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学派大师陈序经

　　曹焕旭

　　在南开大学的声誉和成就中，凝聚着各学科的创建人及不同历史时期学术带头人的辛勤劳动和奉献，陈序经教授就是这些人中，在国内外学术界有较大影响的一位。

　　一

　　陈序经（1903－1967），广东（今海南）文昌县人，现代著名的社会文化学大师，社会历史学家、教育家。他出生于华侨商人家庭，早年先后就学于海南文昌致远小学、新加坡育英小学、广东岭南中学、上海沪江大学生物系和复旦大学社会学系。1925年发表《读志随笔》，同年赴美国伊利诺大学攻读政治学和社会学，1926年获硕士学位，1927年获博士学位，博士论文是：“Recent Theories of Sovereignty”（《现代主权论》）。1928年学成回国任教于广州岭南大学社会学系。1929年与岭南大学教育学系毕业班学生黄素芬女士在新加坡结婚，后同赴德国继续深造，先在柏林大学研究政治学、主权论及社会学，后转到基尔大学世界经济研究院研究国际公法。为了便于广泛的搜集资料，深入开展研究工作，除已精通的英文外，这期间又学习掌握了德文、法文和拉丁文。原计划在德国的研究工作告一段落以后，继续到英国、法国及其他欧洲国家学习考察，因1913年父亲病重，放弃在欧洲的研究考察工作，回国继续任教于岭南大学，兼领中山大学的教席。

　　陈序经1934年接受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聘请，任研究教授主持该所研究部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参与筹建北大、清华、南开联合建立的长沙临时大学，不久又随校到昆明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兼法商学院院长，同时还兼领已内迁到达重庆北碚的南开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工作，知道1946年8月联大结束，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复校为止。其间1944年8月到1945年8月应邀赴美讲学一年，前半年到美国各地讲中美关系和国共合作，后半年在耶鲁大学主将主权论。1946年8月，返回天津任南开大学教务长兼经济学院院长及经济研究所研究主任，主持复校后的教学与研究工作。1948年8月出任岭南大学校长。但每年仍回南开从事三四个月的研究工作。

　　1952年院系调整时，岭南大学与中山大学合并，陈序经任中山大学筹委会主任。1954年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主持筹建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室，1956年被任命为中山大学副校长，1962年暨南大学在广州复校后兼任该校校长。1964年8月调任南开大学副校长。1967年2月19日因心脏病突发在南开大学逝世，享年64岁。

　　二

　　陈序经教授是我国著名的东南亚史专家和民族史专家。他从社会学家的视角出发，利用现代社会学的科学方法，研究民族历史和现状，取得了多项引人注目的成果。早在1939年商务印书馆就出版了他的《暹罗与中国》一书；1948年《南洋与中国》中文本由岭南大学西南社会经济研究所出版；194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蛋民的研究》；1949年岭南大学又出版了他写的《越南问题》；解放以后写成《匈奴史稿》、《东南亚古史研究八种》及《西双版纳历史释补》。

　　《匈奴史稿》是一部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史研究巨著，1954年－1956年拟出近百万字的初稿，1964年又作过部分修订，1989年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陈序经教授对匈奴史的关注和研究起步很早，在中学时期，他听劳师提到对匈奴史的研究在我国还是个空白，匈奴西迁的去向是一个历史的谜点，于是就立志解开这个谜，填补这个空白。他所到之处都注意搜集有关匈奴史的资料，特别是在德国留学期间，搜集到西方学者对匈奴史研究的成果和西方保存的有关匈奴的史料。在《匈奴史稿》中他全面介绍了有关匈奴历史的中外史料和研究成果，通过深入的研究，描绘出古匈奴人生活的地理环境、经济生活、宗教意识、语言和政俗、文化观念等各个方面，论述了匈奴族的兴起、强盛、迁移与衰亡的全过程，是到目前为止有关匈奴史研究成果中分量最大、资料最多、涉及面最广、学术水平最高的一部专著。该书出版发行后，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1992年获国家授予的古籍研究与出版奖。

