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小雪节气在立冬节气之后，这个节气到来之后，天气会更冷一些，尤其部分地区会迎来降雪天气。每年小雪节气时间多有不同。那么，小雪节气2022哪天呢？到底今年小雪时间几月几日星期几？一起来了解。

小雪节气2022哪天

2022小雪是2022年11月22日16点20分18秒，农历壬寅年十月二十九号，星期二。

小雪节气是反映天气现象的节令。雪小，地面上又无积雪，这正是“小雪”这个节气的原本之意。古籍《群芳谱》中说：“小雪气寒而将雪矣，地寒未甚而雪未大也。”这就是说，到“小雪”节由于天气寒冷，降水形式由雨变为雪，但此时由于“地寒未甚”故雪下的次数少，雪量还不大，所以称为小雪。因此，小雪表示降雪的起始时间和程度，小雪和雨水、谷雨等节气一样，都是直接反映降水的节气。

小雪节气时，北方地区的温度开始跌到零点，华北地区，开始降雪；东北地区初现冻土现象，应了“小雪地封严”的场景。黄河中下游平均初雪期基本与小雪节令一致。虽然开始下雪，一般雪量较小，并且夜冻昼化。如果冷空气势力较强，暖湿气流又比较活跃的话，也有可能下雪。

小雪这天要干嘛？

1、腌腊肉

民间有“冬腊风腌，蓄以御冬”的习俗，小雪后气温急剧下降，天气变得干燥，是加工腊肉的好时候，一些农家开始动手做香肠、腊肉，把多余的肉类用传统方法储备起来，等到春节时正好享受美食。

2、晒鱼干

小雪时台湾中南部海边的渔民们会开始晒鱼干、储存乾粮。乌鱼群会在小雪前后来到台湾海峡，另外还有旗鱼、沙鱼等。台湾俗谚：十月豆，肥到不见头，是指在嘉义县布袋一带，到了农历十月可以捕到“豆仔鱼”。

3、腌菜

老南京有句俗语，“小雪腌菜，大雪腌肉”。过去受条件所限，冬天新鲜蔬菜很少，价格也贵，因此大家习惯于在小雪前后腌菜，冬天就靠着这些腌制食品下饭。

2、贮藏白菜

俗话说“小雪铲白菜，大雪铲菠菜”。白菜深沟土埋储藏时，收获前十天左右即停止浇水，做好防冻工作，以利贮藏，尽量择晴天收获，收获后将白菜根部向阳晾晒3-4天，待白菜外叶发软后再进行储藏。

小雪谚语：

节到小雪天下雪。

小雪节到下大雪，大雪节到没了雪。

小雪封地，大雪封河。

小雪地不封，大雪还能耕。

小雪不把棉柴拔，地冻镰砍就剩茬。

小雪不起菜（白菜），就要受冻害。

小雪不砍菜，必定有一害。

趁地未封冻，赶快把树种。

夹雨夹雪。无休无歇。

小雪封地地不封，老汉继续把地耕。

小雪不耕地，大雪不行船。

小雪地能耕，大雪船帆撑。

小雪不封地，不过三五日。

小雪虽冷窝能开，家有树苗尽管栽。

到了小雪节，果树快剪截。

时到小雪，打井修渠莫歇。

小雪到来天渐寒，越冬鱼塘莫忘管。

小雪大雪不见雪，小麦大麦粒要瘪。

小雪封地地不封，大雪割河河无冰。

“新闻策划”近年来成为新闻界颇为流行的词汇。从电子媒体到印刷媒体，从全国性媒体到地方性媒体，新闻策划的概念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新闻策划已广泛介入新闻传播实践活动，并成为新闻媒体高度自觉的行动。许多媒体不仅强调策划的重要性、必要性，还把新闻策划作为新闻竞争的关键环节来抓。越来越多的媒体成立了专门的新闻策划部门，以具体的组织措施使策划制度化、规范化。关于新闻策划，新闻学术界一直有争议，新闻策划实践也存有不少误区。那么，新闻到底能否策划？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新闻策划的内涵是什么？新闻策划的意义何在？当前新闻策划有哪些误区？新闻策划的发展趋势是什么？这些都是本文探讨的问题。

一、新闻策划的内涵

策划，亦作“策画”，《后汉书．隗嚣传》中有这样的话：“是以功名终申，策划复得。”含有筹划、谋划的意思。有人认为，原始人狩猎时打埋伏、挖陷阱的行为，就已经闪烁着策划思想和实践的光芒。古籍中也时常可以看到策划的精彩实例。如田忌赛马获胜就是孙膑运用了“以君之下驷与彼上驷，取君上驷与彼中驷，取君中驷与彼下驷”的策略。《哈佛企业管理》丛书中关于策划有这样的论述：“策划是一种程序，在本质上是一种运用脑力的理性行为。基本上所有的策划都是关于未来的事物，也就是说策划是针对未来要发生的事情做当前的决策。换言之，策划是找出事物因果关系，衡量未来可采取之途径，以为目前决策之依据。亦即策划是预先决定做什么，何时做，如何做，谁来做。”由此可见，策划是一种程序，是依据有关信息，判断事物变化的趋势，确定可能出现的目标，以此来设计、选择能产生最佳效果的资源配置与行动方式，进而形成正确决策和实施方案，并努力保障目标实现的过程。

作为新闻领域出现的新概念，我国现有的新闻学词典当中尚无“新闻策划”这一词条。何谓新闻策划？笔者认为，新闻策划是从业人员在媒体定位与新闻采编活动中所从事的决策与设计性的工作。新闻策划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新闻策划包括媒体自身策划和新闻报道策划两方面内容。狭义的新闻策划专指新闻报道的策划与组织。从策划的规模来看，媒体策划属于总体策划，包括确定媒体的编辑方针，设计媒体的总体规模和内部结构，设计媒体的各个局部。新闻报道策划则包括确定各阶段的报道选题并规划新闻报道活动，即对报道什么和怎么报道的思考与设想。新闻策划是媒介及其产品生成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一些当今有影响的、直接面向市场的报纸如成都《华西都市报》就是策划的产物。其总编辑席文举甚至认为：“总编辑应该是总策划，不仅要懂微观策划，还要懂中观策划、宏观策划。”电子媒体的频道、频率专业化进程也是与策划分不开的。广播电台普遍开办的交通台、音乐台、生活台以及电视台的经济频道、少儿频道等等，可以说大都是由于策划而诞生的。一批优秀的广播电视节目如中央电台的《新闻纵横》、央视的《焦点访谈》《实话实说》等都是精心策划的结果。近年来，我国主流媒体运用新闻策划取得良好报道效果的例子所在多有。如《北京青年报》在中国驻南联盟使馆被炸后，用了8个版组织规模性报道，依次排列为“最强烈的抗议”、“最响亮的声音”、“最愤怒的行动”、“最黑暗的午夜”、“最野蛮的践踏”、“最深切的哀痛”、“最有力的支援”等，整组报道颇具震撼力，形成了舆论强势。

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报道中，中央电视台通过高水平的策划，以一系列的特别报道包括大量消息、现场直播、军事专家访谈、专题等等，真实、迅速、全面、深刻地把战争的实况和新闻背后的新闻展示给亿万受众。策划好，大有益，已经成为广大从业人员的共识，并化为具体的行动。

