统美德，是傣族人民追求吉祥、幸福、美好生活的表达。

　　作为云南地区分布最广的民间舞蹈，孔雀舞是傣族舞中最具代表性的、傣族人民最喜爱和熟悉的、也是发展变化和影响最大的傣族标志性民间传统舞蹈。最早期的孔雀舞是由傣族男子表演的，表演者要头戴面具，身穿形似孔雀的服装，佩戴形似孔雀开屏的架子为装饰，其动作特征主要集中于对孔雀的基本形态和面部表情的模仿，通过手势、眼神和步伐来模拟孔雀起舞、漫步、饮水、展翅等动作形态，舞蹈内容多为叙事并伴有其他动物扮演者入场表演；孔雀舞有严格的程式和要求，有固定的步伐和套路，以至于每个动作都有固定的鼓语与之相伴。

　　傣族人民大多生活在滇南边陲，由于其交通不那么便利和民族精神信仰的关系，其民族文化、民俗文化等都保护得较为完整，具有独树一帜的风格。孔雀舞按照表演形式和舞蹈类别属于广场民俗性质的表演舞蹈，在早期盛大节日和“做摆”（修功德的佛会）时广场祭祀的道具舞蹈。孔雀舞的普及范围和传播面广泛，是傣族的一种象征性文化艺术符号。

　　（二）从民间走向舞台——《双人孔雀舞》

　　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傣族民间舞蹈艺术家们开始不断地尝试改革民间的传统孔雀舞，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孔雀王子”毛相，他所表演的孔雀舞以独特的风格见长，目光灵动、动作矫健洒脱、形象逼真，被缅甸人民誉为“孔雀的化身”。1956年，毛相在传统民间孔雀舞的基础上进行整理、加工、创作了《双人孔雀舞》，并在1957年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与回族女演员白文芬共同表演《双人孔雀舞》荣获银质奖章，由此傣族孔雀舞从民间走向了舞台。

　　毛相的《双人孔雀舞》以表现孔雀的生活习性为主线，主要表现了一对雌雄孔雀的甜蜜爱情，雄孔雀在林中寻觅伴侣，并和雌孔雀在林中嬉戏、泉边饮水、追逐飞舞的情景，动作表现更符合主题内容，使之成为完整的、有起伏变化的表演作品。

　　《双人孔雀舞》的动律以传统的走步为主，走步时保持上下颤动的基本动律，带有内在的动律；该舞创造了单腿深蹲、斜展翅及一些空中舞姿，强化和突出了原傣族孔雀舞中就有的碎抖肩技巧来表现孔雀欢乐饮水的状态；他在编排上依然保留了傣族孔雀舞的传统动作，但在动势动态上使得傣族舞蹈风格韵味更甚。毛相是将自娱性的孔雀舞提炼为富于舞台艺术想象的第一人，他增强了孔雀舞的观赏性、艺术性，去掉了民间孔雀舞繁重的架子和面具，解放了演员的四肢和头部，充分地展现了演员的灵动的神情，塑造出一对栩栩如生、风格突显的双人孔雀舞形象。因此《双人孔雀舞》可以看作是对孔雀舞的“初级改造”，毛相为后来的“孔雀舞”创作起到了开拓性的作用。

　　（三）孔雀舞表演者的性别转换——《孔雀舞》《金色的孔雀》

　　传统的孔雀舞多为男子独舞，而金明编创的《孔雀舞》和刀美兰编创的《金色的孔雀》在性别上做了极大的改变，第一次将传统孔雀舞转换了性别，从男性表演改由女性表演，可谓迈出了“孔雀舞”发展中具有历史转变性的一步。

　　金明所编创的女子群舞《孔雀舞》于1957年在世界青年联欢节舞蹈比赛上获得了金质奖章，和《双人孔雀舞》一样，都代表着傣族孔雀舞在20世纪50年代的最高水平。整个舞蹈在结构上，从“孔雀开屏”开始，中间包含了“孔雀吸水”“孔雀洗澡”“孔雀飞翔”，最后以“孔雀登枝”收场。

　　在动作处理中借鉴了芭蕾中延伸、拉长的审美特征，同时为体现傣族的民族特性，突出了传统傣族舞蹈中由呼吸带动的上下动律的基本元素，使之尽量保持孔雀舞的风格。为了从外在形态上让“孔雀”看起来惟妙惟肖，同时也能让舞者的优美体态得到充分展示，金明将孔雀舞的服饰从长裤变成了饰有蓝色羽毛的大摆裙，表演风格从此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刀美兰和刘金吾编创的舞蹈《金色的孔雀》于1980年第一届全国舞蹈比赛中获得编导二等奖；“孔雀”的美丽是经历磨难之后的绽放，塑造出新的展翅飞翔的孔雀形象。舞蹈从表现孔雀的习性出发，编排了苏醒、嬉戏、飞翔三个片段，在动作编排上，也将传统旋转技巧头埋腋下的动作，改为眼看蓝天、昂首挺胸、右手拉裙快速旋转，从而充分地展现了孔雀在蓝天里自由飞翔的形态，象征着金孔雀再一次展翅飞翔。

　　刀美兰在创作上，继承了其师毛相的艺术理念，在继承传统孔雀舞风格的同时吸收兄弟民族的舞蹈语汇精华，并将舞蹈作品进一步地突破为具有表演化、艺术化的女子独舞表演；自刀美兰之后，女子孔雀舞这一表演形式则成为傣族孔雀舞的主要表演形式。

