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蒙古族

蒙古族服饰的起源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史前时期。远在旧石器时代，人类就开始用植物的叶子将自己修饰一番，后来又取用打猎的兽皮做衣服。

在北方游牧民族的岩画上，已经看出蒙古高原的古人类在腰间围着一条短短的兽皮裙，头上插着长长的羽毛，有的臀部还有尾饰。而且已经有了大量粗拙的石环、骨饰等物品，说明在很早以前，北方游牧民族就有审美意向和审美追求了。据考古资料证明，蒙古族的服饰与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服饰是一脉相承。

据《汉书·匈奴传》记载，“食畜肉”、穿“皮毡裘”的匈奴妇女的头饰与察哈尔妇女的头饰非常相似，而匈奴的服饰文化，又传给了鲜卑、柔然、突厥等北方游牧民族，当然也传给了蒙古族。而这些民族服饰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适应高原气候而产生。

蒙古族的服饰具有自己的审美特征，蒙古族特别地偏爱鲜艳、光亮的颜色，这些色彩都使人感到色调明朗、身心欢娱。蒙古族又崇尚白色、天蓝色这样一些纯净、明快的色彩。蓝天白云，绿草红衣，一种天然的和谐。

另外，从蒙古民族服饰的款式看，褒衣博带，即能体现人体的曲线美，又能体现蒙古牧人宽厚大度、粗犷坦荡的性格。

蒙古族居住于蒙古高原， 气候寒冷又加之以游牧为主，马上活动的时间比较长，因此，其服饰必须有较强的防寒作用而且又便于骑乘，长袍、坎肩、皮帽皮靴自然就成了他们的首选服饰。

《黑鞑事略》载：“其服右衽，道服领，少数为方领，以毡、皮、革、帛制作，衣肥大，长拖地，冬服二裘，一裘毛向内，一裘毛向外，男女样式相似”。

这种服式，后稍经改革，沿用至今，牧区男女均穿用。分夹、棉、皮3种。冬以羊裘为里,多用绸、缎、布作面，夏穿布、绸、缎、绢等料。一般用红、黄、紫、深蓝色。袖长窄，下摆不开叉，衣襟及下摆多用绒布镶边，边宽约6～9厘米。穿着时稍向上提，以红、紫等色绸缎带紧束腰部，两端飘挂腰间。

从上古到蒙古汗国，从元、明、清至今，随着历史的发展，历代蒙古人民在长期的生活和生产实践中，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并不断吸收兄弟民族服饰之精华，逐步完善和丰富自己传统服饰的种类、款式风格、面料色彩、缝制工艺等方面，创造了许多精美绝伦的服饰，为中华民族的服饰文化增添了灿烂的光辉。

2、满族服饰

明朝，南迁到辽东地区的满族人，他们的服装是布、皮兼用。迨至努尔哈赤率部起兵后，他们的服饰杂乱无章，出现“上下同服”的现象。直到皇太极时代，冠服始有定制。入关之后，从皇帝到兵丁之衣冠，寒暑更换，皆有定制，不可逾越。

至于闲散旗人，男皆袍服，以绸缎或布制做，外套马褂，直到辛亥革命，率以为常。满族妇女的旗袍，多有发展，喜用绸缎制做。在北京等地盛行“十八镶”的做法，即镶十八道衣边才算好看，样式也变成宽袍大袖，为有清一代的时装。

辛亥革命后，旗袍的样式由肥变瘦，并有长、短袖之分。经过不断改进，一般样式为：直领，窄袖，右开大襟，钉扣绊，紧腰身，衣长至膝下，两侧开叉。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各部落，建立后金政权，推行八旗制度以后，满族人均在旗，故他们所穿的袍服便称为“旗装”、“旗服”。

3、藏族服饰

目前关于藏族服饰最久远、现存的实物资料是昌都卡若遗址出土的少量装饰品，有片饰簪、璜、珠、项饰、牌饰、贝饰等，反映了距今四、五千年前的青藏高原土著居民已有了较高的审美情趣，不仅有了缝织衣物的骨针，还具备了需一定审美意识方能创造出的璜、珠等。

藏族服饰文化有了较大的发展。"中二丁王"时（相当于中原西汉中期），南方雅隆河谷的吐蕃开始了冶炼铁、铜、银等矿产，为金属饰品的出现创造了条件。藏史记载，公元三世纪的拉妥妥日年赞时，吐蕃赞普的服饰巳与众不同，出现了服饰等级的差异。

史载松赞干布时期，吐蕃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吐蕃文化得到迅速的发展，其服饰文化日渐发达。吐蕃奴隶制王朝等级森严，在服饰上的表现也日臻完备。

从反映吐蕃盛时的敦煌壁画可看出，君臣服饰的等级差异，藏王一般只有赞普才能使用的三瓣宝冠箍住的有凹槽装饰的无沿帽，呈红色，通常高于一般人的帽子；藏王的侍从或臣下往往戴平顶无沿帽。

衣袍的式样也各有不同，官吏的章饰规定有一等瑟瑟，二等金，三等金包银，四等银，五等铜，六等铁等大小两类，共十二级，装在方圆三寸的盒子里挂在胸前，以区别职位的高低。

武将的头盔有形如塔的装饰，战士头盔上有三只彩旗以表示出生的年月，随着"惟以淬砺为业"的吐蕃冶炼业的发展，军队的铠胄日趋精良，有的周身仅露两个眼窝，劲弓利刃常不能破，其威严、勇猛之气在今天大昭寺壁画的吐蕃武士像中尚历历在目。吐蕃贵族不仅本人穿着华贵，还在聚会宴客时，把佣人装饰起来。

而作为赞普的松赞干布则用一种红带子包头，身着长袍，足穿脚尖朝上的靴子，据《红史》载，这种王服是受波斯王朝的影响，反映了文化交往已影响到了服饰文化层次，而从松赞干布伊始的吐蕃与中原的密切交往，两种民族文化的长期接触更为藏族服饰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

史载文成公主进藏时，带入诸种花缎、锦、绫罗与诸色衣料二万匹，还有大量的金玉器具。松赞干布及吐蕃大臣纷纷自行去掉毡裘，改穿绢绮。近代西藏的高级官吏，头发绾成一髻，戴金翅白纱帽，这是唐代进士的服饰。

此外，还采纳文成公主建议，令国人禁止"赭面"（用油涂面），文成公主进藏还带来了种植蚕桑和纺织技术，"植桑织丝兮"大大的促进了吐蕃服饰技艺的发展，青海海西州都兰出土的大批吐蕃服饰文物，真实、生动地反映了吐蕃服饰的工艺水平。

服装的织物纹样多为联珠动物纹，装饰品的金质首饰、佩饰的精美使人叹为观止。今天藏族妇女饰品的镶嵌形制，可以从这些文物中找到原型。

吐蕃是一个军事帝国，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征服融合了青藏高原及其边缘地区的许多其他民族，这是造成今天各地区藏族之间文化差异的重要原因。在服饰的表现上也是如此。

吐蕃时代这种差异主要表现为东女、附国、党项等部落服饰的不同，东女部落住在康延川（今昌都），处于母系氏族社会发展阶段，其女王穿青毛绫（氆氇）裙，上披青袍，袖长到地，冬穿用文锦装饰的羔裘。发作鬟髻状，两耳垂珰（耳环）。足穿革素（皮靴）。一般男子披发，妇女辨发，男女都用彩色涂面。

王死居丧三年，不易服，不梳洗。附国是以今四川甘孜为中心，包括今四川阿坝一带的嘉绒藏人的藏羌融合体。他们头戴圆形皮帽，或带幕离佳（即面罩一类饰物，为妇女所带）。身披毛曷毛（氆氇一类）、皮裘，穿牛皮鞋。颈系铁索，手贯铁钏。王与酋长以金为首饰，胸前挂着三寸长的金花。

