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籍辨伪的简史
中国的古籍辨伪工作是伴随着文献研究工作的开展而产生的。早在战国时代,就有学者认识到,有必要在使用文献之前,对其立论、事实的真伪进行考辨。西汉末年,官府组织学者进行大规模的校理典籍工作,第一次全面地对当时所存文献中的依托和真伪掺杂现象进行了辨析在基本根据《七略》编成的《汉书·艺文志》中,有许多“依托”、“非古语”、“后世所加”之类的断语。此后历代学者对此都很关注,如东汉经学家马融在注《尚书》时曾遍考各篇的真伪;王充在《论衡》中系统地对当时一些经史要籍中记载的史实提出了质疑;隋代僧法经编纂的《众经目录》专立“辨伪”一门,著录在著者、内容和年代上有问题的经籍;唐代文学家韩愈在读书治学过程中,注意辨别古书之真伪,并根据伪书的不同性质对它们进行了初步的分类;与韩愈齐名的柳宗元,更写有《辨〈冠子〉》、《辨〈列子〉》等辨伪专篇。宋代疑伪考辨之风更为盛行,当时的著名学者如欧阳修、吴、程大昌、王应麟、程颐、朱熹、晁公武等都进行过文献考辨,取得了较多成就。明代胡应麟在总结前人辨伪经验的基础上,归纳了古籍作伪的十几种情况,系统提出了辨析伪书的 8条基本方法;藏书家祁承在《澹生堂藏书约·鉴书》中也曾归纳了伪书的种种情况。清代是继宋以后辨伪工作的又一兴盛时期,学者们在提出问题的态度上更为慎重。在辨伪方法上更加细密,考辨深度也大大超过前代,确认了一批长期争论不休的典籍真伪。如确证古文《尚书》《孔子家语》今本《竹书纪年》系伪书等,即是这一时期辨伪工作的重要成果,阎若璩则是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姚际恒所著《古今伪书考》一书是著名的辨伪著作。著名学者崔述在《考信录》一书中,对先秦典籍中史事立说的真伪进行了系统的考辨,基本总结了前人在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和工作经验,直接启迪了中华民国时期“古史辨”学派疑古辨伪学术活动的开展。清末民初的辨伪工作,不仅在具体文献的辨伪上有所收获,而且还在西方学术思想输入的背景下,依据前代学者的经验和成果,对辨伪方法进行了全面总结,基本确立了辨伪作为文献研究的分支学科的地位与方法。其中较著名的有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提出的审定史料真伪的 5条方法;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和《古书之真伪及其年代》中归纳的辨伪公例等。近人张心辑《伪书通考》,基本上涵括了前人的辨伪成果和方法,是一部著名的辨伪工具书。
原始时期,人们不自觉地把自然力形象化、拟人化,而形成了幻想神奇的故事和传说。它是人类早期生产力低下的产物,是古代人们对于宇宙起源、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的一种幼稚的解释和理想的追求,富于积极的战斗的浪漫主义精神。它不强调人物的性格刻画和背景描绘,所注重的只是“神”的怪诞事件的述说。神话是宗教的萌芽、美术的由起、小说的渊源。我国的《山海经》、《淮南子》等,保存着许多古代的神话。历代文学创作中,以神为题材反映现实、讽谕社会的作品,通常也称神话。著名的古希腊神话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件瑰宝。
《山海经》以记载古代地理知识为主,对我国各地民俗和传说,包括珍奇的物产资源、草木禽兽,也都有详细描述。像嫦娥奔月、女娲补天、盘古开天、后羿射日都出自《山海经》。
伟大文学家鲁迅小时候最喜爱的书就是《山海经》。
传说大都以特定的历史事件为基础,有的也通过幻想和加工。我国关于黄帝、羿、尧、舜、禹等的故事都是传说。传说一般情况下与神话是有区别的。
题主是否想询问“古籍单一来源论证怎么写”?引言、文献综述、论证过程、论证结论、结论。
1、引言:介绍古籍出版的背景和意义,说明单一来源论证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2、文献综述:对单一来源论证的概念、历史和实践进行综述,说明单一来源论证的优点和缺点,以及在古籍出版中的应用情况。
3、论证过程:详细描述单一来源论证的过程,包括选择供应商、评估供应商的能力和信誉、签订合同、采购、验收环节。
4、论证结论:总结单一来源论证的优点和不足,以及对古籍出版的影响,提出建议和改进措施。
5、结论:总结全文,强调单一来源论证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及对古籍出版业的发展的促进作用。
《中国历代典籍》 作者:阎立新
出版社:辽海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年09月