新闻策划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媒体定位事关一个传媒的生死存亡。而新闻报道策划比媒体策划运作得更加频繁。如果说，媒体策划是对相当长一个时期中媒介整体以及各组成部分的传播内容和传播形式的定位与设计，那么，新闻报道策划则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持续进行的一种策划。媒体策划的客体是媒体，而新闻报道策划的客体是新闻报道活动。两者有所不同又相互依存。一方面，媒体的定位是新闻报道选题的依据，另一方面，媒体的定位要靠具体的报道体现出来。从某种意义上说，新闻报道策划是媒体定位的延伸和具体化。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关于新闻策划的探讨侧重狭义的新闻策划，即新闻报道策划。

要做好新闻策划，必须正确认识新闻策划。当务之急是廓清与新闻策划相邻概念的界限，走出由于其内涵外延不清晰形成的认识上的误区。下面依次梳理新闻策划与策划新闻、新闻策划与报道计划、新闻策划与“点子”的区别与联系。

第一、新闻策划与策划新闻。就其字词构成来说似乎相同，可是词序不同则含义相悖。在实际工作中，由于策划新闻这株稗草与新闻策划这颗禾苗在田中难分彼此，致使有人气愤之下，玉石俱焚，主张一并去除；也有人投鼠忌器，怕伤及禾苗连稗草也容忍了。新闻策划决不是策划新闻，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那种把新闻策划认为是制造假新闻从而获得轰动效应和经济利益的观点，是对新闻策划的一种误解。众所周知，新闻是新近或正在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先有事实，后有新闻，再有报道，这三个环节的次序不可颠倒。在忠于事实、客观真实的前提下做好新闻策划，即新闻报道策划，包括报道主题的选择、报道规模的设定、采访对象的遴选、报道方式的确定以及背景资料的准备等等，都是策划者题中应有之义。这是一个周密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反观策划新闻，是在事实发生之前按照传播者的主观意志安排、导演、制造新闻。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传播者的干预和介入，在自然状态下这个事情可能永远不会发生。而传播者自编、自导、自报的新闻，又被当作自然状态下发生的事实进行传播，这既违背了新闻的本源是事实这一基本法则，又是对受众的欺骗行为。因此，对打着新闻策划的旗号策划、制造假新闻的行为要坚决杜绝，否则，新闻媒体的信誉就会受到损害。新闻策划是对新闻报道策划的简称，我们策划的是新闻报道，而绝不事实是或新闻本身。

第二、新闻策划与报道计划。新闻报道策划过去被称为“报道计划”、“报道提纲”，它们有共同的地方，都反映了人对未来行动的谋划和安排。但二者还是有区别的。报道计划更侧重传播主体的意愿和诉求，对受众的需要和反馈缺少足够的重视。在设计报道时较强调计划性，缺乏创新和谋略，在报道运行中缺乏应变和灵活性等。新闻策划除了更强调谋划和创造，注重对报道进行调整和控制外，与报道计划的区别还在于：新闻策划的涵盖面广，它涉及新闻工作的方方面面，既有宏观的如媒介策划、编辑方针的制定，也包括微观的，如某一次具体报道的策划与构思以及采编力量的部署等等，而报道计划只是对报道本身的安排与布置。再从使用频率来看，报道计划有年度计划、季度计划、月度计划，而新闻策划则往往不受年度、季度、月度的限制，一般视需要而定。1990年代后半期以来，在激烈竞争的态势下，我国新闻媒体及其新闻报道的策划性都比以前大为增强，“报道计划”已经逐渐为“新闻策划”这个新术语取代，是有其内在必然性的。

第三、新闻策划与“点子”。一次成功的策划往往是从一个好点子开始的。但把一个点子、创意变成具体的报道，则需要通过策划这个环节。而策划是一个系统工程，包含许多内容。重点子而轻策划显然是片面的，相反，重策划而轻点子也有失偏颇。把策划与点子等同起来，是把策划简单化了，但如果没能发现它们之间的联系，也小觑了点子的作用。

明确新闻策划概念的内涵，有助于澄清模糊认识，增强新闻传播效果。那么，新闻策划究竟有哪些积极意义呢？

二、新闻策划的意义

新闻策划在当今的兴盛不是偶然现象，它是新闻竞争的必然结果。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新闻策划注重先期的智谋投入，是一种运用脑力的理性行为。它所带来的积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新闻策划有利于发挥传播主体的主观能动性。新闻策划是传播者通过对信息的理解、分析和预测，选择、决策的结果，是客观存在作用于人的主观意识，主观意识又产生能动性反作用的产物。通过新闻策划，可以充分挖掘、凸显事实的新闻价值，充分利用报道手段，取得较好的传播效果。这仍是客观报道，只不过是主动式的客观报道，是对实践的能动的、积极的反映。如果没有策划，不去主动组织，满足于来料加工，即通讯员来什么稿就发什么稿，记者写成什么模样就发什么模样，这是一种被动的、消极的状况，整个报道就会显得盲目、散乱和平庸，缺少章法和冲击力，就难以在新闻大战中胜出。过去新闻编辑被称作“扣扳机的人”，意味着其工作主要是把住新闻报道的后道关口。而新闻策划将编辑的工作范围扩展到新闻报道的前道关口，即从新闻报道开始之前就介入运作。新闻编辑与记者及时沟通，优势互补，各自潜能得到释放，就有利于拓宽报道思路，改进报道方法。例如关于“非典”的报道，可以报道的方面很多。可以表现受非典之苦的人们的恐慌，也可以反映抗击非典中人们的无畏精神等，虽然这些事实都具有客观性，但选择什么角度报道、如何在同题作文中凸显特色，又显示了传播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其次，新闻策划有利于媒体多出精品，满足受众的需求。受众在新闻传播活动中的地位正不断提高。现代新闻传播已经不是一种单向的“我传你受”的信息流通。一方面传播者按照新闻价值规律将经过选择的新闻信息传递给受众，另一方面，受众对于相关信息的反馈也将抵达传播者，并影响传播者的传播行为。受众对于传播活动的影响，越来越受到传播者的重视，受众的需求和对报道的反应成为新闻策划以及衡量传播效果的重要依据。受众普遍关心的问题、社会的热点问题理应成为新闻策划的重点选题。只有充分满足了受众的信息需求，又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的作品才是精品。此外，受众对新闻报道关注的层面和对报道深度的要求也跟以往有所不同。他们不仅要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而且关心事情进展的详细过程以及新闻背后的新闻、媒体的相关评论，并以此作为自己的决策依据。正如一位资深报人所言：“在今天，独家新闻的概念已发生了深刻变化，独家新闻已不仅仅意味着抢到了第一落点和第一时间，它还意味着：独家观念、独家视角、独家方法。要力争对同一新闻事件，挖掘比别人更深入的新闻事实；阐发出新的观点、思想。尤其是要注意读者已知事实背后为读者所不知的事件成因、道理和走势；记者可以运用类比、借喻、资料分析等手法，运用独家方法交待事件。”这番话道出了新闻策划的必要性及其意义。

第三，新闻策划有利于提高媒体的知名度，扩大在社会上的影响。通过精心策划，媒体能最大限度地开发新闻资源，满足受众的信息需求，从而树立媒体的品牌。业内人士认为，凤凰卫视在恰当的时机总有点睛之笔和不俗表现，其成功来源于策划工程。关于报道内容它的选择策略是“拾遗补缺”，报道角度采取“另类选择”，挖空心思提供大陆媒体没有或无法触及的空间，尤其是在一些重大突发事件如“9．11事件”报道中的出色表现，进一步彰显了自身优势，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眼球，媒体的影响日益扩大。