　　《陈序经东南亚古史研究合集》上下两册，1992年由台湾、香港商务印书馆与深圳海天出版社三家联合出版，同时在台湾、香港与中国大陆发行。这是陈先生1956－1964年以主要精力从事东南亚古史研究的成果。合集包括《东南亚古史初论》、《越南史料初辑》、《林邑史初编》、《扶南史初探》、《猛族诸国初考》、《禅泰古史初稿》、《藏缅古国初释》、《马来亚南海古史初述》等共八种。其中七种60年代曾经在香港内部出版发送。各书内容大体包括各古国的历史沿革、地理方位、种族源流、社会经济、文化宗教、风俗习惯、对外关系等方面。中国与东南亚各国早有往来，中国古籍中对东南亚的记载，史不绝书。陈序经从浩如烟海的中国史书中挖掘宝贵的资料，以此为主干，辅以当地的有关资料和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并结合自身对东南亚各地的多次实地考察，进行综合分析研究，以每年完成一部的速度写出这八部富有特色、颇有创见的学术专著，成为中国学术界全面研究东南亚古史的开拓者，受到历史学界的普遍赞誉和尊敬。

　　三

　　陈序经对文化学和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在三四十年代的文化思想界，产生过重大影响。他在十几年中，广泛搜集中外史料，运用现代社会学的科学分析方法，构建了自己独具特色的一套系统的文化学理论，以此为基础对中西文化、南北文化、西南文化，进行了深入研究，力排众议，全力提倡学习西方，是我国现代文化思想史上，“全盘西化论”的代表人物。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起点，学术界对于文化问题的讨论日益深入。如何理解人类文化现象，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明，如何才能使国家昌盛以与西方先进国家并驾齐驱……这样一些问题成为学术界共同关注的中心议题。陈序经教授生逢其时，在我国现代全面接受东西方教育的第一代学者中，又有自己独特的经历，这就使他有更多的机会全面而深入的接受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他在美国读书时便对文化问题尤为注意，在德求学期间，就写了一篇洋洋大观德《东西文化观》，接过了胡适1929年首先举起来但随后又表示放弃了的“全盘西化”的旗帜，冲入中西文化辩论的中心战场。

　　1931年底，陈序经先生在《东西文化观》的基础上增订补序，写出8万字的《中国文化的出路》一书，由商务印书馆1934年出版。1933年12月29日在中山大学礼堂发表了题为《中国文化之出路》的演讲，在南方思想界引发出一场关于文化问题的争论。刚满30岁的陈序经，初入学术界就引起人们的关注。为了进行深入的学术研究，1934年8月陈序经来到当时已在国内外享有盛名的南开经济研究所。1935年出版《乡村建设评议》一书。同年1月10日由王新命、何纳松、武堉平、孙寒冰、黄文山、陶希圣、章益、陈高墉、萨孟武、樊仲云等十教授，联名在《文化建设》月刊上发表了题为《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的重要文章，强调要加强“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对西洋文化要“吸收其所当吸收，而不应以全承受的态度，连渣滓都吸收过来。”旗帜鲜明地反对“全盘西化”主张。陈序经以南开经济研究所的身份写了《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指出“十教授对于文化的意义，简直尚未弄明白”，对“文化”的概念混乱不清；“宣言”表面上是“老生常谈的折衷论调”，骨子里则是“复古与守旧”。全国文化思想界对此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这就是中国现代文化思想史上具有空前规模的一场关于中国文化的出路和文化建设方向的大论战。

　　在战火纷飞的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大地处比较安定的后方，少有交往应酬，陈序经正是利用这个时机，对自己多年所搜集的有关文化学的材料及论战中所积累的心得，进行了集中整理，深入开展对文化学的材料及论战中所积累的心得，进行了集中整理，深入开展对文化学的研究工作。在联大社会学系，陈序经还正式开设了“文化学”课，这是在我国教育史上首次把文化学列入大学课程。1944年陈序经又利用赴美的机会，继续搜集文化学方面的材料。回国后对在联大开文化课的讲稿进行整理，写出《文化学概观》由商务印书馆于1947年出版。

　　陈序经对社会文化学的深入研究，确具有开拓性的意义。正如《南开今日》上所指出的：“陈先生的研究工作……现在最成功的还是文化问题的研究”，“陈先生讲授社会学特别着重文化，如果我们说清华的社会学是正统学派（吴泽霖先生讲），北大的社会学是唯物学派（许德珩先生讲），那么南开该是文化学派。以社会学而论三大，恰是‘鼎足而三’的”。

