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作为华夏民族普遍使用的文字，这一事实显然是伴随着华夏文明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因此，有关中国文字起源的研究，绝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仅仅是指汉字起源的研究。换句话说，探讨中国文字的起源不仅要关注汉字的起源问题，而且也同样应该关注生活在黄河和长江流域的古代先民所使用的非汉字系统的文字的起源问题。随着考古资料的积累，中国文字起源的多源特点已经愈来愈清楚。

先民创制文字的目的首先就是为实现人与神或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所以文字乃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而从人类早期文字的普遍特点分析，文字的创造则源于象形，这其实是人们建立起人与神对于文字字义具有共同的理解标准和认知内涵的基本条件。因此在我们有能力确凿无误地证认一种文字体系之前，任何不具有书面语意义而独立存在的符号，都无助于自我判明其是否具有记录语言的功能；同时那些在结构上不能完整地体现依类象形特点的符号，也就无法证明它们是为表达某些相对复杂的概念而有意识地创制的作品。很明显，这些书契资料并不足以表明它们的性质一定属于文字。从这一意义上讲，以殷商甲骨文为代表的汉字体系无疑已是一种相当成熟的文字，这种文字体系不仅单字的数量已非常可观（1），而且普遍采用形声字的造字方法，从而表明其必然经历了漫长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所以，追溯甲骨文之前的古老汉字的起源，一直成为学术界所关注的热点问题。

殷墟发现的甲骨文的年代约当公元前13世纪至前11世纪的商代晚期，但这显然不是这种文字的使用年代。按照甲骨文的传统分期成果，被纳入第一期的殷王虽然包括盘庚、小辛、小乙、武丁两代四王，但真正能够确定为武丁以前的甲骨文资料却数量极少，学者虽不遗余力地对这一问题进行探索（2），但所提出的为数不多的若干资料，对其时代的判断迄今仍难取得共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武丁以前没有文字，新资料的出土和研究方法的创新都可能使旧有的认识大为改变,history of wholesale clothing。

早于殷墟时期的商代甲骨文虽然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就陆续在郑州二里岗等遗址有零星发现（3），而且属于武丁以前的铜器铭文与陶器文字也基本可以得到证实（4），但河南郑州小双桥商代中期遗址陶器上发现的朱书文字显然对于追溯汉字的来源更有意义。这些文字或一字独书，或数字并存，可辨识的有“尹”、“天”、“�1�7”等文字（图一），时代约属公元前15世纪（5），这些文字不仅与甲骨文明确属于同一个体系，而且其时代也较殷墟甲骨文更早。

小双桥的朱书文字并非最原始的汉字当然可以肯定，约属公元前二十一世纪的陶寺文化陶背壶上已发现有朱书的“文□”二字（图二）（6），也与甲骨文属于同一体系的文字。“文□”的含义似乎与禹名“文命”有关（7），这意味着以商代甲骨文为代表的汉字系统事实上是在继承夏代文字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8）,these latest Handbags，这一事实可以通过殷墟到陶寺文化的相关文字资料清晰地追溯出来。

诚然，目前的考古资料尚不足以为我们寻找夏代文字的渊源提供依据，尽管汉字起源于象形的事实曾使学者认为仰韶文化的彩陶图像有可能体现着早期汉字的原始形态（9），但依类象形的造字方法却并不仅仅为汉字所独有（10）。当然，如果从文化地理和考古学文化面貌等因素作为一种文字形成的文化背景的角度加以分析，这种比较仍然具有积极的价值。

与夏代文字同时并存的另一种文字显然不属于汉字的系统，其中的一件重要物证就是发现于山东邹平丁公遗址的属于龙山时代的陶文（11）。陶文以利器刻于大平底盆上，尚存11字（图三），时代约为公元前二十一世纪。

由于丁公陶文的字形结构明显区别于以甲骨文为代表的汉字体系，而与古彝文绝多相同，因而属于古彝文（12）。对其文字的释读，我们曾有详尽的讨论（13）。11字自上而下，自右至左汉译为：“魅卜，阿普渎祈，告。吉长，百鸡拐爪……。”性质为招祖护佑，驱邪求吉的卜辞。其中“魅卜”意即卜魅（14），“魅”为占卜对象，意即为恶鬼诸邪而卜。“阿普渎祈”意即祈求阿普渎，“阿普渎”为洪水后的彝族始祖。“告”为祭名。“吉长”意即长吉，犹殷卜辞所言之“引吉”。“百鸡拐爪”意为以鸡骨卜卦，属彝人传统的占卜形式。陶文反映了彝族百解祭中禳病除邪的祭仪。

彝族自称ni ，为古称，汉译为“夷”，字与古彝文“人”字同源，“人”为本字，“夷”为后起字。而且古彝文“人”字本又为彝族始祖之名，所以彝族的族名实际来源于始祖之名，即彝人以其始祖之名作为族称（15）。将这一事实与甲骨文所反映的殷夷争胜的史实对观，显然有助于我们梳理夷史的源流。殷人以其时位居海岱地区的方伯称为“人方”，这与夷人的族称及所居地望恰好密合。这些事实不仅印证了丁公陶文属于古彝文的文字体系，而且直接涉及到对于新石器时代乃至商周时期分布或部分地分布于海岱地区的先民族属的认识。

我们曾经通过对新石器时代先民创造的一种特殊八角图形的研究，讨论了自内蒙古东部以至山东、江苏、湖南和江西地区分布的小河沿文化、大汶口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和大溪文化之间的文化联系（16），这个经东北而历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曾被学者称为“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17），其文化面貌确实表现出与西部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原始文化的极大不同，这些文化正是孕育出独立于夏文字之外的彝文字的文化母体（18）。

当我们以太行山为界而将分布于东西两域的考古学文化加以对比的时候，它们之间所表现出的宏观差异相信会被每一个人所认同，这种文化差异如果与不同的族属联系起来考虑显然更有意义，而不同文化的形成应该正奠定了夷夏两种不同文字创造和产生的沃土。很明显，假如我们还没有理由将夷、夏两种文化的起源年代追溯得更早的话，那么至少到新石器时代晚期，以夷夏东西的古史观去重建这一时期的历史应是谨慎和客观的做法（19），同时，这种观念必然关系到我们对相关考古学文化出土的文字的解读方法的思考。当然，对于这样一个重要问题的阐释，新的古彝文资料的发现和文字释读成果的积累都是至关重要的。

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存是一支距今9000-7800年的原始文化，虽然其陶器特征与裴李岗文化十分接近，但占卜用龟及獐牙随葬的风俗却与大汶口文化及薛家岗文化相似，至于其稻作农业，则更与江淮流域的新石器文化相一致，却不见于黄河流域，足见其与东方夷文化的密切联系。值得注意的是，在贾湖遗址出土的三件龟甲上分别发现契刻的三个文字，其中一件完整龟腹甲（M344�1�718）上的文字作“ ”形（图四）（20），与殷商甲骨文的“目”字相似。这个字形不仅已具有了完整的象形结构，而且在数千年后的良渚文化遗物上也曾出现，这种存在于异时异地但结构却一成不变的符号已经显示了其所具有的超时空和超方言的定型文字的特征，应该可以区别于简单的记事符号。但问题是，如果我们以甲骨文为标准而判读此字就是“目”字，尽管在字形上并不存在太大的问题，但古人缘何独以“目”字契刻于占卜的龟甲，其用意却似乎难以解释。况且类似的文字还见于良渚文化的玉璧之上（图五）（21），而玉璧作为礼天之器，契刻“目”字更于理难通。然而当我们用古彝文作为研释标准解读这个文字的时候，疑问便可迎刃而解。因为古彝文“吉”字与贾湖龟甲上的目形文字形构完全一致，字读为v�0�5�0�2，与汉字“目”的古音极为接近，证明古彝文“吉”字的造字本义即取眼目之象形文，用为吉凶之吉，而“吉”字契刻于用于占卜的龟甲和祭天的玉璧，甚合情理。故据古彝文，将贾湖龟甲和良渚文化玉璧上的契刻文字释为“吉”，意义畅达。