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人们带来了浩如烟海的信息，当今人们迫切需要媒体为其导航，以便获取有效信息。传播活动中的“议程设置”因而显得格外重要。要在竞争日趋白热化的新闻大战中获胜，传播主体就必须高瞻远瞩，摸准受众的脉搏，对信息进行过滤和筛选，策划报道选题和报道方案，这样才能达到预期的传播目的。

三、新闻策划的误区

新闻策划追求的是“你无我有，你有我新，你新我快，你快我深”，有效传播的积极效应。新闻策划给媒体和受众带来的积极意义有目共睹。在不断把新闻策划提升到更高水平的艰难探索中，除了要认清新闻策划与策划新闻的区别，同时必须警惕新闻策划易入的误区。

山西省位于黄河中游，黄土高原的东部。

其间高山峻岭，丘陵纵横，山环水绕，地形复杂，地貌多样，气候适中，四季分明，大自然神工鬼斧般地造就了一处处绚丽多彩的景色。

山西又是中华民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素有“中国古代艺术博物馆”、“文献之邦”的美称，保留有全国百分之七十的地面古代建筑，旅游界因此说：“十年中国看深圳，百年中国看上海，千年中国看西安，五千年中国看山西”。

自然美景、历史文明、革命史迹和新时期建设成就，共同构成了山西得天独厚、古今兼备、多姿多彩的旅游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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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旅游资源

山西复杂多变的地质、地貌、水文、气象条件，造就了许多雄伟壮观、引人入胜的名山大川、溶洞怪石、清泉湖泊、激流瀑布、神奇天象、珍贵生物等自然景观，其自然旅游资源之丰富位列全国前列，山西除了海洋、沙漠以外，几乎拥有所有的自然景观，而盐池、万年冰洞、火山群却是绝大部分省份所没有的。

名山大川：山西多名山，是全国唯一一个拥有五岳、五镇和四大佛教名山的省份。

最著名的有五岳之一的北岳恒山、四大佛教名山之首的五台山、道教名山北武当山、绵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五老峰、全国十佳自然保护区之一的芦芽山、五镇之一的中镇霍山、保存有华北面积最大的原始森林的历山、太行山脉中奇绝险峻的太行大峡谷、王莽岭、黄崖洞，另有灵空山、石膏山、仙堂山、管涔山、庞泉沟等，山色不同，神态各异，分别以险峻、幽雅、秀美而出奇制胜。

有的可游览观赏，有的可避酷暑，有的可访古寻幽，有的可供瞻仰。

大川首数黄河，是山西、陕西两省的天然分界线，流经山西19个县，流程965公里，先后汇入18条较大的支流和上千条溪流，晋陕黄河峡谷两岸秀峰林立，形态万千，风陵渡一带的黄河宽达数十里，为黄河最宽处。

这些名山大川犹如一幅幅美不胜收的画卷，形成多处风光宝地，成为山西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旅游资源。

洞石雄关：山西境内太行、吕梁、中条山中有多处石灰岩溶洞，如沁水白云洞、壶关紫团洞、盂县万花洞、玉华洞、太原天龙山溶洞、忻州禹王洞等，大都保存完好，洞体广阔，钟乳石琳琅满目、千姿百态，有的已对外开放，供人游览。

省内地貌奇特，各大名山处处可见奇峰怪石，如芦芽山山峰形似芦芽，直插云霄；平走冠山顶似冠首；五台山的中台顶巨石堆积，名为“龙翻石”、北武当山巨大的“风动石”、灵石县的“灵石”，殊为奇特。

奇峰险壁间形成了娘子关、雁门关、偏关、宁武关、平型关等多处雄关险隘。

清泉湖泊：山西水资源缺乏，但天然湖泊遍布全省各地，历年来又建造了多处水库、人工湖泊，好似颗颗明珠镶嵌在三晋大地上。

山西泉源数以万计，分冷泉、温泉和矿泉三种。

较大的冷泉有：朔州神头泉、五台般若泉、太原难老泉、清徐平泉、洪洞霍泉、临汾龙子祠泉等等；温泉有浑源汤头泉、忻州奇村泉、原平大营泉、定襄温泉、盂县温泉、夏县温泉、新绛温泉等。

矿泉中以般若泉为代表。

山西的天然湖泊有五台山北台顶天池、宁武天池、晋祠鱼沼、清徐东湖、平泉东湖、西湖、运城伍姓湖、盐池等；人工修建的水库有垣曲小浪底水库、万家寨引黄工程、磨滩拴驴泉水库、恒山水库、汾河水库、文峪河水库、浍河水库、漳河水库、漳泽水库等等，这些水资源已成为游览胜地。

激流瀑布：山西境内名气较大的瀑布有壶口瀑布、娘子关瀑布、王官谷瀑布、蟒河瀑布。

壶口瀑布以壮阔著称，娘子关瀑布以秀美闻名。

激流险滩在黄河中游多处可见，如壶口以下的龙槽激流、龙门“三激浪”，都使人感到雄伟壮观。

天气景象：山西气候季节性强，复杂多变，既有千里冰封的北国风光，又有开展多种温带旅游活动的条件，还可饱览奇特大气景观。

五台山东台顶、历山舜王坪观“东海日出”可与泰山媲美，黄河孟门山“孟门月夜”景色迷人，五台山“宝光”堪称一绝。

珍稀生物：山西已建成12个自然保护区。

古树名木、珍禽异兽深藏其中，褐马鸡、猕猴、娃娃鱼都是罕见的珍奇动物。

附：山西省风景名胜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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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旅游资源

山西悠久的历史，给我们留下众多的古代建筑——宫观寺院、历代古塔、石窟造像、彩塑壁画、古城关隘、文化遗址、出土文物、传世珍宝及风情民俗、风味名食、烹饪技艺等文化遗产。

“山西——中国古代艺术的博物馆”之称，已被国内外各界人士所认同。

寺庙宫观：山西现存古代建筑，其数量之多和历史、艺术价值之高都居全国之首。

已列为国家级重点保护的文物单位有35处，省级重点保护的文物单位有284处。

据统计，宋金以前的木构建筑为106处，占全国同期建筑物的70％以上。

其中唐代的有五台南禅寺大殿、佛光寺东大殿和芮城广仁王庙等，五代的有平顺大云院、平遥镇国寺万佛殿等，宋、辽、金代的有近百处，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宋代的晋词圣母殿，高平游仙寺、崇明寺、开化寺、大雄宝殿，辽金的大同华严寺建筑群，大同善化寺，朔州崇福寺、应县净土寺正殿，五台佛光寺文殊殿，晋城青莲寺大雄宝殿，长子崇庆寺万佛殿，汾阳太符观和文水武则天庙等。

山西元代以后的古建筑保留更多。

元代的永乐宫、广胜寺的建筑和壁画均为艺术珍品；北魏始建而重建于明代的悬空寺惊险奇特，中外独有；更有四大佛教名山之首的五台山建筑群，作为净土宗道场的玄中寺，被誉为“东方彩塑艺术宝库”的平遥双林寺，全国武庙之首的解州关帝庙等，都是明清时期的艺术杰作。