党项则是纯游牧部落，"服毡袭褐，披毡以为上饰"，早在北周时巳能制造精美的犀甲、铁铠。四川西北部还有属党项部落联盟的邓至、武兴国和宕昌等，服饰习俗为头藏乌皂突骑帽，身穿长袍，下着小口裤、足穿皮靴，与今四川牧区藏族服饰相似。

此外青海地区有吐谷浑，贵妇人披锦袍，戴金花冠。如女发型为辨发披于后，后饰珠贝，以繁多为高贵，这一服饰与今青海藏族妇女大致相同。这些地区服饰特征是今天各地不同藏族服饰的母型。

吐蕃王朝崩溃后，从九世纪中期到第十一世纪的二百余年间，西藏社会一直处于分裂割据的混乱状况。这一时期战乱不堪，服饰艺术的发展也难免厄运，停滞不前，而与战争有关的武士服饰却济时发展。在阿里古格王国的遗址中，发掘有大量古代武士的盔甲和武器。

这一时期的服饰发展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佛教僧侣服饰的兴起。公元八世纪，西藏出现了第一批僧人，服饰由赞普府库供给，后由百姓、政府共同供养。佛教服饰亦形成等级区别，并有节日与平时的不同装束，自成体系。不少上层僧侣生活奢侈，衣着华丽，"下坐重裀，上张伞盖，身衣锦缎……"。

早期西藏僧侣服饰受印度影响甚大。据传说贝霞帽最早则是由印度国王赠给宁玛法王莲花生而流传下来，成为西藏僧帽中的一种，但后来西藏僧服衍变发展较快，极具地方色彩。朗达玛灭佛后二百余年，佛教重新兴起，并且形成众多的派别，各派不仅在佛经教义的诠释上不同，而且在服饰穿着上也不相同。

古老的宁玛派僧侣着红色袈裟，故又被称为红教。而噶举派则以戴红帽或黑帽以示各支派的区别。这种以服饰表征身份、信仰的现象正是西藏服饰文化的重要功能之一，也是西藏服饰史上颇具特色之处。

元代，西藏隶属于中央王朝，因而在文化的各个方面都与元王朝发生了密切的交往，服饰上所受的影响也较前朝为大。元王朝在西藏分封安抚使、招讨使、万户等各级官吏，不同品级穿着不同花饰的藏袍，戴不同的顶冠，以至民主改革前噶厦政府的四品官的一种官服名称还保留着元朝的叫法"寸扎花尔白玛"。

官品的主要标志也表现为蒙古式的"江达"（即圆冠）上的顶饰的差异。官吏贵族的管家、随从、佣人的帽子也有一定的形式，大管家在举行仪礼时要戴"索夏"（即平顶围穗蒙古帽）等等。

还有一种贵族平时戴用的"夏木包多"的饼形帽，管家或根布（乡官）等也常戴，这个时期萨迦上层官吏、贵族的服饰或仿效蒙古贵族，或直接为元王朝赠赐，穿用十分普遍。西藏北部牧区与蒙古族交往较多，至今尚保有一定蒙古服饰习俗。

元朝藏族服饰另一特点是宗教信仰对服饰的影响增大。随着佛教的中兴，严格的僧侣等级趋形成，使得宗教文化以多种形式与手段渗透于服装、鞋帽，而且以特定的图纹或符号来表达一种特定的意思。这种现象还影响到民间装束，如出现仿袈裟色泽的藏袍和印有宗教符号及佛教法宝的装饰品等等。

明朝，中央与西藏地方的联系进一步加强。明王朝设乌斯藏行都指挥使司和朵甘行都指挥使司，管辖今西藏、甘肃、青海和四川西部的藏区，并常赏赐给藏区上层贵族以大量的锦帛、裀褥。而从藏区进贡的物品中看，氆氇、毛缨、足力麻、铁力麻等纺织物品占了贡物的大部分。

说明当时藏区的纺织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而纺织业正是服饰发展的基础。为明代藏族服饰业发展提供的另一个优良条件是中原与西藏官方民间的大量的茶马贸易，为西藏输入了大量的布帛、缎绸和纺织成品，这些贸易是以前任何时代都难以企及的。

此外，明代西藏的藏戏艺术有了很大的发展，与藏戏艺术密不可分的服饰艺术也自然迅速兴起。藏戏服饰除了历史上贵族们的日常服饰外，还发展出了另一类高度夸张的服饰以及大量的面具。并且这些服饰和面具都是严格按照戏剧角色的地位身份配置，并为其性格特征服务的。

这类服饰艳丽、夸张，重在表现力与强烈的装饰效果，成功地将西藏服饰经过艺术处理后搬上了戏剧舞台，为西藏服饰文化增添了新的血液。同时又大大促进了西藏戏剧、舞蹈、美术等艺术的发展。

清朝是中国历史前所未有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一时期，中国各民族文化大都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并日趋定型。与今天的联系最为密切。藏族的服饰文化亦不例外，所以我们将以清代藏族的服饰文化为主，对藏族服饰文化的结构、艺术特色、审美特征、制作工艺做进一步的探索，以利于加深藏族服饰文化的特色。

4、壮族服饰

在清朝末年(1911年)以前，壮人穿的衣服，都是自纺、自织、自缝制的。当时，女子的服装与男子相比显得多彩些。她们上身穿的是大襟蓝干衣，领窝至右腋下的衣襟、两袖，均绣大花边，衣领矮，露颈部。

下身穿的是长至脚踝的长折裙，或镶有花边的宽裤子，裙子外面，正两腿心处，各绣一条垂直对称的大花边，在臀部处打几个折，臀部下的裙脚卷起一寸左右，两边以几针缝住，形成后裙脚弓形翘起，从前面看是桶裙，背后看是折裙，上下衣裙贴身，线条分外明朗，十分雅观。

脚登圆口绣花鞋。壮族男子穿的上衣，是黑布对襟衣，圆领阔袖，两襟扣子7—9个，扣子用黑布织成，穿时，将两襟的扣子扣起来。

男子穿的下衣即裤子也是黑布，裤口宽大，一般为1—12尺寸。成年尤其是老人，头包长约4—5尺的黑巾，或用一块黑长方形的布合缝，上端打折，顶开圆孔，戴于头上。平时，一般打赤脚，只有过年过节，喜庆日子，走访亲友，才穿上土布鞋或龙凤鞋。

清末民国以后这一时期女子改穿宽阔的唐装衣裤，腰间正面扎齐脚踝的半边围裙。围裙上头以两条印花布带系结于背后，并以两端各约两尺作飘带。壮族男子改穿对襟唐装衣，宽裤子。脚穿土布鞋。男子读书则穿中山装，剪西式头。老年人头扎黑布巾。

1949年以后，壮族地区的城镇居民、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在校学生等，他们的服装紧跟全国的变化，一般都穿中山装、干部服，与当地汉族人民一样。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甚至可以在边远的山区看到壮族同胞西装革履，花裙花衣更不用说。传统的壮族服装也悄悄发生变化。

5、白族服饰

远古时代想必白族的祖先过着群居生活。以打猎、捕鱼为生。以树叶来避寒，遮羞。经考古发现距今三千年前，白彝先民已经掌握纺织技术。剑川海门口、大理挖色鹿鹅山、大理苍山、宾川白羊村等新石器时代遗址，曾分别出土了石质纺轮，骨质或角质针具，证明纺织物开始问世。

白族先民也开始有简单的服饰，当然服饰由于受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一开始的主要功能无疑是保暖、避寒。到了南诏时期，大理地区的丝纺织业已大量出现。“工文织”，含纹纳花的丝织品大增。