江苏海安青墩良渚文化遗址出土陶罐外腹刻有四个符号（22），其中居左的特殊八角图像乃八卦与九宫的象征，彝语称述八卦即为八角，有关问题我们已有详细讨论（23）。而八角图像的右侧则有三个文字（图六），其中第一字象斧钺之形，此字最早见于大汶口文化陶尊（图七）（24），而晚可见于战国巴蜀文化铜盆（25），字形结构一脉相承。相同字形的文字于古彝文读为ndzo ，意为领袖。这当然为我们提供了讨论其造字本义的机会，因为甲骨文的“王”字来源于作为王权象征的斧钺仪仗的形象（26），而古彝文表示领袖或首领的文字竟也恰好再现了这一特点。此字见于大汶口文化陶尊，似乎又与郑州小双桥陶器上独书“尹”字的寓意相同，因为甲骨文“尹”字的意义有时正可以理解为“君”（27）。毫无疑问，夷夏两种王字取形的共同来源不仅反映了不同民族对于权力象征的共同认识，而且反映了两种文化的密切联系。事实上，假如古彝文的领袖或首领可以与汉字的“王”具有相同的含义的话，那么它将有助于我们思考中国早期文明中由“帝”到“王”的政治转变的历史。

运用古彝文解读上述文字资料，在使文字本身得到圆满解释的同时，更可使文字与其载体之间的关系得到合理的说明。这充分证明了以丁公陶文为代表的彝文字体系是与夏文字同时共存的古老文字（28）。

在东方的彝文字与西方的夏文字流行的同时，夷夏地区普遍存在着一种用于记事的简单符号。这些符号基本上都契刻于陶器之上，而且一件陶器往往也只刻有一个符号。陶符的数量比之我们有机会讨论的早期文字资料丰富得多，从而成为学者长期以来探索中国文字起源，准确地说是探索汉字起源的基本材料，并认为这些刻划符号乃是文字起源阶段所产生的简单文字，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29），甚至由此提出汉字源于指事与象形的“二元”论点（30），事实上，这类陶符在形构上既与夏文字大别，也与彝文字不同，而在流行的时间上，则自新石器时代开始，一直延续到汉字已经广泛使用的战国时代。陶符与汉字共存的现象足以说明，这类长期被学者怀疑为文字的陶符其实与汉字存在着严格的区别，至于其与古彝文的关系，则也尚待研究。学者或将此类早期陶符与陶文加以区分，并指出其非属汉字的性质（31），乃真知灼见。

正像考古学研究必须首先区分不同的考古学文化一样，对于中国文字起源的研究也不可能将文字与其所属的文化相割裂。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可能反映了古代族群的多样性，这实际决定了文字起源的多源性。考古学证据显示，三代及其以前尚未形成华夏一统的政治格局，这意味着人们长期习惯于利用殷商甲骨文作为解读早期文字的唯一手段的做法需要重新检讨，因为这无异于承认以甲骨文为代表的文字体系乃是早期社会通行的唯一文字。显然，山东丁公龙山时代陶文的发现已使我们认识到在对待文字起源的问题时不能如此简单，中国文字的起源研究能否摆脱“大一统”观念的束缚，则是我们必须慎重思考的问题。事实上，我们只有跳出汉字一统的传统窠臼，将可供研究文字起源的原始史料置于不同考古学文化的背景之下加以讨论，才可能获得客观的结论。而丁公陶文的出土则为中国文字的起源研究提供了重要契机，这不仅因为陶文成组出现，从而明确显示出其所具有的记录语言的功能，这当然与大量独立契刻于陶器上的符号形成了本质的区别，同时更为重要的是，陶文的形构完全不同于以甲骨文为代表的汉字体系，这意味着如果我们可以正确地解读这种文字，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对中国早期文字的发展状况获得新的认识，进而建立起与已知的甲骨文体系或同或异的有关文字起源的研判标准，并寻找到正确的研究方法。

我们曾经指出，陶寺文化的朱书文字明确显示了其与商代甲骨文属于同一体系的文字，因此它无疑应是以商代甲骨文为代表的汉字的直接祖先。而山西陶寺文化文字与山东丁公龙山时代文字并存的事实，则已明确证明了中国文字的起源至少具有两个独立的系统（巴蜀文字可能属于另一新的系统），即以山东丁公龙山时代文字为代表的东方夷（彝）文字系统和以山西陶寺文化文字为代表的西方夏文字系统。其后殷承夏制，周承殷制，夏文字随着夏、商、周三代政治势力的强大，逐渐成为华夏民族的正统文字而得到了强劲的发展。而彝族文化则随着商周民族对于东夷、淮夷、南淮夷、南夷的不断打击，或融合，或南徙，使其文字最终成为偏守一隅的彝民族使用的文字而得以流传。这些事实清楚地表明，统治者在实现其政治扩张和王权统一的理想的过程中，文字充当了最主要的文治教化的工具。

注 释：

（1）据学者最新统计，甲骨文单字的数量近4100个，如计异体字，则逾6000个。见沈建华、曹锦炎：《新编甲骨文字形总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

（2）胡厚宣：《甲骨续存�6�1序》，群联出版社，1955年；刘一曼、郭振录、温明荣：《考古发掘与卜辞断代》，《考古》1986年第6期；彭裕商：《殷墟甲骨断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曹定云：《殷墟田野发掘与卜辞断代》，《考古学集刊》第15集，文物出版社，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98年-1999年安阳洹北商城花园庄东地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15集，文物出版社，2004年。

（3）河南省文物局文物工作队：《郑州二里冈》，第38页，图版拾陆，6，科学出版社，1959年；裴明相：《略谈郑州商代前期的骨刻文字》，《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殷都学刊增刊，1985年；《郑州商城考古新发现与研究》，中州古藉出版社，1993年。

（4）曹淑琴：《商代中期有铭铜器初探》，《考古》1988年第3期；刘一曼：《殷墟陶文研究》，《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mans briefcase，文物出版社，198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 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4年。

（5）宋国定：《郑州小双桥遗址出土陶器上的朱书》，《文物》2003年第5期。

（6）《陶寺建筑基址是否城址定论尚早》，《光明日报》2000年6月14日A3版；梁星彭：《陶寺遗址发现夯土遗存》，《中国文物报》2000年7月16日1版。

（7）冯时：《夏社考》，21世纪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2000年8月，北京；收入《21世纪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8）冯时：《文字起源与夷夏东西》，《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3期，2002年。

（9）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李孝定：《中国文字的原始与演变》（上、下篇），《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45本第2分、第3分，1974年；《再论史前陶文和汉字的起源问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0本第3分，1979年。

（10）古彝文，纳西文也源于象形。

（11）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山东邹平丁公遗址第四、五次发掘简报》，《考古》1993年第4期。

（12）冯时：《龙山时代陶文与古彝文》，《光明日报》1993年6月6日“文物与考古”,punk belt buckles。

（13）冯时：《山东丁公龙山时代文字解读》，《考古》1994年第1期。

（14）彝语语法只有宾语前置于动词的一种形式。下同。

（15）彝族传统文献始终自以“夷”为族称。新中国建立之后，误以“夷”有歧视之意，遂改为“彝”，但彝族对于族称的这种改变至今仍存异议。

（16）冯时：《史前八角纹与上古天数观》，《考古求知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中国天文考古学》第八章第二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17）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