此外，孟县藏山庙、介休后土庙、绵山回銮寺、万荣飞云楼、秋风楼，灵空山圣寿寺，临汾尧庙等，均各有千秋，闪烁着历史和艺术的光华。

历代古塔：省内历代古塔多达280多座，其中以应县佛宫寺释达塔、五台山白塔、代县阿育王塔、太原永祚寺双塔、洪洞广胜寺飞虹塔和永济普救寺莺莺塔最为著名。

石窟造像：据考察，山西境内规模较大的石窟有北朝时期19处，隋唐时期21处，宋代2处，元代2处，明代5处，加上云冈石窟，天龙山石窟共51处。

以全国三大石窟之一的大同云冈石窟为最，太原天龙山石窟、龙山石窟、长治羊头山石窟、平定开河寺石窟也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城垣关隘：山西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内外长城延伸到山西的大同、朔州、忻州、晋中、吕梁、阳泉等八个地、市境内，约计3500公里。

有雁门关、平型关、宁武关、娘子关、偏关等重要关隘。

山西古城垣较为完整的有平遥城和娘子关城，平遥城除城墙外，城内鼓楼、城隍庙、街坊、店铺、民居都保持着明、清形制与风貌。

古代壁画：山西古建筑众多且大部分属佛教寺庙和道教宫观。

而这些寺观，又几乎全有壁画。

据统计，山西寺观壁画，现仍有两万七千平方米之多。

其中唐代壁画三十二平方米，五代壁画二十多平方米，辽代壁画十五平方米，宋代壁画八十六平方米，金代壁画四百四十多平方米，元代壁画一千四百三十多平方米，明代壁画二千三百多平方米，清代壁画二千九百一十多平方米。

在这些壁画中，以芮城境内的永乐宫元代壁画称最。

这些的殿宇全是元代建筑，各殿内墙面和拱眼壁上，满绘壁画，总面积以单面计算，达一百多平方米。

古代彩塑：山西现有古代彩塑近一万三千尊。

其中唐代八十二尊，最有名的有五台山南禅寺彩塑，佛光寺彩塑；晋城古青莲寺彩塑等；五代时期十一尊，最有名的是平遥镇国寺彩塑；宋、辽、金时期三百九十四等，最有名的是大同华严寺辽塑、太原晋祠、长子法兴寺、晋城二仙观宋塑、朔县崇福寺、五台佛光寺文殊殿金塑等；元代三百八十六尊，最有名的是晋城玉皇庙二十八宿彩塑；明代五千八百七十八尊，最有名的是平遥双林寺彩塑和隰县小西天彩塑；清代彩塑，山西有六千余尊。

古文化遗址：山西发掘出具有较高研究价值的古文化遗址多处。

属于旧、新石器时代的有芮城西侯度遗址及合河遗址、襄汾丁村遗址、沁水下川遗址等，夏代以后的重要古遗址和墓葬有太原罗城春秋墓、侯马晋国古都遗址、朔州汉墓群、高平长平之战遗址、晋阳古城遗址等。

文物、考古部门从这些古遗址古墓葬中发掘出大量钱币、陶器、石器、木器等珍贵文物，并不断有新的发现。

革命历史纪念地：近、现代的人民民族、民主革命斗争给山西留下了许多珍贵的革命文物、故地。

已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有武乡县八路军总司令部旧址、武乡王家峪八路军太行纪念馆、平型关战役旧址、五台县松岩口白求恩模范病室旧址、刘胡兰烈士纪念馆等，其它还有黄崖洞保卫战故址、左权将军牺牲纪念地、抗日华侨女英雄李林纪念馆、长治太行太岳烈士陵园、 故居等，它们从不同的侧面真实地记录了如火如茶的革命斗争史绩。

附：山西省历史名胜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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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大同市：古称平城，北魏前期国都，辽、金时为陪都，称西京。

素为晋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文物古迹甚多，有公元453——495年（北魏时期）开凿的云冈石窟，以及上下华严寺、普化寺、九龙壁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平遥县：平遥，从古城内发现的仰韶彩陶文化证明，远在新石器时期就有人在此生息。

春秋时为晋国中都邑，汉为京陵县。

北魏时平陶县治，因避讳太武帝名而改平遥县。

平遥城内文物遗址甚多。

现存的古城墙，是我国仅存的较为完整的四座古城池之一，始建于西周，明洪武三年扩建，至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

城内街巷、居民宅院富有民族特色，以及明代中国北方民居建筑的风格。

城外双林寺、镇国寺以其精美的彩塑闻名中外。

代县：古州代县是晋北地区政治、军事、文化、经济之重镇，名胜古迹有雁门关、边靖楼、阿育王塔、杨家祠堂、赵杲观等。

历史上陈子昂、李白、王昌龄、王维、李贺，范仲淹、元好问等都曾留下关于代县名胜古迹的传世之作。

此外，代县拙中见巧的剪纸艺术，栩栩如生的面塑制作，精美艳丽的刺绣工艺等民间文化艺术无不光彩夺目，尤其是民间绘画更为人们所惊叹。

祁县：晋中宝地，早在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新石器时代就有先民定居。

现祁县县城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至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

祁县名人辈出，有祁黄羊、王允、温峤、温庭筠、戴廷式等。

闻名中外的祁县乔家大院、渠家大院是清末民初的民居精品。

祁县古城满街的古老店铺和寺庙，满城的砖雕石刻，油漆彩绘，古色古香。

古籍藏书，历史文物，民间艺术丰富多彩。

祁县秧歌源远流长，元宵社火喜闻乐见，腊塑、面塑、剪纸维妙维肖，都充分体现了古老的黄河文化在祁县的深厚积沉。

新绛县：晋南商城，自北魏始设州置郡，是山西南部有名的古城和商贾之地，集隋、唐、宋、元、明、清文物于一城，主要有绛守居园池、绛州大堂、龙兴寺内室塔等。

保存完好的《绛帖》，系全国四大名帖之一。

此外还有绛州鼓楼、钟楼、乐楼、稷益庙壁画。

新绛人杰地灵，荀子、王之涣、高克明、李毓秀等也都诞生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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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情风俗旅游资源

太谷、祁县、临汾、阳城、晋城、浑源、朔州、襄汾、定襄等地保存有大量明清时代的民居建筑物。

襄汾丁村民俗博物馆、祁县民俗博物馆、定襄民俗博物馆集中反映了晋南、晋中、忻州地区民间传统的岁时风俗、婚丧嫁娶、礼仪风俗、民间工艺和农业生产、文化娱乐活动等典型北方民俗风情。

详细内容参见本站山西民俗

名特产品、风味小吃：杏花村汾酒、山西面食、平遥推光漆器、新绛云雕、漆刻器、大同铜器等产品，具有悠久历史，闻名海内外。

民歌艺术：山西，被誉为“民歌的海洋”。

源远流长，早在春秋时，就有很大的成就，《诗经》中“唐风”、“魏风”包括《伐檀》、《硕鼠》都是山西民歌。

山西一百多个县，几乎每个县都有它自己的民歌。

据有关方面统计，现在已经收集起来的民歌达两万余首。

山西的民歌不仅多，而且地方色彩十分鲜明。

山西各地的民歌，在艺术风格上是很不相同的。

河曲、保德、偏关一带的民歌，音调高亢，音行跳跃性大，因此听起来颇有塞上高原的那种特有的辽阔、雄浑之感，而且抒情憨直、泼辣，朴素明快之中，又洋溢着诙谐、缠绵之美。

忻州、定襄民歌，大同、阳高、朔县民歌，比起河曲民歌来，又各有其特色。

左权民歌自成脉系，清新、柔媚。

其中有不少“三拍子”情歌，这是其他民歌中所没有的。

祁县、太谷民歌，还有寿阳、太原民歌，无论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较为灵活、自由、富于变化。