1974年云省、大理州有关单位到大理州洱源县三营火焰山塔进行调查，在塔中发现了大理国时期的丝织品，且保存情况良好，经鉴定为白绢一幅，丝绸三块，这对于研究当时的丝织工艺确实是一份难得实物资料。

南诏时期，大凡华贵的衣服，都要用精丝织成的丝、锦、绢缝制而成。南诏王、清平宫的服饰皆用锦绣，外缀虎皮，异常灿烂。在唐代的《南诏中兴二年画卷》中，对所描绘的王族和官员的服饰，作了详细的描述。《南诏德化碑》碑阴载用“二色绫袍”做功臣赏赐品。

《释名·采帛》：“绫，凌也，其纹望之如冰凌之，理也。”轻且薄，以精丝纺之。为了使服饰更加美丽，人们除了在衣服上制作刺绣图案，达到美化服饰的目的。公元800年，南诏向大唐朝廷献演大型歌舞《南诏奉圣乐》，还以别的方式来表达，演员们穿南诏民族服饰，衣裙、鞋帽上彩画鸟兽草木花纹。

“八彩”艺术从低级向高级、从简单向复杂演进。所以说南诏时期白族织染刺绣、工艺美术方面的造型设计水平之高，在我国南方是少见的。它将织、染、绘、绣融为一体，是唐代白族地区纺织业和服饰艺术蓬勃向前发展的显著标志，对研究当时的白族服饰艺术，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南诏大理国时期，白族上层服制、服式的基本形，式相对固定下来，相应的百姓服饰质量也有所提高，出现了刺绣的服饰，绢类面料虽没官家华贵，仍不失质粗形美之感，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服饰有一个显著特点：注重色调与装饰彩染和刺绣较普遍。

服饰的类型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审美观、社会习俗、文化情趣及生产力发展水平。构成白族的“服装文化”。这一文化对以后元、明、清的白族服饰的演变一直起着很大的影响作用。

随着岁月的流逝，历史的变迁和社会的变革，白族的服饰相应也发生了变化。但白族服饰的形成总是受到特定的习俗、风俗和思想方式剪裁、编排。故南诏大理文化在现代白族服饰中遗制犹存，赁白族服饰自成一体、别具一格，始终保持着不同于其它民族的独特传统。 

扩展资料：

一、汉服

汉族是中国的主要民族，汉族的古传统民族服饰是汉服。相传为黄帝发明，西周起汉服已具基本性质，到了汉朝已经全面完善并普及。这一时段直到明末清初，汉族人着汉服到汉朝已有几千年历史。汉服是世界上历史悠久的民族服饰之一。

二、汉服简介

古汉服又称为汉装、华服。既有交领右衽又有直领圆领，袖子分为广袖、小袖、胡垂袖等。汉服通过华夏法系影响了整个汉文化圈，亚洲各国的部分民族如日本、朝鲜、越南、蒙古、不丹等等服饰均具有或借鉴汉服特征。

清朝初年，满族统治者执行“剃发易服”政策，禁止人民穿着汉服，蓄长发。从此古汉服渐渐从人民生活中消失。

由于清廷的“十从十不从”政策，古汉服并没有完全消失，人们仍然能看到她的影子。例如道教、佛教的僧侣服饰就保留了下来。古汉服的影响十分深远，中国许多少数民族和亚洲各国的部分民族，如日本、朝鲜、越南、蒙古、不丹等都借鉴传承了古代各个时期汉服的特征。

汉服历史悠久，款式众多，历朝历代皆有自己的特点，但主要特征不变。而汉服又有礼服和常服之分。

其中，上衣下裳的冕服为帝王百官最隆重正式的礼服；袍服（深衣）为百官及士人常服，襦裙则为妇女喜爱的穿着。普通劳动人民一般上身着短衣，下穿长裤。配饰头饰是汉族服饰的重要部分之一。古代汉族男女成年之后都把头发绾成发髻盘在头上，以笄固定，加之以冠，以示成年。

三、汉服特点

汉服的主要特点是交领、右衽、束腰，用绳带系结，也兼用带钩等，给人洒脱飘逸的印象。这些特点都明显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服饰。汉服汉服有礼服和常服之分。

从形制上看，主要有“上衣下裳”制（裳在古代指下裙）、“深衣”制（把上衣下裳缝连起来）、“襦裙”制（襦，即短衣）等类型。

男子常常戴冠、巾、帽等，形制多样。女子发髻也可梳成各种式样，并在发髻上佩带珠花、步摇等各种饰物。鬓发两侧饰博鬓，也有戴帷帽、盖头的。汉族人装饰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喜饰玉佩玉。

四、汉族各个时期的服饰：

1、上古时期

中国传统古籍的观点一般认为，华夏衣裳为距今约五千年的黄帝所制或黄帝时期所制。例如，汉代《世本》记载：黄帝的臣子“伯余作衣裳”、“胡曹作冕衣”。《易·系辞》说“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之妻嫘祖养蚕制丝，以作衣裳。

考古发现则证实，距今七八千年前的裴李岗文化遗址、陕西临潼白家村遗址中都发现骨针、纺轮，说明当时人们已会纺布制衣。到了约五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不但大量发现纺轮，还在陶器上发现大量布纹的印痕。

同时期的遗址中还发现了苎麻、蚕茧。说明此时已经产生了原始的农业和纺织业，用苎麻织成的麻布和饲蚕得到的丝纺来做衣服，人们的衣冠服饰日臻完备。只是，此时期的服装实物，在考古发掘中至今尚未发现。

2、夏商西周时期

这一时期的服装继承了上古时期的特征，并且已有充分的实物可证实汉服的基本特征已在此时确定：交领、右衽、系带为最基本的典型特征，上衣下裳是最基本的式样。在甲骨文、金文的多种字形中，很常见的一种字形的“衣”字即为交领右衽上衣的形象。

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玉人亦穿着此种特点的服装，该玉人是中国目前出土的最早、最完整的服饰造型。与交领、右衽、系带的上衣相配的下装是“裳”。上衣下裳是汉服最基本的式样，至今汉语仍然用“衣裳”这两个字作为服装的统称。

3、秦汉时期

秦汉服装基本沿袭战国时期，仍然以深衣为主，大致分为曲裾、直裾两种，都是男女均可穿着。秦汉时期曲裾深衣是女服中最为常见的一种服式，这种服装通身紧窄、长可曳地，下摆一般呈喇叭状，行不露足。如穿几件衣服，每层领子必露于外，最多的达三层以上，时称“三重衣”。

由于汉代内衣的改进，曲裾绕襟深衣已属多余，所以至东汉以后，直裾逐渐普及。

由于深衣的普遍流行，穿襦裙的妇女有所减少，但并没有消失，在汉乐府诗中就有不少描写。这个时期的襦裙样式，一般上襦极短，只到腰间，而裙子很长，下垂至地。1957年在甘肃武威磨咀子汉墓中发现了襦裙实物。

汉朝时期，中国的文化、经济、政治、军事等各方面都空前繁荣、强大，汉族由此成为华夏民族的另外一个名字。此时期的服饰礼仪制度也极大完备，并由此出现了一个成语“汉官威仪”来称颂汉朝的服饰制度。“汉服”的名称也间接由此而来。

4、魏晋南北朝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服装遗俗汉朝，但由于当时的风气汉服的风格变得潇洒飘逸。魏晋的名士们多光身着宽大外衣，或者外衣内着一件类似今天吊带衫的奇特内衣，并不穿中衣，此衣式仅见于这一时代，款式参见《北齐校书图》。