　　四

　　陈序经教授是我国现代知名的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和实践可以1952年为界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他坚持教育救国，提倡全面学习西方；后一阶段执行的是社会主义教育方针。

　　早在30年代，陈序经就提出“教育是各种建设的根本问题”，积极撰写文章宣传自己要全面学习西方的教育思想。1932年他还是一位岭南大学29岁的副教授，就在广州《民国日报·现代青年》上发表了题为《对大学教育方针的商榷》的文章，对广州教育专家在中山大学开会提出的关于“停办文科，或减少数量，同时多设职业学校，以适应社会生活之需要”的有关议案提出质疑，认为“大学教育是为学问而学问的，职业教育是为致用而学问的”，两者都应当提倡，不应顾此失彼；办教育应当文、理、工、农、医合理安排，同时并举。

　　1935年或1936年陈序经在给南开大学学生出版的刊物上写的一篇《读书六到》的文章中，提出学生读书做学问要做到“口到”：要读的多；“心到”：要想的多；“耳到”：要听的多；“眼到”：要看的多；“手到”：要抄的多；“脚到”：利用脚力去做实际调查工作。抗日战争中他在昆明西南联大写的一篇《释现代生活》的文章中提出，学校要培养的是适应现代生活的专门人才，这就“要有强壮的身体”去“振兴民族与捍卫国家”，就是“日常生活以至讲究学问”，获得“丰富的经验与高超的知识”，“也要有强壮的身体”。

　　1947年下半年，针对胡适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以后提出的，发展中国大学十年计划与对记者发表的关于学术独立的谈话，陈序经先后发表了《与胡适之先生论教育》、《公论耶？私论耶？》、《论发展学术的计划》等文章，指出政府不能按胡适先生建议的那样少派留学生，用省下来的钱重点支持五所大学，而应当从别处筹款重点支持所有大学中办得好、水平高得学院或系科；留学生还应该坚持派赴，而且应多向西方派留学生。还提出大学或系科得设置不能过于集中到平、津、沪等少数地区，应从实际出发，根据条件和需要在全国进行合理布局；公立和私立学校都是为社会培养人才，应当鼓励和支持私立学校办学。

　　解放以后，特别是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陈序经认真学习***得教育方针，努力工作，坚持进步，把自己熟悉西方教育得专长，用于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建设上，参与制定教育规划和学校工作条例，为国家做出了新的贡献，受到人民的尊敬。在50年代他就指出，理工分开“弊多利少”，工科缺少理科的支持，水平难于提高；政治、财经缺少文科的支持也不利于提高水平。认为办包括文、理、农、工、医的综合性大学的方向没有错误，应当坚持。1962年他在政协会议上所作的《对于高等教育的一些意见》，系统地阐明了他地教育思想。其中包括：要重视基础理论教育；要重视基础理论研究；要充分认识掌握文字工具的重要性；要拓宽专业基础，提倡文科学生选一两门理科课程，了可学生也要学习文科知识，以拓宽视野，能从不同角度观察与思考问题，提高整体素质和水平；要保证教师与科研人员必要地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时间；允许教师在有余力的时候从事学校规定之外的学术研究工作。

　　五

　　陈序经教授为人正派，治学严禁，有许多优良作风和高贵品质，是后人应当学习的。

　　陈序经坚守自己的信念，不趋炎附势。解放前他奉派出国前，上级指示他加入国民党，被断然拒绝。上学时因坚持不入宗教，宁愿转出教会所办的学校；就是在做了教会学校校长时，他仍坚持拒不入教。解放以后他在政协会议上，积极参政议政，及时参政议政，及时提出自己的意见，供领导决策参考。