　　（四）崭新的艺术形式——《雀之灵》

　　如今，当提及孔雀舞的时候，首先想到的一定是一只活灵活现的白孔雀伫立在舞台上的形象；舞蹈《雀之灵》是由杨丽萍创作、表演的经典剧目，该舞在1986年获得了全国第二届舞蹈比赛创作表演一等奖。《雀之灵》摄取了孔雀吸水、梳羽、飞翔的具有典型性的孔雀生活习性，提取出傣族孔雀舞中最富有孔雀舞特征的手势，以及最富有曲线美的三道弯形体动作。

　　杨丽萍的《雀之灵》虽然也是描绘傣族的“孔雀舞”，但在创作理念、创作手法上做出了新的突破，她不拘于传统孔雀舞的程式（传统的孔雀舞是以模仿孔雀散步、开屏、戏水等生活习性为主线)，《雀之灵》强调了一个字：“灵”，着重于表现灵动的美。

　　她大胆地借用现代舞的编创元素，开场从“孔雀头部”的基本形象入手，通过有节奏有层次的律动来表现孔雀的机敏和灵巧，以形求神，用孔雀舞中最具代表性的孔雀嘴的手势和孔雀开屏尾巴的形象出现，开掘创作出了新的舞蹈语汇；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地强化、重现孔雀经典形象，在反复渲染之后，深化了孔雀灵动的姿态，增添了孔雀美的魅力，同时也将孔雀灵动美的形象深深地映在了观众的脑海中，久久挥之不去。在舞姿动态上，杨丽萍大胆地进行变革，孔雀舞不借助任何道具，彻底解放了舞者的上肢，运用上半身的手臂和头颈的动作惟妙惟肖地模仿出孔雀展翅，体现出禽类特有的律动，使舞台上的孔雀更加灵动。《雀之灵》着重刻画于精神层面，动作的大胆创新，让人们更深地体会、理解到人们对孔雀的崇拜，《雀之灵》再一次让傣族舞蹈的外部肢体形态更具舞台表现力与质感，具有划时代意义。

　　由此可以看出，从传统民间自娱性舞蹈和仪式性舞蹈进化到舞台化表演性舞蹈之后，傣族舞蹈艺术家们为傣族传统民间舞蹈的继承、发展、创新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顺应了各个历史阶段观众的审美需求，推动着舞蹈事业走向更高的台阶，这标志着孔雀舞朝着更为宽广的大众娱乐化方向发展。

　　三、孔雀舞的当代存在形式

　　（一）民间流传的傣族孔雀舞

　　自娱舞蹈作为最早的舞蹈艺术形式之一，源于人民的生活劳作与其满足精神生活的需求。孔雀舞在傣族民间中广泛地流传、发展，舞蹈的表现形式伴随不同人群的学习与其不同的审美价值逐渐多样化，其中以瑞丽市和耿马县的孔雀舞最为丰富多彩。

　　在现如今的傣族地区，人们常在“泼水节”“关门节”“开门节”等民俗节日时聚集在一起，敲响大锣，打起象脚鼓，跳起姿态优美的“孔雀舞”，歌舞声中呈现出丰收的喜庆气氛和民族团结的美好景象。

　　现如今在傣族地区的很多地方，有着专门以跳孔雀舞为生的民间艺人，大多数艺人以模仿孔雀的神态、动作为主，例如：孔雀展翅、洗澡、抖羽毛、灵敏视探、安然漫步等。孔雀舞增强了傣族各个群体之间的凝聚力，成为了蕴含于傣族文化最深厚的基石，但由于每位擅长孔雀舞的艺人个人艺术经历、艺术审美以及传承路径的不同，因此呈现出千姿百态的艺术风格和鲜明的艺术个性。

　　伴随着我国对传统文化日益重视的时代背景下，党和国家不断提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保护工作的重视，通过不同形式来促进傣族舞孔雀舞的发展，有效地传承我国民族民间舞蹈文化，思维上加强对民族民间舞蹈文化传承的认知。笔者认为应倡导让更多的文艺工作者“深入民间、扎根民间”学习、了解、研究最原生态、最传统的少数民族文化；最大程度地发挥自身的专业技能，对少数民族的舞蹈、音乐、服饰等进行深入挖掘、探索、研究，并不断地思考在保留传统的基础上如何发展少数民族舞蹈、音乐等，以此让更多的人熟悉、了解我国独具特色的少数民族文化，更广泛地发扬优秀传统文化。

　　（二）课堂教学中的傣族孔雀舞

　　傣族孔雀舞作为民族舞蹈典范之一，其独特的艺术价值及审美价值吸引诸多学者及专家进行研究、整理、创新、编排成系统的民间舞蹈教材，被高等艺术院校、中等专业学校等作为教材使用，运用于民间舞蹈课堂等教学中。

　　相对于民间自娱舞蹈形式，傣族孔雀舞被编写进教材进一步实现了它的价值，教材中所用的素材都是专家们从传统的民间舞蹈当中提炼出来的，以最典型且最具审美价值的舞蹈元素进行合理编排与创新，不但很好地保留了其舞蹈风格与民间文化内涵且更好地发挥了舞蹈的艺术价值，也使得民间舞蹈得以传承。