或许受北方游牧民族的影响，中原男子在这一时代也开始流行上衣和裤装。绔、裤互称。由于南方的湿热气候，高齿木屐开始流行。袿衣（杂裾）是魏晋女服中的礼服。

魏晋时期衣冠承于东汉，一秉东汉追求繁华、奢丽的风格，袿衣即是衣两侧有尖角的款式，魏晋时，人们将尖角家常，敝屣旁边加以垂饰飘带。服装看起来一场飘逸，这便是彼时辞赋中的“华袿飞髾”。

5、隋唐五代时期

隋唐汉服开始高端创新发展，但不脱离汉服基本特征。隋唐妇女的主要服式仍然是襦裙是裙、衫、帔的统一。女性当中十分流行齐胸襦裙，即把下裙提至胸上的裙子，搭配以披帛。

贵妇当中，也穿钿钗礼衣。汉服工艺装饰普遍使用花卉图案，其构图活泼自由、疏密匀称、丰满圆润，颜色大胆。这时服饰图案的设计趋向于表现自由、丰满、肥壮的艺术风格

唐代男子服饰，以幞头袍衫为尚，幞头又称袱头，是在汉魏幅巾基础上形成的一种首服。官吏除穿圆领窄袖袍衫之外，在一些重要场合，如祭祀典礼时仍穿礼服。

礼服的样式，多承袭前朝旧制，头戴介帻或笼冠，身穿对襟大袖衫，下着围裳、玉佩组绶等。五代时期服饰基本筵沿袭了唐朝服饰，无太大变化。

6、宋朝时期

由于宋代初年的政治风气，汉服不再艳丽奢华，而是简洁质朴，宋朝汉族男子服饰沿袭了大襟右衽交领和圆领这两种传统服饰式样。

宋朝汉族女服在沿袭上一代的基本制式的基础上，相比男装要富于变化些。宋代的褙子为长袖、长衣身，腋下开胯，即衣服前后襟不缝合，而在腋下和背后缀有带子的样式。宋代中后期国家富足，人们的服饰也开始奢华起来，人们大多穿起了丝绸。

7、元朝时期

元代虽然是蒙古人建立，但是蒙古人并没有推行类似满清的剃发易服政策，故此民间服饰仍然是汉服。元朝宫廷的官员和士庶的日常服装多为窄袖长袍，蒙古妇女也穿长袍。而中国妇女仍着汉服，其中襦裙较为流行。只是在风格上蒙古服装和汉服多多少少都受了对方的影响。

8、明朝时期

明太祖朱元璋推翻元朝后， 诏令天下“衣冠制度悉如唐宋之旧”，因此明朝服式恢复了汉服传统。男子服饰基本沿袭了大襟右衽交领和圆领这两种传统服饰式样。但又吸收了一些元代服饰特点，发展出曳撒等特色服饰。明代妇女的服装仍以襦裙为主。

需要说明的是，明制女袄、女衫较有特色也很流行，外衣多为收袖口的琵琶袖，袖口可有缘边领子加护领，下裙多配马面褶裙和普通褶裙。除了一直流传的衫、袄及裙子外，还流行霞帔、褙子、比甲等新鲜样式，衣服的多变与款式做工达到一个高峰。

明代的男装，大人多穿宽大的直身，头上戴四方平定巾，一般平民穿短衣，裹头巾。这个时候出现了一种六瓣、八瓣布片缝合的小帽，看起来很像剖成半边的西瓜。

本来是仆役所戴的，但是因为戴起来很方便，所以就普遍流行起来。这就是清代「瓜皮小帽」的前身。明代也开始流行用金属扣和纽扣，但系带依旧存在。

9、清朝时期

1644年满清入关，推行了剃发易服政策，禁止穿着汉服，使汉族传统的服饰制度被迫中止。

汉族妇女在康熙、雍正时期还保留明代汉服款式（十从十不从中：男从女不从），时兴小袖衣和长裙；乾隆以后，衣服渐肥渐短，袖口日宽，再加云肩，花样翻新无可底止；到晚清时都市妇女已去裙着裤，衣上镶花边、滚牙子，一衣之贵大都花在这上面。

为保护文物衣冠，汉族各阶层人士以各种方式反抗清朝政府的政策，各地人民屡次起义反对剃发易服政策，但都被清政府镇压了下去，酿成了扬州十日的惨案。

清代的农民起义，如白莲教、太平天国、捻军等都大量穿着汉族风格的衣服。有些太平军将领拒绝混入满清元素的服装，有的宁愿穿直接着戏服作战。

10、民国

1910年（宣统二年），资政院议决剪辫易服案，中国各地各族人民开始群起剪辫。遭清政府禁制的汉、回、苗等各族服饰文化也有人主张恢复。

由于民国时期主张向西方学习，当时中国人正式改穿西式服装，女人的衣服也有原来宽大的长袍加入西方剪裁变为旗袍，大部分汉人渐渐以为西洋剪裁融合的旗袍、马褂即是传统的满族服装。

11、现代

在今天，部分人民的生活得到保障，而开始思考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修补与复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和有志者加入了复兴汉文化的队伍当中，但社会依旧存在很大的争议和各种各样的阻碍。

-蒙古族服饰

-满族服饰

-藏族服饰

-壮族服饰

-白族服饰

-民族服饰

柳叶菜科（Onagraceae）双子叶植物纲蔷薇亚纲的一科。1年生或多年生草本，稀为灌木状。叶对生或互生，无托叶。花两性，辐射对称或近左右对称，通常单生于叶腋或排成总状或穗状花序；花萼筒与子房合生，裂片4～5；花瓣与花萼裂片互生；雄蕊与花瓣同数或为其2倍，稀12枚；子房下位，1～6室，中轴胎座，每室具1至多数胚珠。蒴果、小坚果、浆果或核果状。凸起；外壁外层颗粒状。有19属650余种，广布于热带和温带地区，但以北美西部为多。中国有4属47种，分布于南北各省，该科植物不少种类供药用，柳叶菜属植物的杨梅酮葡萄糖甙，槲皮素3-o-β-葡萄糖甙，对一些细菌有抑制作用。许多种类是美丽的观赏植物，如倒挂金钟属、月见草属等；月见草属的种子大多可以榨油；一些种类的花可以提制芳香油；茎皮纤维可作人造棉原料。　本科的亲缘关系与千屈菜科接近，但因子房下位和花药的丁字着生方式而与之不同。柳兰（柳叶菜科）　茎直立，基部稍木质化。单叶互生、长披针形、近全缘。总状花序顶生、穗状，花红紫色，大而多。花期6～8月．蒴果线形。扦插、播种或分株繁殖，花后将根状茎切成数段植于土中即可成苗。春季播种，实生苗第3年开花。花谢后，将老枝剪去，促使侧枝萌发，可继续开花。花穗长，色鲜艳，是理想的夏季花卉、花境背景材料。 生于海拔3100-4250米的山坡林缘、林下及河谷湿草地。分布于我国西南、西北、华北至东北。北温带广布，北美洲、欧洲至日本、小亚细亚至喜马拉雅等地也有。　柳叶菜科柳兰属多年生草本植物。根状茎匍匐。茎高约1米，不分枝。叶片披针形，长8-14厘米，宽1-25厘米，全缘或有细锯齿。6-8月开花，花序顶生，伸长，苞片线形，长1-2厘米;花直径15-2厘米，两性，紫红色或淡红色; 萼片几裂至基部，裂片4，线状倒披针形，微带紫红色；花瓣倒卵形，顶端微凹或近圆形，基部是短爪，长15厘米。蒴果圆柱形，长7-10厘米。根茎粗，稍木质化。茎直立，通常不分枝。单叶互生，无柄，叶长披针形，近全缘。总状花序长穗状，生于茎顶。花大而多，红紫色。蒴果线状。花期6-8月。　自然生于海拔较高的林缘、林间、山坡草地、河岸草丛及火烧或采伐迹地。耐寒。喜凉爽、湿润气候及湿润、肥沃、排水良好的土壤。稍耐阴。畏炎热、干旱的环境。　柳兰花穗长大，花色艳美，是较为理想的夏花植物。其地下根茎生长能力极强，易形成大片群体，开花时十分壮观。它植株较高，极适宜做花境的背景材料。柳兰作用插花，也很秀美。