（18）冯时：《文字起源与彝夏东西》，《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研究中心通讯》第3期，2002年。

（19）傅斯年：《夷夏东西说》，《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下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1935年。

（20）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贾湖》上册，科学出版社，1999年。

（21）邓淑苹：《中国新石器时代玉器上的神秘符号》，《故宫学术季刊》第十卷第三期，1993年。

（22）张明华、王惠菊：《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陶文》，《考古》1990年第10期。

（23）冯时：《史前八角纹与上古天数观》，《考古求知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中国天文考古学》第八章第二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24）高明：《古陶文�1�7编》，中华书局，2004年。

（25）四川省文管会、雅安地区文管所、宝兴县文管所：《四川宝兴汉塔山战国土坑积石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9年第3期。

（26）林�1�7：《说“王”》，《考古》1965年第6期。

（27）李学勤：《释多君、多子》，《甲骨文与殷商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28）有关古彝文资料的汇集研究，容另文讨论。

（29）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于省吾：《关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考古》1973年第2期。

（30）杨建芳：《汉字起源二元说》，《中国语文研究》第三辑，香港中文大学，1981年。

（31）高明：《论陶符兼谈汉字的起源》，《北京大学学报》1984年第6期。相关的主题文章：

非但嬴政出生我们了解不多,他的人生以及那个时代的历史记忆,也大都是微博体的,碎片化且简单,有许多留白之处,最后给了小说家者流发挥的空间。

比如他的身世,史记记载他的父母从相识到结婚到他出生,也就一条微博的长度。后世据此看出秦始皇是吕不韦私生子的说法,在逻辑上能够成立吗？为秦始皇求不老仙丹的术士徐福,到底滞留哪里不归？是否真的是传说中的日本？统一六国,秦国用了多少兵力？史学家们一边说,知道皇陵构造的工匠已经全部陪葬了,一边又详细描绘了皇陵内部的架构、摆设,他们的记述,是否可靠？对这个首次实现中国大一统的帝王而言,那寥寥几个问题,不过是探究他人生谜团的一个开始。

秦始皇的父亲是吕不韦？这话放在秦代,自然不能乱说,这种大谣,无论传播范围多小,让秦始皇知道都要被杀头的。权倾一时的宠臣曾在酒后放肆,说自己是始皇帝的干爹,导致少年始皇帝对他产生猜忌,他最终狗急跳墙造反,失败后落个五马分尸的下场。

但司马迁那会儿已经改朝换代,自然不必忌讳。史记·吕不韦列传里记载：子楚见到吕不韦宠姬、歌舞团著名团员赵姬,一见钟情,向吕不韦要。但当时赵姬已怀有身孕,吕不韦思前想后,隐瞒怀孕的事实,把赵姬送了出去。

这段记述,一方面让后世了解当时人们的性观念是何等开放,也给始皇帝的DNA来源留下想象的空间。

子楚是在赵国首都邯郸遇到赵姬的,当时他是赵国的质子——这是当时流行的做法,各国结盟订约后,交换王室子弟互做人质。只要两国相安无事,这些王室子弟也会受到很好待遇,出入自由,与当地政要名流沟通有无,和今天的驻外大使相仿。

当时财富排行榜上名列前茅的国际商业巨鳄吕不韦,在赵国首都遇到子楚后,觉得他可以通过子楚,施展自己在政治上的抱负。在跟父亲进行过一番长谈,通盘考虑了风险收益之后,吕不韦为子楚提供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笔政治献金——把整个身家都投了进去,不但为子楚提供巨大财力支持,还带着巨额游说经费,到秦国替子楚进行竞选游说,确保他能被立为王太子。

吕不韦是一个谨慎的人,否则在各国纷争频仍的时代,不可能通过国际贸易成为富甲天下的巨贾。

把怀着孩子的赵姬献给子楚,无疑给自己的投资增加了巨大的风险——一旦被发现,他将失去子楚的信任。而且,在性别鉴定技术并不发达的战国,他更无把握,赵姬所怀的孩子是可以继承大统的男孩。即使这种方式真的成功了,他也没办法与嬴政相认,并从中获利。在血统观念极强的当时,一旦嬴政被认为身出外族,必定会失去继承资格。依正常逻辑而言,这是一个几无收益,只能平添风险的操作,精明的吕不韦怎会去做？还有一条史实可以佐证这个判断。公元前257年,秦军攻赵,赵国人决定要处死子楚,吕不韦行金六百买通了赵国守卫,送子楚出城,上演了一出战国版的逃离德黑兰。而赵姬和嬴政,仍被留在邯郸城内。冒着巨大风险而投资的儿子,吕不韦会这么轻易放弃？所以说,嬴政为吕不韦骨肉这种说法疑点重重,几率很小。钱穆考古籍猜测,这种说法的出现,应该与吕不韦被始皇帝逼死有关：吕氏宾客,实力不足以抗秦,遂造为飞谣以自快。

司马迁在记述这个细节时,估计也拿不准,于是紧跟其后,又填了一笔自相矛盾的细节：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时,生子政。一种说法,期指十二个月；另有说法,大期指女子足月分娩。无论哪种说法都意味着,嬴政是足月生产,应为子楚的亲生骨肉。

徐福求仙东渡日本？开创不世伟业后,伟人总会希望自己的统治能够千秋万载,于是开始信一些怪力乱神的大师。始皇帝当然不例外,一统天下后,受当时一些术士蛊惑,信上长生不老这套理论。

其中最有名的一个大师就是徐福。几次三番蛊惑秦始皇,终于带着三千童男童女,往东乘船出海,寻找蓬莱仙岛和不老仙丹。这自然是找不到的,之前几次,徐福都用各种理由开脱了,最后一次,估计自己觉得找不到借口脱罪,索性一去不复还。

徐福这些术士们一再跳票,可气恼了秦始皇,怒曰：你们花了我那么多钱,不是携款逃了,就是没有结果。我优待你们,你们却还诽谤我。还有在首都咸阳的一些人,妖言惑众,扰乱民心。

皇帝因术士而怒,随即怒斥的对象扩大化了。这场盛怒之下的结果,就是载入史册为万世所不齿的坑儒。秦始皇派御史打击造谣者,并要被抓的儒生相互告发,最终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

而那位祸首之一徐福,据后世传言,此时应该已经东渡落户日本,成为日本民间传说中的徐福大神。

这里要插播一则韩国的研究。据韩国学者洪淳晚等人研究,徐福在定居日本前,还曾到过朝鲜半岛。一则证据是,在济州岛南部西归浦的一处瀑布石壁上刻有徐福过此的涂鸦。

在日本的民间记述中,徐福是在日本佐贺海滨靠岸登陆,在该地目前仍立有徐福上陆地的石碑、徐福祠等建筑物。佐贺平野是日本稻作的发源地,当地居民相信正是徐福将农耕技术引进日本并传授给他们。于是每年秋天,他们会把初穗献给大神徐福。更有日本传说认为,徐福就是日本的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为日本开国之祖。

考古学也给徐福东渡日本提供了佐证。根据考古研究,2200多年前,九州岛西北部出现了以稻米为主的农耕作物、金属文化、新式陶器等。这种突然的文化跃进,很可能是源自外来文化的进入。

