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打开冰箱时，为啥冷藏室会亮而冷冻室却不会亮——“成本效益原则”原理

“成本效益原则”是指只有当改后效益大于改进的成本时，才应该改进这个产品。

对于题目的问题，我们可以对比相关成本与效益。不管是在冷冻室还是在冷藏室，安一盏打开门就会自动亮的灯，成本差不多是一样的。这也就是经济学家所谓的“固定成本”，在这里指的是，它不随你开关冰箱门次数的多寡而发生变化。

从效益方面来看，冰箱里有一盏灯，你找东西更方便。由于大多数人打开冷藏室的次数比打开冷冻室的次数要多得多，因此显然，在冷藏室安装一盏灯的效益更大。所以，既然加装一盏灯的成本相同，那么，根据成本效益原则，在冷藏室安灯就比在冷冻室安灯更划算。

这也能解释“为什么24小时营业的便利店门上要安装锁”，因为当时这种工业门都是有锁的，我们不会为了便利店而专门做一种不带锁的工业门。产品设计不仅要满足卖方保持低价便于竞争的需求，还要包含最符合消费者心意的功能。简单来说，成功的产品设计就是根据“成本效益原则”在两方面实现平衡。

2、为什么破旧的钱币总是被先花出去——“劣币驱逐良币”原理

这种现象可类比经济学一个很著名的原理，“劣币驱逐良币”。目前，最通俗的解释是：当你的钱包里有一张崭新的百元钞票和一张破旧的百元钞票时，你总是倾向于把那张破旧的先花出去。久而久之，流通中的货币越来越破旧，新钱却没有花出去，仍然呆在钱包里，于是劣币驱逐了良币。

“劣币驱逐良币”原本是说：古时候，因为铸造货币工艺的差别很大，人们就倾向于将那些足值的“良币”收藏起来，并试图将那些成色差的“劣币”转让给他人，这样市场上就同时流通着劣币和良币，且劣币得不到有效地制止和惩罚，如此循环，良币就会被驱逐出市场，质量差的货币反而在市场上流通了。

在现今社会中，大家可以不必担心“劣币驱逐良币”，人们虽然会排斥残币，但是对于新币的收藏偏好并没有古代那么强烈，或者说，即便收藏了新币，也不能兑换更高价值的东西。并且，钞票的更新成本并不算高，市场上的残币大都被商业银行收集起来，送交到人民银行销毁了。

当今，“劣币驱动良币”的现象已经被广泛引申到各个领域，人们用这一法则来泛指价值不高的东西会把价值较高的东西挤出流通领域，这个“劣胜优汰”的淘汰定律，可以引申出不同版本：官场的劣币驱动良币是“贪官排挤清官”。

婚姻市场的劣币驱动良币是“丑女先嫁，美女成为剩女”；在信用领域的劣币驱动良币，就是“格雷欣法则”即“失信者得利，守信者失利”的现象。

3、为什么富者更富，穷者更穷——“马太效应”原理

“马太效应”，指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现象，广泛应用于社会心理学、教育、金融以及科学等众多领域。其名字来自圣经《新约·马太福音》中的一则寓言： “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多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

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我们往往会选择生意比较好的饭店就餐，哪怕需要在店堂中等一等，也不愿意去一个客人寥寥的饭店。到医院就诊，我们宁愿在一个有名望的医生那里排长队，也不愿意到同一个科室医术平平的医生那里就诊。

于是，人多的饭店客人越来越多，老板的生意越做越大；而客人少的饭店人越来越少，最终门可罗雀，最好关门大吉，这就是马太效应。

对于富人和穷人而言，由于富人通常会借助雄厚的经济力量，从而享受到更好的教育和发展机会，而穷人则同样由于经济原因，与富人比较，则要相反缺少发展机遇。

长此以往，富者更富，穷者更穷。可以说，无论是在生物演化、个人发展等领域，还是在国家、企业间的竞争中，马太效应都普遍存在。赢家与输家之间，常常从起初的很小差距，发展为“赢家通吃”的结果。

4、为什么有些人会“以偏概全”、“爱屋及乌”——“晕轮效应”原理

俄国著名的大文豪普希金曾因晕轮效应的作用吃了大苦头。他狂热地爱上了被称为“莫斯科第一美人”的娜坦丽，并且和她结了婚。娜坦丽容貌惊人，但与普希金志不同道不合。当普希金每次把写好的诗读给她听时。她总是捂着耳朵说：“不要听！不要听！”

相反，她总是要普希金陪她游乐，出席一些豪华的晚会、舞会，普希金为此丢下创作，弄得债台高筑，最后还为她决斗而死，使一颗文学巨星过早地陨落。在普希金看来，一个漂亮的女人也必然有非凡的智慧和高贵的品格，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种现象被称为晕轮效应。

所谓“晕轮效应”，就是在人际交往中，人身上表现出的某一方面的特征，掩盖了其他特征，从而造成人际认知的障碍。在日常生活中，“晕轮效应”往往在悄悄地影响着我们对别人的认知和评价。

比如有的老年人对青年人的个别缺点，或衣着打扮、生活习惯看不顺眼，就认为他们一定没出息；有的青年人由于倾慕朋友的某一可爱之处，就会把他看得处处可爱，真所谓“一俊遮百丑”。