山桃草

　　山桃草-柳叶菜科　植物名称：山桃草　所属分类：柳叶菜科　拉丁名/别名：Gaura lindheimeri /　分布于北美洲温带，为多年生草本植物。耐寒，喜凉爽，半湿润环境和阳光充足、疏松、肥沃、排水良好的砂质壤土。花期5-9月。　形态特征 株高100-130cm，全株具粗毛。多分枝。叶披针形，先端尖，缘具波状齿，外卷，两面疏生柔毛。穗状花序顶生，细长而疏散。花小、白色，花瓣匙形向下反卷。　播种或分枝法繁殖，春播、秋播均可，发芽适温15-20℃，生长强健。 适合群栽，也可作插花。

水湿柳叶菜

　　药 材 名水湿柳叶菜　拉 丁 名原植物沼生柳叶菜Epilobium palustre L　别名独木牛　科目来源柳叶菜科植物　药用部位沼生柳叶菜的全草。　性味归经淡，平。入肺、大肠、膀胱经。　功效分类清热药,清热解毒药　功效主治清热解毒。治咽喉肿痛，风热声嘶，高热下泻。　用法用量内服：煎汤，3～6钱。　资源分布分布东北、华北、西北、西南等地。　古籍考证出自《高原中草药手册》。　相关选方①治咽喉发炎：水湿柳叶菜配开喉箭、蓝布裙、筋骨草、高山龙胆、三颗针皮，煎汤服。②治风热咳嗽，声嘶，支气管炎：水湿柳叶菜配陇蜀杜鹃叶、石刁柏，煎汤服。　原生形态沼生柳叶菜多年生草本，高20～50厘米。茎上部被曲柔毛。叶下部的对生，上部的互生，条状披针形至近条形，长2～4厘米，宽4～10毫米，通常全缘。花两性，单生于上部叶腋，粉红色，长4～7毫米；花萼裂片4，外疏被短柔毛；花瓣4，倒卵形，先端凹缺；雄蕊8，4长4短；子房下位，柱头短棍棒状。蒴果圆柱形，长4～6厘米，被曲柔毛，种子顶端有1簇白色种缨。生于沼泽地及山坡湿润处。[2]

编辑本段功用价值

　　本科植物不少种类供药用，柳叶菜属植物的杨梅酮葡萄糖甙（myricetin 3-o-glucoside），槲皮素3-o-葡萄糖甙（guercetin 3-o-β-glucopyranoside），对一些细菌有抑制作用。许多种类是美丽的观赏植物，如倒挂金钟属（参见彩图插页第119页）、月见草属等；月见草属的种子大多可以榨油；一些种类的花可以提制芳香油；茎皮纤维可作人造棉原料。

听文化读后感篇1

中国有灿烂的历史，有博大精深的文化，还有独特的民族风情和肥沃的土地，它是世界民族之林的强者。

细细体会余秋雨先生的《文化苦旅》，让我更深刻地感受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当然，这些事并不见得全是如何的慷慨凛然，它们很真实，很贴近生活。例如《道士塔》中那愚昧无知的王道士从外国人手中接过极少的钱财，却让他们搬走一箱箱记载着中国历史的珍贵典籍。作者最后写道：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是啊，看到这个故事，我的心也在滴血。

西方一位哲人说过：“只有饱经沧桑的老人才会领悟真正的人生哲理。”把心灵放达于山水世界，放达于文化天堂，去观察自然与人交际境界中去思考前人的情感，在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文明历史中，遨游畅想，这正是《文化苦旅》不同于其他散文之处。在山水中解读历史，在历史中发掘文化，在文化中看透山水，让自己的心灵也受到文化的熏染，精神的洗礼。这便是我仔细读过读《文化苦旅》后，获得的最强烈的感受。

因为老一代创造的奇迹，才造就我们这一辈的骄傲，才使我们摆脱令人屈辱发指的历史。但如今的我们仍以过去的光辉做明天，那真正的明天在哪里当历史倒转轮回时，我们会不会再次面临屈辱

听文化读后感篇2

断断续续的将《文化苦旅》看完了。长舒一口气，说一声真不容易。若不是碍于作业，我定会看一部分便置之一边。

文化苦旅》告诉我要多方面看问题。

余秋雨教授通过游览山水抒发了自己对于中国文化的感叹。网上有许多人评论此书道：“作者将‘苦’扩大化”。起初很不理解，并在自序上留下“这种苦只是被自然，被社会震撼后的情感流露罢了”这样的读书笔记。但这读书笔记是写在自序上的，而不是后记。

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庐山》《青云谱随想》等几篇文章。作者将现代社会的变迁，视为中国文化面临的悲惨境遇。这一点是我所不能理解的。也许因为余秋雨教授年过半百，历经沧桑，是我不够世故，不能理解世间的种种凄凉。

“散落在各处山间的寺院依然香火不断，但操纵它们兴衰的重要杠杆已是牯岭的别墅，商市，街道。总的说来，这儿已不是中国文人的世界。”

过于追求国人对于古代文化的理解程度只会更添加了文化之苦，如若每个人都能看透文人的思想感情并加以抒发，那么只能说明作者的思想过于匪浅。多方面看待事物，会得到不同的见解，我们在文化上人才辈出，在科技体育等等其他领域也是毫不逊色。作者在感到悲哀的同时，也应为我国其他的成功而感到骄傲。因为地震，我们失去了毫无所求的乡间母亲，中国文化的见证者：都江堰。文人们定然会为这一损失而痛哭流涕，但是，在灾难过后，我们也得到了许多，它让我们更团结，学会无私奉献，唤醒了我们的中国心。虽然这一切的代价太大了。

多方面看待问题，可以获得更宽阔的视角，世间万物都是一把双刃剑，彼此息息相关。也许换个角度看，会让我们豁然开朗起来。

在《文化苦旅》中，作者很好的诠释了南与北，文化上的差异，如《白发苏州》《上海人》等等。

虽然同众多新时代青年一样不是很喜欢余秋雨，但不得不提的是，作者的博学令我心服口服。无论是文学家，画家，历史人物，作者均能用详细的语言，读到的见解，以及名句的引用为我们呈现被青年人忽视的一切。作为一个文科生，真的是越发觉得自己对文化了解得太少。《文化苦旅》确实让我学到了很多知识。

虽然不喜欢，但还是要仔细的看完《文化苦旅》，细细的品味余秋雨。

听文化读后感篇3

我读了余秋雨的《文化苦旅》。第一次看到这本书时便被封面上那一望无际的大沙漠所吸引。封面上的沙漠，沉静而悠远，夕阳的余辉在那里投下一片阴影，近在眼前的是一道道车轮碾过的痕迹。这些轨迹，是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文化的艰辛跋涉抑或是文化的苦苦追求与探索

而我觉得，文化只有苦行，才有它从古至今永不衰竭的魅力。这本书本身的资料并不甘甜，正因里头夹杂着太多不忍与亲身体验的辛酸。苦苦的味道，为这本纪录中国千年文化的书，多写了一道味道。未看过《文化苦旅》之前，大概也不会想到，一处处令人流连忘返的风景名胜与历史古迹在它们的背后会有如此深层的涵义。“只有书籍能把个高贵的生命早已遗逝的信号传递给你，只有书籍能把一切完美和智慧比较着丑陋与愚蠢呈现给你。”

