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猜一个生理反应，大家之前都经历过，肯定是打瞌睡。你为什么打瞌睡？除了一般认为空气不流通，屋内缺氧，作息晚，长时间睡眠不足外，也可能是身体在发出预警信号。特别是明明睡眠时间足够，第二天还是输给了困的人去问，困不困。最著名的瞌睡虫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因为他们上课经常打瞌睡，孔子斥责他们不刻朽木。

为给宰予报仇，“中医认为，经常打瞌睡，说明脾胃功能不佳。”受聘于北京、湖南中医学院从事传统医学30余年的客座教授吴长新笑着说，宰予不是懒，而是脾功能差，是时候给宰予平反了。中医古籍早有记载，脾胃虚弱，懒惰嗜睡。夏天嗜睡，因为炎热消耗活力，损害精神；长庚医院的中医郭宗珍说，如果你在冬天经常犯困，那就意味着“阳气不足、脾虚湿热”。经常想很多，想得好，或者饮食控制不当的人，往往伤脾，滋养脾的运化能力。脾胃功能不好时，容易气血亏虚。

由于气血两虚，大脑供氧不足，容易昏昏欲睡。脾胃就像一对功能互补的孪生兄弟。脾脏的功能是消化食物和运输营养。“中医的脾其实就是西医的胰腺，”郭宗真医生解释道。至于胃，它负责吸收食物。从中医的角度来看，脾胃的另一个重要功能是代谢湿气。脾胃功能不佳，体质湿热时，湿气不能有效溶解，会出现身体沉重、精神萎靡、想睡觉或胸闷等症状。湿气又粘又重，不容易去除。郭宗珍建议，可以从外到内减少湿气侵入。

比如在家居环境中，要避免过度潮湿，少下雨，以及潮湿寒冷的食物，比如冰水，尽量少吃。警惕过度嗜睡的潜在危险据林口长庚睡眠医学中心主任陈宁红博士介绍，目前，我国约有4 ~ 5%的人患有嗜睡。除了上课或工作无法集中注意力、记忆力丧失外，他们甚至还有安全隐患，比如开车时打瞌睡。白天经常嗜睡，原因不仅仅是脾胃功能失调、睡眠不足或抑郁，还有睡眠障碍，需要进一步诊断。陈宁红说，有一位40岁的中小企业主“不知不觉”开车睡觉，连续发生三起车祸。他以为自己只是因为睡眠不足打瞌睡，在睡眠中心确诊后才知道自己有睡眠呼吸暂停。

这种症状是由呼吸道问题引起的，呼吸受阻。一晚上醒来几次，比较累，白天容易晕倒想睡觉，甚至会不自觉的睡着，相当危险。睡眠专家建议，调整饮食或多运动可以改善打瞌睡。运动可以强心强肾，促进气血循环，促进肺部的气体交换。肺强脾强，即使体内有湿阻，也能逐一祛湿。当打瞌睡的频率太高时，你必须请医生诊断。

因为是中国人，读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不自觉首先注意到了汤因比对中国的一些说法。

　　　　　　有人写过一首小诗，大意是：“我是一本书，由别人来读，比自己看得明白。”

　　　　　　由别人来读，不敢说就一定比自己看得明白，然而别人往往会读出一些自己没有读到的，读后的发言也往往有自己没有想到的，常会给自己带来一些启发或启示，使自己又有些重新的打量，从中或许会有些新的发现和思考。

　　　　　　汤因比在《历史研究》第一部《历史形态》第七章《希腊模式和中国模式》中说：“孔子是位保守主义者，他从未梦想过中国会实现有效的政治统一。秦始皇的事业或许让他震惊，汉高祖刘邦修复统一一事也不见得会使他多么高兴。孔夫子如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视政治分立为正常现象。”