“晕轮效应”是一种以偏概全的主观心理臆测，其错误在于：它容易抓住事物的个别特征，习惯以个别推及一般，就像盲人摸象一样，以点代面；它把并无内在联系的一些个性或外貌特征联系在一起，断言有这种特征必然会有另一种特征；它说好就全都肯定，说坏就全部否定，这是一种受主观偏见支配的绝对化倾向。

总之，晕轮效应是人际交往中对人的心理影响很大的认知障碍，我们在交往中要尽量地避免和克服晕轮效应的副作用。

5、单身土豪那么多，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小三——“帕累托优化”原理

“帕累托最优”原理，是指资源分配到达一种最理想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所有人都达到了最好的利益水平。直白地说，就是达到“社会的大和谐”，而寻求这一结果的过程就叫“帕累托优化”。也就是并基于帕累托最优变化，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

理论上，社会上的每个人都在努力寻求更合理的资源配置。如果把社会男女比作“可分配资源”，再按照普遍的价值观，男人要找“貌美贤惠”的女人，女人要找“有钱又帅”的男人，这样搭配起来才让人觉得“最和谐”，达到“帕累托最优”。

如果我们不去深入研究“为什么‘有钱长得帅’的男人会找上‘不貌美贤惠’的女人”，就很容易理解那些自认为“比她貌美贤惠”女人为什么会想要对这对男女进行“帕累托优化”，即让那个“不貌美贤惠”的女人去找更适合她的“不有钱也长得不帅”的男人，让自己上位。

那类自觉“貌美贤惠的”女人会觉得，那个“不貌美贤惠”女人找到了更适合的，而且情况没有变差，因为她和那个“又有钱又帅”的男人都呆在了“总体利益更大化”的点上。反之，自认为“长得帅又有钱”的男人去挖“貌美贤惠”的女人也是一样的道理。

涉及到男女间的“帕累托优化”，就不得不说道德在其中扮演的戏份实在太轻。“土豪”和“高富帅”孰轻孰重美女们都知道，加个“未婚”或者是“已婚”的冠词，影响并不大。这个理论的漏洞在于，世界上从来都有那么多信息不对称，“有钱长得帅”的性格缺陷你无从知晓。

另外，所谓“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世界上从来都不存在真正的“帕累托最优”，劈腿者恒被劈，就是这个道理。

6、为什么有很多多年轻人迷上打游戏——“有效市场假说”原理

“有效市场假说”：如果在一个证券市场中，价格完全反映了所有可以获得的信息，那么就称这样的市场为有效市场。

游戏世界就好比一个“有效市场”。比如COC（Clash of Clan）游戏中，每个级别都有其对应的兵种。还能清楚地显示防御塔属性、玩家的资金、玩家曾经的战绩等。因此，玩家极易作出判断：是否打得过。打赢了自己能得到什么利益。

购买某个装备的金币，自己需攒多久才买得起，而且在游戏中的投入了，几乎百分百有产出，除非技术不好。另外，游戏中猪一样的队友和神一样的队友也容易判断，能让你快速决定是否要与该成员一起继续团战或另寻高人，现实中的合伙人却完全没有那么容易能在一两个回合内看出端倪。

所以说，充分披露的信息、非常容易把握的“投资”结果，游戏世界的公平有效是现实中无法比拟的，这也正是为什么有那么多年轻人会迷上游戏的原因之一。不过，过分沉迷于游戏也不好，毕竟除了游戏，生活中还有很多事要做。

对妓女的蔑称（多用于骂人）。

婊，汉字，读作：biǎo。   “婊”本作“表”、“表”是“外”的意思。后于“表”字旁加女成“婊”。

古代指以卖艺为生的女性，不单字使用。多用于“婊子”，即从事性职业的妓女。现常用于辱骂女子。

在中国台湾地区，“婊”可做动词，意思是使人难堪，有揶揄的作用。

古籍释义：

《集韵》彼小切，音表。女字。

又俗呼倡家为婊子。

红茶不宜加糖。

喝茶最好不要乱加东西，会破坏茶的质感、口感~~~特别有加糖，茶叶味苦性寒，人们饮茶的目的就是借助茶叶的苦味刺激消化腺，促使消化液分泌，以增强消化机能。再就是利用茶的寒凉之性，达到清热解毒的效果。如茶中加糖，就会抑制这种功能。但古籍中也有茶叶配白糖疗疾的偏方，作为食疗可以，若平时饮茶则不宜配糖。

饮食民俗的特点，一般来说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饮食事项本身内在的属性所显示出来的；一是饮食事项在时间、空间及发展过程中所显示出来。综而言之，它一般具有人类共通性、民族性、阶级性、历史性、地方性、传承性、变异性、集中性等特点。