我带着崇敬的情绪翻开了它，跟随余秋雨的脚步，去重新认识这些古老深厚的礼貌，没有肤浅的欢笑，有的只是与作者一齐感慨，一齐深思。《风雨天一阁》写了一座经历数百年风雨沧桑的普通的楼阁，被一代代人世代保护着，却终被强盗偷窃所骚扰，成为“一种极端艰难，又极其悲怆的文化奇迹”。天一阁承载的礼貌与历史太多太多。天一阁的命运正是当时中华文化的命运，中华的许多许多文化宝藏在静静地经历数百年甚至数千年的风雨洗礼之后，竟未为人所敬，不为人所珍，最终落入虎口。而当其几近灭亡时，人们才恍然醒悟，慌忙中搜寻回几粒残碎不堪文化碎片，叹息不已，可惜已晚了。

苏东坡突围》使我明白才华横溢、豪放高达的一代文豪苏东坡被一群奸诈卑鄙、强词夺理的小人诬陷时的无奈与痛苦，被排挤，被批判，被嘲笑，被流放，可余秋雨先生却并未丧失继续发奋生活、前进的勇气。我小时候曾为苏轼美妙清澈的水调歌头所倾心，为余秋雨先生“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的豪情壮志所震撼，此刻则为余秋雨先生的涅盘重生所深深感动和钦佩。余秋雨先生的自省不是一种走向乖巧的心理调整，而是一种极其诚恳的自我剖析，目的是想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余秋雨先生渐渐回归于清纯和空灵，习惯于淡泊和静定。余秋雨先生的艺术和才情获得了一次蒸馏和升华，余秋雨先生真正的成熟了。在历史和文化中永远地站住了脚，永不流放。

一个王朝的背影》，让作者在历史的文化长廊中苦苦跋涉，踌躇在山水之间，和那些狂放潦倒、多情多愁的文人才子倾诉衷肠。以一个经历几番兴衰的承德避暑山庄为缩影和主线，反映出清王朝的兴盛与灭亡轨迹，为我们映现出一段烟雨蒙史，让我们体味历史，深深感触。

秋雨先生说：“倘若说人生是一条一划而成的线，那么具有留存价值的只能是一些点。”是的，人生无非是漫长历史的一个缩影。历史从古代走到这天，还要继续走下去。历史的足迹却成了无数人一生的执著追求。历史的魅力便在于它的足迹总是隐藏在山水之间，难于寻找。因此没有博大的历史情怀，深厚的文化内涵的人是永远不会找到这些无价之宝的。

“对历史的多情总会加重人生的负载，由历史沧桑感到引发出人生沦桑感。”这是作者的感叹，也是对读者的启示。人的一生也是一段历史。人生之路是弯弯曲曲;回头看一眼留下的足迹，自豪的同时难免感到一丝惆怅。正因无论你拥有多么辉煌的成功，却总会留下这样或那样的遗憾。作者在山水之间跋涉是为了录求历史的足迹，文化的灵魂;我们在生活中跋涉则是为了录求人生的真谛。

文化苦旅》带领着我在历史长河中漫游。我们面前出现曾在历史舞台上演出过的一幕威武雄壮的活剧，一个个伟在大的人物出现了，余秋雨先生们的身上体现了中国文化的良知和高尚的人格，但是余秋雨先生们中的多数还是逃脱不掉那杯具性的结局。如此多的历史的真相和文化的美丽多愁在书中铺展开来，一种从未有过的穿越的恍惚在心底荡漾开去。虽然我们对文化的了解可能只是一点点的表面，但是我分明听到了那样深沉的脚步声，咚咚咚，在叩响中国文化的大门。

听文化读后感篇4

说到清朝，让人联想到一系列的清宫电视剧，让人联想到康熙盛世，让人联想到晚清的没落读完《宁古塔》让我从另一个角度看到了不同的清朝。

文化的认同与融合

清朝建立之初，反清复明的势力十分强大，大多数汉族知识分子都坚持反清复明，甚至在武夫们纷纷投降后，一群柔弱的书生还宁死不屈。这时，康熙出现了，他下令宣扬崇儒重道的精神以大量录用汉族士子。但这并没有改变一些”顽固分子“，康熙于是用自己的热情和诚恳打动了他们。这便是文化的认同与融合，使清朝开始了稳定的统治。

文化的压抑与摧残

谁都知道那满清十大酷刑，杀的花样十分多，每一种杀戮都惨不忍睹，他们的花样是把死这件事变成了一个可供细细品味、慢慢咀嚼的漫长过程。这种方式充斥着杀戮的快感，并扭曲着人性，人道基础，影响深远，至今还未根除。

再说流放与株连，更是让人痛心疾首。流放是一种折磨，一种慢慢的心灵上的折磨，流放往往伴随着株连，一个人不小心说错了话，办错了事，那么就有可能株连九族，一些根本没见过面的远房亲戚甚至是邻居也会被牵扯进来。于是人们只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再没有人格也没有声音了。文化仿佛在颤抖，在这死一般冷静的树林中，身上的伤痕让他不敢再迈出一步。

对于清朝，就像其经济一样，经历了盛世与没落，文化亦是如此，经历过融合与摧残。

听文化读后感篇5

在距今半个世纪之久的明朝，宁波月湖西畔，一位身着朝服的官员背着一只近乎磨白了的蓝布包袱，手中紧紧攥着一张卷边的墨纸，伫立在湖边，朝着远方的晨曦久久凝望。他是范钦，他在寻找下一个文脉连接处。

范钦一生辗转各地，最高官职以兵部右侍郎为终。很难想象，如此一位官吏，竟然与藏书这一项事业存在交集。余老就曾在《风雨天一阁》一文中作出了个人的见解——先是功利，再是热爱，最后坚守。不可否认，范钦的藏书事业着实创造了一番辉煌，但是藏书事业的开始却是以谋求仕途高升为目的的。但是，在收集了各方政书、实录、地方志后，范钦在机械的搜寻、研读、实践官场理论后，恍然发觉自身兴趣似乎与藏书开始了一段似有若无的微妙关系。适逢此时范钦在官场上遭受诬告而因“廷杖”入狱，这一切彻底改变了他一心求官酬志的热情，却转而将这似火热血一门心思抛洒在壮阔的藏书事业上。退去朝服，范钦走得更加轻松；抛去杂念，范钦找寻的是生生不息的中国文脉，传承的是延绵不断的文化基因。

范钦的热爱和坚守已经达到了一种极致，以至于这座始创明朝的天一阁能够逃离朝廷的搜刮、战乱的危难与水火的无情，如今已并入于世界三大家族藏书阁之列。但就像余老在书中反复提及的，藏书虽然完好的保存了，但如果没有广泛的传播与普及，再多再好的古籍也只能沦为一堆废纸，在中华文明的缆索上发出沉重的叹息。

“藏”不是终极目的，藏书的关键在于将其广泛传播。伟大藏书家范钦在这一点上确实略有欠缺，所以更需要如今的我们担起使命。在多元文化竞争的社会转型期，挖掘传统文化的深层精神内核，将其坦示世界成为了我们的共同责任。同时，我们又面临着这样一个棘手的问题：传统到底应该用何种方式健康久远地传承？不经联想到对待韩国泡菜申遗事件，与其计较泡菜的原产地在不在中国，四川泡菜的味道有没有韩国的好，不如将目光着眼于传承、创新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就传播而论，不能持有故步自封的态度，更不能不问目的愚忠式地传递责任，而是要怀着开放包容的心态，在与世界各地区特色文化的交融互鉴中迸发出新的生命活力，以一种饱满昂扬的精神面貌屹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