当然,当徐福在日本为自己的事业打拼时,始皇帝没能等到仙丹,抱病而亡了。幼子胡亥阴谋篡位继承大统,为秦二世。

帝国崩溃时,百万大军在哪里？当时的秦王朝,应该拥有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军事力量。与它的经济一样,秦军崛起于商鞅变法,此后,秦有战车万乘,奋击百万。而据顾孟武七国争雄中秦的战略问题一文估计,当时战国七雄拥军总数也不过五百万,秦占五分之一。依靠着百万精兵,秦国最终实现六王毕,四海一的局面。

但是等到秦二世二年,作乱的陈胜吴广数十万军队打到距离首都咸阳百余里的地方时,胡亥竟然无兵可用,手足无措。幸好臣子章邯站出来说,现在许多犯人在骊山修建始皇帝的陵墓,可以赦免他们,并授予兵器,让这些人来作战阻敌。此后,这二十万犯人,竟成末日帝国最后一支像样的武装力量。

一个曾有百万雄师的帝国,遇到内乱时,只有正在服役的犯人可用,何以如此潦倒？曾经的百万大军去哪里了？难道秦始皇后来成了一个和平主义者,学习后代政治家自行裁兵了？当然不是。据史料记载,秦统一六国后,信术士之言,认为亡秦者,胡也,于是派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北上击胡。此后,这三十万人就此驻守北方。

唐朝司马贞撰写的史记索隐中记载,另有五十万大军,被派驻到南越,守五岭,从此不再回来。平六国后,秦又要在当地留军驻守。这样,反倒是首都咸阳,无兵可派了。

幸好,章邯争气,不但打败了压境咸阳的军队,逼得陈胜吴广自杀,还四处出击,镇压了各派反对势力,项羽的叔叔项梁,就是被他给杀死的。

第二年,章邯和项羽在巨鹿相遇了。这两个人都善攻伐战事,但项羽又比章邯厉害了那么一点点。开战,章邯不敌,屡败。受到秦二世严厉责难后,章邯派人回帝都说明战事情况,结果却发现二世的宠臣赵高有加害之心。据司马迁记载,这人逃回章邯身边后说了一句话：现在赵高从中作梗,将军你打了胜仗要被杀,打败了,更要被杀。

章邯犹豫良久,决定向项羽投降,项羽毫不客气把秦国这最后一股中坚力量坑杀了。

此后,内有政治斗争,外有大军压境,秦帝国迅速崩溃。项羽挥军入咸阳,遂屠咸阳,烧其宫室,掳其子女,收其珍宝货财,诸侯共分之。

谜底沉没幽暗世界秦帝国崩溃后,中国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时代纷繁转换,帝王相继更迭,历史书写也越来越多。但少有书写记录的秦朝,依然是一个谜团。

对文艺工作者,是好事。灭秦论、阿房宫赋、东周列国志、二十四史演义、寻秦记、大秦帝国等涉秦题材文艺创作相继涌现。而关于秦朝的正史,则越来越混乱,前述三个谜团还只是其中一小部分而已,并且,必须要说明,那也不是盖棺定论——比如军队数字,许多史学家就质疑,以当时的组织能力,不可能有动辄几十万军队的战役出现,这些数字中,很可能包括了民兵预备役以及推着小车提供后勤保障的老百姓。

蒙恬,秦国大将,生于名将之家,有中华第一勇士之称。秦统一六国之后率大军30万北击匈奴,收复很多失地,并修筑万里长城,但后来被胡亥捏造罪名赐死大秦帝国的谜底,仅用史书难以破解,还需要掘地三尺——通过考古找答案。

一些答案已经找到。比如前文说,项羽入咸阳,烧其宫室,后代人多认为,被烧的是阿房宫,如唐朝文青杜牧的阿房宫赋,最后言之凿凿：楚人一炬,可怜焦土！但2002年,考古工作队按图索骥找到阿房宫的遗址后发现,完全没有被烧过的遗迹。距离此地不远的西汉长乐宫,在东汉末年被焚毁,火烧遗迹就很明显。阿房宫的火烧遗迹不可能是被时间抹去,答案只有一个：它并没有被烧过。史记中记载项羽火烧的应该是咸阳宫——这一点也在考古中得到证实。

2012年,秦始皇陵兵马俑进行第三次发掘工作时,也曾发现了火烧遗迹。纵火犯嫌疑人再次指向了项羽。在史书记载中,项羽不但是罪行累累的纵火犯,也是个盗墓贼——秦始皇陵的首盗工作,据称就是由他完成的。

据史记·高祖列传记载,楚汉对峙时期,刘邦曾列举项羽十大罪状,其一为：项羽烧秦宫室,掘始皇帝冢,私收其财物。而后世的郦道元著水经注,写到秦始皇陵时也提到：项羽入关发之,以三十万人,三十日,运物不能穷。

当然,这些都不过是刘邦、郦道元的口供而已,现在我们知道,仅有口供是不能定罪的。要证明这些,须得等到秦始皇陵的地宫开掘之后,才能根据相关物证来一一比对秦之后的史家记载是否可靠。

地宫,是秦始皇留给后世最大的,也是最诱人的谜团了。因为挖掘、保护的技术条件仍不理想,考古界不愿如秦陵陪葬坑兵马俑一般贸然开挖地宫,他们宁愿依靠史书,来想象那个深邃、幽暗的地下世界的模样：始皇当初即位,就开挖骊山。统一天下后,从全国各地送来七十多万徒役,凿地三重泉水那么深,灌注铜水,填塞缝隙,把外棺放进去,又修造宫观,设置百官位次,珍宝奇器怪石摆列其间。命令工匠制造由机关操纵的弓箭,射杀挖墓之人。用水银做成百川江河大海,用机器灌注输送,顶壁饰有天文图象,下面置有地理图形。用娃娃鱼的油脂做成火炬,估计很久不会熄灭隆重的丧礼完毕,宝物都已藏好,三道墓门关闭,知晓墓设机关的匠人,也一同被关在里面。外面被种上了草木,远远看去,就像一座山一样。

墓地之门,从此再没有打开过。没人再见过那水银营造的江河百川景色,也没人清楚当中的珍宝藏品书简铭文会给世界带来怎样的惊喜,更没有人知道,如之前出土的汉墓马王堆女尸一般,秦始皇的遗体,是否也因使用了先进的防腐技术而拥有完整的容颜？

民间传说中的鸡冠蛇是一种虚构的存在，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他的存在，所以即便有关“鸡冠蛇”的说法多的数不胜数，可是依旧不能相信这种生物的存在。

根据各种说法可以综合一下得出这样的结论：鸡冠蛇颜色大都艳丽无比，头上有一个类似公鸡的鸡冠的存在，平时是红色，一旦要攻击敌人的时候，就会变成紫色，长达几米，可以将人围起来。据说人们在山林中或者荒野上遇见鸡冠蛇的时候，一定不能慌张，鸡冠蛇见了陌生人经常会直立起来，想要与人比比长短，要是发现人没有自己长，就会吃了人类，可是蛇这么长，哪有几个人类能比得过，所以一些聪明的人就像出了一个办法，在看到鸡冠蛇的时候，先把鞋脱下来，迅速扔向天空，鸡冠蛇就会误以为自己没比过，然后灰溜溜的跑掉。

这个说法欠缺逻辑，但是流传很广。

因为鸡冠蛇具有这样特别的形象特征，所以时常能在一些充满幻想的文学作品中看到他的出现，比如《斗罗大陆》中奥斯卡的第三魂环来自于一种名叫凤尾鸡冠蛇的魂兽，还为此和龙公蛇婆起了冲突。这个凤尾鸡冠蛇就是有一个鲜红的鸡冠，甚至不只这样，还有一个奇特的凤尾。还有《射雕英雄传》，这里面也出现过类似鸡冠蛇的描写，郭靖在某个山庄不小心杀了一条巨蟒，甚至喝了它的蛇血，那条巨蟒头上长着肉瘤，格外粗壮，被其主人称为“宝蛇”。