附录：

一、人类共通性

所谓人类共通性，即是不同肤色、不同国别、不同民族的人的饮食都是遵循一定的习俗惯制的，没有人能够不饮食，也没有人能够长期实行与族众不同方式的饮食。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饮食是维持人的生命的基本前提，是人们恢复体力、补充营养、增进健康的生理需要。不论时代——采集经济时代、渔猎经济时代、畜牧经济时代、农耕经济时代或是大机器工业生产时代；不论年龄段——从出生到死亡，任何人都必须饮食,都是按照一定的方式进行饮食的。二是在各民族文化交流与传播过程中，一些民族化的饮食习俗逐渐为他民族所接受并被转化为国际化的习俗，成为人类共有的民俗事项。如汉朝时对游牧民族“羌煮貊炙”食法的接受；如分餐制逐渐以其科学性而取代集餐制；如牛奶因其营养性而逐渐得到了我国各族人民的认可。

二、民族性

所谓民族性，即是不同民族间的饮食习俗所表现出的不同特征。它包涵有两层意思：一是指同一种饮食事项在不同民族中具有不同的特点。如同为饮茶。白族饮的是“三道茶”、藏族饮的是“酥油茶”、蒙古族饮的是“奶茶”，这些茶的制作原料、制作方法、饮用方式都有自己的民族特点。如白族是先将小砂罐放在火盆上干烤，烤热后，再将茶叶倒入罐中，然后边烤边摇动，待茶叶略呈**时，即冲入微量的沸水。沸水倒进茶盅后，再在茶盅中冲入少许开水，即可品尝。此时，砂罐内再倒满开水，稍微煨烤一会后，再斟一轮。每斟一轮称一道。一般斟三道，故俗称“三道茶”。三道茶的茶味各有特色：头苦、二甜、三回味[1]42。藏族是用砖茶加少许土碱，熬成很浓的茶汁，倒入一个高约1米、直径约10多厘米的木质桶内，再加上盐巴和酥油，用一种活塞式的棍轴在桶内上下冲击，使水油交融。打好后倒入陶质茶壶里，放在文火上，随时可饮[1]41。蒙古族是将红茶用铜壶煮沸，过一夜，第二天把澄清的茶水倒入木桶，用木塞上下捣动，直到把浓茶捣成白色，然后倒入锅内，加入牛奶、羊奶或骆驼奶及黄油、葡萄、蜂蜜、食盐等，煮沸后即可饮用[1]41。二是指不同的民族生活中有不同的饮食民俗事项在传承，即只有这个民族有而其他民族所没有的独具民族特色的饮食习俗。如景颇族的“麂血饭团”和布朗族的“剁生”。景颇族族人猎获麂子后，立即淘米用竹筒煮饭，饭煮熟后，便把麂子剖开，将护心血倒入饭盘里，再放入姜、葱、蒜等佐料，趁热揉拌捏成团，即可食[1]44。布朗族人则是选取猪和兽的里脊肉剁碎，拌以猪血，将橄榄皮捣成粉末，用淘米水去掉涩味，配上酸水、盐巴、辣椒粉等佐料，便可生食[1]45。

三、阶级性

所谓阶级性，即是不同阶级在饮食民俗上所表现出的不同的特征。它包涵有三层意思：一是饮食民俗的内容不同。如桓宽的《盐铁论·散不足篇》所记述的当时的富贵人家的饮食要比普通百姓奢侈得多。其载：“今富者逐驱千罔置，掩捕麋毂，眈湎沉酒，铺百川。鲜羔(羊兆) ，几胎肩，皮黄口。春鹅秋雏，冬葵温韭，浚芘蓼藓，丰薷耳菜，毛果虫貉。”[2] 二是饮食民俗的繁简程度不同。如同为清朝，宫廷的春节饮食要比普通百姓的繁褥、华贵得多。《清史稿》载：

“是日已刻，内外王、公、台吉等着朝服集太和门，文武各官集午门。设御宴宝座前，内大臣、内务府大臣、礼部、理藩院长官视设席。丹陛上张黄幔，陈金器其下，卤薄后张青幔，设诸席。鸿胪寺官引百官入，理藩院官引外藩王公入。

帝御太和殿，升座，‘中和韶乐’作，王大臣就殿内，文三品、武二品以上官就丹陛上，余就青幔下，俱一叩，坐。赐茶，‘丹陛大乐’坐，王以下就坐次跪，复一叩。帝饮茶毕，侍卫授王大臣茶，光禄官授群臣茶，复就坐次一叩。饮毕。又一叩，乐止。

展席冥，掌仪司官分执壶、爵、金卮，大乐作，群臣起。掌仪司官举壶实酒于爵，进爵大臣趋跪，则皆跪。掌仪司官授大臣爵，大臣生自中陛，至御前跪进酒。兴，自右陛降，复位，一叩，群臣皆叩。大臣兴，复自右陛升，跪受爵，复位，跪。掌仪司官受虚爵位退，举卮实酒，承旨赐进爵大臣酒。王以下起立，掌司仪司官里授卮，大臣跪受爵，一叩，饮毕， 受爵者退，复一叩，兴，就坐位，群臣皆坐。

乐止，帝进馔，‘中和清乐’作，分给各筵食品，酒各一卮，如授茶仪。乐止，蒙古乐歌进。毕，满舞大臣进，满舞上寿。对舞更进，乐歌和之。瓦尔喀氏舞起，蒙古乐歌和之，队舞更进。每退俱一叩。杂戏毕陈。讫，群臣三叩。‘大乐’作，鸣鞭，‘韶乐’作，驾还宫。 ” [3]三是饮食的风尚不同。即某种饮食习俗只在某一阶层的某一群体中盛行。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族成员崇尚服用“五石散”。而服用此药，不仅花费巨大，而且还要有一定的规定程序。服药之后，往往通身红热，不仅要行走发散，而且还要用冷水浇身。因此，下层人士几乎不能问津，也不会问津。