　　陈序经重视从实际出发，注意作社会调查。1934年到南开以后，头一项工作就是规划主持“工业发展对社会影响的调查”，亲自带人去河北高阳、广东顺德等地调查。抗日战争爆发时，他还在顺德调查现场，直到顺德陷落，他才与同仁仓促离去。他到欧美、东南亚各地及祖国的大江南北，常常利用一切机会考察所到之处的社会方方面面。他积累掌握的大量第一手材料，使他在社会文化学、历史学及教育学上的研究，得益匪浅。爱护珍惜图书，刻苦勤奋，这是有成就的学者的共同特点，而在陈序经身上显得尤为突出。早年在德国留学时，就在和自己的藏书一起照的一张照片旁写上“宁当穷鬼，不售此书！”在中山大学工作时，有人动员他让出一部分线装书，他说：“我的书是不卖的！”他兼职多，社会活动多，但是不管多忙，每日早晨4点到7点的读书写作一直雷打不动，从不间断。抗日战争时在昆明，工作教书的空隙之中他又写出了二百多万字的文化学专著，同仁友好对他勤奋刻苦的精神无不深表钦佩。

　　陈序经关心别人助人为乐的事迹很多。他对教授们说：“我这个校长是为你们教授服务的。”他说到做到，耐心接待来访；资助有困难的教师、师生直至马路边讨饭患病的女孩；认真为同事调解家务、关照病人，有的干部孩子患了牙疾，他也去帮助找大夫诊治。此类的事情举不胜举。他对自己和家人，一向严格要求，克己奉公。在他的身教与言教下成长起来的一子四女都已经成为国家的专业技术人才。

　　陈序经先生谦虚克己，始终如一。1964年他早已是功成名就的大学者，但当有人称赞他所写的东南亚古史的时候，他仍谦逊地说：“我主要是作为一个东南亚古史研究的资料员，先把有关方面的资料整理一下，作为他人尤其是青年人的参考。作为一个资料员，我也没有做好。”《匈奴史稿》草拟出来以后，他多方征求史学专家的意见，准备修订，可惜他过早地去世。

　　陈序经教授终生献身于祖国地教育文化事业，使他成为我国现代社会文化学界欧美学派地代表人物和大师级地名流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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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林语堂、胡适、钱穆、梁羽生和李敖的故事

学术界卧虎藏龙，多少英才学问如山高，如海深，不过淡泊名利，或者是专门之学，除了本行业的所知者寥寥无几，比如中山大学教授金应熙。

原来中山大学的历史教授金应熙，世家子弟，学问高深，这么说吧，唐诗他可以背诵二万多首。

他的名气是不大，但是他有一个学生名气很大，就是梁羽生。

两个人经常在一起下棋读书，1947年，曾经梁羽生还因为获得当时岭南大学象棋比赛冠军，很高兴的做了一首词《鹧鸪天》：

天马行空信不羁，银河浪涌小龙驹。控弦并辔双双出，足下风云共护持。

强敌破，虏灰飞，昆仑东海任由之。连珠炮发何能阻，渴饮清泉到玉池。

你看梁羽生的文字，清丽秀美，就文字功底来说，是在金庸和古龙之上。

二十世纪中国有四大史学家：陈垣、陈寅恪、吕思勉和钱穆，这个说法是谁说的呢？

是钱穆的学生严耕望。

如果将二十世纪的历史学家排个位置，是不是钱穆真的可以置身其中？

相反，陈寅恪会很看不起吕思勉和钱穆，因为陈寅恪认为一个人写通史是最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偏偏吕思勉秦汉写到明清，钱穆也有《国史大纲》。

其实，钱穆的地位究竟如何，我们可以看1948年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选举，当时历史组是7个人，

分别是柳诒征、徐炳昶、陈垣、陈寅恪、傅斯年、蒋廷黻、顾颉刚；

钱穆不在其列，说实在话，当时做学问比钱穆好的很多。教员湖南第一师范的同学湖南大学的杨树达，号称“汉圣”，研究《汉书》出名的，原来清华大学教授雷海宗博士论文是政治学，后来作中国古代史研究，考证过牧野之战的确切时间。

再说了，二十世纪的历史学家第一位也应该是王国维。

王国维的学问，无论是国内外都是钻之弥深，仰之弥高。

不要因为钱穆的学生大力推崇，尤其是Y姓学生，就觉得钱穆很厉害。

鲁迅的地位就不用我多说了，这里只谈鲁迅的学术成就，尤其是在古籍校勘整理方面。

鲁迅是章太炎的弟子，跟云南大学教授刘文典是同门，两个人都有留学日本的经历，所以刘文典对鲁迅的学问很是敬佩。

刘文典自视甚高，认为天下懂《庄子》就他一个人，但是1949年，纪念鲁迅的时候，刘文典发表演讲，却将他推向了风口浪尖，因为他对鲁迅提出了一些批评。

当然，刘文典觉得自己很委屈，就是说我很佩服鲁迅，为什么说我攻击诋毁他呢？

但是，针对很多人诋毁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抄袭，刘文典还是痛加驳斥，虽然他也批评过这本书有不少缺点。