虽然鸡冠蛇本身是虚构的，没有任何能真实证明他存在的资料，不过有一种变色蜥蜴的别名正是“鸡冠蛇”，这是因为这种树蜥后背上长着一排类似鸡冠的棘突，不过除此之外和传说中的“鸡冠蛇”就没什么相似之处了。

甘肃凉州。

自汉朝建郡以来，“凉州”的名字换了多次，有时叫“武威”，有时叫“姑臧”，有时叫“西凉”，有时叫“前凉”……，其疆域，也时大时小。最大时，把大半个甘肃都占了，还扩延到周围几省，史称“凉州大马，横行天下”。

扩展资料：

凉州有“五凉古都”、“河西都会”、“西夏陪都”、“马踏飞燕故里”、“历史文化名城”、“优秀旅游城市”、“中国葡萄酒城” 、“凉都”、“雍都”、“凉州词的故乡”、“西藏纳入中国版图的历史见证地”、“世界白牦牛唯一产地”和“中国人参果之乡”之美誉。

凉州南接兰州，北通新疆，山脉前隔，沙漠后绕，“通一线于广漠，控五郡之咽喉”。官方初设雍州治所就在武威。古浪峡被称为中国西部的“金关银锁”，最窄处宽仅数米，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于是，就留下了许多故事。

参考资料：

中国是1987年首批申报成功了6项世界遗产，具体是

1、周口店北京人遗址 198712 文化遗产

周口店北京人遗址位于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龙骨山。因本世纪二十年代出土了较为完整的北京猿人化石而闻名于世，尤其是1929年发现了第一具北京人头盖骨，从而为北京人的存在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成为古人类研究史上的里程碑。到目前为止，出土的人类化石包括6件头盖骨、15件下颌骨、157枚牙齿及大量骨骼碎块，代表约40个北京猿人个体。为研究人类早期的生物学演化及早期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实物依据。

根据对文化沉积物的研究，北京人生活在距今70万年至20万年之间。北京人的平均脑量达1088毫升(现代人脑量为1400)，据推算北京人身高为156厘米(男)，150厘米(女)。北京人属石器时代，加工石器的方法主要为锤击法，其次为砸击法，偶见砧击法。北京人还是最早使用火的古人类，并能捕猎大型动物。北京人的寿命较短，据统计，682%死于14岁前，超过50岁的不足45%。

在龙骨山顶部于1930年发掘出生活于2万年前后的古人类化石，并命名为“山顶洞人”。1973年又发现介于二者年代之间的“新洞人”，表明北京人的延续和发展。

2、甘肃敦煌莫高窟 198712 文化遗产

俗称千佛洞。位于甘肃敦煌市东南25公里的鸣沙山东麓崖壁上，上下五层，南北长约1600米。始凿于366年，后经十六国至元十几个朝代的开凿，形成一座内容丰富、规模宏大的石窟群。现存洞窟492个，壁画45000平方米，彩塑2400余身，飞天4000余身，唐宋木结构建筑5座，莲花柱石和铺地花砖数千块，是一处由建筑、绘画、雕塑组成的博大精深的综合艺术殿堂，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宏大、保存最完好的佛教艺术宝库，被誉为“东方艺术明珠”。本世纪初又发现了藏经洞（莫高窟第17洞），洞内藏有从4—10世纪的写经、文书和文物五、六万件。引起国内外学者极大的注意, 形成了著名的敦煌学。

3、山东泰山 198712 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

泰山，古名岱山，又称岱宗。自然景观雄伟绝奇，有数千年精神文化的渗透渲染和人文景观的烘托，被誉为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缩影。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为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

世界遗产专家在泰山考察时发现，泰山既有突出普遍的自然科学价值，又有突出普遍的美学和历史文化价值，是一座融自然科学与历史文化价值于一体的神奇大山。

4、长城 198712 文化遗产

中国的长城是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的建筑工程，它始建于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秦朝统一中国之后联成万里长城。汉、明两代又曾大规模修筑。其工程之浩繁，气势之雄伟，堪称世界奇迹。岁月流逝，物是人非，如今当您登上昔日长城的遗址，不仅能目睹逶迤于群山峻岭之中的长城雄姿，还能领略到中华民族创造历史的大智大勇。

2002年11月中国唯一的水上长城辽宁九门口长城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验收，作为长城的一部分正式挂牌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5、陕西秦始皇陵及兵马俑 198712 文化遗产

位于陕西临潼县城东5公里，距西安36公里，是秦始皇嬴政的皇陵。 陵区分陵园区和从葬区两部分。陵园占地近8平方公里，建外、内城两重，封土呈四方锥形，顶部略平，高55米，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皇帝陵，也是最大的皇帝陵。

1974年以来，在陵园东15公里处发现从葬兵马俑坑三处，出土陶俑8000件、战车百乘以及数万件实物兵器等文物；1980年又在陵园西侧出土青铜铸大型车马2乘。引起全世界的震惊和关注，被誉为“世界第八奇迹”。现已在一、二、三号坑成立了秦始皇陵兵马俑博物馆，对外开放。

6、明清皇宫：北京故宫（北京）198712 、沈阳故宫（辽宁） 20047 文化遗产

又称紫禁城，位于北京市区中心，为明、清两代的皇宫，有24位皇帝相继在此登基执政。始建于1406年，至今已近600年。故宫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 最完整的古代木构建筑群，占地7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约15万平方米，拥有殿宇9000多间，其中太和殿(又称金銮殿)，是皇帝举行即位、诞辰节日庆典和出兵征伐等大典的地方。故宫黄瓦红墙，金扉朱楹，白玉雕栏，宫阙重叠, 巍峨壮观，是中国古建筑的精华。宫内现收藏珍贵历代文物和艺术品约100万件。

商纣王帝辛

纣王

燧人氏------太昊------有熊氏少典(生黄帝)------黄帝(有熊氏公孙轩辕)------少昊(青阳)------帝喾(生契又作偰,卨)------商侯王时期,殷偰[(xie)又作子契]——— 昭明 ——— 相土 ——— 昌若 ———曹圉 ——— 冥 ——— 王亥 ——— 上甲微 ——— 报乙 ——— 报丙 ——— 报丁 ——— 示壬 ——— 示癸 ——— 汤（商开国帝王，又称天乙,大乙,成汤帝,帝汤,)

至此商统一全国(商帝王时期)

1、天乙（汤、武汤、唐、大乙、殷汤、成、履）——（太丁：有人称太丁为商第二帝有人称其为王储但早逝，未及登基，弟外丙继位。至今史学界仍有争议）2、外丙——3、仲壬——4、太甲（祖甲、太宗）——5、沃丁——6、太庚——7、小甲——8、雍己——9、太戊——10、仲丁——11、外壬——12、河亶甲——13、祖乙（中宗）——14、祖辛——15、沃甲——16、祖丁——17、南庚——18、阳甲——19、盘庚（睿宗）——20、小辛——21、小乙——22、武丁（高宗）——23、祖庚——24、祖甲——25、廪辛——26、康丁——27、武乙——28、文丁——29、帝乙——30、帝辛（纣是贬损意思所以不用、帝原先名受或受德号受辛帝或帝辛）