内容简介
建国以来,学术界也出版了一些有关中国历史文献学、中国史学史方面的书籍,但这些书籍专业性太强,难以做到普及。有鉴于此,这本小册子编写的目的,就是打算通过简明扼要、言简意赅的写作方法,把深奥的学问从学者的象牙塔中请出来,为广大人民,尤其是青少年读者服务。
《中华文化百科:中国历代典籍》共介绍了25部重要的中国历史文化典籍,上自《尚书》,下至《清史稿》,每篇都介绍了作者、成书背景、基本内容和史料价值等情况。深入浅出、雅俗共赏。
楚辞集注
八卷。附《楚辞辩证》二卷,《楚辞后语》六卷。宋朱熹(详见《周易平义》)撰。《楚辞集注》作于朱熹任潭州(今湖南长沙市)荆湖南路安抚使时(1193年),或者有感于赵汝愚被罢相出朝之时(1195年)。《楚辞集注》书前题署的时间为庆元五年(1199),可知成书于1199年。《楚辞集注》一至五卷以王逸《楚辞章句》为依据,定屈原作品25篇,为《离骚》类,并将《离骚》以外各篇,冠以“离骚”二字。其编次为:卷一《离骚经》,卷二《九歌》,卷三《天问》,卷四《九章》,卷五《远游》、《卜居》、《渔父》。卷六至卷八为《续离骚》类,并于各篇之上冠以“续离骚”三字。其编次为:卷六《九辩》,卷七《招魂》(上宋玉)、《大招》(景差),卷八《惜誓》、《吊屈原》《鵩鸟赋》(上贾谊,《哀时命》(庄忌)、《招隐士》(淮南小山)。《续离骚》类的篇章取舍与《楚辞章句》不同,因朱熹认为“《七谏》、《九怀》、《九叹》、《九思》虽为骚体,然其词气平缓,意不深切,如无所疾痛而强为呻吟者”(《楚辞辩证》上目录),故悉删而不录。并增补贾谊《吊屈原赋》与《鵩鸟赋》,又将扬雄的《反离骚》附录于后。《集注》注释体例,多以四句为一章(偶尔有六句、八句为章的),先释词之音义,再释章之大意。每篇题下有小序,属题解,对作者、题意、写作背景、作意等加以简明阐述。多取《楚辞章句》说法,又颇发挥己见。仿《毛诗》体例,于某些章下,以赋、比、兴手法加以诠释。《楚辞辩证》分上、下卷。上卷《离骚》、《九歌》,下卷《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九辩》、《招魂》、《大招》。列专条考证旧说得失。《楚辞后语》系据晁补之《续离骚》、《变离骚》补定而成。录自荀况至吕大临五十二篇作品。此为未完成稿,只有前十七篇有解题、注释,后三十五篇只有解题而无注释。录拟骚之作,意在说明《楚辞》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朱熹注释《楚辞》,是有其政治目的的。南宋时期,宋金民族矛盾尖锐,在宋统治集团内部存在主战、主和两派,朱熹属主战派,他借注《楚辞》发挥这一观点。极力颂扬屈原忠君爱国之心与高尚品质,以寄托自己的爱国之情;同时斥责扬雄失节,臣侍王莽为“屈原之罪人,而此文(《反离骚》)乃《离骚》之谗贼矣”(《反离骚》解题)。此实为对投降派及混在主战派阵营中的投机者的间接批判。《集注》是在汲取王逸《楚辞章句》与洪兴祖《楚辞补注》的成果基础上撰写的,既肯定了《章句》与《补注》在训诂方面的成就,也指出其在释义上的不足。其学术价值在于:一、对王、洪的误解加以辩证。如关于《九章》,王逸说:“《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于江南之野,思君念国,忧心罔极,故复作《九章》。章者,著也、明也,言己所陈忠信之道甚著明也。”(《楚辞章句·九章》解题)。洪无异说。朱熹对王逸的某些望文生义之说,加以纠正:“《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既放,思君念国,随事感触,辄形于声。后人辑之,得其九章,合为一卷,非必出于一时之言也”(《楚辞集注·九章》解题)。从《九章》各篇诗的内容看,朱的说法颇符合实际,并广为后人认同。二、另立新说。如《招魂》,朱熹认为不但可招死人之魂,也可招生人之魂。“后世招魂之礼,有不专为死人者,如杜子美《彭衙行》云:暖汤濯我足,剪纸招我魂”,盖当时关、陕间风俗。道路劳苦之余,则皆为此礼,以祓除而慰安之也。”(《楚辞辩证·招魂》)。此说不失为创见。三、探求作者言外之意,阐发微词奥义。如释《离骚》“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诟。”云:“言与世已不同矣,则但可屈心而抑志,虽或见尤于人,亦当一切隐忍而不与之校。虽所遭者或有耻辱,亦当以理解遣,若攘却之而不受于怀”。因此,《集注》为继《章句》、《补注》之后影响较大的一部《楚辞》注本,受到学者们的普遍重视,并且流传极为广泛。但此书亦有一定缺点。朱熹从其理学观点出发,认为此书可“增夫三纲五典之重”(序);对表现手法极为丰富的《楚辞》,仅用赋、比、兴加以概括,未免迂腐;亦有望文生义之病,如将《怀沙》解为怀抱沙石自沉的意思;有的注也欠准确,这些都是应当抛弃的。