1956年，纪念鲁迅逝世20周年的活动上，刘文典在《人民日报》发文回忆了自己跟鲁迅的最后一次见面，并没有提到49年的演讲。

说着两个人之前，我先说一个故事。

兰州大学教授赵俪生回忆道：在八十年代中美关系缓和的时候去美国访学，当时负责接待他的人是杨连升，号称西方汉学界的领袖。

可能是态度不好，然后杨说了一些话。赵当时就说，抗战的时候我们在国内浴血奋战，你跑到美国躲避战乱，又作出什么贡献。

我说这个例子，就是说林语堂和胡适都在抗战的时候跑到了美国去，这个行为怎么说呢，算是人生的污点。

两个人又共同干了一件事。

1932年，陈独秀在上海不幸被捕。当时，林语堂发表题为《陈,胡,钱,刘》的短文，建议道:

现在陈先生已逮捕，杀他不忍，我们觉得最好把他关在汤山，给他笔墨，限一年内做成一本自传。

这到底是什么心态，我不得而知，但是胡适也这么说过。

两个人还是很像的，尤其是都跟鲁迅闹翻了。

1952时候，李敖17岁，当时还在上高二，就给胡适的杂志投稿。

后来，李敖作为姚从吾的助手，也跟胡适有了接触，也写过《胡适评传》。

1967年，大概是没有钱的缘故，李敖要关于《林语堂传》，也拟定了章节题目：比如林语堂了解“吾土与吾民”么(论他对真中国的误解以及以误传误，影响到西方)

反正是批评居多。

不过，后来他又有钱了，就不写了。

落雪简介：

落雪是郑振铎的笔名，郑振铎1898年12月19日在浙江温州市出生，字西谛，笔名有郭源新、落雪、ct等，是中国现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作家、诗人、也是著名的收藏家和训诂家。

郑振铎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并开始发表作品。1932年，他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册出版》，1949年任全国文联福利部部长，全国文协研究部长，人民政协文教组长。

中央文化部文物局长，民间文学研究室副主任，主席团委员，全国文协常委，中国作家协会理事。195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1957年，他编集出版了《中国文学研究》三册，1958年10月17日，因飞机突然失事遇难殉职，享年60岁。

扩展资料：

郑振铎的一生没有离开过翻译，成果颇丰，对我国文学与翻译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他掌握的外语主要是英语，因而从事的翻译都是从英文转译的。

新文化运动开展以来，随着人们对文学认识的提高，有些人对译作是否能保持原著的思想和艺术风格提出质疑。

甚至有些人认为文学作品是绝对不可译的，尤其是诗歌翻译，他们认为是绝对不可能的，对于这个问题，郑振铎认为，文学书是绝对能译的。

不惟其所含有的思想能够完全由原文移到译文里面，就是原文的艺术之美也可以充分的移植于译文中。

他还认为文学的风格就是文学的表达，而表达可以把人类思想具有共通的东西移植成文字。这种对于文学可译性的论述，消除了某些译者和读者的疑虑，对我国翻译事业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郑振铎早在青年时代就对文物考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买古籍和陶俑，都是靠他在大学的薪水和微薄的稿费。

尽管在乱世中文物变得相对廉价，但收藏这些陶俑的花费也不少。于是，家里过得更为窘困，靠的是节衣缩食。

早在郑振铎旅居英国伦敦时，就曾编著了迄今所知的他的第一部考古专著《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一书，介绍了世界考古的重要发现。

当时，我国田野考古工作尚在萌芽阶段，大批文物被盗掘而流落海外，或遭到严重破坏。为了从事文物研究。

在数十年的时间里，他几乎把有限的全部财力都用来搜集古书。到了抗战时期，他又和一些朋友竭尽全力为国家抢救了大批珍贵古籍文献。

—郑振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