[商（又称殷商和北蒙）代君主在古籍和甲骨人中被称为帝。自汤（天乙帝）至受凡十七代，三十传，历六百二十九年(另说六百年左右)。一说商凡三十一帝，即第二任为太丁帝，往后类推。帝位传承制度前期以“兄终弟及”为主，后期以“父死子继”为主。国都屡迁，至盘(盘)庚迁殷（今河南安阳小屯村），始定都](根据资料早商时期在上甲微时期早就迁都殷过)

由于商后被周所灭，周原为商的一个诸侯国，夺取天下后自称天子，但称王。后世为避讳，也把商历代君主称呼降帝为王。

/ 商朝前期势力还行到了盘庚,武丁帝时期版图就空前扩大了在世界帝王排行榜中商武丁帝也排在里面,燧人氏,太昊,轩辕黄帝,少昊,帝喾,大禹等等都没有排到名次商武丁帝王(商朝王字是上面个天字下面一横取意思是君临天下之意是于后来的王字有区别的)在位期间南征北战奠定了中国的版图是个文武双全文韬武略的帝王使得中国跻身于四大文明古国商朝是功不可没而且光是商朝都繁衍出了50几个姓氏他们都是轩辕黄帝直系后裔也是少昊太昊后代再往上追溯就是燧人氏的后裔了/中国只有夏族商族才是正统中国人韩国朝鲜半岛在古代中国商朝时期就是我们的领土商箕子带过五千人去了当时的高句丽现在的韩国朝鲜在那里建立了箕子王朝!这个是有根据的推不掉的!应该说古代朝鲜半岛也是中国的至少是有中国人在那里建立过王朝的 正说故都贤圣殷受德—－ 商·帝辛

更新时间：2007-1-29 9:33:11 原出处：原创 作者：河南省商宋文化研究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会长 □ 宋英泽

在河南省淇县摘星台公园内，立有一通“商朝六七贤圣君故都”的石碑，从题记与落款可以看出，此碑刻于清朝顺治元年，由时任县令、县丞、典史和明朝监察御史孙徵兰等官民同立。碑文中的“六七贤圣君”，出自《孟子·公孙丑章句上》：“由汤至武丁，贤圣之君六七作。”据《淇县志》记载，此碑原立于淇县朝歌镇南关的关帝庙一侧。

淇县因临淇河而得此名。古称沬乡、沬邑、朝歌、雅歌、临淇、卫州、淇州等，先后作殷商帝都和卫国都城500余年，历史悠久。公元前1250年，商君武丁始迁沬邑；公元前1147年，武乙继都沬邑；公元前1101年，帝乙即位后改沬邑为朝歌；公元前1075年，帝辛即位后仍袭朝歌为都。公元前1046年左右，西周王朝分商畿为邶、鄘、卫三国，设卫国于朝歌；公元前660年，戎狄破卫，改朝歌为邑；西汉置朝歌县；王莽改朝歌为雅歌；三国设朝歌郡；东魏改称临淇县；隋朝置卫县；唐初将卫县升为卫州；公元703年又复置临淇县；宋熙宁六年至宋元佑年间（1073年—1094年），几经升降复县；（后）至元二年（1336年），改临淇县为淇州；明朝洪武元年（1368年）降为淇县。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淇县划归平原省安阳地区行政公署管辖；1954年并入河南省汤阴县，改称朝歌镇；1962年与汤阴县分治，恢复为淇县；1986年划归鹤壁市。淇县现辖1区3镇4乡，175个行政村，总面积567平方公里，人口258万。1980年地名普查确认名胜古迹83处，历史地名17处，现有新石器早期文化遗址1处、仰韶文化遗址9处、龙山文化遗址25处、殷商文化遗址22处、卫国文化遗址13处，是河南省历史文化名城。

清朝顺治元年，政局不稳，蔡霍负命淇县任职，初来乍到，他便串行乡里，体察民情，并以拜访明代遗老孙徵兰为由，探求从政之道。孙徵兰为弘扬家乡文化，建议他打出淇县原为殷商帝都的金字招牌，这样既可安抚民心，为辉煌的淇县历史增光，还能为官一任，留名百世。于是蔡霍又请孙徵兰撰文书丹，在通往京城的驿道旁刻立了“殷(商)朝六七贤圣君故都”这通石碑。 《孟子·公孙丑章句上》记写：“由汤至武丁，贤圣之君六七作。”但此“贤圣之君”中，史料证明只有武丁始迁沬邑为都。而以沬邑、朝歌为都者，也只有武丁、武乙、帝乙和帝辛四位帝王。孙徵兰为什么要用“六七贤圣君”这个概数来赞誉自武丁之后的殷(商)朝贤圣君，并给后人留下思索和争辩的空间？如何寻觅或认识另“二三贤圣君”呢？辞源所谓“贤”者，是指有德行、有才能的人；“圣”者，既是指品格最高尚、智慧最高超的人物，又是臣民对帝王君主的尊称；“君”者，则是指古代国家的帝王或地位高的人。孙徵兰喜诗擅书，他除了题写“商朝六七贤圣君故都”的碑文，还在淇县城西北20余公里处的灵山绝壁上题写有摩崖石刻诗一首，诗曰：“山卓碧云插汉，泉滃绿玉飞花；三仁六七贤圣，灵杰千古同嘉。”明确地指出了被称为“殷（商）之三仁”的比干、箕子和微子，不在他所题写的“商朝六七贤圣君”之列；他所题写的“商朝六七贤圣君”，也非孟子所说的“六七作”这一量词。所以，殷商自武丁至帝辛，除了“商之三仁”外，还有“六七贤圣君。”而这“六七贤圣君”，很可能就是居沬邑或朝歌为都的“四帝三君。”“三君”则应是德才俱佳、智慧高超、地位显赫的商君武丁的帝后妇好 、宰相傅说 和殷商三朝元老、丞相商容 。因为孙徵兰是淇县朝歌镇南阳村人，他非常知悉当地百姓对帝辛受德的赞颂，但他又是朝廷命官，更加清楚朝中的事实，虽然性格豁达豪放，不苟同世俗，敢为蔡霍策划谋政之道，并出此义举，但毕竟是年老隐退，成了“睡仙。”面对尚有争议的帝辛，要把他列入贤圣君内，岂能秉笔直书。显然，这与许仲琳编撰的《封神演义》不无影响 。孙徵兰巧用“六七贤圣君”作句一语双关的代词，算上帝辛即是六，不算帝辛就是七，来了个“隐姓埋名”和“不是也是”，任你说六我言七。

因为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所以帝辛或受辛帝,受王(名受德或受)自 失 国 以后，被姬发之后和一些诽章者（上奏章诽谤的人——主 持 人）改称商纣王,并说三道四，恶语中伤。但朝歌城中的老百姓 在 世世代代 流传 的故事中，不乏对帝辛曾经有过的 英 姿 和 功 绩 的称 颂。正如 伟 大 的 浪 漫 主 义 者雨果 描述悲情英雄拿破仑那样 ：“失 败 反 而 把 失 败 者变得更 崇 高了，倒了的波拿巴仿佛比立着的拿破仑更为 伟 大。”帝辛受德 传 播 中原 文 化，弘扬 华 夏 文 明，发 展 商代经济，开 拓东南 疆 土，统 一 中国的 功 绩 在唐朝时 广 受 颂 扬。为了纪念帝辛，唐朝人在鹿台附近的金牛岭建造殿宇四座，史称鹿台寺，供人们朝拜进香。该寺每逢朝阳初升，岚雾缭绕，满天红云，就象帝辛登鹿台 自 焚 时 的熊熊火光，照彻天空，成为人们游览观赏的一处美景。“殷(商)朝六七贤圣君故都”碑的刻立，成为清朝顺治年间的一大壮举，当地百姓无不欢悦。如今，为保护殷都朝歌之物证，淇县有关部门将此碑移立到了摘星台公园内。朝歌是故都、是陪都的争论，似乎随着安阳殷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成功而嘎然止声，但人们仍寄希望于历史遗留在地下的文物能有新的发掘与发现，因为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人们对历史总是会有新的发现。