晋东南壶关、晋城、阳城、沁水一带的民歌，调式古板，乡土习俗气味较重。

沁源县的民歌善于抒发当地农民在现实生活中的热烈感情，具有浓烈的时代气息。

民间舞蹈：许多专家们又称山西为“民间舞蹈之乡”。

据唐人苏鹗著《苏氏演义》载，远在先秦，太原地区就有以“战蚩尤”为内容的较为优美的舞蹈流行于民间了。

在运城侯村发掘的汉墓中，也曾发现过刻有男女舞伎相对起舞的“百戏楼”模型。

在山西其他地方发掘的唐代古墓中，还有好些神姿俱佳的舞童形象。

山西的民间舞蹈种类很多，到现在为止，大约还保留着二百余种。

如：“鼓类舞”就有“花鼓”、“转身鼓”、“花庆鼓”、“扇鼓”、“五虎爬山”、“穿箱锣鼓”、“腰鼓”、“口含花鼓”、“牙鼓”等近二十多种。

山西“花鼓”，形式多样，分高鼓（鼓挂胸前）、低鼓（鼓挂腰间）、多鼓（腰、胸、肩各挂一鼓）等。

山西“花鼓舞”以运城、临汾地区为盛。

如万荣县十七个乡就有十三个乡有花鼓舞队。

有的镇上每条街都有一垛花鼓，因而被称为“花鼓之乡”。

山西的“秧歌舞”遍及三晋。

大体可分为北路的“踢鼓子秧歌舞”、“汾孝地秧歌舞”、“原平风秧歌舞”、“左权小花戏舞”、“侯马白店秧歌舞”、“临汾伞秧歌舞’等几种类型。

此外，还有“狮子舞”、“龙舞”、“高跷”、“旱船”、“背棍”、“抬阁”、“吹弹歌舞”以及各式各样的“灯舞”等等。

山西的民间舞蹈有三个明显的特点。

一是反映社会生活蕴含深厚，抒发感情细腻逼真，而且形式和内容的结合十分默契。

二是戏剧性较强。

不管那种舞蹈，都穿的是戏剧服装，脸谱化妆，也均系戏剧式的。

在表演内容上也多有借助戏剧剧情的。

三是戏、歌、舞相杂，如河曲的《二人台》，既是民歌又是民舞。

还有的是杂技、舞蹈、戏剧的统一。

如“高跷”、“旱船”、“狮子舞”、“龙舞”、“背棍”、“铁棍”等等。

民间音乐：山西，有着丰富的民间音乐遗产和得天独厚的民间音乐发展土壤。

比如中华民族音乐唯一有史料记载的一位最早、最有名的音乐家师旷，就是山西洪洞人。

他是春秋时期晋国乐师，我国古代《阳春》、《白雪》等名曲就出自他手。

山西珍贵的“古典乐曲”很多，至今仍有不少在民间流传。

现在我们看到的山西民间乐器，也大都是自古传下来的。

这些乐器，以丝竹为主，如笙、管、笛、胡琴、板胡、三弦、唢呐、琵琶、筝、巴乌、各种鼓器、铙、钹、锣、镲等，山西的民间乐曲大体分为三类。

一类是由各地吹鼓手班子演奏的“鼓吹器乐曲”，山西的鼓吹乐遍及全省，而以忻州和晋中地区的规模最大、最有名。

如原平、繁峙、代县一带的《大得胜》及《八大套》等。

一类是由各地群众闹红火时用多种乐器演奏的曲调，最有名的是长治的“八音会”和洪洞的“威风锣鼓”等。

一类是由僧道流传下来的“庙堂音乐”或僧道杂乐。

最有影响的要数五台山僧人演奏的庙堂音乐了。

山西的民间器乐艺术，往往与说唱艺术结合在一起。

象“潞安鼓书”、“襄垣鼓书”、“晋北道情”、“永济道情”、“阳城道情”、“翼城琴书”、“武乡琴书”等，就具有这样的特点。

戏曲艺术：山西是中国戏曲艺术的发祥地之一，早在汉代，山西就出现了戏曲萌芽。

到了北宋年间，山西各地到处活跃着诸如滑稽戏、影戏、歌舞戏、百戏、技艺戏等多种土戏，这些土戏在当时已是中国戏曲的雏型。

后经泽州（今晋城）说唱艺人孔三传把单宫调改为诸宫调，就把山西实际也是全国的戏曲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到了元代，戏曲艺术日趋鼎盛，而山西，不仅“名伶辈出”，同时还成了全国戏曲艺术的中心。

仅以元代戏台而论，目前全国所发现的元代戏台，基本上都在山西晋南。

如临汾魏村牛王庙至元二十年建的“乐亭”，临汾东关村至元五年建的戏台，翼城武池村乔泽庙至元九年建的乐楼等等。

到了明代，山西蒲州、陕西同州、河南陕州一带的民间艺人，又大胆地把北杂剧唱腔进行改革，把胡琴、锣鼓、唢呐等吸收入戏曲，特别是出于换板式的需要而加了一付枣木梆子，这样就在山西境内出现了“蒲州梆子”戏。

后由蒲州梆子分别与晋中、晋北、晋东南等地的土戏及风俗人情相结合，就又逐步形成中路梆子、北路梆子、上党梆子。

此外，山西的戏曲剧种繁多，全国三百多个剧种，山西就有五十四个，占到六分之一。

山西的职业剧团现在有二百多个，从业人员达一万五千人。

在五十四个剧种中，中路梆子博采众长，再加上地理、历史等原因，逐渐发展为山西的代表戏曲，所以人们又称中路梆子为“山西梆子”和“晋剧”。

剪纸艺术：山西的剪纸艺术，从风格上说，基本上分为粗犷、质朴的单色剪纸和婉约柔丽的彩色点染刻纸两大类。

前者遍布晋南、晋东南、晋中、晋西北，后者集中于雁北一带，其中尤以广灵称最。

在山西的民间剪纸中，有不少纹样，是用谐音手法设计的。

如用“鸡”、“馨”、“如意”的形象表示“吉祥如意”；用“莲”、“鱼”形象表示“连年有余”；用“莲花”、“桂花”等形象表示“连生贵子”等。

还有的纹样是传说中的象征物表示的，如“鹿”、“鹤”表示长寿，用“龙”、“凤”组在一起表示婚喜，即“龙凤呈祥”。

在大量的剪纸作品中，可以看出以“龙”、“蛇”、“鱼”、“蛙”为内容的纹样最多，这正是以龙蛇为图腾的华夏民族文化的最大特征。

山西民间剪纸不仅写实生动，而且艺术想象力极为丰富。

山西的民间剪纸还和各地群众的各种民俗活动，包括一年四季的传统节日、礼俗及生、婚、寿、丧等紧紧相连。

皮影艺术：山西的皮影艺术，早在我国宋代就广为传播。

皮影多以牛皮为料雕镂而成，造型极为丰富，从天上到地下，从人物到走兽飞禽无所不有。

皮影以平面曲线构图，人物全为正侧面形，生、旦、净、末、丑各种角色俱全，与戏剧脸谱、服饰相似。

表演时挑签人以三根小棍操纵皮影人物的身躯及四肢，借助灯光把影像投射在“纸窗”或“沙窗”上，看起来别有一番风趣。

年画艺术：山西的木版年画，始于宋、金时代。

其中晋南木版年画，与河北武强年画、天津杨柳青年画、苏州桃花坞年画齐名。

山西的木版年画，内容上多为吉祥喜庆，常见的形式有灯画、中堂画、条屏、贡笺、窗画、门画、灶龛画、影壁画、门头画、桌裙画等多种。

山西的木版年画，构图饱满，色泽明快，线条简练，格调粗犷，而且装饰性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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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旅游现状