　　现如今在很多高校以类似于非遗传统文化进校园的形式，邀请诸多的国家级、省级传承人走进校园与师生进行舞蹈艺术交流，将传统、原生态的民间文化传授给师生们，通过交流、沟通、学习的方式，使师生们回归本源感受最传统的民族民间艺术风格。在当下，学生大多以学习民间舞蹈教材的形式，系统、规范地掌握傣族孔雀舞，虽然完成教材所要求的训练内容，但对于传统民族民间舞蹈的风格性掌握还是远远不够的，民间舞教师应要求学生课下主动查阅相关民族资料，并且以不同方式走入民间、深入民间、学习民间，才能更深刻地感受傣族民间舞蹈文化，准确地把握其民族舞蹈风格；并提倡学生将采风所得收获以及其所感所悟转化为文字资料，能够更深刻地记录下这次珍贵的经历。

　　四、结语

　　在如今经济文化快速发展的当下，舞蹈艺术的发展也逐渐成熟，人们的审美需求也越来越多样化，不同的舞蹈所传达给人们的艺术价值及内在情感是不同的，因此舞蹈艺术不断地发展、创新。在这过程中不免会忽略舞蹈本身的价值而迎合大众的审美需求，商品化舞蹈是不可避免的，它的存在价值是为盈利。除此还有很多舞蹈在形式上效仿国际化舞蹈，一方面作为创新发展，另一方面为了迎合当下大众审美。而作为传承发展的舞蹈工作者，需要把握舞蹈本身的艺术价值，更要避免趋同化。

　　本文对傣族孔雀舞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从历史根源透视傣族孔雀舞的艺术价值，借助书籍、期刊、网络等查阅方式，并基于一定的田野调查进行撰写。傣族舞蹈是我国民间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孔雀舞的发展脉络进行研究，一方面对于傣族民间舞教学的傣族孔雀舞风格性掌握有一定的帮助，另一方面为傣族孔雀舞的创作理念及传承保护能引发思考；应充分认识到傣族孔雀舞的文化传播价值，推动进一步去发现每个动作背后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感受傣族传统文化的艺术魅力；让更多的人逐步青睐、深入了解孔雀舞，继而能够热爱、研究孔雀舞，充分领略、感受傣族孔雀舞的魅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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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瑞丽市文化馆编傣族孔雀舞[M]芒市德宏民族出版社,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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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石裕祖民族民间舞蹈文化传承规律及发展趋势[J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05,(02):64-69

　　[7]廖大昆从毛相、烂、杨丽萍的孔雀舞看傣族舞蹈的发展[J]民族艺术研究19 89,(05)-54-56+19

木棉又名红棉、英雄树、攀枝花、斑芝棉、斑芝树、攀枝，属木棉科，落叶大乔木，原产印度。木棉是一种在热带及亚热带地区生长的落叶大乔木，高10－25米。树干基部密生瘤刺，以防止动物的侵入。

木棉外观多变化：春天时，一树橙红；夏天绿叶成荫；秋天枝叶萧瑟；冬天秃枝寒树，四季展现不同的景象。木棉花桔红色，3～4月开花，先开花后长叶，树形具阳刚之美。木棉的花大而美，树姿巍峨，可植为园庭观赏树，行道树。

木棉花现为广东省广州市、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四川省攀枝花市和台湾省高雄市的市花。花园酒店、华南理工大学、中国南方航空、广州电视台使用的标志有木棉花的图案，而广东电视台过往也曾使用木棉花标志。

烽火源自于南越王赵佗，他以满树红花似烽光而得名；古贝源自于梵语Karpassa的音译；吉贝相信源自于南洋土语Ceiba的音译，此名称原指爪哇木棉Ceiba Pentandra因形状相似故而混淆；琼枝之名则指木棉于海南（琼）岛生长的树木因而得名。

木棉树的花呈鲜红色，就像用英雄的鲜血染成的，故被称之为英雄树。

-木棉

汉族的起源

汉族是一个历史从未中断过的、历史悠久的民族。汉族的起源是多元的，而且既有主源又有支源。

炎黄集团是汉族的一个主源。在中国的原始社会末期，在黄河两岸中原地区崛起的炎帝部落和黄帝部落结成部落联盟后，为了争夺部落联盟首领的权位而酿成了历史上有名的“阪泉之战”，黄帝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而称雄于中原。追本溯源，汉族世称“炎黄世胄”、“黄帝子孙”，其源盖出于此。其后，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民族--夏民族与黄帝部落有直接的族源关系，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更是明言夏民族与黄帝部落有着直接的血缘关系，其云：“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禹者，黄帝之玄孙而颛顼之孙也。”不仅如此，后来崛起的周民族与留居渭水流域的黄帝部落和炎黄部落也有着族源关系。如周民族的女祖，《诗·大雅·生民》说：“厥初生民，时维姜嫄”亦即《史记·周本纪》所说：“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嫄。”炎帝就是一个姜姓部落，这就明确地告诉我们周民族的外祖世系就姓的炎帝部落。关于周民族的男祖，就是姜嫄所生的弃，《史记·周本纪》说：“封弃于邰，号曰后稷，别姓姬氏”黄帝就是一个姬姓部落，这又明确地告诉我们周民族的祖父世系就是姬姓的黄帝部落。