早自春秋以来，不少君臣将相、帝王伟人、专家学者就不断为受辛鸣冤不平。孔子的得意门生子贡说：“纣(受)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之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见《论语·子张篇》)。”意思是说：“帝辛到底怎样坏，其实不是象传说的那样历害，与其他君王相比，只要他有错，天下的恶事恐怕就都归他了。”宋朝罗泌在《桀纣事多失实论》中认为：“帝辛大造宫殿，建造酒池肉林，宠信女色，囚禁贤人，残害忠良等罪恶，与桀的罪恶如出一辙，凡桀的罪，就是纣的罪恶，桀纣不分，这些都是出于模仿。”《史记》谓帝辛“重刑辟、有炮格（同"炮烙"）之法。”以及“脯鄂侯尸、剖比干心”等。之后，世人凭借司马迁的“一家之言”对帝辛的偏见流传离奇，称受德为暴君，似是杀人恶魔。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赜献奏孔安国传《古文尚书》，比《今文尚书》 多二十五篇，又为暴君说增添所谓西周时代的文献依据。然而，理学家朱熹整理文献，注释古籍，疑《古文尚书》之伪，不信诗序，多有新解。对梅赜献奏的《古文尚书》二十五篇，宋·吴棫也疑系伪作。明·学者梅鷟分析《尚书》的内容、篇数、传授情况、文体来源，撰有《尚书考异》，指出它是伪作。清·学者阎若璩依梅鷟的论证，也列出了一百多条论据，佐证《尚书》作伪的事实。清·丁晏著《尚书余论》，考证出于魏·王肃之手。司马迁也说：“尚书残缺，空隙的地方很多（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第一》）”。而对司马迁的“炮格”说，台湾学者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中指出：“炮烙酷刑是夏(姒)履癸发明的 ，已登记有案，宣传家大概一时情急，忘了六百年前的往事，又叫受德再发明一次。”公元前212年，秦始皇坑杀咸阳诸生460余人，也可能坑杀有儒家学者，史称“焚书坑儒。”以致在此后两千多年漫长的儒家学派当权期间，字典上很多能形容恶劣的字句，都被象炭火一样堆到了秦始皇的头上，让后人视秦始皇为暴君。不知道司马迁因涉李陵之案而交不起换命赎金，仍遭刘彻腐刑的事 ，是否连他自己也忘了；还有项羽把蔡生投到巨锅中煮死的刑罚，这些难道还不及帝辛和秦始皇暴虐？其实，司马迁在《史记·酷吏列传》中，就写出了他的答案：“对作奸犯科的人，钻窥法令缝隙的人，你用道德礼俗是感化不了他们的，是毫无效果的，只有用严刑重罚，才能制服他们。”

历史上，商王朝处于信史形成时期，“言语异声，文字初形。”根据考古发掘出土的甲骨文研究证实，殷商时期的文字记载除了祭祀中的卜辞记事，在春秋以前的漫长岁月中，历史几乎空白，难以澄清。主要原因是时代的久远文献不足,还待以后考古发现(文献并不足或说是周人烧毁前人的典籍后来的王朝都有过毁坏前朝的事物比如秦王朝就有过焚书坑儒)不过，西周王朝及以后的著史者还是在史实中透出了一些可以做别样解释的祥光。《史记》记述：帝辛“资辩捷疾，闻见甚敏，才力过人，手格猛兽。”亦有史料说帝辛受德有倒拽九牛之威，具抚梁移柱之力，深得父君帝乙之爱，虽非长子，却立嗣继承君位。帝辛即位后，励精图治，宏振商邦，为民造福，增光先帝。他鼎新革故，废除杀戮奴隶旧制，把奴隶变成生产力，让奴隶从事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生产，为社会创造财富，“使用奴隶参加国家公务”（吕振羽《殷商时代的中国社会》第95页）。他改变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实行大规模的集体生产，开始使用耕牛，推广耕耘播种，雍土施肥，灌溉排水等完整的农业耕作技术，使殷商时期的农业生产发展迅速。同时，也促进了手工业及科学技术的进步发展，促进了社会文明进步，使商王朝再度复现中兴盛世，人民生活安定，四海诸侯宾服，深受百姓爱戴。试想，如果受德胸无大志，不问国事，他能成就殷商这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吗？所谓“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道理，商人一直是这样做的。因此，孟子认为帝受辛有“故家遗俗，流风善政”。

为了显示国家的强盛，受辛在朝歌营造了三道城垣，其中皇城面积约60万平方米，城墙基宽150米、高约10米、顶宽13米。外环宽20米、深5米的城池。二道城垣面积达12平方公里；三道城垣从南门（常屯）到北门（淇水关）的距离达22·5公里，体现了当时一个邦畿千里的大国风貌。国家发展需要和国家建设怎能成为大造宫殿之说呢？

为了制服东南夷的搔扰，帝辛一改先君帝乙的征伐办法，注重用兵策略(还用过象队)。当时，东夷是比较强大的部落，常常入侵殷商之地，搔扰掳掠庶民百姓，自武丁至帝乙等虽然多次讨伐，均未彻底制服。受辛则以雄才大略，命天下各路诸侯选派武功高强的勇士到黎地（今山东省郓城西一带）进行大规模的演练，以向东夷展示其攻防实力，致使东夷面对强大的殷商王朝，再也不敢轻举妄动。受辛还是一个开拓者，为了扩展疆土，统一天下，他亲自率兵征东夷、伐八方，使疆土面积不断扩大，并将中原文化传至江淮、浙赣、川陕、山西、湖北、江西、四川、甘肃、内蒙等。淇县的民谚说：“帝辛(受帝)的江山，铁桶一般。”如果受辛真的只是一个“造宫室、建酒池、宠女色、囚贤人、害忠良”的暴君，他能稳坐殷商江山数十年吗？文王如不假修仁德，武王如不收买姜尚(吕尚,字子牙) ，受王那铁桶一般的江山岂能轻易被偷袭攻破？仅仅是众俘倒戈，没有殊死搏斗的牧野之战，怎能会血流漂杵？孟子对此曾说：“仁人无故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以血流杵也？”孟子这番话的意思就是：“周武王若是仁人君子，那天下是没有敌手的。他现在侵占商的土地，竟然使将士们的血流得可以把几十斤重的兵器木杵都漂浮了起来，这怎么能让人相信呢？”毛主席评价受德说：“帝辛那个时候很有名望，商朝的老百姓很拥护他。帝辛自杀了，他宁死不投降（见《毛主席读书笔记解析》第1157页）。”而对于姜尚(别姓吕,名尚字子牙)这个人，毛主席也有一种别样的注解。1949年8月18日，毛主席在新华社发表《别了，司徒雷登》的评论，为这个“无可奈何花落去”的美国姥送行。毛主席指出：“美国人在北平、在天津、在上海，都洒了些救济粉，看一看什么人愿意弯腰拾起来。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嗟来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毛主席引用的这个典故，就源自商朝的姜尚(吕尚,子牙)。姜尚叛逃商朝后，直奔西伯姬昌 ，但又怕主动投靠身份不高，于是心生一计，住在西伯姬昌经常出没的渭水之滨，用一杆无饵的直钩在三尺水面上垂钓，口中念叨着：“负命者上来。”后来姜尚果然被姬昌重用，成为“幽谋(奸谋暗处诡谋)修德，以倾商攻”，积极辅佐姬发翦商的羽翼。