在前几年的一次全国性旅游资源综合测评中，山西出人意料地排名第一，但目前山西全省的旅游业收入处于全国末流，主要原因一是开发力度不够，这与山西省目前的整体经济状况是分不开的；二是缺少宣传，这主要是 部门不够重视以及观念落后的缘故。

另外，山西旅游资源自身还有一些弱点也制约着山西旅游业的发展。

一、山西景点以历史名胜为主。

这就决定了对此感兴趣的往往是具有一定文化层次的游客，而他们只占游客中的一小部分，而且其中许多人都属于参观、访问、考察而不是自费旅游。

二、景点分散、交通不便。

山西特殊的地形使得旅游成为一件较为艰苦的磨练，道路条件和客运经济的落后使得大部分山西景点只适于自驾车或随团旅游而不方便自助旅行，笔者在自助旅行过程中对此深有感触。

三、自然环境恶劣。

山西本身就多风沙、多煤尘，而工业污染更是加剧了生态环境的恶化，使得外地游客极为失望。

山西旅游资源分布，按行政区划可分为太原、大同、朔州、忻州、晋中、吕梁、阳泉、运城、临汾、长治、晋城十一个地市，按旅游线路、景点的分布来划分，则没有统一的标准，出现过多种划分形式，本站作如下划分：

一、大同旅游区。

主要景点有大同市的云岗石窟、华严寺、善化寺、九龙壁，浑源县的恒山、悬空寺，应县的木塔、代县的雁门关、杨忠武祠、边靖楼、赵杲观等。

二、五台旅游区。

主要景点为五台山寺庙群、五台山自然风光。

三、壶口旅游区。

主要景点为壶口瀑布及沿线广胜寺、尧庙、大槐树、苏三监狱等。

四、晋中旅游区。

主要景点为太原市的晋祠，平遥县的平遥古城、双林寺，灵石县的王家大院、绵山，祁县的乔家大院、渠家大院，太谷县的曹家大院等。

五、运城旅游区。

主要景点有解州关帝庙、常平关帝庙、盐池、普救寺、黄河铁牛、永乐宫、飞云楼、秋风楼、五老峰、王官谷、小浪底等。

六、太行旅游区。

即长治、晋城两市旅游区，主要景点有沁水县的历山、柳氏民居，阳城县的蟒河、皇城相府、磨滩，壶关县的太行大峡谷，黎城县的黄崖洞，陵川县的王莽岭、锡崖沟、武家弯等。

七、其它旅游景点。

主要有芦芽山、庞泉沟、娘子关、灵空山等景点。

山西的旅游景点众多，大体可分为五大类。

一、传统王牌景点。

这些景点久负盛名，在全国有较大的影响力，为山西旅游业的王牌，主要包括：云冈石窟、悬空寺、应县木塔、五台山、晋祠。

二、新兴王牌名胜。

这些景点虽然驰名全国，但其实大多都是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才开始开发并走向全国的，主要包括：壶口瀑布、平遥古城、双林寺、王家大院、乔家大院。

三、传统优秀景点。

这些景点长期以来均为旅游名胜，有许多方面并不次于前两类景点，但由于多种原因制约，它们在全国的影响力还不大，主要包括：广胜寺、尧庙、大槐树、苏三监狱、关帝庙、普救寺、黄河铁牛、永乐宫、恒山、娘子关、庞泉沟等。

四、新兴优秀景点。

这些景点经过近年来的大力开发和宣传，成为省内旅游热点，主要包括绵山、芦芽山、禹王洞、忻州温泉、皇城相府、太行大峡谷等。

五、正在开发或准备开发的景点。

这些景点风光秀丽，但由于经济等方面的原因正处于开发状态或尚未开发，主要包括历山、柳氏民居、五老峰、蟒河、磨滩、小浪底、灵空山、王莽岭、锡崖沟、武家弯等。

我认为修复师辞高薪工作为古籍续命11年肯定是为了保存我们国家的文化才这样做。

古代的书籍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是非常珍贵的，因为它的文化价值非常高。然而在古代书记在保存这一方面，确实需要很多修复师共同工作的，这也是为了保存古代的文化。在热点上就有修复师辞高薪工作为古籍续命11年这件事，网友们对于这一件事情都比较关注，同时也表达了自己对于这件事情的一系列看法。对于修复师辞高薪工作为古籍续命11年这件事情来说，我的看法就是以下所说的这些。

修复师辞高薪工作为古籍续命11年这件事情，我认为肯定是为了保存我们国家的文化才这样做。因为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这一些古代书籍对于国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这一些数据遭到了破坏，肯定对于我们国家来说也是文化方面的损失。修复师辞高薪工作为古籍续命11年也是为了保存我们国家的这一些文化，只有这样才能够使得我们国家的历史文献得以保存。因为这一些书籍对于我们国家来说相当于国宝的存在，如果只是为了赚取工资肯定没有为古籍续命这件事情有意义。这一位修复师也是为了我们国家的文化发展，只有这样他才会辞掉高薪工作。

修复师辞高薪工作为古籍续命11年也是让这一本古籍能够被我们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够使我们国家文化记载的更加透彻。这是有民族大义的事情，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应该学习的，修复师这样做也是为我们国家付出了相当多。毕竟这一本古籍对于我们国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接下来的日子当中这一名修复师也能够得到我们国家的表扬。

希望在接下来的日子当中每个人都能够为我们国家考虑，只有这样才能够使得我们国家变得更强。

对于修复师辞高薪工作为古籍续命11年这件事情来说，我的看法就是以上所说的这些。

　　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史书编纂一般有两条途径，一为官修，一为私撰。而官修史书则主要通过设馆修史来完成。由此，史馆就成了中国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对史馆的研究也就成了史学史、制度史研究的课题之一。

　　中国古代独立的史馆形成于唐代，对史馆的评论，早在唐代就已经开始，刘知几在《史通》一书中就对史馆制度的得失利弊进行分析，尤其严厉批评了唐代史馆修史的弊端，诸如设馆修史多秉承监修意志，扼杀一家之言，丢掉了实录直书的传统，史官责任不专，效率低下等等，凡此种种，触及了史馆修史之专制主义的本质，显示了一个史学批评家的尖锐锋芒。（刘知几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出版）清初设馆编纂《明史》，馆臣万斯同、潘耒、朱彝尊、施闰章、李因笃等人也对史馆修史的弊端提出批评，认为史馆修史，书成众手，史才难觅，职任不清，所修史书，文芜体散，并提出矫正弊端的方法，诸如严于选才，因人善任；统一义例，职任分明等。这显然受到刘知几的影响。（王记录《论〈明史〉编修二题》，《史学史研究》2003年第2期）进入20世纪，关于史馆修史制度的研究日益加强，取得了很大成就。