正是因为炎黄集团与汉族有族源关系，如毛泽东、朱德在《祭黄帝文》中所说：“赫赫始祖，吾华肇造；渭衍社绵，岳峨河浩。聪明睿智，光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毛泽东、朱德：《祭黄帝文》，《新中华报》1937年4月5日。）汉族世代尊黄帝为鼻祖，称之为“人文初祖”。至今位在陕西中部的黄陵县，传说为黄帝之墓的黄帝陵，在数万株千年古柏的簇拥中耸立在桥山上，成为汉族起源的象征。

东夷集团是汉族的另一个主源。在汉族起源的时代，与炎黄部落联盟并居黄河流域的是东夷。东夷集团主要分为蚩尤、帝俊、徐夷、莱夷和淮夷五大部分。他们的地理分布情况是：蚩尤部居今山东西南一带，帝俊部居今山东和河南交界的地区，莱夷居今山东东部地区，徐夷居今苏北淮河以北徐州一带，淮夷居今淮河以南的苏南、皖南地区。其间还有一些小的氏族或部落。从这个分布中可以看出东夷集团主要分布在包括淮河流域在内的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区。

在汉族与东夷集团的族源关系中，最重要的是东夷集团中的蚩尤部和帝俊部经过激烈的分化、互动和融合，在夏民族之后，也一举冲破了原始社会的网络，跨进了文明的大门，形成为商民族。《诗经·商颂·玄鸟》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这就是说商原来是一个以鸟为图腾的部落，表明其与以鸟为图腾的蚩尤部的少昊部落有着血缘关系。《国语·鲁语》说：“商人礻帝舜”。又表明商与舜，即帝俊部有着血缘关系。《史记·殷本纪》所载：“殷契，母日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后之，因孕，生契。”把商部落与蚩尤部和帝俊部的关系糅到了一起。具体分析起来，就是说蚩尤部与商部落有母系血缘关系，帝俊部则与商部落有着父系血缘关系。商王朝是中国奴隶制发展时期，商民族是华夏民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深远的渊源关系，决定了东夷集团是汉族又一个主源的历史地位。

不仅如此，在以后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在周代曾不断反周的徐夷、淮夷以及地处僻远的莱夷，先后都无一例外地被卷进了春秋民族大融合的历史潮流之中，整个的东夷集团几乎都成了华夏民族的组成部分，这种深厚的渊源关系，从另一个方面又决定了东夷集团是汉族又一个主源的历史地位。

苗蛮集团是汉族的一个支源。苗蛮是远古时代中国南方诸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的泛称。它最早的活动范围在西北达丹江流域，川东及鄂、湘、赣、皖的沿长江流域，东抵淮河流域，集结在彭蠡(今鄱阳湖)和洞庭之间。

苗蛮集团与炎黄、东夷不同，它在向民族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多元化的情况。一方面苗蛮集团的一部分成为后来的苗、瑶、畲等民族的祖先，至今苗、瑶、畲等民族中还盛传着关于盘瓠的传说。另一方面，苗蛮集团的某些氏族、部落，后来发展形成为楚民族，成为华夏民族的族源之一，从而成为汉族的支源之一。

百越集团是汉族的第二个支源。远古之时，中国南方的另一支土著--百越也早活跃于长江下游的东南沿海以及岭南一带。

百越集团的种类很多，史称“越有百种”。与苗蛮集团发展的情况一样，百越集团在形成为民族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多元化的情况，其中的一部分在历史长期的发展中经过多次分化和聚合，逐步形成为中国南方壮侗语族中的壮族、傣族、布依族、侗族、水族、仫佬族、毛南族、仡佬族等少数民族，另一部分则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融合于华夏民族，或同化于汉族，如于春秋战国时融合于华夏民族之中，而南越、东越、闽越则于西汉之时逐渐同化于汉族。

而百越集团中以其他一些部落或部落联盟，虽在三国魏晋以后发展演变为俚人、僚人，但经南北朝的民族大同化，俚人、僚人中的一部分也被同化于汉族之中，这个问题已涉及到汉族的发展问题，但仅此也可看出百越集团是汉族的又一支源。

戎、狄集团是汉族的第三个支源。戎、狄是中国古代典籍对中原之西、之北各氏族、部落的泛称。其实，戎、狄之称冠以方位，始见于西周，在此之前戎、狄是互通的。当时，中原西部和北部的氏族、部落主要分为三大集团，即狁、鬼方、羌方。

戎、狄与汉族的族源关系主要表现在远古的黄帝之时，白狄之先世狁就与黄帝有不可分之关系。相传黄帝在同炎帝作战之时，曾教练熊、罴、貔、貅、豸区、虎六个氏族或部落参加战斗，取得胜利。这六个以北方野兽为图腾的氏族或部落很可能就有属于狁的氏族或部落。因此，黄帝之时，可能就有部分狁的氏族或部落参加了黄帝部落联盟。相传为黄帝衣冠冢所在地的陕西黄陵县，正是狁出没的地方，此其一。其二，在周民族形成的过程中，融合了羌方中重要的一支--姜部落。据《史记·周本纪》记载，传说周人先妣名姜嫄，是姜部落之女。《诗经·大雅·生民》中干脆把姜嫄当做了周人的始祖，古公亶父时姜与周建立了牢固的婚姻联盟，其后周王均娶姜女为后，直到周王朝末年。其三，在春秋战国的民族大融合之时，大部分戎、狄通过被晋、秦征服而成为华夏民族的一部分。如秦与诸戎的关系十分密切，秦的先世本为戎人，因保平王东迁有功而复封。当时平王即对秦襄公宣布：“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史记·秦本纪》）。于是，从秦武公伐邽、冀戎开始，直到秦穆公“遂霸西戎”《后汉书·西羌传》。时止，秦之西的诸戎均融合于华夏民族在西方的主要支系--秦之中了，“自是中国无戎寇”。《后汉书·西羌传》。其四，汉族形成后，白狄之后裔匈奴，历经五六百年的历史，除北匈奴远遁以外，南匈奴全部被魏晋南北朝的民族大同化的洪流所吞没，而成为汉族的一部分。但是戎狄仍有相当一部分。