《楚辞集注》曾先刊行,今存者有宋嘉定六年(1213)章贡郡斋刊本含《楚辞辩证》,《反离骚》附后,北京图书馆藏。《楚辞后语》是朱熹死后,由其子朱在于嘉定十年(1217)刻印,此本今已失传。宋端平三年(1235)朱熹之孙朱鉴才将三书合刊,在《楚辞集注》中删去复见于《楚辞后语》中的《反离骚》,在《楚辞后语》中删去了复见于《楚辞集注》中的《吊屈原赋》、《鵩赋》(即《鵩鸟赋》)。此本附有邹应龙、朱在、朱鉴的三篇跋文,为今存最早、最完整的《楚辞》刊本,北京图书馆藏。1953年人民出版社曾影印出版。尚有宋、元、明、清、民国各期刻本30余种。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竖排校点本。 原楚辞集注目录
离骚图
楚辞卷第一 集注
九歌图
楚辞卷第二 集注
天问图
楚辞卷第三 集注
九章图
楚辞卷第四 集注
远游图
渔父图
楚辞卷第五 集注
九辩图
楚辞卷第六 集注
招魂图
大招图
楚辞卷第七 集注
楚辞卷第八 集注
附录
七谏
九怀
九叹
九思
史记·屈原列传
离骚经第一 释文无经字 卷一
离骚九歌第二 一本此篇以便上皆有傅字 卷二
离骚天问第三 卷三
离骚九章第四 卷四
离骚速游第五 卷五
离骚卜居第六
离骚渔父第七
以上《离骚》,凡七题二十五篇,皆屈原作,今定为五卷。
续离骚九辩第八 宋玉·晁补之本此篇以下乃有傅字 卷六
续离骚招魂第九 卷七
续离骚大招第十 景差
作用很大,一是可以看出对这本古籍做注人的思想,对研究做注人具有一定的历史参考价值。
二是很多人如果要研究这本古籍,但是他自己很多地方不明白,他就可以去参考那些做的注。三是,有些书,它很难懂,一般人是研究不透的,所以有了注就不同了。有些古籍,有时不出名,但是做注的人很出名,往往两者就相得益彰,如虎添翼了。
1、时代背景:对人物、事件起作用的历史情况或现实环境,比如在近代,我们中国的时代背景就是身处帝国主义和封建社会地主阶级压迫的国家。
2、历史背景:一般指某一个历史事件在什么历史情况下发生的,实质上包括原因和条件两个方面的内容,原因和条件其含义基本接近,但又略有不同。原因偏重于为什么,即必要性。条件偏重于有什么,即可能性。
3、文化背景:指对人的身心发展和个性形成产生影响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环境。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人们所创造和积累、发展起来的文化彼此之间存在很大差异。人类文化随着发展出现不同的类型,对人的发展便构成不同的文化背景。
扩展资料:
一、时代背景例句:
1、吴晗《明代民族英雄于谦》:于谦的建议到了北京,早上到,晚上就批准,是有其时代背景的。
2、洪深《**戏剧的编剧方法》第二章:性格是随时代背景而改移的。
3、艾芜《三十年代的一幅剪影》:我的小说是以新加坡为时代背景,写失业的华侨工人,谈矿工和海员的艰苦生活。
二、历史背景:如鸦片战争背景。
1、国内背景:清朝统治走向衰落。经济上,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土地兼并严重,政治上,清朝统治的腐朽日益暴露,军事上,装备陈旧,营务废驰;财政上,国库亏空,入不敷出,思想上,闭目塞听,愚昧无知。
2、国际背景: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迅速崛起。英国率先完成工业革命,成为头号资本主义强国。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夺取更多的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加紧对外扩张。
3鸦片战争的原因:19世纪上半期,英国完成工业革命,迫切要求开拓世界市场。英国希望打开中国的大门。中国的禁烟运动打击了英国的鸦片走私,禁烟运动是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借口。
三、文化背景:德国哲学家、史学家施本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把人类文化分为 8 种类型,如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希腊文化等。英国早期经济史学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一书中把人类文化分为 26 种类型。
参考资料:
阅读文学古籍,也可以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相结合。古籍是传统文化的载体,非物质文化则是靠记忆和口头传承的艺术或技能,二者往往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我在阅读宋元话本的时候,就借助于听书的经验,解决了一些困惑的问题。现存的话本或详或略,或雅或俗,总的说都不会是实况录音的记录。因此有的被认为是拟话本,如鲁迅对《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和《宣和遗事》的判断。有人认为话本只是故事的代称,如日本的增田涉等学者。还有人不承认宋元话本的存在,认为都是明代人改写的小说。其实,说话人一般有底本,自古以来都是如此。北方的评书艺人,把提纲式的简本叫做“梁子”,把语录式的繁本叫做“册子”,但也不会是实况的记录。如现代评书名家刘兰芳播讲《岳飞传》的时候,每天要写上万字的稿本,但还是要加上许多临场发挥。我在参观苏州评弹博物馆的时候,注意到收藏的弹词话本,一般只有唱篇,没有表白;有的虽有表白,也很简略。也有已整理成书的,一般也不像场上说唱的那么详细生动。
当然,也有老艺人自己整理成比较详备的底本,或徒弟继续加工的繁本,那是很少见的。例如苏州评话老艺人陆耀庭和顾宏伯,都有说《三国志》的脚本,是自己编写的抄本,都把一部分脚本送给了学生王忠元。王忠元自己又整理了一个脚本。2015年5月18日,王忠元遗孀华琦把三种脚本都捐赠给了苏州评弹博物馆,成为一时佳话(何兵《留住名家珍贵史料,三部手稿展现戏痴情怀》,据《古代小说研究网》转载2015年5月20日《姑苏晚报》)。师父整理了自己的底本,最后送给了徒弟,这是曲艺界常有的事,有些话本大概就是这样流传下来的。因此就有了传承性和变异性的特征,形成了世代累积型的作品。
另一方面,我们还要注意到宋元时期的特定背景,文化重心逐渐下移,特别是元代一度停止科举,文人没有出路,走向民间,出现了不少书会才人。他们为艺人编写脚本,杂剧、散曲是大宗的,都见于《录鬼簿》。但编写话本的只见陆显之《好儿赵正》一例。“腹笥有文史”的朱桂英女士,讲的是“道君艮岳及秦太师事”,则是讲史家(见杨维祯《送朱女士桂英演史序》),但有无话本留传,亦未可知。现存的《宣和遗事》则是收集了许多史料的一部话本,编者掌握不少史传和诗词的资源,文化修养较深,应该说是当时的“才人”。但《宣和遗事》可能并未全部付诸场上演说。我认为这也是话本的一种类型。因此我提出了讲史平话的多样性问题,对古代作品不能用一个标准来衡量,但从历史发展的视角看,有些艺术性不强的本子,却有很重要的史料价值和文献意义,如《宣和遗事》就是。
清代的话本如《清风闸》《飞跎子传》也是艺人自己整理的,但比较简略,又没有才人帮他润色。俞樾虽然对《三侠五义》作了一点修改,但没有仔细加工,所以没能像《水浒传》那样成为杰作。
苏州评弹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有许多世代累积型的话本和多种流派的唱腔。我作为苏州评弹的老听客,很关心它的保护和传承。在探讨近体诗的格律及吟诵问题时,觉得苏州评弹在雅化和格律化的过程中,曾深受近体诗的影响,特别是以马如飞为代表的《珍珠塔》和马调系统的唱腔,最能体现传统的吟诵方法。因此写了《苏州评弹与格律诗的吟诵》等文章,希望能以吟诵的方式来扩展传统诗词的传承,包括对诗词格律的普及。另一方面,也希望苏州评弹的艺人,能继承并发展前人的经验,适当借鉴传统诗词的格律,提高评弹的艺术性。反过来,吟诵家也可以借鉴曲艺家的唱腔,适当改进吟诵的音乐性。例如平起式的七言诗,如果结句是“平平仄仄仄平平”的,在苏州评弹里一般都是在第六字上延长行腔,而在第七字时却很快收束,与其他剧种大多在末字上延长行腔迥然不同。我觉得近体诗的吟诵,也可以适当夸张第六字的长音,显示“二四六分明”的平仄反差。最近在电视上听到上海陆锦花女士指导、培养的小学生,用苏州评弹唱腔吟唱的唐诗,比较准确地体现了平长仄短的声调,也很好地给少年儿童传播了古典诗歌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一个一举两得的诗教方式,值得重视和提倡。
“常州吟诵”已被批准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赵元任先生的吟诗方法为代表的。在目前百花齐放的吟诵流派中,我认为“常州吟诵”可以代表吴语地区及大多数方言地区的传统吟诵方法,以“平长仄短”的声调和两字节、三字尾为基本节奏,是和近体诗的格律相适应的,完全可以作为“非遗”保护并传承下去。其他流派的吟诵,是否分别列入“非遗”,还有研究讨论的必要。至于以音阶高低为艺术手段的歌唱方法则是在探讨和试验中的创新,同样可以为传统诗词的传播作出贡献。
(作者单位:中华书局)
本文2023-08-06 11:06:19发表“古籍资讯”栏目。
本文链接:https://www.yizhai.net/article/3084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