　　百余年来的中国古代史馆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期，一个是20世纪40年代，当时学者及政府官员屡次向国民政府倡议设立国史馆，引发人们对古代史馆修史的注意，金毓黻、傅振伦、赵冈、朱希祖、柳诒徵等人都撰写过探讨古代史馆的文章，对古代史馆进行了初步研究。一个就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一时期的研究有这么几个特点：一是成果多，涉及面广，从北齐到清代的各代史馆的状况几乎都纳入到人们的研究视野。二是研究更加深入，厘清了不少人们在史馆修史方面的模糊认识。三是海峡两岸学者齐头并进，在史馆研究方面都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

　　一、总论

　　中国是重视历史的国家，也是保留历史资料最完善的国家。史馆在这其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因此，从总体上对中国古代史馆修史进行梳理，评其利弊得失，就成了人们关注的问题。傅振伦《中国历代修史制度考》（《说文月刊》第4卷合刊本，1944年5月）利用正史资料考察了中国古代官修史书制度的状况，是第一篇系统论述中国古代史馆修史的文章。刘节在所著《中国史学史稿》（中州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中较为系统地考察了自殷商至清代史官制度、史馆制度及官修史书的情况，并对其中的利弊得失进行了评价。朱桂昌《历代史官与修史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5年第3期）概括地论述了古代史官的起源和职责、从汉至唐私家修史与修史机构的发展、唐代的史馆和官修史书、明清时期的翰林院和史书之编纂等情况。倪道善《古代史馆述评》（《历史教学》1988年第8期）介绍了古代史馆的设立、沿革及其职掌，指出史馆的职掌有两个方面，一为修前朝史，一为修当代史。史馆虽然有刘知几所说的种种弊端，但仍有其积极作用，一是可以集中人力、财力和丰富的史料，为修史提供优越的条件，二是开馆修史，能集众家之长，三是有助于纠正前朝史籍中的隐讳不实之词等。历代统治者重视史馆修史，一是通过修史借鉴前朝经验，二是证明新王朝的合法地位，三是笼络士人、点缀升平，四是垄断修史、控制褒贬大权。商慧明《史馆制度初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指出，巨细无遗地征集资料、垄断正史与国史的修撰、规范统一的编纂体裁、完善的官家修史体制，是史馆修史的特点。史馆之所以长期维持不断，是因为统治者和史官都有着异乎寻常的政治热情，试图通过修史来完善天朝大国的形象、提高传统的地位、强化史学政治化。史馆完成了许多私人史家不可能完成的宏大修史任务，但同时也因循守旧、扼杀才智，史馆既是中国史学的骄傲，又是中国史学的悲哀。他在《古代中国官修史书的流弊》（《探索与争鸣》1995年第9期）中还指出宰相监修国史和一切唯上的修史规矩使官修史书流弊重重，集天下之人才，将一个原本丰富多彩的史学天地拖入一种思想、一种笔法、一种模式的沼泽之中，用一种思维规范统领众多史官，是史馆修史的最大流弊。陈其泰《设馆修史与中华文化的传承》（《清史研究》2003年第1期）从设馆修史的肇始、史馆在北朝的出现及修史成就、唐初史馆制度的确立及其对中华文明的意义三个方面充分肯定了史馆的意义，特别强调史馆修史在各民族走向统一中所具有的凝聚力量。可以看到，人们对史馆修史已经有了一分为二的看法，既肯定史馆在修史中的作用，又指出其流弊。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官与史馆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史官制度向史馆制度过渡的时期，其间转换，极为复杂。雷家骥在《四至七世纪“以史制君”观念对官修制度的影响》（《中西史学史研讨会论文集》，台南市久洋出版社1986年出版）中以“以史制君”观念为线索，分析了南朝、五胡、北魏以及六世纪北朝时期“以史制君”观念随着史馆萌芽而削弱的情况。另外，雷家骥所著《中古史学观念史》（台湾学生书局1990年出版）一书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官修史书的制度与风气进行了全面分析。该书没有孤立的论述史馆，而是将史馆放到南北朝政治形势和历史观念中进行论述，得出许多富有启发的论断。牛润珍《北齐史馆考辨》（《南开学报》1995年第4期）则对北齐史馆的称谓区别、建置时间、馆址方位以及组织机构、工作条件和史官生活待遇等进行了爬梳整理，指出北齐史馆建置时间在天宝2年或3年，馆址在东山宫，由监修大臣、著作郎、著作佐郎、修史臣、校书郎、令史等组成，北齐史官品第、俸禄很低。并认为北齐史馆是独立修史机构。岳纯之则认为北齐史馆不是独立修史机构（《唐代官方史学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牛润珍还出版了《汉至唐初史官制度的演变》（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一书，该书阐幽发微、爬梳剔抉，从零碎分散的资料中梳理出自汉至唐初史官制度的发展演变，进行了系统研究，指出两汉至唐初，史官制度凡两大变，一变为两汉，二变为唐初，著作官修史制度经过几百年的发展，最终被唐代史馆修史制度替代。其中的很多结论，值得注意。另外，胡宝国著《汉唐间史学的发展》（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也涉及到南北朝官修史书的情况。

　　三、唐代史馆

　　唐代是史馆修史制度正式确立的时期。贞观三年，唐太宗将史馆从秘书省中分离出来，置于禁中，使其取代著作局的修史之职，成为独立修史机构。自此以后，尽管官方修史制度不断有这样那样的变化，但唐代史馆的影响一直存在。由于唐代史馆的这一特殊地位，对它的研究，自然就成了一个热点，研究成果甚丰，取得的成就很大，认识最为深入。