郭沫若先生在《青铜时代·驳说儒》中说：“帝辛这个人对于我们民族发展上的功劳倒是不可淹没的。商代末年有一个很宏大的历史事件，便是征伐东南（夷）、经营东南沿海。这件事几乎被周以来的史学家完全抹杀了。这件事在我看来，比起周人的翦灭商室于我们民族的贡献更伟大。”郭沫若先生亦有诗曰（见《郭沫若全集文学篇》四·豫秦晋纪游）：

偶来洹水忆帝辛，统一神州赖此人。 百克东夷身自损，千秋公案与谁论？ 此当尚在帝辛前，观此胜于读古书。 勿谓帝辛太暴虐，奴隶解放实前躯。周王克商实侥幸，万恶朝宗归受身。 中原文化商始创，商人鹊巢周鸠居。 帝辛之功迈周发，帝辛之罪有莫须。 受德之名当恢复，帝辛之冤当解除。 秦始皇帝收其功，其功宏伟古无侔。 但如溯流挥其源，实由殷受开其初。 固当厚古而薄今，亦莫反白以为污。 非徒好辩实有以，古为今用斥虚无。 方今人民已作主，权衡公正无偏诬。 谁如有功于民族，翻开公案莫蜘躇。

随着当今人文主义思想观念的深化，对帝辛的正确评价已经成为史学界必须深入研究和解决的问题了，古今许许多多的文人墨客、专家学者、甚至帝王君臣、圣贤伟人对受辛功大于过的评价，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史学家吕振羽先生在《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一书的绪论中说：“从商人当时散布的地域研究，她或者比当时散处在黄河上游各民族还有先来到中原的可能。”历史研究资料表明，中原地区是各族人民南来北往、东西行走的必经之地，是各族人民频繁活动和密切交往的社会活动中心，是中华民族的主要发祥地。百家姓中有61个主要姓氏是从商代起在朝歌地区产生的，其中单姓52个、复姓9个，这说明中原地区的人多是从古老的殷商人群中繁衍下来的。因此，作为燧人氏、太昊、轩辕子孙、华夏儿女、殷商后人，我们有责任为我们的先祖洗去不白之冤，以使洁者不污，明者不晦。

中原地区民俗文化底蕴深厚，流传有很多世代传承的神话故事，人类口头语言艺术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非常丰富，在中国的神话系统中占有十大神话 。遗憾的是诸如《封神演义》这类虚构人物情节、诬蔑丑化帝王、内容荒诞糟粕、附和封建迷信、愚弄劳动人民的神话，在历史的长河中被人为地固化成了神话本身，演义成了索然无味的说教。虽然这种神话不用作任何考证就可以确定它的虚构是一目了然的，是鲁迅先生一针见血陈指“其根柢，则方士之见而已（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从中华民族有始祖起古文化可考者，自商始(或至五帝夏朝始因没有发现夏的文字或太少了)。国学大师文怀沙先生认为 ：“中国最早的成熟文化便是殷商文化，这些文化都发源于中原。”中国文物学会会长罗哲文、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伯谦、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会长王宇信等知名专家学者，对殷商文化予以高度平价，他们说：“殷商文化是充满生命力的古代文明。不仅相当进步而且日臻成熟。”商时期有独立发展的文字体系，有高效的政治组织，有规模化的军事组织，有熟练的青铜铸造技术，有精湛的雕玉工艺，农作物品种、耕作技术和农田水利有较大发展，这种文化表现出殷商时期富蔗的物质生活，表现出高度成熟的民族艺术以及明确的社会组织，对后世起着巨大影响。因此，利用考古发掘的文物实证和史料相结合，对史前史、半信史以及夏、商、周断代史，特别是殷商文化进行深入研究，是有益的，也是必须的。三千多年来，青铜生满绿锈，黄土掩埋甲骨，殷商历史研究难道无法取得积极进展么？商文化也难以寻觅踪迹了么？科学有序的考古发掘和文物考古科学，将能尽快地为我们找到答案。愿所有研究历史的人，不再以空口无凭的“无稽之谈”，继续借用“相传”二字，推掉你研究历史的重任。滚滚前进的历史车轮是有后辙的，只要经过努力，总是可以找到履迹的，而这条履迹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2001年出版发行的《新华词典》对“纣王,帝辛''(受辛帝,受王,)这一条目的注释是：“商朝最后一个君主，对中国古代的统一和各族文化的交流与发展有过一定贡献。”这无疑是当今史学家在典籍类图书中对受德公正评价的一个开端。

在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宝库中，殷商王朝创造的文明载体—甲骨文和金文,铭文铭记了这个朝代的功业(竹简容易腐烂不好保存或现存极少了，孔子曰:"唯殷之先人有册有典''这个说明商朝早有竹简了),尽管这有可能只是周人选择保留的，但其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和文明史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它在任何时候都能唤起我们思忆那个时代。研究历史的意义不完全在于发现尘埃封掩的历史真相，而在于总结历史给予我们的启示。这种启示，对于每一个人来说，是不可能完全相同的。人们对于殷商历史的认识或观点， 也不可能完全相同；从学术角度来说，谁也不可能绝对正确。但这必竟是一种认识或观点。

注：商朝末代天子号帝辛或受辛，受王名受或受德。是个文武双全的帝王！！根据考古资料的确是个好君王大帝！！反对无效90%可信！！帝辛之恶假与夏桀，周厉王，周幽王，隋炀帝，刘宋王朝的刘义隆，刘子业。刘彧等。不多讲反正都是**的暴君昏君！见<<资治通鉴>>帝辛是位失败的英雄他虽失败但英气永寸！我们相信好的是说不坏的！时间会证明我们的观点是对的！考古是唯一出路还有很多人为他鸣不平早在春秋时期的孔子学生子贡等都说帝辛之恶是周人虚伪造出的,是为了出师有名这是他们的政治目的！《〈话说中国之创世在东方〉》，《〈中国帝王之谜〉》。毛主席和著名考古学家郭沫若也说过受德是个能文能武的帝王！！桀纣的纣字是恶谥不是他的本名本号！！助桀为虐！助幽为虐！助厉为虐！都是真实的！就该这么写！助炀为虐！秦朝坑杀赵国20万人算暴虐吗项羽坑杀秦兵30万算不算暴虐 予认为看事物不能只看清它的一面还要看清它的另一面，不要偏激,要做到适中．客观知晓一切得以明理。

正说商帝辛(号帝辛,受辛,名受德,受)有些人就是不负责人啊好像你们亲眼见到似的商帝辛殷受德真是太冤枉了还要被驾崩三千多年了还要被汝等黄毛贱人侮辱诽谤真是太不像话了!一代文治武功英明的天子最后是个失败的英雄啊早在春秋时期的子贡就说过帝辛受是个好的君主是被后人将夏桀的罪孽附会到他的身上的(好多学者都说过都研究过)炮烙是夏桀发明的已经登记在案了怎么又要叫帝辛在发明一次啊真是乱讲不负责人!肉山酒海琼室瑶台原来是指夏桀的后来被用在了帝辛的身上了真是不公平啊!那是桀受不分啊!还有周厉王周幽王隋炀帝(隋炀帝杀父*父妃),就连唐朝的李世民也杀兄弟逼迫自己的父亲让位连自己的嫂子都给奸了那不也算昏