四、历史性

所谓历史性，即是不同时代在饮食民俗上所表现出的不同的特征。它包涵有两层意思：一是在特定的时代具有特定的饮食民俗。如唐王朝崇奉道教，视鲤鱼为神仙的座骑，又加上李为国姓，讲究避讳，故而唐朝皇帝曾下令不准买卖鲤鱼，而唐朝人也因此而不敢吃食鲤鱼，因而整个唐朝几乎没有有关鲤鱼的菜谱。二是特定年代对某些饮食民俗事项的改革，从而烙上了该时代的烙印。

五、地方性

所谓地方性，即是不同地方在饮食民俗上所表现出的不同的特征。它包涵有三层意思：一是不同的自然地理特征生成不同的饮食民俗。《黄帝内经》载：“东方之域，天地之所生也，鱼盐之地，海滨傍水，其民食鱼而嗜咸”；“西方者，金玉之域，沙石之处……水土刚强……其民华食而脂肥”；“北方者，天地所闭藏之域也，其地高陵居，风寒冰洌，其民乐野处而乳食”；“南方者，天地所长养，阳之所盛处也，其地下，水土弱，雾露之所聚也，其民嗜酸而食 ”；“中央者，其地平以湿，天地所以生万物也众，其民食杂而不劳。”[4]如湖南人喜欢吃辣椒，就源于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湖南古称“卑湿之地”，多雨潮湿，吃辣椒有驱寒、祛风湿的功效。其二湖南人一年到头以米饭为主食，吃辣椒还可以直接促使唾液分泌，开胃振食，因而吃的人日渐增多，相延日久，便形成了嗜辣的风俗。广东由于炎热的时间很长，太阳辐射又厉害，人们流汗多而体力消耗大，因而需要及时补充水分及易被吸收的养料，适应这种需要，广东的粥品特别丰富。二是不同地区的不同生产发展状况生成不同的饮食民俗。如鄂温克族人吃熊肉前，在“歇人柱”中齐声发出乌鸦般的叫声，并说明是乌鸦在吃肉，而不是鄂温克人在吃肉。这是因为其尚处于原始社会的狩猎经济时代的缘故。三是不同地区的社会风尚生成不同的饮食民俗。明代民间百姓以节俭为主要风尚，陆容在《菽园杂记》中记载有江西民间崇尚节俭的食风。他说，江西人吃饭时，第一碗饭不许吃菜，第二碗才可吃，称为“斋打底”。吃荤一般只买猪内脏等下水，因为没有骨头可扔给狗吃，所以称为“狗静坐”。酒席宴上虽摆有不少果品，但大多是用木头雕刻而成的，只有一种时令水果可供食用，称为“子孙果盒”，意为可代代相传[5]。

六、传承性

所谓传承性，即是不同历史时期在饮食民俗上所表现出的沿袭相承的特征。它包涵有两层意思：一是一些饮食民俗以其合理性赢得了广泛的认同，代代相传，而不断地被继承下来。如我国浙江、江苏、湖北、湖南、江西、安徽等地人每年四月初八吃的“乌米饭”，早在唐代就已见诸文字记载，杜甫的《赠李白》诗云：“二年客东都，所历厌机巧。野人对膳腥，蔬食常不饱。岂无青精饭，使我颜色好。苦乏大药资，山林迹如扫。李侯金闺彦，脱身事幽讨。亦有梁宋游，方期拾瑶草。”诗中的青精饭即是乌米饭。屈大均的诗云：“社日家家南烛饭，青精遗法在苏罗。”诗中的南烛饭也是乌米饭。林兰痴的诗云：“青精益气道家风，供佛如今馈节同，习尚更关闺阁事，数枚鸡子黑参红。”[6] 乌米饭之所以能一直相传，除了便于储存、携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具有一定的食疗作用，现代医学证明，乌米饭具有益气、补髓、强骨、明目、止泻的功用，可消灭三虫，久服还可延年益颜。二是一些不良习俗虽具有不合理性，但往往因有传统的习惯势力支撑而传之后世。如苗族祭祀祖先的节日——“吃牯脏”，从资源消耗的角度来说，是不良的饮食习俗，活动期间要宰杀很多的耕牛、猪羊和鸡鸭，浪费相当之大。