以上所述，迫于军事压力而向更远的地域迁徙，在新的历史条件和地理条件下，正如《后汉羽·西羌传》所说：“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后汉书·西羌传》。成为今日中国西南、西北藏族、羌族、彝族、纳西族、僳僳族、拉祜族、哈尼族等民族的族源之一。因此之故，戎、狄也仅是汉族的支源之一。

总之，历史上的炎黄、东夷是汉族的主源，而苗蛮、百越和戎狄是汉族的支源。

汉民族的形成

汉族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经历了夏、商、周、楚、越等族从部落到民族的发展过程，又经历了夏、商、周、楚、越等族及部分蛮、夷、戎、狄融合成华夏民族的阶段，最后形成于汉代漫长而复杂的三个历史阶段。

1夏、商、周、楚、越诸族的相继崛起

汉族的形成起始于夏、商、周、楚、越诸民族相继崛起。

公元前23至22世纪左右，夏民族在黄河中游、洛河流域的黄土地带首先崛起。相传夏部落在进入黄河、洛河流域以前，仍然处于原始社会的氏族公社制时代。血缘关系仍然是维系人们的主要纽带。据《史记·夏本纪》说：夏部落姒姓。共12氏族，即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戈氏。他们以夏后氏为核心组成为一个有共同血缘的大部落。随着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到了大禹时期，青铜工具的出现和使用，对于夏民族崛起的意义是促使"以铜为兵"的灌溉农业经济类型的形成，反映了夏民族形成的经济基础和政治条件都已成熟。在这种新的历史转折时期，禹划九州，标志着夏部落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转化的完成，也标志着夏民族的形成。

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当夏民族在黄河中游崛起之时，地处山东半岛，奉鸟为图腾的商部落还过着原始社会“居无定处”、《史记·殷本纪》。“不常厥邑”《尚书·商书·盘庚上》。的流动生活。但是，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商部落也毫无例外地走上了原始社会解体的道路。“相土烈烈，海外有截”《诗经·商颂·长发》。的记载就是一个信息。于是，本来臣属于夏王朝的商部落，在商国家建立的过程中，“汤证诸侯”，《史记·殷本纪》。“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孟子·滕文公下》。最后在鸣条会战中大胜灭夏，汤建立了一个新的奴隶制国家--商王朝。与此同时，商部落也完成了从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的转化，而发展成商民族，崛起于黄河下游。

与商灭夏一样，居住在陕甘渭水上游的溱、沮流域之间，原来是商王朝部属的周部落，重蹈商民族崛起的道路，在臣属于商王朝的历史条件下，完成了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过渡，重演了商灭夏桀一幕，在“克商”中建立了周王朝，(《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发展成周民族。

夏、商、周三族在黄河流域相继崛起之后，楚、越两族在长江流域也相继崛起。与黄河流域相比，长江流域社会发展的进程相对来说是比较缓慢的，由于国家还没有出现，所以在相当的一个时期内，长江流域的各氏族、部落被人们称“蛮”。而江汉地区的蛮，则被称为“楚荆”，商时即有“维女荆楚”、“居国南方”（《诗经·殷武》）。之说。按照“从部落发展到民族”的一般规律，正处在阶级产生、国家出现、民族形成前夜的“楚荆”，由于把战争变为一种正常的营生，而崇尚武功，他们在不断向外发动战争中，迅速强大起来。而周成王封熊绎于楚，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不仅奠定了楚开国之基，也是楚民族形成的一个标志。

越民族的形成是从于越突起开始的。分布在江浙到两广或云贵高原这一弧形地带的百越集团，终因社会发展的不平衡而长期处“百越杂处，各有种姓”《汉书·地理志》注引臣瓒所言。的状态。但是，由于历史的机遇和地域位置的优越，商、周之时，与中原诸民族邻接的百越在江浙的一支--于越突起，开始了形成为民族的历程。吴、越国家的建立，反映了于越原始社会的瓦解和崩溃，也标志着于越各部落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转化的完成。

从夏、商、周、楚、越诸民族相继崛起，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民族形成和发展史上此起彼伏的雄壮一幕，是他们谱写了汉民族形成的第一阶段。

2华夏民族在大融合中铸成

作为历史上发生的东西，民族与其他事物一样，也是不断发展着，变化着。从部落发展成民族的夏、商、周、楚、越诸族作为原生民族，在周王朝的统治下从春秋到战国，民族关系发生大变动、大发展。这时，夏、商、周、楚、越诸族发展、变化的主要形式就是互相往来，互相渗透，互相吸收，出现了民族融合的大趋势。