听文化读后感篇6

读了《传承中华文化共筑精神家园》这本书，让我懂得了很多知识。比如：抗金英雄岳飞，爱国诗人文天祥，尊敬老师的颜回和好读书的匡衡……

岳飞的大名我早就听说了，他武艺高强，爱国如爱家，英勇杀敌等。每当我在电视上看见他时，他杀敌的眼神，杀敌的气势都令我震惊。他的战功显赫，一下子就收复了蔡州、陈州、郑州、郾城、朱仙镇等很多失地，这让我很佩服他。他是为了国家为了人民才这么英勇杀敌，无所畏惧的。

除岳飞外，我最喜欢的就是爱国诗人文天祥。文天祥卖了自己的家产，来让百姓加入他的抗敌队伍。就这一点，换做是我，我肯定很难做到，反正国家亡不亡灭不灭的我一个人也解决不了。但我读到文天祥说的话和写的诗时，我才知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文天祥是多么深沉地爱着自己的国家啊！以前，我不懂，只把“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句诗用来耍酷，但现在我知道，这句话不是随随便便说的，所以，我很敬佩文天祥。

读到颜回吃炭灰时，我心里想：干嘛要吃炭灰，倒掉一点饭也没关系，反正老师也不知道。之后，颜回的解释让我知道他珍惜粮食，尊敬老师。我要向颜回学习。

“凿壁借光”这个故事让我知道了书的重要。读到匡衡借书读的时候，我心里想：干嘛要借书读，不读书不是更轻松吗？但是，我又读到匡衡凿壁借光来读书时，我才知道匡衡是多么爱书，多么渴求知识。最后，匡衡成为了汉元帝的宰相。我也要向匡衡一样爱读书，增长自己的才干。

传承中华文化共筑精神家园》这本书让我明白了很多道理，真是我的良师益友。

听文化读后感篇7

余秋雨是著名的散文家和大学者，他的作品很多，但真正让我感兴趣和喜欢的却是《文化苦旅》这本散文集，这是一部书写文化的书籍，这个主题在创作时十分有难度，因为文化是一个宏大的主题，需要极高的文化底蕴和文字功底，而在余秋雨的笔下，却巧妙的借用了山川风物来进行探索，值得我们借鉴和思索。

在这本书中，作者描写很多名胜古迹，例如：莫高窟、宁古塔、谢家门孔等，都是历史著名的文化名胜和古迹。

莫高窟是中国洞穴壁画中最出名的古迹，那些壁画都是匠人一锤一凿刻画出来的，经历了上千年中文化长河的流淌，保存的十分完好，而其中的技艺之高超令人叹服，也表达了这些匠人执着的精神。

宁古塔可能很多人没有听说过吧，但事实上他十分出名，因为宁古塔并不是十分著名的景点，而是在这个地方，很多人都经历了封建时代的苦难，读后感例如，我们经常听到这样一句话“发配到宁古塔，为披甲人为奴”，没错，你一定在一些古装电视剧里听过吧，这里充满了困难，也表达了余秋雨先生对遭受苦难的人的同情。

谢家门孔很多人可能是第一次听说，但我们都知道谢家指的是南北朝时期著名的大家族谢家，“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其中的“谢”字指的就是谢安这个名门望族，经历了上千年的风雨，仍然从文化上给我们熏陶。

读了这本书，让我深受启发，感知到中国古代文人门的不凡和努力，推动了中国文明的进程，也丰富了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

听文化读后感篇8

1992年发表的散文集《文化苦旅》，是余先生通过对国内外文化进行考察和思考，并结合自己的人生体验和对社会、历史、文化的深刻认识而撰写的一篇游记。《文化苦旅》一书它会给人一种感觉，这就是作者是在低徊与感伤的历史氛围中，通过散文创作中的戏剧性表现手法，以雍容。典雅而抒情的文字描写。文章寓意深刻，读此书时他给我最大的感觉像是一部游记，而透过表象具体分析之后才会发现，作者的每一笔、每一句其实都是在于历史、文化进行对话。

在《文化苦旅》一书中，最吸引读者或者打动读者的便是“苦旅”二字。我们都听过苦笑这一词，即心里不高兴而勉强做出的笑容。那么“苦旅”又是一种怎样的心境呢？我以为凡读过此书的人们一定会和读者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即对文化走向的思考和对人类生命的反思。这一由固感而至感悟的历程何其艰辛啊！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持的。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灿烂文化，在我们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文化没有被*灭或中断过并且一至延续至今的国家。在灿烂辉煌的古代我们有着博大精深的华夏文明；在备受欺辱的近代我们有着奋勇抵抗的英雄史诗，在繁荣富强的现代我们有着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里面有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丰富素材，有最能体现中国人民创造智慧和文化精神的中国元素。而余秋雨先生也在《文化苦旅。笔墨祭》一文中写到：一切精神文化都是需要物态载体的。由此可见文化对一个民族、对一个社会、对一个的重要作用。

作为大学生一代的我们，代表着社会最积极的力量、最活跃的因子、最有作为的希望。我们正处于为梦想奋斗的美好青春年华，我们要正确对待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取之精华，弃其糟，批判继承，古为今用。坚决杜绝一切形式的崇洋媚外。把传承中华优秀文化作为一种历史使命、时代责任和精神追求，为传承中华文化再创往绩、再谱新、再立新功。

　　闻一多

　　本世纪最有个性的诗人、学者、民主斗士。

　　1925年6月，闻一多从美国留学回到中国，准备在国内开展戏剧运动，并和一批热血文人创办大江会，奉行以国家强盛为本旨的国家主义，想借欧洲文艺复兴的历史经验来振兴中国。 闻一多回到北京后，和留美归来的余上沅、赵太侔联合北大教授胡适、新月派诗人徐志摩等一起筹办"北京艺术剧院"，并创办崇尚唯美的格律诗派，但终因经费无法筹齐，"北京艺术剧院"终成泡影，经徐志摩等人推荐，闻一多进入国立艺专任教务长，并教授西洋画。当时北京军阀混战，执政府滥杀抗议示威的学生，激起闻一多等人极大愤慨，又因仗义执言力请蔡元培任艺专校长，与当时校长刘百昭发生冲突，被同人诬为自己想当校长，遂拂袖而去。

　　1928年，闻一多和梁实秋赴青岛大学分别任文学院院长和外文学院院长，期间因支持学校开除闹学潮学生，遭学生们罢课反对，一些教授也认为青岛大学被新月派垄断，青岛大学上下同声，酿成一场驱逐闻一多、梁实秋的运动，校长杨振声辞职，闻一多和梁实秋也相继不辞而别。

　　1930年，闻一多赴清华大学任教授，鉴于前两次经验，闻一多力辞清�难г涸撼ぶ拔瘢�桓蹲悦�辶鞯拿�颗赏罚��畎惨菁彝ズ兔溃��胫泄�狭魃缁帷

　　1933年"七七事变"的炮声摧毁了闻一多清静的学者生活。闻一多随清华南迁长沙，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并为长沙临时大学。不久，政府决定三校继续西迁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闻一多与几位教授一起随学生步行团，长途跋涉三千里，步行至昆明。

　　刚到昆明的闻一多一心研究《诗经》、古代神话，不问时事，被人戏称为"何妨一下楼先生"。日本军队攻陷郑州长沙后，继续攻打贵阳，昆明形势十分危急，闻一多对国民政府的消极抗日十分不满，开始参加学生组织的讲演会，十分善于演讲的闻一多颇受学生拥戴，并且极大鼓励了昆明的抗日热潮，闻一多也加入了改造国民党一党专制的民主运动，极受国民党忌恨，但因云南省主席龙云支持民主运动，国民党政府也奈何不得闻一多等人。

　　1945年日本投降，北大、清华、南开复员北上，已经参加民主同盟的闻一多被选为昆明支部宣传部长，并主持《民主周刊》。国民党政府趁日本军队受降之机，调龙云的部队到越南河内，龙云不知有诈，国民党第五军和杜聿明的部队开进昆明，包围了省政府，逼迫龙云北上重庆调任闲职。国民党军统特务控制昆明，开始迫害要求民主的进步知名人士。