七、变异性

所谓变异性，即是指不同历史时期在饮食民俗上所表现出的变革或变化的特征。它包涵有两层意思：一是对一些饮食民俗的变革，这种变革有两种：一种是发展过程中的自然选择，即自然的变革，这种自然变革又有两种情形：其一是自然淘汰不合理的饮食习俗，如我国大部分地区过去过端午节时有喝雄黄酒的习惯，但随着科学的进步、医药知识的普及，人们已逐步认识到了雄黄中含有砷，极易为消化道所吸收，对肝有一定的伤害，是一种致癌物质，因此，现在的端午节一般已不再饮用了。其二是人为改变或替代了一些饮食习俗，这种改变不是因为原有的饮食习俗的不合理，多半是因地域或人们的饮食习惯所致。如中秋节吃月饼是普遍的习俗，但是云南的仡佬族则要吃鸭子，江南则吃南瓜，杭州则饮桂花酒。一种是发展过程中的人为变革，如伊犁锡伯族人喜欢在夏季制作一种叫“米顺呼呼”的面酱用以调味，这种面酱味甜。经过发酵后，容易滋生肉毒杆菌，人生食后往往容易中毒致死。但锡伯族人长期对此不甚了解，每当有中毒现象出现时，他们便认为是瘟疫在流行。1958年，经卫生部派出的特别检查组查明原因，广泛宣传后，现在已不再有人生食了[7]。如山西太原的寒食节原有一百多天，因长期吃凉食对人的身体损害较大，曹操曾下有废除寒食的《明罚令》：“闻太原上党西河雁门，冬至后百有五日，皆绝火寒食，云为介子推。且北方，寒之地，老少羸弱，将有不堪之患。令到，人不得寒食。若犯者，家长半岁刑，主吏百日刑，令长夺一百俸。”[8]经过一系列的强制性措施，寒食节到唐代时便缩短为三天。二是对一些饮食民俗事项的调适。如广州是中国比较古老的海外通商地，许多朝代都有不少的外国人在此定居，因而以广州为代表的粤菜中也融入了不少的西菜成分。如果汁肉脯就是借鉴西菜中的猪（牛）扒而创制的。西菜中的猪（牛）扒，是将一块较大的肉放在西餐炉里煮制，然后在盘中淋上西汁，特点是汁不入肉，适用于刀叉。粤菜中的果汁肉脯，是将一块块较小的肉放在锅内煎炸熟，在锅内烹果汁，然后再装盘。特点是汁味渗入肉中，适用于筷子。

八、特殊性

所谓特殊性，即是指有些饮食习俗仅仅只在有关的节日、礼仪中进行，在常态的生活情景中不仅没有，而且也不具有这种内涵。它通常与礼仪的内涵相一致。如汉族婚姻礼仪中的主题一般有三项：第一项是夫妻生活和谐，第二项是生儿育女，第三项是孝敬公婆。在婚姻礼仪中的饮食活动都是围绕着这些主题而进行的。婚姻礼仪中的交杯酒，先准备好一壶酒和两个杯子，放在新房里，酒壶上要系上红布条或缠上红纸条，表示吉庆；南方有些地方是系几根白线，线上再系红纸条，表示吉祥如意和白头偕老。仪式开始时，新郎新娘并立在床前，由媒人或婶娘斟好两杯酒，分别端在两只手上，念诵着：“相亲相爱，白头到老，早生贵子，多子多福”之类的颂词，然后将左手上的酒杯交给新郎，右手上的酒杯交给新娘，新郎新娘向媒人或婶娘鞠躬致谢，说声：“遵您金言”后，双双接过酒杯，交臂而饮，各自饮了一口以后，双方交换酒杯后再饮，如都会饮酒的话，可以把酒一饮而尽，如不会饮酒，特别是新娘，稍微喝一点即可。其寓意是两人将以结永好。婚姻礼仪中的吃子孙饺子，其地点在洞房，其人物是新郎、新娘；其动作是共同举著而食；其结果是真吃，但在吃的时候，要回答别人的提问。因饺子是半生不熟的，当别人问：“生不生时”，则一定要回答：“生”；其寓意是以“生熟”之“生”谐“生育”之“生”。再如瑶族人在欢度“盘古节”时，为了祭祀盘古，有一项特殊的饮食习俗，即“叩槽而食”。陆次云《峒溪纤志》载：“岁首祭盘瓠，揉鱼肉于木槽，叩槽群号以为礼。”[9]这是瑶族人通过模仿祖先饮食情形而进行集体认同的仪式。

九、集中性

所谓集中性，即是指饮食习俗在节日、礼仪活动中集中性的体现。它包涵有两层意思：一是指饮食品种的集中，如宋朝人庞元英所撰的《文昌杂录》记载唐代“岁时节物，元日则有屠苏酒、五辛盘、胶牙饧，人日则有煎饼，上元则有丝笼，二月二日则有迎富贵果子，三月三日则有镂人，寒食则有假花鸡球、镂鸡子、子推蒸饼、饧粥，四月八日则有糕糜，五月五日则有百索粽子，夏至则有结杏子，七月七日则有金针织女台、乞巧果子，八月一日则有点炙杖子，九月九日则有茱萸、菊花酒、糕，腊日则有口脂、面药、澡豆，立春则有彩胜、鸡燕、生菜。”[10]二是指饮食内容和饮食禁忌的集中。如汉族的春节，一般是从腊八开始，到第二年的元宵节才结束。在这长达40多天的日子里，民众围绕着春节的主题，开展了一系列的饮食活动。除夕前的活动是为除夕与正月初一准备的，像二十七、八，杀鸡杀鸭；初一以后则是延续，如初七、元宵的饮食。其中最集中的是除夕。首先，是选料，除了要有鸡鱼肉蛋外，还要有兆头的红枣——寓意红红火火，青菜——寓意四季长青等。其次是做法。除了要做足当天吃的以外，还要做好够底二、三天吃的，寓意连年有余。再次是禁忌。除了禁忌不好名称的菜或材料外，还要禁忌说不吉利的话，如骨头不讲骨头，而叫神福，鸡蛋不叫鸡蛋，而叫元宝；不能说吃完了，不够吃了，应在碗中留下一些饭菜。如广东中山人吃团圆饭时的菜式主要以猪、鸡、鸭等家禽以及鱼丸、肉丸、发菜等菜肴为主，多为九道菜式，人称“九大簋”，取其意为“长长久久”、“合家团圆”、“新年发财”等吉祥意义[11]。