春秋时期的民族大融合，首先是在夏、商、周三族之间进行的。例如晋惠公“作州兵”，就打破了西周以来军队组成的规定，说明“国”与“州”对立的消除，而州人本是被周征服的“庶人”，又表明晋国内各民族之间的鸿沟已逐渐填平。

春秋民族大融合，还扩张到部分蛮、夷、戎、狄之间。例如《国语·周语》说：周襄“德狄人，将以其女为后。”《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说：晋献公“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春秋时赫赫有名的重耳本身就是一个混血儿，不仅如此，重耳逃难到狄时，“狄人伐咎如，获其二女叔隗、季隗，纳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鯈，叔刘”。《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咎如是赤狄的别种，重耳又与狄人通婚。还有东夷族须句国人成风是鲁喜公之妾；赤狄别种路子婴儿的夫人是晋景公的姐姐。而周民族的晋国人与戎族的秦国人联姻，更表明春秋时包括部分蛮、夷、狄、戎在内的民族界限也被打破。

所有这些会合在一起，形成了春秋时期民族大融合，于是一个非夏非商非周非楚非越，又非蛮非夷非戎非狄次生的新民族--华夏民族诞生了。华夏民族，在先秦典籍中多称为“夏”或“诸夏”，又称为“华”或“诸华”。孔子视“夏”与“华”为同义词，所谓“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左传》定公十年。《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说：“楚失华夏”，是关于“华夏”一词的最早记载。此后，“华夏”遂成为春秋时以夏、商、周三族及夷为主源，部分蛮、戎、狄为支源融合形成的新民族的族称。

战国时期的民族融合以更深的程度、更广的范围、更快的速度继续进行着。在南方的楚国，春秋以后，楚国纵横于汉水、长江流域一带，经八百余年的扩张经营，文明程度越来越高，民族之间的融合也越来越深，最典型的莫过于屈原的《天问》一例，《天问》是就庙宇中描绘着古史的壁画而发的。当时楚国的画工如此熟悉中原地区的历史，足见民族融合的深广了。在东北方的燕国，到战国时已成为雄据东北方的强国，燕将秦开曾作人质于东胡族，回国后率军打败东胡，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等东郡，大大扩展了燕国的领土。

燕对辽河流域的开拓，不仅奠定了古代中国在东北的疆域，也使辽河流域各民族融合成华夏民族的又一个支系。在北方的赵国，战国后期是仅次于秦的强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史实，不仅是战国时期民族融合的实例，而且是华夏文化吸收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明证。

在西北的秦国，是战国时代的后起之秀，本是犬戎的一支，而非“诸华”族。因护送平王东迁有功，秦襄公始列为诸侯。在春秋战国之交，秦与西方诸戎族展开了激烈的搏斗，“遂霸西戎”，《史记·秦本纪》。成了西方各民族融合的中心。公元前395年商鞅变法后，秦后来居上，成为战国七雄中实力最强的国家，不仅打败了韩、越、魏三国，而且先后兼并了周围的少数民族，增设了黔中郡、巫郡、南郡、南阳郡、三川郡、太原郡等。昔日西方落后的戎族国家，成为西方民族融合的中心，一跃而成为华夏民族的骨干和核心。

从春秋到战国民族大融合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继夏、商、周、楚、越诸族相继崛起的此起彼伏的中国古代民族形成和发展史上雄壮的一幕之后，在中国古代民族形成和发展史上又演出了波澜壮阔的民族大融合的一幕。在这一幕历史活剧中，一个崭新的民族--华夏民族，在民族大融合的熔炉中铸成，分别形成了东以齐、西以楚、南以秦、北以赵、燕为代表的四个大支系，为统一的汉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这是汉族形成的第二阶段。

3汉族在“大一统”中形成

在春秋战国民族融合的熔炉中铸成的华夏民族是一个分散的，不统一的民族，生产力水平的进一步发展和提高。

所有这一切，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求有一个统一的政治中心。于是，秦始皇雄才大略，用十年时间统一了六国，结束了诸侯割据纷争，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封建国家--秦王朝。在“大一统”中，华夏民族也从分散走向了统一。秦王朝建立后，秦始皇采取了推行郡县制，规定“书同文字”，统一货币、度量衡和“车同轨”、“行同伦”，以及筑长城等一系列的措施，统一和稳定华夏民族。

正是由于秦始皇的这些“大一统”的措施使得华夏民族更加确定地成为一个稳定的人们共同体，所以虽然秦王朝国运短暂，但汉承秦制，在“大一统”思想的指导下，政治上，汉武帝创设了刺史制度，把全国分为十三州部，实行“编户齐民”；经济上，汉武帝接受桑弘羊建议，颁行均输法、平准法，以京师为中心，建立了全国范围的商业网，商品流通大大发展；文化思想上，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使儒学发展成了经学，取得了占统治地位的优势，使儒学成了正在形成的汉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血肉部分。所有这些，表明西汉时中央集权“大一统”封建国家更集中、更强大，使统一成了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使华夏民族完成了向汉族的发展和转化。