　　　　　　未曾接触汤因比这句话的时候，一直没有想到过，看了汤因比这句话，回头想上一想，生活在经常打些无义战的春秋时代，或周游列国，或退而办学，孔子一直在推销和传授他的治国方略和仁义礼智的理想，确乎不曾有过要实现政治统一的意思，孔子头脑中未曾有过秦始皇和刘邦式的大一统思想，孔子那里几乎没有什么国家概念，从孔子周游列国看，他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世界主义者，虽然他是鲁国人，如果有哪个国家同意，他都愿意去推行他的一些想法。也许用些力气可以从《论语》以及和孔子有关的古籍中挖掘出一些“爱国主义”方面的东西，挖掘出来怕也总是勉强。

　　　　　　在孔子那里，似乎并无“屈原”之用。这也许并不奇怪，孔子欲以“道德”约之以己，以“礼”约之以君臣人伦，他的着眼点在文明建设，而不在政治性的江山一统。春秋时候虽然时有不义之战，但这些战争似乎多属国与国之间利益情仇性的冲突，于华夏文明并无大的不利，没有像战国末期那样把文明拖入凄惨的境地，而以同一华夏文明为背景，人们在政治上分为一系列相对独立的国家，于文化乃至文明的发展和建设或许还有些自由争鸣、相互促进的好处。越来越仰仗武力的战国末期是让人遗憾的，若非吞并之心使大地上到处都是硝烟，春秋战国乃是中华文明史上非常辉煌的年代，真正的、到目前为止也可能是惟一一次的“百家争鸣”就出现在那时候，中国的思想在那时候非常活跃。汤因比说：“在公元前221年政治统一之前，中国早已实现了文化统一。在这方面，中国最伟大、最富创造性的思想文化运动发生在兵连祸接的春秋战国时代，即完成政治统一之前。这是包括孔子在内的几乎所有中国哲学学派奠基人所在的时代。”

　　　　　　汤因比认为，中国最初拥有清晰的历史记载的时间不早于公元前9世纪或者公元前8世纪。就我们所知——汤因比说——中国的夏代是传说的朝代，亦即“无文字记载”的“前文明”意义上的“史前史”时代，商、周政权是真实的存在，这有商代刻写在“卜骨”上的铭文和具有指导意义的同代文字史料为证。即使这样，汤因比指出，仍没有证据表明，商朝政权是同秦汉王朝及其之后的各个化身一样的政治实体。汤因比认为，由始皇帝完成并经刘邦加以拯救的那种政治统一在中国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汤因比知道，他的说法是不为中国学者所同意的。到了21世纪初，汤因比的说法可能就更不能为中国学者所同意了。2000年，“夏商周断代工程”发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一九九六—二OOO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和《夏商周年表》，“这份《年表》定夏代始年大约为公元前二O七O年，夏商分界大约为公元前一六OO年，商周分界具体为公元前一O四六年。又将具体的帝王年代从公元前八四一年向前推移到前一二五O年，即武丁元年。”（参见陈宁《“夏商周断代工程”争议难平》）

　　　　　　《夏商周断代工程一九九六—二OOO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和《夏商周年表》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质疑，这个就不说了，倒是汤因比的一句话现在也可以拿来一用。他说：政治统一“这是后来的轮廓，在公元前221年以前尚未形成，只是从汉代起才被中国学者当作他们对整个中国历史的解释模式。结果，这个模式在不违背事实的情况下就不能适用于中国早期史。但中国的学者宁愿违背事实，而不愿放弃他们这种自成一体、先入为主的解说”。

　　　　　　其实，即使承认汤因比的说法，也不会影响华夏文明的辉煌，多少国家并不用借光于历史断代。

　　　　　　研究一下汤因比的一些论述，也许对一些传统观念会有些震动。

　　　　　　汤因比从历史角度将社会分出不同模式，又将这些模式析出要素，并指出“其间有许多机制是各文化的生命历程中共同的或相似的”（秦晖语，参见秦晖《文明形态史观的兴衰——评汤因比及其〈历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