参考文献：

[1]杨国才，龚有德。少数民族生活方式[M]。兰州：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

[2]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3：352。

[3]赵尔巽等。清史稿：卷88[M]。北京：中华书局,1977。

[4]龙伯坚。黄帝内经集解[M]。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

[5] 陆容。菽园杂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5。

[6] 王仁兴。中国年节食俗[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1987。

[7]国世平，袁铁坚，杜平。中国人的消费风俗[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48。

[8]韩养民，郭兴文。中国古代节日风俗[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153—154。

[9] 陆次云。峒溪纤志[Z]。济南：齐鲁书社，1997。

[10] 庞元英。文昌杂录[Z]。北京：中华书局，1958。

[11]甘建波。中山民俗与民间艺术[M]。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59。

湖南中医药大学就其名称不难可以看出它属于一所高等的中医药院校，位于湖南省长沙市，学校的医学院、中医学院都是挺不错的。

我一闺蜜大学就读于此，每次一到放假的时间我们都会选择小聚一下，初次来到这里的时候给我的感觉就是大，它有含浦和东塘2个校区，东塘校区旁边有一个三级甲等的医院，也就是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学校宿舍有四人间，还有六人间的，这得看你读的什么，我朋友是医学院的，她们是四人间寝室，整体格局就是上床下桌的形式，独立的卫生间，有一个小阳台，没事的时候可以站在阳台上看看外面的风景也是很不错的。

学校外面主要有三条街，每一条街都有自己的特色，比如说第一条街糕点、奶茶还不错，就像米兰蛋糕是挺不错的。第二条街的蒸菜和麻辣烫、韩国拌饭也不赖，口味不错，大家都可以去试一试。第三条街主要是一些服装店之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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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近代社会习俗的变化

　　一、近代民俗变迁的基本脉络

　　近代民俗变迁是近代社会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与近代社会转型相始终。近代民俗变迁涉及到社会各个角落、各个层面。以下从礼仪、消费、服饰、饮食、居住、出行、节日、婚丧等八个方面进行概括，大致可以窥见近代民俗变迁的基本脉络。

　　1礼仪习俗的变化：在鸦片战争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传统的社交礼俗和祭典礼俗，包括称谓、见面礼等仍在社会上占据主导地位。人们见面要行作揖、拱手、跑拜、请安等礼。跪拜本是互相致意的姿势，但在封建时代成为敬重、臣服的一种礼节，以体现封建社会的等级尊卑，跪拜主要对尊长，最隆重的是行三跪九叩大礼，平辈之间一般用作揖、拱手方式即可。与此相适应还有一套“大人”、“老爷”、“太太”、“老太太”等称谓。然而，开国以后，在沿海通商地区，受西方平等观念影响，先是在新式知识分子内部，逐渐采用握手、鞠躬等见面方式，并且用“先生”、“女士”、“**”、“同志”取代了先前的称谓。1912年民国成立后，明令祭孔时“除去拜跑之礼，改行三鞠躬，祭服则用便服。”（注：《丁祭除去拜跪》，〔上海〕《申报》1912年3月5日。）不久，又明令废除社交中实行的叩拜、相揖、请安、拱手等旧礼节，改行鞠躬礼为主。同年8月17日，民国政府公布了《礼制》，用法律的形式，确立了新式礼节的合法地位（注：《东方杂志》第9卷第4号，1912年9月。）。行鞠躬礼，使用“先生”、“君”的称呼，反映出近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总之，脱帽、靶躬、握手、鼓掌等新礼俗逐渐成为中国通常的“文明仪式”、“文明礼”，反映出社会礼俗的进步趋向。此外，在城市中交际舞的流行、生日聚会以及同事宴请等，都反映出近代交际习俗的新变化。

　　2消费习俗的变化：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以及中国新式商业的产生和迅速发展，对传统消费习俗产生巨大冲击，并直接导致了消费习俗的变迁。在鸦片战争后的道光年间，享用洋货在上层社会已渐成时尚，不过开始仅限于通商口岸等少数地区和官僚富裕之家，到19世纪末，随着通商口岸增加到70余个，于是洋货消费遍及各阶层，即使在云南交通偏僻之地的商店里，也可见到不少洋货，包括各种哈剌呢、哔叽、羽纱、法兰绒、钟表、玻璃等，一应俱全，而且其售价“并非贵得惊人”（注：姚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06-1107页。）许多“农民亦争服洋布”，中产之家更是“出门则官纱纺绸不以为侈”，“一般青年均羔裘如膏矣”（注：宋延斋：《蒲圻乡士志》，转引自严昌洪：《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2页。）。此外，赛马、赛船、网球、足球、西餐、啤酒、西式点心、西式饮料、业余剧社、公园、室内音乐会、**、电灯、电话、自来水、邮政、电车等西式生活方式无不影响到中国人消费方式的改变，使中国人消费结构、消费内容均发生重大改变。此外，以上海为例，色情消费、游乐消费也成为商人、富人等消费方式中的重要内容。