华夏民族发展、转化为汉族的标志是汉族族称的确定。华夏民族统一于秦王朝，其族称曾经改称为“秦人”，西域各国就有称华夏民族为“秦人”的习惯。但是秦王朝短命的国运，使“秦人”的称呼很快被人们遗忘了。而汉王朝从西汉到东汉，前后长达400多年，为汉朝之名兼华夏民族之名提供了历史条件。另外，汉王朝国势强盛，在对外交往中，其他民族称汉朝的军队为“汉兵”，汉朝的使者为“汉使”，汉朝的人为“汉人”。于是，在汉王朝通西域、伐匈奴、平西羌、征朝鲜、服西南夷、收闽粤南粤，与周边少数民族进行空前频繁的各种交往活动中，汉朝之名遂被他族称呼为华夏民族之名。吕思勉说：“汉族之名，起于刘邦称帝之后。”（《先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2页。）吕振羽则说：“华族自前汉的武帝宣帝以后，便开始叫汉族。”（《中国民族简》，三联书店1950年版，第19页。）总而言之，汉族之名自汉王朝始称。

从华夏民族向汉族发展、转化的历史活剧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继华夏民族在春秋战国民族大融合的熔炉中铸成之后，在“大一统”思想的指导下，又演出了民族形成和发展史上气贯长虹的一幕。从此以后，汉族就以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一个民族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这就是汉族形成的第三阶段。

汉民族的发展

汉族一出现于世界，便以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稳定性，少有的凝聚力和吸引力，开始了世界民族史上最宏伟的民族发展历史进程。

人口的发展，是民族繁荣昌盛的重要标志之一，此即俗话所说：国泰民安，人丁兴旺。封建社会时期汉族人口的发展经过了两个大的发展时期，即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和宋辽夏金元至明清。两汉之时，汉族形成的初期约有五千万人口，经魏晋南北朝至隋唐的发展，到宋代时人口突破一亿大关，滕泽元：《宋代人口突破一亿大关》，（《人口研究》1986年第6期）。又经宋辽夏金元至明清的发展，到清代道光年间人口增至四亿多。

封建社会时期的汉族人口为什么能得到这么巨大的发展，其中显然有恩格斯所说的“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页）。的机制作用，但了解和认识汉族人口的大发展，必须了解和认识汉族发展史上的一个突出现象，即民族同化问题。所谓民族同化，就是一个民族丧失民族特性，变成另一个民族的问题。在中国民族发展史上，有汉族同化少数民族的情况，也有少数民族同化汉族的情况，但两者相比，前者是主流，是汉族能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大族的一个重要原因。

东汉以后，中原大乱，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四分五裂，到处是封建割据，到处是纷争战乱。在大分裂、大混战、大动荡之中，各民族或部族四处流徙，北方匈奴、鲜卑、乌丸、氐、羌纷纷入主中原，江汉地区的部分蛮族也涌进中原，在中原地区形成汉族与匈奴、鲜卑、乌丸、氐、羌及蛮族交错杂居的局面；而北方汉族人民又大批南移；在长江及珠江流域形成汉族与蛮、俚、僚等南方少数民族或部族交错杂居的局面。但是，曾几何时，这些少数民族的全部或部分为什么在历史上销声匿迹了呢还有，唐以后，在新的大分裂、大动乱中，在中国历史上也曾显赫一世的契丹族、党项族、女真族等少数民族，曾几何时，其全部或部分为什么也在历史上销声匿迹了呢这就是因为他们被汉族同化，丧失了本民族的特点，变成了汉族的一部分了。

总之，在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潮流的席卷之下，杂居得愈久，民族心理沟通得愈深，汉族先进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越快，汉族这个由许多民族混血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民族，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越来越发展，终于成为世界第一大族。

刘自若(合肥)博客:lzrhfblog163com推荐您去云南的十大理由

云南，以地处中国西南部云岭以南而得名云南，根据相关旅游资料记载，云南独特的边疆风貌，高原湖泊、岩溶奇观、热带雨林、雪山峡谷，加上为数众的历史文化遗迹，多种多样的气候，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融汇成为乐丰富的旅游资源。以其美丽、丰饶、神奇而著称于世，一向被誉为“秘境”，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复杂多样的地形地貌和立体气候，形成各种植物、花卉的大量分布，使云南享有“植物王国”、“天然花园”、“香料之乡”、“药物宝库”等美誉。茂密的植物资源，为野生动物栖息繁衍提供了条件，堪称全国之冠。这里，刘自若(合肥)博客:lzrhfblog163com为大家列举了去云南的十大推荐理由。

十大理由之一：心灵之旅——为了梦中的香格里拉

旅游理由：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到云南去旅游不仅仅是去欣赏那里迷人的自然风光，更是给自己心灵的一次放飞，一切只为了传说中那向往很久的香格里拉，梦中的香格里拉，心灵中圣洁的天堂，其它一切理由几乎也因此显得那么多余。

香格里拉意为心中的日月，处于国家三江并流风景名胜区的中心地带，包括中甸，维西，德钦三个县，其中中甸为其首府（上文提到的建塘是中甸的县城）。境内有许多高耸入云的大山，著名的云南第一高峰卡格博峰，海拔6740米，为藏传佛教的朝圣地，位居藏区八大神山之首，其余环立着太子雪山、白茫雪山、哈巴雪山等。雪山环绕之间，分布有许多大大小小的草甸和坝子，它们是迪庆各族人民生息繁衍的地方，土地肥沃，牛马成群。在这片宁静的土地上，有静谧的湖水、神圣的寺院、淳朴的康巴人，一切都如人们梦想中的伊甸园——香格里拉。