　　金毓黻《唐宋时代修史制度考》（《说文月刊》第3卷第8期，1942年9月）利用《新、旧唐书》、《宋史》等资料，从史馆与史官之制度、史料之种类及其征集方法两个方面对唐宋时期史馆修史的情况进行了专题考索。指出唐代史馆制度分为两期，自贞观至天宝，为第一期，以宰相监修，其下为执笔修史之士，概称史官，例以他官兼典。第二期亦以宰相监修，但加史官修撰直馆之称。史馆主要修撰前代史、本朝实录、本朝正史。资料主要来自起居注、时政记、各官署录报之材料。另外，金毓黻还在所著《中国史学史》（该书1944年、1957年两次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又有多种版本）中专辟“唐宋以来设馆修史之始末”一章，对唐宋设馆修史的状况及官修史书的成就进行了评述。赵冈《唐代史馆考》（《文化先锋》第8卷第10期，1948年5月）则深入考察了唐代设馆修史的状况，并纠正了《唐会要》所记唐初史馆确立年代为“贞观二十三年”的错误，指出正确的年代应该是贞观三年。赵俊《唐代修史机构辨》（《求索》1984年第6期）通过考证，指出以往治史学史者大都认为唐前五代史（梁、陈、齐、周、隋）为史馆所修，是错误的。唐前五代史为秘书内省所修，史馆的任务是修撰国史。史馆和秘书内省这两种修史机构的区别在于：前者为常设机构，修撰本朝史，地点在门下省；后者为临时机构，修撰前代史，地点在中书省。二者有共同之点，都是官方修史，都有宰相监修，又都始于贞观三年，因而容易被混为一谈。纠正了人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模糊认识。商慧明《唐初史馆略论》（《人文杂志》1985年第1期）、《中唐史馆探微》（《人文杂志》1986年第3期）两文对唐代史馆进行分析，前文考察了唐初史馆的编撰指导思想，认为预于中兴，通乎创业，以儒术为纲纪，着意提高李氏集团的祖望，为当朝皇帝树碑立传是其指导思想。后文则指出中唐史馆在修史内容上更注重国史和典制史书的修撰，实行了“外修内审”制度，体例、正统、编次等问题受到重视。这种变化，说明史馆非僵死不化之机构。王林善《唐代的史馆修史制度》（《山西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对唐代史馆的史官队伍、史馆的组织、史馆制度的优劣进行了分析。认为唐代史官队伍素质极佳，唐代史馆按照宰相监修、修撰官由他官兼任的原则进行组织，其人员配置由监修、修撰人员以及典书手、楷书手、亭长、掌故、装潢直、熟纸匠等各种辅助人员组成。史馆修史具有私人修史所不可比拟的优越条件，即使存在一定局限，仍不失为编修国史的一种较好的方式。房鑫亮《唐代史馆建置与馆内外修史实况的考察》（《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6期）对唐代馆修史书和馆外修史进行了考察，指出唐代史馆修史可分三个阶段，太宗时成就最巨；高宗至宣宗，稍可称许；懿宗以后，无甚成就。馆外修史可分两类：一为私修，一为经“制许”而修。着重分析了二者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并认为史馆修史的功绩不能一笔抹煞。岳纯之在《唐代史馆略说》（《历史教学》2002年第5期）、《论唐代史馆的人员设置和史料来源》（《烟台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两文中对唐代史馆的渊源与创设、撰述活动、基本制度、人员设置、史料来源进行了系统研究。考察问题更加细密，如对史馆的史料来源，一般认为有起居注、时政记和诸司报送三方面，但作者指出还有史官自行采集和馆外人员自行提供两项。岳纯之还出版了《唐代官方史学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一书，其中对唐代史馆及实录的修纂进行了更为详细的分析。另外，朱清如《论唐初史馆》（《湘潭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刘蓉、高锦花《唐代史馆制度略论》（《延安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也对唐代史馆修史的情况进行了研究。

　　在大陆学者对唐代史馆进行深入研究的同时，台湾学者的研究也特别引人瞩目，取得了很大成就。张荣芳所著《唐代的史馆与史官》（台北市私立东吴大学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84年出版）一书，是一部深入探讨唐代史馆的力作，该书将史馆与史官置于唐代官僚体制、社会架构之中进行研究，从史官与史馆的渊源及其成立背景、史馆组织、官僚体系中的史官、史官的社会阶层几个方面入手，对唐代史馆与史官进行了多学科的探讨。作者从统一帝国的需要和史学本身的发展两个方面分析史馆成立的原因，对唐代史馆的创立及其演变、史馆的地理位置、史馆的史料征集工作进行了细致分析，尤其对无人注意的史馆的庶务组织进行了研究。在对史馆中的史官进行探讨时，分析了史官的社会阶层、入仕途径、籍贯、家族及交游，该书没有停留在制度史、史学史的层面上，而是做综合考察，研究方法值得借鉴。该书还列出唐代史馆史官表、宰相监修国史组织表、起居郎、舍人迁入官表、区域表、家族表等33个表，功力甚巨，极便省览。邱添生《唐代设馆修史制度探微》（《唐代研究论集》（第二辑），台北市新文丰出版公司1992年出版）详尽分析唐代史馆出现的时代背景、史馆制度的形成与修史成果、史馆的利弊得失等。指出史馆形成的时代背景有四条：一是秘藏典籍私家难以周览，二是繁富史料私家难以综理，三为私家修史易惹祸端，四为明令禁绝私修国史。其修史成果有唐代自高宗至武宗诸帝实录、前朝正史、多部典礼之书和方志。唐代史馆属于朝廷整体政权系统中的一个专设机构，资料收集完备，人力物力充足，但史家的独创性不易发挥，失却了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史家理想。雷家骥《唐前期国史官修体制的演变》（《唐代研究论集》（第二辑），台北市新文丰出版公司1992年出版）着重分析了国史修撰由垄断化至禁密化的过程，研究了禁密化下的贞观修注制度、精神与功能，探讨了馆院制度的破坏及其意义，考察了武后时代的官修情况与馆院学派的史学复辟。指出从东汉班固被告私作国史，到王劭被告私撰北齐史，到隋文帝禁止私修国史，再到唐初设馆修史，国史修撰逐步被垄断。在国史禁密之下，善恶必书的修史制度因帝王干预、史臣取媚而不断破坏。武则天时期，史馆制度屡遭专制政权冲击，遂引起刘知几等人的严厉批评，在史学史上意义重大。该文从社会、学术几个方面对史馆制度进行考察，值得我们注意。

　　四、宋、辽、金、元史馆

　　史馆制度在唐代确立后，到宋代有了更大的发展，重要表现就是史馆规模扩大。在中国历史上，宋代的修史机构可以说是最多的，有史馆、编修院、国史院、实录院、日历所、起居院、会要所、玉牒所、圣政所、时政记房等多种修史机构，史官地位也较尊崇。百余年来，对宋代官方修史制度的研究，成绩可喜。

　　许沛藻《宋代修史制度及其对史学的影响》（《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对宋代统治者重视修史、读史，宋代的修史制度、机构以及修撰当代史风气盛行的原因作了详尽的阐述。指出宋承唐制，逐渐形成了以史馆为基础，起居院、两时政记房、玉牒所、日历所为常设分支机构和各种修书局为编撰机构的修史体制；形成了一套有效的修史程序，建立了严密的收集、报送史料、档案的制度；皇帝干预修史趋于制度化。统治者对修史的重视，促进了士大夫阶层对历史，尤其对当代史的研究兴趣；官修史书大量流入民间，为私家著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条件。张新民《〈通鉴〉编修与史馆制度》（《贵州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分析了司马光以史馆修史的方式组织《通鉴》编修，妙选人才，明确分工，统一方法，限定日程，广泛取材，主修裁断，既避免了官修史书的弊端，又树立了集体编书的良好楷模。宋立民《宋代史馆沿革考》（《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1期）对变化复杂的宋代史馆的兴废演变进行专门考察，指出宋代史馆的发展分北宋、南宋两个阶段，北宋时，太祖朝为因袭时期，史馆主要担负修史和藏书；太宗朝为创新时期，三馆重建、官制更新、制度创新、不再储藏禁书、增加育人职能；真宗朝为史馆发展时期，史馆制度趋于稳定；仁宗朝为衰变时期，编修院夺去史馆修史之职；神宗时期，史馆名存实亡。南宋史馆变革更为复杂，大体经历了重建、改并、发展和消亡四个时期。

　　在宋代修史制度的研究方面，蔡崇榜的《宋代修史制度研究》（台北市文津出版社1991年出版）和宋立民的《宋代史官制度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两书值得注意。蔡书是第一部系统研究宋代修史制度的著作，该书对起居注、时政记、日历、史馆与史院制度、历朝实录、历朝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