　　3服饰习俗的变化：中国服饰习俗源远流长，各时代都有绚丽多彩的服饰。至清代中国服饰则多以长袍马褂为主，女子则穿旗袍。民谚有“孔雀翎，马蹄袖”之说。服饰具有体现等级森严、褒衣博带特点，这些弊端与近代人的平等要求以及日益加快的生活节奏很不协调。为此，部分中国人开始接受西式服饰。在19世纪50年代，香港、广州即有人模仿洋人打扮，华商更多有穿洋装者。戊戌时期康有为力倡“易服”。20世纪初，当时青年穿西服的人渐多起来。1903年胡汉民任教的广西梧州中学允许学生可以在岁时年节“披洋衣揖孔孟”（注：《胡汉民自传》，〔北京〕《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2期。），可见在学生中穿洋服的人已不在少数。当时的出“洋”留学生更多着洋装。清亡后，曾出现过“洋装热”，在通都大邑，人们“趋改洋服洋帽，其为数不知凡几”（注：《潘月樵请用国货》，〔上海〕《申报》1912年3月4日。），在偏远小城，“文武礼服，冠用毡也，履用革也，短服用呢也，完全欧式”（注：民国《慈利县志》卷17，风俗。）。此外，洋式衬衣、绒衣、针织衫、西裤、纱袜、胶鞋、皮鞋等都渐渐普及推广，总之，中国服饰中的西方因素不断增加。值得一提的是，中山装则是近代中西服饰合璧的最典型标志。

　　在广义的服饰民俗中，穿着和“打扮”是有机的统一体。例如纹身、化妆、发式、饰物、缠足等。鸦片战争前后，西方人到中国，首先看到的就是蓄着长辫子的男人和裹着小脚的女人，“许多年来，全欧洲都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荒谬最奇特的民族；他们的剃发、蓄辫、斜眼睛、奇装异服以及女人的毁形的脚，长期供给了那些制造滑稽的漫画家以题材”（注：〔英〕哈利：《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王维周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1页。）。男人拖着大辫子、穿着宽大的褂袍，女人裹着小脚，这是清代中国人的基本装束。然而，19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人这种装束形象有了显著改观。首先，一批来华的传教士中有人首先提倡天足。维新派人士更率先反对缠足，主张放足，1883年康有为在广东南海县成立不缠足会，1896年又在广州成立不缠足会，1897年梁启超等人在上海成立不缠足会，不久不缠足会遍及东南沿海地区。戊戌变法期间，光绪皇帝还发出上谕禁止缠足。1901年慈禧太后下达了劝禁缠足的懿旨，1912年民国成立后，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下令内务部通饬各省劝禁缠足。从反对传统道德，争取妇女解放的角度看，不缠足运动带有反封建的政治意义，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

　　辫发虽系清代男人的形象标志，但却是满族习俗同化汉族的结果，在外国人面前，却又成为中国人的民族标志了，而这种民族标志，在近代又成为与开化世界趋向短发的世界大潮相背驰的“落后”、“不开化”的标志而体现的。

　　戊戌时期康有为在给光绪皇帝的《请断发易服改元折》中公开要求清政府“断发”易服，一般开明人士也发出了剪辫的呼声。清政府更在1911年允许官民自由剪发了。辛亥革命爆发后，辫子陆续剪掉。当时甚至出现了众多的理发店取代了众多的“剃头匠”。连袁世凯也剪掉了辫子。民国的成立更带来了短发的普及。

　　4饮食习俗的变化：中国是世界上饮食文化发达的国家，至清代已逐渐形成了川、粤、鲁等各种菜系以及其它各地方风味菜肴及小吃。至鸦片战争以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社会的饮食习惯并未发生明显的变化，但随着西方文化的进一步渗入，西方的一些饮食也逐渐传入中国，至19世纪中叶以后西式饮食开始在一些沿海通商城市流行。1876年葛元煦注意到，开设在上海虹口一带的西餐馆有“华人间亦往食焉”（注：葛元煦等：《沪游杂记·淞南梦影录·沪游梦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0页。）。到八、九十年代，天津、北京的西餐馆也相继开设，名声愈来愈大。翻阅这一时期的《大公报》，常可看到“品升楼”、“德义楼”等“番茶馆”的广告，称它们专办“英法大菜”、“请得巧手外国厨房精调西菜”（注：《大公报》光绪二十八年5月25日、8月23日。）。北京的西餐饭店档次很高，象“六国饭店、德昌饭店、长安饭店，皆西式大餐矣”（注：胡朴安编：《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一，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2页。），以至官商各界人士每每出入其间。辛亥之后，在一些大城市，吃西餐成为一种时髦。海昌太憨生在《淞滨竹枝词》中写道：“番菜争推一品香，西洋风味睹先尝，刀又耀眼盆盘洁，我爱香槟酒一觞”（注：顾柄权：《上海风俗古迹考》，〔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12页。）。总之，在以“洋”为时尚中，具有西方风味的食品渐受中国人的欢迎，如啤酒、香槟酒、奶茶、汽水、冰棒、冰淇淋、面包、西点、蛋糕等皆被国人接受。说明西式饮食已引起了中国饮食习俗的较大变化，丰富了我国人民的日常生活。