十大理由之二：风情之旅——为了体验独特的民族风情

旅游理由：当满山的火把亮起来的时候、当优美的孔雀舞跳起来的时候、当美丽迷人的傣族少女走来的时候、当看到佛塔寺庙与傣家竹楼、翠竹古木交相掩映的情景…… 这些只有游客自己去体验了。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位于云南省最南端，与老挝、缅甸、越南接壤。西双版纳是傣语音译，西双是十二的意思，版纳”可译为“千田”，还可译为“合并田赋”是旧时的税赋管理机构。该区有著种类繁多的动植物资源，被称之为动、植物王国。这里处处可见充满东南亚风情的佛寺、佛塔，傣族人基本上都是虔诚的佛教徒。佛塔寺庙与傣家竹楼、翠竹古木交相掩映，一派神圣景象。傣族是西双版纳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有精巧的竹楼，优美的孔雀舞。傣族少女服饰精美、容姿秀丽、能歌善舞，是西双迷人的景致之一。

十大理由之三：人文之旅——为了寻觅千年丽江历史人文

旅游理由：为了寻觅千年丽江历史人文，丽江古城始建于宋末元初，距今已有近千年的历史，尤其丽江古城是我国99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1997年12月4日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不看看行吗？

丽江--地处横断山脉，山体高差悬殊，立体气候突出，气候垂直差异和植物垂直分布明显，这里还盛产贝母、麝香、虫草等600余种药用动植物， 所以被称为“药材之乡”。珍稀动物有滇金丝猴、小熊猫。红腹角雉、黑颈长尾雉，藏马鸡、山驴等。旅游资源以二山、一城、一湖、一江、一文化、一风情为代表。两山即玉龙雪山和老君山：玉龙雪山是我国距赤道最近的现代海洋性冰川，景区面积约263万公顷，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省级自然保护区和旅游开发区，被誉为“冰川博物馆”和“动植物宝库”。老君山位于玉龙县境内，被历代史家称为“滇省众山之祖”。一城：即丽江古城，是我国99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1997年12月4日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丽江古城以其曲折有致和高低错落的街巷、民居建筑、小桥流水构成了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是纳西民族吸纳汉、藏、白等多元文化的文明结晶。一湖即泸沽湖：湖面海拔2685米，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洛克在其所著《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一书中称，泸沽湖是“整个云南无例外最漂亮的一片水，无法想象比这更美的一个布景……真是一个适合神仙居住的地方”。一江即金沙江：主要包括万里长江第一湾、虎跳峡、宝山石头城，沿线民风纯朴，雄奇险秀，景观独具特色。一文化即纳西东巴文化：包括世界上唯一活着的象形文字、东巴经和东巴绘画、建筑艺术以及宗教文化等。东巴古籍于2003年7月30日被列为世界记忆遗产。一风情即泸沽湖“女儿国”摩梭风情：其婚姻家庭至今仍保留着“男不娶，女不嫁”的走婚习俗。

十大理由之四：大理之旅——为了倾听蝴蝶泉边的歌声

旅游理由：六十年代的《五朵金花》随着一曲唱遍大江南北的“蝴蝶泉边来相会”，大理秀美的风光也广为人知，对于许多有情人和有精神向往的人来说，到了大理不到蝴蝶泉边听歌声，就和到大理旅游没有到过大理石街一样。

大理历史悠久，素有“文献名邦”的美名。在元代前，大理一直是云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现在的主要景点有苍山洱海、大理古城、崇圣寺三塔、洱源、剑湖、草海、地热国温泉、新华村、博南古道遗迹等优势旅游资源,属于森林生态旅游资源区。

十大理由之五：春城之旅——为了走进春城昆明世界自然遗产石林

旅游理由：昆明是云南的省会城市，四季如春，花的海洋，理由自是不必多说，是所有到云南旅游的游客必游之地，而世界自然遗产石林更是必看的地方。

昆明地处云贵高原中部，地理位置属北纬亚热带，然而境内大多数地区夏无酷暑，冬无严寒，具有典型的温带气候特点，素以“春城”而享誉中外。景观：西依西山之畔，是游览观光的理想之地。昆明周围，东有二碑，千佛塔，阿庐古洞，彩色沙林，南有抚仙湖，星云湖，九龙池，通海秀山；西有安宁温泉，禄丰古生物化石遗址；北有武定狮子山，禄劝彝文摩岩石刻。可为景点多矣，其中滇池和路南石林均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石林更是世界自然遗产。

十大理由之六：壮美之旅——为了身临其境辽阔的红河大地

旅游理由：为了感悟和体会身临其境辽阔的红河大地和奇特的喀斯特地貌及点溶洞。还有那山间水沟如玉带，层层梯田似天梯的天合人作之境。一，这些喀斯特地貌千古溶洞规模宏大、结构奇特、一洞几层，形成洞中有洞，洞中有水，洞中有天的奇特景象；二，它们是以屏边大围山为代表的山泉景观群。三是以石屏异龙湖为代表的水系域风光景观群。四是丰富多样的生物景观。目前，有一个国家级森林公园（河口花鱼洞），两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屏边大围山、金平分水岭）和四个省级自然保护区（绿春黄连山、元阳观音山、红河阿姆山、红河苏铁自然保护区），这里植被茂密，拥有众多的动植物珍稀品种，具有很高的观赏和科考旅游价值。

十大理由之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