　　1946年，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师生大部分复员北上，昆明警备司令霍揆彰为讨好蒋介石，密拟黑名单，经国防部长陈诚同意后于七月十一日暗杀知名人士李公朴，昆明城里人心惶惶，许多人都力劝闻一多不要再在公众面前演讲，已知悉内情的朋友也告诉黑名单上排在李公朴后面的就是闻一多，闻一多明知有险，仍毫不畏惧，主持召开李公朴的追悼会，并当场怒斥捣乱的军统特务，发表了有名的"最后一次讲演"。

　　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在回家途中距离家门口仅十步之遥的府甬道被一群特务射杀，护送父亲回家的大儿子闻立鹤扑上去用身体护住父亲，被射成重伤。

　　全国各党派均十分愤怒，纷纷谴责这种暗杀行为。 诗人生活不是一首诗，时代与社会的苦难已代替了闻一多原有的诗的情趣。

　　他额上的皱纹如年华的符号，说明他将近五十，但他的胃病、近视眼疾、佝偻 的身腰，更加显出超越常人的老态。 他虽出身于世家，但入清华求学以至考取官费赴美留学，都完全靠自己。他归国二十年来，过的是清苦生涯，只有抗战前转入北平清华任教时，才得到一两年的舒适和安定。但是，自随校迁到昆明后，滇池的风月于他无份，晴明的云彩也逗不起他的诗情，他为家庭的重累而奔忙着。教授的收入是微薄的，月薪不到二十万元，他的家用却需要三倍。他不昧良心 牟利，又不伸手向人要钱，在那高物价重压之下，他只好乞灵于自己了。

　　衰微的晨光中，他爬起床，准备好功课去教别人，课罢回家，花一小时午睡。下午的时间大多化在接应青年朋友和出外应酬上，晚上才是他写文读书的时间，也是他代人刻图章取得生活资料的时候。

　　别人为了慕名，他却为了生活。他以抑郁的心情接受许多人委托他代刻图章：有象牙的，有石质的……每一个象牙章雕刻费可获六千元，石质的少一倍。他常以三五小时的辛劳换取一点弥补家用的经济收入。他往往在午夜后两小时，仍在暗淡的灯光下从事这种"手工业"。夜深沉，他已目眩腰痛，外面传来凄厉的风声，他透过发光的眼镜，偷看已经入梦的妻儿，再看自己身上披着历经补缀的蓝布长衫，禁不住流下热泪。 闻一多是诗人，但诗人的气质却不重。

　　闻立雕是他的二儿子，在他身边受着十余年的教养。立雕说："我父亲就是一个尊重孩童自由个性的人。他教育我们时，不大采用厉声斥责，用的是解说方式。在吃饭和温习功课时，他常以温和态度谈到兄弟姐妹们所犯的错误，他也听取我们的解释。"立雕又说："他的脾气是急躁的，对坏人，他抱的是不两立主义。"

　　闻一多在写作时，常爱叫家人把书室的门锁起来，让他安静地在里面写上几小时。对青年，他常循循善诱，抱的是学习态度。

　　他自从归国后，即脱下西服，改穿蓝布长衫，二十年来如一日。他由长沙西撤时留了胡子，直到抗战胜利后才剃去长髯。有人赠他一袭虽旧而不破的长衫，他未及穿就遇刺了。

　　闻一多尽管是布衣淡食，却不改孜孜研究之乐，这是学人的本色。 他对中国文学有高深的造诣，他以新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发掘一切。

　　闻一多的道路是积极的，宽阔的，千万后继者会追随他的足印而走向民主自由的远方。 “前脚踏出门，后脚就准备不再回来！”

邓之诚

邓之诚(1887～1960)，字文如，号明斋、五石斋，祖籍江苏江宁，中国历史学家。1887年11月29日（清光绪十三年十月十五）生。幼年入私塾，酷爱读书，随父赴云南任所，习六代史。曾就读于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法文科、云南两级师范学堂，毕业后，任滇报社编辑。1921年起，专任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又先后兼任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和燕京大学史学教授。邓之诚作为20世纪中国著名史学教育家，曾培养了一大批文史考古学者，门人弟子号称三千，当中成就斐然者有黄现_、王重民、朱士嘉、谭其骧、王钟翰等。

中文名：邓之诚

外文名：邓文如

国籍：中国

出生地：江苏江宁

出生日期：1887年11月29日

逝世日期：1960年1月6日

职业：历史学家教育家

毕业院校：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

主要成就：中国通史权威

代表作品：《中华二千年史》，《骨董琐记》

简介

生平经历

邓之诚(1887～1960)，字文如,号明斋、五石斋,祖籍江苏江宁,中国历史学家。1887年11月29日（清光绪十三年十月十五）生。幼年入私塾,酷爱读书,随父赴云南任所,习六代史曾就读于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法文科、云南两级师范学堂,毕业后,任滇报社编辑,1910年任昆明第一中学史地教员武昌起义后,仍兼报社工作,宣传革命1917年应北京大学之聘,任教授赴北京后,被教育部国史编纂处任命为国史纂辑员1921年起,专任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又先后兼任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和燕京大学史学教授1930年任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并兼任北平师范大学和辅仁大学史学教授，1941年冬,太平洋战争爆发,燕京大学被封闭,与洪煨莲等同被日本军逮捕入狱,翌年获释1946年燕京大学复校，仍回校任教。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并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专任明清史研究导师,并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考古专门委员1960年1月6日逝世,终年73岁著有《骨董琐记全编》、《中华二千年史》、《清诗纪事初编》等，

求学及任教

先毕业于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法文科。后随父入滇，受家学影响颇深，尤嗜六朝书史。考入昆明云南两级师范学堂文科，专攻文史。毕业后，担任《滇报》编辑，对当时国内外政局及地方兴革事宜，多有论述，深为时人赏识。武昌起义后，仍兼报社工作，撰写政治性文章，欢呼辛亥革命胜利，袁世凯窃国后，乃自滇出川、鄂，积极参预护国军运动，并结识革命领袖孙中山、黄兴及护国军统帅蔡锷等。

治学严谨

一生治学谨严，博闻强识，诲人不倦。最初在北京大学等校讲授，成《中国通史讲义》上、中两卷，于30年代初，被选为《大学丛书》之一种，更名为《中华二千年史》。

喜欢抄书

张萱《西园闻见录》传抄本一百零七卷等；并以所藏五石斋钞本秘籍包括谈迁《北游录》、萧]《永宪录》及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等付印，嘉惠士林

未刊手稿尚有《滇语》，二十万字，述其幼年遍历滇中所见所闻，尤详于滇边诸少数民族，是研究西南少数民族历史的可贵资料。

1996年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所编新版《世界人名录》（东洋篇）收“邓之诚”条目称他为“中国通史权威”。

杰出的教育家

邓之诚作为20世纪中国著名史学教育家，曾培养了一大批文史考古学者，门人弟子号称三千，当中成就斐然者有黄现_、王重民、朱士嘉、谭其骧、王钟翰（以出生年排序）等等。

1960年1月6日病逝于北京。

“旧学”风范

外表

邓之诚走进燕京大学课堂，身着蓝布长袍，瓜皮小帽顶上打着红结，脚上一双“老头乐”棉鞋，腿带捆在脚脖子上。他空手而来，不带只文片纸。

讲课

他往讲台上一站，摘下帽子，放在讲桌上，深深地向众人鞠躬，脑门碰到桌面，然后说：“同学们，我来看看你们。”一口西南官话，温文尔雅。70多年前，此种繁文缛节，在邓之诚那里从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