　　5居住习俗的变化：中西居住习俗差异较大，这里既有都市化程度问题，也有不同的风俗问题。皇家建筑是中国古代建筑中的杰出代表，不过它与民居存在着明显的等级差别。北京的四合院、西北高原的窑洞、南方的天井院落、西南少数民族的吊脚楼和土楼、北方草原的毡包等，都是中国传统民居的典型形态。通常中国传统民居以平房为主，这主要与中国有广阔的土地以及建筑材料、建筑技术落后有关。在近代，由于受西式建筑风格的影响以及都市化程度的提高，在一些通商口岸，中国人也开始建筑西式或半西式住宅，出现“huán①huì②多仿西式”的风尚。邓子琴在《中国风俗史》中称，“晚清园亭，亦参以西式建筑，而通都大邑，几于触目皆是矣”。在天津，小洋楼渐渐取代北方的四合院而成为当地居室建筑的新潮流；在沈阳“建筑宏丽，悉法欧西，于是广厦连云，高甍丽日，绵亘达数十里”（注：《奉天通志》卷97，礼俗三、居室。）；在青岛，“市内住屋多属欧式建筑”（注：袁荣叟：《胶澳志·民社志》，第72页。）；在汉口，“尺地寸天，huán①huì②日密，中西厂肆，角胜争奇”（注：民国《夏口县志·序》。）；在上海除了兴建了大量西式建筑外，还出现了西洋建筑风格影响下的中国民居——里弄房屋。受上海影响，汉口、南京、福州、天津、青岛等地也相继在租界、码头、商业中心附近建成了里弄住房。此外，与西式建筑的引进，钢铁、水泥、机制砖瓦、建筑五金、自来水、电灯等也大量应用。使近代中国居民尤其城市居民的居住习俗发生重大变化。

　　6出行习俗的变化：出行习俗是与交通工具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传统社会，代步工具主要是马车、牛车、肩舆（轿子）、木船以及骑马、骑驴、骑骆驼等。其共同特点是多用畜力、人力或自然力，速度慢、活动范围小。交通落后，必然造成社会的落后。在近代，随着西方的火车、轮船、电车、汽车、自行车、摩托车等的引入，逐渐导致了中国传统交通工具的变革。人们出行一下子就由“乡人”而变成“国人”。汽车兴起后，“男女授受不亲”的陈腐观念被打破了“男女杂坐不以为嫌”（注：民国《夏口县志》卷二，风土志。）。使传统的交往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

　　7节日习俗的变化：中华民族的节日习俗独具特色，近代的岁时令节从总体上仍然沿袭自古以来的民间形成的节庆习俗，如元旦（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腊八节等，但这些节日是依据传统历法而来，属于封建农业文明的产物，且多有传统民间信仰色彩，因此，它有不适应近代工业社会的落后性也是非常明显的。清末已有改历的呼吁，梁启超于1910年就撰写《改用太阳历法议》一文，主张采用太阳历代替阴历（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25，〔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2页。）。民国政府成立后，断然于1912年1月2日宣布全国改用阳历，以求与国际上通行历法相一致。改历后，必然引起岁时节日习惯的变化。首先就是一些有意义的新式节日、纪念日相继出现在人们的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之中。民国初年的新纪念日除了民国成立日（元月1日）和国庆（10月10日）纪念以外，还有革命先烈纪念日（3月29日）、国耻日（5月9日）、植树节（清明节）等，二三十年代又有了国际妇女节（3月8日）、儿童节（4月4日）、国际劳动节、学生运动纪念节（5月4日）、教师节（8月27日）等等。特别是受西俗影响，圣诞节、情人节等也在城市中普及。这些都为中国的节日时令习俗增添了异彩。

　　8婚丧习俗的变化：婚礼是标志与庆贺结婚的民俗形式。近代汉族主要的婚姻形态仍然是封建包办买卖婚姻。受男女平等观念以及西方婚俗的影响，19世纪五六十年代，少数与外国人交往密切的士大夫中有用西礼结婚的现象，“前日为春甫婚期，行夷礼”（注：上海人民出版社编：《清代日记汇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0页。）。光绪年间，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出现了婚姻论财不问门第的现象，西式婚礼渐有影响。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明结婚形式在大城市及沿海通商口岸开始流行，“光宣之交，盛行文明结婚，倡于都会商埠，内地亦渐行之”（注：徐珂：《清稗类钞》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987-1988页。）。文明结婚，除婚礼地点不在教堂，不用牧师主婚外，许多仪式大致从西礼中移植过来，虽然杂有中国传统婚礼的某些内容，但精神和形式上基本上是西方化的。总之，近代在通商口岸及沿海城镇“文明结婚”的流行，毕竟反映出中国婚俗的变化，代表着晚清婚俗变化的正确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